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设一个家

（台湾）吴念真

    才一进门，屋内就传来一个气急败坏的声音：“你给我出去哦！”小梁刚开口说“我    是电视台……”里头就已飞出来一个玻璃罐子碎裂在他脚前，一阵恶臭随之飘了过来。

    他仓皇地逃到屋外打手机，制片接到电话也一阵大骂：“你活该！我不是说过去之前先找里长吗？蠢！”

    走过山路，看到远处有人在菜园除草，彼此隔空吼叫两三句，小梁就找到里长了。里长带着他再度走向那个场景时，小梁才仔细地观察四周的风景：举目所及，大部分都是杂草丛生的田地，零落的房舍不是弃置、失修，就是大门深锁。完全符合剧本的描述：一个人口外移严重、只剩少数老人独居或相依为命的萧条小村落。

    里长说，他跟制片建议用老太太的家当场景，主要是想给她一点租金，“这也是功德一件，你说是不是？”

    他说老太太的先生早年是矿工，肺不好，过世时六十岁还不到；儿子是货车司机，很孝顺，没想到几年前出车祸死了。媳妇领了保险金带着孙子要离开时，村里人都骂，老太太说这样对孙子才好，“去都市把书读高一点，才不会像祖父和爸爸一样，用命换饭吃！”

    过去几年，老太太辗转各个建筑工地，帮人煮三餐赚钱过生活，几年前身体不好才回来，现在只靠领政府给的津贴过日子。

    有里长陪，小梁总算进到那间异味扑鼻的屋子里。老太太约莫七十岁，苍白、瘦弱，一头乱发，双腿好像都已经没力了，只能靠着助步的铁架在有限的范围里活动。

    不过，看到小梁，她倒是和善地笑着跟他道歉，说村子很少听见年轻人的声音，之前有几个年轻人进来她家里，结果“好像都是吃药的，不是来偷就是来抢，连铁门都整个给我拔去”！

    里长问她：“你是用什么武器丢这个少年的？”

     “一罐没吃完的酱菜啦，早上要吃的时候才知道长霉了。”她有点自责地说，“我哦，会被雷公打！”

    小梁回到制作组，演独居残障老人的女演员在发飙：“拜托哦，你们这样乱搞，我的形象到底还要不要？”也许被“形象”这两个字给提醒了，小梁忽然觉得那个演员从里到外一点也不像她所要扮演的角色。光那张脸就一点也不写实，老太太的脸有生命真实的痕迹，像古迹，而女演员的那张脸谁都看得出是曾经花钱拉皮过，如今逐渐崩垮而“加速折旧”，像被弃置的人工造景。

    几天后，小梁带着布景师到现场估价时，老太太已被搬到一家民宿暂住。民宿的人体贴地帮她梳洗过，加上人在清爽、明亮的房间里，比起前几天老太太简直判若两人，此刻的她就如同在现实或记忆里所惯见的那个形象鲜明的阿嬷。

    她把钥匙交给小梁，忽然拉起他的手说：“你都没在吃啊？手骨都没肉？”然后说以前工地的年轻人也一样“顾玩不顾吃”，接着吩咐说她屋子里那边有一瓮她做的酱菜，“橱柜第二层有一罐豆腐乳，很好吃哦，早餐可以配稀饭，如果不嫌麻烦的话，可以搅碎，买一些鸡翅一起卤，知不知道？”

    离开民宿后，小梁忽然把车子停在路旁哭起来，布景师傅问了好久，小梁才说只是想到永靖的阿嬷。每次回永靖，阿嬷同样也是搬出一堆瓶瓶瓮瓮，非得把后车厢塞满了才罢休，同样也会交代爸妈哪一瓶哪一罐是她精心特制的、什么东西煮什么东西好吃。

     “可是，”小梁突然拉高声调说，“你知道吗？我爸妈根本不吃那些东西！趁年终大扫除时全部扔进垃圾车！这还不要紧，阿嬷打电话来问什么什么好不好吃，他们竟然还骗她说：好好吃哦！我觉得……我们真的好贱！你不觉得吗？”

    小梁讲完之后，车子里一片沉默。

那出戏进行得波波折折。那个女演员每次化妆都让剧组整个停摆好几个小时，制片最后不得不痛下决心换人，“演艺界最难伺候的就是这种老是活在过去风光岁月的过气演员！”

    不过，开拍延宕让小梁逃过一劫。依原先的规划，必须在一星期内结束的改景和陈设作业，他竟然花了二十几天才完工。

    开拍前夕现场验收时，所有人几乎吓了一大跳：整个场景根本不只修改、陈设而已，而是近乎永久性的重建和装潢。漏水的屋顶换上了全新的水泥瓦，再配合拍摄需要做旧、种青苔，看得出用的全是真材实料。更夸张的是连镜头根本带不到的厨房、浴厕也都全部翻新，墙上甚至还装上专供行动不便的人使用的铁架。

    美术指导看到墙边一个不锈钢的矮架，问：“这干吗用？”小梁说：“阿嬷做了很多好吃的酱菜、豆腐乳什么的，以后就有地方放了。”

    制片说：“你怎么高兴怎么搞，我没意见，但是，预算就是预算，你别想给我多报一毛钱。”

    小梁说：“我知道，帮阿嬷陈设一个家的钱……我自己负责。”

大先生

赵威

    先生姓凌，有绝活儿，能把戏里的场景搬到木头上，一块巴掌大的破木板，只需半炷香的工夫，就能让人瞧明白刻的是“桃园三结义”还是“三英战吕布”。所以凌先生起初是凌木匠。

    凌木匠不是本地人，早年间逃荒来的。可老话不是说了吗，荒年饿不死手艺人。凌木匠说，那是没尝尝小清河一带盐碱地的威力，十年九荒，一到冬天，家家都得出去讨饭。那年，又是个只种不收的年景，日子还没挨到冬天，就过不下去了，凌木匠兄弟俩从小清河以北的广饶县，一路讨到胶东。弟弟半路得了伤寒，死了，只剩下孤苦伶仃的凌木匠。

    凌木匠来到村里的日子，是那年冬天日头最短的时候。薄暮下，先是一根打狗棍进了三叔家的院门，继而是一个身影，像用那根棍子挑进来的，破衣旧絮，褡裢挂在肩头，趿拉着一双单布鞋的脚，有一只似乎受了伤，缠着破布条。正在院里喂鸡的三婶，委实被吓着了，以为大白天撞到鬼。刚要喊人，“鬼”却先开口，怯生生地道：“大娘啊，要饭的来了，给口吃的吧。”三婶仔细一瞧，是个讨饭的。只见他端着搪瓷缸子的手捂在胸口，哀求就是从那里发出来的。给完吃的，三叔三婶看他可怜，天又冷，就留他在磨坊里过夜。凌木匠望着三叔三婶的眼睛，变得浑浊了。天亮后，他见磨坊里堆着打磨了一半的木料，知道这家要盖房。就对三叔说，他会做木工，可以帮忙，给口吃的就行。三叔寻思，正好雇的木匠有事，就让他试试吧。没想到，凌木匠的手艺精得很，不但会做门窗，还会木雕，窗棂花饰、门簪颂语，好看极了。聊着聊着，又知他不光有好手艺，还装着一肚子墨水。嘿，正好村小缺个先生。

    就这样，凌木匠留在了我们村，成了凌先生。“手艺人”在村人口中格外尊贵，而凌先生的尊贵，一部分来自他的手艺，一部分来自肚子里的墨水。因此，“手艺人”和“先生”似乎都配不上凌先生了，村人便称他为“大先生”。

    大先生活儿细，字儿好，可闷头做活儿可以，写信作文也行，只是嘴太笨，肚子里的学问也便像茶壶里的饺子，倒不出来。而大先生却总认为自己的理儿多，不光要讲个“知其然”，还要讲个“知其所以然”，于是越讲越糊涂，化简单为复杂了。渐渐地，就不受娃们待见，老是捉弄他。一开始，大先生气得直跺脚，骂道：“朽木不可雕也！孺子不可教也！”后来，习惯了，也便没了火气，只顾讲他的，哪管下面乱成一锅粥？大先生是文人，文人最瞧不上文人，他总是跟我们讲，历代风流才子中只佩服李白，还是半个。他说李白一半是诗，一半是酒，他最讨厌喝酒，也便只佩服半个李白了。大先生认为我们是朽木，而我是个例外，说我虽然嘴拙，但悟性高。我上学的第一天，跟着邻家二姐去祠堂（兼作村小）报名，二姐路上问我：“会算数吗？”我摇摇头。“会数手指头吗？”我继续摇头。二姐一脸愁容地道：“见到大先生，第一件事就是数手指头，不会数就报不上名啦。”于是，一路上，二姐不但教会了我数手指头，还教我若不够用就借脚指头。到了大先生那里，顺利过关，给我一个结论：“这娃悟性高。”

    大先生喜欢讲唐诗，尤其是李白的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大先生说李白的床不是床，而是井栏。说这话时，身为木匠的大先生显得颇有把握。我们却哄堂大笑，床就是床，怎么可能是井栏呢？每次我们一笑，他就一窘，嗓门提高了，像是要争辩，说：“你们想想，床在屋里，窗户是木头的，还贴着纸，哪会看得见月光？在院子里，就着月光，看到井栏，才会思乡，背井离乡嘛！”

    讲到这里，他突然停住了，扭头望着窗外，我们也停止了议论，只有窗外不知谁家的羊在不知趣地叫着。大先生陷入沉思，眼睛变得浑浊。然后，他又扭过头来，说：“这是思归之辞也！”教室里又是一片笑声，“死鬼之词”，大先生骂李白是个死鬼哩……不知从哪冒出来的灵感，我站起来说了一句：“就是想家了嘛！”大先生用浑浊的目光向我投来赞许之意，似乎还念叨了一句：“孺子可教也。”

    农村撤点并校后，大先生也退了。教了几十年的书，一下子闲下来，不知所措，于是，大先生又拾起了木匠活儿。第一件作品，就是把祠堂里的旧课桌搬回家，拆掉，打磨，又合到一起，变成一口棺材，严丝合缝。漆了好多遍，晾干，放到厢房里，是留给自己的。不教书了，自己也老了，大先生认为剩下的日子也不多了，只等着哪天躺进去了，身为木匠，那是一生最大的幸福。可是，他想不明白的是，自己却越活越精神。

    想不明白的事不只这一件。国家针对民办教师的新政策出台后，给大先生补上了退休待遇。头次领到工资，他就跑到支书家里，不干了，说：“我教书时，每月不到300块，现在不教了，怎么还拿3000块呢？不能白拿这钱。”支书跟他掰扯了半天，也没讲明白，命令道：“国家的政策，不拿也得拿！”大先生的眼睛又浑浊起来。

    后来，大先生用每月领到的钱买了好多木料，做了结实的课桌椅，给镇上的学校送去。再后来，还设了助学金，村里谁家的孩子考上大学，他就赞助一笔。直到有一天，他心满意足地躺进自己打制的棺材。

    大先生死的那天，我特地查了《辞海》，其中一条写：“床，井上围栏。”

（选自《人民日报》2016年2月22日）

俄罗斯性格

阿．托尔斯泰

    ①我的朋友伊戈尔年轻键壮，十分出众。每当他从坦克炮塔里钻出来的时候，简直犹如战神！但在库尔斯克那场猛烈的战斗中，伊戈尔中尉那辆坦克不幸被德国鬼子的一颗炮弹击中。他虽然活了下来，也有视力，但脸被烧得模糊不清。八个月之后，递给他一面镜子的护士转过身去，哭了起来，而他立即把镜子还给了她。

    ②“经常有比这更糟糕的事情呢，”他说，“这个样子是可以活下去的。”但是，他再也没有向护士要镜子，只是常常用手摸摸自己的脸，好似在逐渐习惯它似的。医疗委员会认为他不适合再去作战了，于是他动身回去探望一下父母。

    ③他回到村子里的时候，天色已接近黄昏。看，还是那口井，从这里数第六个小屋就是父母住的茅舍了。他突然站住了，双手插在口袋里，他摇了摇头，向那所房子走去。他的膝盖陷在雪里，弯身向窗内看去，他看见了母亲正在暗淡的灯光下准备晚饭，母亲还是披着那条黑包的披巾，但老多了，耸着消瘦的双肩……“啊，早知道，至少每天该给她写上几个字，讲讲自己的情况……”她把简单的饭菜摆在桌上，一壶牛奶，一块黑面包，两个匙子和一碟盐，她站在桌边，干瘦的双手交叉着放在胸前，沉思起来。伊戈尔从窗外望着母亲，他明白，决不能让她受惊，决不能让她那张熟悉的、年老的脸因绝望而颤粟。

    ④好吧，就这样吧！于是他推开了门，走进院子里，然后走到台阶上，敲了敲房门，母亲在门里答应着：“谁？”“苏联英雄格罗莫夫中尉。”他回答说。他的心猛烈地跳动着，他就把肩头顶在门楣上。不，母亲没有听出是他的声音，他自己也仿佛是第一次听到这个的声音，他的声音在多次手术之后已经变得沙哑、沉闷、含糊不清了。

    ⑤“亲爱的，你有什么事吗？”她问。“我给您带未了您儿子伊戈尔中尉的问候。”这时候她打开门，跑向他，一把抓住了他的双手。“我的伊戈尔还活着？他好吗？亲爱的，你快进屋坐吧。”伊戈尔坐在桌旁的一条长凳上。这个地方还是他当年双脚够不着地板时坐的那个地方。那时候，母亲常常摸着他的头，说道：“吃吧，好儿子。”

    ⑥不一会儿，他的父亲回来了，这些年来也衰老了许多，他的胡须好像撒上一层白粉。他看了看客人，在门口跺了跺破毡靴，不慌不忙地解开了围巾，脱下了短皮袄，然后走到桌子跟前，握了握客人的手，啊，多么熟悉的、宽阔的、慈父的手啊！

    ⑦伊戈尔坐着讲着自己的、也不是自己的事情，他坐得越久，就越不能承认自己的身份，也越发不能站起身来说：“你们认了我这个丑八怪吧，母亲，父亲……”这时他既快乐，又很痛苦。

    ⑧“好啦，我们吃晚饭吧，他妈妈，给客人拿点什么好吃的来。”他们像过去一样坐下来吃晚饭，就在吃晚饭的时候，伊戈尔中尉发现母亲特别注意看他那拿着匙子的手。他笑了一声，母亲抬起眼睛，她的面孔过分敏感地颤抖起来，问道：“您还没有讲什么时候会给他假期，让他回家来住上几天，我们有三年没见过他了，大概，他长成大人了吧，胡子也长出来了……是啊，天天都和死神打交道，大概他声音也变得祖了吧？”“他会回来的，也许，你们会认不出他来的。”

    ⑨他被安排在大炕上睡觉。这里的每块砖头，木板墙上的每条缝隙，天花板上的每个疤结，他都是熟悉的。屋里的羊皮和面包的气味——这种家里舒适和亲切的气味，就是在死亡面前也是无从忘记。三月的风在屋顶上呼啸着。父亲在隔板后面打着鼾，母亲辗转反侧叹息着，久久没有入睡。中尉俯伏而卧，把脸埋在手掌里。

    ⑩第二天早上，木柴燃烧的噼啪声惊醒了他，母亲悄悄地在炉边忙活着，他那的皮靴已刷干净放在门边，他那当初从家里带到战场上的包脚布也已洗干净，挂在晾衣绳上。

（有删改）

投宿

崔丙刚

    刚走到半路就遇上了铺天盖地的大风雪。

    “这狗日的天气！”刘槐第二回进山买羊又遇上了突变的天气。这一次运气更坏，风十里雪十里，走了好久也没见着能遮风挡雪的地方。天已擦黑，刘槐自己冷得骨头冒寒气不打紧，可不能叫刚买的二十几只羊给活活冻死啊！幸好转过一道山梁就听到了沉闷的狗叫，看见了昏黄的灯光。刘槐依稀记得这个村子叫花沟，村里有个他认识的人叫杨树。

    去年六月，刘槐第一次进山买羊就遇到了雷暴天。电闪雷鸣中，他找到一处山崖下的石塘避雨。进去看时，石塘下已有一个光着膀子的人正使劲拧自己淋湿的衣服。天色本就阴沉，石塘下光线更暗。羊群把他们东西隔开，那个人的模样看不真切。刘槐说：“这狗日的天气。”那人也说：“这天气，狗日的。”两人彼此都不再说话，耳边听到的只有“轰轰”的雷声，羊群的“咩咩”声和雨打岩石的“啪啪”声。

    六月的雨来得快，去得也快。转眼雨就停了。那人说：“大哥，我先走了啊。”刘槐说:“大哥，哪村的？贵姓啊？”那人说：“山里人命贱，可不敢言贵，我叫杨树，我是——”话到这里猛地响了一个炸雷，引得羊群一阵躁动。刘槐听到耳朵里的是“花沟”两个字。刘槐说：“你是杨树，我是槐树，我叫刘槐。我命也贱，是个牲口贩子。”杨树说：“下回再来，到我家去歇脚，村口一打听就知道。”

    这之后，两人没再见面。

    不想在这风雪之夜，杨树成了刘槐的救命稻草。刘槐敲开村口第一家院门，对开门的老妇人说：“跟婶子打听下，杨树家离这还远不？”老人迟疑片刻说：“这就是他家。”刘槐长舒一口气：“婶子，我是杨树的朋友。大雪封山天寒地冻我只有投奔这来了。”

    老人茫然地看着这从天而降的人和羊群说：“你是树儿的朋友？”刘槐说是啊，把去年6月的事讲了一遍。老人说：“赶紧进院吧，把羊赶进南边的厦屋，里面有花生蔓、山药蔓。”

    刘槐把羊安顿好才进屋。屋里摆设简单，一张方桌，两把椅子，一爿土炕。炕上被窝里伸出圆滚滚一颗小脑袋，黑眼睛亮亮地张望着陌生的客人。

    老人说：“你先暖和暖和，我给你做饭。”刘槐说：“有你们剩下的我吃口就行。”老人说：“那可不行，等树儿回来该埋怨我怠慢了他的朋友。”两碗面条下肚，刘槐身上渐渐有了暖意，冻僵的肌肉才渐渐活泛起来。刘槐擦擦嘴说：“我最爱吃面条了，婶子的面吃着香甜。”老人说：“树儿在家的时候也爱吃我做的面，他说外面的面全是机器轧的吃着没有人情味。”刘槐说：“天下当娘的做的饭都香。杨树去哪儿了？”老人说：“两口子在深圳，远着呢。”

    屋外的风更大了，吹得窗户纸哗啦啦直响。刘槐说：“两口子也不经常回来吧？”老人说：“回来，经常回来。我听树儿说，城里再好也没有咱的一垄地，没有咱的一片瓦，没有咱的一颗草。”又摸摸炕上孩子的头说，“等我动弹不了了，你也去找你的爹娘去。”孩子伸手指着墙上的相框说：“爹娘在那里边。”刘槐通过相框里的照片第一次看清了杨树的模样，脸庞清瘦却长得浓眉大眼；再看看杨树媳妇，长得也是眉清目秀的。刘槐说：“婶子，好福气，有这么好的儿子儿媳，这么好的孙子。”

    睡觉的时候，老人已经把另一间屋里的火炕烧得热热的，还在炕上铺上了崭新的被褥说：“昨天刚晒过，就怕他们突然回来，被褥盖着潮。”也许是太累了，那一夜刘槐睡得格外踏实格外香甜。梦里听见往灶膛里添柴的声音，又梦见自己的老娘了，老娘的头发白得像雪。

    天明的时候，老人说：“做梦了吧，听见你喊娘了。”

    风停了，雪也停了。阳光暖暖的照着这个平平常常的小院。院子里，孩子和羊在追逐着，嬉戏着。孩子对老人说：“奶奶我要羊。”老人说：“你爹快回来了，你爹买。”

    三月，刘槐又赶着羊从村外经过，远远看见杨树家灰色的屋顶灰色的围墙。院墙外的一棵桃树开得正浓，望去像一片红云。

    “刘槐——刘槐——”他听见有人喊他的名字。声音有几分熟悉，可是那人走到跟前刘槐却不认识。那人说：“远远的我就看见是你，怎么不认识了啊，槐树把杨树忘了吧。我是和你一起避雨的杨树啊。”这声音绝对是杨树差不了，可是这面容和他见到的照片却分明是两个人。

    刘槐说：“杨树啊，杨树，去年冬天下雪，我怎么找到那家去了啊？”他用手一指，“就那一家。”杨树说：“这是大花沟，我是小花沟的，再前边那个村子才是。我叫杨树，大树的树，人家叫杨术，算术的术。”刘槐说：“难怪人家说儿子在深圳呢。”杨树说：“前几年，杨术他们两口子是去深圳了不假，可是听说媳妇跟别人跑了，杨术也生死不明没了音信。留下一老一少怪可怜的。”两个人并肩坐在山头上，静静的谁也不再说话。风轻轻地吹着，痒痒的像母亲的手。刘槐站起身，用鞭子套住了两只个头最大的山羊对杨树说：“把这两只羊给他们送去，肚里都有羔了。”

    杨树说：“去了我怎么说？”

    刘槐说：“就说是她儿子买的。”

（选自《华文原创小说》，有删改）

一对夫妻的奇遇

[意大利]卡尔维诺

    阿尔图罗·马索拉里是上夜班的工人，早晨六点下工，回家要走很长的路，天气好的时候，他也骑自行车，雨天和冬季改乘电车。六点三刻和七点之间回到家里，正好赶上妻子艾莉黛的闹钟刚刚响过，或差一点就要响的时候。

    经常是两种声响：闹钟的铃声和他迈入家门的脚步声同时闯入艾利黛的脑海里，把她从睡梦中唤醒。清晨的觉是最香的时候，她总要把脸埋在枕头里，在床上再赖上几秒钟。然后，她倏地坐起身来，匆匆忙忙把胳臂伸进晨衣，头发耷拉到眼睛上。她就这副模样出现在厨房里，阿尔图罗正在那里，从随身携带的提包里取出空空如也的饭盒和暖水瓶，把它们放在水池里。在这之前，他已经点好了炉子，煮上了咖啡。

    有时，还差一分钟闹钟就该响了，是阿尔图罗端着咖啡走进房间，将她唤醒的。她举起双臂，伸伸懒腰，然后一把搂住他的脖子。阿尔图罗还穿着风雨衣；她搂着他，根据他外衣的湿度和凉意就可以知道外面是什么天气下雨、有雾、抑或降雪；不过，她仍然要问：“天气怎么样?”而他呐，也总是半带讥讽地嘟囔一番，把一天的不快从后到前倒着数落一遍；骑自行车的归途，出厂时的天气，头天晚上进厂时截然不同的气候，干活时遇到的麻烦，车间的传闻等等。

    艾莉黛忽然喊道：“天哪！什么时候啦！”她连忙把脸凑近梳妆台的镜子，嘴上噙着发夹，用刷子梳通头发。阿尔图罗走过来，站在她的背后，瞅着艾莉黛。他待在那儿也帮不上忙，显得局促不安。艾莉黛收拾妥当，在走廊里穿上大衣，吻了一下阿尔图罗，打开门，匆匆往楼下跑去。

    家里就剩下阿尔图罗一个人了。他听见艾莉黛的鞋后跟踏着台阶的声音，当这种声音消失后，他的思想又随着她疾步走在庭院里，来到大门口，行进在人行道上，然后，一直随她走到电车站。连电车叮叮的响声他似乎也听得见。车停下来，每个乘客上车时脚登踏板的声音他也听得见。他想：“好了，这会儿她乘上车了。”他仿佛瞧见妻子挤在十一路电车上男男女女劳动者中间，十一路电车像以往每天一样，把他的妻子带到工厂里。

    阿尔图罗灭掉烟蒂，关上窗户，屋子里顿时暗了下来，他上了床，艾莉黛起来后没整理床，阿尔图罗睡觉的那边几乎没动，跟刚铺好的一样。他老老实实地躺在自己那边，但是，过了一会儿，他把一条腿伸到艾莉黛睡的那边，那里还有妻子的余温，接着，他又把另一条腿也伸了过去，就这样他一点一点把身子都移到艾莉黛睡的那边去了。那里有着妻子的体温，并且还保留着她的身体的形状。他把头枕在妻子的枕头上，脸紧紧贴住枕头睡着了。

    艾莉黛晚上回家时，阿尔图罗已经在房间里转了半天了：他点上了炉子，把东西放在炉子上烧，在晚饭前几个小时里，他也做些事情，譬如铺床、扫地、把该洗的衣服浸在水里。他待在家里，手上在做这些事，可精神上早就去迎候她了。外面华灯初上，艾莉黛挤在熙来攘往的妇女群中，从这个商店跑到那个商店忙着采购物品。阿尔图罗终于听到楼梯上的脚步声，沉重的脚步声，跟早晨的那种声音全然不同。阿尔图罗走出房门，来到楼道，从妻子手里接过购物包。两人边说话边走进家门。艾莉黛连大衣也没脱，一下子就坐在了厨房的椅子上，与此同时，阿尔图罗把东西一件件从包裹里取出来。

    “赶紧干活吧！”说着，艾莉黛站起身，脱下大衣，换上家常便服。夫妻俩开始做饭；两人的一顿晚餐，他带到工厂为夜间一点钟准备的宵夜，她明天带到工厂里去的午餐，还有他明天下班醒来吃的东西。咖啡还没喝完，阿尔图罗已经跑去检查自行车是否一切正常。他们互相依偎着，阿尔图罗感到妻子的身体是那么娇柔、温暖。然后，他扛起自行车，小心翼翼地走下楼去。艾莉黛洗刷盘子，看着丈夫出门了。他眼下正穿行在路灯稀少的黑暗的街道上，或许这时他已经过了加油站。

    艾莉黛上床，熄了灯。她躺在自己睡的一边，又慢慢把脚挪到阿尔图罗那边，寻找丈夫的温暖，可是每次她都发现自己这边更暖和，于是她明白了，阿尔图罗是在她这边睡的觉，顿时，一股暖流和柔情涌上心头。

一颗未出膛的枪弹

丁玲

    “娃娃，甭怕，咱是一个孤老太婆，还能害你？”老太婆亲热地望着面前张皇失措的孩子，“你是……嗯，咱知道。”这孩子大约十三岁大小，迟疑地望着老太婆。远处一望无际的原野，没有一个人影，连树影也找不到一点。

    “还是跟咱回去吧，天黑了，你往哪儿走，万一落到别人手上……”

    窑里黑魆魆的，他不敢动，听着她摸了进去。“不要怕，娃娃！”她把灯点着了。灶里的火光舔在他们脸上，锅里有热气喷出来。陕北的冬天，孤冷的月亮那黯淡的光辉涂抹着无际的荒原，流落的孩子却拥抱着甜美的梦：他又回到队伍，继续当他的马夫，继续同司号兵玩着……

    孩子跟在老太婆后边去割草。蒙着尘土的沙路上，寻不到杂乱的马蹄和人脚的迹印。他热切地望着远方，他们——大部队到底走得离他多远了呢？他懊恼着自己。那天正在野外放马，突然飞机来了，他藏在一个小洞里，听着外面连绵不断的爆炸声。洞口塌了。等他好不容易爬了出来，就只剩他一人了。他大声地叫喊，凭着感觉一路狂奔，却没遇到一个认识的人……后来才遇着老太婆。

    有人送来包谷做的馍，还有人送来羊毛袜子。有着红五星的帽子仍揣在怀里，他不敢拿出来。大家都高兴地盘问着：“你这么一个娃娃，也当红军，你娘你老子知道么？”

    天真的、热情的笑浮上了孩子的脸。他暂时忘去忧愁，重复着在小组会学来的话：“红军是革命的军队，是为大多数工人农民谋利益的，要团结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去打日本……”

    看见那些围着他的脸露出无限的羡慕，他就更高兴了。老太婆也扁着嘴笑：“咱一眼就看出了这娃娃不是咱们这里的人，你们看他那张嘴多灵呀！”

    有一夜，跟着狂乱的狗吠，院子里响起了庞杂的声音，马嘶声、脚步声和喊声一齐涌了进来。烧着火的孩子，心在剧烈地跳：“难道自己人来了么？”

    “呯！”窑门被枪托撞开了。冲进来的人一边骂，一边走到灶边，“哼，锅里预备着老子的晚饭吧。”

    孩子悄悄看了一眼，他认得那帽子的样子，那帽徽是不同的。他的心一下紧缩起来。

    有人眼光扫到老太婆脸上。她瑟缩地坐在地下，掩护她身后的孩子。“这老死鬼干嘛老挨在那儿，藏着什么！”老婆子一动，露出了躲在那里的孩子。孩子被抓到跟前。一个兵打了他一耳光。

    “老子有枪先崩了你！”孩子大声嚷叫，因为愤怒，倒一点也不惧怕了，眼睛里燃烧着火焰。

    “什么地方来的！”拳头又落在他身上，“听口音，他不是这里人！”孩子一声不响，只是咬紧牙。门突然开了，门口直立着一个人，屋子里顿时安静下来。

    “报告连长，有一个小奸细！”

    连长走了进来，审视着孩子，默然坐到矮凳上。

    “可怜咱就这一个孙子，咱要靠他送终的。”老太婆嚎哭起来。几个围观的老百姓壮着胆子附和：“是她的孙子。”

    连长凝视着那双直射过来的眼睛，下了一道命令：“搜他！”

    几十双眼睛都集中在连长手上：一把小洋刀、两张纸票子、一顶黑帽子。纸票反面有一排字，“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家银行”。帽子上闪着光辉的红色五星。看着它，孩子心里更加光亮了，静静地等待判决。

    “这么小也做土匪！”

    “招来吧！”连长问他。

    “没有什么招的，任你们杀了吧！不过红军不是土匪，我们不骚扰老百姓，四处受人欢迎。我们对东北兵也是好的，争取你们一道打日本，有一天你们会明白过来的！”

    “这小土匪真顽强，红军就是这么凶悍！”他的顽强虽说激怒了一些人，但也得了许多尊敬。连长仍是冷冷地看着他，又冷冷地问道：“你怕死不怕？”这问话似乎羞辱了他，他不耐烦地昂了一下头，急促地答道：“怕死不当红军！”

    围拢来看的人一层一层地在增加，多少人在捏一把汗。连长不动声色，只淡淡地说道：“那末给你一颗枪弹吧！”

    老太婆又嚎哭起来了。许多人的眼皮沉重地垂下了，有的便走开去。但没有人，就连那些凶狠的家伙也没有请示，要不要立刻执行。

    “不，”孩子却镇静地说，“连长，还是留着那颗枪弹吧，留着去打日本，你可以用刀杀掉我。”

    忍不住了的连长，跑过来用力拥抱着这孩子，他大声喊道：“大家的良心在哪里？日本人占了我们的家乡，杀了我们的父母妻子，我们不去报仇，却老在这里杀中国人。看这个小红军，我们配和他相比、配叫他土匪吗？谁还要杀他，先杀了我吧……”声音慢慢地由嘶哑而哽住了。

    孩子觉得有热的东西滴落在他手上，衣襟上。他的眼也慢慢模糊了，隔着一层水雾，那红色的五星浮漾着，渐渐地高去，而他也被举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