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当今社会，有一样东西几乎让所有人都无可逃逸，那就是浮躁的风气。这话虽有些偏激，却道出了许多人欲言难言的自我困惑。

    杂乱吵闹是喧嚣的外在表现，其本质则是浮躁，是人们内心的急躁、失衡、不沉稳。浮躁，是丧失定力，随波逐流；是心急如火，投机取巧；是虚浮夸张，一片泡沫；是不要过程，只要结果。人生在世，谁都有各种各样的追求和欲望，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这本无可非议。问题在于，面对浮华世界，人们的欲望变得更大、更多、更急切，由此衍生出浮躁的社会风气。

    浮躁之风盛行，会导致这样的现象：为官者盼望一步登天，为学者盼望一步到位，为商者盼望一夜暴富，为艺者盼望一举成名。也容易出现这样的结果：社会被浮躁之风笼罩，清静的人生、专心的工作、精良的产品，变得稀罕起来；因为求快而忽视了细节和质量，导致一些地方事故多发、反复折腾、劳民伤财。那些整日忙碌赶场子的人，那些“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人，那些跟风起哄盲目不安的人，看似日理万机，好像勤奋忙碌，到头来往往难成大事，原因就在于他们“用心躁”而无法“用心一”。

    对于浮躁，古人总结出了“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的道理。今天的社会日新月异，节奏加速，变化更快、更多、更大，人们对变化的感受极为敏感；但同时也不要忘记，变动不居之中也有恒定不变的规律——结果需要过程，成功必得付出。即便是插上了新技术的翅膀，站上了创新的风口，如果没有扎实稳固的知识和技能储备，成功终究是短暂而不稳固的。舒服与辛苦，安逸与劳顿，亦有着互相转换的辩证法。 

    《道德经》里讲，重为轻根，静为躁君；轻则失根，躁则失君。人活一辈子，要想给社会给后人留下点东西，要想实现自我价值，就必须避开社会的喧嚣，拒绝外来的诱惑，祛除内心的焦躁，静下心定下神，扎扎实实、聚精会神地做事，而不要被外界的喧嚣浮躁所裹挟。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陶渊明所揭示的，乃是喧嚣之中的宁静心态。内心的宁静，是一种穿越世俗、撇开浮躁的力量，有了它，便可以每临大事有静气，便听不到外界的吵闹嘈杂，便能忍得孤寂、受得清苦、看穿陷阱、看淡诱惑。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有了静的底色，才有达的境界、定的气质、和的格调，才能让人生剧本脱俗雅致。能够保持内心的宁静，是“大家”风范，亦属常人能力所及。内心的宁静，是最为深厚的修行。让宁静成为心灵的常态，我们不必超脱凡尘，也一定可以专心致志、成就非凡。

（选自2016年4月《人民日报》，有删改）

    中国古代书院作为一种教学载体及教育制度，与官学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其办学目的是“为教育的而非为科举的”。

    书院的教育模式大多因师因学而确立各自的办学方针、课程设置、教学方式及授课形式，最主要的教学环节便是老师升堂讲说、学生分斋授课。升堂讲说类似现代学校的课堂讨论，有主讲，有提问，还有辩难。分斋授课则指学生的大量时间是在斋舍或书楼自学，同时有师生间、同学间的相互切磋、质疑问难。南宋建康的明道书院规定，每旬“三八讲经，一六讲史”，“每月三课，上旬经疑，中旬史疑，下旬举业”，讲经与讲史即为书院山长的升堂讲说，经疑与史疑实则为分斋授课。

    教学活动并非局限于讲堂与斋舍，祭祀、展礼、游览等都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书院以多种方式发挥老师启发、辅导学生读书自学的优良学风，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各书院在课程设置上也多因时、因地而制宜，但一般都包含经学、史学、文学、诗学、小学、算学、制艺帖括等内容。宋代各书院主要设置“五经”课程，南宋朱熹集注“四书”后，“四书”课程的设置更为普遍，元代书院大多以《四书集注》为必读教材。同时，书院也设置其他课程，例如，濮州历山书院特设医学，内乡博山书院特设数学、书法等。除四书五经外，学生也选修前四史、文选、杜诗等课程，有的书院还辟有“射圃”以传授武学。

    大多数书院都重视作为传统教学内容的“展礼”教育。祭拜先师、朔望祭祀等教育，成为书院不可或缺的常规课程，体现尊师重道、崇贤尚圣的精神。在“仰而瞻其容，俯而读其书”的氛围中，学生养成了对先贤的景仰与礼敬之情，由此形成了书院崇圣尚礼、人格养成的尚德精神。

    书院教育中独具特色的会讲制与讲会制对书院体制产生了重要影响。书院会讲制实为各书院举行的学术性聚会或研讨会，含有对时人所关心的重大政治学术问题的讨论、讲辩之意。讲会制则是诸教育大师凭借书院以传播其学术思想的重要方式，同时也成为书院教学的重要组织形式。与会讲制作为学术交流活动的形式有别，讲会制实质上是一种学术团体组织。黄宗羲《宋元学案·东莱学案》载，南宋淳熙年间，在明州诸书院讲学的学者杨简、沈涣、吕祖俭、袁燮等人，组织举办了学术交流组织“四明讲会”，这不仅活跃了书院的教学活动，更促进了学术文化的发展。

    在“如何培养人”和“培养什么样的人”等方面，书院教育强调弘扬“义理之学、修养之道”，以人格教育、繁荣学术、人才养成、传授知识为培养模式。

    历代教育大师在大力倡办书院教育的实践中，都明确反对把书院办成攫取功名利禄的名利场，反对把专攻科举考试所需的文辞之学作为教学重点，而主张效仿古代圣贤“教学为先”的办学理念，把造就“得时行道、事业满天下”的经世济国之才作为培养目标。如南宋学者张械明确反对把科举利禄之学作为书院办学育人的指导思想。朱熹也说“建书院本以待四方士友，相与讲学非只为科举计”，他为白鹿洞书院制定的学规，虽然要求书院必须为皇朝政治服务，把维护统治秩序的纲常伦理作为书院教育的方针，但同时更明确反对把“务记览、为词章、钓名声、取利禄”作为人才培养的标准，提出了“修身、处事、接物之要”的育人准则。针对官学和科举诱导士子“忘本逐末、怀利去义”的积弊，他强调书院教育应注重人格教育，提倡言行一致、克己为人、道德自律、修身养性等。

    中国书院教育注重弘扬中华民族正心诚意、修身为本，讲求经世致用、学术创新等的优良品德和传统精神，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书院文化不仅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方面发挥了不可泯灭的作用。

(选自张熙惟《古代书院中的传统文化精神》，有删改)

（一）

    味精在都市传说中具有许多危害，版本也不尽相同。许多人“相信”味精有害，很重要一个原因认为它是“化学工业品”。虽然味精亮晶晶的，好像一种化工产品，其实它和酱油、醋一样，都是一种酿造产品，可以增进人们的食欲，提高人体对其他各种食物的吸收能力，对人体有一定的滋补作用。

    味精的诞生和使用只有百年的历史，但对于拥有几千年历史的美食大国而言，没有味精，依靠各种天然食材混搭也能提出鲜味来。据说，古时“鲜”字的写法本是三个鱼字。鱼本鲜中之最，三个鱼就更鲜了。春秋时代齐桓公的御厨易牙首创了“鱼腹藏羊肉”这道菜，从而开创了天然食材混搭提鲜之道。

    古人最常用的是食材混搭煮制高汤提鲜，俗话说，“艺人的腔，厨子的汤”，制作出优质的清汤或奶汤，是使菜肴增鲜的最佳手段。在发明味精前，高汤几乎是全世界每一个专业后厨的必备品，用高汤代替水是让菜品变得更加鲜美的利器。中餐的开水白菜、鱼翅捞饭需要鸡肉火腿清汤和鸡爪猪肉浓汤；日料寿喜烧、茶碗蒸需要柴鱼昆布高汤“出汁”；意大利炖饭需要鸡高汤；西班牙海鲜饭需要鱼或者海鲜高汤；当然还有各国素食里的素高汤等等。

    制汤俗称“吊汤”，可以追溯到1400年前“捶牛羊骨令碎，熟煮，去汁；掠去浮末（沫），停之使清”（《齐民要术》）的制汤法；后来出现了一种“捉（提）清汁法”，其做法是：将鸡汤、鸭汤或肉汤放在锅中烧煮，然后将生虾捣烂，和入甜酱、酱油，再投进汤中，等汤沸腾，泛起浮沫，即撇去。如此三四次，捞去虾渣，即成清汤。

    除了采用高汤提鲜外，古人常将蟹肉、蟹油、蟹黄用猪油“炼”后收贮起来，俗称“蟹油”，供制作肴馔时用。这种方法，江苏、浙江民间至今仍颇盛行。无论烧菜、制馅，还是下面条，都可以放入适当的“蟹油”，其味之鲜，不可言传。

    此外，古人还常将一些比较鲜美的食品原料磨成粉，制作成原始的“味精”撒在菜肴中以增鲜。如清顾仲所撰的《养小录》中就记有用笋粉和蘑菇粉提鲜。清朝时期的鲁菜成为宫廷菜的重要原因，鲁菜师傅能从各种海鲜里提出鲜味来，比如将海肠子烘干研磨成粉，做菜时撒进去，这种原始的“味精”使得普通的菜肴立马变鲜。

（二）

    1908年，一位名叫池田菊苗的日本东京大学化学教授在喝了妻子做的海带黄瓜汤后，发现味道特别鲜美。“海带和黄瓜都是极普通的食物，怎么会产生如此的鲜味呢?”池田充满了疑问。从这天起，池田教授就在实验室里仔细研究起海带的成分来。半年后，他从10公斤海带中提取出0.2克谷氨酸钠，只要在汤里放一点点这玩意儿，立刻就能增加汤的鲜味。

    谷氨酸钠是一种氨基酸——谷氨酸的钠盐，谷氨酸是组成蛋白质的20种氨基酸之一，只要食物中含有蛋白质，就含有谷氨酸。但是结合在蛋白质中的谷氨酸是没有味道的，只有当谷氨酸游离出来时才能刺激舌蕾上的鲜味受体，谷氨酸由酸变成盐时更容易电离，也就更有鲜味。

    其实谷氨酸钠最早是1866年由德国化学家里德豪森研制成功的，他当年是从植物蛋白中提取的这种成分，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当时这种产品在欧洲并没有批量生产。池田菊苗认识到了谷氨酸钠的商业价值，想到了该怎样用工业方法生产谷氨酸钠。当时一位名叫铃木三朗助的日本商人，正和他人共同研究从海带中提取碘的生产方法。当他看到池田教授的研究成果后大为振奋，立刻决定生产谷氨酸钠。池田和铃木的合作很快就结出了硕果。不久后，一种叫“味之素”的商品出现在东京浅草的一家店铺里，广告语是“家有味之素，白水变鸡汁”。一时间，购买“味之素”的人差点挤破了店铺的大门。

（三）

    “味之素”传入中国后，这种奇妙的白色粉末让日本企业获得了巨额收益，日本人对谷氨酸钠的提取工艺严格保密，企图长期垄断全球市场。1921年，一位名叫吴蕴初的中国人利用空余时间，和夫人一起，在上海租用的一处住房的阁楼里，开始研制提取谷氨酸钠的技术，经过不懈努力，他发明了生产谷氨酸钠的水解法。

    工艺成功后，吴蕴初寻找投资人合作建立了“天厨味精厂”，并且在吴蕴初的提议下，采用了至今仍在使用的“佛手”商标。天厨味精厂的佛手牌味精一上市，立即打破了日本“味之素”的垄断。从此，味精进入了中国普通民众的厨房，并随着中餐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和中华饮食文化永久联系在了一起。

    20世纪60年代，被称为“台湾发酵之父”的苏远志利用生产蔗糖的废糖蜜作为细菌发酵生产味精的培养基质，大大降低了味精的生产成本，而且增加了产量。因为苏远志的发明，60年代我国台湾地区每年节省进口小麦外汇400万美元，同时外销味精赚进600万美元。到了1981年，我国台湾味精外销量达12353吨，取代日本跃居世界首位。

——节选自母冰《味精：舌尖之鲜的奥秘》

    ①瑞士数学家、物理学家欧拉善用简洁的函数表达真理，欧拉公式至今仍被认为是最具美感、最有魅力的公式之一。他还曾写下《音乐新理论的尝试》，将数学与艺术美结合在一起。这位天才数学家富有创造力的一生，给后人有益的启示：探究真理的动力中饱含着对美的追求，科学之美可诱发出科学家无限的创造力。

    ②尽管科学家们对科学美的阐述大多是零散的、即兴的，但不难看出他们对科学之美的肯定和重视。英国数学家和哲学家罗素从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中“读出音乐般的美妙”，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从达尔文《物种起源》中“见出生物世界无与伦比的统一之美”。我国科学家杨振宁则引用高适在《答侯少府》中的诗句“性灵出万象，风骨超常伦”，来描述狄拉克方程和反粒子理论带来的精神震撼。他还曾以虹与霓为例描述科学之美：小时候看虹和霓，被极美的表面现象所吸引，长大懂得测量后发现这种现象的物理原因，体会到了一种极深层的理论架构的美。

    ③科学美是自然和谐之美的映射，是人们发现自然之秘而产生的自我超越感，是从科学和谐统一的思想中产生的愉悦自由的心理体验，是促使他们勇攀科学高峰的重要原动力。

    ④科学美还包括审美直觉和审美灵感，不少科学家在科学创造过程中最初的粗略选择，往往是依靠审美直觉来完成的。比如狄拉克的“单磁核”假说，就是从磁与电共有的对称美中获得启示，后来被实验证实；物理学家卢瑟福探索原子和结构时有种直觉，感到原子核是一颗“小太阳”；哥白尼在观察太阳系运动景象时这样描述：“太阳乘坐的宝座率领着它周围的行星家族”。正是这些审美想象，启发了科学家的灵感，引导着他们前往成功的彼岸。

    ⑤反观我们的现实，科学美却被有意无意地冷落甚至剥夺。备受推崇的奥林匹克竞赛，已异化为机械的题海战术，孩子们很难在独立思考中享受数学的韵律之美。在科研领域，不少人急功近利，把科学当做追名逐利的敲门砖，失去了探寻更高层次的科学美的机会。正如但丁所说，美是真理的光辉。漠视科学的美感，就很难探寻到真理的内核。如果在教育中，先让孩子欣赏“虹与霓”的现象美，再引导他们去挖掘背后的科学原理，是否更能激发其学习的兴趣？在科研中，少一些功利、多一份对美的追寻之心，把单调枯燥的实验变成美的探险，或许更容易到达真理的彼岸。

    ⑥科学本来就是美的，探索未知世界的过程应是充满新奇体验的美的旅程。

（选自《发明与创新》2013年06期，有修改）

腊梅

    母亲生我的时候，窗外腊梅盛开。

    耗尽最后一丝力气的母亲，以微弱的声音给父亲留下唯一的遗言：他爹，孩子就叫腊梅吧！母亲死于难产。母亲走时，我响亮的哭声和着父亲的悲恸令窗外腊梅花簌簌落地。

    人们说，是我克死了母亲。但父亲却把我当成母亲的再生，给予了百般疼爱。为了更好地照顾我，父亲拒绝了好心人的多次提亲，还固执地拒绝了到市里美院当老师的邀请。

    他说他一生都要陪着母亲，哪里也不去。

    父亲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每天傍晚，父亲从田间裹着一身泥回来。在炊烟袅袅中，不断呼唤我的小名：腊梅，腊梅，回家吃饭了。我就躲在腊梅树下和父亲捉迷藏，最终还是被夜色的黑吓得挪动步子回家。很快，热气腾腾的晚饭就上桌了。桌上，父亲用围裙擦拭我的大花脸，爱怜地挨了摸我的头，假愠道：快吃吧，疯丫头。

    时光如梭，腊梅花开了一次又一次，不知不觉中我已出落成一个大姑娘了。

    在一个清晨，我和父亲来到半山腰，已不再年轻的父亲，脸上写满了沧桑。父亲说，腊梅，快，给你娘磕头。在父亲忧伤的目光中，我跪在地上，把头深深埋在长满茅草根的坟头上。父亲在旁给母亲唠嗑，她娘，腊梅考上重点大学了。你就放心去吧，一切有我呢。我的泪水无声地滴落在茅草根上。父亲拍拍我的肩，说道：记住，好好学习，将来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在屋后腊梅还没开花之际，我收拾好行李，背起简单的行囊，踏看崎岖不平的山路，把孤独的父亲拉得越来越远……

    岁月是一把犁，把父亲犁得不像样子了。可父亲脸上却始终挂着自豪。父亲不止一次对眼羡的邻里说，其实，我没啥功劳，都是孩子争气，她娘保佑着她呢。

    孩子，腊梅花开了。可漂亮呢！父亲再次见到我时，就絮絮叨叨说这些无聊的话。我想取笑他，可最终没有笑。从父亲的声音里，我似乎看到父亲对母亲的思念。我说，爸，您放心。我不会忘了您，也不会忘了娘，更不会忘了这片土地。

    父亲做梦也没想到，我一个女孩子，竟然当上了交通局局长。

    自从当上交通局局长后，我立誓要把柏油公路修到每家每户门口，给乡亲们实实在在的方便。再也不用像儿时那样，一遇下雨，就挽起裤脚，在寒风凛冽中，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泥泞里前行了。

    每次招投标，总有一些领导的亲戚托关系，明里暗里地希望我照顾照顾。可我明白，修路来不得半点马虎，不能做豆腐渣工程，不然就愧对父老乡亲对我的信任。我力排众议，把工程交给了一个没有任何后台、资质过硬的承包商，并亲自监督把一条条宽阔的公路修到父老乡亲家门口。

    竣工那天，乡亲们一个个提着鸡蛋和水果，送到父亲屋里。父亲说什么也不接受，说我家腊梅就是大家的孩子，孩子为父母做事是理所当然的。

    工程结束，承包商很顺利拿到工程款。当承包商提着一个包来找我时，我一下变了脸，厉声喝道：你这人咋回事？报的价格也不高，挣的也不多，居然还有心思搞这个！你有这心思不如踏踏实实做点对社会有用的事！承包商感恩地拿着包走了。

    可承包商似乎总觉得欠我点什么，听乡亲们讲起我母亲，使提议给母亲修坟！我不同意！可承包商说干就干。动工那天，父亲赶过去，躺在母亲坟前，说你们非要这样做，干脆将我一起也埋了吧。父亲铁青着脸，把人赶跑了。承包商临走前，对着母亲的坟深深地鞠了三躬。

    隔了些时日，父亲托人送来一幅画。我打开一看，是一幅残梅图。没有任何色彩，只有墨的浓淡，晕染出一些凄凉的意境。虽然屋里悬挂的一幅精裱腊梅图让父亲的残梅图黯然逊色，但我还是小心翼翼地将父亲的画换上去。

    我突然想把父亲接到身边，安享晚年。可父亲的固执却超乎我的想象，他说，我哪儿也不去。我就在这里，静静地陪你娘。我知道怎么劝都是徒劳。临走时，我找到村支书，托他好好照顾我父亲又开始了忙碌的工作。一次，村里的二狗来城里看我，无意中说我家腊梅今年咋不开花呢？

    没过多久，我接到村支书电话，说我父亲病倒了。突然想起小时候，父亲一遍又一遍教我画腊梅的情形。用长锋羊毫蘸半浓墨，先画粗枝，再出旁枝，后用藤黄、赭石，浓淡点梅，很快生动形象的腊梅就跃然纸上。

    我匆匆赶回去。回到家，我什么也没有说。父亲说，孩子，快看，家里的腊梅又开花了！

    放眼过去，一朵朵腊梅花，在风雪的包裹下，散发出阵阵幽香，沁人心脾。

    我在手心里，轻轻画了一朵腊梅花。

    对于“以文为诗”，历来有赞赏与反对两种态度，赞赏者认为诗文可以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反对者则每每指陈这一技法的空疏与流弊，坚守诗文有别之大防。对于“以文为诗”的争论一直延续到现代，成为新诗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命题。

    余光中在上个世纪提出的“适度散文化”的诗歌理论与中国古代诗论中的“以文为诗”这一命题有相当的关联，又有极大的不同。因为它既是一位浸润与酷爱本民族古典诗歌的中国诗人，在艺术创造中对传统的回顾与借鉴，更是一个现代诗人、诗论家在中国现代诗的历史背景上，为促进现代诗创作的健康成长而提出的开拓性命题，它的理论重点在于倡导现代诗歌创作中对姐妹文体的兼容并包。

    余光中“适度散文化”的诗歌理论具体表现为下列三个方面：

    其一，词汇的“适度散文化”。它主要是要求在诗作里容纳更多的口语和俗语。余光中认为诗是诗人的独语，但它也不同于说话或者口语。余光中所说的“口语”，要求的是经过提炼的同时代人的鲜活语言，如《大度山》：“睡懒觉是不可能的/一大清早，太阳那厮/就在山坡下大声喊你”诗是活生生的口语，但是在诗人精巧的诗思中出现，并不显得单调平实，而收到巧拙相生之妙。

    其二，句法的“适度散文化”，主要表现在工整凝练的诗句之外，大胆采用平铺直叙和长短错落的散文句法。比较诗句而言，散文句法更加注重清楚地交代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它不避平直甚至忌讳跳跃。余光中在诗歌的创作中大胆采用了许多平铺直叙的句法，如《在渐暗的窗口》：“在渐暗的窗口赶写一首诗/天黑以前必须要完成/否则入睡的时候不放心”。如果去掉分行，改为标点符号，这几句就是典型的散文句，句子的意义也非常清晰。

    其三，风格上抒情与叙事交融。诗歌和散文的矛盾，应该是审美功能与表意功能的矛盾，是抒情性和叙事性的冲突，满足了抒情的幽婉与飘渺，散文的从容清晰则被剥夺；而迁就于叙事的细致完整，诗情又难逃一览无余的尴尬。在感伤滥情大行其道时，余光中为了走出抒情的小天地，在诗中引入了更多叙事性因素。如《透视》，上半部分是大夫对X光片上显影内容的详尽解说；又如《一武士之死》有蒙面人上坟，暴死和失剑的情节描述。

    这里应该指出，余光中诗歌创作的“适度散文化”有一个临界点，他从来没有忘记“适度”，他时常提醒诗坛注意“以文为诗”存在的危险——“没有诗的紧凑和散文的从容，却留下了前者的空洞和后者的松散”。当许多诗人在创作中排斥或不敢引入散文句法时，余光中不但身体力行地“以文为诗”，而且在论评中多次倡导“适度散文化”；当现代诗走向放纵，不知节制，呈现“过度散文化”的病态之时，避免“散文化”便成为余光中20世纪90年代以后诗歌批评中的一个重心，他在《诗与音乐》中指出，“用散文来写诗，原意只是要避免韵文化，避免韵文的机械化，避免陈腐的句法和油滑的压韵，而不是要以错代错，落入散文化的陷阱。”

（节选自徐学《余光中“适度散文化”的诗歌理论与实践》，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