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编自徐红《宋朝科举制度的改革与社会价值观的演变》

材料二：18世纪末以来，英国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日趋重要。1854年，在工业资产阶级的强烈要求下，《诺斯科特——屈维廉报告》发表，对文官的选拔、晋升等提出改革建议。根据此报告，英国于1855年和1870年颁布两大法令，确定了近代文官制度。文官不得参加政治活动，不得兼任议员或政务官员，不得参加政党和营利性经济活动。

——摘编自张延华《廉洁与效率：英国两次文官制度改革的共同价值取向》

材料三：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起，部分清廷重员和封疆大吏将停废科举视为改革科举的主要目标。1903年，吏部尚书张百熙奏请递减科举，获朝廷允准。然而，清廷渐废计划尚未实施，国内外时势急剧变化。面对反清浪潮，清廷内部立宪呼声日益高涨，立宪急需新式政治人才。1905年，清廷同意袁世凯等人“立停科举，广以学校”的奏请。上谕：着即自丙午（1906年）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摘编自李世愉《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清代卷》

材料四：随着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发展，教育改革逐步深入。1951年下半年开始进行高等院系调整工作，1952年下半年至1953年各类高校的调整工作全部完成。经过院系调整，全国共有高校182所，其中综合大学14所，工业院校38所，师范院校31所，农林院校29所，医药院校29所及其他类型院校。这次调整也有不恰当之处，如机械搬用苏联经验，不适当地取消了一些学科，有的专业设置过细，对人才的成长与合理使用不利。

——据崔晓麟《重塑与思考：1951年前后高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研究》等

材料一  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于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创建太学。董仲舒指出，太学可以作为“教化之本原”；他建议：“臣愿陛下兴太学，置名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汉武帝时期的太学，虽然规模有限，只有几位经学博士和50位博士弟子，但是这一文化雏形，却代表着中国古代教育发展的方向。

——张岂之《中国历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

材料二 近代以来，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各阶层人民的教育观念发生了相应的转变。甲午战争失败后，维新派积极推进新式学堂的开办。维新派认为，中国积贫积弱的主要原因是没有良好的教育，为了变法，必先改革教育。从京师大学堂到各省的实业学堂、南洋公学等各教学机构纷纷成立。长沙创办的时务学堂和京师大学堂设立后，把经学、理学、掌故学等列为普通学，以高等算学、格致学、农学、矿学、商学、卫生学等实学为专门学。

——摘编自张海鹏等编《中国近代史》

材料三  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制订了工厂制度，进行了教育和劳动结合的实验，以解决在大工业生产条件下工人的无文化状况。马克思充分肯定了欧文的实验，认为“从工厂制度中萌发出来了未来教育的幼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与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毛泽东在教育领域内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在1958年明确提出了“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重要指示。

——摘编自黄济《关于劳动教育的认识和建议》等

材料一：王夫之指出，圣人“作《春秋》，明王道，内中夏，外戎狄”，正是华夏“自畛”以“绝夷”思想的体现。其根本原因无他，乃是因为华夏之民“贵”于夷狄。因此，华夏政权只能在族群内部“可禅、可继、可革”，至于夷狄，根本没有资格参与，更不可能改变其现状，否则，只能导致天下大乱。

——刘立夫《王夫之夷夏之辨与民族爱国主义》

材料二：维新变法运动失败后，梁启超等部分维新人士被迫流亡海外。在此期间，西学的大量接触使梁启超的思想发生显著变化。1903年《新民丛报》发表的《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对民族主义有了更深的理解：“合族民族主义”，既强调在中华共同体内各族为统一之民族，并称国家要实现自强，需平“满汉之届，诚支那自强之第一阶梯也”。此后，以“保种救国”为目标的大民族主义博兴，试图通过“合国内本部属之诸族以对国外诸族”，“合举国四万万之心为一心”，提出新的中华民族应是“合汉合满合蒙合藏，组成一个大民族，提全球三分之一之人类，以高掌远跖于五大陆之上”，遂达“合族救国”之大成的目标。

——摘编自互联网《论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