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擅长在石头上进行书法创作，取亘古不变的材料气质，达到永存文字的理想。石头取材方便、质地坚硬、体量巨大、保存容易、镌刻困难、端正严肃、质朴无华等特性，让石头上的书法与其他材料上的书法，早早有所区别。中国人巧妙地利用了石头与书法的这种结合，创造性地发明了许多不同的样式。但秉承的文明理念，拥有的核心价值始终保持一致，就是代表仪式与权力。“石上书”，不是书本，不以传播知识为主要目的，而是威仪、凭证的象征和表达。

    金属出现时，正是文字发展成熟的关键期，在如此珍贵的材料上铸造文字，与当时使用文字的重要地位相匹配，所以，现存最早的文字刻石“石鼓文”，具有强烈的金属铭文的痕迹。先秦的金文，甚至更久远的甲骨文，它们一些基本特点，包括书写方式、表达内容，以及实际功用和精神赋予，都被后来石头上的书法所继承。随着青铜文明很快退出历史舞台，石头上的书法成为唯一可以和纸张上的文字相抗衡的书写形式。

摩崖是中国人创造的、体量最大的书法，选址多在断崖峭壁之上。因此其内容与形式必须与所处环境息息相关，既突出周围景观地貌的主题，起到点题作用，又隐身于大山大水之间，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摩崖书写要随形就势，点画未必仔细，刻工也无法精到，强调结体开张、舒展，气势恢宏、博大。好的摩崖，像是大自然中的画题或是钤印。自然因为有了人的痕迹而更具有意义，人也因为与自然的互动而确立自己的价值。

    碑对仪式与权力的传递最为充分，遍及中华大地的各个角落。按照中国人“石即山”的观点，碑是被移动到建筑周围或者特别场合的摩崖。从一开始，立碑就是中国人确定身份的主要方式，为个人立碑，强调他对社会的贡献以及影响力；政府立碑，则确立法律法规的震慑作用，以及对重大历史事件的权威判断。总之，碑被披上正统的外衣，向世人展示合法的、明确历史价值的文字记录，一方面，历史学家非常重视碑为重构过往时代提供了文字依据；另一方面，在碑上体现的书法成就，几乎占据书法史上的半壁江山。

    印章最早也来自金属制品。汉唐前后印章主要停留在实用层面，缺少文人精英的介入。到明清时期，石头与书法的结合有了大跨度改变，尤其是对软质石头的发现和充分挖掘，拓展了在石头上的书写。摩崖碑刻上不能得到的笔触乐趣，在明清篆刻中终于成为现实。虽然摩崖碑刻书法的意味更强，但篆刻作为反刻的字，让书法真正成为石头上的舞蹈。

    不能不提及的是，“石文”兴起的初期，正是纸张发明的时候。其后，石头上的书法与纸张上的书法交织前行，聪明的中国人充分利用石头与纸张不同的载体特性，扬长避短，各自发挥长处，共同建构中国文字、文化与文明的摩天大厦。

（摘自《人民日报》2016年06月，有删改）

    人工智能近来很火。普通人若要感受人工智能，跟阿尔法狗对弈也许不太好实现，但跟自己手机“对话”就容易多了。拿起手机，屏幕自动点亮，放下就自动锁屏；在早高峰的地铁里打电话，不再需要扯着嗓门嚷嚷，手机能将说话人声与背景噪音分开并增强，轻声细语也能顺畅交流……这些功能，依靠人工智能芯片，在国产手机上已经能实现了。

    在手机上显神通，应用从B端（商家端）走向C端（客户端），是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个好现象，说明经过几起几落，人工智能的“虚火”在慢慢下降，一些人工智能技术开始跨越商业化鸿沟，从实验室走到生产车间再走进寻常百姓家。是否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是鉴别人工智能真伪虛实的利器。诚然，人工智能技术还处于起步阶段，需要大量自由探索的基础研究取得技术突破。但是另一方面，我国企业提高竞争力和经济转型升级迫切需要人工智能提供动力，人工智能研究也需要更多地瞄准产业方向、消费需求。即便是代表当下人工智能技术最前沿的阿尔法狗项目，也在升级技术，瞄准新材料开发等更多重要的现实应用。

    人工智能将与互联网一样，融入各行各业中，它的发展潜力正是在于将来各行各业深度应用的前景，全球科技巨头对这一趋势的判断高度一致。我国虽然在部分技术与应用方面已经取得不少进展，但整体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差距。进一步挖掘应用，提升人工智能的通用性，应该成为有市场优势的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追赶的重要途径。

    从企业层面来说，要多挖掘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有大量行业和领域能够与现行人工智能技术融合，但技术并不是生搬就能用好，要细分研发、生产、制造、销售各个环节，分析人工智能技术具体如何融入，能否提高企业生产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满足消费升级需求。同时，人工智能应当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企业不仅要拿得出硬技术，还要提升软实力，加强精益化管理、全面质量管理。技术先进了，各项管理能力也要跟得上、相匹配，才能让好技术真正发挥效力。

    从政府层面来看，促进人工智能应用，扶持之余更要提供保障，加强标准建设和监管为人工智能应用创造公平宽松的环境。比如加大数据开放和共享，为技术提供更多应用对象；建立标准体系，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保障公平竞争等等。

    此外，还须建立和逐步完善统一的法律法规。不仅将今后一段时间内人工智能应用纳入有序监管的视野，也要确保在更远的将来，当人工智能像人一样思考的那天来临，人类仍能成为人工智能的主人。

（摘编自赵展慧《人工智能应用为重》）

    “楚辞”之名，首见于《史记·张汤传》，可见至迟在汉代前期已有这一名称。其本义，当是泛指楚地的歌辞，以后才成为专称，指以战国时楚国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新诗体。这种诗体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如宋人黄伯思所说，“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西汉末，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的作品，及汉代人模仿这种诗体的作品，书名即题作《楚辞》。这是《诗经》以后，我国古代又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总集。另外，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汉代人还普遍把楚辞称为“赋”，《史记》中已说屈原“作《怀沙》之赋”。

    楚辞的形成，从直接的因素来说，首先同楚地的歌谣有密切关系。楚地是一个音乐舞蹈发达的地方。现在从《楚辞》等书还可以看到众多楚地乐曲的名目，如《涉江》《采菱》《劳商》《九辩》《九歌》《阳春》《白雪》。它的体式与中原歌谣不同，不是整齐的四言体，每句可长可短，在句尾或句中多用语气词“兮”字。这些也成为楚辞的显著特征。

但值得注意的是，楚辞虽脱胎于楚地歌谣，却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汉人称楚辞为赋，取义是“不歌而诵谓之赋”。屈原的作品，除《九歌》外，《离骚》《招魂》《天问》，都是长篇巨制；《九章》较之《诗经》而言，也长得多。它们显然不适宜歌唱，不应当作歌曲来看待。同时，这种“不歌而诵”的“赋”，却又不是像散文那样的读法，据古籍记载，需要用一种特别的声调来诵读。这大约类似于古希腊史诗的“吟唱”形式。歌谣总是篇幅短小而语言简朴的，楚辞正是摆脱了歌谣的形式，才能使用繁丽的文辞，容纳复杂的内涵，表现丰富的思想情感。顺带说，现代人为了区别楚辞与汉赋，不主张称楚辞为“赋”，这不无道理，却不能说汉人这样称呼有何过错。因为本来是先有“屈赋”而后有“汉赋”的。

    楚地盛行的巫教，又渗透了楚辞，使之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据史书记载，当中原文化巫教色彩早已明显消退以后，在南楚，直至战国，君臣上下仍然“信巫觋”。民间的巫风更为盛行。《汉书·地理志》及王逸《楚辞章句》等，都言及楚人信巫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的风俗。可见在屈原的时代，楚人还沉浸在一片充满奇异想象和炽热情感的神话世界中。生活于这一文化氛围中的屈原，不仅创作出祭神的组诗《九歌》，和根据民间招魂词写作的《招魂》，而且在表述自身情感时，也大量运用神话材料，驰骋想象，上天入地，飘游六合九州，给人以神秘的感受。

（摘编自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第四章《屈原与楚辞》）

    一篇文章的优劣，取决于能否映射现实、有无社会观照。倘若文风浮夸自大，标题一晾一乍，事实似是而非，这不仅唐突了读者，也丧失了传播价值，污染了舆论生态。

    最近在网上，“美国害怕了”“日本吓傻了”“欧洲后悔了”之类的文章，总能赚取不少莫名点击。然而，纵观这些所谓“爆款”文章，其实却了无新意，一味夸大，文风堪忧。比如，有的任意拔高、以偏概全，高喊《在这些领域，中国创下多个“世界第一”！无人表示不服》；有的自我安慰、贻人口实，鼓吹《别怕，我国科技实力超越美国，居世界第一》；有的内容一厢情愿、断章取义，将国外的只言片语，放大成“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占据中心位置…中国现在是全球第一经济体”等声音。

    这些“雄文”的共性，一无事实骨架，二无内容血肉，三无思想含量，徒有浮躁外壳，经不起一点风吹日晒。要知道，文章不会因为浮夸而增色，国家也不会因为自大而变强。挑动极端情绪、肆意传播偏见，容易造成公众走进夜郎自大、自吹自擂的狂妄误区，导致社会陷入信息碎片化、思维程序化的认知闭环。

    新闻学有一种观点认为，“最好的编辑一定是个营销专家”。而某些媒体，其浮夸自大的文风，无异于“吸晴涨粉”的气球，一触即破。这类文章的始作俑者，把标题当作一枚带着诱饵的鱼钩，诸如“全球首款”“世界第一”的标题党，给标题大加“刺激”的猛料，以博人眼球，吊人胃口。然而，新闻不是爽文。如果只讲营销不讲营养，只要眼球不讲责任，即使一时流量爆棚，也是在误导大众。

    有网友感慨，进入了自媒体时代，新闻越来越多，离真相却越来越远。的确，浮夸自大的文风套路，看似抄了“10万+”的近路，实则误入新闻生产的歧路。据统计，去年新媒体运营行业人数超过300万，各类机构对内容创业者的投资金额超过50亿元，可谓既有前途，又有“钱途”。然而，面对如此大好的形势，自媒体要想创作自如，就更需恪守自律。倘若毫无底线蹭热点，肆无恩障造噱头，结果只能是漫出道德水位，偏离法治轨道，消解媒体公信力。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有人疑惑，是文章不会写了吗？并不是。还记得，南海仲裁闹剧群情激愤，“中国一点都不能少”的新闻作品却产生共鸣。针锋相对却有礼有节，气贯长虹而又言之有物，这样的文风文气，怎能不引发舆论场同声同气？全媒体时代，真实客观理性的新闻准绳没有变，新鲜有趣优质的价值取向没有变，平实求实务实的文风导向也没有变。只有创作者自律自觉，将文风与世风勾连，给流量和情绪松绑，方能写出真正从容自信的作品。

    好的舆论可以成为发展的“推进器”、民意的“晴雨表”、社会的“黏合剂”、道德的“风向标”，不好的舆论可以成为民众的“迷魂汤”、社会的“分离器”、杀人的“软刀子”、动乱的“催化剂”。新闻讲事实，讲真相，讲正道，来不得半点虚假和浮夸，那些热衷于耍噱头、故弄玄虚、哗众取宠的路数可以休矣。

    石羚在《表达当守正，修辞立其诚》中写道：曾经，读者反感“裹脚布”式的八股文章和“板着脸说话”的态度。现在，一些网络媒体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有的热衷故弄玄虚，语不惊人死不休；有的沉迷卖萌八卦，失于轻佻……种种不良文风，需要引起警惕。归根结底，“修辞立其诚”，内容真实、情感真切、态度真诚，才是不可移易的竞争力。

（节选自林峰《文章不会写了吗？》，有删改）

    明代的性灵文人对诗歌情感的表现范域进行了不断的开拓和“探底”。他们以“世情”为诗性情感，把庸碌人生、琐碎生活、平常心情诗意化，创作出了一批新鲜活泼、具有浓浓世俗气息的诗歌作品。他们的这种尝试，不仅推翻了前后七子建立的模拟王国，率领诗坛走出了复古的迷障；更是对以“诗言志”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正统诗学理念的挑战，在完善中国古典诗歌的情感表达经验、平衡诗歌文化生态上，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如果说先前的诗人们在努力地汲取古人的智慧成果，性灵文人们则以“无法为法”，努力摆脱古人、成法、学问等的一切束缚，为诗歌营造一个独立、轻松的创作环境。

    “见从己出，不曾依傍半个古人”（袁宏道语）是性灵文人针对当时文坛上风行的复古运动而提出的。在当时“黄苇白茅，弥望如一”的诗文创作中，性灵文人试图用一己之性灵扶救文坛“缩缩焉循而无敢失”的状况，因此，击破复古派的理论根基，就成为性灵文人的首要任务。同时，对古人的脱离，也是他们坚持诗歌情感的自然性、个体性、真实本性的自然选择。

    “脱古人之缚”首先表现在对古之贤人、圣人的颠覆上。李贽认为，即使是被拜在庙堂的孔子，也并不能成为天下之是非的评判者。是非标准因人而异，因时而变，而不应是僵化的、不可更易的固定标准。每一个人的“自然之性”，才是“自然之真道学”。其二，表现在不盲目地崇尚经典。“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李贽语），李贽瓦解的不仅是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经典，更是对当时整个社会存在的颠覆。如果人们都能保持自己的童心，保持自己的真性情，保持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那么一个新世界的创造或许指日可待。其三，要摆脱古语的束缚，袁宏道认为，今天（明代）的文人在“学古”时偏偏不学古人的思想精髓，而专注于古文中的古语。况且，古人也并没有用古语来写文章的癖好。今人看来是“古文奇奥”的，或许在古时也只是街谈巷语的大白话而已。能明明白白地把心中所想表达出来已属不易，又何必非要取秦、汉时期的名衔来装饰自己的诗文?

    因此，在反对古人、古文、古语的基础上，性灵文人们建立了一种比较进步的“诗文递进”观。袁宏道的诗文进化观非常激进：“世道既变，文亦因之”“古何必高，今何必卑哉?”推翻先前的所有，并不是袁宏道等性灵文人的本意。他们反对的并不是“古”本身，而是七子派所“复”的方法和形式。程序化、模板化的“复”使诗歌创作成为鹦鹉学舌，诗人的真个性、真性情消失殆尽，诗歌的生命也就无从言说了，这也是前后七子掌控的明代诗坛萎靡不振的原因所在。

    所以，性灵文人试图推翻以古之圣贤为是非的标准，推翻经典的权威地位，摆脱古语的束缚，使诗性之情重新回归为个体的自然性情。

（摘编自李小贝《明代性灵文人的诗歌追求》）

散文的非对称原则

    要谈非对称，首先要回答何为对称。所谓对称，原指图形或物体对某个点、直线或平面而言，在大小、形状和排列上具有一一对应关系。如飞机、蜻蜓的两翼，人体的四肢等。这既是数学、物理上的专有用词，也是哲学上的。譬如上下、左右、前后、黑白、虚实等等。

    文学创作有没有对称的关系呢?显然是有的。这种对称，反映在作家身上，主要是对作品认识的程度，可以说是概念上的。有人说，散文无外乎叙事、议论、抒情三种，但也有人说，谁规定这三种模式了，难道公文不算散文吗?

    2016年12月17日，《新京报》刊发《江苏80后女法官‘诗意判决书’走红》一文，大意是女法官因在一起婚姻判决书中写出了“生活平淡，相辅相成，享受婚姻的快乐与承受生活的苦痛是人人必修的功课”“人生如梦，当婚姻出现裂痕，陷于危机的时刻，男女双方均应该努力挽救，而不是轻言放弃”等感性文字而遭到质疑。到底判决书该不该出现这样的文字？我个人认为，这个判决书是带有一定非确定性的，它的非确定是相对于传统固有的判决书模式而言。但女法官的感性文字也并非违背判决书文字确定性的要求，她的文字意义不是模糊的。因而这个判决书是成立的，甚至是一篇独特而优秀的判决书。

    近些年，文学界出现一个术语，叫“类型化写作”，指的是在内容或表现形式上的接近。这种类型化我倒喜欢用对称性写作来形容，即许多人的文章在写作题材、表现手法上类似，作品里有别的作家的影子。以散文来论，当某一类散文受到欢迎时，很快就有一大批的跟随者、效仿者。必须说明的是，我并不极端否定向他人学习，我写散文学习过鲁迅和朱自清，近些年也借鉴了孙犁的风格。但我们在继承前辈作家的同时，要结合自身的条件，进行创造性的实践。

    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文艺在总体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人们有更多期待，即如何从高原走向高峰。我觉得，当下的作家不缺少对称性的常规武器，缺的是非对称性的一剑封喉性的利器，要获得这个利器，必须在向前人、他国借鉴的同时，学会思考，根据中国国情做出自己的判断，放弃自我是不能过分提倡的。离开自己熟悉的土地，你不可能真正找到自己的利器。至于在散文创作上，如何找到属于自己的非对称手段，那就要看不同人的不同智慧了。相信再过几年、十几年，新的散文风格一定会出现。

（摘自中国百家文化网《文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