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和同开珎”

    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铸造的数量须达到一定规模，交易中才有条件实现物畅其流。因此与西方之币值较高的银币相比，东方的铜钱仍具有自己的优势。而毗邻中亚的新疆地区，受到东西两方面的影响，曾出现过带有两大货币文化之特点的产物。比如于阗的“汉佉二体钱”，圆形，无孔，钱面为汉字“六铢钱”，当中为其族徽；钱幕用佉卢文标出王名，当中为驼纹。它虽然是铜钱，但钱文却是用钢模打压而成，并不是铸出的。再晚些，魏晋时的龟兹地区铸造了带方孔的“汉龟二体钱”，则接近中原货币。唐时，河曲六胡州之安国部所铸的钱，正面与唐“开元通宝”无殊，只在钱幕标出族徽。这表明来华的九姓胡人不仅奉唐之正朔，且亦铸造和使用开元钱。

    海东的情况又不相同，由于与西方距离遥远，所受到的主要是中国的影响。比如日本，这里原来不产铜，元明天皇时在本土发现铜矿，乃称其铜为“和铜”（日本铜），年号也随之改为“和铜”（708—715年）。有了铜，日本开始铸钱，其方孔钱的钱面上铸出“和同开珎”四字。“和同”即“和铜”。吐鲁番所出土的一个寺庙的交纳账中记有“同钱”，那里的“同”也是“铜”字的简写，可与“和同”相参证。这种钱无论形制、尺寸和钱文，均模仿唐朝的“开元通宝”，特别是那个“开”字，更完全照搬开元钱上的特殊写法。“和同开珎”四字的书体颇美观，不过由于其中的“同”是个简化字，所以开元钱上原来用的“寳”字被简化成“珎”，只留下此字当中的一部分。这或许是出于使钱文两侧笔画匀称的考虑。1970年在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的文物中，五枚“和同开珎”钱曾引起注意。《文物》月刊于1972年发表的发掘简报将钱文释为“和同开珍”。因为在章草中“珍”字可以这样写，故释文不是没有依据。然而比照钱币史，此说却是讲不通的。

    释“开珎”为“开宝”，笔画匀称并不是唯一的理由。试看从八世纪到十世纪，日本铸造的“皇朝十二钱”，钱文无例外地都叫某某“宝”，如“万年通宝”“隆平永宝”“富寿神宝”“承和昌宝”“乾元大宝”等。十世纪以后日本长期不铸钱，习用宋钱。直到相当于我国明代末叶时才又铸造“宽永通宝”，仍称之为“宝”。因此没有理由认为八世纪时会出现一种名“珍”的钱。

    日本古钱皆以“宝”字为称，其实这也是从唐代钱文之“通宝”“重宝”“元宝”“泉宝”等名目中学来，而唐钱并没有称“珍”的。不仅如此，由于唐钱中“开元通宝”行世最久，影响最大，所以开元钱被尊奉为当时东亚的标准货币。它在日本曾被简称“开钱”，“开宝”也是如此。也就是说， “开元通宝”尤其是简化了的“开宝”的叫法，已成为标准货币的通称。日本“皇朝十二钱”中不是还有一种“神功开宝”吗？其上之“寳”字未曾简化，清清楚楚，无可置疑。它与“和同开珎”一样，都叫“开宝”。也就是说，它们均被视为在其所标出的年代中铸造的“开钱”。可见日本当时对唐文化的倾慕几乎达到亦步亦趋的程度。在日本钱问世之初，面前的样板只有一种：那就是唐钱。所以从形制到名号，只有唯唐钱是瞻了。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中华文化根源于中原文化，中原文化实际上是以商周文化为主体的。从文献和出土文物看，商周时期已经有了相当发达的农业，远超同时期其他地区。基于农耕生产和生活所产生的文化，当然要比狩猎采集时代的文化发达，也更为精细，更有感染力和吸引力；再加上农业社会有超过日常需要的粮食和其他物品，社会分工也更为细密合理，因而在当时经常发生的部落或部族战争中容易获胜。这样，中原文化靠着文和武两种手段慢慢地向外扩散，在扩散的过程中，并不是单向地输出，而是随时吸取当地部落部族的文化，边扩散边演变壮大。如果我们放眼历史，中华文化的这一趋势至今也未中止，以后也不会终结。

    商周活动的地域在今河南、陕西一带，这里土地肥沃，适于耕种；但同时自然灾害频仍，接近北边和西边的游牧部落。中华文化的根基大致就是由这一自然和社会状况的刺激而形成的。农业生产需要社会的稳定和氏族、家族与家庭的延续。农业的耕种和收获是以年计算的，只有稳定，才能春种秋收，才能不断提高耕作技术、提高产量，生活也才能逐渐富裕起来；只有延续，土地、工具的占有才能长久，技术的传承和提高才有保障。要稳定，就要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合作；要延续，就要重视血缘的纯正，要分清正支与旁支，要保持以辈分为基础的等级制。既然时时可能发生自然灾害和外来兵灾，就要与水旱风雹、虫兽疾疫搏斗，要和入侵劫掠者拼杀，灾后还要艰苦奋斗以恢复家园。在应对种种自然界和人的挑战过程中，不但磨炼了人们自强自立的意志和能力，同时也使得对自然界的观察越来越细密，天文、历法、地理、动植物学、医学等都有了发展的需要和可能，因而高度发达。这样，中华文化就种下了吃苦耐劳、聪明睿智、自立自强、知难而进、崇和反战、宽容豁达、重视伦理、忠孝仁义等基因。

    中华文化形成之后，表层、中层和底层形成了一个庞大而严密的体系。这是中华文化历久不衰的内在原因。任何文化，表层是最易发生变化的。因为它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与社会的物质条件关系十分密切。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一经变革，人们的衣食住行就要跟着变化。中层变化的速度仅次于表层，随着时代的变迁，随着中华文化与异质文化交融的加深，礼仪、风俗、艺术、宗教、法律、制度等也必须相应地演变。表层与中层文化的每一次演变，也就向前推进了一步。惟有底层文化，经过了数以千年计的表层和中层的反作用而不断地“修订”、加强，已经深深根植于民族的血液中，极难改变。但是，既然表层和中层对于底层有着反作用，那么表层和中层变得久了，也就要动摇底层文化。

（选自许嘉璐《中华文化的前途和使命》，有删改）

    西辽河流域、长江中下游地区及海岱地区这些新石器文化核心区衰落，中原核心区稳步崛起，中原中心趋势形成，这是中国史前文化格局改变的历程。旧大陆西部即我们传统上所说的中亚和西亚传来的农作物（大麦、小麦）和绵羊、山羊、黄牛和马等家畜，显然对中国史前文化格局的改变起了作用。同时，伴随着冶金技术的东传，青铜铸造技术在中原地区扎根、发芽、开花和结果，标志着青铜时代全球化的形成。然而，西来的新作物与家畜，对于中原地区的产业仅为补充，未起到多大的作用。青铜时代的全球化对于中原的崛起作用有限。因此可以说，青铜时代的全球化不是中国史前文化格局彻底改变的根本动因。

    造成中国新石器时代传统核心区域文化衰落以及中国史前文化格局彻底改变的根本原因，是以长江流域为代表的史前商品经济基础与以黄河中游地区（后来的中原）为代表的小农经济基础之间长期博弈。最终，黄河中游地区由于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总体和谐并充分适应东亚地区的生存环境，战胜了长江流域的商品经济，导致中国史前文化格局的改变。

    以专营农牧两侧的中间商贸为经济基础的半月带社会政体或文化中心，是长江中下游地区传统商品经济文明中心衰落后兴起的，半月形地带的兴起得益于其农牧交错带的经济地理区位。

    随着夏商周三代东亚文明中心的形成，半月带文化与文明衰落，半月带的功能从欧亚东西双方贸易的媒介，转变为在中原和欧亚草原之间的“保护膜”，如同带有瓣膜的细胞壁，总体上起到阻隔东西方自由交流的作用。正如英国学者杰西卡·罗森夫人所认为的那样，东西双方只是透过半月带即她所谓的“中国弧”进行“接触”，并非“交流和融合”，中原仅仅是有选择地接受西方的文化因素与技术。中原透过半月带这一“保护膜”向西方输出的恐怕主要也只有丝绸和粟了。

    考古资料表明，中原夏商周三代许多先进的发明和政治策略，都被视为国家机密——核心“秘密武器”而被禁止西传，比如发达的天文历法知识体系、完备的圭表测量技术，以及天下观、礼乐制度观念、玉礼器制度观念等等，从而进一步加大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与此相反的是，中原许多政治发明和技术，却对朝鲜半岛、东南亚地区开放，影响极为深远。显然，先秦时期中原政权始终将东亚大陆视为自己安全的腹地和大后方，而将欧亚草原高地视为外方。

    先秦时期中原政权的这种亲疏观念，使得以旧大陆西部为策源地的“青铜时代的全球化”停留在浅表的金属、作物、家畜三类技术层面，并主要将青铜、牛羊、小麦引入“祀与戎”领域，这不仅加深了青铜时代东西双方的异质化，还进而使先秦时期的中原成为坚挺的东亚文明核心。

（摘编自何驽《中国史前文化格局与青铜时代全球化》）

    传统礼制因其长期附着在传统政治体制之上，必然具有种种封建之质核，然而同样无可否认的是，对于个人来说，礼及礼制是立身处世的一套准则；对于群体来说，礼和礼制又是人际交往的文明规则；扩而大之，对于整个社会来说，礼和礼制则是为构建稳定的社会秩序和制度而设计的。因此，礼制中必定蕴含着中华先民的生命经验和生活智慧。这种经验与智慧的深厚积累之核心，就是一个“仁”字。

    《礼记》载：“礼者，理也。”即统治者以“礼”来治事理政，也就是以“理”来治事理政。在儒家理念中，政治上最大的“理”就是要施行德治主义的“仁”政。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又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民）有耻且格。”即在仁政中，德与礼相互为用，不可分割。

    在孔子看来，仁政有诸种具体表现，国家在施政过程中必须具备。仁政的具体表现有五项特质：“恭”“宽”“信”“敏”“惠”，概而言之，便是庄重、宽容、诚信、勤勉及惠人。这些准则亦是各种具体而微的礼制规范由以制定和实施的内在理念。因而仁、礼关系可以简要地表述为“礼”为“仁”之用，“仁”为“礼”之体；或者说“礼”为“仁”之流，“仁”为“礼”之源。

    “仁”的原初含义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亲善关系。最古老的政书《尚书·仲虺之诰》有“仁，爱也”语，《诗经·郑风·叔于田》有“洵美且仁”语，是指民风。《左传·襄公九年》有“体仁足以长人”语，仁者爱人，施仁政可以发展人的才能。这些理念原本是先秦族群社会普遍存在的血缘亲情关系的天然反映，同样具有历史正当性。在这种基于血缘关系的小共同体中，由长者（族长）主导的权利义务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父权和父责相统一，即“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君仁、臣忠”。显然，这是一种对君臣父子双方都有约束力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原初含义是：君要像个君，臣要像个臣；父要像个父，子要像个子，各安其位，各行其责。所以，从原生儒家的君权、父权中推不出后世“三纲五常”中绝对专制的理念来。恰恰相反，原生儒家的观念是“圣道”高于君命，儒士为王者师，信仰高于权位，所以孟子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之类的民本思想，荀子有“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犬行也”的道德原则。

    从血缘亲情中生长出来的仁爱观念，再外推一步，即是“忠恕之道”。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根据曾子的解释，“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之道”的正解就是“己欲达而达人，己欲立而立人”，其反解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基本精神都是将心比心，推己及人，也就是孟子所说：“不忍人之心。”“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此孟子推出“四心”，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他将此作为“仁”之“四端”。孟子所言，实质就是人区别于动物、人之为人的根本特征，故可简称为“人性”，也就是“仁”的具体表现。古今中外，概莫如是。

（节选自葛金芳《中华礼制内在凝聚力的学理资源和现实挑战》有删减）

    “浙学”的成型是在永嘉、永康、金华、四明之学异军突起的南宋。永嘉、永康之学给“浙学”打上了追求功利、讲求事功的思想烙印，金华、四明之学则分别传承了中原文献之学和江西陆学的精神传统。明代中后期，以王阳明为宗主的阳明学派遍及两浙，风靡全国，确立了良知心学理论体系。明清之际，刘宗周（蕺山）的诚意慎独之学独树一帜，形成涵盖两浙的蕺山学派；其高足弟子黄宗羲接踵而起，力倡重视经世实践的“力行”哲学，开创具有民主启蒙性质和实学特征的浙东经史学派，使“浙学”升华到足以主导中国思想潮流的地位，成为推动近代思想解放和民主革命运动的思想大旗。自南宋至明清，浙学内部学派林立，宗旨各异，而其主流则是以“求实、批判、兼容、创新、民本”为根本精神的两浙经史之学。

    “浙东学派”的概念始见于清初大儒黄宗羲的著作。黄宗羲在《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一文中首次使用“浙东学派”一词，指的是浙东地区学术发展的主要脉络，即浙东学统，或曰浙东学脉，而非现代意义的学派。黄宗羲之后，自视“梨洲私淑”的清代大儒全祖望撰《宋元学案叙录》，多次使用“浙学”概念，并作肯定性评价。他认为“浙学”主要是指“浙东之学”，但也包括“浙西之学”，清乾嘉时的浙东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浙东学术》中认为，“浙东之学”与“浙西之学”的学术渊源与学风虽有不同，但都是儒家之学，其根本之道可以并行不悖、互相兼容。

    溯源追踪，综合比堪，“浙学”的内涵可作狭义、中义与广义之区。狭义的“浙学”概念是指发端于北宋、形成于南宋永嘉、永康地区的浙东事功之学。中义的“浙学”概念是指渊源于东汉、酝酿形成于两宋、转型于明代、发扬光大于清代的浙东经史之学。广义的“浙学”概念指的是渊源于古越、兴盛于宋元明清而绵延于当代的浙江学术思想传统与人文精神传统，它是狭义“浙学”与中义“浙学”概念的外延，既包括浙东之学，也包括浙西之学；既包括浙江的儒学与经学传统，也包括浙江的佛学、道学、文学、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传统，甚至在一定意义上涵盖了具有浙江特色的自然科学传统。我们在总结浙江学术思想发展史时，必须对狭义、中义与广义的“浙学”分别加以系统的研究与整理。然而站在当今文化建设和弘扬文化精神的立场上，则应取广义的“浙学”概念，尤其重视对其人文精神的研究和应用。

    历经岁月磨合凝练，“浙学”内部的多个学派“和齐斟酌，多元共存，互相融通”，形成为地域学术文化传统，逐渐凝练出以“实事疾妄、崇义谋利、知行合一，经世应务、兼容并包”为主要特色的思想内涵。

（节选自2019年3月29日《文汇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