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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现代文阅读 题类:常考题 难易度:普通

上海市松江区2019-2020学年高一上学期语文期末试卷

阅读下文,完成各题。

用青春和汗水创造新时代的新奇迹

罗瑞明

①嫦娥团队、神舟团队、北斗团队,青年科研工作者攻难克坚,连续奋战,不断地攀登技术高峰,创造了一个个奇迹,刷新了一项项纪录。四川省凉山州森林火灾扑救中,为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30名英雄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青年突击队活跃在大江南北,挑最重的担子,完成急难险重的任务……各行各业的青年们汇聚起发展的强劲动力,用奋斗绘就青春亮丽的底色。

②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指出: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勇于砥砺奋斗。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民族复兴的使命要靠奋斗来实现,人生理想的风帆要靠奋斗来扬起。没有广大人民特别是一代代青年前赴后继、艰苦卓绝的接续奋斗,就没有新时代的今天,更不会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明天。

③劳动开创未来,奋斗成就梦想。“幸福不会从天而降,梦想不会自动成真。”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用勤劳的双手编织,用辛勤的汗水浇灌,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每个人劳动岗位各有不同,并非都是轰轰烈烈,不论在何种岗位,不论从事何种工作,都要努力去做,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在平凡中彰显伟大。

④基层一线的掏粪工陈国瑞,低头,俯首,守护一方洁净,无悔,坚持,始终大爱无声。他七年如一日传承着时传祥精神,用一根扁担为百姓守护洁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医生黄莹,为行动不便的患者定期上门随访,她为1200余名居民提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负责200余名慢性病居民的健康管理,居民慢病规范管理率由最初的30%上升到目前的75%。优秀青年焊工井云杰,十多年来,累计完成管道焊接总量相当于一条从北京到天津的长输管道。“三百十六行,行行出状元。”要活出人生的价值,唯有将个人梦与中国梦结合起来,把心思放在工作上,把劲儿使在岗位上,撸起袖子加油干,甩开膀子向前冲,用自己的双手闯出一片新天地,用奋斗书写美好人生。

⑤弘扬工匠精神,焕发青春力量。在科技全球化的今天,5G、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高科技迅猛发展,各项工艺日新月异,谁掌握了先进的科学技术,谁就掌握了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动权。“青年是社会上最富活力、最具创造性的群体,理应走在创新创造前列。”珍惜这一宝贵时光,善读无字之书,苦练有用之功,融入社会生活,接受岗位磨砺,成为行业中的能人,技术上的标兵。数控车工彭发福,主持参与革新项目100多项,优化数控车床加工主减齿轮加工程序,使生产效率提高214%。采油工人张义铁,秉承“为祖国献石油、有技术才更有力量”的信念,完成各类技术创新成果150多项。工程师夏荔,刻苦攻关,创新突破,将173米“不可能”挖通的隧道挖通。弘扬工匠精神,发扬聪明才智,要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在干中学,学中干,以过硬的本领,创一流的成绩,勇做时代的弄潮儿。

⑥勇于担当,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拼搏建功。青年人要志在四方,经受各种考验,以奋斗为乐,听党话,跟党走。要做好每一件小事、完成每一项任务、履行每一项职责。“用奋斗书写人生篇章,在奋斗中释放青春激情。”通过奋斗攻克人生堡垒,扫除前进中的障碍,为民族复兴铺路架桥,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成为新时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青年。

⑦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寄语当代青年,清晰标定青年之于国家和民族的分量,激发了广大青年拥抱新时代、奋进新时代的热情。广大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征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青年须牢记使命,不负重望,用青春和汗水创造新时代的新奇迹,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青春力量。

(选自2019年5月5日《中国青年网》,有删改)

(1)、分析第②段的说理思路。
(2)、第④段使用了不少数字,有何作用?请举例分析。
(3)、下面对文章相关内容的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
A、“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是说奋斗很重要,可以让年轻人更自信。 B、“幸福不会从天而降,梦想不会自动成真。”是说只要奋斗就能成就梦想和幸福。 C、“三百十六行,行行出状元。”是说人生的价值在于将个人梦与中国梦结合起来。 D、“用奋斗书写人生篇章,在奋斗中释放青春激情。”反复强调青年人要不断地奋斗。
(4)、下面对本文的语言特点分析不恰当的一项是(    )
A、整齐中有变化 B、多引用有文采 C、多短句有气势 D、朴实中带幽默
(5)、新闻评论是针对某个新闻发表的评论。根据文章内容分析,本文是针对什么新闻发表了哪些观点?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病态的“民国热”是对历史的侮辱

单仁平

    “中华民国”,这个在大陆社会中几乎沉没的记忆符号,这些年因种种缘由又浮现出来。是的,它不全是记忆,它还在台湾保留了一块残片,并在统独问题上扮演着复杂角色。过去的一个世纪国家历尽沧桑,大陆社会见多了,前进了,也对围绕“中华民国”的各种元素多了些宽容。

    然而在大陆互联网社区的一些角落,以及在少数知识分子中间,出现了一种对“中华民国”的病态缅怀,以至于一些小圈子里甚至形成“民国热”。这种思潮下的积极分子对大陆的民国时期不断进行浪漫主义描述,称那是个“民主”、“自由”、而且“崇尚知识”的时代。

    这种论调的基础是当时中国少数高级知识分子的境遇。他们相对于当时的工农大众挣得很多,大学教授的家庭都用得起多名仆人,铁定属于当时的上流社会。此外民国时期出了几名大师级的学者,他们受到当下学术界的普遍推崇。

    有非常少量的人宣称他们不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十·一”国庆节,而“只过双十节”,在小圈子里博得掌声。

    必须指出,赞美民国作为一些人表达对现实不满的一种方式,是有逻辑的。作为对旧时代的一种“纯怀念”,也可以理解。怀旧是人类的一种基本情绪,这就像民国的国学大师王国维和辜鸿铭怀念满清时梳辫子,中国现在还有一些人怀念“文革”时代一样,它们都有复杂的社会原因及心理原因,成熟社会对它们的态度应是能宽容时则宽容。

然而有些人把“民国热”当成一个意识形态甚至政治工具,来挑战大陆社会的主流历史观和对现实政治的认识,他们的鼓吹就不再是小资的东西,而是在搞恶意欺骗,他们的把戏应当毫不客气地予以揭穿。

    民国真的好吗?如果它真好,当初就不会被中国人民那么坚决地抛弃。中共以成立之初才几十个人的“小众”,其力量甚至不如今天微信上一个稍大点的圈子,却用28年的时间动员了全中国的老百姓,摧枯拉朽般把国民党的庞大国家机器打得七零八落。如果不是当时的国民党政权烂透了,烂得我们今天难以想象,彻底失了民心,这一切怎么可能在这么大的国家里奇迹般发生!

    当时大学教授的境遇大概的确不错,但全中国当时才有几所像样的大学?一共才有多少教授?一项研究表明,1936年中国所有大学的在校学生只有41922人,这还不到今天一所清华大学的在学学生人数。

    少数大学教授当时的优越生活对工农大众来说,是很不公平的。知识分子与工农如此之大的社会差距在发达社会里不可想象。有人指责怀念民国大学的人,称他们是怀念当时大学教授百倍于工农薪酬所支撑的那份生活,不能不说这样的指责有一定道理。

    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堪称“一团糟”,当时的国家治理甚至没有深入到基层社会,也未能突破地方力量的实际割据,是浮在半空中的,而且受制于西方列强。上世纪40年代末的中国内河里还游弋着英国军舰。这样的国家面对东洋小国日本的侵略,无法进行强有力的反抗动员,国民党政权应当对中国遭日寇的蹂躏承担责任。

    今天的中国,无论在综合国力、国际地位、民生水平以及对国民各种权利的综合保障能力方面,都远远超过了当年。我们可以怀念民国时期的一首歌,一道风情,以及一些时间越久越让我们感到亲切的面孔,但歌颂那时的国家制度和它所带来的影响,这是对中国历史以及推动这个国家发生伟大变化的所有人的侮辱。

    还是让“民国热”作为小资情调保持其特有的醉意吧,最好别把它带到正儿八经的舆论场来。因为它会瞬间变得十分丑陋。稍微一扒,它里面的无知和装腔作势就暴露无遗。

(选自《环球时报》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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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热”切莫丢了文化魂

闻白

    即使你不是一个对城市改造十分敏感的人,蔓延各地的拆旧和仿古热潮也足以令你侧目。据学者的最新统计,全国有不少于30座城市欲斥巨资重建古城,如我们风闻过的开封千亿元重塑汴梁城、昆明220亿元打造古滇王国、山东聊城古城改造……

    某种意义上,“拆旧”与“仿古”构成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看似矛盾却又并存的两大典型现象。拆旧,是因为旧的文化遗存“挡”住了城市发展脚步;仿古,则是希望从传统文化资源中寻求发展契机。破与立之间,折射出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许多文物保护专家对这种“大拆大建”有过担忧和提醒。在他们看来,如果把积淀了深厚文化底蕴的旧城仅仅当作改造对象,而不强调实施保护、有机更新的一面,是一种观念错位、“最没文化”的表现,将一片片历史街区夷为平地,一座座传统民居无情摧毁,然后仿建出一条条复古商业街,不但会造成城市文化空间的破坏、历史文脉的割裂,而且导致城市记忆消失,最终形成千城一面的平庸景致,令人扼腕。

    值得关注的是,和过去修建一个仿古建筑相比,现在的古城重建,多为城市的重大决策项目,动辄百亿千亿元投资、几千亩占地,涉及众多文物保护和百姓搬迁,影响城市未来发展布局,因而争议更多。而最大焦点在于,一些重建项目只是打着与文化相关的旗号,背后是经济利益和政绩工程的驱动,缺乏文化之魂,片面地用浮华形式、简单符号来进行文化建设,最后当然是南辕北辙,拆了真古董造了假古董,沦为笑柄不说,更成为一种政绩泡沫,造成“政府立项,百姓埋单”的严重后果。

    应该承认,在不破坏文物的前提下进行一些重建、仿建未必是坏事。“古城重建热”在某种程度上也与全社会的文化发展热情,甚至是渴望进一步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倾向密切相关。有专家就认为,中国已经进入到充分利用文化遗产、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的时期,利用文化遗产来发展经济、刺激旅游成为显著特征,也应成为一种可持续发展趋势。但如果有“体”无“魂”、有形式无内涵,就难免遭遇市场和公众的双重否决。比如你争我夺的名人故里之争、大而无当的文化景观等。 在文化建设成为“五位一体”重要一极的今天,任何不计成本、不讲实效、盲目跟风的伪文化行为,不但不能为人民带来福祉,而且有可能带来社会建设、生态建设方面的问题。

我国仍然处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阶段,文化名城名镇、历史街区和古村落等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城市发展间的博弈协调,注定将长期存在。百姓并不反对城市旧貌换新颜,也乐见城市科学发展,只是这“新颜”也需要有历史的基因、文化的担当,让人们能够找到城市的记忆与未来。破解城市发展中新与旧的难题,需要更多的因地制宜,需要对文化的真心热爱。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梅格与人格

    为什么梅花能够与人格如此胶合为一体呢?因为梅花的形象特征与某种道德评价的思想价值完全吻合。

    首先是梅花的色淡气清。清淡是对浓艳的否定。浓艳为俗,清淡超俗、高雅。而高雅脱俗,是文人学士所追求的风格,所标榜的气度。宋熊禾《涌翠亭梅花》言:“此花不必相香色,凛凛大节何峥嵘!”梅花之神,在峥嵘之“大节”,而不在表面之“香色”。放翁《梅》诗也说:“逢时决非桃李辈,得道自保冰雪颜。”颜色的清淡正与高士之“得道”契合了。

    其次是梅姿的疏影瘦身。戴禺说:“精神全向疏中足,标格端于瘦处真。”梅花之影疏,显露出人的一种雅趣;而梅花之瘦姿,则凸现了人的一种倔强,因而是人格坚贞不屈的象征。清恽寿平《梅图》说:“古梅如高士,坚贞骨不媚。”顽劲的树干,横斜不羁的枝条,历经沧桑而铸就的苍皮,是士人那种坚韧不拔、艰苦奋斗,决不向压迫他、摧残他的恶劣环境作丝毫妥协的人格力量和斗争精神的象征。

    也正因为梅花具有此种不屈的品格,它才冲寒而发。为了将美好的春天的信息,尽早报告给人间,梅花心甘情愿被雪礼葬,在所不惜:“一朵忽先变,百花皆后香。为传春消息,不惜雪埋藏。”这种伟大的人格力量,真可感天地,泣鬼神!

    再次是梅花的景物陪衬。梅花色淡,姿瘦,神韵高雅,而配合其环境的是月光、烟影、竹篱、苍松、清水和寒雪,这就从各个角度全方位地烘托出梅花的“高标逸韵”,收到相得益彰的艺术效果。宋杨无咎《柳梢青》云:“雪月光中,烟溪影里,松竹梢头。”这就是梅花的陪村意象群:寒雪、淡月、清流、薄(疏)雾、劲松、瘦竹。其清一贯,其骨相通。张道洽《梅花》诗云:“雅淡久无兰作伴,孤高惟有竹为朋。”梅品之“雅淡”,梅格之“孤高",惟有虚心、有节、耐寒、清淡的竹是它的友朋,诠释了陪衬的艺术力量。

    唐朱庆余《早梅》诗更是将雪、露、松、竹与梅并在一起写,让人们受到最清幽、最高雅的浑融境界的视觉冲击:“天然根性异,万物尽难陪。自古承春早,严冬斗雪开。艳寒宜雨露,香冷隔尘埃。堪把依松竹,良涂一处栽。"万物难陪,只有雪、露、松、竹,堪与“一处栽”也。众多的意象,将梅花的形象衬托得愈发幽雅、高贵。

    《孤本元明杂剧》中有《渔樵闲话》,将松、竹、梅定为“岁寒三友”。其实在中国文化史上,正式出现“岁寒三友”,还是在南宋期间,如陆游《小园竹间得梅一枝》云:“如今不怕桃李嗔,更因竹君得梅友。”梅与竹,不仅为“友”,而且同属于“君”。林景熙《五云梅舍记》说:“累土为山,种梅百本,与乔松、修篁为岁寒友。”因为这三种植物,它们所象征的中国士人的那种精神的至高境界,是完全一致的。

(节选自张福勋《梅花诗话》,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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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意逆志

    早在两千多年前,孟子就提出了诗歌欣赏的一个基本方法——“以意逆志”。孟子说:“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就是说,我们在解说、欣赏诗歌的时候,不能就表面意思去理解字词,更不能拘于个别字眼去理解诗句,而应该从作品的整体出发,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地理解诗作的主旨,用自己的切身体会去推测作者的本意。

    古典诗歌中所蕴藏的思想感情是通过语言文辞表达出来的,然而这些语辞是历史的产物,于今天相隔较远,所以欣赏古典诗歌,我们首先要通过对诗句、文辞的准确解读,窥见作品的意旨、作者的情感。

    在解读字词诗句的过程中,我们要“识字”,正确理解字义、词义,更要注意对古典诗歌中常用词语的特定含义的理解。这些语汇,大多是前人留下的语言材料。由于历史的积淀,往往具有特定的内涵,形成了某一特定的意象,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作品的感情基调。如果我们在阅读时望文生义,可能就会出现理解上的偏差。如王之涣的《凉州词》是一首尽人皆知的边塞诗,而明代杨慎就认为它是说皇恩不及边塞,是一首讽刺作品。究其原因,主要是他没有注意到诗中“孤城”“杨柳”“玉门关”等重要意象的特定含义。在汉唐诗歌中,“孤城”往往与戍边士卒的乡思有关;“杨柳”一词既有折柳送别的意思,又指乐府《横吹曲辞·折杨柳》曲,均有惜别之意;而“玉门关”亦和征夫离情有关。所以,如果我们抓住了这些意象,梳理出作品的意脉,自然会理解作者所要表达的是边关戍卒的思乡之情。

    另外,我们的主观感受、生活体验,对欣赏古典诗歌也有很大的帮助。如果我们在生活中随时留意,用自己的生活体验去解诗,就能从作品中领会生活情趣。如,杜牧《山行》一诗,不少欣赏着认为“白云深处有人家”“霜叶红于二月花”等句最妙,说是从中看到了作者心情之悠闲。但是,如果我们有过“山行”的经验,就会知道此诗首先写了路途之“远”、气候之“寒”、天色之“晚”,诗人显然行色匆匆,绝不只是漫步山间,悠闲看景,但诗人在第三句却置天晚、秋寒、山元、径斜于不顾,“停车”赏看枫林,这就凸现了霜染枫叶之美、诗人爱赏之深。这“停”与“行”的矛盾,恐非有山行经验者不能深悟。

    如果我们善于把自己的生活体验和主观感受融入欣赏过程中,有时还会超出诗人创作的原意,生发出新的旨趣。如“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等诗句,都被后人赋予了新的寓意。所以,我们今天也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生活的情况,在全新的意义上借用古典诗篇、诗句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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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很早就提出“仁民爱物”观念,如孟子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仁民爱物”,在如何对待人的问题上,体现了仁道的道德意识;在如何对待物的问题上,体现了生态伦理的意识。

“仁民”主要涉及仁道原则与人的关系,它意味着把这一原则运用于处理和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儒家的仁道原则基于孔子的思想:孔子思想系统中最重要的概念便是“仁”, 基本含义则是“爱人”。当孔子的学生樊迟问何为“仁”时, 孔子的回答便是:“爱人” (《论语•颜渊》) 。所谓“爱人”, 其基本含义即肯定人之为人的内在价值, 并把人作为有自身价值的对象来对待。《论语•乡党》中记载:一次孔子上朝回来, 听说马厩失火, 马上急切地探询“伤人乎?”。“伤人乎”所蕴含的真正意义,是把人看作与物或工具不同的、具有内在价值的对象。这同时体现了仁道的原则, 而 “仁民”, 也意味着用这样的仁道原则来对待他人。

“爱物”则是将这一仁道原则进一步加以扩展、引申,运用于处理人与物的关系。对儒家来说, 物虽不同于人, 但它依然应当成为人珍惜、爱护的对象,对物的这种珍惜、爱护, 与注重自然本身的法则及整个自然环境的保护联系在一起。对人类的活动, 如捕鱼、狩猎, 以及砍伐树木等, 儒家特别强调要注重“时”。在动植物生长的时期, 不能随意地展开渔猎、砍伐等活动, 这是“爱物”的具体展现。可见,“爱物”关乎广义上的天人关系,其具体内容涉及外部自然与人的发展、人的需求之间的协调;由此,它也使儒家的仁道原则获得了更广的意义。

由“仁民爱物”, 儒家又进一步引出“万物一体”“民胞物与”的观念。所谓“万物一体”“民胞物与”, 也就是将人和世界的其他一切对象, 即人和天地万物, 都看作一个生存共同体。“民胞物与”是“仁民爱物”的具体引申, “民胞”意味着将其他的人类成员都看作自己的同胞, 并如同胞一般来对待;“物与”则是把人之外的其他一切对象视为息息相关的交往伙伴。

“万物一体”“民胞物与”和“仁民爱物”从总体上看便是要求在人和自然、人和天地万物之间建立起和谐、协调的关系, 避免人和自然之间的对抗和冲突。近代以来, 在天人关系的演进中, 人之外的天地万物更多地被看作为人所利用、征服的对象。比较而言, 传统儒学则更多地把如何维护人和天的和谐关系, 看作天人之辩的题中应有之义, 这种意识和广义上的“天人合一”观念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人和自然的关系来看, “天人合一”所指向的便是人和万物的和谐关联, 避免仅仅把自然当作征服、利用的对象。

(摘编自 杨国荣《政治实践与人的德性——儒学视阈中的为政和成人》)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在今天中国人的生活中,儒家思想仍不失为颠扑不破的真理,仍然是一股活的力量,还会影响我们民族的立身处世之道。

    在西方读者看来,孔子只是一位智者,开口不是格言,便是警句,这种看法,自然不足以阐释孔子思想其影响之深且大。若缺乏思想上更为深奥的统一的信念或系统,纯靠一套格言警语,而支配一个国家,像孔子思想之支配中国一样,是办不到的。

    简捷地说,孔子的思想是代表一个理性的社会秩序,以伦理为法,以个人修养为本,以道德为施政之基础,以个人正心修身为政治修明之根底。由此看来,最为耐人深思的特点是取消政治与伦理之间的差异。其方法为一个伦理性的方法,与法家以严刑峻法为富国强兵之道截然不同。孔子的学说要求人对人类与社会负起当负的责任,所谓以天下国家为己任,此点与道家的适世玩世又大有不同。实际上,儒家思想所持的是人道主义者的态度,对全无实用虚无缥缈的玄学与神秘主义完全弃置不顾,而是只注重基本的人际关系,灵异世界神仙不朽又有何用?这种独具特色的人道主义中最有力的教义,是“人的标准就是人”。就凭这条教义,一个常人只要顺着人性中的善去行动,就算初步奉行儒家的为人之道了,并不必在什么观念信仰上去寻求神圣理想中的完美。

    更精确点说,儒家思想志在重新树立一个理性化的封建社会,因为当时周朝的封建社会正在趋于崩溃。儒家思想主张阶级分明。要了解这种情形,我们必须回溯到孔子当时封建制度崩溃以及此后数百年内的状况。当时中国领土内有数百大大小小公侯伯子男等级的诸侯国,各自独立,其强者则国土与国力日增,时常与他国兵连祸结。周朝天子名为华夏君王,统治全国,实则徒拥虚名,衰微已极。直至孔子及以后之孟子,虽周游列国,干谒诸侯,求其施仁政,拯百姓于水火,但亦不屑于一朝周帝。这颇与其所主张之建立理性社会,尊崇周王之学说相矛盾。因当时国内情势纷乱已极,周室衰微,天朝荏弱,纵然前往朝见,终无大用。各国间虽订有条约,转眼粉碎,结盟和好,终难持久。养兵日众,捐税日增,强凌弱,众暴寡。国与国间随时会商,真是舌敝唇焦,不见成功。学人智者开始定攻守之计,和战之策。当时国界之分渐渐混灭,学者智士周游列国,朝秦暮楚,亲疏无常。而古礼失,尊卑乱,贫富悬殊,政教乖误,此等混乱失常遂使思想锐敏之士,劳神苦思以求拨乱返治之道。在此种气氛中,更兼以思想之极端自由,智慧明敏之士,遂各抒己见,如百花齐放,竞妍争香,乃形成中国哲学之黄金时代。

    孔子,他相信道德的力量,相信教育的力量,相信艺术的力量,相信文化历史的传统,相信国与国间某种程度的道德行为,相信人与人之间高度的道德标准,这都是孔子的信念。

(节选自林语堂《孔子思想的特性》,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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