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尺谱是世界上最早的乐谱之一。世界上只有三个国家发明了乐谱——意大利人发明了五线谱，法国人发明了简谱，中国人发明了工尺谱、减字谱、律吕谱等。把转瞬即逝的声音用一系列抽象符号记录下来，是一项看起来简单但构建过程却十分复杂的工程。为记录声音，古代的中国人尝试了多种方式，寻找到多种途径，创造了多种乐谱。这些乐谱应当与方块字、造纸术、印刷术一样，是让中国人感到自豪的伟大创造。

    千百年来音乐家一直在不断追求和完善乐谱这一用平面图形表达声音高低长短的符号体系。古今中外，贯穿乐谱中的基本元素是数字。五线谱依据五条横线的高低，表示声音高低。简谱以数字排序，表示声音高低。西方唱名法(doremifasolasi)来自一首赞美诗每个诗句的第一个音节，这是外国乐谱的情况。中国人用汉字表达音高，历史上把乐谱符号，称为“谱字”。工尺谱字，是否也是数字呢?常见的“谱字”共计十个：合四一上勾尺工凡六五。一眼便知的数字有：一、四、五、六，其他符号，也同质同构，源于数字。

    在20世纪西方乐谱大面积传播之前，工尺谱使用甚广，中国戏曲的主要记载方式就是工尺谱。清乾隆六年(1741)，由清庄亲王允禄编纂的《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共收录4466首曲谱，是记录戏曲音乐最丰富的资料集。清代“贮香主人”于1821年辑录的《小慧集》，是目前唯一能见到的用工尺谱来记录民歌的文献，其中收录了著名的《茉莉花》。民间器乐的主要记录形式也是工尺谱，大家熟悉的西安鼓乐、福建南音、山西笙管乐、冀中音乐会、江南丝竹等，都是采用工尺谱记录。民间乐师依照师傅嫡传的墨本和父辈祖传的曲本，辗转续抄，代代相传。工尺谱的流传，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文化现象，不但宫廷、寺院传抄，市井、乡村也传抄，而且民间抄本比宫廷藏本保存得更好，流传得更广。

    20世纪，传统文化所处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五线谱与简谱成为音乐传播的主要形式，工尺谱被驱除出文化传承的主渠道，甚至连其名称也已退出大部分人的记忆。21世纪以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念深入人心。从20世纪初现代学堂明令禁用工尺谱，到今天专业音乐院校学生跟着民间乐师咿咿呀呀地韵唱工尺谱，历史已经大翻转了!“西安鼓乐”“福建南音”等古老乐种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则说明人们对工尺谱的态度已发生了逆转。

    没有谱本，无以为凭，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态存在的声音也就不易传播。乐谱是话语权之所在，代表了书写，代表了传统，代表了师承。于曲目，它是保存乐曲的传媒;于乐器，则是按谱用字的依据;于乐师，则是代代相承的脉络;于乐社，则是凝聚维系组织的象征。正如文化部副部长董伟所言，出版《中国工尺谱集成》，不仅对营造全社会注重收集整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良好氛围具有积极作用，还将对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式，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产生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张振涛《工尺谱：让传统音乐有“谱”可依》)

    所谓文学，就是以言达意的一种艺术。言所以达意，然而意绝不是完全可以言达的。因为言是固定的，有迹象的；意是瞬息万变，缥缈无踪的。言是散碎的，意是混整的。言是有限的，意是无限的。以言达意，好像用断续的虚线画实物，只能得其近似。文字语言固然不能全部传达情绪意旨，假使能够，也并非文学所应希求的。一切艺术作品都是这样，尽量表现，非惟不能，而也不必。

    《论语》：“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几句话决没完全描写出孔子说这番话时候的心境，而“如斯夫”三字更笼统，没有把当时的流水形容尽致。如果说得详细一点，孔子也许会这样说：“河水滚滚地流去，日夜都是这样，没有一刻停止。世界上一切事物不都像这流水时常变化不尽么？ 过去的事物不就永远过去决不回头么？ 我看见这流水心中好不惨伤呀！……”但是纵使这样说去，还没有尽意。而比较起来，“逝者知斯夫，不舍昼夜！”九个字比这段长而臭的演义就值得玩味多了！陶渊明在《归园田居》用四十字把乡村风景描写得多么真切！然而仔细观察起来，乡村景物还有多少为陶渊明所未提及。从此可知，文学上我们并不以尽量表现为难能可贵。

    在音乐里面，我们也有这种感想，凡是唱歌奏乐，音调由洪壮急促而变到低微以至于无声的时候，我们精神上就有一种沉默肃穆和平愉快的景象。《琵琶行》里形容琵琶声音暂时停顿的情况说，“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这就是形容音乐上无言之美的滋味。英国诗人济慈在《希腊花瓶歌》也说，“听得见的声调固然幽美，听不见的声调尤其幽美”，也是说同样道理。

    所谓无言，不一定指不说话，是注重在含蓄不露。雕刻以静体传神，有些是流露的，有些是含蓄的。这种分别在眼睛上尤其容易看见。中国有句谚语，“金刚怒目，不如菩萨低眉”，所谓怒目，便是流露；所谓低眉，便是含蓄。凡看低头闭目的神像，所生的印象往往特别深刻。最有趣的就是西洋爱神的雕刻，男女都是瞎了眼睛。这固然根据希腊的神话，然而实在含有艺术的道理，因为爱情通常都在眉目间流露，而流露爱情的眉目是最难比拟的。所以索性雕成盲目，可以耐人寻思。当初雕刻家原不必有意为此，但这些也许是人类不用意识而自然碰的巧。

    以上是各种艺术中的几个实例。把这些个别的实例归纳起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公例，就是：艺术表现思想和情感，与其尽量流露，不如稍有含蓄；与其把一切都说出来，不如留一大部分让欣赏者自己去领会。因为在欣赏者的头脑里所生的印象和美感，比尽量流露的还要深刻。换句话说，说出来的越少留着不说的越多，所引起的美感就越大、越深、越真切。流行语中有一句说：“言有尽而意无穷。”无穷之意达之以有尽之言，所以有许多意，尽在不言中。推广地说，艺术作品之所以美，不是只美在已表现的一部分，尤其是美在未表现而含蓄无穷的一大部分，这就是无言之美。

（摘编自朱光潜的《无言之美》）

    ①哲学家对读书的理解，往往不是关注读书的种类，或是读书的方法，而是关注读书的意义。从哲学的观点来看，读书的意义，不仅要从个体的知识需要来理解，更重要的，是把读书作为人类历史性活动的实践来理解，从人类文明传承发展的需要来理解。文字和书写的发明，其重要性在于，从此人类的经验可以超越面对面的授受而广泛传递。于是，书成为记载人类经验的载体，阅读、书写成为人类经验、知识和智慧得以超世代累积、传承、增长的最重要方式。“智山慧海传薪火”，知识与智慧的薪火相传，端赖于书写的文字，于是读书成为人类文明延续、发展的根本途径。

    ②中国古人早就重视读书，孔子的一生，既是教育者的一生，也是学习者的一生、读书人的一生“韦编三绝”“发愤忘食，乐以忘忧”，是孔于热爱读书、勤奋读书的生动写照。孔子开创了儒家学派，而“濡”最广义的所指，就是“读书人”。读书人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受到高度尊敬，是中华文明崇尚读书的一种表现，也是中国文化的突出特色。

    ③虽然读书也曾被一些人当作求取功名、财富的阶梯，但应看到，历经几千年的文化陶养，读书已成为多数读书人的“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中，读书本身就成为目的，成为享受。中国文化史上津津乐道的“孔颜乐处”，恐怕指的就是读书之乐吧！颜回是孔子唯一认定的“好学”的弟子，所以，至少读书是这种孔颜之“乐”的重要部分。在当代读书人中，人文学者读书大概最接近于以“无功利”的美学态度读书，也比较接近以读书为乐的古风。

    ④现代人读书无非两种，读专业之书和读非专业之书。有一种说法，提倡“好读书，不求甚解”。我以为，读非专业的书，大可“好读书，不求甚解”；而读专业的书，则切不可不求甚解。用司马迁的话说，应该“好学深思，心知其意”。不同的书要求不同的读法，而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读书习惯，没有固定的模式。如果读中国文化的经典，这里我推荐宋代大儒朱熹的读书诀：“敛身正坐，缓视微吟，虚心涵泳，切己省察。”朱熹在这里讲的主要是读经典之书的方法，也就是把读书作为修养自己心性的一种活动。这虽然是古代哲学家的读书观和读书法，但同样值得今人思考。

    ⑥读书与修身有着密切关系，修身的首要一条就是读书。不过，在这个问题上，朱熹的理学和王阳明的心学存在分歧。理学认为要成圣贤既要读书又要修身，脱离读书去修身或脱离修身去读书，都不可取；而心学则认为，要成圣贤，只要修身，增进心性修养就可以了、读书是没有用的。所以，人如何才能成为圣贤，是两条办法还是一条办法，就构成了从宋代到明代思想史的主要背景。现在看来，光读书并不能一定增益你的道德品质，但如果不读书，仅仅从事心性修养，那么道德发育程度也是有限的。因为如果对社会、人以及人际关系的认识不能建立在健全理性的基础上，就无法得出正确的结论，而要达到理性的自觉和明澈，就离不开读书。

    ⑥如果从中国思想史来看，读书跟“学习”亦有密切关系。中国思想有一个特点，就是“学习”和“读书”很早以前就成为中国文化中备受关注的问题，相关讨论也就变成中国思想史的一个传统。《论语》一上来就讲“学而时习之”，不是随意的，也不是偶然的。因为孔子的思想体系，如果从伦理道德观念来讲，“仁”是最主要的，但若从整体上来讲，从后来的学术发展的争论来讲其核。观念则是“学”。虽然孔子时代的“学”是“六艺”，但也得承认，在这种人文知识的学习中，读书是一个重要方面。

    ⑦到了宋代，重视读书和学习的文化得到加强。朱子的出现把孔子的传统大大加强了，因为朱子讲“格物致知”，“格物”归根结底就是读书。从整体上来讲，朱子学这个庞大的体系，有一个基本的背景，就是学习。朱子的哲学就是为学习的精神、学习的必要性、在学习上下功夫的重要性做一个哲学论证。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中，从孔子到朱子，其主要基调是强调学习、强调读书。

    ⑧今天要建构学习型社会，就不能不追溯到我们自己的学习文化和读书传统。在这方面我们有先天的优势。其实在民间也是一样，明清以来，“读书人”在基层社会里都是很受尊重的。士大夫就是做官的读书人，所以“读书”和“读书人”在中国文化中很受重视。

（摘编自陈来《读书的意义》，人民日报，2019年2月19日）

材料一：

    芜湖市政府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日前签订合作协议，共同建设智慧城市研究院。双方签约共建智慧城市研究院，旨在充分发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大数据、未来网络、新医学、机器人、微电子等前沿学术的科研优势，结合芜湖产业发展需求，汇聚全国高端人才与技术力量，开展基于大数据技术的城市超脑体系研究联合研发和产业孵化，打造一流的先进技术研发中心、科技成果转移中心、高技术产业孵化基地、高端人才实训基地等，不断提升芜湖相关应用研究水平，转化应用研究成果，加速孵化。培育智慧产业生态集群，形成良好的示范效应。其中，智慧城市建设要有合理的设计，否则可能导致失败，并给城市留下大量的废弃物。

（摘编自沈宫石《芜湖携手中科大共建智慧城市研究院》）

材料二：

整体规模—增长速度              智能城市投资及收益状况

中国智慧城市整体市场规模及增速

（摘编自《中国智慧城市生态系统白皮书2017—2018》）

材料三：

    交通拥堵、环境污染、案件多发、资源枯竭等“城市病”给城市治理带来烦恼，给人们生活带来麻烦。近几年，银川等城市建设智能政务、智能社区、智能交通等系统，实行了一套接地气、有效果的做法。银川部署了交通综合监管等系统，通过潮汐车道、红绿灯配时、100个智能公交站台等信息化手段，让群众充分享受交通数字化管理带来的便捷。利用在线监测设备来实时采集影响市民生活的参数，对可能造成环保问题的企业实施污染环境数据全面采集，实时察看，并在线公布，让原本陌生的环保数据飞入寻常百姓家，实现服务于民。银川还拥有五级智慧医疗，能够帮助居民在家中了解自己的健康情况，网络医院可以给居民提供在线医疗诊治，一些疑难杂症患者还可以直接与北京、深圳的专科医院的资源对接。

（摘编自黄鑫等《用创新解决智慧城市建设实际问题，一起走进智慧生活》）

材料四：

    位于济南市委市政府办公楼一层的智能泉城运行管理中心是全市的大数据中心，是城市“大脑”，大屏幕上实时变换显示各种数据，城市各个路口交通情况、学校门口人员情况等一览无余，还有宏观经济、城市发展、旅游发展等各领域的具体情况统计也尽收眼底。这里汇集了全市各政府部门和相关企事业单位的运行情况，决策者可以进行现场指挥调度，让一些单凭人力无法解决的问题迎刃而解。

    截止目前，智管中心已实现61个部门互联互通，汇集1066个数据集，近2000万条数据量向社会开放共享。数据的资源共享，打通了各个部门，把信息孤岛、数据烟囱统一汇集到城市大脑，让沉睡的数据活起来跑起来，更便于科学施政，实现了现代化的智慧城市治理、智慧社会治理。

（摘编自黄鑫等《“智慧城市”的济南实践：城市有“生命”，群众有幸福》）

    道德情感是个人道德意识的构成因素，指人们依据一定的道德标准，对现实的道德关系和自己或他人的道德行为等所产生的爱憎好恶等心理体验。中国古代儒家对道德情感的培养有很多深刻的论述，孟子便对道德情感，尤其是恻隐之心做了细致的阐述。他认为人皆有恻隐之心，并以“孺子将入于井”为例，说明任何一个路遇此事的人都会对将要掉入井里的孩子产生同情，这种同情并非为了结交孩子父母，也不是为了邀誉于乡党朋友。由此看来，恻隐之心是纯然的善，是无条件地具有道德价值的。

    这意味着，儒家学者不会同意卢梭的认为同情心源自爱的观点。按儒家的观点，恻隐与自爱截然不同，两者之间没有因果或源流的关系。恻隐固然也需要对自身感受的关切，因为恻隐之心是经由的痛苦而感知他人的痛苦，但用自爱却无法解释一个人为什么一定要从自己推及他人，同情他人的痛苦，更无法解释那种自我奉献的意愿和行为。

    那么，恻隐是人类道德的源头吗？概括地讲，可以这么说，但还需要做些具体分析。完整意义上的道德包括三种现象——道德心理、道德行为、道德知识。对道德心理而言，恻隐之心无疑是其原始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并推动着其扩展和深化；对道德行为而言，恻隐只是一种最初的动力，且不一定是最主要的动力；对于道德知识来说，恻隐则是形成它们的最原始也最微弱的动力，必须经过理性的中介才能起作用。恻隐之心是道德最初的涓涓细流，虽不汹涌澎湃，但却源源不断。人类历史上虽不乏以所谓“原则”“主义”扼制甚至消灭恻隐之心的企图，但最终都归于失败。在一个基本的底线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恻隐之心绝对无误。“原则”“主义”可能会出错，会忘记生命的根本，而恻隐之心对待生命的基本状态却不会出错，它是人类道德乃至全部文明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连这一防线也守不住，如果人类连起码的恻隐之心也丧失殆尽，那就很难想象人类会成为什么样子。当然，从另一方面看，作为源头，恻隐之心还有必要发展，它不能满足和停留于自身。它最主要的发展当然是和理性结合，使单纯个人主观的恻隐之心转向普遍客观的道德理性，使人治转向法治。

    在当今的社会，理性规则、道德义务都是必要的，但规则和义务并不是道德的全部，道德并不仅仅是规则和义务的普遍履行，我们还需要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深厚同情。它会让规则与义务不至于硬化干枯，会提醒我们道德与生命的深刻联系。道德也会与时俱进，只要人类还有恻隐之心，我们就可以对它的变化基本放心。

材料一：

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将“保护”这一概念区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保存：“采取认定、记录、建档等措施予以保存。”更高的一个层次是保护：“采取传承、传播等措施予以保护。”这里所说的保存也类似基因保存的两种方法。从这些文件中的相关概念来看，基因保存的方式与非遗保护的确有可比较之处。然而这并不是非遗保护的全部涵义，甚至可能不是最重要的涵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公约中关于“保护”的完整表述是：“采取措施，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包括这种遗产各个方面的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承传和振兴。”这是与遗传基因保存不同的观念：对DNA的保存——无论是对分子活性的封闭保存还是数据档案保存，都是离开了生物生命体的分离保存。这种保存的意义在于为未来可能的再生、复制或参考比较保留一些基本条件，而不在于保护现有生物的生命活力。

非遗保护与以往关于遗产保护和文化传承的观念之间最明显的差异就在于保护生命力。保存文化要素与保护文化生命力，这是非遗保护观念的不同层次要求。我国非遗法中关于保护观念的“保存”与“保护”之区分正是体现了这种层次区别性。这种区别可以理解为非遗的消极保护与积极保护——对非遗的核心要素进行基因封存或档案式保存是一种对文化遗产的“临终关怀”，并为后代保存了可供提取、复制的原型模块；而保护文化生命力的延续性和成长性，则是一种“传宗接代”式积极保护，是为传统文化创造新的生存空间和成长机遇。

（摘编自高小康《非遗活态传承的悖论：保存与发展》）

材料二：

“在传承中创新”，是传统手工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直践行着的基本原则。

手工艺与“纯艺术”不同，它的本源是日常生活需要。手工艺原本就是日用之物，因而，无论如何创新，都不应丢弃其生活器物之本性，成为“纯艺术”。 以苏绣为例，宋代就出现了艺术水准很高的“画绣”，但是，服务于美化服饰之日用需要一直是苏绣之主流，恰恰是日用需要，推动了明清时期苏绣技艺的发展，而到了当代，技艺超群的苏绣艺人几乎都在从事“画绣”制作，由于远离了日常生活需要，苏绣传承出现了危机。

再拿紫砂壶制作来说，顾景舟之所以能将紫砂壶的影响力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主要得益于其超越前人的精湛技艺。据说，他仿制清代陈鸣远款的龙凤把嘴壶和竹笋小盂，曾被故宫博物院与南京博物院误作陈呜远传世真品收藏，可见其“传承”之功力。而几十年后，他之所以能帮博物院鉴定出这些仿作是出于己手，主要根据就是仿古壶的技术含量超越了陈鸣远。纵观顾景舟从艺生涯，虽然作品无数，但绝少新异之作，这并非是其创新精神不足，而是因为他秉承着一种古老的文化理念，即技艺上精益求精，臻于至善至美。与技艺革新相应的是，在审美观念上要不断推陈出新。推陈出新，“陈”是指不合乎时代精神的审美观念及其艺术形式，“推” 即推动其依靠内在逻辑发生转化，不断调适以适应外部变化。

顾景舟年轻时以制作仿古壶成名，向来重视对传统器型的传承，但从不拘泥于古代形制，而是以现代审美意识去改进器型，如“子冶石瓢”壶早已成为经典器型，他却能潜心研究，推出“景舟石瓢”，通过身筒、壶嘴、壶把衔接等处的改进，使得“壶中君子”石瓢壶“稳重中见端庄、圆润中见骨架”，更为“精、气、神十足”。

考诸传统手工艺品的形制、图案、色彩，无不暗含着一种吉祥的寓意，此间包含着一种文化理念，即手工艺品的审美并非是无目的的、非功利的，而首先是为了满足人们祝愿日常

生活美满的精神需要。笔者曾见过云锦大师金文创作的一幅作品，画面是三朵牡丹，两只蝴蝶，空间切分恰到好处，整体色调和谐，合乎现代审美趣味。而制作者阐释说，牡丹寓意富贵，蝴蝶寓意“耄耋”、高寿，合起来就是富贵到老，三朵牡丹不设计成对称的品字形，而是斜着排成一线，寓意是“一路发”。

（摘编自季中扬《论传统手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新性保护》）

材料三：

对于非遗传承人来说，其学识主要由技艺、素养、阅历三个方面构成，技艺知识主要来自于师承学习，是师傅心传口授示范与个人天赋悟性研习的结合，为传承人知识结构的核心。一般来说， 当传承人技艺达至一定水平之后就会面临事业发展不进则退的瓶颈阶段，技艺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则依赖于其个人素养和阅历。“非遗传承人”的可持续发展有赖于对其知识结构中的“素养”和“阅历”两个方面进行符合时代要求的进一步提升，以提高实践创新的能力。

（摘编自张毅《非遗保护与传承的历史使命是推动其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