塾师老汪

老汪在开封上过七年学，也算有学问了。老汪瘦，留个分头，穿上长衫，像个读书人；但老汪嘴笨，又有些结巴，并不适合教书。也许他肚子里有东西，但像茶壶里煮饺子，倒不出来。头几年教私塾，每到一家，教不到三个月，就被人辞退了。

人问：“老汪，你有学问吗？”

老汪红着脸：“拿纸笔来，我给你做一篇述论。”

人：“有，咋说不出来呢？”

老汪叹息：“我跟你说不清楚，噪人之辞多，吉人之辞寡。”

但不管辞之多寡，学堂上，《论语》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一句，哪有翻来覆去讲十天还讲不清楚的道理？自己讲不清楚，动不动还跟学生急：“啥叫朽木不可雕呢？圣人指的就是你们。”

四处流落七八年，老汪终于在镇上落下了脚。

老汪的私塾，设在东家老范的牛屋。老汪亲题了一块匾，“种桃书屋”，挂在牛屋的门楣上。老范自家设私整，允许别家孩子来随听，不用交束倚，自带干粮就行了。十里八乡，便有许多孩子来随听。由于老汪讲文讲不清楚，徒儿们十有八个与他作对，何况十有八个本也没想听学，只是借此躲开家中活计，图个安逸罢了。但老汪是个认真的人，便平添了许多烦恼，往往讲着讲着就不讲了，说：“我讲你们也不懂。”

如讲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徒儿们以为远道来了朋友，孔子高兴，而老 汪说高兴个啥呀，恰恰是圣人伤了心，如果身边有朋友，心里的话都说完了，远道来个人，不是添堵吗？恰恰是身边没朋友，才把这个远道来的人当朋友呢；这个远道来的人，是不是朋友，还两说着呢；只不过借着这话儿，拐着弯骂人罢了。徒儿们都说孔子不是 东西。老汪一个人伤心地流下了眼泪。

老汪教学之余，有个癖好，每月两次，阴历十五和三十，中午时分，爱一个人四处乱走。拽开大步，一路走去，见人也不打招呼。有时顺着大路，有时在野地里。夏天走出一头汗，冬天也走出一头汗。大家一开始觉得他是乱走，但月月如此，年年如此，也就不是乱走了。十五或三十，偶尔刮大风下大雨不能走了，老汪会被憋得满头青筋。一天中午，东家老范从各村起租子回来，老汪身披褂子正要出门。两人在门口碰上了。老范想起今天是阴历十五，便拦住老汪问：“老汪，这一年一年的，到底走个啥呢？”

老汪：“东家，没法给你说，说也说不清。”

这年端午节，老范招待老汪吃饭，吃着吃着，又说到走上。老汪喝多了，趴到桌角上哭着说：“总想一个人。半个月积得憋得慌，走走散散，也就好了。”

这下老范明白了 ：“怕不是你爹吧，当年供你上学不容易。”

老汪哭着摇头：“不会是他。”

老范：“如果是活着的人，想谁，找谁一趟不就完了？”

老汪摇头：“找不得，找不得，当年就是因为个找，我差点去了命。”

老范心里一惊，不再问了，只是说：“大中午的，野地里不干净，别碰着无常。”

老汪摇头：“缘溪行，忘路之远近。”

又说：“碰到无常也不怕，他要让我走，我就跟他走了。”

老汪的老婆叫银瓶，银瓶不识字，但跟老汪一起张罗私塾，老汪嘴笨，银瓶嘴却能说，但她说的不是学堂的事，尽是些东邻西舍的闲话，嘴像刮风似的，想起什么说什么。人劝老汪：“老汪，你是有学问的人，你老婆那个嘴，你也劝劝。”

老汪一声叹息：“一个人说正经话，说得不对可以劝他；一个人胡言乳语，何劝之有？”

银瓶除了嘴能说，还爱占人便宜，不占便宜就觉得吃亏。逛一趔集市，买人几棵葱。 非拿人两头蒜；买人二尺布，非搭两绺线，夏秋两季，爱到地里拾庄稼，碰到谁家还没收的庄稼，也顺手牵羊捋上两把，从学堂出南门离东家老范的地亩最近，所以捋拿老范的庄嫁最多。一次老范到后院牲口棚看牲口，管家老季跟了过来：“东家，把老汪辞了吧。”

老范：“为啥？ ”

老季：“老汪教书，娃儿们都听不懂

老范：“不懂才教，懂还教个啥？”

老季：“不为老汪。”

老范：“为啥？”

老季：“为他老婆，爱偷庄稼，是个贼。”

老范挥择手：“娘们儿家。”

又说：“贼就贼吧，我五十顷地，还养不起一个贼？”

这话被喂牲口的老宋听到了。老宋也有一个娃跟着老汪学《论语》，老宋便把这话又学给了老汪。没想到老汪潸然泪下：“啥叫有朋自远方来？这就叫有朋自远方来。”

（选自刘震云 《一句顶一万句》有删改）

罗曼·罗兰

徐志摩

    ①罗曼·罗兰，这个美丽的音乐的名字，究竟代表些什么？

    ②他是一个音乐的天才，在幼年音乐便是他的生命。他妈妈教他琴，在谐音的波动中他的童心便发现了不可言喻的快乐。莫扎特与贝多芬是他最早发现的英雄。所以在法国经受普鲁士入侵而产生最强烈的爱国主义的时候，这位年轻的圣人正在“敌人”的作品中尝味最高的艺术。他的自传里写着：“我们家里有好多旧的德国音乐书。德国？我懂得那个词的意义？在我们这一带我相信从没有人见过德国人。我翻着那一堆旧书，爬在琴上拼出一个个的音符，这些流动的乐音灌溉着我的童心。莫扎特与贝多芬的快乐与苦痛，想望的幻梦，渐渐的变成了我的肉的肉，我的骨的骨。我是它们，它们是我。要没有它们我怎过得了我的日子？我小时生病危殆的时候，莫扎特的一个调子就像爱人似的贴近我的枕衾看着我。长大的时候，每回逢着怀疑与懊丧，贝多芬的音乐又在我的心里拨旺了永久生命的火星。每回我精神疲倦了，或是心上有不如意事，我就找我的琴去，在音乐中洗净我的烦愁。”

    ③要认识罗兰不仅应读他神光焕发的传记，还得读他的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在这书里他描写他的音乐的经验。

    ④他在学堂里结识了莎士比亚，发现了诗与戏剧的神奇。他早年的朋友是克洛岱尔等近代法国三大诗人。瓦格纳是压倒一时的天才，也是罗兰与他少年朋友们的英雄。但在他个人，更重要的一个影响是托尔斯泰。他早就读他的著作，十分的爱慕他，后来念了他的《艺术论》，那只俄国的老象，走进了艺术的花园里去，左一脚踩倒了一盆花，那是莎士比亚，右一脚又踩倒了一盆花，那是贝多芬。这时候少年罗曼·罗兰走到了他的思想的歧路了。莎氏、贝氏、托氏，同是他的英雄，但托氏愤愤地申斥莎氏、贝氏，说他们的艺术都是要不得的，不是真的人道的艺术——他早年的自己也是要不得的。对罗兰这个热烈的寻求真理者而言，这就好似晴天里的一个霹雳；他再也忍不住他的疑虑。他写了一封信给托尔斯泰，陈述他的冲突的心理。他那年22岁。几个星期后的一天，罗兰接到一封写满38页纸的长信。那六旬老人说：“我接到你的第一封信，我深深的受感在心。我念你的信，泪水在我的眼里。”下面说他艺术的见解：我们投入人生的动机不应是为艺术的爱，而应是为人类的爱。只有经受这样灵感的人才可以希望在他的一生实现一些值得一做的事业。这还是他的老话，但少年的罗兰受深彻感动的地方是在这一时代的圣人竟然这样恳切地同情他，安慰他，指示他，一个无名的异邦人。他那时的感奋我们可以约略想象。因此罗兰这几十年来每逢少年人写信给他，他没有不亲笔作复的，用一样慈爱诚挚的心对待他的后辈。这样一来受他的灵感的少年人更不知多少了。这是一件含奖励性的事实。我们从中可以知道凡是一件不勉强的善事就如春天的熏风，它一路散布着生命的种子，唤醒活泼的世界。

    ⑤但罗兰那时离着成名的日子还远，虽则他从幼年起就不懈地努力。他还得经尝种种精神的苦痛，才能实受他的劳力的报酬——对他天才的认识与接受。他写了12部长篇剧本，3部最著名的传记，10卷本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这时代里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但他的名字还是在灰堆里掩着——直到他将近50岁那年，这世界方才开始惊讶他的异彩。贝多芬有几句话，我想可以一样适用到一生劳悴不怠的罗兰身上：“我没有朋友，我必得单独过活；但是我知道在我心灵的底里上帝是近着我，比别人更近。我走近他我心里不害怕，我一向认识他的。我从不着急我自己的音乐，那不是坏运所能颠扑的，谁要能懂得它，它就有力量使他解除磨折旁人的苦恼。”

徐立平：在飞船和导弹上雕刻火药的航天人

    央视网讯（记者王甲铸）0.5毫米是固体发动机药面精度允许的最大误差，但是他雕刻的火药药面误差却不超过0.2毫米。面对火药整形这一世界难题，他一次次“亮剑”，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太空，也让自己成长为大国工匠。他，是西安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四研究院7416厂高级技师徐立平。

    徐立平的家庭是一个航天之家，家庭成员大多是航天人。1987年，他听从母亲建议，选择了母亲曾经工作过的发动机药面整形车间，为导弹固体燃料发动机的火药进行微整形。

    固体燃料发动机是导弹装备的心脏，在上千道制造工序中，发动机固体燃料微整形极为关键。火药整形在全世界也一直是个难题，无法完全用机器代替。在火药上动刀，稍有不慎就蹭出火花，就可能引起燃烧爆炸，这个极度危险的工作，全中国只有不到20个人可以胜任。

    母亲知道这个工作的重要性和危险性，但她却说：“我刚工作的时候有同事整个手指都烧掉了，却愿意到最危险的岗位上去，我想你们年轻人也是一样的。”

    就这样，徐立平开始了近30年发动机药面整形工作。

    工作后第二年，我国某重点型号发动机出现问题，必须剥开填筑好的火药，工作难度和危险度非常大。徐立平凭着精湛的技艺和胆量加入了突击队。徐立平介绍：“可以说这是我们厂有史以来头一次钻到火药堆里去挖药。”

    在装满火药的发动机壳体里，仅留一名操作人员半躺半跪地用木铲、铜铲非常小心地一点点挖药，每次只能挖四五克，高度紧张和缺氧使人每次最多工作十几分钟。徐立平回忆：“在里面除了铲药的沙沙声，都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

    最终，经过两个多月高度紧张的工作，徐立平和同事们挖出了300多千克药，成功排除发动机故障。

像这样危险的任务，徐立平已不记得完成多少次了。

    “下刀的力道，完全要自己判断，药面精度是否合格直接决定导弹的精准射程。工作要求0.5毫米或0.2毫米，我们这一刀铲下去，铲不到要求的厚度的话，就可能造成产品报废。”徐立平说，“要做到心手合一并不容易，只能通过用心苦练。”如今，徐立平已经练就了仅用手摸一下就能雕刻出符合设计要求药面的绝活。

    徐立平还不断琢磨，针对不同的发动机药面，他先后设计发明了20多种药面整形刀具，有两种获得国家专利，一种还被单位以他的名字命名为“立平刀”。

    7416厂远离西安市区，安静却也偏僻。最冷和最热的时候，厂房里都难熬。工作时必须敞开“生命通道”的大门，夏天面对毒力极强的蚊子毫无办法，

    “闻了火药的蚊子战斗力就是强。”徐立平笑着，“冬天，长时间一个姿势会让冻僵的双手麻木，只能放在暖气上烤烤再重新拿起刀具。”

    更多的时候，车间的人数最多不超过两个人，戴上护具开始工作后，徐立平说感觉世界和时间都停止了，只听见挖药的沙沙声和自己的心跳声。

    近30年来，徐立平就是这样与最危险的火药为伴，抬望航天梦，俯刻匠人心。

    徐立平说：“再危险的岗位都要有人去干，每一次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杀手锏的武器走过天安门广场，心中就充满自豪感。”

    徐立平说：“总理不是也说吗，工匠精神就是做好自己的本质工作，精益求精，其实没有那么多高大上的东西。”

    徐立平的母亲温荣书也说：“国家才是第一位的，没有国何有家？”

    春节过后，徐立平获得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2015年度人物，颁奖词这样赞扬他：“每一次落刀，都能听到自己的心跳。你在火药上微雕，不能有毫发之差。这是千钧所系的一发，战略导弹，载人航天，每一件大国利器，都离不开你。你是一介工匠，你是大国工匠。”

鲍勃·迪伦：迷人之谜

柏琳

    鲍勃·迪伦是谁？

    1985年，电影导演斯科特·科恩采访鲍勃·迪伦时这样描述他：桂冠诗人，身穿摩托夹克的先知，神秘的游民，衣衫褴褛的拿破仑，一个犹太人，一个基督徒，无数的矛盾集合体。完全不为人所知，像一块滚石。他曾经被分析、定级、分类，钉在十字架上，定义、剖析、调查、检验、拒绝；但是从来没有被弄明白过。

    1941年5月24日，迪伦出生于美国明尼苏达州，原名罗伯特·艾伦·齐默曼。少年时他便显示出音乐天赋，10岁自学了吉他、钢琴、口琴等乐器。高中时，他就加入了一个小型摇滚乐队。

    1959年，他进入明尼苏达大学。同年，他读到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也读到另一本“垮掉的一代”的著作《裸体午餐》。他说：“我完全爱上垮掉的一代、波希米亚、咆哮那群人、凯鲁亚克、金斯堡、柯索、费林格提……他们对我的影响就如同猫王对我的影响一样。”也许是受到某种感召，这个少年在刚满20岁时从大学辍学，孤身一人来到纽约，即将开始一段美国民谣的传奇。去纽约之前，他给自己起了“迪伦”的艺名。

    1962年，他发行处女专辑《鲍勃·迪伦》。1963年，他第二张专辑中的《答案在风中飘》成为20世纪中下叶美国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的“圣歌”。

    1964年，《时代变了》发行，被认为是迪伦的“抗议专辑”。他的朋友艾伦·金斯堡在听到那首《暴雨将至》时号啕大哭，“薪火传承到了新的一代，从早期的波西米亚和垮掉的一代，到寻找光明和自我激励的这批年轻人。这些诗词简直就像《圣经》箴言一样，撼动人心。”《答案在风中飘》和《暴雨将至》等作品，使他迅速成为民权运动的音乐代言人。这些表达对核武器军备赛的担忧，以及有关贫困、种族歧视、监狱、沙文主义、战争、反思原教旨主义等内容的歌曲，迪伦只花了20个月就全部写完了。

    此后，他对于加之于身的各种标签都感到厌倦，刻意要与60年代轰轰烈烈的反叛文化运动保持距离，他说：“我不想再为任何人写歌，不想成为什么代言人，我只想从我的内在出发来创作音乐。”1964年另一张专辑《鲍勃·迪伦的另一面》中，已经不见抗议歌曲的影子。

    “我不是任何一代人的宴会司仪”，当人们期待迪伦能成为民权运动的旗帜时，他这样回答。他走了另一个极端——1965年的新港音乐节上，鲍勃·迪伦给民谣音乐插上了电。1965年美国迎来了抗议运动的高潮，迪伦却带上一把电吉他，给一个彷徨的时代诊断了病症：“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你孑然一身，你无家可归，你默默无闻，像一颗滚石。”这首收录在专辑《重返61号公路》里的摇滚乐，叫做《像一块滚石》，几十年后被《滚石》杂志评为500年来最佳歌曲的第一名。当时，迪伦不仅在政治上被视为脱逃的懦夫，也被视为民谣的叛徒。但对迪伦来说，这首歌不仅意味着他找到了文学和音乐间的通道，更意味着一场挣脱——从一个“抗议歌手”的躯壳逃往自己灵魂深处。此时，他的兴趣转移到了诗歌和小说上，因为这不受歌词长度限制。他呆在纽约的公寓里，埋首大堆书籍，陷入了疯狂的诗歌阅读中，读兰波也读布莱希特，喜欢艾略特，还曾为爱伦·坡的《钟》谱上吉他曲。“我就这样训练自己的思维，丢掉不好的习惯，并学着让自己沉静下来。我读了整本的拜伦的《唐璜》，从开始到结束都集中精神，同时还有柯勒律治的《忽必烈汗》。”

    70年代末，当嬉皮士文化与政治风潮过去后，人们更关注他的诗歌天赋。

    1996年鲍勃·迪伦正式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垮掉的一代”中最杰出的作家艾伦·金斯堡在推荐信中写道：“他的作品帮我们恢复了音乐与诗歌之间至关重要的联系。”

    迪伦的文学传统是深厚的。2000年，曾被誉为“每个诗人梦寐以求的评论家”的克里斯朵夫·瑞克斯曾在迪伦演出后台问他最近读什么书，迪伦脱口而出：莎士比亚。瑞克斯后来撰写了《迪伦对原罪的先见之明》，将迪伦称为“当代美国最好的用词专家”。

    80年代至今，迪伦逐渐减少了发行唱片的数量，他全身心爱上了巡回演出，重新回到了行吟歌手的传统。怀旧者鲍勃·迪伦，用巡演的方式，做回了一个吟游诗人。事实上，这才是伟大文学的源头所在——无论是西方的《荷马史诗》还是东方的《诗经》，文学最初是用来歌唱的。

    歌唱者本就是诗人，而诗人鲍勃·迪伦的灵魂，也是文学的灵魂。

（选自2016年10月15日《新京报·书评周刊》，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在诺奖历史上，曾数次把奖项授予“非文学”人士，最出名的当属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1950年）和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1953年），而2015年的诺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严格意义上也是一个记者，并非作家。但是，把文学奖颁给一个歌手，却是头一次。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给予鲍勃·迪伦的颁奖辞是：“在伟大的美国歌曲传统中创造了新的诗歌形式。”②鲍勃·迪伦的传记作者戴维·道尔顿称他为“最多变的灵魂”，但迪伦认为：“我确实从来都只是我自己：一个民谣音乐家，用噙着泪水的眼睛注视灰色的烟雾，写一些在朦胧光亮中漂浮的歌谣。”

    在中国美学史上，伴随着审美境界由偏于外在之物发展到心物和谐，然后再发展到偏于个体情感的变化，中国审美艺术情感本体经历了由集体主体到理性主体，然后由理性主体再到感性主体的迁移过程。

    先秦两汉时期，在个体与集体的关系当中，审美的主要艺术情感本体是向集体主体倾斜的，作为集体情感的“志”是艺术表达的重心，比如出现比较早的《尚书•尧典》当中，最早提出了“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另外，《庄子•天下篇》谈到“诗以道志”；《孟子》当中提出“以意逆志，是为得之”等等。一直到写成于东汉时期的《毛诗序》，在总结文艺的本质特征时仍然说“诗者志之所之也”。

    而“缘情”说取代“言志”说，这是中国美学在魏晋时代出现的重大转折。审美艺术情感本体由集体主体开始向理性主体迁移，然后由理性主体再向感性主体迁移。从诗歌创作实践来看，建安诗人学习汉乐府民歌，树立了“建安风骨”这一美学规范，他们的作品中关注社会动乱、民生疾苦，政治理想高扬，但是也开始显示出强烈的个性以及对人生的思考，虽然有“诗言志”的成分，但是审美艺术情感本体由集体主体开始向理性主体迁移。在汉末这个空前黑暗混乱的时代，有很多敏感的文人已经开始对家国意识失去了兴趣，而把关注的目光转向了人自身。从诗歌发展史上来看，汉末出现了完全表达诗人个人情感、重视个体生命意识的诗歌作品，比较典型的如《古诗十九首》，这些作品或写游子思妇的离愁别绪，或抒发文人士子的伤时失意，审美艺术情感本体由理性主体再向感性主体迁移。

    在诗歌理论方面，西晋时期陆机的《文赋》提出“诗缘情而绮靡”的口号，表现了中国艺术精神的真正自觉。南朝刘勰所作的《文心雕龙》一方面认为先秦时“诗主言志”，另一方面又专设《情采》一篇，“情”指称文艺作品内容，又在第三十一篇《物色》中以“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来描述艺术的审美创造过程，明显表现出以“情”代“志”的倾向。

    钟嵘《诗品序》中提倡诗歌应有感而发，倾向于物我统一，强调主客观结合。《诗品序》开篇说：“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另外，钟嵘还提出了社会生活对于作者的冲击也是诗歌产生的重要原因。钟嵘认为诗歌更应侧重描述社会人生的种种情态，因此只有人类社会惊心动魄的历史演进、跌宕起伏的人生遭际、缠绵悱恻的情感纠葛，才能够引发他足够的兴趣和激情。可以说《诗品》中个体独立地位的确立，对诗歌情感独立地位的确立和诗歌本体地位的确立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从此，诗歌开始摆脱经学附庸的地位，开始从群体的工具、政教的工具变成了个体生命意识的一部分，开始自觉地把情感表现放到重要的位置，从情感的体验和抒发中去追求美、展示美。也就是说，诗歌开始回归到人自身，回归到个人的心灵和情感。抒情不仅成为诗人们在创作中的自觉追求，也同时成为诗论家们在理论上的自觉认识。钟嵘在理论上完成了诗歌情感主体以“情”代“志”的迁移。

（摘编自张艳存《论中国古典诗歌艺术情感本体的迁移》，有删改）

叶嘉莹：一生与诗词相恋

    近日，92岁高龄的叶嘉莹在“世界因你而美丽——影响世界华人盛典”颁奖礼中获颁2015-2016年度“终身成就奖”。此前数十年间，她身挟满腹诗书，走遍中国台湾以及美国、加拿大……为中国古典文化的传播，立下了汗马功劳。

    1924年7月，叶嘉莹出生于北京的一个书香世家。三四岁时，父母便教她背诵诗词。而她的伯父叶廷又，是一位有很深古典文化修养的中医。在伯父的引导下，深居大院的叶嘉莹常常把院子里的草木作为对象，吟诗作词。1941年，叶嘉莹高中毕业，进入辅仁大学专攻古典文学专业。在辅仁大学，叶嘉莹遇见了她铭记一生的恩师顾随。顾随古典文化功底极为深厚，他对诗歌的讲授令叶嘉莹如痴如醉。师生二人常常诗词唱和，被师友传为佳话。顾随曾在给她的信中写道：“假使苦水（顾随别号）有法可传，则截至今日，凡所有法，足下已尽得之。”但他希望叶嘉莹不仅要继承自己的衣钵，更要“别有开发，能自建树，成为‘南岳下之马祖’^①”。

    如果顾随泉下有知，最高兴的肯定是叶嘉莹果然如他所期望那般做到了“别有开发”和“能自建树”。师徒二人在诗词世界里研读的轨迹，也有相似之处。顾随是受蔡元培之命学习西洋文学，得益匪浅；而叶嘉莹则在机缘巧合下，前往北美访问交流，在此期间接触到了西方文学理论。叶嘉莹发现，西方文学理论与中国的传统词学理论有不少暗合之处，便逐渐尝试用西方文学理论中的诠释学、符号学、接受美学等来诠释中国的古典诗词。这种将中西理论融合的研究策略很快为叶嘉莹的诗词研究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以西方文学理论解析古典小词，成为叶嘉莹治学的重要特点。南开大学原副校长、文学院院长陈洪评价叶嘉莹说：“融合中西以推进词学研究，卓有成效者，海内外自是不做第二人想。”

    在海外教书时，叶嘉莹常常感慨，中国古典诗词的韵味，在翻译成英文后就要逊色不少。而用英文授课，也让她常常有不能阐尽其意之感。1979年，凭借一封寄给国家教育部的言真意切的信，叶嘉莹终于可以回国教书。从那年起，叶嘉莹便犹如候鸟一般，按照时令奔波于大洋两岸。她讲授古典诗词的足迹遍布祖国大江南北。1993年，她受邀担任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并捐献出一半退休金约10万美元，设立“驼庵奖学金”和“永言学术基金”奖掖后学。

    她自认，这一辈子，她完成了两件大事。一是在当年顾随的课堂上，她埋首苦记，犹如录音机一般一字不差地把顾随的讲课“录”了下来，并在几十年后整理出版。另一件事，就是她去海外以后，托人把台湾大学教授戴静山先生的古近体诗歌吟诵录了下来，并最终在内地推广吟诵的过程中发挥作用。

    这是她留给人们的两把钥匙。有了它们，人们要去领略中国古典诗词的意境，去感受中国古典诗词传统的吟诵之美，尽可以循迹而得。如今，她也在打造自己的钥匙。她教书70年，留下来的讲课、讲演录音，有2000小时以上。学生们正在帮助她整理成书。等到出版之日，喜爱诗词的人们又将迎来一场精神盛宴。

    她亲自体会到了古典诗歌里面的美好、高洁的精神，而现在的年轻人，他们进不去，找不到一扇门。她希望能把这一扇门打开，把不懂诗的人牵引到里面来。“这就是我一辈子不辞劳苦做的事情。”“如果到了那么一天，我愿意我的生命结束在讲台上。”

（节选自《东西南北·看人物（上半月）》2016年8期，有删改）

【相关链接】我很不喜欢“才女”这两个字，有人说过我是穿裙子的“士”。我身体是女性，但是我的品格是士大夫的“士”，就有中国儒家传统的“士”的品格和持守。（节选自《叶嘉莹：我是穿裙子的中国“士”》，有删改）

【注】①马祖道一是禅宗洪州宗的祖师，师承南岳怀让禅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