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的另一面

    1897年1月15日，徐志摩出生在浙江省海宁县硖石镇。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是硖石镇首富，对于儿子，徐老先生不仅给他丰厚的物质、无私的爱和呵护，更多的是给他优越的教育条件。徐志摩上的小学、中学，都是当地最好的学校。1914年，徐志摩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预科，攻读法律专业。在北京求学期间，徐志摩最重要的收获是他在父亲的支持下，由内兄张君劢介绍，于1918年夏拜在了梁启超的门下。

    带着亲友的厚望，1918年8月14日，徐志摩赴美，进入克拉克大学学习历史，当时他的抱负是未来在中国的政治经济舞台上大显身手，改造中国社会，使之尽快走向民主、独立与富强。他选修了社会学、心理学、商业管理、19世纪欧洲社会政治学等课程，还参加了国防训练团，和同学一起携手并进，显示了中国留学生的气节。

    1919年底，徐志摩来到纽约，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学习政治学。徐志摩对于社会主义抱有同情的看法，在纽约的这一年，他购买了相关书籍，并撰写了一系列论文和书评，宣传社会主义学说。他因此被叫作“鲍雪微克”，就是布尔什维克。值得一提的是，徐志摩是从人道主义出发的，他接受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相距甚远。

    为了追随罗素，徐志摩于1920年9月去往伦敦，此行的代价是他放弃了即将拿到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这是徐志摩的又一次转折，从此，“中国少了一个政治经济学家，多了一个诗人、文人”。在伦敦，徐志摩喜欢这里频繁的社交活动和自由的民主学术气氛，他和陈西滢、章士钊等留英中国学者混熟了，也结识了傅斯年、赵元任、刘半农等中国留学生，还认识了不少英国的作家、诗人。这对于徐志摩从事文学创作并加深对文学的认识，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21年春，徐志摩进入剑桥大学皇家学院学习，从此开始了剑桥生活。他说：“我在康桥的日子，可真幸福，深怕这辈子再也得不到那样甜蜜的洗礼。”可以说，康桥的美唤起了徐志摩心中的灵性，让他苏醒。康桥的一切给了徐志摩新的洗礼—一生命的蓬勃、自然的和谐。在这里，他开始步入文学殿堂，情感的孤独与荑景的融合，个性的追求与现实的困顿，使徐志摩在康河的波光潋滟中沉淀了丰富的文学孕思。可以说，康桥情结贯穿在徐志摩一生的诗文中。

    1922年10月，徐志摩回国。在他回国之前，已经出现了两个颇具声势的文学社团，一个是1921年年初在北京成立的文学研究会，一个是同年7月在东京成立、很快移师上海的创造社。这两个文学社团可以说都是由五四运动精神催生的，都有不可抹杀的功绩。但赓续五四精神、影响广泛的还要数1923年徐志摩首倡成立的新月社。他是新月派的中坚分子，曾一度出任《新月》的主编。梁实秋晚年回忆说：“胡适先生当然是新月的领袖，事实上志摩是新月的灵魂。”

    领袖要的是德高望重，应者云从。而灵魂即生命，有他在，不管人多人少，这一轮新月升起落下、落下升起，运转自如；没了他，这轮新月只会落下，不复升起。事实上也确实如此，1931年11月，徐志摩遇难后，标志着新月派活力的《新月》月刊，虽经叶公超等人艰难支撑，终是气数已尽，不久便寿终正寝。

    徐志摩是这么悄悄地来，又这么悄悄地去了。他虽然不曾带走人间的一片云彩，却把永远的思念留给了中国诗坛。像徐志摩这样做一个诗人是幸运的，因为他被人们谈论。徐志摩以他短暂的一生而被人们谈论了这么久（相信今后仍将被谈论下去），而且人们的谈论中毁誉的“反差”是如此之大，这一切就说明了他的价值。不论是人们要弃置他，或是要历史忘掉他，也许他真的曾被湮没，但他却在人们抹不掉的记忆中顽强地存在着。

【相关链接】①我觉得在他所有努力过的文学体裁里，他最高的成就是在他的散文方面。（梁实秋《谈徐志摩的散文》）②徐志摩是一位说不清楚的复杂的人。他的思想驳杂这一事实，长期受到了忽视。一些评论家论及他的艺术，往往以漫不经心的方式进行概括，判之以“唯美”“为艺术而艺术”一类结论；论及他的思想倾向，则更为粗暴，大概总是“反动、消极、感伤”一类。在徐志摩那里，由于视野的开阔，培养了一个世界性的文化性格。（谢冕《云游》）

阿庆基“造反”

[芬兰]本蒂·韩佩

    一条板凳安放在路旁，只要行人累了，就可坐下休息。累了!是的，难道这还有什么奇怪的吗？一个人在七十年岁月里要跨出多少步子啊——短的、长的、急的、慢的。板凳被发明和制造出正是为了

    人们能够坐它。或许这条板凳还有别的目的，因为冷饮亭就在它的旁边……

    托比亚斯·阿庆基多次感到奇怪，这条板凳看完全是条普普通通的板凳，人们仅仅是在散步途中想让腿脚歇上一歇时，才意识到它的存在。

    托比亚斯·阿庆基坐在板凳上，他的头发斑白，但精神却很矍铄，他用大拇指托着烟斗，完全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之中。没过多久，越越近的歌声唤醒了他，立刻使他想起，现在是生活在动乱时期。罢工、骚乱……打吧!吵吧!有的是理由……可是这么干难道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吗？如果像被拴着鼻子的小牛犊那样发疯似的挣扎，能行吗？托比亚斯·阿庆基已经七十岁了，现在世道是不是变了？也许是吧，也许人们的眼界有所不同。可是生活是不是好过些了？嗯，他们应当尽可能过得更好些。这就有足够理由去进行斗争……

    他听见一个过路人说，罢工工人在游行示威。

    游行示威吧!他——托比亚斯·阿庆基，已上了年纪，只能坐在板凳上观望。在这种时期，作为一个旁观者也实在有趣得很哪!

    游行队伍过了，人不少，除了两旁土路，整个街道都挤满了人群。

    他们唱的歌中有激烈的词句：“法律骗人，政府压人。”

    “到了明天，普天之下皆兄弟……”

    游行队伍过去了，托比亚斯·阿庆基朦胧地感觉到，他们在按照自己的愿望，向着遥远的未走去……他们在前进，先头部队消失在转弯处的建筑物后面。后那里发生了阻塞，尽管后面的队伍还在前进，突然“砰”的一声枪响，划破了夏末晴朗的天空。托比亚斯·阿庆基被子弹的呼啸声惊呆了。这似乎是不应该的……然而后他还是平静下，觉得自己反正是坐在板凳上的旁观者。

    游行队伍一下子散了，犹如受到旋风袭击似的扬起了满天尘土，人们掉转头纷纷跑了。托比亚斯·阿庆基看到警察握着步枪和皮鞭，正在寻找示威的人，可是游行示威者都跑散了。这时，警察突然发现坐在板凳上发呆的托比亚斯·阿庆基。

    “你放什么哨？”警察大喝一声。

    托比亚斯·阿庆基只张了张嘴，还没得及解释自己仅仅是坐在板凳上休息的旁观者，皮鞭已抽到了他的身上。他发现自己陷入了不可解脱的困境，不禁顿时火冒三丈。这怎么可能呢!要知道他只不过坐在板凳上……可是愤怒只是再次招致皮鞭的抽打，托比亚斯·阿庆基只得拔起僵硬的大腿一逃了之。

    但事情并没有完结，他确实陷入了解脱不了的困境。不久，他被捕了。受讯、受审，最后被带到被告席上受到了“参与造反罪”的控告。

    托比亚斯·阿庆基怎么也不能理解，他仅仅是在板凳上坐一会儿而已。而这条板凳看完全是条普普通通的板凳……他对警察咆哮起，他怎么也难以接受警察的指控，他难道会热昏了头脑干下这等事!可怜虫……怎么会想得出：他是狡猾地假装坐在板凳上，企图逃过劫难，实际上是个瞭望放哨的人，或者是工运首脑……

    警察就是认定他有罪，一口咬定：你身上有紫血块，你就是参与了造反……

    托比亚斯·阿庆基搔了搔头皮，觉悟过：也许世界上从就没有为旁观者准备的板凳!

雪窗帘迟子建

    坐在下铺靠窗位置的是一个老女人，我上车的时候她就坐在那里了。她的头发已经白了多半，看上去六十左右，穿灰棉袄，扎一块深蓝色的头巾，带着一只篮子。她似乎怕别人不小心踢着那篮子，时常地往下望上几眼。她大约是不常出门的，像小孩子一样用指甲刮开车窗上的霜花，不停地朝外张望着。她的自言自语声引得我忍不住想笑。比如她轻声嘀咕：“这荒郊野外的还亮着灯，这不是给鬼照亮的嘛。”这电线杆子可真多啊，隔不远就一个。这电是从哪里走的呢？”

    一个胖乎乎、醉醺醺的中年男人说他要睡觉，让老女人赶快让开。老女人从裤兜里掏出票来。她的票是这张铺位的，千真万确。很快，列车员过来了。她听明了事情原委后，对老女人说：“这事情怪不了别人，你不换票，火车开出半小时后，就等于放弃了对这铺的权利。这铺已经卖给人家了。”“那我上哪里坐着呀？”她颤着声问。“坐边座上吧。”列车员说，“没别的办法了。”

    老女人落下了眼泪，提着篮子来到边座上。她看了一眼那贴着车厢壁立着的座儿，说：“它立着我可怎么坐呀？七仙女的屁股也坐不稳定呀！”她的话引来一片笑声。列车员一伸手把那弹簧座拉了下来，说：“这是可以活动的座，你一起身就自动立起来了！”老女人把篮子放到窄窄的桌上，小心翼翼地坐下来，用手护着那只篮子。一个年轻人叹了口气，说：“唉，可惜我买的是上铺，您也爬不上去，要不我就让给您得了。”

    这时从靠近门口的地方走过来一个穿驼色毛衣的男人，他看上去有六十左右了，戴一副老花镜，手中提着一份报纸。他对年轻人说：“我是下铺的，我能爬到上铺去，你让老太太睡我的铺，我睡你的不就行了吗？”

    那年轻人听了老人的话连连摆着手说：“你这么大岁数了，我可不能让你到上铺去，万一磕碰着怎么办？”

    “我天天早晨都打太极拳，什么毛病都没有，别说爬上铺了，就是上树都没问题！”老人拍着胸脯说。

    “那可不行，万一有闪失，我可负担不起！”那人的脸涨红了，借口上厕所，逃之夭夭。老头叹了一口气，说：“不诚心让铺，装什么好人啊。”说完，回自己的铺位了。有个抱小孩的妇女说：“我带着孩子睡在下铺，可是小孩子离不开我，不认别人，我要是在家，她奶奶搂着她睡都不行。她不认生的话，我就让你和她睡一个铺了。”我犹豫了一下，轻声对她说：“要不你和我睡一个铺，你睡前半宿？”“姑娘，不用你费心了，我能坐着，不就是一宿吗？”先前我还有些紧张，她的话竟使我一阵轻松。我说：“要不我睡前半宿，后半宿你睡？”车厢突然暗了下来。我睡不着，不时地翻身探头看一眼老女人，她依然端端正正地坐着，样子就像一个用心听讲的学生。我终于在黎明前连续睡了三四个小时。醒来见她依然把手搭在篮子上，端正地坐着。我不由得心生羞愧。我跳下中铺，对她说：“大娘，到我的铺上休息一会儿吧，篮子我帮您看着。”

    她用微弱的声音说：“这一宿都挺过来了，就快到站了，不麻烦你了。”她的话使我无地自容。我觉得喉咙那里热辣辣的，仿佛着了火。

    天色渐渐地亮了。经过了一夜寒冷的旅行，车窗积满了厚厚的霜雪，仿佛挂了一幅严严实实的雪窗帘。老女人又开始用指甲去刮霜花了，那声音“嚓嚓”响着，就像刀在割着我的心，让我感到阵阵疼痛。

    抱小孩的妇女过来了，她对老女人满怀歉意地说：“原想着和孩子早点起来让你去躺躺的，可是不知怎么的一觉就睡到天亮了。这时，又有几个旅客过来让她去自己的铺位躺一会儿。老女人回答大家的话总是一个内容：“这一宿都挺过来了，就要到站了，不用了。”

    前方就要到青杨树车站了，那是老女人下车的地方。她的腿已经麻木了，走得很迟钝，踉跄着，像是拼尽全力在拖着两条腿走。她挎着的那只篮子，也跟着她踉跄着。

    我坐在老女人坐过的边座上，透过她刮开的那道明净的玻璃，望着那个小小的站台。她终于下了火车。她把蓝围巾系到头上了，缩着身子在站台上张望着。火车启动了，她的身影很快就被甩在车后，甩在一片苍茫的白雪中，模糊了，不见了。而我所坐的座位，还残存着她的体温，那么的热，可我却觉得周身寒冷，从未有过的寒冷。

火车上的女郎

（印度）拉斯金·邦德

    火车开动后，车厢里只有我一个人。直到罗哈站才上来一个女郎。前来送行的那对夫妇大概是她的双亲，他们好像对姑娘的这次旅行很不放心。那位太太耐心地告诉女郎该把东西放在什么地方，什么情况下不可把头探出窗外，如何避免与陌生人交谈等等。

    我是个盲人，所以无法形容出那女郎的容貌，但从她脚后跟发出的“啪哒啪哒”的声响，我知道她穿的是拖鞋。我喜欢听她说话的声音。

    火车驶出站台后，我问她：“您是到德赫拉顿去吗？”

    可能因为我在一个幽暗的角落里，所以我的说话声吓了她一跳。她不禁惊叫一声说：“我不知道这里有人。”

    “起初我也没有看见您，”我说，“不过我听见您进来了。”我想，只要我坐在原处不动，她就不一定发现我是一个瞎子。

    “我到沙哈兰坡下车，”女郎说，“我的姑妈到车站接我。您到哪儿去？”

    “我到德赫拉顿，然后去木苏里。”我答道。

    “啊，你真运气！我也去木苏里。我喜欢那里的山峦，尤其是在十月份。”

    “是啊，那是黄金季节。”说着，我的脑海浮现出我眼睛没有失明时所见到的景象：漫山遍野的太阳花，在明媚的阳光下竞相开放。到了夜晚，坐在篝火旁，喝上一点白兰地，大多数游客都已离去，万籁俱寂，仿佛在一个渺无人烟的地方。

    她默默不语，是不是我的话打动了她？ 还是她把我看成了一个多情善感的白痴？随后我错问了一句话：“外面天气怎么样？”

    她对我的问话似乎不以为意，难道她已发觉我是个瞎子了？ 不过，她的一句话立刻解除了我的疑虑。“您自己往外看看不就知道了嘛。”语气十分自然。

    我沿着铺位轻轻地挪到车窗边。我在想象中能看到电线杆飞快地从眼前掠过。“你注意到没有，”我试探着说，“树好像是在动，而我们好像是静止的。”

    “总是这样。”她说。

    我朝她转过脸去，有好一会儿，我们谁也没说话。“您有一张挺有趣的脸。”我变得越发大胆了，我知道她是不会生气的，因为女孩子很少有不喜欢奉承的。

    她愉快地笑了，笑声像银铃般清脆。“您这样说，我倒挺高兴。”她说，“人们一张嘴就说我长得漂亮，我都听腻了。”这么说，她一定长得很漂亮了。于是我大声地说：“是啊，有趣的脸同样可以是漂亮的呀！”

    “你真会说话。”她说。

    “你马上就要到站了。”我唐突地冒出了这么一句话。

    “谢天谢地，路途还不算远，要是在火车上坐二三个小时，可真叫人难熬。”

    然而，只要能听见她说话，我坐多久都没关系。她说话的声音，有如高山流水，清脆动听，我想只要一下火车，她就会忘记这次短暂的邂逅。然而对我来说，我会一直想到下车，甚至是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

    女郎起身开始收拾东西。我不知道她是挽着发髻，还是梳着披肩发？也许剪着短发。

    列车缓缓驶进站台，车外，脚夫的吆喝声，小贩的叫卖声响成一片。这时，门口传来一位女人的尖脆的说话声，我想一定是她姑妈来接她了。

    “再见！”女郎说。

    车门口一阵骚乱，一个男人结结巴巴地道着歉走进车厢，接着门“砰”地一声被关上，把我和外间世界又隔开了。

    列车徐徐开动了。

    “对不起，我可不像刚才下车的那位那样有魅力。”男人搭讪着说。

    “那位姑娘很有意思。”我说，“你能不能告诉我，她留的是长发还是短发？”

    “这我倒没有注意，”他好像有点迷惑不解地说，“不过她的眼睛我倒留意了，那双眼睛长得很美，但对她却毫无用处了——她是个瞎子，你没注意吗？”

（有删节）

雨夜小站
柳青

春雨唰唰地下着。透过淌着雨水的玻璃车窗，看见秦岭西部太白山的远峰、松坡，渭河上游的平原、竹林、乡村，百里烟波，都笼罩在白茫茫的春雨中。

当潼关到宝鸡的列车进站的时候，小街两边的店铺已经点起了灯火。由于春汛，渭河的渡口暂时取消了最后一次摆渡，旅客们都陆陆续续进了这个旅馆或那个旅馆，只剩年轻的庄稼人梁生宝，头上顶着一条麻袋，背上披着一条麻袋，一只胳膊抱着用一条麻袋包着的被窝卷儿，黑幢幢地站在街边靠墙搭的破席棚底下。

来这里买稻种的生宝，碰到一个难题。小伙子问过几家旅馆，连睡大炕也要两角钱。他从家乡起身时，根本没预备住客店的钱。心想：随便什么地方不能滚一夜呢？没想到眼前唰唰的春雨却把他搁在了这个小站。

“把他的！到哪里过一夜呢？”

站在这异乡的陌生小街上，生宝的心却回到渭河下游的稻地里去了。钱对于那里的贫雇农，是多么困难啊！起身时收集稻种钱，难着哩！其他互助组的庄稼人，要劳驾他捎买些稻种，临了却没弄到钱。本互助组有两户，也是作为组长的他先垫着。生宝心里明白：他带来了多少钱，要买多少稻种，还有运费和来回的车票。他怎能贪图睡得舒服，多花一角钱呢？

从前，汤河上的庄稼人不知道这郭县地面有种叫“百日黄”的急稻子，秋天割倒稻子来得及种麦，夏天割倒麦能赶上泡地插秧；只要有肥料，一年可以稻麦两熟。

任老四曾经溅着唾沫星子感激地对他说：“宝娃子！你这回领着大伙试办成功了，娃们就有馍吃了嘛！”

“就说稻地麦一亩只收二百斤吧！全黄堡区五千亩稻地，要增产一百万斤小麦哩！生宝同志！”这是区委王书记开会时拿眼睛盯着生宝说的。生宝明白：那是希望和信赖的眼光……

“我哪怕就在这席棚底下蹲一夜哩，也要省下这两角钱！”生宝对自己说。度过了讨饭的童年生活，十三岁就给财东家熬半拉子长工，青年时代又在秦岭荒山里混日子，他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叫作“困难”！他觉得：照党的指示给群众办事，“受苦”就是享乐。可他知道继父梁三不这么想……

一九二九年，生宝跟着他妈夹在衣衫褴褛的人群中，逃难到下堡村，是继父梁三的草棚屋收留了他们。梁三命运不济，接连死了两回牛，后来连媳妇也死了，再后来租不到地，连父亲留下的三间房也拆得卖了木料和砖瓦。可自从草棚屋里有了生宝母子，曾经被命运打倒的梁三，又开始创立起家业来，他操劳着，忍耐着，把希望寄托在将来。可拆掉三间房的地上长起来的榆树已经比碗口粗了，家业依旧没创起来。

土地改革的那年冬天，梁三家分得十来亩稻地，老汉早已干瘪的身体突然就有莫名其妙的精力，见天天不亮就开始忙乱起来，但对于生宝也渐渐生出许多不满。

看见郭振山家盖瓦房，他心里气：“你把俺生宝拉进党里头做啥嘛？你弟兄三个外头有人干事，屋里有人种地，你们积极得起啊！可俺家里的地怎弄哩？”

听说生宝担任互助组组长，他冲到老婆跟前抱怨：“他为人民服务！谁为我服务？成天不着家，啥时才能创立咱自个儿的家业？”

这次买稻种，老汉照旧不高兴：“谁见过汤河上割毕稻子种麦来？等碰破了脑壳后，你才知道铁是铁，石头是石头。”

想到这，生宝觉得有必要回去后认真地跟继父做点解释工作，主要说明大家富裕的道路和自发的道路有啥不同。爷俩使足了劲种地，的确年年粮食有余，然后有力量买地。可像任老四家那样的，劳力软，娃多，离开互助组就搞不好生产，就得年年卖地。那十年八年后，老任家又和没土改一样，地全到他爷俩名下了！

想到能改变继父的想法，生宝满脸堆起笑容，他走进一家小饭铺，要了碗汤面，然后取开棉袄口袋上的锁针用嘴唇夹住，掏出一个红布小包来，在饭桌上很仔细地打开，在那些七凑八凑来的人民币中拣出最破的一张五分票，付了汤面钱。

踏着土街上的泥泞，生宝从饭铺跑到车站票房。划着一根洋火，观察了全部情况；划第二根洋火，选定睡觉的地方；划了第三根洋火，把麻袋在地上铺开来。头枕着过行李的磅秤底盘，生宝和衣睡下了。他想：在这里美美睡上一夜，明日一早过渭河，到太白山下的产稻区买稻种呀！

票房外头，春雨淅淅沥沥地下着，天气是凉的，可生宝心中是热的……

（节选自柳青长篇小说《创业史》，有删改）

【注】互助组：20世纪50年代，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农民为解决各自劳动力、生产工具不足的困难，而建立的劳动互帮互助组织。

烟火漫卷

迟子建

文本一：

刘建国驾驶着“爱心护送”车从道里出发，去南岗的一家医院接翁子安时，是清明节的前一天。

翁子安是一周前来哈尔滨入院的，他这病来得急，脱离危险也快。他提前办好相关手续，给刘建国打个电话，以老朋友的口吻说：“嗨，我又来了，明天接我出院吧，时间不变。”

刘建国第一次接到翁子安的电话，是三年前的阴历二月初二。也许是被医院门前泛着蓝光的路灯给映照的，翁子安给刘建国的第一印象，显得阴郁。他四十上下，背一个黑白色双肩包，中等个，瘦削，浓眉，发丝波痕似的微卷，轮廓分明，气质不俗。翁子安羚羊似的奔向车子，熟练地打开后厢门，轻盈地跃上车，说：“往太阳岛开。”之后他放下双肩包，调亮蓬灯，躺在担架上，取出一本书读起来。

车过松花江桥时，与江面上自由的风，大面积遭逢。翁子安放下书，聆听风声。待到风声骤然衰落。他知道江桥已过，吩咐刘建国：“往绥化开。”

刘建国那时感觉自己像是遭绑架了，任由驱遣。而他并不反感，翁子安与他的寻找对象年龄相仿，属于这个年龄段的陌生男性，总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他。当然，因为多年没有寻到因自己而丢失的朋友的孩子，这个年龄段不断变幻，从婴幼儿到少年，再到成年，一路跟着他在寻人空间静悄悄地成长，而刘建国也奔七十了。

他们到达绥化时，曙色微露。翁子安让他停车，说要打点肚子。他们进了一家早点铺，吃了猪头肉、豆腐脑和葱油饼，之后又一起进理发店剃头。饭钱翁子安率先结了，所以刘建国抢着结了两人的理发费。刘建国的头发白了多半，而翁子安微卷的头发是漆黑的。他们剪下来的发丝混合在一起，先于他们而握了手。

他们再上路时，翁子安突然问：“过了七十岁，您就不能开这车了吧？”

刘建国摸了摸自己的头，说：“我看上去很老了么？”

翁子安说：“别人讲您的故事，我知道您的大概年龄了。但您看着真不像，要是把头发染黑，多说五十岁吧。还有，您看上去酷帅酷帅的！”

刘建国苦笑一声，反问一句：“酷帅？”

翁子安点点头，说：“要是需要，我可以帮您改档案。您要是改年龄，是为了能开车去找孩子，这个高尚！”

就是这番话，让刘建国对翁子安有了好感。他说虽然自己是翁子安的长辈了，但不习惯别人以“您”称呼他，请翁子安像别人一样，叫他刘师傅或是刘建国。

翁子安很快作出选择，以兄弟的口吻说：“遵命，刘建国。”

他们不约而同向对方伸出了手。翁子安的手很凉，刘建国也就多握了一刻，把他的手焙热。

他们再次上路，翁子安给出的目的地是北安。车最终到北安的一家汽修厂停下，翁子安跟刘建国结算路费，给了他双程费用，让汽修厂的师傅，搬出一台半新的摩托车，抬到“爱心护送”车上，说是空车回去浪费汽油，这台摩托车顶一个人的费用。翁子安塞给刘建国一张写有一个人电话的纸条，说这台摩托车是送他的，进城后打电话问一下送货的具体位置。

刘建国回到哈尔滨后给接货人打电话，才知道他是翁子安新结识的病友，一个泥瓦匠，常年干装修贴瓷砖，累伤了腰。他可能无意中说自己骑一辆破旧的电瓶车，奔波在城市，所以翁子安才送他一台性能好的摩托车。

翁子安以后再来哈尔滨急救，无论出院是回嫩江、富锦还是尚志，刘建国返城时，他总是让刘建国捎点东西，付双程车费，不让刘建国空跑回去。有时捎的是物——工艺品或土特产，有时捎的则是人——通常是搭顺风车去哈尔滨看病的。

这次刘建国接到翁子安，感觉清冷路灯下的他，就像一根冰冷的铅笔，更加的瘦削，也更加沉默。刘建国没问他是在哪儿发的病，只问他这次去哪儿。

翁子安说：“过阳明滩大桥，先到松北去。”

刘建国点了点头。

翁子安上了车，依然是调亮蓬灯，躺在担架上捧起一本书。刘建国发现翁子安在读书上是个杂食动物，有时读哲学书，有时读医学和植物学的书。刘建国忍不住问他，这次带的什么书？他淡淡回道：“桥梁建筑。”

刘建国心想，怪不得你要走阳明滩大桥呢。

文本二：

2019年岁末，长篇初稿终于如愿完成了。记得写完最后一行字时，是午后三点多。抬眼望向窗外，天色灰蒙蒙的。我穿上羽绒服，去了小说中写到的群力外滩公园。十二月的哈尔滨，太阳落得很早。何况天阴着，落日是没得看了。公园不见行人，一派荒凉。候鸟迁徙了，但留鸟仍在，寻常的麻雀在光秃秃的树间飞起落下。它们小小个头，却不惧风吹雪打，该有着怎样强大的心脏啊。

我沿着外滩公园猩红的塑胶跑道，朝阳明滩大桥方向走去。

这条由一家商业银行铺设的公益跑道，全长近四公里。最初铺设完工后，短短两三年时间，跑道多处破损，前年不得不铲掉重铺。如今的塑胶跑道早已修复，它早以全新的面貌，更韧性的肌理，承载着人们的脚步。去冬雪大，跑道边缘处有被风刮过来的雪，像是给火焰般的跑道镶嵌的一道白流苏。

还记得去年十一月中旬，长篇写到四分之三时，我从大连参加完东北学术会议，乘坐高铁列车回哈尔滨。

透过车窗望着茫茫夜，第一次感觉黑暗是滚滚而来的。一个人的内心得多强大，才能抵抗这世上自然的黑暗和我不断见证的人性黑暗啊。列车经过一个小城时，不知什么人在放烟火，冲天而起的斑斓光束，把一个萧瑟的小城点亮了。但车速太快，烟火很快被甩在身后，前方依然是绵延的黑暗。这种从绽放就宣告结束的美好，摄人心魄。所以回到哈尔滨后，我给小说中的一个历经创痛的主人公，放了这样一场烟火。

（有删改）

【注】文本一为迟子建长篇新作《烟火漫卷》的节选，文本二是迟子建《烟火漫卷》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