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南北朝时期颜之推在官学衰落、贵族子弟身亡家破的悲剧中，意识到教导族中子弟学习德行与知识的重要性，写下一部体系宏大的《颜氏家训》，给颜氏一族和社会带来了广泛深远的影响。整部《颜氏家训》中，颜之推大量引用儒家经典的原文和典故，将儒家思想渗透进颜氏家族子弟的人格中。《颜氏家训》“述立身治家之法，辩证时俗之谬，以训子孙”，它的有关教育子女、治理家庭、人伦秩序的观念对构建和谐家庭具有指导意义。据《中国丛书综录》记载，自魏晋南北朝之始，历朝历代都有“家训”类的成书作品。宋朝出现的5本家训作品都深受《颜氏家训》的影响，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封建社会家庭教育体系。

——摘编自罗乐《（颜氏家训）家庭美德思想及其价值》

材料二  梁启超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自幼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他将中西方思想融合起来，贯穿到家庭教育当中。梁启超对子女进行科学知识教育，以趣味引导学习，让子女自主学习。他认为做学问不能纸上谈兵，要做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梁启超教育子女“人必有爱国心，然后可以用大事”。他将道德分为公德和私德，认为中国传统道德偏于私德，是为“人人独善其身”；西方道德偏于公德，是为“人人相善其群”。他志在把子女培养成具有独立人格、具有公德心、意志坚定、知书达理的人才。梁启超家庭教育思想对当代家庭教育具有现实意义。

——摘编自段燕蓉《论梁启超家庭教育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材料一 宋之不竞，始焉起于黄袍加身而上位的太祖之猜忌也。北宋自宋真宗时起，大兴科举、采用恩荫制，奉行“恩逮于百官唯恐其不足”的笼络政策。为抵御北方民族的南下，大量养兵。荆公(王安石)立志改变“弋百年之积，惟存空簿”的局面，以为国民经济所以日悴者，由国民不能各连其力从事生产也。公志在制兼并济贫乏，变通天下之财，以富其民而致天下于治。……荆公之政策，其于财政上所收之效虽颇丰，而于国民经济上所收之效滋啬(不多)，良以此也。

——梁启超《王安石传》

材料二 康有为代人草拟上疏，请废八股。光绪帝虑及各种变法的奏章多为保守大臣反对，此疏交付廷议必引起大哗，于是决定不付廷议，径下诏：自下科始，乡、会试及岁科各试，废八股，改试策论。后依张之洞建议，乡试以历代掌故为主，兼及五洲各国政艺，“会试亦如之”。 迂腐的读书人对此“惊怪不知所为”。 书商则“乘时射利，猎取中外时报，补缀成篇，标以俗名，如《三场要诀》之类，获利亡算”。

——杨松等《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

材料三 农村改革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突破和成功不是偶然的，它是由我国基本国情和当时农村经济发展困境决定的。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农业的发展状况具有决定性意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国农村存在经营管理过于集中和分配中的严重平均主义等弊端，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改善比较缓慢。1978年，全国还有2.5亿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农村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前提，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和亿万农民为改变农村面貌和自身命运，勇敢冲破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从而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潮。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共产党简史》

材料19世纪90年代末，康有为对于以农立国论调批评道；“国尚农则守旧日愚，国尚工则日新日智”， 因此力主将中国“定为工国”。他在《敬谢天恩并统筹全局折》进而提出：“今天下之言变者， 曰铁路，曰矿务，曰学堂，曰商务，……变事而已，非变法也。”“若决欲变法，势当全变”。梁启超提出“以工立国”。他还斥保护关税政策是“病国之道”，认为自由贸易乃”天地自然之理”。严复出于经济自由的需要，认为政治民主权利乃其保证与前提。

张謇宣称：“实业者，西人赅农工商之名。”他指出：“世人皆言外洋人以商务立国，此皮毛之论也。不知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工固农、商之枢纽”，“非此不能养九州数百万之游民，非此不能收每年数千万之漏卮。”

对于“依靠国内自筹资金而不必借外债”、“借外债足以引起瓜分”、“让外商赚钱中国吃亏论”、“借外资有回扣损失”等论调，孙中山一一予以了批驳。他还指出，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因此走出闭关自守的藩篱，以溶入世界性经济之中。他进一步指出中国的国际地位直接影响着经济发展。

——摘编自苏全有《论晚清海洋经济思想的嬗变》

根据材料并结合中国近代史的知识，就材料整体或部分信息拟定一个论题，并予以阐释。(要求：立论正确，史论结合，史实充分，逻辑清晰，表述成文)

注：“西狩”一词，出自《左传·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说的是鲁哀公去西边打猎，猎获了麒麟。

材料1   《狼狈西逃的慈禧》（1900年8月29日法国画报《笨拙》）

材料2   1901年1月29日，在西安“蒙尘巡幸”的慈禧太后以朝廷名义颁布一道上谕，内称：“世有万祀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大抵法积则弊，法弊则更，惟归于强国利民而已。……自丁戊以还，伪辩纵横，妄分新旧，康逆之祸，殆更胜于红巾……

——余丽芬《清末新政评议》（浙江学刊，1991年04期）

材料3   庚子之役，国家以乱民肇衅，外国连衡而入京师。两宫微服出狩，行二日，至榆林堡。怀来县知县吴永具衣冠恭迓于道旁。于是帝后始得进饘粥、备供帐。……丁卯之秋，余与公相遇客邸。有以前事询者，公为述其大略，乃与外间所传迥异。同坐刘治襄先生，瑰奇人也，因就公所述，草具其事，立成数万言……

——《庚子西狩丛谈序》

材料4   《庚子西狩丛谈》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