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教授的“赤子之心”

    肃穆庄严，凄楚沉重。没有花圈簇拥的场景，也没有白菊黑纱的仪式，灵前唯书有他的生前所言：“最后的死去和最初的诞生一样，都是人生必然；最后的晚霞和最初的晨曦一样，都是光照人间。”

    死生亦大矣

    北京长青园公墓的一块碑上刻着众多遗体捐献志愿者的名字，“赵家和”就是这些密密麻麻的名字当中的一个。

    2009年，当得知自己患有肺癌并伴随脊椎和脑部的转移的时候，他的心里就有了打算：将毕生积蓄拿出来专款专用，捐资助学而非治病。他甚至为此开始在医药费上省钱。当时医生给他开了一种英国进口的靶向药，药效很好，但是很贵，一片就要500块钱，他不知从哪里得知印度有一种仿造的同类药物只要50块钱一片，就托人从印度带了一些。结果，仿造药却造成他全身过敏。

    2011年，身体衰减、大不如前的赵家和找到了能够放心接管他所有财产的委托人，好友兼同事陈章武，将1409万元悉数托付。他希望陈章武能够把自己的愿望即成立助学基金会做捐资助学的事业进行下去。

    2012年7月，基金会正式成立。两个星期后，赵家和教授去世。遵照他生前遗愿，他的遗体捐献用于医学研究，不安排遗体告别仪式。

    豪气峥嵘老不除

    从小出生、成长在清华园里的赵家和既是幸运的，又是不幸的，他的父亲是解放前清华大学法学院系主任，优渥的生活条件和家庭教育对天资聪颖的他来说仿佛如虎添翼。但是，在那个年代里，这些毫无疑问让他背负着无比沉重的包袱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文化大革命他惨遭抄家、隔离审查，经常被斗或者陪斗。由于害怕妻子承受不了，他从来不说，一个人承担着重大的压力和苦难。

    文革结束后，他被调入了清华大学科研处。当时世界银行提供给清华大学第一批无息贷款，他被委派到国外选购一批计算机和先进的仪器设备，来充实学校的科研和教学资源。他不厌其烦的和外商砍价，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挑出技术漏洞以降低对方博弈的筹码，最终迫使急于将商品打入我国计算机和其他设备市场的外商以每种型号计算机几乎一半的价格成交。

    为与世界接轨，1984年，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成立。赵家和接到任命后，马不停蹄地开始了新的工作。那时的他讲课吸引人是公认的。他本身就有颇具磁性标准的男中音，再加上他从来都不照本宣科，学生也不用买书，一堂课最多发两张印有图形的讲义，一堂生动的金融案例课就开始了。

    “无线电、计算机再到经济金融，他始终站在学术潮流前沿。”陈章武说。

    但行好事

    1998年赵家和退休后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做客座教授，在一些学术机构讲学，到一些著名公司兼职担任顾问，那时才开始有了一些积蓄。

    “这钱给你拿去练手吧。”赵家和将这些钱交给刚刚投身金融投资管理行业的学生，在该学生精心的管理下，这笔钱成倍增值，这也是他日后所捐巨款的来源。

    赵家和常说自己是君子自安，虽居陋室，自谙芬芳。那时在美国的他就和好友刘尚俭谈到了自己想要资助偏远地区的学童的想法。2001年67岁的赵家和跟好友刘尚俭说，他要返回北京。刘尚俭非常吃惊：“我 说你在美国好好的，为什么突然有回家的念头？”他却说：“信美然非吾土，田园将芜胡不归。”

    他回国的第一件事就是迅速把自己的愿望付诸行动。2006年开始到2009年，先后捐出的200多万的个人款项，让好几百个孩子从中受益，可是三年下来，始终无法形成系统持久的助学模式。这时，他才想到了成立助学基金会。

    为了这个基金会，他将所有的积蓄全部投入，身患重病的他反复强调，在基金会的名称和章程中一定不能出现自己的名字，他和家人今后也不在基金会担任任何名誉或实质性的职务。

长毋相忘

    ①我有一个学生，她先到澳洲，后到英国，如今暂时栖泊在加拿大。飘泊的成果是英语说得像流水一样畅快，举止温柔舒曼，很有些欧美气味。可是这些年，总是会在假日里到唐人街去买些字帖、笔墨。她的才华并不在把笔挥毫上，她只是喜欢字帖里古典的气息。

    ②我想起秦汉瓦当、竹简上让人心跳不已的四个字——“长毋相忘”。这是怎样的一种割舍不断的情怀啊！

    ③有时我总是想，一个人的信念被遏止，譬如不让我纵笔泼墨，沉醉于这千年的回声里，日子将是何等昏暗，有时候出长差，宾馆舒适的环境只能看看电视，我明显地感到擅长提按的手指变得荒疏了。这使我生出几许恐慌来。可以消遣的娱乐场所无处不在，却从来没有一处摆上文房四宝，让这些痴迷于翰墨的游子放牧心灵。于是时间一长，心结就纷乱，惶惶然急着赶回，步入书斋，倒上一缸子墨汁，拈起那杆已经枯干多日的羊毫，痛快淋漓地埋头狂写，不知今夕何夕。

    ④在都市，每到周末，总会看到不少家长载着小孩，背着琴袋、画夹，提着笔墨、颜料，去学手艺。而我没有兴致教这些孩童，他们的监护人总是希望早日学成，眼神里闪烁着催促之光。他们没有耐心通过逝去的古代名家的遗留笔墨，回归到遥远而又寂寞的意境中。我只想循着自己的思路，培养一种兴趣，让其随时日推移而长，顺其自然地延伸，如听松风天赖，如观山光水色，这就是艺术生命的自然律。我听过《击壤歌》，见过那些带着泥巴气味的乡村人，他们该播种时播种，该收割时收割，该耐心等待时则和土地上的植物同在岁月中不急不踩地守望。他们面对好年成不喜，面对坏年成不忧。在他们看来，有了好的光景也必然有不好的年成，五个指头伸直了还不一般齐呢。那么，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去吧。他们心目中没有搏一把就走的怪念头，他们缠系着最久远的亲情：人与土地长毋相忘。

    ⑤再回到艺术的话题上来吧。有着几千年积淀的古典艺术，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为今人所把握呢？人总是希望一生更多地拥有，只是，不经磨难而拥有，则多半易逝。有几次我走进北方几家大的书画社，看到了名人之后的丹青，笔墨太平庸了，却在落款处都标明与祖上的亲缘。这是何等的笨拙呢。在我的印象中，父子同嗜一艺，子跃居其父之上的终归是少而又少。王献之着实是好样的，算是走出了其父的影子，而后来的欧阳通之于欧阳询、苏过之于苏轼、米友仁之于米希，大都在前辈荫底下讨生活。他们缺乏筚路蓝缕的拓跋精神，屋下架屋床上叠床，大气象萎落成了小格局。

    ⑥有一些质量充实的生命，要最后离去，不为我们琢磨，真是很难很难。这对于人们追逐时尚的天性来说，未免是一种悖反。时尚的追逐，显然容易多了，这支有声有色的队伍始终是以狂欢的状态行进的。而人，难以破开迷雾飞升。苏东坡活了大半辈子，最有价值的就是悟出了这个道理。远离，是对古典更真切的亲和 ， 相对的控制力量被摆脱，那种支配艺术的利益、欲望会相应地远去，守护精神家园的愿望会愈发坚韧起来。曾经有几次，在偏僻的乡村，我看到了出手不凡的墨迹，贴在破旧的祠堂的柱子上。书写者远离文化中心，远离都市名人，却凭着由表的喜欢，常常是晚饭毕，推来几张旧报纸垫着，再放上一张毛边纸，不计新墨宿墨，不择笔尖笔秃，畅畅快快地写去。不知不觉，平平淡淡地萦回着田园牧歌。

    ⑦那些湿漉漉的古典情绪，期待着梳理和归位，还有些在喧闹的季节里走失了，需要找寻。青年时代的热烈和自信，也掺和着目空古人睥睨古典，似乎古人的笔墨也没有那般神奇。如今我们知道穿过古典的皮表很难，更不消说在古典的内核漫游了。我们为自己找到了理由，爱归咎于外界的诱惑呀，困扰呀，是它们使我们的精神锋芒如此疲软。如果从个体生命来剖析，我只能固执地认为，是元气流失了。人身上原来充足的精气神，漫漫旅程上，这儿滴漏一点，那儿跑冒一点，待用于自己喜爱的古典艺术上，已经力不能穿缟了。养气从来为文人所重，老庄提醒过“万物无足以铙心”，孟子“我善养吾浩然之气”，都在于提升净化人的自然生命，去除生理过分的欲求。当时光老人的巨手叩动我中年的心扉时，“删去平生多余事”的念头就转化为渴望。安宁清明中，我觉得自己仿佛坐落在古典的层面上，大量流逝的时光在这里汇聚，隔着老远的距离，可以察觉到古贤人正无声地呼唤着我的名字。

    ⑧每晚睡前，我总是取出枕边的一本《汉简书风》细细玩味，让飞扬的思绪湮没在已逝的久远里，长久相守，长毋相忘。

（取材于朱以撒同名散文）

擅于到来的人和擅于离别的人

李娟

    我最擅于离别，而我妈最擅于到来。

    我妈是擅于到来的人。她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总是伴随着坏天气和无数行李。她冒雪而来，背后背一个大包，左右肩膀各挎一个大包，双手还各拎一只大包。像是一个被各种包劫持的人。一见面，顾不上别的，她先从所有包的绑架中拼命脱身。气儿还没喘匀，就催着我和她去拿剩下的东西。我跟着她走到楼下，看到单元门外还有两倍之多的行李。

    我妈为我带来的东西五花八门，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两根长棍。

    准确地说，应该是两棵小松树的树干。笔直细长，粗的一端比网球略粗，细的一端比乒乓球略细。大约三米多长……难以想象她是怎么把这两根树干带上班车的。

    要知道，在当时，所有的班车都不允许在车顶上装货了。放进下面的行李仓？也不可能。放到坐椅中的过道里？更不可能。况且她还倒了三趟车。总之这是千古之谜。

    她把这两根树干挂在我的阳台上方，让我晾衣服。她骄傲地说：“看！细吧？看！长吧？又长又细又直！我找了好久才找到这么好的木头！真是很少能见到这么好的，又长又细又直！.……”——于是就给我带到阿勒泰了。

    是的，她扛着这两根三米长的树干及一大堆行李，倒了三趟车。没有候车室，没有火炉。她在省道线或国道线的路口等着。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她守着她的行李站在茫茫风雪之中。不知车仕么时候来，也不知车会不会来。

    头一天，她也在同一个路口等了半天，又冷又饿，最后却被路过的老乡告之班车坏了，要停运一天……但第二天她仍站在老地方等待，心怀一线希望。

    世界上最强烈的希望就是“一线希望”。

    后来车来了。司机在白茫茫天地间顶着无边无际的风雪前行，突然看到前方路口的冰雪间有一大团黑乎乎的事物。据他的经验，应该有三到五个人在那里等车。可是走到近前，却发现只有一个人和三到五个人的行李。

    总之，她不辞辛苦给我带来了两根树干—一它们又长又直又匀称，最难得的是，居然还那么细。

    她觉得这么好的东西完全能配得上城里人，却没想到城里人随便牵根铁丝就能晾衣服。

    后来我搬家了。那两根木头实在没法带走，便留给了房东。不知为什么，当时一点也不觉得可惜。又过去了好几年，搬了好几次家，最后打算辞职。我妈说：“你要是离开阿勒泰的话，一定记得把我的木头带回来。”.….到那时，才突然间感到愧疚。

    我告诉她早就没了。她伤心地说：“那么好的木头！那么直，那么长，关键是还那么细！你怎么舍得扔了！”却丝毫不提当年把它们带到阿勒泰的艰辛。

    那是2003年左右，我在阿勒泰上班，同时照料不能自理的外婆。工资六百块，两百块钱交房租费，两百块钱存到冬天交暖气费，剩下两百块钱是生活费。也就是说，日子过得相当紧巴。

    我妈第一次来阿勒泰时，一进到我的出租屋，第一件事就是把所有房间的30瓦灯泡拧下来，统统换成她带来的15瓦的。第二件事是帮我灭蟑螂。那时我不敢杀生，后果便是整幢楼的邻居都跟着遭殃。我妈烧了满满一壶开水，往暖气片后面猛浇。黑压压的蜂螂爆炸一般四面逃窜，更多的被沸水冲得满地都是。

    接下来的行程内容是逛街。乡下人难得进一次城，她列了长长的清单。然而什么都嫌贵。最后只买了些蔬菜。菜哪儿没卖的？但是阿勒泰的菜比富蕴县的便宜。还买了几株带根的花苗。天寒地冻的，她担心中途倒车的时候花苗被冻坏，便将它们小心地塞进一个暖瓶里，轻轻旋上盖子。

    她每次来阿勒泰顶多呆一天。一天之内，她能干完十天的事情。每次她走后，好像家里撤走了一支部队。

    走之前，她把她买的宝贝花慷慨地分了我一支。我家没有花盆，她拾回一只塑料油桶，剪开桶口，洗得干干净净。又不知从哪儿挖了点土，把花种进去，放在我的窗台上。因为油壶是透明的，她担心阳光直晒下土太烫了，对根不好，特意用我的一本书挡着。

    她走后，只有这盆花和花背后的那本书见证了她曾到来。

    而我，我最擅长离别。迄今为止，我圆满完成过各种各样的离别。

    我送我妈离开，在客运站帮她买票，又帮她把行李放进班车的行李厢，并上车帮她找到座位。

    最后的时间里，我俩一时无话可说，一同等待发车时间的到来。

    那时，我想起来很久很久以前的另一场离别。旧时的伤心与无奈突然深刻涌上心头。我好想开口提起那件事，我强烈渴望得知她当时的感受。却无论如何都说不出一句话来。此时此刻，彼此间突然无比陌生。甚至微微尴尬。

    我又想，人是被时间磨损的吗？……不是的。人是被各种各样的离别磨损的。

    这时，车发动了。我赶紧下车，又绕到车窗下冲她挥手。就这样，又一场离别圆满结束了。最后的仪式是我目送这辆平凡的大巴车带走她。然而，车刚驶出客运站就停了下来。高峰期堵车。最后的仪式迟迟不能结束。我一直看着这辆车。我好恨它的平凡。我看着它停了好久好久。有好几次强烈渴望走上前去，走到我妈窗下，踮起脚敲打车窗，让她看到我，然后和她再重新离别一次。

    但终于没有。

小哥儿俩

凌叔华

    清明那天，不但大乖二乖上的小学校放一天假，连城外七叔叔教的大学堂也不用上课了。这一天早上的太阳也像特别同小孩子们表同情，不等闹钟催过，它就跳进房里来，暖和和地爬在靠窗挂的小棉袍上。

    前院子一片小孩子的尖脆的嚷声笑声，七叔叔带来了一只能说话的八哥。笼子放在一张入仙方桌子上，两个孩子跪在椅上张大着嘴望着那里头的鸟，欢喜得爬在来上乱摇身子笑，他们的眼，一息间都不曾离开鸟笼子。二乖的嘴总没有闭上，他的小腮显得更加饱满，不用圆规，描不出那圆度了。

    吃饭的时候，大乖的眼总是望着窗外，他最爱吃的春卷也忘了怎样放馅，怎样卷起来吃。二乖因为还小，都是妈妈替他卷好的，不过他到底不耐烦坐在背着鸟笼子的地方，一吃了两包，他就跑开不吃了。

    饭后爸爸同叔叔要去听戏，因为昨天已经答应带孩子们一块去的，于是就雇了三辆人力车上戏园去了。两个孩子坐在车上还不断地谈起八哥。到了戏园，他们虽然零零碎碎地想起八哥的事来，但台上的锣鼓同花花袍子的戏子把他们的精神占住了。

    快天黑的时候散了戏，随着爸爸叔叔回到家里，大乖二乖正是很高兴地跳着跑，忽然想到心爱的八哥，赶紧跑到廊下挂鸟笼的地方，一望，只有个空笼子掷在地上，八哥不见了。

    “妈——八哥呢？”两个孩子一同高声急叫起来。

    “给野猫吃了！妈的声非常沉重迟缓。

    “给什么野猫吃的呀？大乖圆睁了眼，气呼呼的却有些不相信。二乖愣眼望着哥哥。

    大乖哭出声来，二乖跟着哭得很伤心。他们也不听妈的话，也不听七叔叔的劝慰，爸爸早躲进书房去了。忽然大乖收了声，跳起来四面找棍子，口里嚷道：“打死那野猫，我要打死那野猫！”二乖爬在妈的膝头上，呜呜地抽咽。大乖忽然找到一根拦门的长棍子，提在手里，拉起二乖就跑。妈叫住他，他嚷道：“报仇去，不报仇不算好汉！”二乖也学着哥哥喊道：“不报仇不算好看！”妈听了二乖的话倒有些好笑了。王厨子此时正走过，他说：“少爷们，那野猫黑夜不出来的，明儿早上它来了，我替你们狠狠地打它一顿吧。”

    “那野猫好像有了身子，不要太打狠了，吓吓它就算了。”妈低声吩咐厨子。

    大乖听见了妈的话，还是气呼呼地说：“谁叫它吃了我们的八哥，打死它，要它偿命。”“打死它才……”二乖想照哥哥的话亦喊一下，无奈不清楚底下说什么了。他也挽起袖子，露出肥短的胳臂，圆睁着泪还未干的小眼。

    第二天太阳还没出，大乖就醒了，想起了打猫的事，就喊弟弟：“快起，快起，二乖，起来打猫去。”二乖给哥哥着急声调惊醒，急忙坐起来，拿手揉开眼。然后两个人都提了毛掸子，拉了袍子，嘴里喊着报仇，跳着出去。

    这是刚刚天亮了不久，后院地上的草还带着露珠儿，沾湿了这小英雄的鞋袜了。树枝上小麻雀三三五五地吵闹着飞上飞下地玩，近窗户的一棵丁香满满开了花，香得透鼻子，温和的日光铺在西边的白粉墙上。

    二乖跷高脚摘了一枝丁香花，插在右耳朵上，看见地上的小麻雀吱喳叫唤，跳跃着走，很是好玩的样子，他就学它们，嘴里也哼哼着歌唱，毛掸子也掷掉了。二乖一会儿就忘掉为什么事来后院的了。他蹓达到有太阳的墙边，忽然看见装碎纸的破木箱里，有两个白色的小脑袋一高一低动着，接着咪噢咪噢地娇声叫唤，他就赶紧跑近前看去。

    原来箱里藏着一堆小猫儿，小得同过年时候妈妈捏的面老鼠一样，小脑袋也是面团一样滚圆得可爱，小红鼻子同叫唤时一张一闭的小扁嘴，太好玩了。二乖高兴得要叫起来。

    “哥哥，你快来看看，这小东西多好玩！”二乖忽然想起来叫道，一回头哥哥正跑进后院来了。

    哥哥赶紧过去同弟弟在木箱子前面看，同二乖一样用手摸那小猫，学它们叫唤，看大猫喂小猫奶吃，眼睛转也不转一下。

    “它们多么可怜，连褥子都没有，躺在破纸的上面，一定很冷吧。”大乖说，接着出主意道，“我们一会儿跟妈妈要些棉花同它们垫一个窝儿，把饭厅的盛酒箱子弄出来，同它做两间房子，让大猫住一间，小猫在一间，像妈妈同我们一样。”

    “哥哥，你瞧它跟它妈一个样子。这小脑袋多好玩！”弟弟说着，又伸出方才收了的手抱起那只小黑猫。

（有删改）

叶落桃园

刘庆邦

    大叔第一次从台湾往家里写信是1979年，从他1949年离开大陆，时间整整过去了三十年，如果他离开大陆时还是一个青年的话，三十年后他差不多已经变成了一个老人。

    后来大叔回忆说，为了写这第一封信，他不知流了多少眼泪，眼泪不知打湿了多少信纸。算起来，他的父亲母亲都七十多岁了，他不知父母还是不是在世。他担心这一辈子恐怕不一定能见到父母了。一想到这里，他就禁不住流下泪来。大叔把信寄给在香港九龙的朋友，由朋友转寄到大陆的河南省沈丘县刘庄店镇南面三里的刘楼村。在信封上，收信人大叔没写三爷的名字，写的是自己的名字，他的名字叫刘本德，我们村还有一个叫刘本德的，他是刚刚摘帽的地主家的儿子。

    队长从大队里把信捎回后，就交给了村里的刘本德。村里的刘本德确有一个舅舅在香港居住，他以为是舅舅给他寄的信。他拆开信，找识字的人把信念来念去，信上的话跟他一点儿关系都没有。于是，他把信退还给了队长。既然信已经拆开了，队长就把信交给一个在村里教小学的老师，让老师在吃饭场里把信念一念，看看这封信跟村里人到底有没有关系。

    老师念信时，三爷也在饭场里吃饭。三爷对这封信并没有很注意听，他不会想到会有人给他写信。但是，当他无意中听到写信人自我介绍说：我的大名叫刘本德，我的小名叫天增，天增？三爷听到“天增”二字，如在晴天里听到天边传过来的一声雷，他一下子愣住了，同时他的手不由得哆嗦了一下，手里的饭碗差点儿掉在地上。

    他对念信的老师说：你再念一遍，他是说他叫天增吗？老师把那段话又念了一遍，确认写信人的小名是叫天增，老师说，天是天地的天，增是增加的增。三爷的眼圈儿顿时有些发红，说话也有些喃喃，他说：天增是我的大儿子啊!又说：天增你这孩子，你真的还活着吗？

    快，快把信念给他娘听听！三爷让老师拿着信跟他一块儿回家去了。

    三奶奶生了病，正在床上躺着。听老师念了信，特别是听大叔在信里写遭：娘啊，儿不能在娘跟前尽孝，都是儿的不孝啊！三奶奶一下子哭了起来。她还像儿子小时候叫儿子的小名一样，说：增儿啊，增儿啊，你真是小增儿吗？

    老师是本字辈，他劝三奶奶说：三大娘，大哥有信儿了，这是天大的喜事，你应该高兴才是啊！

    三奶奶不哭了，挣扎着从床上坐了起来，她说：我早就知道，俺大儿不会死。他娘还没死呢，他怎么能死！他不回来，我就不死！

    村里年轻人说，以前没听三爷三奶奶说过他们还有一个大儿子呀，两个老人的嘴可真够严的。村里人估计，名字叫刘本德的大叔既然还活着，一定是在台湾做了官，发了财，混出了人样儿。当时生产队还没有解散，土地还没有分田到户，打工的潮流还没有兴起，人们还都在村里待着。听到大叔来信的消息后，人们纷纷到三爷三奶奶家里去了，好像大叔已经从台湾回来了一样，他们要看看大叔长什么样。来到三爷三奶奶家里，他们要求看信，要求把信的内容听一听。看到了大叔的信，他们像是看到了大叔一样，喜事让三奶奶的精神好了不少，她不在床上躺着了，要求吃饭，要求吃药，说一定要等到她的大儿子回来，跟她的大儿子见上一面。接着，三爷三奶奶就把已经分开家的全家人召集在一起，开始商量给大叔写回信的事。商量的结果，一是告诉大叔，他的爹娘都还活着，全家人都很好，二是希望大叔能赶快回来与家人团聚。三爷的二儿子也是读过初中的人，这封回信本应由他来写，但他不敢写，他说他现在是提笔忘字，写不成句儿。他又说，台湾使用的是繁体字，他不会写繁体字。家书抵万金，给大叔回信事关重大，没办法，三爷只好请那位念信的老师来写。

    等大叔踏上大陆的土地时，时间又过去了九年，到了1988年秋天，大叔在台湾住在桃园县，他从桃园机场坐飞机，绕道香港，飞到郑州。从郑州下飞机后，他打了一辆出租车，不惜长途奔跑几百里，不惜花费好几百元的打车费，直奔家乡而来。是年，大叔已六十多岁，两鬓已有了白发。“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大叔一见到三爷三奶奶，就按传统的礼仪，双膝跪地，给二老磕头，他说：爹呀，娘呀，都是儿子不孝啊！大叔喜极而泣，磕第三个头时，眼泪已经流得一塌糊涂。

    三爷和三奶奶也哭了。三奶奶说：我的儿，赶快起来吧！你回来了，啥都有了！

    三爷也说：你不能回来，这不能怨你，不能怨你。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