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宋之不竞，始焉起于黄袍加身而上位的太祖之猜忌也。北宋自宋真宗时起，大兴科举、采用恩荫制，奉行“恩逮于百官唯恐其不足”的笼络政策。为抵御北方民族的南下，大量养兵。荆公(王安石)立志改变“弋百年之积，惟存空簿”的局面，以为国民经济所以日悴者，由国民不能各连其力从事生产也。公志在制兼并济贫乏，变通天下之财，以富其民而致天下于治。……荆公之政策，其于财政上所收之效虽颇丰，而于国民经济上所收之效滋啬(不多)，良以此也。

——梁启超《王安石传》

材料二 康有为代人草拟上疏，请废八股。光绪帝虑及各种变法的奏章多为保守大臣反对，此疏交付廷议必引起大哗，于是决定不付廷议，径下诏：自下科始，乡、会试及岁科各试，废八股，改试策论。后依张之洞建议，乡试以历代掌故为主，兼及五洲各国政艺，“会试亦如之”。 迂腐的读书人对此“惊怪不知所为”。 书商则“乘时射利，猎取中外时报，补缀成篇，标以俗名，如《三场要诀》之类，获利亡算”。

——杨松等《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

材料三 农村改革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突破和成功不是偶然的，它是由我国基本国情和当时农村经济发展困境决定的。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农业的发展状况具有决定性意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国农村存在经营管理过于集中和分配中的严重平均主义等弊端，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改善比较缓慢。1978年，全国还有2.5亿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农村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前提，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和亿万农民为改变农村面貌和自身命运，勇敢冲破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从而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潮。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共产党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