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名与冲突：时代夹缝中的广场舞

王芊霓

    “广场舞”在今天的中国已成为一个充满争议的文化焦点。它流行的原因通常被解读为廉价和低门槛，或者是集体主义时代传统的回潮。伴随着这种解读，“广场舞”和广场舞者被接连不断的负面新闻淹没，似乎整个社会以“噪音污染”和“空间占用”为主要战场，开始了对“广场舞”的讨伐。然而围绕着噪音和空间来讨论“广场舞”的问题显然是流于表面的。

    对广场舞者来说，跳舞是一种重要的生活情趣，大大小小的舞队已然成为现代中国中老年女性排遣孤独、沟通情感的团体。与“广场舞”赋予其参与者的正能量相对比的，则是这一群体所蒙受的社会污名。人们把参加“广场舞”的这些并不年轻的女性称为“大妈”，这个词在北方方言中带有贬义，而现如今它俨然成了大嗓门儿、有些发福、不再性感的中老年女性形象的代名词。不仅如此，“广场舞”和“广场舞大妈”已经成为不少脱口秀和笑话节目的固定“包袱”和笑料，日常生活中人们谈论大妈和引用广场舞的方式，也都说明了广场舞大妈蒙受污名之实。

    根据戈夫曼对“污名”的洞见，招致污名的原因往往是蒙受污名者的某些特征与社会对它的期望不同。基于此，人们对“广场舞”或含蓄或明确的消极态度就容易被理解了。“广场舞”的污名，其实裹挟了社会期待，对它的主要参与者——中高龄女性行为的社会期望。

    “广场舞”无论是被“污名化”还是被“魅力化”，其实都是社会和文化动态建构的产物。以健身和舞蹈为例，在动态的建构过程中，它们被赋予了积极或消极的符号意义。例如瑜伽已经成为健康、积极、高端的代名词，甚至已成为专属于城市中上层的一种高雅的运动方式。换句话说，人们已经可以通过练习瑜伽而成功地标榜一种品味。比如，在斯里兰卡，有一种叫作“Kandyan”的传统舞蹈，它的表演者因为与传统的密切关系而遭遇边缘化。舞蹈研究者认为这是由于这种传统舞蹈被它代表的“落后的过去”长期禁锢了，舞者们被认为与“现代”格格不入而陷入一种底层困境。

    有人通过对秧歌的研究认为，对秧歌的污名化和舞者多为老年人的身份有关，因为老年人参与舞蹈往往挑战了社会惯常对他们的期待。这些社会期待与老人的自我认同存在差异，社会惯常认为老年人应该是位于社会边缘的，与感官愉悦无关，与性感无关，是数日子度时光的。

    然而，有些讽刺的是，这些中老年舞者体现的与社会期待冲突的自我追求，恰恰也是社会构建的产物。大部分广场舞爱好者经历过推崇“去性化”的时代，然而在她们身上这种“去性化”的时代烙印已并不多见，反而她们表现出的对柔美和性感的追求是在当今社会被扭转和重塑出来的。性感、柔美、苗条的女性出现在方方面面的商业宣传中，不停刺激着大妈也去追赶这种当下流行的女性美。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全世界的女性似乎都有类似的追求。在一些发达国家比如英国，很多老年人钟情于摩登舞，这与英国社会对老年人行为的期待也有差异，却没有招致污名。而中国的广场舞，却成为大众调侃和取笑的对象，这是否提醒我们应当重新审视中国当代社会的包容性？

大先生

赵威

    ①先生姓凌，有绝活儿，能把戏里的场景搬到木头上，一块巴掌大的破木板，只需半炷香的工夫，就能让人瞧明白刻的是“桃园三结义”还是“三英战吕布”。所以凌先生起初是凌木匠。

    ②凌木匠不是本地人，早年间逃荒来的。凌木匠来到村里的日子，是那年冬天日头最短的时候。薄暮下，先是一根打狗棍进了三叔家的院门，继而是一个身影，像用那根棍子挑进来的，破衣旧絮，褡裢挂在肩头，趿拉着一双单布鞋的脚，有一只似乎受了伤，缠着破布条。正在院里喂鸡的三婶，委实被吓着了，以为大白天撞到鬼。刚要喊人，“鬼”却先开口，怯生生地道：“大娘啊，要饭的来了，给口吃的吧。”三婶仔细一瞧，是个讨饭的。只见他端着搪瓷缸子的手捂在胸口，哀求就是从那里发出来的。给完吃的，三叔三婶看他可怜，天又冷，就留他在磨坊里过夜。凌木匠望着三叔三婶的眼睛，变得浑浊了。天亮后，他见磨坊里堆着打磨了一半的木料，知道这家要盖房。就对三叔说，他会做木工，可以帮忙，给口吃的就行。三叔寻思，正好雇的木匠有事，就让他试试吧。没想到，凌木匠的手艺精得很，不但会做门窗，还会木雕，窗棂花饰、门簪颂语，好看极了。聊着聊着，又知他不光有好手艺，还装着一肚子墨水。嘿，正好村小缺个先生。

    ③就这样，凌木匠留在了我们村，成了凌先生。“手艺人”在村人口中格外尊贵，而凌先生的尊贵，一部分来自他的手艺，一部分来自肚子里的墨水。因此，“手艺人”和“先生”似乎都配不上凌先生了，村人便称他为“大先生”。

    ④大先生活儿细，字儿好，可闷头做活儿可以，写信作文也行，只是嘴太笨，肚子里的学问也便像茶壶里的饺子，倒不出来。而大先生却总认为自己的理儿多，不光要讲个“知其然”，还要讲个“知其所以然”，于是越讲越糊涂，化简单为复杂了。渐渐地，就不受娃们待见，老是捉弄他。一开始，大先生气得直跺脚，骂道：“朽木不可雕也！孺子不可教也！”后来，习惯了，也便没了火气，只顾讲他的，哪管下面乱成一锅粥？大先生是文人，文人最瞧不上文人，他总是跟我们讲，历代风流才子中只佩服李白，还是半个。他说李白一半是诗，一半是酒，他最讨厌喝酒，也便只佩服半个李白了。

    ⑤大先生喜欢讲唐诗，尤其是李白的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大先生说李白的床不是床，而是井栏。说这话时，身为木匠的大先生显得颇有把握。我们却哄堂大笑，床就是床，怎么可能是井栏呢？每次我们一笑，他就一窘，嗓门提高了，像是要争辩，说：“你们想想，床在屋里，窗户是木头的，还贴着纸，哪会看得见月光？在院子里，就着月光，看到井栏，才会思乡，背井离乡嘛！”

    ⑥讲到这里，他突然停住了，扭头望着窗外，我们也停止了议论，只有窗外不知谁家的羊在不知趣地叫着。大先生陷入沉思，眼睛变得浑浊。然后，他又扭过头来，说：“这是思归之辞也！”教室里又是一片笑声，“死鬼之词”，大先生骂李白是个死鬼哩……不知从哪冒出来的灵感，我站起来说了一句：“就是想家了嘛！”大先生用浑浊的目光向我投来赞许之意，似乎还念叨了一句：“孺子可教也。”

    ⑦农村撤点并校后，大先生也退了。教了几十年的书，一下子闲下来，不知所措，于是，大先生又拾起了木匠活儿。第一件作品，就是把祠堂里的旧课桌搬回家，拆掉，打磨，又合到一起，变成一口棺材，严丝合缝。漆了好多遍，晾干，放到厢房里，是留给自己的。不教书了，自己也老了，大先生认为剩下的日子也不多了，只等着哪天躺进去了，身为木匠，那是一生最大的幸福。直到有一天，他心满意足地躺进自己打制的棺材。

    ⑧大先生死的那天，我特地查了《辞海》，其中一条写：“床，井上围栏。”

乡音

万芊

    那年，银泾村的阿秀，在陈墩镇上读完初中后，靠在城里做科长的姨夫的帮助，进了国营棉纺一厂做了农民长期临时工。阿秀，名为秀，人也长得秀，瓜子脸蛋，眼大大的，嘴小小的，稍一打扮，比那明星还明星，可一开口就露了馅：她把“这里”说成了“该爿”，把“那里”说成了“给爿”，把“糖”说成了“同”。跟她一起上班的女工，都是爱笑的，一听她说“该爿”就止不住笑，后来不知是谁，干脆不叫她阿秀叫“该爿”。有一次，厂长听人唤她“该爿”她应着，很奇怪，问身边的人：“好像厂里的工人名册上，没这人么。”众人听了都大笑起来，有的女工止不住笑，还直唤妈。因此，在厂里阿秀是从不轻易开口的，一门心思学技术干活。阿秀手脚挺麻利，又吃得起苦，干起活来，常常一个顶两个，进厂没两年，车间主任就让她当了能管十来个人的工班长。手下的人常常不服气，跟她较劲，可技术上谁也较不过她，只能取笑她的乡音，一时间，车间里到处是“该爿”、“给爿”的声音。可阿秀一点也不往心里去，该做的照做，该管的照管，只是仍然从不轻易开口。

    不料，阿秀的好景不长，厂里因销售不善，入不敷出，工资常一拖再拖，实在是难以维持，厂工会一班人，开始按厂长办公会的意见，做那些农民长期临时工离岗的思想工作，阿秀也在其中。可阿秀死也不答应，哭着跟工会主席扳理：“厂里好的时候，还不是靠伲‘该’些农民工撑着，干的活最多，拿的钱最少，可伲哪一天说过一句怨言？为啥？还不是因为伲把厂当成了自己的家。”

    正在这时，厂长派人来找阿秀，说是有一桩极其重要的外商接待任务让她去作陪，并派专人来指导阿秀化妆打扮。可阿秀说啥也不肯打扮，说是随她意她就去，不随她意，她就不去。厂长没法，只得随她的意，她去了，厂长的小轿车接去的。厂里人见了，就开始说风凉话：“‘该爿’长着这么漂亮的脸蛋，干啥都赚钱，干么非要赖在厂里呢，真是死脑筋。”

    三天以后，厂里开全厂大会，大家都没搞懂，阿秀竟陪着个老华侨坐在了主席台上。会上，厂长让大家用最最热烈的掌声欢迎老华侨童先生讲话。白发苍苍的童先生站起来，对着麦克风一开口，全场都笑了：老华侨竟是一口拗舌的乡音，把“我”说成“伲”，把“这里”说成“该爿”，把“吃糖一样甜”说成“吃同一样甜”。坐在前边的人这才发现老华侨说着说着已是热泪盈眶。

    后来，厂里人才知道，老华侨童先生跟阿秀是同乡，也是银泾村人，五十年前在海外白手起家，成就了一番事业。这次来，他确实非常有诚意地想与国棉一厂合作。半个月的实地考察、谈判，基本上都谈妥了一应事宜，只待签字前的最后一轮谈判，只是半途中回了一次牵缠了他半个世纪的家乡时，他却伤心了：故居依稀还在，可家里什么人也没有找到，原来跟厂里谈妥的投资事宜再也没心思谈了。厂方没法，只得礼节性地设宴送别，可就在那晚宴上，老华侨竟与身边的小同乡阿秀“该爿”、“给爿”谈得少有的投机，阿秀那说话的神态，他越看越像记忆里的小阿姐，而阿秀的敬业精神，使童老隐约看到了当年的自己，再加上阿秀说起生产技术上的事竟一套一套的，满心欢喜，当场拍板，由他提供一应的资金、设备、技术、高级管理人员及百分之七十的外销业务，并让阿秀当他的全权代理。

    谁也没有想到阿秀一顿晚饭救活了一个大厂，众人都挺感激她的，再也没有人称她“该爿”了。只是有人问起阿秀跟童老先生是不是亲眷时，阿秀说：“只是老乡。他家以前住村里的‘该爿爿’，伲家住村里的‘给爿爿’。”众人都会意地笑了，自然都是善意的笑。

地球上的王家庄

毕飞宇

    队长把鸭子统统交给了我。每天天一亮我就要去放鸭子。我把鸭子赶到河里，再沿河赶到乌金荡。乌金荡是一个好地方，水底长满了水韭菜。水下的世界是鸭子的天堂，它们的屁股对着天，脖子伸得很长，在水的下面狼吞虎咽。为什么鸭子要长一只长长的脖子？原因就在这里。鱼就没有脖子，虾也没有。我已经八周岁了。按理说我应当坐在教室里，听老师们讲刘胡兰的故事、雷锋的故事，可是我不能。我们公社有规定，孩子们十岁上学，十五岁毕业，一毕业就是一个壮劳力。

    那些日子父亲突然迷上宇宙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喜欢黑咕隆咚地和那些远方的星星们呆在一起。父亲站在田埂上，一手拿着手电，一手拿着那本从县城里带回来的《宇宙里有些什么》。整个晚上父亲都要仰着他的脖子，独自面对那些星空。看到要紧的地方，父亲便低下脑袋，打开手电，翻几页书，父亲的举动充满了神秘性，他的行动使我相信，宇宙只存在于夜间。天一亮，东方红、太阳升，这时候宇宙其实就没了。只剩下满世界的猪与猪，狗与狗，人与人。

    父亲从县城还带回了一张《世界地图》。这张地图在王家庄闹起了相当大的动静。吃过晚饭之后，我的家里挤满了人，主要是年轻人，一起看世界来了。这张《世界地图》验证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基本认识：世界是沿着“中国”这个中心辐射开去的，由此派生出七个大洲，四个大洋。《世界地图》同时修正了我们关于世界的一个错误看法。王家庄的人们一直认为，世界是以王家庄作为中心，朝着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纵情延伸。现在看起来不对。世界的开阔程度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知，也不呈正方形，而是椭圆形的。

    看完了地图，我们来到了大队部的门前开始讨论。地图上什么都有，甚至连美帝^①、苏修^②都有，为什么反而没有我们王家庄？王家庄所有的人都知道王家庄在哪儿，地图它凭什么忽视了我们？这个问题我们完全有必要向大队的党支部反映一下。世界一定有一个基础，这个是肯定的。可它在哪里呢？如果支撑我们的那个东西没有了，我们会掉到什么地方去？这个问题吸引了所有的人。人们聚拢在一起，显然，开始担忧了。

    王爱国又提出了一个令人害怕的问题，如果我们出门，一直往前走，一定会走到世界的尽头，白天还好，万一是夜里，一脚下去，我们肯定会掉进无底的深渊。我们只能不停地坠落，永远坠落。王爱国的话深深吸引了我们，我们感受到了无边的恐惧，我们几个小的紧紧地挨在一起。但是，王爱贫马上说，地图上清清楚楚世界的左边是大西洋，右边也是大西洋，我们怎么能走到大西洋里去呢？听了他的话我们都松了一口气，同时心存感激。然而，王爱国立即反驳说，假如我们坐的是船呢？王爱国的话又把我们甩进了无底的深渊。就在这个最紧要的关头，还是王爱贫挺身而出了。“如果船掉下去了，那么满世界的水都淌到了哪里？”我们看了看身后的鲤鱼河。水依然在河里，我们看到了希望，心安理得。王爱贫挽救了我们，同时挽救全世界。

    但是我还是不放心，我要在父亲那里找到安全，找到答案。父亲站在田埂上，一手拿着书，一手拿着手电，仰着头。我说：“王家庄到底在哪里？”父亲说：“我们在地球上。地球也是宇宙里的一颗星。”我从父亲的手上接过手电，到处照，到处找。星光灿烂，我急了，说：“地球在哪里？”父亲说：“地球是不能用眼睛去找的，要用你的脚。”父亲对着漆黑的四周看了几眼，用手掸了掸身边的萤火虫，犹豫了半天，说：“我们不说地球上的事。”我把手电塞到父亲的手上，掉头就走。走到很远的地方，对着父亲的方向我大骂了一声：“都说你是神经病。”

    我坐在小舢板上，鸭子围绕在我的四周，我要带着我的鸭子，一起到世界的边缘走一走，看一看。我把鸭子赶出乌金荡，来到了大纵湖。大纵湖一望无际，我坚信，穿过大纵湖，只要再越过太平洋，我就可以抵达大西洋了。我没有能够穿越大纵湖。事实上，进入大纵湖不久我就彻底迷失了方向。我是第二天上午被两位社员用另外一条小舢板拖回来的。鸭子没有了，这一次不成功的探险损失惨重。队长提起我的耳朵，把我拽到了大队部。大队书记在那儿，父亲也在那儿。父亲无比谦卑，正在给所有的人敬烟，给所有的人点烟。父条一看见我立即走了上来，厉声问：“鸭子呢？”我用力睁开眼，说：“掉下去了。”“掉到哪里去了？”“掉下去了，还在往下掉。”父亲仔细望着我，摸了摸我的脑门，掴了我一个大嘴巴，告诉大队支书说我有神经病。

    “神经病”从此成了我的名字。我非常高兴。它至少说明了一点，我八岁的那一年就和我的父亲平起平坐了。

（选自毕飞宇短篇小说《地球上的王家庄》，文字有删改）

【注】①美帝：来源于冷战时期前苏联对美国的描述，在民间，“美帝”仅指美国本身。②“苏修”一词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中苏关系恶化的产物，意指前苏联对马克思主义的偏离。此处指代前苏联。“美帝”“苏修”经常出现在文革结束前的中国官方宣传中，大众耳熟能详。

奖杯

侯拥华

    卡尔是个黑人孩子，13岁那年，母亲带着他搬离了贫民窟。

    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母亲把卡尔叫上一辆租来的汽车，经过长途跋涉，他们来到西雅图一个繁华的小镇。在小镇最好的一所私立中学附近，母亲让车停了下来。他们租住了一间廉价的地下室。之后，母亲倾其所有，让卡尔到这所私立中学上学，而她则为了给儿子凑够学费和生活费，开始四处奔波找活干。

    母亲的想法很简单，给儿子最好的教育，让他有朝一日出人头地，有一个和自己不同的崭新的人生。在新的环境里，让卡尔慢慢忘记父母离异给他带来的伤痛，她相信，在远离那个贫穷、充满暴力的贫民窟后，他会逐渐改掉原来沾染的恶习，并向她想要的方向发展。

    然而，母亲万万没有想到，新的问题很快冒了出来。因为贫穷，因为他是黑人，因为他蹩脚的口语和糟糕的成绩，他在学校处处受到其他孩子的歧视。卡尔的坏习惯不仅没有改掉，反而变本加厉，他更加厌恶学校，几乎天天要和那些歧视捉弄他的白人孩子打架，还学会了逃课、吸烟和偷盗。

    当英格丽老师把这一切告诉她的时候，她快要气炸了。老师走后，她哭泣着指着儿子破口大骂：你怎么和你父亲一类货色，这样下去，你会和你的父亲一样，成为一个不学无术的社会败类。没有想到的是，正是这一句话，激怒了卡尔，卡尔摔门而去。

    经过一整天的找寻，母亲才在一个废弃的旧厂房中找到了卡尔。伤心的母亲再也不敢那样骂他了，她伸手拉他回去，可卡尔挣扎着大声说不。无论母亲怎么劝说，卡尔就是不走，软弱善良的她最后只好跪下央求他。

    母亲的这一举动不仅没有挽救卡尔，反而让他更加肆无忌惮。卡尔打架更加频繁，还经常逃课与社会上的坏孩子混在一起。校长多次督促母亲将孩子领回去，再找一个学校就读，她总是说再给孩子一个机会吧。可卡尔并没有珍惜这一次次靠母亲哭着求来的机会。

    在母亲束手无策，所有人都认为卡尔无可救药时，事情出现了转机。

    一天清晨，英格丽老师当着所有孩子的面说，如果谁能一天只打一次架，老师将给他颁发一座奖杯。大家听了都笑了起来，认为这是个可笑的奖励，甚至带点羞辱色彩。可卡尔并没有笑，他愣了一下。似乎在认真思考着什么。

    那天，卡尔第一次学着规规矩矩地坐在教室里学习，尽量约束自己不和别的孩子说话——他生怕在说话中再争执厮打起来。其实，其中确有几次，几个白人孩子挑衅，他都想发怒，只有一次他没有控制住自己。那一整天，破天荒，他只打了一次架。放学的时候，英格丽老师第一次用和蔼的口气对他说：祝贺你，卡尔!今天，这个奖杯属于你。祝你好运!卡尔听后，有点脸红，可还是开心地笑了。那天，他高兴地把奖杯拿在手里，向同伴们炫耀，向母亲炫耀。

    第二天，英格丽老师在课堂上公开表扬了卡尔，这让卡尔感到有种头晕目眩难以言说的幸福。在放学的时候，英格丽老师把卡尔独自留在教室里。她和卡尔在商讨一件事情，一个秘密奇特的约定：如果卡尔一天不打架，她就给他颁发一个奖杯，直到他毕业。卡尔在心中盘算着，这次英格丽老师一定亏大了。

    如卡尔所想的那样，他几乎每天都能带回家一个奖杯，而每次拿走的时候，英格丽老师都会表现出一副极不情愿的样子。从此，卡尔不再打架了，学习也变得好起来。

    随着奖杯的增多，家里窄小的房间开始放不下了。卡尔对母亲说，我们把这些奖杯变卖一些，换成生活用品吧。母亲听了坚决地说不。母亲说，这些是英格丽老师对你的肯定，你应该好好珍藏才对。卡尔点了点头，只是为这些日益增多的奖杯如何安放开始发愁。

    此后，卡尔依旧每天都带回来一个奖杯，这让母亲格外高兴。可后来，母亲发现卡尔不再将奖杯带回家了。母亲不高兴地问他，是不是最近又打架了?卡尔笑了，说没有。那是不是英格丽老师不再发奖杯?卡尔说也不是。母亲有些焦急与不解，那是怎么回事?卡尔坏笑着说，那是因为我把那些颁发给我的奖杯又奖励给了别的表现好的同学了。这时，母亲才转忧为喜。

    卡尔开始成为学校里最受欢迎的学生。许多不求上进的孩子，也开始像卡尔那样逐渐变得好起来。整个学校都洋溢着上进的氛围。大家都对卡尔赞不绝口。

    后来，卡尔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又被学校推荐到一所著名大学就读。就在卡尔将要离开学校的时候，英格丽老师带领所有的学生来欢送他。

    那天，英格丽老师对大家说，今天，有一个礼物想送你们。所有的学生，包括卡尔在内，都兴奋不已。

    英格丽老师带领大家走出学校，来到小镇的一个小工厂。参观过工厂的产品陈列室后，大家才明白，那是一家专门生产各种奖杯的工厂。

    英格丽老师带着孩子们站在外面，指着工作间里一位背对着他们正在做工的中年妇女，对孩子们讲：从前，有一位母亲，为了自己的孩子能够出人头地，她带他离开家乡，把他送到一个小镇最好的中学学习。为了维持家里巨额的开销，她不得不每天干三四份工作，直到夜里很晚才能休息。可他的儿子并不知道这些，也不体谅她的辛苦，他每天在学校打架、逃课，无恶不作。母亲为了激励他的儿子改掉恶习，每天又增加了一份工作，就是到这家工厂打工。而她每天唯一的报酬，就是从工厂里带回一个奖杯，让老师奖励给她的儿子。

    说到这里的时候，所有的孩子都开始对这位母亲肃然起敬。英格丽老师转身，用最为温和的目光盯着卡尔，卡尔却早已泪流满面。

(选自《中国微型小说百年经典》，有删改)

山峡中

艾芜

江上横着铁链做成的索桥，巨蟒似的，现出顽强古怪的样子，终于渐渐吞蚀在夜色中了。

桥下凶恶的江水，在黑暗中奔腾着，咆哮着，发怒地冲打岩石，激起吓人的巨响。

两岸蛮野的山峰，好像也在怕着脚下的奔流，无法避开一样，都把头尽量地躲入疏星寥落的空际。

夏天的山中之夜，阴郁、寒冷、怕人。

我们这几个被世界抛弃的山贼，到晚上的时候，趁着月色星光，就从远山那边的市集里，悄悄住进了桥头一座破败又荒凉的神祠，这个暂时的自由之家。

几个人静默地坐着，伸手取暖的阴影映在周遭，混着咸肉的香味和着松柴的芬芳。从没头的土地菩萨侧边传来小黑牛痛苦无力的呻吟声。夜白飞不由得一阵阵怜惜，一声声叫骂。魏老头子却淡然平静，他觉得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吃这行饭不怕挨打就是本钱。鬼冬哥连连讨好应和，魏老头子便越发来了兴致，埋怨起小黑牛的笨拙来了。

我虽是没有就着火光看书了，但却仍旧把书拿在手里的。我不愿同老头引起争论，我不过是由于他们的逼迫，凑凑角色，并不打算加入他们，也许不多几天，我就要独自走我的。

江风大了，江水也大了，像要扫荡这一切，像诅咒我们的存在似的。

黑夜里，小黑牛痛苦地呓语“我不干了”，魏老头子皱起眉头。看来，他又要做什么决定了。野老鸭望着汹涌的江水，喃喃道：“该不会出事吧。”

这时，神祠后面的小门开了，野猫子——一个油黑脸蛋的年轻姑娘，和着白色鲜明的玻璃灯光，连同笑声，挤进我们这暗淡的世界里来了。黑暗、沉闷和忧郁，因为她的到来，都悄悄地躲去。

野猫子一手抱着一块木头人儿，像个母亲般逗弄着，一边同众人顽皮打趣，一边在老头子——她的父亲面前任性地撒娇，木头人儿的真真假假，引得众人异常开心。

我不由得想起白天的事，我与野猫子扮夫妻，我们从集市商贩那弄到一匹上好的布，代价就是小黑牛被抓住，打了个半死。

中夜，纷乱的足声和嘈杂的低语，惊醒了我。我知道一定有什么瞒我的事在发生着了，就尖起耳朵凝神地听着。忽然听见夜白飞哀求的声音，在暗黑中颤抖地说着：“这太残酷了，太，太残酷了……可怜他是……”

尾声低小下去，听着的只是夜深打岸的江涛。

接着老头子发出钢铁一样的高声，叱责着。

然后，角落里躺着的小黑牛，似乎被人抬了起来，一路带着痛苦的呻吟和着杂乱的脚步。

流向神祠之外。

老头子和野猫子站在桥头。影子投在地上。江风掠飞着他们的衣裳。

夜，愈发阴森凄郁，我轻轻抬起头，从壁缝望去，一个人形似的东西被丢进江里。原先就是怒吼着的江涛，却并没有因此激起一点另外的声息，只是一霎时在落下处，跳起了丈多高亮晶晶的水珠，然而也就马上消灭了。

我明白了，小黑牛已经在这世界上凭借着一只残酷的巨手，完结了他的悲惨地命运了。正像老头子说的“在这里，懦弱的人是不配活的”。但他往常那样老实而苦恼的农民样子，却还遗留在我的心里，搅得我一时无法安睡。

回忆起小黑牛的往事，他在那个世界里躲开了张太爷的拳击，掉过身来在这个世界里，却仍然又免不了江流的吞食。我不禁就由这想起，难道穷苦人的生活本身，便是悲痛而残酷的么？也许地球上还有另外的光明留给我们的吧？明天我终于要走了。

他们回来了。大家都是默无一语地悄然睡下，显见得这件事的结局是不得已的，谁也不高兴做的。

次晨醒来，只剩下野猫子和我。她见我不时朝昨夜小黑牛睡的地方瞭望，便打探似的说道：

“小黑牛昨夜可真叫得凶，大家都吵来睡不着。”

“一早就抬他去医伤去了 ...他真是个该死的家伙，不是爸爸估着他，说着好话，他还不去呢！”

她比着手势，很出色地形容着，好像真有那么一回事一样。

我冷冷地告诉她昨夜的事全部看见了，野猫子顿时就变了脸色，凶狠地说：“爸爸说得好，懦弱的人，一辈子只有给人踏着过日子的，难道你也想学小黑牛？”说完，捡起地上的刀随手很结实地一挥，刀身便没入树身三四寸，又毫不费力地拔了出来，看得我目瞪口呆。

午后，从崖上转下来一小队人，是老头子的对头。

“糟了！我们的对头呀！”野猫子恐慌起来，我却故意喜欢地说道：

“那么，是我的救星了！”

野猫子恨恨地看了我一眼，把嘴唇紧紧地闭着，两只嘴角朝下一弯，傲然地说：

“我还怕么？我们原是在刀上过日子哪！迟早总有那么一天的。”

不过，最后我还是与她一起扮演了戏，真有点儿小夫妻的味道，哄得一队人过去了事。他们歇了一会，就忙着赶路走了。

野猫子欢喜得直是跳，抓着我喊：“你怎么不叫他们抓我呢？怎么不呢？怎么不呢？”

她静下来叹一口气，说：“我倒打算杀你哩；唉，我以为你是恨我们的。……我还想杀了你，好在他们面前显显本事。……先前，我还不曾单独杀过一个人哩。”

她吐出这话之后，就重又唱着她那常常在哼的歌曲。

晚上，他们回来了，带着那么多的“财喜”，看情形，显然是完全胜利。但我却不能安睡下去。

第二天醒来时，已快近午，只我一人独自留着。江涛显得单调些、寂寞些了。但看见躺在砖地上的灰堆，灰堆旁边的木人儿，与夹留在我书里的三块银元时，烟霭也似的遐思和怅恫，便在我岑寂的心上缕缕地升起来了。

（选自艾芜《南行记》，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