陶渊明自耕自食的田园生活虽然远离了尘世恶浊，却也要承担肢体的病衰、人生的艰辛。田园破败了，他日趋穷困，唯一珍贵的财富就是理想的权利。于是，他写下了《桃花源记》。田园是“此岸理想”，桃花源是“彼岸理想”。终点在彼岸，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终点，因此也可以不把它当做终点。

    《桃花源记》用娓娓动听的讲述，从时间和空间两度上把理想蓝图与现实生活清晰地隔离开来。这种隔离，初一看是艺术手法，实际上是哲理设计。

    就时间论，桃花源中人的祖先为“避秦时乱”而躲进这里，其实也就躲开了世俗年代。“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时间在这里停止了，历史在这里消失了，这在外人看来是一种可笑的落伍和背时，但刚想笑，表情就会凝冻。人们反躬自问：这里的人们生活得那么怡然自得，外面的改朝换代、纷扰岁月，究竟有多少真正的意义？于是，应该受到嘲笑的不再是桃花源中人，而是时间和历史的外部形式。这种嘲笑，对人们习惯于依附着历史寻找意义的惰性，颠覆得惊心动魄。

    就空间论，桃花源更是与人们所熟悉的茫茫尘世切割得非常彻底。这种切割，并没有借用危崖险谷、铁闸石门，而是通过另外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美丑切割。这是一个因美丽而独立的空间，在进入之前就已经是岸边数百步的桃花林，没有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那位渔人是惊异于这段美景才渐次深入的。这就是说，即便在门口，它已经与世俗空间在美丑对比上“势不两立”。第二种方式是和乱世切割。这是一个凭着祥和安适而独立的空间，独立于乱世争逐之外。和平的景象极其平常又极其诱人：良田、美地、桑竹、阡陌、鸡犬相闻、黄发垂髫……这正是历尽离乱的人们心中的天堂。但一切离乱又总与功业有关，而所谓功业，大多是对玉阶、华盖、金杖、龙椅的争夺。人们即便是把这些耀眼的东西全都加在一起，又怎能及得上桃花源中的那些平常景象？因此，平常，反而有了超常的力度，成了人们最奢侈的盼望。很多人说，我们也过着很平常的生活呀。其实，即使是普通民众，也总是与试图摆脱平常状态的功利竞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都不是桃花源中人。桃花源之所以成为桃花源，就是在集体心理上不存在对外界的向往和窥探。外界，被这里的人们切除了。没有了外界，也就阻断了天下功利体系。这种自给自足的生态独立和精神独立，才是真正的空间独立。第三种方式可以说得拗口一点，叫“不可逆切割”。桃花源的独自美好，容不得异质介入。那位渔人的偶尔进入引动传播，而传播又必然导致异质介入。因此，陶渊明选择了一个更具有哲学深度的结局——桃花源永久地消失于被重新寻找的可能性之外。桃花源中人虽不知外界，却严防外界，在渔人离开前叮嘱“不足为外人道也”。渔人背叛了这个叮嘱，出来时一路留下标记，并且终于让执政的太守知道了。但结果是，太守派人跟着他循着标记寻找，全然迷路。更有趣的是，一个品行高尚的隐士闻讯后也来找，同样失败。陶渊明借此划出一条界限，桃花源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隐士天地，那些以名声、学识、姿态相标榜的“高人”，也不能触及它。这个“不可逆切割”，使桃花源表现出一种近似洁癖的冷然。陶渊明告诉一切过于实用主义的中国人，理想的蓝图是不可以随脚出入的。在信仰层面上，它永远在；在实用层面上，它不可逆。

古人出行带什么样的包

    在中国古代，衣服大多没有口袋，古人出行时“包”是不可或缺的。“包”最早并不叫“包”，而是叫“佩囊”。佩囊是古代使用最早、流行时间最久的包，像钥匙、印章、凭证、手巾一类必须随身带的东西，大都放在这种囊内。因为外出时多将其佩戴于腰间，故谓之“佩囊”。从文献记载来看，先秦时人们已有带包的习惯，即所谓“佩囊之俗”。古人的“佩囊之俗”推测起源于士兵配备的箭囊。佩囊实用方便，从先秦用到了明清，虽然名称和款式多有变化，但人们都少不了佩囊。古代的包也有大小之别，汉代学者毛亨称“小日橐，大日囊”；制作材料也不一样，有皮包和布包之分。

    汉朝时，佩囊被称为“滕囊”。滕囊是一种小包。汉代也出现了一种叫“绶囊”的方形包，皇帝常常用之赏赐臣僚，有绶囊的人自然是有官爵之人，所以，“包”成了身份象征。绶囊主要用于盛放印信一类的东西。因为“包”已与身份联系了起来，所以在图案、色彩上都有规定和讲究。绶囊最常用的图案是兽头，故称“兽头辇囊”。兽头中又以虎头使用为多，因此又有“虎头擎囊”之称。与绶囊同样能显示身份的包还有“笏囊”，也称“笏袋”。

    “笏”即笏板，是官场用的简易手写板。盛放笏板的包便是笏囊。与绶囊多用青色不同，高级笏囊多用紫色，古人称之为“紫荷”。紫荷是唐朝官场上的高级包。

    唐代时，最能显示身份的包是“鱼袋”。绶囊是装印信的，而鱼袋则是盛放符契这类“身份证”的。唐朝时，官员的身份证明制成鲤鱼形，故名“鱼符”。凡五品以上官吏穿章服时必须佩戴鱼符；中央和地方互动，也以鱼符为凭信。凡有鱼符者俱给鱼袋，使用时系佩于腰间，内盛鱼符。鱼符有金、银、铜等质地，以区别地位；鱼袋也通过金、银装饰来分辨高低。宋朝使用的“鱼袋”也有金鱼袋、银鱼袋之分，但仅是一个空包，鱼符被废用了，仅在这种包上绣上鱼纹，凡有资格穿紫红、绯红官服的高官均可用这种包。

    除笏囊、鱼袋外，古代官场、文人间还有一种包很流行，这就是用来盛放计算工具、文具一类的“算袋”。其实，“算袋”这种包很早就有，但汉代称“书囊”，也称“书袋”；宋朝称“算袋”为“昭文袋”，也称“照袋”、“招文袋”，民间则称其为“刀笔囊”，一直到明清都在使用。金代也使用算袋，但称为“书袋”。元明清时代，随着新物件的出现和使用，包的款式和功能也越来越丰富。如放钱放物的多用包“褡裢”、放烟丝的“烟袋”、盛放扇子的“扇囊”、盛放挂表的“表帕”、装饰价值更高的“荷包”等。其中“褡裢”为双层袋子，中间开口，两头放钱，使用时从中间对折，搭于臂膊上，故又称“搭膊”。因为搭膊多用来装钱，民间干脆呼之为“钱袋子”。因为“袋”与“代”谐音，常用之赠人，以讨“代代有钱”的口彩。

（摘编自《安阳晚报》2016年2月24日）

读书寂寞事

刘克定

    读书是件寒、冷、苦的事情。过去指冷寂的读书之地为“寒窗”，谓之“自甘寂寞”，“坐冷板凳”。甚至因读书导致贫穷，那就更苦。朱买臣光读书不上班，导致家贫，只好以砍柴为业，卖柴时还手不释卷，妻以为羞，和他离了婚。家境较好的读书人，读闲书打发日子，觉得快乐，那是另一种读法，但要是换一个环境，就不会是“羲皇上人”了。

    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的小说《象棋的故事》里有个B博士，被关押在纳粹集中营里，精神备受折磨。他竟趁一次候审的机会，偷来一本棋谱，悉心研读起来。从此在象棋技艺上大获启发，出狱后成了赫赫有名的象棋冠军，铁窗苦读改变了他的一生。这是外国小说里的故事，说明逆境苦读，也可以成就人才。

    什么是苦？“生不得志，攻苦食淡；孤臣孽子，卧薪尝胆”，“子卿（苏武）北海之上牧羝，重耳十九年之羁旅，呼吸生死，命如朝露”，有人说此乃人生之大苦，信然。汉代王章长安赶考，与妻共居。章读书读得病倒了，没有被子盖，卧牛衣中，想起自己命运不好，自料必死，与妻子泣别。都是人生逆境，苦不堪言。但发愤攻读，总有“天生我材必有用”的时候，这样来看，读书又何尝不是一件苦中有乐的事情呢？皓首穷经，那是很高层次的阅读，包括索引、考证、爬梳剔抉，穷究其源，常常“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虽然苦，衣带渐宽，人亦憔悴，却是积累了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平常读书，孜孜不倦，能够明理，升华情操，就是常说的“开卷有益”。

    读《红楼梦》是赏心乐事，但要考证渊源，就得吃苦。读小说，读“动漫”，读某名人的生活琐事，与读有关本业的东西是不同的。但有些“快乐”的“热门”书，读不读都可以，有些坐冷板凳的书，却是花钱也应买来读。“本来，有关本业的东西，是无论怎样节衣缩食也应该购买的，试看绿林强盗，怎样不惜钱财以买盒子炮，就可知道。”（鲁迅《致赵家璧》）这样一来，自讨苦吃，苦中求乐，就成了中国读书人的习惯。

    现在超市里成堆的装帧很漂亮的“经商指南”“炒股要道”“脑筋急转弯”以及“风水先生”……进口纸，烫金字，还有密封卷——先拿钱后开卷。买不起，读了也无益，无异于“新袋子里的酸酒，红纸包里的烂肉，那结果，是吃得胸口痒痒的，好像要呕吐”（鲁迅《我们要批评家》）。

    现在情况不同了，读书讲务实，学以致用，学以增长知识。图书馆共享项目越来越多，读者也渐多了，成为读书人的乐土。有些图书馆专为盲人设置阅读器，虽然有待完善，但已经可以看到不少盲人光顾图书馆，在盲人阅览室学习用阅览器读书读报。

    不妨说，读书本身的冷热都不是坏事，关键是能学到知识。佛教禅宗的北渐南顿，就是讲悟道的殊途而同归。能悟道，十字街头也能参禅，不能悟道，把经书读破，也不过是谤佛。用功之妙，存乎一心。“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读书应作如是观，平心静气，如琢如磨，如切如磋，弱水三千，取一瓢饮，然后甘苦自知。适当搞一些有益的读书活动，爱书活动，走出书斋，参加一些交流，不无好处，但不能“大呼隆”，“活动”一多，一“化”起来，则非实实在在求知。

    一直以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从时间上说，是在明朝之前的。明朝之前，占据社会主流的，是清明理性的孔孟之道。崇尚自然、游离社会的道学，作为主流思想的补充，与儒学一起“相辅相成”、“一阴一阳”，使得社会主流思想具有强大活力。从总体上来说，中国文化的源头，无论是周公、老子、孔子，还是后来的诸子百家，都对人生保持清醒、冷静的理性态受，保持孔子学说实践理性的基本精神。

    中国文化在明朝之前，占据社会主流的，是高蹈的士大夫精神。最显著的表现在于：人们崇天地人伦之间的道德，有高远的理想，讲究人格的修炼，反对人生世俗化，鄙视犬儒的人格特征。从春秋时代起，中国知识分子一直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使命，以追求道德、知识和审美为人生归宿。比如说孔子，从他的言语来看，更像是倡导一种人生价值观，追求人生的美学意义。又比如说庄子，他的学说，不像是哲学，更像是一种生活美学：道是无情却有情，看似说了很多超脱、冷酷的话，实际上透露出对于生命、本真的眷恋和爱护，要求对整体人生采取审美观照态度，不计功利是非，忘乎物我、主客、人己，以达到安详和宁静，让自我与整个宇宙合为一体。这就是中国历代士大夫知识分子一以贯之的艺术清洁精神。

    英国大哲学家罗素曾经说：“在艺术上，他们（中国人）追求精美，在生活上，他们追求情理。”这是说到关键了。

    中国人的生活哲学就是如此，一方面高旷而幽远，另一方面也连着“地气”，是自发的浪漫主义和自发的经典主义的结合。道家是中国人思想的浪漫派，儒家是思想的经典派。当东汉年间佛教传入之后，这种以出世和解脱为目的的宗教体系遭到了儒学和道教的抵抗，从而消解了印度佛教中很多寡凉的成分。经过“中庸之道”的过滤，其中极端的成分得到了淡化，避免了理论或实践上的过火行为。也因此，一种中国特色的佛教观产生了，佛教在中国更多变身为“生活禅”，变成一种热爱生活创造人生的方式。中国人一方面避免了极端的“出世”之路，另一方面，由于心灵的滋养、美智的开发，使得东汉魏晋，包括后来的南北朝、隋唐、五代十

    国以及唐宋元产生了很多高妙的艺术，“艺术人生”的观念也随之如植物一样葳蕤生长，很多艺术种类都在这个阶段达到了高峰，比如说唐诗、宋词、元曲、书法、绘画、音乐、舞蹈等等，它们洋溢着一种高蹈的精神追求，境界高远，洁净空旷，如清风明月，如古松苍翠。

    中国的艺术精神到了明清之后，有低矮化的倾向。明清以后，由于社会形态的变化，专制制度进一步严酷；加上统治者出身和教育的局限，以及愚民政策的目的，整体文化和审美呈低俗化的倾向。随着“程朱理学”和科举制度的推行，人们的想象力、创造力被扼制，审美弱化，艺术更趋“侏儒化”、“弱智化”。大众普罗的喜好抬头，刚正不阿的风骨软化，崇尚自由、自然、提升的审美精神也在丧失。不过尽管如此，在明清时代的中晚期，那种崇尚自然、物我两忘的高贵精神仍时有抬头，一批有着真正艺术精神的独立艺术作品或有出现。尽管如此，士大夫精神已不是艺术美和生活美的主旋律，它只是一种空谷幽兰的生命绝响。

（节选自赵焰《美的背后》，有删减）

    最近，中国某地模仿法国风格建筑的小镇在网上热传。大到埃菲尔铁塔，小到路灯、雕塑、植被，让人真假难辨。有网友直呼，和巴黎相比，这里就差一条塞纳河了。

    这一现象并非孤例。据统计，中国至少已有6座“凯旋门”，10余座“美国国会大厦”，3座埃菲尔铁塔……徜徉其中觉得很“洋气”，“摆拍”出来像置身异域，让人不出国门就能体验世界风情。这些建筑的出现，固然有其出现的土壤，但“全心全意搞山寨”，总归是附在别人文化表层的一贴“狗皮膏药”。法国的巴塔兰克剧院作为当代音乐史上的圣地，建筑虽也融合了中国元素，但并没有因此而丢失自己的文化属性，而恰恰是因为其承载的巴黎文化，使之屹立150余年仍魅力不减。反观国内的一些高仿建筑群，哪怕是被冠以“中国的巴黎”“东方佛罗伦萨”，做到极致也不过是赝品，失了本国本土的文化精神，有皮没瓤。

    事实上，中国的建筑风格从来都是兼容并蓄的，并不一味拒绝“洋建筑”，关键在于如何在借鉴的过程中，呈现出建筑的文化主体意识。比如，北京的前门大街，就是一个融合了中西风格，呈现出独特建筑文化、民俗文化积淀的特色历史街区。而人们之所以质疑当下的一些西式建筑热，就在于其舍本逐末、生搬硬套，缺少了对历史的敬畏和对文化的理解。

    与“模西建筑热”同样遭受诟病的，还有“仿古建筑热”。有的地方，本来并没有什么前朝风土，却乐于以古街古巷为名，雕梁画栋，青砖粉墙，小饰品假古董齐出，臭豆腐烤肉串并售。如果前者是对西式风格的盲目崇拜，后者则是复古思维的畸形生长。“从街区历史找卖点，然后找投资，再找规划设计、施工队”的仿古建筑公式，对于西式建筑热来说，同样适用。无论是抄袭西方，还是效颦传统，建筑设计与规划的盲从背后，是对文化根底不自知、对文化传统不自信。

    建筑，既是文化的表现，也是生活的沉淀。每个地方的建筑，都植根于自己的历史脉络之中。千姿百态的开平碉楼，集防卫、居住功能于一体，体现了中西合璧的民居风格；马达加斯加首都族群混杂，马来高脚草屋、非洲木板棚与欧式教堂错落有致，多元才是这里的和谐；而作为中国获得普利兹克奖的第一人，王澍让每一层的每一户都有自己的小院和植物，“出则繁花似锦，入则清净悠远”。房子可模仿，文化难复制，只有立足于“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才能找到创新式融合的思路。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我们的文化与历史，已经给建筑留下了丰富的馈赠。立足文化本体，深挖地域特色，根深方能叶茂。北京如今大力推动中轴线沿线重点地区综合整治保护和申遗，就是因为那是老城的灵魂，中华民族“内和外安”的文化基因、“左右对称”的营城理念、“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都集中体现在这里，在人们记忆中挥之不去。缺了非物质文化的滋养，建筑即使再雄伟也缺少一条脊梁；而有了乡愁和人文的淬火，哪怕穿越千年，安身之所也能成为精神家园。

（节选白《人民日报》）

材料一：

如今，微信公众号、微博等手机客户端新媒体的崛起给年轻一代的阅读和交流提供了更多可能，但由此而带来的“碎片化”阅读趋势也越来越引起大众的关注。身处其中的青年人应如何对待这样的阅读方式？

其实，“碎片化”阅读作为一种快速阅读方式，也并非全无是处。有人认为，“碎片化”阅读可以使大量的信息和知识以概念和模块的形式直接呈现出来，比如“知乎”等问答网站的兴起，让知识的获取更加方便，大家可以迅速找到对自己的工作生活有现实指导性的建议，这种获取信息的方式也不见得是坏事。

但另一个共识是，对于想要通过阅读提高思维能力，获取某个领域专业知识的人来说，“碎片化”阅读显然是不够的。入职某金融公司不久的小楠就在努力抵抗“碎片化”阅读对自己传统阅读方式的冲击。“微信上的内容太多太杂，但是时间太少了。如果有大段的时间，比如周末或者晚饭后，我还是愿意坐下来，有系统地阅读，并做好读书笔记。”他说。“碎片化”阅读与传统的阅读方式孰优孰劣？无法一概而论。其实一次阅读是否深入有效，关键在于阅读者对阅读内容的选择，而非阅读方式的选择。手捧畅销的成功学书籍，和认真阅读一些有含金量的微信推送文章，两者高下，不言而喻。

（摘编自《如何做一个靠谱的阅读者》）

材料二：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移动阅读成为常态，上下班通勤、等人排队、出差途中，这些碎片化时间都可以成为阅读时间。一篇篇微信、一条条微博、一段段抖音小视频、一个个喜马拉雅音频，内容涵盖时政新闻、明星八卦、育儿心得、心灵鸡汤甚至广告软文……我们从早到晚看微信、刷微博，每天花费大量时间阅读，仿佛天下事十之八九尽在胸中。可这种泛化阅读并没有带来个人真正的成长，这是很多人共同的感觉。

这一方面与互联网的内容呈现特点有关，跳跃式的非线性阅读，使得人们的思维不断被分散，注意力很难集中于某一个主题，结果阅读变成浏览，知识的获取变成了简单的资讯检索。另一方面，在眼球经济时代，注意力成为稀缺资源，不少内容生产者热衷于用耸人听闻的标题或所谓爆款文章来吸引人们的关注，这些内容适合浅阅读，迎合了大众求新求异的心理需求，可阅读者的思辨能力却在逐渐退化。

因此，在这个“形散”已经不可避免的时代，要想保证“神不散”，读者在阅读活动过程中就要有明确的目的性。阅读的时间可以碎片化，但阅读的内容不能碎片化，即要形成知识系统。因为没有目的的阅读，就如同没有购买需求的主妇进了熙熙攘攘的大集市，茫然不知所措。在碎片化时代进行阅读，一定要珍惜自己的时间，集中注意力，并且要具备一定的判断力，有针对性地选择阅读内容，这样我们才不会成为被动的信息接收器，才能在信息泛滥的互联网环境中，最大化地利用有限的时间和精力达到阅读的目的。

日本龙谷大学经济学部客座教授原尻淳一曾根据谷歌公司7：2：1的投资基准比，从阅读时间分配上对读者的知识结构的建构进行了规划：70%的时间阅读专业领域，20%的时间阅读专业领域周边，10%的时间看未知的领域。从“知道分子”到“知识分子”，从泛化阅读到主题化阅读，其实就是在明确了个人知识体系之后，根据体系内各方面的重要程度优化时间和精力分配，采取苦读、略读、浏览等不同的阅读方式，优化自身知识结构的结果。

此外，为了应对跳跃性的思维过程和欲罢不能的鸡汤消费，读者可能还需要在阅读形式上进行某些妥协，譬如每周抽取一定的时间脱离数字化环境，迫使自己在纸质的印刷文字上深耕。其实，许多图书馆、文化馆、独立书店已经推出了不少读书日、读书月活动，号召人们将深度阅读作为放松身心的方式。

（摘编自《信息过量时代，如何克服阅读焦虑》）

材料三：

阅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能影响思维方式。以互联网和手机等新媒介为主导的阅读方式，有可能趋向思维的碎片化、平面化、同质化，而在印刷时代形成的那种比较个性化的感知能力可能在降低。

信息时代的阅读很方便，有以往阅读方式所不具备的巨大潜能，当然要充分利用。现今，进行科学研究已经离不开网络资源。对于数字化新的阅读形态，只能主动跟进，而不能消极抵制。但要注意，新的阅读形态可能有利有弊，不能完全取代传统的阅读方式。纸质阅读和数字化阅读可以并存，既读书，也读“网”。一般而言，读“网”比较适合“浅阅读”，了解新闻信息，也是上网比较方便。但读纸质书更适合“深阅读”。要想读经典，最好还是读纸质书。因为上网阅读往往会受到其他推送信息的干扰，使这种本来“深阅读”的思维与感受变为“浅阅读”。

传统的纸质书阅读本身就是一个审美过程，装帧、开本、版式、纸张，都可能含有独特的美学意蕴，令人玩味不尽。每本书的流传过程，它的来路，都可能带有文化记忆。“坐拥书城”“有书卷气”是说一种令人羡慕的气质，这些在网络和电子设备上是得不到的。读书终究是一种生命体验，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所以无论现代信息科技如何发达，不能也不应当完全取代传统的阅读。在信息时代，既要适应和利用网络阅读，又要警惕和尽可能减少网络阅读带来的弊害。

（摘编自《信息时代的读书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