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使儿
                                                                                                       凌鼎年
      ①上天真是不公，娄城大画家商未央的儿子葵葵竟是个低能儿。葵葵16岁，智力最多是小学三年级水平，出门一看到大红大绿的色彩就亢奋，发出让人害怕的怪叫声。
      ②一次，商未央参加市文联组织的采风活动，到皖南山区写生，为期半个月。临走前，他再三叮嘱妻子，别让葵葵到外面乱跑，免得出什么意外。妻子说，放心，这孩子智商是低了些，可从不闯祸。妻子要上班，无法时时陪葵葵，商未央买来不少玩的、吃的，一古脑儿交给葵葵。
      ③商未央走后第三天，妻子来电，说葵葵用颜料在墙上画得一塌糊涂。只要葵葵不吵着到外面去，就让他涂吧，最多浪费点颜料罢了，他无奈地说。
      ④当商未央携着厚厚一叠写生稿回到家时，他惊呆了。家里的白墙涂满了颜料，七彩斑斓，色泽耀眼。猛一看，他有一种震撼的感觉，那是一种气势，一种无拘无束、自由奔放、扑面而来、逶迤远去的气势。那色块的突兀，那色彩的流动，让人匪夷所思，耳目一新。细看画面，似乎画了什么，又似乎什么也没画，完全没有具象。商未央作为一个专业画家，他立时有了一种莫名的激动，这难道是葵葵画的?
      ⑤他走进葵葵的房间时，葵葵已倒在沙发上睡着了，手里还握着画笔，衣服上斑斑点点，脸上洋溢着无比的快乐。“我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家里被涂成这样，我真的很抱歉。”妻子歉意地说。“不不，你没错，还得谢谢你呢。你没看出这些画很有灵气、很有个性吗?”商未央的兴奋溢于言表。
      ⑥商未央把这些画仔细研究了一天，最后定名为《无题》，拍了照，寄给报社。记者大感兴趣，据此写了题为《天使儿的处女作》的报道。报道的发表，使娄城的市民都知道了这个“天使儿”就是大画家商未央家的低能儿。
      ⑦也许是那《无题》的照片太小，看不出名堂，娄城老百姓议论的很少是画的本身，更多的是商未央怎么会生出这么个弱智儿子。有人说：老天就是公平，商未央名声赫赫，才气逼人，可偏生了个傻儿子，这叫平衡，世上的好事哪能全让他占了。
      ⑧这一报道，引起了电视台的兴趣，电视台来了两位记者，原来他们只想拍一两分钟的新闻片，可一见满屋满墙的画，就激动起来了，立刻改变了主意，拍起了专题片，还专门采访了葵葵。葵葵说话颠三倒四，让记者摸不着头脑，但他一拿起画笔，那投入状、兴奋状，很入镜。也是巧，不久就是国际助残日，电视台精心制作的《天使儿的杰作》专题片，不但在娄城电视台播放了，还作为宣传片送到了省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商未央比自己取得了成功还激动，为此，专门给报社写了篇《发现、鼓励、培养》的文章。
       ⑨在一片叫好声、惊叹声中，也夹杂着些许不和谐的声音。诸如这商未央也不知作了什么孽，生了个傻儿子，如今又用傻儿子来作秀、炒作，真不脸……   ，
      ⑩妻子忍不住说：“你为什么不解释呢?葵葵不是我们的亲生儿子，孩子的父母在车祸中丧生了，你不嫌葵葵是低能儿，收养了他……”
      ⑩商未央止住妻子的话头：“由他们说吧，葵葵就是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天使儿……”
      (选自《短小说》2005年第8期，有删改)

纯真年代里的纯真人情

    ①1978年5月，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在上海联合招生。我从家乡来到上海参加考试。上海音乐学院我名落孙山，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系的复试名单榜要再过好几天才公布。我决定先回泰兴老家去等。走之前，我嘱咐一位亲戚：“到了发榜日，请帮我到上海音乐学院去看榜，如果有我的名字，赶紧给我拍个电报，我好赶来复试。”

    ②嘱咐了亲戚，我总感觉到不够放心。但我在上海就这么一位亲戚，还能拜托谁？想来想去，我想到了在考场上刚刚认识两天的一个考友——王次炤。

    ③我和次炤在考场一见如故，谈得很投机。从他看我的眼神就可以知道，这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于是，在匆匆离开上海之际，我委托他在看榜时看到我的名字，给我发个电报。

    ④我是多么希望自己能够获得复试资格并被录取啊!比我年长7岁的次炤兄，毫无疑问肯定比我更希望获得复试资格。而那年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系在全国范围内只招录10人，考生之间竞争之惨烈是不言而喻的。

    ⑤复试名单发榜那天是我的生日。早晨起来，我就开始等电报，等到中午，电报还没有来。下午4点多，门外响起了决定命运的敲门声——来自中央音乐学院的复试通知终于到了。但当天泰兴到上海的班车已经没有了，唯一能让我赶上次日早上8点钟复试的，是离家20多公里的长江边上一班到上海的小客轮。那班客轮五等舱的乘客，全是带着农渔产品到上海赶早市的江北农民。而我，美滋滋地与那些即将被上海人民吃掉的鸡鸭鱼蟹呆在一起，向着我的未来航行。

    ⑥那天深夜，就在我和各种动物酣睡在一起的时候，另外一份通知我复试的电报到了泰兴家里!家里人接到这份作为喜讯的电报，却惊出一身冷汗：如果我只委托一个人，而这个人恰恰是发送这份深夜才到的电报的主儿，我的前途就毁了!那么晚才收到复试电报，除非我有直升机，否则，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赶上次日早8点在上海音乐学 院进行的复试。

    ⑦后怕之余，家人感到庆幸——幸亏那第一份电报到得及时!庆幸之后，大家又感到纳闷：是谁选择这么晚的时间把复试消息告诉我呢？上海到泰兴的电报从发送到接收大概需要4个小时，半夜来的电报，发送的时间应当是傍晚七八点。故意这么晚才把消息传给我，这个人是谁？

    ⑧家里人显然不会认为发第二份电报的是我的亲戚。那么，肯定是那位受我委托的考生，故意拖延到晚上才发电报。这样，既可以轻松消除一个竞争对手，又不必背负爽约之名。于是家里人都嗟叹人心险恶。

    ⑨可是，大家的推测都错了!恰恰是王次炤——这位当时和我还素昧平生，只是在激烈竞争的考场上萍水相逢的考友，看到复试榜上有我的名字后，在第一时间给我发来了复试的喜讯。而我的亲戚后来告诉我：他那天起来就没想到看榜，到了傍晚时分，他信步走到离家不远的发榜处，在那里看到了我的名字，于是立即给我发了电报，虽然当时已经是晚上七八点钟了。

    ⑩亲戚是个老人家，我不能责怪他。但我心里充满了对次炤兄的感激!如果不是他第一时间给我发来电报，我的大学梦一定会梦断扬子江了。

    ⑪我说不清楚，次炤兄后来担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和他当年给我发电报之间有什么因果关系。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好人有好报!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为和自己毫无关系甚至还有利益冲突的陌生人做好事。这一切堪称纯真年代里纯真人情的典范。

（选自2013年6期《读者》  作者：徐小平 有删改）

与一朵云对酌

马德

（一）

    有一年，大雪，到山上去追野兔子。

    四野尽白。深可没膝的雪，覆了远山近水。四下里，好多野兔的足印，仿佛它们的挣扎和喘息还在，我们说，赶紧追！

    追了半天，又冷又累又饿。我们四处找柴禾，树上的枯枝，沟洞里的树叶，崖缝间的鸟窝，田鼠洞里的豆英，统统搜罗了来，扒开一片雪，然后，点起了火。雪，以及寒冷，纷纷从火堆四周撤退。而我们，在温暖里一边烤着火，一边烤着干粮，一边大声说笑，一边高声放歌。空旷的四野里，鸟都不敢飞过来，哪还有野兔子的踪影。

    那一次，我们一个兔子没逮着。心底里，却捡拾回来无穷的快乐。

（二）

    我有一个朋友，是位画家。

    有一天，他邀我到郊外，干什么？看蚂蚁。他在一只肥硕的蚂蚁屁股上，轻点一丝朱红。整个上午，我们盯着这只红屁股的家伙，一会儿拖回一只空麦壳，一会儿在巴掌大的地方逡巡一阵子，一会儿对着一根高挑的草疑神疑鬼，一会儿优雅地为另一只蚂蚁让路，一会儿又急匆匆地去打上一架。

    我们两个人，仿佛是被它牵着，一会儿驻足在这一处，一会儿又蹲踞在另一处，一会儿手舞足蹈，一会儿又凝神屏息。我们看它，它一定也好奇地打量着我们两个傻傻的家伙。

    被盯梢终究是郁闷的。那天，它突然钻进窝里，半天没出来。我们的心，在等待中，竟好像也被困在了幽深的地底，半天，没上来。

    赏玩一只蚂蚁，与被一只蚂蚁捉弄，都是一种欢喜。

（三）

    草坪上，几个小孩在玩水。

    开始的时候，他们还挽着裤管。后来，裤脚湿了，裤子湿了，上衣湿了。再后来，鼻翼上是水，耳垂上是水，发梢上是水，浑身上下，都是水。

    这是初秋的下午，天已经凉了。水玩过，几个孩子又在玩“骑马打仗”的游戏。两两配对，骑在“马”上的孩子，与对方骑在“马”上的孩子，在“马”的跑动中，以脚角力，互相蹬踏。一两个回合，三五个趔趄，七八声嬉笑，个个便摔翻在地上。再起来，身上泥一片，水一片，伤一块，痛一块，然后闹一声，嚷一声，继续玩。

    一个人，若没有从这样的童年走过来，一定不是从诗意中长大的。

（四）

    大冬天，街上冷得难见一个人。

    到水果摊前买水果。不见摊主，只见旁边一个女人，上身是红红的羽绒服，下身是过膝的皮裙，高筒的靴子，背对着我，一边哼唱着，一边和着旋律，正翩翩独舞呢。

    这么冷的天，真好兴致。

    大姐，这儿的摊主呢？我问。

    她一转身，我便有些羞赧。看起来，人家好像比我岁数小。然而，更令我吃惊的是，她朝我走过来说，你买水果啊？我就是。

    啊，你是摊主……我没有掩饰住自己的惊讶。嗯，我就是。然后，她熟练地为我称水果。这时候，我注意到她水果车上的标牌。天哪，她竟然出生在1961年。

    一个人的年轻，其实，应该是心境里不灭的诗意，以及，内在生命不尽的激情吧。

（五）

    与人对酌，喝着喝着，人走了。

    开始还茶烟缭绕。后来，烟萎了，水凉了，气氛没了，心绪乱了。

    此时，一朵白白的云飘过来，投在不知哪里的玻璃幕墙上，又反射落到杯子里。一刹那，杯里也有了大乾坤，一朵云，在杯中荡呢。

    赶紧再续一杯开水，云在水里，水在云里，云水升腾在茶烟里。轻啜一口，然后，小心翼翼放下，喜对一朵云，相看两不厌。

    与一朵云对酌，多美多好的意境啊。

苏维埃“巨头”（节选）

①毛泽东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常常熬夜工作，直到凌晨两三点钟才休息。他仿佛有一副铁打的身躯。他说这是他青少年时代吃过苦的缘故，在父亲的田里干过繁重的农活，学生时代受过严酷的锻炼。那时，他与几位同志组成了一个类似于斯巴达俱乐部的组织。他们常常饿着肚子到华南的山林中做长距离徒步，寒冬腊月去游泳，雨雪中光着膀子来磨练意志力。他们冥冥中感知到，中国的未来需要他们具有克服艰难险阻的强大意志力。

②有一回，毛泽东用了一整个夏天走遍他的家乡湖南全省。他一路上干农活，以此来维持生活开销，有时候甚至沿街行乞。还有一回，他一连几天不吃饭，只吃些硬的豆子，喝点水——这也是一种“锻炼”肠胃的做法。他年轻时的这次农村之旅中结下的友情，后来对他却有极大的价值，在大约十年后，他着手把湖南成千上万的农民组织成著名的农民协会。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农民协会成为苏维埃最初的基地。

③让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是，毛泽东是个重感情的人。我记得有一两次，当他讲到牺牲的同志时，或者回忆起在他年少时期，湖南因饥荒而引发的那次谷米暴动时，他的眼睛湿润了。在那次暴动中，几名饥饿的农民到衙门要求开仓放粮，却因此被砍了头。有一名战士还告诉我，他亲眼看到毛泽东把自己的上衣脱下来，给在前线受伤的一位战士穿上。他们还说，当红军战士没有鞋穿时，主席也不愿意穿鞋。

④不过我比较怀疑，他能否赢得中国知识精英的敬仰，这不是因为他没有卓越的思想，而是因为他在个人生活方面的农民习惯。巴莱托的中国门徒们或许会嫌他不够绅士吧。有一天我和毛泽东正说着话，看见他心不在焉地解开了裤带，摸索着某种附着在衣物上的寄生物——说实在的，哪怕巴莱托生活在同样的环境，恐怕也非得亲自摸索一番不可。但我可以肯定，巴莱托绝不会当着红军大学校长的面脱掉裤子——有一次我采访林彪时，毛泽东却真的这样做过。小小的窑洞，极其闷热。毛泽东躺在床上，脱下长裤，对着墙上的军用地图，认真研究了20多分钟——只有林彪偶尔问话，向他询问日期和人名，而毛泽东全都知道。他随意的生活习惯和毫不在意个人仪表这一点十分吻合，尽管他完全有可能将自己打扮得像巧克力糖果盒上的将军，或是《中国名人录》中的政治家照片的模样。

⑤在二万五千里的长征途中，除了有几个星期生病以外，毛泽东和普通战士一样徒步走完全程。只要向国民党“叛变”，他就可以飞黄腾达，对于大部分红军指挥员来说，情况也是如此。但是这十年来，这些共产党员忠于主义，坚定执着，你若不知道中国反叛者被“银弹”收买的历史，是无法充分理解这种坚定的信念的。

⑥我有机会对毛泽东的许多论断逐一进行验证，结果常常发现他的这些论断是正确的。他向我做过几次相对温和的政治宣传，但是比我在“非匪区”所接受的政治宣传显得有趣多了。无论是对我的记述还是拍照，他从来不进行检查。对于这种善意，我心存感激。他尽力帮助我，希望我能搜集到材料，能够真实地反映苏区生活的方方面面。

（选自《红星照耀中国》，有删改，作者：埃德加·斯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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