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两汉的经学大师用儒家经义解释现行法律条文，这些注释经过朝廷的批准而具有法律效力，经学与律学关系密切。《唐律疏议》提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直接把礼义道德规范纳入其中一些法律条文，使儒家学说法典化。明朝朱元璋“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让民间推荐年高德劭之人向民众宣读并讲解《大诰》《大明律》等，使民众知法畏法，不敢犯法；各地还普遍设立了“旌善亭”，以为表彰劝善之用。最终得以教化大行，秩序安定。

——据陈鹏生主编《中国法制通史》等

材料二：面临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社会和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严复有鉴别有选择地译述孟德斯鸠的《法意》等经典著作。严复认为，国家民族的繁荣昌盛、人民生活的安定幸福，社会的发展进步，都离不开法治的力量。严复主张依法治国，法律应当维护国民的自由权利，建立一套完整的健全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机构，以期伸张正义，维护公理。

——林平汉《严复对中国近代法制思想的贡献》

材料三：制定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是毛泽东确定“五四宪法”的重要使命。宪法对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及其步骤都做了规定。宪法在制定的时候就被确定为过渡性宪法，被作为推进建设社会主义的手段。它成为中国宪法史上不可逾越的界碑，成为现行宪法的母本。

——据蔡定剑主编《历史与变革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历程》

材料一：察举是自下而上推选人才的制度，也叫“选举”。武帝时“察举制”达到完备，各种规定相继推出。其后，各种科目不断充实，分为常科（岁科）与特科两大类。岁科有孝廉、茂才（秀才）察廉（廉吏）光禄四行；特科又分为常见特科和一般特科。在上述科目中，其中又以“孝廉”一科为最重要。被举者经考试后，由政府量才录用。

——王申《中国古代的察举制度》

材料二：晚清以来，西方近代选举概念起初主要是通过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刊印的各种报刊、书籍，其中一些介绍西方人文风情、政治选举或者民主制度的资料逐渐被一些士大夫们整理引用，构成了《海国图志》等著作中的西方民主政治知识主要来源。随着西方选举概念的输入，“选举”逐渐脱离中文传统涵义，转变成与英文“elect”对应的概念。这一过程不仅仅是一个语言问题，它蕴含深刻的文化喻义，与近代中西、中日间文化权势转移的大趋势相关联。

——摘自刘斌《近代“选举”概念的演化及其文化喻义》

①洋务运动的破产                     ②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提出

③八国联军侵华                       ④三民主义成为社会思潮

材料一 1901年，梁启超呼吁“过渡时代之英雄”，认为此种英雄应具备冲破旧势力的“冒险性”、过人的“忍耐性”、为国民择一“最良合宜”政体并倡率国民以此途得幸福的“别择性”。1903年，留日学生极力宣扬岳飞精忠报国、至死不渝的精神，认为他“为种魂，为国魂，为中国民族之天神”。

 ——摘编自赖静萍《从揽驭到召唤：近代中国国家建设与“英雄”概念变迁》

材料二 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早期共产主义理想的信仰者和传播者，对英雄观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并对崇拜伟人英雄的西方英雄史观予以批判。李大钊指出，“离于众庶则无英雄”，英雄也需要依靠人民群众才能发挥力量。陈独秀强调，英雄时代、圣人时代已经结束，国家“若不建立在广大群众的需要与同情的力量上面，不是难以持久，便是造成新的军阀”。 

——摘编自黄倩倩《中国共产党英雄观百年演进的历史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