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一个人的旅程

卞流光

    ①郁达夫少年即负文名。他对自己的期待很高。从他的诗中，可以感觉到他认为自己早晚会成名。扬名海内的《沉沦》发表时，郁达夫不到26岁。可是他等这一天仿佛等了好久。

    ②郁达夫属于早慧的人，因为三岁丧父，他的童年生活是孤寂的。记忆中，母亲经常奔波在外，祖母每天念经礼佛。这在一个小孩的心中播下了孤寂的种子。接下来的学习生活，从私塾到新式小学到中学，郁达夫的成绩一直优异，性格却越来越孤僻，这两者好像相辅相成，形成了他既自负又自卑的矛盾性格。1913年17岁的郁达夫东渡日本，开始了长达十年的留学生涯，除了积极广泛的学习本领外，孤寂和落寞再次强烈地包裹了他。他曾给一个叫隆儿的女孩做过这样的诗句：几年沦落滞西京，千古文章未立名。感情上的不顺，志向的难酬，这是他一生焦虑的开始。

    ③1922年回国后，接触到中国现实后，郁达夫跟许多海外回来的知识分子一样，有一种幻灭感。《还乡记》这样写道：我一边走一边想起了留学时代在异国的首都里每晚每晚的夜行，把当时的情状和现在在中国的死灭的都会里的流离的状态一对照，觉得我的青春，我的希望，我的生活，都成了过去的云烟。《沉沦》的风行海内并没有给郁达夫带来实质性的改变。经济上照样无法立足，还引来无数的误解和谩骂。回国后一直到1927年僻居上海，郁达夫挣扎在大学教职和作家、杂志编辑两种身份之间。回国伊始，郁达夫一边在安庆教书，一边写作、编杂志，然后又因为生计无着，再去教书。这样来来回回有三四次，"为饥寒的驱使，乞食四方，车无停辙。"

    ④这个时候郁达夫写过一系列文章，如《还乡记》、《还乡后记》、《南行杂记》和《感伤的行旅》，给读者一个飘零的旅行者的背影。1926年春，时在广州的郁达夫接到远在北京的儿子龙儿病危的电报，仓惶北归，却还是没来得及见儿子一面。多年来的奔波漂泊的苦楚，一下子汩汩而出。他在散文《一个人在途上》的结尾这样写道：现在去北京远了，去龙儿远了。自家一个人，只是孤零丁的一个人，在这里继续此生大约是完不了的漂泊。如此凄凉的自况，孰料却成为他一生的谶言。

    ⑤感情上的连连受挫，加重了他的流离感。1927年与王映霞相遇之前，郁达夫放浪形迹．流连酒楼歌馆。"检点青衫旧泪痕，歌场到处有名存。"然而其背后的孤苦和辛酸，恐怕十倍于他的放纵吧。与王映霞的结合，让他第一次有了家的感觉。"朝来风色暗高楼，偕隐名山誓白头。好事只愁天妒我，为君先买五湖舟。"郁达夫拒绝了鲁迅的劝阻，从上海移家杭州。过起来了半名士半隐士的家居生活。然而好景不长，与国事一样，家庭同样遭遇风雨?飘摇。备受打击的郁达夫此时应该是很绝望的，从他的选择可以看出：只身去国，自我放逐。"投荒大似屈原游，不是逍遥范蠡舟。忍泪报君君莫笑，新营生圹（坟墓）在星洲。"见过郁达夫临难前的最后一张照片。那沧桑的面容，蜷曲凌乱的发须，几乎让人难以辨识。

    ⑥他的一生，仿佛是一次一个人的旅程。不管是选择还是命定，郁达夫没有回头。郁达夫的性格中有一种自我毁灭的气质。他的沉沦、颓废、软弱、自卑、自我暴露，掩盖不了其率真赤诚对这个社会强大的冲击力。郁达夫有许多缺点，这些缺点让人恨，也让人爱，因为这就是他。终其一生，他没有屈服改变过，哪怕这漫漫旅程，他必须一个人走。

在亲爱的人与一头猪之间

王奎山

    1982年我读大四。那年的春节，我领着徐美红一起回乡下过年。徐美红的爸爸当时是我们省财政厅厅长，一个厅长千金，能看上我这乡下娃，那是因为我有三篇论文上过学报。徐美红的到来，简直在我们那个村子里刮了一场十二级的台风。女人们孩子们都挤到我家的院子里来看稀奇，一时间，院子里热闹成了一锅粥。男人们到底矜持一些，远远地站在那里看、议论。父亲拿着香烟，满面春风地上前挨个儿给大家敬。大家也不客气，会吸的，当场点着吸了起来；不会的，就夹在耳朵上。

    这是刚刚到家那天的事。此后的几天里，家里也是人来人往像赶集一样，没个冷清的时候。母亲高兴地说，咱家几十年都没有这样热闹过了。父亲点点头，说，那是哩，那是哩。

    直到年三十下午了，家里才算清净下来。母亲麻利地剁好饺子馅，妹妹和好面，和父亲三个人包起饺子来。我和徐美红表示要帮忙，被母亲坚决地拒绝了。于是，我躺在厨房一角父亲平时睡觉的地铺上看书。徐美红也找了一本闲书，懒懒地靠在我的身上看。这中间，徐美红上了一趟厕所。黄昏时候，饺子包完了。妹妹说，憋死我了，就往厕所跑。一会儿妹妹就跑回来大惊小怪地喊，猪跑哪里去了？咱家的猪跑哪里去了？父亲母亲都慌了，忙着往厕所里看，厕所里空空如也，哪里还有猪的影子？我们这里，厕所和猪圈是在一起的。

    突然，妹妹像是想起什么似的，大声说，俺嫂中间上厕所了，肯定是出来的时候忘记拴栅栏门了。这是极有可能的事。一到乡下，徐美红就暗中朝我抱怨，啥都好，就是解手太恐怖了，身边那么个大东西朝你虎视眈眈的，吓死人了。因此她匆忙离开时忘记拴栅栏门，以至于让猪跑了出去，这是极有可能的事。母亲忙给徐美红打圆场，批评妹妹说，你胡说个啥，你嫂出来咋会忘记拴栅栏门！徐美红也是个实心人，也不知道推卸责任，说，我忘记拴没拴栅栏门了。父亲宽厚地笑笑，说，我出去找找看，二百多斤重的大肥猪，还能丢了？说罢，父亲就出去找猪去了。跟着妹妹也说，反正没事，我也出去找找。

    天黑透了，四周传来噼噼叭叭的鞭炮声。别人家都在过大年了，我们家却连灯都没有点，五口人有两口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奔波呢。

    终于，父亲回来了。停了一会儿，妹妹也回来了。父亲把手一挥，朝母亲说，烧火吧，不能因为丢了一头猪，就连年也不过了，该咋过还咋过。父亲还特意朝我和徐美红笑笑，说，丢不了，一头二百多斤重大肥猪，往远处跑，它又跑不动，肯定就在附近，我明天再去找，保准找得到。

    话是这样说，但一家人谁也无法轻松下来。特别是徐美红。因为整个事件极有可能是她的粗心大意造成的，所以更显得心事重重，饺子吃了没几个，就丢下饭碗早早地上床歇息去了。

    第二天一大早，父亲就出去找猪了。然后，妹妹也出去了。母亲说，反正我在家也是闲着，我也出去，多一个总比少一个强。这样，家里就剩下我和徐美红两个人了，我想起母亲的话，“多一个总比少一个强”，就征求徐美红的意见，要不我也出去找？徐美红说，谁不让你去了？你去吧，你想去哪儿去哪儿！我有些尴尬地笑笑，走过去拍了拍徐美红的脑袋，也出去找猪去了。在那样一种特定的情况下，在亲爱的人与一头猪之间，我只能选择一头猪。我希望徐美红能理解这一点。

    一直找到中午，连根猪毛也没有找到。我垂头丧气地往回走。刚进村，就见妹妹远远地迎了上来。一看到妹妹脸上灿烂的笑容，我就知道猪找到了。果然，是父亲在附近的崔庄找到的。原来，头天下午猪跑到人家的包产地里吃麦苗，被人家赶到自家的猪圈里圈了起来。父亲给人家买了两盒烟，才把猪赶回来的。回到家里，父亲母亲脸上都是一脸的欢笑。

    突然，妹妹发现了一个新情况，说，哎，我嫂哩？又问我，哥，我嫂不是跟你一块儿找猪去了吗？母亲突然意识到了什么，知道出大事了，像个孩子一样“哇”地哭了起来。母亲一哭，本来就是孩子的妹妹也跟着哭了起来。父亲虽然没有哭，眼圈也红红的，对我说，我马上就去国营家借车子，你赶紧到新安店去。

    新安店，是京广线上离我们家最近的一个火车站。

请说普通话

尚春江

    老同志，请你说普通话。 

    山水老汉从儿子居住的小区出来溜达了一会儿，就记不住回家的路了。去问交警，儿子的家在哪?路咋走?可是，他费了老鼻子劲说出来的话，人家一句也没听懂。交警说，老同志，请你说普通话。 

    可他哪里会说普通话啊。 

    他又去问路边下棋的几个老头，几个老头听了他说的话，一个劲地摇头，说，听不懂，请你说普通话。 

    可是，他真的不会说普通话。 

    前天，儿子把他从老家里接过来。一来让他享受一下城里的生活，二来他老了，就他一人在家，儿子不放心。三番几次去接，他都不应。这不，儿子费了好些口舌才把他接到市里。

    然而，山水老汉在儿子鸽笼般的楼房里待不住，只在屋里呆上一天就觉得闷得慌，浑身没劲，烦躁。 

    第二天一大早，儿子说，在屋里呆久了，出去走走，散散心。 

    说完，儿子就去上班了。儿子原先在这个城市打工，后来出息了，现在当了经理，忙得脚不着地，连陪他说话的工夫都没有。儿媳妇倒是下班就回家，但她是温州人，说话叽里呱啦的，他一句也听不懂。儿媳妇就给他说普通话。可是，他听得懂她说的话，她却听不懂他说的话。 走走就走走。山水下了楼，出了小区的门，到街上逛。逛着逛着，在大街上七拐八抹的，一会儿就迷了路。按说，他当过兵，出过远门，说啥也不会迷路。可是，现在的城市，街道好像都差不多：都是高高的楼房，都是宽宽的街道，到处车挨车人挤人。一会儿，车开得呼呼的，好像赛跑；一会儿，都停在那里等红灯，好一阵子不动步。 

    山水悠悠逛逛，像到集上赶集，走着走着就迷了。哪像在家里，哪里有棵草，哪里有道坎，他心里一清二楚，挤着眼也能摸回家。 

    迷了路?问啊。鼻子下边有张嘴，山水就去问路。可是，他讲的是家乡掉了渣的土话，人家一句也听不懂。这时他才明白，村中那些打工的年轻人为啥都讲普通话了。那时，他还跟人家讲，当初自己因为说普通话，害得被退了亲，被退了伍，现在还是光棍一条。可现在，人家硬要自己说普通话，自己却把普通话忘得一干二净。

    问了半天，他也没问出回小区的路。没办法，他就给儿子打电话。儿子开车很快找了来，把他送回家。坐在沙发上，山水说，不在这住了。在这里，人家讲的是本地话，他听不懂；他讲的是家乡话，人家也听不懂。在这里，说话都是普通话，他不会。

    儿子想说，大，你不会学吗?小时候，人家都说你会普通话。

    但是，儿子没有问。他知道，那是他大心上的一道伤疤。

    那年，他大当兵回家探亲。老队长榔头看到一个人，穿着一身绿军装，背着一个绿挎包，站在山水家门口东张西望，知道是山水回来探亲了。就问，是山水啊?啥时候坐车回来的?

    哎呀呀，你是榔头叔叔吗?我是昨晚上回来的。叔叔，你知道我妈妈在哪里吗?山水说着一口标准流利的普通话，还向生产队长榔头敬了个礼。

    啥?你是“坐碗上”回来的?不是坐车啊?你妈妈是谁?是你娘?那我去叫你娘去。你娘在红芋地里出红芋呢。

    切!榔头队长听着山水说的普通话，嘴都撇到裤腰上了。

    一会儿，山水娘回来了。他娘干活时，脸上受了点伤，涂着红药水，横一道竖一道的

    娘望着穿绿军装的山水，高兴得眼泪都出来了。要知道，那时候当兵，是很光荣的。有人找不到媳妇，只要军装一上身，说媒的立马就踢破门槛。

    娘说，山水，啥时候回来的?

    山水望着脸上横一道竖一道的娘说，你是谁呀?

    娘说，傻孩子，我是娘啊，你连娘都不认识了?

    山水紧紧握住了娘的手说，哎呀呀，你看看，你看看，我以为是隔壁的大娘呢，原来是我的妈妈哟。

    此后，有人说山水是“一年亲，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

    小资产阶级思想典型，上报到了部队。本来，山水已被部队当作入党提干的对象，此时泡了汤，提前退了伍。山水的未婚妻也退了婚。他娘提着礼到处找媒人说媒，但人家一听说是他，扭头就走。

    从此，山水就拉了寡汉。如果不是捡了一个他做儿子，把他抚养成人，现在可能仍是孤家寡人。

    一连几天，儿子看他大山水整天躲在屋里，呆呆地，不言不语，像丢了魂。就说，大，是不是住不惯啊，那咱就回老家。

    啥?回家?那中啊!

    山水的眼中一下子闪出了亮光。在家里，他就不用说普通话了。种地，种菜，和一般大小的老年人拉拉呱，喂喂猪，养养鸡，遛遛狗，多好!

（选自《华文小小说》2015年第2期）

奖杯

侯拥华

    卡尔是个黑人孩子，13岁那年，母亲带着他搬离了贫民窟。

    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母亲把卡尔叫上一辆租来的汽车，经过长途跋涉，他们来到西雅图一个繁华的小镇。在小镇最好的一所私立中学附近，母亲让车停了下来。他们租住了一间廉价的地下室。之后，母亲倾其所有，让卡尔到这所私立中学上学，而她则为了给儿子凑够学费和生活费，开始四处奔波找活干。

    母亲的想法很简单，给儿子最好的教育，让他有朝一日出人头地，有一个和自己不同的崭新的人生。在新的环境里，让卡尔慢慢忘记父母离异给他带来的伤痛，她相信，在远离那个贫穷、充满暴力的贫民窟后，他会逐渐改掉原来沾染的恶习，并向她想要的方向发展。

    然而，母亲万万没有想到，新的问题很快冒了出来。因为贫穷，因为他是黑人，因为他蹩脚的口语和糟糕的成绩，他在学校处处受到其他孩子的歧视。卡尔的坏习惯不仅没有改掉，反而变本加厉，他更加厌恶学校，几乎天天要和那些歧视捉弄他的白人孩子打架，还学会了逃课、吸烟和偷盗。

    当英格丽老师把这一切告诉她的时候，她快要气炸了。老师走后，她哭泣着指着儿子破口大骂：你怎么和你父亲一类货色，这样下去，你会和你的父亲一样，成为一个不学无术的社会败类。没有想到的是，正是这一句话，激怒了卡尔，卡尔摔门而去。

    经过一整天的找寻，母亲才在一个废弃的旧厂房中找到了卡尔。伤心的母亲再也不敢那样骂他了，她伸手拉他回去，可卡尔挣扎着大声说不。无论母亲怎么劝说，卡尔就是不走，软弱善良的她最后只好跪下央求他。

    母亲的这一举动不仅没有挽救卡尔，反而让他更加肆无忌惮。卡尔打架更加频繁，还经常逃课与社会上的坏孩子混在一起。校长多次督促母亲将孩子领回去，再找一个学校就读，她总是说再给孩子一个机会吧。可卡尔并没有珍惜这一次次靠母亲哭着求来的机会。

    在母亲束手无策，所有人都认为卡尔无可救药时，事情出现了转机。

    一天清晨，英格丽老师当着所有孩子的面说，如果谁能一天只打一次架，老师将给他颁发一座奖杯。大家听了都笑了起来，认为这是个可笑的奖励，甚至带点羞辱色彩。可卡尔并没有笑，他愣了一下。似乎在认真思考着什么。

    那天，卡尔第一次学着规规矩矩地坐在教室里学习，尽量约束自己不和别的孩子说话——他生怕在说话中再争执厮打起来。其实，其中确有几次，几个白人孩子挑衅，他都想发怒，只有一次他没有控制住自己。那一整天，破天荒，他只打了一次架。放学的时候，英格丽老师第一次用和蔼的口气对他说：祝贺你，卡尔!今天，这个奖杯属于你。祝你好运!卡尔听后，有点脸红，可还是开心地笑了。那天，他高兴地把奖杯拿在手里，向同伴们炫耀，向母亲炫耀。

    第二天，英格丽老师在课堂上公开表扬了卡尔，这让卡尔感到有种头晕目眩难以言说的幸福。在放学的时候，英格丽老师把卡尔独自留在教室里。她和卡尔在商讨一件事情，一个秘密奇特的约定：如果卡尔一天不打架，她就给他颁发一个奖杯，直到他毕业。卡尔在心中盘算着，这次英格丽老师一定亏大了。

    如卡尔所想的那样，他几乎每天都能带回家一个奖杯，而每次拿走的时候，英格丽老师都会表现出一副极不情愿的样子。从此，卡尔不再打架了，学习也变得好起来。

    随着奖杯的增多，家里窄小的房间开始放不下了。卡尔对母亲说，我们把这些奖杯变卖一些，换成生活用品吧。母亲听了坚决地说不。母亲说，这些是英格丽老师对你的肯定，你应该好好珍藏才对。卡尔点了点头，只是为这些日益增多的奖杯如何安放开始发愁。

    此后，卡尔依旧每天都带回来一个奖杯，这让母亲格外高兴。可后来，母亲发现卡尔不再将奖杯带回家了。母亲不高兴地问他，是不是最近又打架了?卡尔笑了，说没有。那是不是英格丽老师不再发奖杯?卡尔说也不是。母亲有些焦急与不解，那是怎么回事?卡尔坏笑着说，那是因为我把那些颁发给我的奖杯又奖励给了别的表现好的同学了。这时，母亲才转忧为喜。

    卡尔开始成为学校里最受欢迎的学生。许多不求上进的孩子，也开始像卡尔那样逐渐变得好起来。整个学校都洋溢着上进的氛围。大家都对卡尔赞不绝口。

    后来，卡尔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又被学校推荐到一所著名大学就读。就在卡尔将要离开学校的时候，英格丽老师带领所有的学生来欢送他。

    那天，英格丽老师对大家说，今天，有一个礼物想送你们。所有的学生，包括卡尔在内，都兴奋不已。

    英格丽老师带领大家走出学校，来到小镇的一个小工厂。参观过工厂的产品陈列室后，大家才明白，那是一家专门生产各种奖杯的工厂。

    英格丽老师带着孩子们站在外面，指着工作间里一位背对着他们正在做工的中年妇女，对孩子们讲：从前，有一位母亲，为了自己的孩子能够出人头地，她带他离开家乡，把他送到一个小镇最好的中学学习。为了维持家里巨额的开销，她不得不每天干三四份工作，直到夜里很晚才能休息。可他的儿子并不知道这些，也不体谅她的辛苦，他每天在学校打架、逃课，无恶不作。母亲为了激励他的儿子改掉恶习，每天又增加了一份工作，就是到这家工厂打工。而她每天唯一的报酬，就是从工厂里带回一个奖杯，让老师奖励给她的儿子。

    说到这里的时候，所有的孩子都开始对这位母亲肃然起敬。英格丽老师转身，用最为温和的目光盯着卡尔，卡尔却早已泪流满面。

(选自《中国微型小说百年经典》，有删改)

放价救灾

张爱国

    北宋熙宁年间，浙江大旱。朝廷虽然口口声声赈灾救民，但雷声大雨点小，下拨的救灾粮本就少得可怜，再经过各级官吏的雁过拔毛，到了灾民手里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为了保命，灾民们到处借债买粮，然而仿佛一夜间，市场上的粮价就高得离谱。

    重灾区越州已有数千人饿死。饥民们涌到府衙前，请求州府救命，平抑粮价。知府李之诚深知此种情况最易导致民变，于是紧急张贴布告，严令粮价一律回到灾前水平，严禁粮商私自抬价。饥民们激动得热泪盈眶，奔走相告，然而等他们再来到市场，所有粮行都关了门，就连大街小巷上那些挑着担子、背着褡裢卖粮的也一个不见了。

    李知府大怒，将府里的大小衙役全派到市场上，监督粮商卖粮。但粮商们一个个都精得很，多数早已脚底抹油溜得不知去向，剩下没有来得及跑的，阳奉阴违，百般推诿、拖延。总之，任衙门想尽了办法，饥民们也买不到平价粮。

    越州饿死的饥民已过万。朝廷责怪知府李之诚救灾不力，革了他的职，重新派来一名叫赵知非的知府。赵知府来到越州，摆在面前的是，土黄色的大地上，除了一具具横七竖八无人掩埋的饿殍散发着一阵阵恶臭外，不见半点生机。大街小巷难闻人声，只有一个个无力逃荒的人或横卧或倚靠路边、墙脚，手里攥着几枚可怜的铜钱——钱买不到粮，钱就只能是废铜烂铁。

    赵知府径直走进府衙，命令市场上监督粮商的衙役立马全数撤回。

    老师爷闻声，急忙跪下，颤巍巍地说：“老爷不可啊！老爷有所不知，此月余来，全府衙役均已遣去，日夜监商限价，然形势尚且如此，若此时撤回，岂不更甚？”

    众官员也急忙跪下，齐声附和。

    赵知府请起老师爷和众官员：“诸位，师爷适才所言，可知何故？”

    众官员你看我，我看你，不知如何回答。

    “本府赴任途中已知晓，越州周边府县皆在限价，但状况均与越州一般——饥民无粮可买。此足可见，限价之举不得要领，甚或南辕北辙！”

    什么？限价不对？限了都饿死了人，若不限那还了得？众官员忍不住问道：“大人莫不要放开粮价，任由奸商抬升，盘剥饥民？”

    “正是！”赵知府认真地说，“本府正欲放价，随行就市……”

    “使不得啊大人，我越州已绵延数千年，望大人开恩，给越州留下几条命吧……”众官员又一次跪下，哭叫着。

    “本府所为，诸位自会明白！”赵知府无心多做解释，下令：“即时起，越州粮价一律放开，官府不得半点干涉！”

    赵知府命衙役们带上官府布告火速奔赴周边府县广为张贴，又亲率官员到越州城大街小巷张贴——他要让远远近近都知道越州粮食新政。

    布告一出，那些数日不见人影的粮商们仿佛一下子从地底下冒了出来，一个个笑嘻嘻地打开粮行。当然，他们也仿佛要将这些天所受的损失一下子捞回来，粮价高得能吓死人。那些饿得奄奄一息的饥民，虽然骂着官府与奸商狼狈为奸，但还是拿着钱争相买粮。

    粮商们大喜，一面敞开卖粮，一面想尽办法从外地紧急调粮。外地粮商们也火速加入其中，不辞山路崎岖难行，将粮食源源不断地运进越州，踌躇满志地要狠赚一把。然而他们万没想到的是，不到一周，越州粮食开始积压，供求关系发生了大逆转。

    粮商们乐不起来了：粮食运回去吧，山高路险，来回折腾，亏本太重，唯有降价销售。一家降价，两家、三家，紧跟着降。一次降价，两次、三次，不断地降。转眼，越州粮价像跳水一般，从峰顶直落峰谷，并且这个峰谷还没有底，不断地陷啊陷，直陷得那白花花的米面连个糟糠价都卖不上。更远地方的粮商还不知情，还在将粮食源源不断地运进越州……

    “大人真神人也！”府衙里，众官员围着赵知府感叹，“大人何来此等妙计？”

    “诸位过誉！本府之计，一乃深谙商人本性之逐利，但有利，其无不可为，无不能为。二乃本府相信，放比堵好。天下万事，堵则必致其反。”赵知府若有所思，“本府提请诸位牢记，官府并非万事皆可为。我等朝中之人，当信百姓信物理：诸事只要官府放得开，百姓自有解决之道，物理自有解决之道！”

（选自《小说选刊》2016年第5期）

保卫延安(节选)

杜鹏程

有一个战士跑上来向周大勇报告：“炊事班老孙又昏倒了!”

周大勇急急地离开队伍行列向后跑去。通讯员小成也跟着连长向后跑去。周大勇通红的脸上汗水混着沙土。他浑身是汗，衣服透湿，像刚从河里跳出来一样。

周大勇跑到老孙跟前，看见一个炊事员抱着老孙。他一条腿跪下去，从炊事员怀里把老孙抱过来，紧紧地搂到胸前。

那个炊事员站起来，说：“连长!老孙，老孙不行啦!”

周大勇说：“去!快去帮助指导员。看，那不是指导员?他又扶着谁!”

那个炊事员望着老孙，迟迟疑疑停了好久才走开。

老孙眼发直，干枯的嘴唇咧开，脸涨得通红，脖子上暴起发紫的血管。他的嘴唇动着，仿佛要给自己的同志和这世界留句什么话，但是说不出来。不大一阵工夫，他的呼吸由急促变得微弱了，脸由通红变成灰白……蜡黄……

周大勇紧紧地搂着老孙，眼珠子一动也不动地盯着老孙那半闭的眼睛，心神错乱地嘟哝：“有一口水就好了!有一口水……”通讯员小成也机械地重复：“有一口水就好了!”

一口水一条命呀!

敌人三架飞机，绕过来又栽下来，一条条的火箭，穿在周大勇周围的沙子里爆炸了。炸起的沙土扑在周大勇和老孙的脸上。周大勇用自己的胸膛遮掩住老孙。

周大勇望着那俯冲扫射的敌机，眼里喷火。

团卫生队队长，骑着马赶来了。他跳下马，喊：“有办法，有办法，这针药有效。”卫生队长拼命地把注射器的针尖往老孙胳膊上的血管里扎，可是扎不进去。生命离开了老孙，血管筋肉都僵硬了!周大勇把老孙轻轻放到地下，站起来。他把自己的破衣袖子撕下一片，想盖在老孙脸上，免得沙子吹进老孙眼里。可是周大勇拿上那块破布，呆呆地站在那里，像是他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像是他的心脏停止跳动，血液停止循环，思想也木然不动了!

老孙啊、老孙!同志们走路你走路、同志们睡觉你做饭。为了同志们能吃饱，你三番五次勒裤带。你背上一面行军锅，走在部队行列里，风里来雨里去，日日夜夜，三年五载。你什么也不埋怨，什么也不计较：悄悄地活着，悄悄地死去。你呀，你为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啊！部队哗哗哗地前进着：战士们，担架队员们……走啊！走啊！老孙没有走完的路，同志们要走完。

战上们用眼光向倒下去的同志致敬。听不见长嘘短叹，看不见愁眉苦脸，只有一种沉堂又严肃的空气，充满在天地之间。

周大勇双手撑在腰里，再一次地往望望老孙那老诚忠厚的脸相。啊，这个跟他周大勇生死共患难的战士，永远放下了自己的行军锅，永远再不会向他说：“连长，我没啥能耐，吃点苦总还行……我好赖是个党员，唉，我做的事太少……连长，你跟指导员劳累得，教人心疼！”周大勇心里绞痛：有多少英雄好汉倒下去了啊！有多少热血浇在中国的土地上。

周大勇和小成，用黄沙掩埋了老孙的尸体。趁团供给处的队伍过来的工夫，周大勇要了一片炮弹箱子上的木板，用刺刀削了削。他从文书手里接过来毛笔，在木板上写着：共产党员孙全厚，五十七岁，山西孝义人，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光荣牺牲!

周大勇把这个木牌插在老孙的墓前，望着它，望着它!周大勇擦了擦头上的汗，背上老孙留下的行军锅，正要去赶自己的连队，团政治委员李诚上来了。李诚满脸是沙土，嘴唇干得裂开小口子，鼻孔里塞了一团棉花，上嘴唇还有干了的鼻血。他的马满身是汗，口里流着白沫。

李诚跳下马，看了看墓牌；站在坟墓旁边，脸上一条条的皱纹像刀子刻的一样。他抬起头，眼睛一眨也不眨地望着前进着的战士。

突然，李诚向战士呼喊：

“同志们!一个战士倒下了，千百个战士要勇敢前进!一个共产党员倒下了，千百个共产党员要勇敢前进!大山沙漠挡不住我们；血汗死亡吓不倒我们。前进!哪里有人民，我们就到哪里去；哪里有苦难，哪里就更需要我们。前进，勇敢前进!战胜一切困难。”

这用全部生命力量喊出的声音，掠过战士们的心头，在无边无际的沙漠上空雷似地滚动。

战士们踏着沙窝，急急地向前走去。他们那黑瘦的脸膛上，眼窝里，耳朵里，嘴上，都是厚厚的一层沙土；两腿沉重得像灌满了铅。但是，他们都挺起胸脯扬起头，加快脚步，一直向前走去。他们都坚毅地凝视迎面移来的沙漠，凝视远方。

沙漠的远方，一阵旋风卷起了顶住天的黄沙柱。就算它是风暴吧，就让它排山倒海地卷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