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笛

    南京乐团招考民族器乐演奏员，其中招收一名木笛手。

    应试者人头攒动，石头城气氛热烈——这是一个国际级乐团，它的指挥是丹麦音乐大师，这位卡拉扬的朋友长期指挥过伦敦爱乐乐团。

    考试分初试、复试和终试三轮。两轮过后，每一种乐器只留两名乐手，两名再砍一半，二选一，终试在艺术学院阶梯教室进行。

    “木笛。有请朱丹先生。”

    声音未落，从一排腊梅盆景之间站起一个人来。修长，纤弱，一身黑色云锦衣衫仿佛把他也紧束成一棵梅树。衣衫上的梅花，仿佛开在树枝上。走进屋门，朱丹站定，小心谨慎地从绒套中取出他的木笛。之后，抬起头，他看见空濛广阔之中，居高临下排着一列主考官。主考席的正中，就是那位声名远播的丹麦音乐大师。大师什么也不说，只是默默打量朱丹。半晌，大师随手从面前的一叠卡片中抽出一张，助手谦恭地拿过卡片，把它递到朱丹手中。接过卡片，只见上面写着——在以下两首乐曲中任选一首以表现欢乐：1．贝多芬的《欢乐颂》；2．柴可夫斯基的《四小天鹅舞》。

    看过卡片，朱丹眼睛里闪过一丝隐忍的悲戚。之后，他向主考官深深鞠了一躬，抬起眼睛，踌躇歉疚地说：“请原谅，能更换一组曲目吗?”这一句轻声的话语，却产生沉雷爆裂的效果。主考官有些茫然失措起来。

    片刻，大师冷峻地发问：“为什么?”

    朱丹答：“因为今天我不能演奏欢乐曲。”

    大师问：“为什么?”

    朱丹说：“因为今天是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纪念日。”

    久久，久久，一片沉寂。

    大师问：“你没有忘记今天是什么考试吗?”

    朱丹答：“没有忘记。”

    大师说：“你是一个很有才华的青年，艺术前途应当懂得珍惜。”

    朱丹说：“请原谅——”

    没等朱丹说完，大师便向朱丹挥了挥手，果断而又深感惋惜地说：“那么，你现在可以回去了。”

    听到这句话，朱丹顿时涌出苦涩的泪。他流着泪向主考席鞠了一躬，再把抽出的木笛轻轻放回绒套，转过身，走了。

    入夜，石头城开始落雪。朱丹披着雪花不知不觉走到鼓楼广场，穿过广场，他又走向坐落在鸡鸣寺下的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纪念碑。

    临近石碑是一片莹莹辉光，像曙色萌动，像蓓蕾初绽，像彩墨在宣纸上的无声晕染。走近一看，竟然是一支孩子方阵。有大孩子，有小孩子；有男孩子，有女孩子。他们高矮不一，衣着不一，明显是自发聚集起来的。他们的头上、肩上积着一层白雪，仿佛一座雪松森林。每个孩子手擎一支红烛，一片红烛流淌着红宝石般的泪。

    顷刻之间，雪下大了。雪片密集而又急促，仿佛纷纷丝巾在为记忆擦拭锈迹。

    伫立雪中，朱丹小心谨慎地从绒套中取出木笛，轻轻吹奏起来。声音悲凉隐忍，犹如脉管滴血。寒冷凝冻这个声音，火焰温暖这个声音。坠落的雪片纷纷扬起，托着笛声在天地之间翩然回旋。

    孩子们没有出声，孩子们在倾听，他们懂得，对于心语只能报以倾听。

    吹奏完毕，有人在朱丹肩上轻轻拍了一下。回头一望，竟然是那位丹麦音乐大师。朱丹十分意外，他回身向大师鞠躬。大师说：“感谢你的出色演奏，应该是我向你鞠躬。现在我该告诉你的是，虽然没有参加终试，但你已经被乐团正式录取了。”朱丹问：“为什么?”大师略作沉默，才庄重虔敬地说：“为了一种精神，一种人类正在流失的民族精神。”说完，大师紧紧握住朱丹的手。朱丹的手中，握着木笛。

日子里的那点儿意思

袁省梅

    壳子到武六家去要钱，武六借他五百块钱已经好长时间了。

    壳子坐在武六家里，等着武六提到“钱”。壳子心说武六但凡提起钱的事，比如什么东西多少钱，比如赶集时花了多少钱，比如麦子又涨了几分……他就能像捏住线头般，轻轻地扯拽到武六借钱还钱的事上去。壳子脸上一会儿白一会儿红，编好的话一跳一跳都到了嗓子眼儿了。

    壳子在武六家坐了半晚上，武六都没有提一件有关钱的事。或许武六提了，壳子没听出来。壳子的心让武六的“咸淡话”把魂给扯跑了。这是壳子回家后，媳妇骂壳子的话。

    壳子半夜才回到家，他从没有半晚上地不着家。壳子在地里圈了猪圈，养着三十八头猪，把家也搬到了地里。壳子很少回村里，就是村里有事回去了，壳子也是站在人堆的后面，默默地立一会儿，或者跟着旁人嘿嘿地笑几声，壳子无论站在哪儿，似乎都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

    媳妇迷迷糊糊地叫壳子把要的钱压她枕头下，说是明个赶集给她爸买寿礼。壳子没理会媳妇的话，问媳妇知道刘邦项羽不？知道四面楚歌虞姬乌骓马不？媳妇倏地把一双眼就瞪成了探照灯一般，在壳子的脸上扫来扫去，问壳子，钱呢？壳子却不接媳妇的话，还在刘邦项羽楚霸王说个不停。媳妇忽地坐起，也不管半夜，指着壳子就骂开了。

    壳子不生气。媳妇骂他虽是家常便饭，可今天晚上壳子不舍得让媳妇的脏话碰一下心里的高兴。他抹了把脸，嘿嘿笑着说，不就欠你点儿钱吗？急啥？壳子还想给媳妇讲刘邦项羽什么的，这些都是听武六讲的。壳子没想到武六光景过得不咋样，肚子里倒有不少的货，古时候、眼眉下、中国的、外国的，张嘴就能云来云去说个道道。

    第二天晚上壳子没等媳妇催撵，撂下筷子就要出去。媳妇在背后硬撅撅地喊他，叫他别净听武六扯咸淡话，好歹把钱要回来要给她爸买寿礼。壳子哼也没哼一声，脚步搅得风快。

    壳子刚闪进门，武六就指着电视说，你瞅你瞅，臭啊!你说，他带个球也带不了，还能干啥？壳子从没看过足球比赛，家里的电视是儿子女儿的。人家看什么，他就跟着扫上两眼，也看不出意思来，圪蹴在炕头，吃上几根烟，就裹着一身的乏累睡去了，明天还有一推的活儿哩。壳子的日子一年跟一天一个样，十年跟一年一个样。壳子觉得自己就像地里的庄稼圈里的猪一样，见日头就长才是本分。壳子没想到人除了挣个好吃穿，还该踅摸些有意思的事情做做。

    壳子觉得武六是个有意思的人。虽然武六家的电视是巷里最小的最旧的，武六家的房子还是三十年前的土坯房，可壳子觉得武六的日子过得比谁都有意思。

    壳子坐在武六家的炕头，和武六看了半晚上的足球，越位啦点球啦，在武六三番五次的讲解下，壳子还是迷迷糊糊，可壳子的心里咂摸出了一点儿意思。壳子为自己心里的那点意思欢喜得早忘了来武六家的意图，只在脚搭在自家门槛上时，才忽地想起媳妇的话来，缩手缩脚地上炕睡觉，不敢惹出半点儿声响惊动媳妇。

    一大早的，壳子正在拌猪食，媳妇指着壳子跳脚骂了起来，跟平常一样自顾斥骂壳子的窝囊。结婚十多年了，壳子没动过媳妇一下，平时家里的事都是媳妇说了算。可壳子突然觉得媳妇原来这么不讲理，吼骂声也是这样的难听，壳子的脸一阵赶着一阵地黑紫，真想一巴掌打过去。

    壳子准备出去找人借钱给媳妇时，武六送来了钱。壳子心说完了，没个由头咋好意思再去人家家呢？就耷拉个脸不想要钱。武六转身要走时喊壳子晚上闲了来家坐。壳子一听，高兴得差点儿跳了起来。路上武六的影子都看不见了，壳子还在门口站着。壳子觉得武六才活得叫个活法，说人活着不就是活那点儿意思吗？什么意思呢？壳子也说不清，可壳子的心里却充满了澄明和快乐。

（有删改）

老八杂

迟子建

    丢丢的水果铺，是老八杂的一叶肺。而老八杂，却是哈尔滨的一截糜烂的盲肠，不切不行了。

    老八杂不是街名，而是一处棚户区的名字。这是一带狭长的房屋，有三十多座，住着百余户人家。房子是青砖的平房和二层的木屋，有七八十年的历史。它们倚着南岗的马家沟河，错落着排布开来，远远一望，像是一缕飘拂在暮色中的炊烟。这儿原来叫四辅里，只因它芜杂而喧闹，住的又多是引车卖浆之流，有阅历的人说它像“八杂市”。因有过“八杂市”和“新八杂市”，人们就叫它“老八杂市”。不过缀在后面的“市”字有些拗口，时间久了，它就像蝉身上的壳一样无声无息地蜕去了，演变成为“老八杂”。别看老八杂是暗淡的，破败的，它的背后，却是近二十年城市建设中新起的幢幢高楼。楼体外墙有粉有黄，有红有蓝，好像老八杂背后插着的五彩的翎毛。

    老八杂的清晨比别处的来得要早。无论冬夏，凌晨四五点钟，那些卖早点的、扫大街的、开公交车的、卖报的、拾废品的、开烟铺的、修鞋的、打零工的，纷纷从家里出来了。他们穿着粗布衣服，打着呵欠，开始了一天的劳作。到了夜晚，他们会带着一身的汗味，步态疲惫地回家。别看他们辛劳，他们却是快乐的，这从入夜飘荡在老八杂的歌声中可以深切地感悟得到。    老八杂的人清贫而知足地活着，它背后那些高档住宅小区却把它当成了眼皮底下的一个乞丐，怎么看都不顺眼。春天的哈尔滨风沙较大，大风往往把老八杂屋顶老化了的油毛毡和院落中的一些废品刮起，树静风止时，那些沿河而行的人，就会看见哈尔滨这条几近干涸的内河上，一带垃圾缓缓地穿城而过，确实大煞风景。

    老八杂除了在风天会向城市飘散垃圾，它还会增加空气的污染度。由于这里没有采暖设施，到了冬天，家家户户都要烧煤取暖，烟囱里喷出一团团的煤烟，逢了气压低的日子，这些铅色的烟尘聚集在一起，呛得人直咳嗽，好像盘旋在空中的一群黑压压的乌鸦。还有，由于电线的老化，这里火灾频仍，而老八杂的街巷大都逼仄，消防车出入困难，一旦大火连成一片，后果不堪设想。

    改造老八杂，势在必行了。

    政府经过多次论证，下决心要治理这处城市的病灶了。工程立项后，实力雄厚的龙飘集团取得了对老八杂的开发权。丁香花开的时节，他们就派人来对现有住户的住房面积进行实地测量，并将动迁补贴的标准公示出来。如果不回迁，按照每平方米两千五百元的标准进行补偿；如果回迁，每平方米要交纳四百元的小区“增容费”。也就是说，将来你若想在老八杂生活，即便是住原有的房屋面积，每户至少也要交纳两到三万元，人们对此牢骚满腹。

    卖烧饼的张老汉说：“我住旧房子住服帖了，不想挪窝啊！我进了鸟笼子，被他们给吊在半空了，还得倒贴钱给他们，我疯了？”

    开发商设计的住房是沿马家沟河的四幢高楼，在高层住宅的下面，有三层的会所和两层的游泳馆。其余的地方种花种草，设置健身器材。

    尚活泉说：“我天天在外出苦力，晚上回家时腿都软了，那些健身器材，谁用啊！”王来贵说：“这地段的房价如今涨到四千块一个平方了，他们才给我们两千五，这不是打发叫花子吗？

    “我们这里一百多户连一栋楼都使不了，名义上是给我们改善条件，其实他们是靠我们的地皮发横财，咱们可不能上当啊。”

    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有人嫌住在高楼里不接地气，人会生病；有人嫌自家赖以为生的架子车没处搁，耽误生计；还有人嫌坐电梯头晕，等于天天踩在云彩上，不会再有好胃口了。

    动迁通知在六月份就张贴出来了，限老八杂的人在七月底以前，必须迁出。但大家不为所动，一如既往地过着日子。

    老八杂的人，但凡遇见难事，都爱凑到丢丢那儿请她拿个主意，虽说她是个女人，但却是老八杂人的主心骨。

    丢丢四十出头，长脖子，瓜子脸，细眯的小眼睛，喜欢戴耳环和梳发髻。喝松花江水长大的女孩，大都有着高挑的身材，丢丢便是。她有一米七，双腿修长。她的小腿圆润，大腿结实却不乏柔美，似乎你摆到她面前一双舞鞋，她就能踮起脚尖，轻盈地起舞。丢丢有着男人一样的剑眉，可以看出她性格的凌厉和豪爽；她又有着敦厚的嘴唇，让人能感觉到她为人的厚道。

    老八杂那些暗淡破旧的房子，据说是旧哈尔滨的“马市”。那时城市的主要交通工具是马车，“马市”也就兴起了。“马市”在，就有养马人。有了养马人，就要有娱乐。老八杂现存的半座米黄色的小楼，过去就是舞场，是一个俄国商人开的。它位于老八杂的腹地，主人就是丢丢。

(节选自中篇小说《起舞》)

父亲是个兵

邓一光

    1945年，东北的战争态势捉摸不定，苏军冲入关东军将大和民族的骄子碾成肉酱，大部分大中城市落入苏军之手，少部分为抗日联军占领，楚汉两界开始频繁易主，新的军事势力迅速地渗透东北。东北是什么？中国最大的重工基地，最大的产粮区和军事工业所在地。

    1945年11月，冀东八路军和国民党军火力接触，国共双方终于为争夺东北拉开了战争的帷幕。

    11月7日，我的父亲揣着十九旅代旅长兼山海关卫戍司令的委任状，带着几名参谋警卫星夜赶往山海关。在他们身后，相隔一天时间，父亲的老四十八团也以急行军的速度赶往山海关。同时，国民党13军石觉的部队在美式道奇十轮卡车的运载下，已抵近山海关。

    裆里磨得皮开肉绽，半伏在马背上不断地摊开军用地图看，途中与国民党开展遭遇战，丢掉通讯参谋和警卫员，自己的左腿被子弹击……

    如果仅仅是上述这些小麻烦，父亲无论如何不会犯下他此生最大的一次错误。就在父亲星夜赶往山海关的时候，山海关的军事局势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方山海关守军仅八千，面对全美式装备的三万国军，无异于以卵击石。守军请求避免正面作战，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同意放弃山海关，部队在11月14日开始不顾一切地往下撤。

    所有这一切父亲都不知道。

    父亲碰到第一支大逃亡的部队时简直惊呆了。父亲问：你们是哪支部队？营长喘着气抹一把汗说：十九旅四十六团×营的。父亲说：谁让你们撤下来的？营长说：还能是谁，当官的呗。父亲说：现在我命令你停止撤退，原地待命！营长说：你是谁？你凭什么命令我？营长说完，跳上马背，朝马屁股上猛抽一鞭，快步去追自己的队伍。父亲怒气冲天，钢发乍立，一把拽出警卫员胯下的盒子枪，对准营长的坐骑就是一枪。马应声倒下，把马背上的营长摔了个老王抢瓜，父亲吼道：让你的人立刻停下来！再走一步，我打烂你的头！

    父亲就这样在他的人生历程中走出了最致命的一步，在山海关战役后被指认为建制独立思想，受到行政撤职的处理，从此一蹶不振。实际上，父亲不久就知道了摆在他面前的严酷局势，并且拿到了总部同意放弃山海关的电报，他完全可以要参谋长通知部队按原撤退方案进行，然后调转马头，轻轻磕一下马肚子，轻松地离开那个造成他人生误区的是非之地。从我日后收集到的所有资料来看，就父亲个人的军人生涯而言，他所指挥的战斗胜多败少，他属于那种素质和运气都不差的军人。那么，究竟是什么动机使父亲放弃了这个机会，反而做出了坚守山海关的决定？

    11月15日上午，13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进攻山海关，总指挥是名将杜聿明。

    战斗进行得极其残酷。13军以整团的兵力实施强攻，潮起潮落，云卷云舒。那架式，极似一群去赴宴的饿鬼。

    守军则苦多了。没有太多的重武器，装备落后。战斗一开始就用上了全部兵力，八千男儿，各据一隅，顽强抵抗。美丽宁静的山海关被飞机炸弹、120毫米榴弹炮和82毫米坦克炮弹整整翻了一个个。

    入夜时，进攻停止了。父亲命令部队抓紧时间清点伤亡人数、清理弹药和抢修工事。父亲也许在这个时候还抱有一线幻想，他派出一个连的兵力下山去袭击13军的一个野炮阵地，企图扰乱敌方的阵脚。父亲没有等回那个派出去的连队，山脚下密集的枪声疏落之后，父亲知道，再不会有什么奇迹出现了。

    16日凌晨，旅指挥所几乎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父亲带着那个脸无血色的宣传员来往奔跑于各个阵地，父亲能够说的只有一句话：“不惜一切代价死守阵地！”父亲实际上已经成为一名战斗员。

    事过半个世纪后，我已经知道了，就在父亲和他的八千兄弟顽强坚守山海关时，在他们身后不远的绥中守军已经开始撤退，绥中实际上已经变成一座空城。这一切，父亲并不知道，他唯一知道的只是死死守住他自己的阵地，用他军人的荣誉、信念和十九旅八千兄弟的血肉之躯。

    父亲拖着他那条肿亮的伤腿在战壕里移动。在每一个战死或战伤的战士面前停下来，目光深沉地看着他们。父亲浑身浸透了鲜血，阵地上，到处都是十九旅士兵安静的尸体。

    撤退的命令在太阳落山的时候送到父亲手中。四边的枪声此刻已稀落了，远处的山头用力支撑着一大片令人心怵的铁青色积雨云，天空是那种摇摇欲坠的样子，部队这个时候正在抓紧空隙补充弹药、掩埋尸体。父亲从电文纸上抬起目光，看了看面前被打废了的山海关，良久，才沙哑着喉咙对身后的参谋长吐出两个字：“执行！”

    17日凌晨1时，山海关守军留下两千余具遗体，在夜幕的掩护下悄然撤离阵地。

（有删改）

木鱼

周海亮

    冬子小时候，家里穷。不仅他家穷，全村都穷。不是吃不到米闻不到肉的那种穷，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那种穷。贫穷与饥饿贯穿了冬子的童年，即使现在想起，冬子的记忆深处，仍然是望不到尽头的饥饿。

    冬子九岁那年，村里有亲戚嫁女，娘带冬子去吃喜宴。临行前娘嘱咐冬子说，饭桌上一定要放开了吃，吃慢了，东西就没了。又说，千万别动桌上那条鱼，否则会被别人笑话。冬子问为什么，娘说那是条假鱼。鱼是木头雕刻而成，上面浇了汤汁，撒了葱花，盛在盘子里，端上桌，与真鱼别无二致。娘还说木鱼是栓叔的手艺，栓叔一晚上就能将一截木疙瘩变成一条活灵活现的鲤鱼。娘带冬子来到亲戚家门口，再次嘱咐冬子不仅要吃得快，还要尽量多吃。吃饱了，咱家晚上那顿就省了。她说。

    六个菜，一个汤，满桌人吃得像猪。普通的蔬菜，加几片肉，味道就完全变了。冬子听了娘的，快吃，使劲吃，却总是吃不饱。那条鱼摆在桌子中间，假如娘事先不说，冬子绝不会当它是一条木鱼。鱼浇了汤汁，撒了葱花和香菜，那是一条红烧口味的木头鲤鱼。亲戚家虽穷，但厨艺高超，据说能把一条鱼烹成七八种不同的味道。木鱼也能。不过仅仅是味道的样子。

    满桌人心照不宣。他们的筷子和汤匙伸向不同的盘子和汤碗，却绝没人去碰那条鱼。桌上很快只剩残羹冷炙，唯有那条鱼，仍然闪烁出诱人的光泽，散发出美妙的酱香。满桌人仍不散去，他们蘸着盘子里剩下的汤汤水水，啃着手里的黑面馒头，那也是平常时日难得的吃食。

    冬子有将筷子伸向木鱼的冲动。冲动那样强烈，有那么几个瞬间，他几乎无法自控。他强迫自己不去看那条鱼，可是鱼却顽强地游进他的眼睛，挠着他的喉咙。终于冬子做出令他和他的家人从此蒙羞的举动——他动了那条鱼。他甚至夹起撒在木鱼上的葱花，他甚至将那些葱花，直接填进嘴巴。

    他挨了娘的一顿巴掌。他受到村人的讥笑。以后很多年，他在村里都抬不起头。他不仅仅是动了一条木鱼，更是动了乡村的规矩，动了主人的尊严。一条木鱼，没有人动，它便是一条色香味俱全的真正的鱼，便是富足和希望；动了，它便成为一个木头疙瘩，成为欺骗，成为乡间岁月的颓败与贫穷。

    那条木鱼挂在冬子的胸前，顶在冬子的头上，刻在冬子的脑门上，挤在冬子的心里，很多年挥之不去。

    后来冬子进城，吃了很多苦，终于成为一家水产公司的老总。这些年他几乎吃遍世界上所有的鱼，但童年里的那条木鱼，仍然时常游进他的心里，即使在梦里，也香气四溢，令人垂涎。然后让他在醒来以后，充满羞愧。

    常跟娘说起这件事，娘说，是那时太穷了。冬子说，或许是。娘说，是你太无理了。冬子说，或许是。不过一个孩子动了一条木鱼，有什么大不了呢？冬子觉得，一条木鱼，绝不该让他背负这么多年的沉重。

    一次冬子去民俗博物馆，突然觉得那里面似乎缺少一条可以摆上餐桌的木鱼。他想为博物馆捐赠一条，馆长当然乐意。为这事冬子专程回了一趟乡下，他找到亲戚，问那条木鱼还在不在，亲戚找了很久，终于从一堆破铜烂铁里翻出来。木鱼上布满虫眼，却依然活灵活现。——一条木头雕刻而成的鱼远比一条河水里的真正的鱼，有着更为长久和顽强的生命。

    冬子带木鱼返回城里，突然改变了主意。他找一位匠人雕刻了一条鱼。他把新雕的木鱼送到博物馆，将真正的老木鱼拿回家，刷干净，加了底座，摆上桌子。

    生日那天，冬子调好汤汁，切好葱花，然后将那条木鱼，恭恭敬敬地端上餐桌。

    冬子对儿子说，吃鱼。

（有删改）

相遇就是缘分

秦嗣林

    几年前的春节前夕，一位客户开着奔驰车上门典当，自称姓张。我评估车况良好，只是车厢中弥漫着一股刺鼻的气味。不好多问，我开好当票，把现金交给张老板。他忙不迭地走了，没过一会儿又折回来，说是车厢里的货品忘了拿。打开后备厢，鱼腥味扑鼻而来，满满的全是渔获。他笑着说，自己在基隆经营渔业公司，为了凑足员工的年终奖金，才来当车。

    此后，他不时来典当，见面次数一多，彼此愈来愈熟。他说，渔业公司是祖传的家业，自己当过二十多年的船长，旗下有八艘远洋渔船。每次渔船进港，都需要除锈、上漆之类的整补作业，一艘船至少要花两三百万，整补资金就靠当奔驰车来周转。

    某一年岁末，他打电话给我：“秦老板，今年的年终奖金不够，又要麻烦你。我实在太忙，能不能请你带一百万元过来，再把车开到你的店里，我请你吃尾牙。”

    我只好背着装满现金的包包，搭上基隆客运，晃晃悠悠地出发。

    到了基隆，发现尾牙场地设在船坞里，员工有三分之一是本地人，还有三分之一是外籍船工。最有意思的是，大家不分彼此，敬酒的敬酒、唱歌的唱歌，比开派对还欢乐，吃尾牙能吃得这么开心，实在很少见。张老板穿梭其间，笑眯眯地招呼每一个人。

    我说：“你们的工作真有趣，忙的时候还不忘唱歌。”

    他说：“你想想，我们跑一趟南美洲得花一年，茫茫大海之中无处可去，要是生活枯燥乏味，没人待的下去所以，遇上再难过的事情都要唱唱跳跳，大家互相取乐，才能安然度过航海的日子。”

    时间往后再推一两年，张老板再度来当车，同行的是一位面有菜色的越南人。

    我忍不住问：“张老板，这个人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对，我等一下要带他到医院开刀。”

    “怎么不请别人带？”

    “轮机长已经带他看过两次，每次都说没事，我愈看愈觉得不对劲，一定要自己带他走一趟。今天来当车，也想请你帮忙开车载我们去医院，再把车子开回店里。”

    到了医院，张老板先去挂号，我和越南人坐在一旁，我问越南人：“老板对你好不好？”

    他一个劲儿地点头说：“老板对我很好。我家里要盖房子，老板还借给我三万元。”

    后来，越南人进诊室检查，我由衷地说：“张老板，你对这些船员真好。”

    他正色道：“因为语言不通，他们平常闷不吭声，只要几个人讲好，当天晚上就会动手干掉船长。我们当船长的，最怕这种人，所以在陆上要对他们特别好，出海才不会有事。”他又说，“外籍船工到异乡打拼不容易，对他们好一点是应该的。在海上，我们都是生死与共的兄弟。有一次出海，我站在满舱的渔获里处理事情，一个新来的外籍船工焦急地指着我的脚，喊着我听不懂的语言，我赶紧把脚从深及膝盖的渔获中抽起来。下一秒，地上成圈的钢索就倏地拉直。原来外头正在下渔笼，要是他晚一点提醒我，我的腿就被钢索绞断了。”

    又过了五六年，张老板打电话给我，表明不但要当车，还要当船，希望我可以帮忙。

    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

    “我的船被阿根廷政府没收，还有二十多个船员被扣押，对方要求付一百万美元，收到钱才肯放人。“我一听事态严重，金额太高，于是帮他介绍了一个专做租赁生意的人，三人约好时间碰面京谈，张老板顺利借到一千万台币。

    临走前，我问他：“一百万美元不是小数目，你的公司撑得下去吗？”

    他沉默几秒，说：“没办法，公司可能要倒闭。”

    “那你还想办法筹钱救人？”

    “如果船员回不了家，他们的家庭就要完蛋，所以我—定要救人。日后南美洲的渔区，我再也去不了了。”

    过了一段时间，张老板典当的奔驰车已经到期，原来留的电话无人接听，我亲自跑到他的公司一看，没想到公司招牌已换，人也不见踪影。我询问左邻右舍，才知道原先的渔业公司已经转卖，张老板住在基隆老家。到了他家，我心里凉了半截，昔日意气风发的张老板瘦得只剩三十多公斤。他脸色焦黄，仿佛一推就倒。

    我紧张地问：“发生了什么事？”

    他的家人搭腔：“上次的事情太严重，他整个人都被拖垮了。医生说，他的肝有问题，时间……时间不多了。”

    我愣了半晌，不知该说什么，他主动开口说：“船的事情已经解决，当给你的奔驰车请你帮忙处理。不好意思，我知道会亏钱。放心，以后有钱，我一定补偿你。”我伤心地说：“钱不是重点，像你这么好的人，怎么会这样。”“虽然日子不多，可是我心里很高兴，至少把人救了回来，帮助二十多个家庭团聚。”

    他请我留下来喝茶，我心中难过，坐不住，赶紧找个借口告辞。

    走出门后，遇到好几个船工，其中一个正是上次去看病的越南人。

    我同他打招呼：“最近身体好不好？”

    “没问题，现在换了一个老板。”

    “你今天来看旧老板？”

    “大家轮流，只要在码头的人，每个早上，一个人来送饭，一个人带他散步、打扫。”

    “有薪水吗？”

    他摇摇手说：“没有钱，大家自发的，因为老板是个好人。”

    没多久，我就接到张老板去世的消息。

    人跟人的相遇都是缘分，老板与员工也是，真诚地待人，他人一定可以感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