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玄同：真的猛士

钱玄同，原名钱夏，号疑古，浙江吴兴人，北京大学教授，“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

如果钱玄同没有找周树人约稿，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也许不会出现鲁迅这个名字。

那是1917年，钱玄同时任《新青年》编辑，正在为杂志寻找合适的撰稿人。他常到    位于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劝说居于此处的周树人、周作人两兄弟投稿。

此时，周树人因对现实失望，正用钞古碑的方式消磨时光。他婉拒钱的约稿：“这中国好比一间铁屋子，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里面的人们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临死的悲哀。而如果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反倒使他们感到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

钱玄同立刻辩驳道：“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这段对话，被周树人如实记录在他的小说集《呐喊》序言中。从这时起，周树人动笔写了抨击吃人礼教的《狂人日记》，发表在《新青年》1918年4月号上，署名鲁迅。并一发不可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钱玄同为人之刚猛，由此可见一斑。新文化运动中，他提倡白话文，打倒孔家店，慷慨激昂。由于年轻气盛，甚至鼓吹过“废除汉字”，但钱玄同绝非有勇无谋，他提出用“国语”作文，文章加西化标点符号，用阿拉伯数字书写数目，采用公元纪年，书写方式改左行直下为右行横迤等，都是中国文化重大改革的首倡。

1918年，钱玄同曾与好友刘半农商议，上演了一出“双簧”。他化名为“王敬轩”，在《新青年》上发表题为《文学革命之反响》一文，罗织新文化运动种种罪状。随后，刘半农撰写万余言的《复王敬轩书》，针对“王敬轩”的所有观点一一加以驳斥，将其批驳得体无完肤。其时，这场论战引起各界强烈关注，也标志着改革派的“大胜战”。

有研究新文化运动的学者评论道：“……在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也几乎要流血的旧中国，在跟肉体和精神均已硬化的顽固派作斗争的过程中，非有大力难开新地，非有猛士难摧敌垒。”

但这个猛士却又是一个病夫。如果细细清理钱玄同的日记，可以整理出一本厚厚的个人病史资料。从早年留日时期的失眠、多汗、发寒热，到晚年严重的心血管疾病、神经衰弱、视网膜炎，他常要忍受各种病痛的骚扰与折磨。

然而他从不讳言“死”字。1927年，钱玄同年届40时，还打算在《语丝周刊》上发一期《钱玄同先生成仁专号》，他与朋友们准备了挽联、挽诗、祭文等，语调幽默。不明内情的人一见目录，信以为真，并互相转告。一时间，钱玄同的朋友、学生纷纷致函悼唁。

钱玄同一生恃才傲物。在北大任教时，上课从不看一眼究竟有无学生缺席，便用笔在点名簿上一竖到底，算是全到。也从不考试，每学期末批定成绩时，便按点名册的先后，起评60分、61分……如若选课的学生共40人，最后一人就得100分；若是40人以上，便重新从60分开始。

随后，他在燕京大学任教，亦不改考卷，直接交与学校。学校退回，他仍是不看，也退回。于是，校方依照制度，称如不判卷，将扣发薪金，钱玄同回复，并附上钞票一包，“薪金全数奉还，判卷恕不能从命。”

这个“走到哪里，哪里就会响起了叫骂声”的浙江人，对人严苛，对己更甚。其文字学课讲义《文字学音篇》，是我国高等院校汉语音韵学课的最早一部教材，但钱对其极为不满，说它“百孔千疮”，“多一个人看见，就使我心中加一分难受”。在1921年重印时，钱在《再版序》中“自打耳光”，列出书中的六大不足。

钱玄同最大爱好，便是逛厂甸旧书肆，只要前往，必将所喜之书扫荡一空才罢休，被人戏称为“厂甸巡阅使”。而其一生最惧之物，竟是好友刘半农家养的一条黑狗，前去作客，定要躲在刘家孩子身后，等孩子把狗引走，才敢进门。

1939年1月17日，钱玄同患脑溢血辞世。《文献》发表署名乐颜的《悼钱玄同先生》一文，为其盖棺定论称：“在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之中，钱玄同的斗争精神，表现几在任何一位同时代的斗士之上……”

伊辛巴耶娃：“撑杆跳高女皇”的传奇

    凡是喜爱田径运动的人，对布勃卡这个名字都不会觉得陌生。这位被称为“撑竿跳高沙皇”的运动员是田径史上唯一赢得六次世界冠军的超级明星。无独有偶，“田径迷”们对撑竿跳高女选手伊莲娜·伊辛巴耶娃也同样非常熟悉，因为这位业绩非凡的田坛高手有着“女布勃卡”的美称。

    俄罗斯女运动员伊辛巴耶娃是当今世界体坛大名鼎鼎的风云人物。她是全球撑竿跳高女选手中唯一一个在室外比赛中跳过五米大关的人，她还曾二十八次打破世界纪录（其中室内十三次，室外十五次），赢得过两次奥运会和三次世锦赛冠军。在不久前结束的莫斯科卢日尼基世锦赛上，被誉为“撑竿跳高女皇”的伊辛巴耶娃用一枚金牌结束了自己堪称传奇的职业生涯。

    格林童话里灰姑娘的故事广为人知，而伊辛巴耶娃的经历则被众多媒体认为是“俄罗斯版灰姑娘”的范例。

由于父母工资微薄，伊辛巴耶娃孩提时代过的是勉强可以满足温饱的生活。她和妹妹因为衣着简陋，经常要面对同学的嘲笑和羞辱。成名之后伊辛巴耶娃曾这样回忆以前贫寒的生活状况：“当时在学校里，我的许多同学都穿着漂亮的衣服，抹着口红，但是我却只能穿着有洞的破衣服。这不能怪我的父母，他们诚实而勤勉地工作，给予了我和妹妹他们力所能及的一切。”

    伊辛巴耶娃之所以走上体育之路，与她的母亲娜塔莉亚的经历有关。娜塔丽亚年轻时曾是毕业于大学体育系的业余篮球运动员，她希望通过体育改变自己孩子的命运。

    此外，伊辛巴耶娃所处的环境也很有利。她的故乡伏尔加格勒是俄罗斯西南部的名城，原名察里津，又称斯大林格勒，二战期间著名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就发生在这里。这是一座英雄的城市，全城有近百座纪念碑和雕像以及数十处供人们凭吊和瞻仰的纪念地。因为那段历史，伏尔加格勒的人们都相信，从这里走出去的人大多是不可战胜的。伏尔加格勒又是俄罗斯体育的圣地，2004年的奥运会，有五名俄罗斯冠军是伏尔加格勒人。伊辛巴耶娃的童年时代在伏尔加格勒第五少年体校度过，少年时代则在伏尔加格勒中心区的奥林匹克后备学校度过。在整个伏尔加格勒，类似的体校有七十多家。伊辛巴耶娃始终将这里视为自己的精神家园。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伊辛巴耶娃年龄虽小，却能体谅父母的苦心，她在少年体校里学习训练都很自觉（成名之后，伊辛巴耶娃也没有忘记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她用获得的奖金给父母在伏尔加格勒买了公寓和轿车，并让父母退休，在家颐养天年）。除了上课之外，伊辛巴耶娃大部分时间都泡在体操馆里，下腰、倒立、跳跃、翻腾，训练非常刻苦。这种生活持续了十年之久。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酷爱运动的女孩从一个纤细瘦弱的小姑娘长成亭亭玉立的少女。十五岁时就已长到一米七○。此时，恰逢负责培训撑竿跳高运动员的教练特罗费莫夫前来选苗子，这位独具慧眼的著名田径教练一眼就看中了身体素质优良的伊辛巴耶娃。就此，已苦练体操十载的伊辛巴耶娃改换门庭，师从特罗费莫夫，改练撑竿跳高。当然，她的教练及她本人最初也不曾想到，这一练就练出了一位后来震惊世界田坛的撑竿跳高女皇。

伊辛巴耶娃在从撑竿跳高的“门外汉”成为佼佼者的过程中付出了艰苦的努力。这个倔强的女孩确实具备运动天赋，领悟能力极强，且不怕吃苦，所以进步十分迅速。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个初始阶段一遇挫折就哭、最多只能跳二米八的新手很快入门，并逐渐熟练掌握了撑竿跳高的技术动作，而在改练撑竿跳六个月后，伊辛巴耶娃便从同她一起训练的运动员中脱颖而出，成为引人注目的新秀。她初登赛场即崭露头角，夺得了全国青年冠军。回到学校，她发现人们向她投来尊敬和仰慕的眼光，这愈发增强了她继续进取的信心和勇气。

    在特罗费莫夫的调教下，伊辛巴耶娃一步步成长和成熟起来。她所面对的第一个大赛是1998年法国阿内西的世界青年锦标赛。在这次赛会上，初出茅庐的伊辛巴耶娃一鸣惊人，越过四米大关，这一成绩让她登上了领奖台。1999年，伊辛巴耶娃在波兰比得哥什的世界青年运动会上，以四米一○的成绩夺得了她国际舞台的首枚金牌。一年之后，在卢日尼基世界青年锦标赛上，伊辛巴耶娃又越过四米二○，从而力压德国名将安妮卡贝克尔，首次获得世锦赛女子撑竿跳冠军。此后，伊辛巴耶娃可谓顺风顺水，进步神速，并逐渐达到了个人的巅峰状态，这些成绩的背后自然少不了恩师特罗费莫夫的栽培。

（选自《名人传记》2014年第4期）

钱基博先生学行小传

姜晓云

    钱基博，字子泉，江苏无锡人。他十岁在经学教育基础上从伯父学策论，熟读《史记》、诸氏唐宋八家文选，学习史学。十一岁熟读《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纲鉴易知录》。十六岁作四万言的《中国舆地大势论》，刊于《新民丛报》，梁启超亲自写信鼓励。青少年时期，钱基博先后接受国学、科举、新学（改良主义）、西学（近代西方的物理、化学、生理卫生等）的思想。

     “学问贵乎自得，际遇一任自然。”他在成为国学大师前，有一番独特的成长经历：江西提法使陶大均招之入幕，筹办司法改良；1911年辛亥革命兴起，任锡金军政分府秘书，后随部队驻镇江；应邀请，先后历任十多所大学教授；应内兄王蕴章邀约，担任《小说月报》《妇女杂志》副主编，发表文学作品。

    钱基博先生对经史子集有深入研究，对当时的“民情国故”也有独到看法，“故于学术文章得失利病，多抉心发奥之论”(《钱基博自传》)。四书五经，都在先生“考镜源流，发明指意”之列，重要的史书、史论，能“观其会通”。周秦诸子均有涉猎。先生自谓“集部之学，海内罕对”，并不过誉。张謇读钱基博先生文而感叹说：“大江以北，未见其伦。”

    钱基博先生“以文章教学后生”，治学与教学紧密相连，诚如《钱基博自传》所言：“其为教也，必诚必信，以为卷怀不可以宏道，乃开诚以示物；显言不可以避患，故托古以明义；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

    先生提倡读书治学最重视方法，在学生“穷思极索”写出习作之后，将自己的创作成果直接展示给学生，让学生在比较中提高。重视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为改变圣约翰大学重英文而轻国文这一教学现状，主动开设中国文学史，其名作《现代中国文学史》就是在教学研究相结合的状态下写出来的。

    因民族救亡需要，西学被大量引入，传统文化作为一个整体遭遇到学术界的片面否定。在这样的背景下，先生力求以古为新，“发国性之自觉”(钱基博《〈国学文选类纂〉总叙》)。在《治学篇》中，先生借教学中出现的问题，示人以治学的基本方法：“究其原始，叙其流变，条理通贯，别有会心。”

    这一时代，“学潮激荡，长傲纵欲”，以至于许多学生忘了读书使命，有些大师也“与为町畦”，甚至“不屑枉己以容悦不学之后生”。而先生“严气正性，不与诸生翕翕然。……从学者初惮其严，久则相悦以解”(《钱基博自传》)。

    1938年先生来到抗战前沿，任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教授，并为守军讲授《孙子兵法》,将此书作为学校教材，以图激发学生爱国热情。1944年长沙等地失守，学院被迫西迁，先生自请留守，欲以身殉国。先生的这种身体力行，为中国“找出了精神的新泉”。抗战胜利后，先生受聘于华中大学。新中国成立后，与其子钱锺书等均选择留在国内。1950年先生将5万余册藏书全部赠给华中大学。1952年把历年收藏的甲骨、铜玉、陶瓷、历代货币、书画等文物200余件捐赠给华中师范学院历史博物馆。

    钱基博先生的学行，有一种精神贯穿其中，那就是自信，这种自信来自人生历练，更主要来自学术的砥砺。先生学术上的自信最集中的表现，在于始终坚持学术独立，撰写《现代中国文学史》，主张“论治不缘政党，谈艺不入文社”。胡适作为光华大学同事，梁启超作为前辈大师，先生不为“亲者”、长者讳，秉笔直书。所以当先生“以稿相示”梁任公，“任公晤谈时，若有不愉色然，辄亦无以自解也”。先生的这种自信，体现了“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标志着中国现代学术高度的自觉，具有永恒的价值。

    钱基博是学行结合的一代鸿儒，他不仅读书和做学问，而且还要使自己的学问和行动能够直接有益于国家、有益于民族、有益于社会。

（选自2016年第1期《古典文学知识》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百年之大计在树人，而树人必先自树；倘社会动荡而吾亦与为动荡，无心问学，以自暴自弃；长此以往，天下之读书种子将绝，聪明亦以渐灭，人道或几乎息，此则吾之所大惧。

（钱基博《答诸生论今日之大学》）

②在对待东西文化方面，钱基博认为中西文化乃异质不同之文化，非有先进、落后之差别，肯定东方文化自身的独特性和价值所在，反对西方文化取代东方文化或用科学方法来整理国故。

（孔祥增《文化两昆仑：钱基博与钱穆》）

一代名士张伯驹

    张伯驹（1898—1982），河南项城人，生于官宦世家，与张学良、溥侗、袁克文一起称为“民国四公子”，是我国老一辈文化名人中集收藏鉴赏家、书画家、诗词学家、京剧艺术研究家于一身的文化奇人，“堪称中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

    张伯驹7岁时被过继给其伯父长芦盐运使张镇芳。当时科举刚刚废除，新式学堂方兴未艾，但张镇芳沿用旧式家塾教育，请来名师为张伯驹启蒙。他从《三字经》《千家文》等学起，自幼便展现出非凡的记忆力和领悟力：9岁时，一部《古文观止》倒背如流；3000多卷的《二十四史》20多岁时已读了两遍；354卷的《资治通鉴》可以从头讲到尾，如数家珍；唐诗宋词，更是脱口而出。

    良好的家世和深厚的文学文化底蕴使这位翩翩公子能够悠然自得的生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摒弃世俗，全身心的投入到自己喜欢的事情中：填词作诗，写字作画，学唱京剧，凡是喜爱的事情，他都一心钻研，并且做到极致。

    张伯驹天资超逸，利用闲暇时间，写下了大量古体诗词和音韵、戏曲论著，主要著作有《丛碧词》、《洪宪纪事诗注》《丛碧书画录》、《素月楼联语》等。另外，张伯驹对中国书法艺术的研究，造诣颇深，著有《中国书法》一书；他本人亦擅长书法，其书法源学王羲之《十七帖》，融真、草、隶、篆于一炉，晚年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用笔飘逸，如春蚕吐丝，被人称为“鸟羽体”。

    张伯驹在京剧艺术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他自幼喜爱京剧，后跟李佩卿学戏，从钱包森、王福山习武工。学习期间，他严守传统，苦下功夫，吊嗓子、打把子、文武昆乱无所不学，只一年就能登台演出，1930年与李石曾、齐如山、梅兰芳、余叔岩等组织了“国剧会社”。

    张伯驹的生活被人形容为中国现代最后的名士生活。由于他对世俗生活相当淡薄，在他人眼里，张伯驹的言谈举动便十分“怪异”，不循成规。高朋满座之时，众人谈笑风生，他若觉得话不投机，就坐在一边摸下巴颏儿，一根一根的拔胡子。他生活在政治大家族里却始终与各派政治势力保持一段距离。身为盐业银行董事、总稽核、老板，他对“毛票换大洋”的生意经丝毫没有兴趣，完全是个甩手掌柜，总经理有事来问，他不住点头说“是，是，是；好，好，好；可以，可以，你看着办吧。”虽然拥有偌大一份家业，但张伯驹在生活上朴素得令人难以置信，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穿丝绸，也从不西装革履，长年一袭长衫，而且饮食非常随便，有个大葱炒鸡蛋就认为是上好的菜肴了；他对汽车的要求是只要有四个轮子而且能转就行了。因为这些，朋友给他起了外号叫“张大怪”，张伯驹每有呼必欣然应允。

    也许，正是这份狷狂和洒脱，促使他后来用尽毕生精力，散尽毕生财力来收藏古字画，成为“天下第一收藏家”。

    民国时期，中国政局混乱，许多古董商唯利是图，致使大量国宝流落海外。张伯驹对此甚为痛惜，所以为了收藏古字画一掷千金，哪怕变卖家产或借贷也在所不惜。他曾花4万大洋买下中国传世最古墨迹西晋陆机的《平复帖》；变卖了自己最喜爱的宅院甚至妻子潘素的首饰，用110两黄金收藏范仲淹的《道服赞》；以240两黄金保住了中国传世最古画迹隋展子虔的《游春图》，尽管此后他债台高筑，但是直至后来，即使他被绑匪绑架，生命堪虞时，犹称“宁死魔窟，绝不许变卖家藏”。经他收藏的书画字迹有118件之多，建国后，这些名贵的收藏大都被他捐给了故宫博物院和吉林博物馆，为此，时任文化部长的沈雁冰专门为其夫妇颁发了褒奖令，这纸褒奖令被他悬挂在家中屋顶靠近房梁的地方。

    文革期间，张伯驹被诬陷，遭受了不公正的对待，一度失去了北京户口，也失去了工作，只能靠变卖家中残存家当度日；但张伯驹照样上香山，爬鬼见愁，游西安访古人遗迹，吟诗填词，不改其乐。著名画家黄永玉为此称赞他：“富不骄，贫能安，临危不惧，见辱不惊，真大忍人也！”

    张伯驹博雅通脱、坦荡超逸的一生，浓缩了近现代中国的风云变幻，也书写了一代名士的大德懿行。“它折射出来的那种文化及人格力量，足以穿越历史的尘烟，绽放一种耀眼的光芒，也温暖着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记忆。”

（摘编自任凤霞《一代名师张伯驹》）

中国科学殿堂最美的女人

    2000年3月4日，在上海华东医院，已与癌症搏斗了30多年的著名物理学家谢希德女士与世长辞了。同五年前逝去的丈夫——著名生物学家曹天钦一样，她遗嘱中将遗体捐献给祖国的医学事业。

    谢希德的父亲谢玉铭是中国物理学的先驱者之一，谢曹两家是世交，谢希德与曹天钦青梅竹马，抗战爆发前，谢家从燕京迁往福建，两人鱼雁传书，联系不断。

    谢希德从小体弱多病。1938年，17岁的谢希德患了股关节结核，她在病床上躺了整整四年，每天都坚持学英文、读书。病愈后，谢希德落下了终身残疾——她右侧的股关节已损坏，右腿从此不能弯曲。

    不久，这个纤弱的、行走艰难的东方女子凭着惊人的毅力和扎实的英语基础，考入了厦门大学物理系。

    1946年春，曹天钦赴英深造。走之前，他前往福建看望恋人，并正式向谢希德求婚。尽管她因病留下了残疾，可在曹天钦的眼里依然美丽如初。1951年，这对有情人双双学有所成：谢希德获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学位，曹天钦获得英国剑桥大学的生物学博士学位。

    当时，美国已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1951年下半年，杜鲁门政府宣布：凡在美国攻读理工科的中国学生一律不准许返回新中国！曹天钦和谢希德认为，学成归国，报效中华，是义不容辞的使命。谢希德以结婚为由，从美国去英国，并在英国举行婚礼。

    婚后，这对年轻夫妇决定返回祖国。当时已在南洋的谢父极力反对他们回国，希望女儿女婿留在国外从事科研。一边是谢父的反对，另一边是祖国的召唤，面对两难抉择，曹天钦和谢希德最终选择了祖国。1952年秋天，他们回到了母亲的怀抱。

    没料到，此次与老父亲一别，要再相见已绵绵无期。几十年后，她曾对一位朋友说：“我此生最大的憾事，就是父亲一直不满意我的婚姻。但我一生最大的幸福是拥有相濡以沫的丈夫和美满温馨的家庭。”

    谢希德的大部分岁月是在复旦校园里度过的。1966年，她被确诊患上了乳腺癌。当时“文革”已经开始，手术后不到一个月，“造反派”就强令她出院，回学校接受批斗。“造反派”给她规定了每天到校的时间。一天，在拥挤中上汽车时，她伤口破裂，疼得她大汗淋漓。为了准时到校，谢希德不再乘车了，每天拖着残腿步行到校。

    即使如此，她依然牵挂着科研，也就是在那时，她的科研方向开始由“固体物理”转向了“表面物理”。

    1977年8月，谢希德当选为中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随后又出任复旦大学校长。尽管她身居高位，但在复旦人的心目中，她依然是一位平等待人的良师益友，是可敬可爱的老太太。她不厌其烦地为许多学生和同事纠正论文及信件中的英语拼写错误；她每次去北京开会，总要给爱集邮的同事寄首日封；她喜欢看足球，世界杯赛刚开始转播，她就把儿子班上的球迷请到家里来看电视……

    如今，谢先生走了，她用她的聪明才智和人格魅力征服了所有熟悉她的人，她是中国科学殿堂最美的女人。

（选自张联《新浪博客》2013年3月4日）

相关链接：①复旦大学80年代初出国的学者，大部分是由谢希德送出去的。那时“文革”刚结束，当许多人还对“外国”两个字避之惟恐不及时，谢希德却毫不犹豫与国外积极联系，把复旦师生送到国外去深造。后来据海外许多学者反映，也是从那时起他们才突然接触到许多复旦学者，长期以来“与世隔绝”的复旦因此在国际上声名鹊起。“送师生出去，让知识回来”，谢希德送出去的师生几乎在留学期满后都回到祖国，并成为学术界的中坚、国家的栋梁。

（选自《复旦大学新闻文化网》）

②1999年，谢希德应邀担任新世纪版《十万个为什么》的编委，并修改书中的两篇科学小品。她深知即便是科普文章也不能不讲准确性。谢希德修改文章也像做科学实验一样，不敢有丝毫的马虎。如某作者混淆了“硅片”和“芯片”这两个概念。芯片是硅片经过多道程序加工而成的，她特地画了一个简明易懂的示意图供作者参考。另一个地方，作者为求形象生动，用“指甲大小”来描述一个面积概念。不同人的手指甲可能差别很大，即便是同一个人，大拇指和小拇指的指甲大小也并不相同。谢希德根据实际情况把它改成“一厘米见方”这样较为准确的写法。求真的科学态度对每个人都非常重要，谢希德对此更为看重。

（摘编自王增藩《谢希德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