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父亲赵望云的笔墨中度过自己不知事的童年和充满理想又经历过迷茫的青年时期，这两个时期，父亲对我有着深刻的影响。

    小的时候，我们家里客人络绎不绝，几乎都是为着父亲的画而来。父亲善良随和，从不忍心让来访者空手而归。更有黄胄哥、济众哥、庶之哥（三位均是我国著名的国画大师）索性吃住在我家，随父亲习画。这是一个热闹的充溢着温馨和生机的大家庭。许多人以为我会随父亲学画，但在我的印象中，父亲从未强迫我一定得走他的路。

    父亲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外旅行写生画画，即使受迫害最深的日子也没有歇脚。他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特别是面向大西北，沿着古丝绸之路，深入祁连山的崇山峻岭、八百里秦川的乡间地头、秦巴山区的林场民居体验生活，创作出大量反映人民生活的传世之作。张大千曾这样说过：“我画马不及悲鸿与望云，悲鸿的马是奔跑的马，望云的马是劳作的马。”老舍先生这样说：“赵先生的山水画本来很有工夫，可是他不喜欢山水里那些古装老翁，所以就在乡间细细地观察，深深地揣摩，要把活人活事放在图画里，以求抓住民间的现实生活，使艺术不永远寄存在虚无缥缈之间。”的确是这样，父亲的画作与劳动人民息息相关，构图中既有理性的审美观，又有豪放自由的笔墨，更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他以自己独创的画风成为开宗立派的一代大师。

    我敬重父亲，每次站在他的身边，专注地看他作画，我的心里都会产生隐约的音乐线条，这是一种神奇而美妙的感觉，这感觉随着父亲笔墨的变化和线条的流动而强烈着，强烈着。在父亲画案旁的我，鬼使神差地坚定了当作曲家的决心。父亲一直钟爱中国戏曲音乐，拉得一手好 京胡，他早就发现我在音乐上的天赋和超常的爱好。但那个年月，出身于我们这样家庭背景的孩子是很难进入高等学府的。在我考试结束后，得知考试成绩很好，我兴奋不已。但如父亲所料，我还是落榜了。我酷爱音乐，哪里能经受住这样的打击，一下蔫了。父亲搂过我说：“你既然热爱音乐，就应该认认真真地爱，切不可屈服于眼前的小挫折，时间长着呢。”父亲温暖的怀抱和亲切的鼓励让我轻松了许多，我更加坚定了学习音乐的决心。

    在音乐学院学习的过程中，父亲似乎离得很远，又似乎站得很近，我觉得自己是父亲手中的风筝，他掌握着我的方向，引领我飞向蔚蓝的天空。

    大学毕业分配时，我留在了西安，工作单位是陕西戏曲剧院秦腔团，这和我做真正意义上的作曲家的理想有相当的落差。父亲却认为：“到秦腔团工作是一个学习民族民间音乐的绝好机会，中国戏曲音乐是民族民间音乐的根，不论你学了多少西洋作曲法，中国民族民间音乐是你今后音乐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只要你安下心来把它弄明白，将会终身受益。”幸亏父亲及时点拨。在秦腔团的工作中，我开始用大量时间了解秦腔、碗碗腔、眉户，了解它们的板路曲牌形式、唱腔结构、锣鼓特点等等，并与其他剧种如京剧、豫剧、晋剧、川剧等作比较，寻找它们不同的特点。父亲期许的目光告诉我：“美术是凝固的音乐，希望有一天，你用自己的音乐为爹的画注入活力。”我在心中对父亲郑重承诺。从此我的努力有了更明确的动力。

    我崇拜父亲，虽说父亲对我的生活的关照并非事无巨细，但父亲的艺术才华和他坚韧不拔的内心情愫是我一生的榜样。在压力最大的年月，父亲很少说话，只是在精神稍好的情况下不停地作画，累了，便靠着床头，搭着小棉被，微闭着双眼，手中的香烟忽明忽暗，这个时候谁也不会打扰父亲，我们知道父亲虽然停下手中的画笔，可他心中的笔却没有停住。一家人共同守护着父亲心灵的创作净土，在那片净土上，父亲拖着病残的身躯耕耘出他的晚年百幅系列作品。这一组作品是父亲灵魂深处对美好生活的追忆与呐喊，他如交响诗一般冲撞着我的心，激励着我的音乐创作。我热爱父亲，是他的给予让我收获了多彩的人生。如今，我已走过半个多世纪，父亲依然是一座巍巍高山矗立在我的心中。

（赵季平《心语——怀念父亲赵望云》）

铁血柔情林觉民

    林觉民字意洞，号天外生。从小便被父亲过继给了他的叔父林孝颖。叔父对林觉民寄予厚望，希望他可以在仕途上达到自己无法企及的人生高度，为林家光宗耀祖。林觉民13岁那年，望子成龙的林孝颖把他送去参加科举童子试，厌恶科举的叛逆少年林觉民进了考场，竟在试卷上写下“少年不望万户侯”七个字后便转身大步离开了。

    男儿有志不在年高。青涩年纪的林觉民早早就立下了“中国非革命无以自强”的志向，大量阅读进步书刊，还给自己取了“抖飞”、“天外生”的号，从字义上可以看出，林觉民渴望做展翅高飞、打拼出一方天地的热血男儿。林孝颖看着爱子从懵懂少年成长为进步青年，不免喜忧参半，甚至可以说忧大于喜。他担心儿子在这条路上走得太决绝，更担心有朝一日白发人送黑发人……当这样的担心越来越多的时候，他做出了一个决定——让林觉民娶妻成家。

    1905年，18岁的林觉民迎娶了比他小一岁的陈意映。陈意映出身名门，不仅知书达理，还通晓文墨。林觉民与陈意映可谓“一见钟情，爱由心生”，当时，他们的家非常清贫，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和两把椅子。但是陈意映并不在意，有林觉民这样英俊潇洒、才志冲天的男子做夫君，她心满意足。

    1907年，林觉民与陈意映婚后仅两年，甜蜜的日子刚开个头，但为了实现革命理想，他毅然前往日本自费留学去了。林觉民到日本后不久，就加入了同盟会。林觉民对远离陈意映一直心怀歉意。留学日本后，他曾写有一篇记录两人缱绻情感生活的文章《原爱》，文中写道：“吾妻性癖好尚，与君绝同，天真浪漫真女子也。”从中可以看到林觉民对妻子的怜爱之情。

    1911年春天，当林觉民以学校正在放樱花假为名，风尘仆仆从日本归来时，陈意映又惊又喜。关于丈夫此行的目的，陈意映是后来才知道的——当时黄兴在香港筹划广州起义，对林觉民委以重任。那些日子，林觉民异常忙碌，根本不能如陈意映所期望的那样朝夕相对。陈意映虽有不悦，可是并无怨言。对她来说，有理想有追求的林觉民才是她最爱的丈夫。

    革命起义需要武器弹药，没有财政补贴，如何是好？林觉民就在西禅寺召集人马自己动手制造炸药。炸药准备妥当的时候，运输又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林觉民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把炸药装进棺材，然后找一个女人装成寡妇护送棺材去香港。林觉民本想要自己的妻子来完成这一任务，可是当时陈意映已怀着他们的第二个孩子，无法成行。1911年4月的一天，林觉民对妻子说：“我去趟香港就回来。”陈意映料想不到，这一次的分离竟成永别。

    广州起义的前三天，即1911年4月24日深夜，万籁俱寂。在临近江边的一栋小楼里，林觉民想到尚未成功的革命，想到家中牵挂自己的妻儿和父亲，眼泪突然落了下来——他不是贪生怕死之人，但是他有太多的不舍和难过，于是提笔在两块方巾上写下了著名的《禀父书》和《与妻书》。林觉民写写停停，伤情处，曾几次“不能竟书而欲搁笔”，方巾上的字眼见越来越小，都小到蝇头了，林觉民还是不想停下来，他满腔的爱此时已浓稠到了极点。那一刻，林觉民非常希望手里的方巾大得没边儿，让他能够淋漓尽致地向陈意映表达他绵延不绝的爱。24岁的林觉民在月光下辗转难眠，不知不觉写到天已破晓，他把方巾折叠包好交给朋友，郑重嘱托道：“我死幸为转达。”

    广州起义失败后，两广总督张鸣岐与水师提督李准会审林觉民，惊见一个剪了短发的美少年“侃侃而谈，畅论世界大势”并表示“只要革除暴政，建立共和，能使国家安强，则吾死瞑目矣”，这个美少年就是林觉民。林觉民说到痛处，难以遏制激动的情绪，把身上的镣铐挥得哐哐作响。李准被打动了，命人把镣铐解开，允以纸笔。在林觉民口含血痰却含而不吐之时，李准更是亲手拿了痰钵，走到他身边。两广总督张鸣岐亦很动容，他曾发出这样的感叹：“惜哉！林觉民面貌如玉，肝肠如铁，心地光明如雪，真算得上奇男子。”当时有人劝总督大人为国留才，而张鸣岐认为这种英雄人物万不可留给革命党，遂下令处死。死亡来临时，林觉民面容平静，甚至没有多眨一下眼睛，“吾辈此举，事必败，身必死，然吾辈身死之日距光复期必不远矣”。他用坚定的信念为革命殉情，豪气干云。

（选自《名人传记》，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司马青衫，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也。语云：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摘自林觉民《与妻书》）②然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摘自孙中山《<黄花冈七十二烈士事略>序》）

一代名士张伯驹

    张伯驹，河南项城人，生于官宦世家，与张学良、溥侗、袁克文一起称为“民国四公子”，是我国老一辈文化名人中集收藏鉴赏家、书画家、诗词学家、京剧艺术研究家于一身的文化奇人，堪称“中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

    张伯驹7岁时被过继给其伯父长芦盐运使张镇芳。当时科举刚刚废除，新式学堂方兴未艾，但张镇芳沿用旧式家塾教育，请来名师为张伯驹启蒙。他从《三字经》《千家文》等学起，自幼便展现出非凡的记忆力和领悟力：9岁时，一部《古文观止》倒背如流；3000多卷的《二十四史》20多岁时已读了两遍；354卷的《资治通鉴》可以从头讲到尾，如数家珍；唐诗宋词，更是脱口而出。

    良好的家世和深厚的文学文化底蕴使这位翩翩公子能够悠然自得的生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摒弃世俗，全身心的投入到自己喜欢的事情中：填词作诗，写字作画，学唱京剧……凡是喜爱的事情，他都一心钻研，并且做到极致。

    张伯驹天资超逸，利用闲暇时间，写下了大量古体诗词和音韵、戏曲论著，主要著作有《丛碧词》《洪宪纪事诗注》《丛碧书画录》《素月楼联语》等。另外，张伯驹对中国书法艺术的研究，造诣颇深，著有《中国书法》一书；他本人亦擅长书法，其书法源学王羲之《十七帖》，融真、草、隶、篆于一炉，晚年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用笔飘逸，如春蚕吐丝，被人称为“鸟羽体”。

    张伯驹在京剧艺术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他自幼喜爱京剧，后跟李佩卿学戏，从钱包森、王福山习武工。学习期间，他严守传统，苦下功夫，吊嗓子、打把子、文武昆乱无所不学，只一年就能登台演出，1930年与李石曾、齐如山、梅兰芳、余叔岩等组织了“国剧会社”。

    张伯驹的生活被人形容为中国现代最后的名士生活。由于他对世俗生活相当淡薄，在他人眼里，张伯驹的言谈举动便十分“怪异”，不循成规。高朋满座之时，众人谈笑风生，他若觉得话不投机，就坐在一边摸下巴颏儿，一根一根的拔胡子。他生活在政治大家族里，却始终与各派政治势力保持一段距离。身为盐业银行董事、总稽核、老板，他对“毛票换大洋”的生意经丝毫没有兴趣，完全是个甩手掌柜，总经理有事来问，他不住点头说“是，是，是；好，好，好；可以，可以，你看着办吧。”虽然拥有偌大一份家业，但张伯驹在生活上朴素得令人难以置信，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穿丝绸，也从不西装革履，长年一袭长衫，而且饮食非常随便，有个大葱炒鸡蛋就认为是上好的菜肴了；他对汽车的要求是只要有四个轮子而且能转就行了。因为这些，朋友给他起了外号叫“张大怪”，张伯驹每有呼必欣然应允。

    也许，正是这份狷狂和洒脱，促使他后来用尽毕生精力，散尽毕生财力来收藏古字画，成为“天下第一收藏家”。

    民国时期，中国政局混乱，许多古董商唯利是图，致使大量国宝流落海外。张伯驹对此甚为痛惜，所以为了收藏古字画一掷千金，哪怕变卖家产或借贷也在所不惜。他曾花4万大洋买下中国传世最古墨迹西晋陆机的《平复帖》；变卖了自己最喜爱的宅院甚至妻子潘素的首饰，用110两黄金收藏范仲淹的《道服赞》；以240两黄金保住了中国传世最古画迹隋展子虔的《游春图》……尽管此后他债台高筑，但是直至后来，即使他被绑匪绑架，生命堪虞时，犹称“宁死魔窟，绝不许变卖家藏”。经他收藏的书画字迹有118件之多，建国后，这些名贵的收藏大都被他捐给了故宫博物院和吉林博物馆，为此，时任文化部长的沈雁冰专门为其夫妇颁发了褒奖令，这纸褒奖令被他悬挂在家中屋顶靠近房梁的地方。

    文革期间，张伯驹被诬陷，遭受了不公正的对待，一度失去了北京户口，也失去了工作，只能靠变卖家中残存家当度日；但张伯驹照样上香山，爬鬼见愁，游西安访古人遗迹，吟诗填词，不改其乐。著名画家黄永玉为此称赞他：“富不骄，贫能安，临危不惧，见辱不惊……真大忍人也！”

    张伯驹博雅通脱、坦荡超逸的一生，浓缩了近现代中国的风云变幻，也书写了一代名士的大德懿行。“他折射出来的那种文化及人格力量，足以穿越历史的尘烟，绽放一种耀眼的光芒，也温暖着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记忆。”

（摘编自任凤霞《一代名师张伯驹》）

大荒见葱茏

    路大荒是蒲松龄的同乡。他7岁入邻家私塾，拜在蒲松龄后裔蒲国政门下，后又转投名儒王东生。这两位老师都对蒲松龄存有极深的敬仰之心，蒲国政多讲《聊斋》渊源，王东生则藏有许多蒲松龄的手稿。少年路大荒浸润在这样的环境之中，不自觉间就奠定了他一生的追求方向。

    青年时期，路大荒便立志潜心于聊斋文集诗稿的搜集和研究工作。只要获悉哪里有聊斋文稿，他必定积极谋求。为了搜集到遗稿，他常常奔波于淄川城乡，远访章丘、济南，求亲问友，辗转反复。他节衣缩食，不惜重金购买蒲松龄手稿，因此家中拥有的蒲氏著作越来越多。这其中，以蒲松龄手抄的《祭文》最为珍贵。路大荒初见此书，不由欣喜若狂，立即将所有积蓄取出购买。后来他在文章中回忆道：“然在闻号令角声之中，资斧告罄之时，尚恋之一书，人间尚有我之痴耶乎？然能聊慰自痴，何顾后人之讪笑也！”一九三六年，由路大荒注释、编辑的《聊斋志异外书<磨难曲>》和《聊斋全集》（四册）先后在日本和国内出版，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1937年12月，济南、淄川相继沦陷。路大荒南下杭州学习航空技术，后又返乡参加了抗日游击队。日军得知路大荒藏有大量珍贵的蒲氏书稿，欲行抢夺。事先得到消息的路大荒背起手稿躲进了深山。日军一怒之下，放火烧掉了他家的房屋，并在淄川城四处张贴捉拿他的告示。路大荒辗转来到济南，隐居在大明湖边的秋柳园街。秋柳园街比邻曲水亭街，他安寄于此，乐在访书。1938年的一天，他在曲水亭街上的聚古斋书肆发现了一套《聊斋文集》（六册），大喜过望，但因囊中羞涩无力购买，只好设法将书借回家中，连夜在灯下抄录。治学拓荒，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正是这种几十年不改初衷的执着毅力，成就了路大荒“网罗三百载，集聊斋之大成”的美名。

    新中国成立了，先生欣喜万分。政府十分注重文物与文化遗产的整理、抢救和保护工作，这更加激发了路大荒的研究热情。1953年，山东省整理蒲松龄著作编辑委员会成立，路大荒担任副主任。他亲自带领研究人员，或深入淄川在乡间广泛征集蒲松龄的著作版本、手稿、佚文和遗物，修葺整理蒲氏故居；或远赴北京、上海、广州、沈阳等地，查询点滴资料，获得了大量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1962年，在中外众多专家学者的多年支持下，一部更大规模的《蒲松龄集》终于问世。这本由中华书局出版的《蒲松龄集》，凝聚了路大荒的毕生心血，总共收集了聊斋文稿120余万字，奠定了路大荒“聊斋学”研究第一人的学术地位。学界认为，《蒲松龄集》是聊斋学的基石，在聊斋学发展史上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是承前启后的里程碑。喜爱蒲松龄小说的人，饰演聊斋剧目的人，还有“聊斋学”研究的后来者，都十分感念路大荒，正是由于他艰苦卓绝地收集、研究、整理蒲松龄的著作，读者得以捧卷饱赏，学者得以利用钻研。与此同时，路大荒把最心爱的《聊斋文集手稿》一并捐献给了国家，其后又出版了《蒲松龄年谱》和《聊斋俚曲选》等著作，在《东岳论坛》上发表了“聊斋遗文”12篇，实现了他的“聊斋学”人生。

    路大荒天资聪颖，悟性极高，在聊斋学以外的诸多领域也有很深造诣。如绘画，曾赢得张大千、黄宾虹、陈半丁等名家的赞许。尽管博学，但他始终清醒地知道，该深挖哪口井。他从不认为自己是天才，深知真正厚实博大的学问，必然要经过极大的努力才可获得。为此，他读书、治学、从艺从不敢懈怠，无论是默存自守，还是荣名加身，他都宠辱不惊，专心于学术。在他人生的最后五年，由于患有脑中风后遗症，身体活动受限，经常卧床，但仍然不忘“聊斋学”研究。他曾让孙女打开事先藏好的《蒲松龄集》，告诉她某页某段还有些必须修正的问题要记下来，并叮嘱她，此书以后如能再版，一定要把这些问题改过来。学问做到完全忘我的境界，令读书人叹服。

    路大荒是中国文化熏陶出来的纯正的人文学者，他的身上闪烁着令我们亲近的精神气质和思想光芒。

（摘编自徐忠志《大荒见葱茏》、陈明超《“蒲学”研究第一人——路大荒》等）

【相关链接】爷爷青年时期，正值国内军阀混战。当时邓恩铭的叔父邓国瑾是淄川县长，他劝告爷爷说：“人生行为如黄河流水奔泻千里，决之东则东流，决之西则西流，若受制约可流入大海，希望你对事业有所抉择，好自为之。”爷爷深有感悟，从此潜心于聊斋文集诗稿的搜集研究中去。

（路应和《怀念我的爷爷路大荒》）

    1924年10月，朱自清举家来到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令朱自清高兴的是，那里有许多为人正直、富有雅趣的朋友。夏丏尊率真简朴，生性耿直。校里就是湖多，三面潺潺地流着，草地也大，看过去芊芊的一片，夏丏尊喜爱这里的自然环境，他约了校里教师刘勋宇，依山傍水，修建了几间瓦屋，他把房子称作“平屋”，隐含平房、平民、平凡、平淡之意。丰子恺也是经夏丏尊介绍到春晖中学的。他为人多才多艺，善于将诗词意境、学生生活、儿童情趣即兴画出。他也结庐湖畔，在门前种一株柳树，因此名小屋“小样溜屋”，与“平屋”相映成趣。朱自清全家搬来后就住在刘勋宇以前盖的小房屋里，和夏丏尊毗邻，两家的前院只隔一垛矮墙。

    朱自清常到隔壁夏丏尊家院子里观花，在他屋里品画。夏家有一株紫薇很好，夏丏尊常邀他在花房喝酒。他也倡导丰子恺的小杨柳屋做客。有一天，丰子恺刚给朱自清刚满四岁的女儿阿莱画了一幅画，夏丏尊提起笔来，在上面题道：“丫头四岁时，子恺写，丏尊题。”画美，字也好，朱自清爱不释手，后来将其制版，作为散文集《背影》的插页。在朋友中还有一个湖南人匡互生，他曾参加过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时，他率先打进曹宅，非常英勇；他生活艰苦朴素，诚挚热忱，作风民主，朱自清对他最为敬佩。他去世后，朱自清曾写《哀互生》热烈地赞颂。

    在教师中还有一位教英文的朱光潜，他最敬重朱自清，曾回忆：“佩弦和丏尊、子恺诸人都爱好文艺，常以所作相传视。我于无形中受了他们的影响，开始学习写作。他们认为我可以作说理文，就劝我走上这一条路。”

    春晖中学浸润着“五四”革新精神，积极推行新学制，采用新教材，崇尚民主，关系和谐，朱自清更其喜欢那种同事与师生之间真诚团结的融洽气氛。具体情形究竟怎样呢？朱自清写道：在一般学校里，师生之间往往隔开﹣﹣于教师，“敬鬼神而远之”；教师对于学生，尔为尔，我为我，休戚不关，理乱不闻！这里的师生却没有这样的情形。无论何时，都可自由说话；一切事务，常常通力合作。春晖对朱自清十分器重，当他三月间来兼课时，《春晖》半月刊即登出他到校就职的消息。朱自清在春晖任课多，教学作风民主，常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共同讨论。春晖国文教材多选自《新青年》《新潮》《向导》《创造季刊》等杂志，朱自清教这些文章时，通常自己念一遍，有时也叫学生念，然后进行讲解。他也不排斥古文，有一次他对学生们说：“文言文及旧诗词经过几千年洗礼，有些很好的东西。”学生表示愿意读些古文，他就选定《虞初新志》和《白香谱笺》两本，在从中选读一部分。

    在他刚来兼课时，曾邀请俞平伯到白马湖来玩。俞平伯就来到白马湖，在春晖待了三天多。朱自清每天都有课，他还顺便听了朱自清的一堂课，感觉到他教学认真，课堂气氛亦相当活跃，在《日记》中写道：“学生颇有自动之意味，胜第一师范及上海大学也。”

    其实，朱自清在教育上能有这样的成绩，绝非偶然，他对中学教育问题有自己的主张和见解。他十分注重对学生进行全面的人格培养，他认为学生学习能否认真用功，关键在于教师，“固然要看你们的教法如何，但更重要看你的人格影响如何。”因此，他决意从自身做起，以严正的态度，对学生进行教育。他批改作业一丝不苟，和以前一样，每个学生都有一张成绩升降表，让他们看到自己学业的进步和退步。他对学生要求严格，提倡做“窄而深的研究”，反对夸夸其谈，触及一点不及其余的浮夸作风。他反对学生写些内容浅薄的作品，主张要有“味”，要有生活，譬如，有浓浓的颜色，有清清的音响，便是有味了。味是什么？粗一点说，便是生活，纯化的生活！便是个性，便是“自我”！这些真知灼见对学生启发极大。朱自清还十分重视对学生思想素质的培养，主张要以“高等的趣味替代低等的趣味，养成优良的习惯，使不良的动机不容易有效。”他教导学生不要“时时回顾从前的黄金时代”，也不要“时时等待着将来的奇迹”，更不能“及时行乐”。他要学生面向实际，把握住现在，理由是现在“是最可努力的地方，是我们最能管的地方。”因此，“我把‘现在’捉住，发展它，改造它，补充它，使它建全，谐和，成为完美的一段落、一历程。”

相关链接：①朱自清之名是他1917年报考北京大学时改用的，典出《楚辞•卜居》“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乎”，意思是廉洁正直使自己保持清白。朱自清选“自清”作为自己的名字，其意是勉励自己在困境中不丧志，不同流合污，保持清白。他同时还取字“佩弦”。“佩弦”出自《韩非子•观行》“董安于之性缓，故佩弦以自急”，意为弓弦常紧张，性缓者佩弦以自警。

（百度百科•朱自清）

②我们来讲一件真实的事情：天津一位中学国文老师说，朱自清先生逝世后的第三天，他看见一群小学生争着抢着看当天的报纸，其中一个惊叹着说：“老师，作《背影》的朱自清先生死了！”他感叹说：“有成千上万的幼稚心灵都为这个《背影》的作者而暗自哀伤！”短短一篇《背影》，能够在读者中产生如此巨大的感染力，足见朱自清散文的成功了。

（节选自“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朱自清散文精选•导读》）

喷发英武正气

    很小的时候，宗璞就开始背诵诗词。父亲冯友兰会给她选一些诗，每天早晨背上书包在母亲床前背了再去上学。宗璞还读了很多儿童读物，她读过《格林童话》《爱丽斯漫游仙境》，而在小孩子中流行的《七侠五义》《隋唐》《小五义》《水浒》《荡寇志》，她也都读了。宗璞甚至还看了不少成人读物，八九岁时就读了《红楼梦》，看到林黛玉死，哭得泣不成声。

    童年的阅读，尤其是诗词对宗璞的影响是巨大的。1944年，15岁的宗璞就写了一篇关于滇池月光的散文并在刊物上发表。此后，她开始尝试创作小说。1948年，宗璞的短篇小说《A．K．C．》发表在《大公报》上，她从此走上文学创作道路。

    1957年，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红豆》。小说描写女大学生江玫和银行间少爷齐虹之间的爱情悲剧，突现出宗璞在特殊年代对青年爱情观的人文关怀。这为宗璞赢得了声誉，也带来了麻烦。《红豆》被打上“毒草”的标签，她无奈搁笔，直到“文革”结束后，才陆续写了《弦上的梦》《三生石》《我是谁？》等作品。

    宗璞的许多中短篇小说和散文都写到了“文革”。在《1966年春夏之交的某一天》中写到很多知识分子被批斗、被迫自杀，对这些人的遭遇，宗璞无疑是同情的，但她自己是坚强的，——她不仅在被批斗和羞辱的巨大痛苦里，选择了坚强地“活下去”，而且还对那个时代发出了尖锐的质疑：“而这一切，是在革命的口号下进行的。这世界，以后还不知怎样地荒谬，怎样地灭绝人性！”这就启发和促使我们要在更深的层面去反思那一段历史。

    有一部作品，对于宗璞来说，这就是她的长篇小说《野葫芦引》。“七七事变”后，一大批教授、学者在战火硝烟中跋山涉水，把西南边陲造就成为保存中华民族文化命脉的“圣地”。宗璞随父亲冯友兰南迁，就读西南联大附属中学。当时西南联大毕业学生从军者有800余人，宗璞目睹了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认为“如果不写上这一笔，就是不完整的”。滇西战役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一次重要战役，十分辉煌，长时间被埋没，被歪曲。抗日老兵被审查，流离失所，翻译官被怀疑是特务，他们徽章上的号码被说成是特务编号。“把这段历史从尘封中磨洗出来”被宗璞视作自己的责任。小说包括《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北归记》四卷。从20世纪50年代起，宗璞开始动笔，如今60多年过去，前三卷已陆续出版。其中，《东藏记》获得了第六届茅盾文学奖。

    一方面，宗璞通过规模恢宏的小说叙事来写抗日战争，写我们民族的深哀巨痛；一方面宗璞热情讴歌中国知识分子毁家纾难，先公后私的爱国情怀。这样一部作品，没有出现在充满豪情的男儿笔下，倒是宗璞写出来了，令人惊叹。作家王蒙曾评价《野葫芦引》：“喷发着一种英武，一种凛然正气，一种与病弱之躯成为对比的强大与开阔。”

    在文坛上，宗璞是一面以自我生命守护中国文学真火的旗帜。近30年，她在病中笔耕不辍，以至真至纯的文学结晶为时代立言。从写《东藏记》开始，宗璞的视网膜脱落，头晕频频发作，半边身子麻痹，只能在助手的帮助下口述成文，7年才写完。《南渡记》写完，父亲去世了；《东藏记》写完，先生去世了。经历了更多死别，又经历了一些大事件，对人生的看法更沉重了一些，对小说结局的设计也更现实，更富于悲剧色彩。宗璞写得很苦，实在很不潇洒。但她“即使写得泪流满面，内心总有一种创造的快乐。

    宗璞最大的困难是写战争。她经历过战争的灾难，却没有亲身打过仗。她害怕凭借材料只会写成一般的报道。困惑之余，书中澹台玮、孟灵己年轻的身影给予宗璞极大的启发。用人物统领材料，将材料化解，再抟、再炼、再调和，就会产生新东西。宗璞诚心诚意地烘托书中人物，用书中人物的喜怒哀乐烛照全书，一切就会活起来了。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6年4月28日）

【相关链接】①宗璞十岁时，随父亲冯友兰与清华大学一起南迁到昆明，在西南联大度过了8年时光。宗璞的哥哥冯钟辽于1943年志愿参加中国远征军，任翻译官，那年他19岁。随着战事的推移，他用双脚从宝山走到畹町。宗璞对这段历史有一种亲切感。（肖鹰《宗璞与长篇小说<野葫芦引>》）

②在宗璞的作品里，体现出冯友兰先生屡屡讲到的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替往圣继绝学，替万世开太平”的担当精神，还表现出对大地、对自然、对人、对物甚至一只鸟、一只猫的那种大爱。（李建军《一位尽力发光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