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呦呦与青蒿素

    2015年10月5日，从瑞典斯德哥尔摩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中国女科学家屠呦呦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理由是她发现了青蒿素，这种药品可以有效降低疟疾患者的死亡率。屠呦呦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华人科学家。10月6日上午，一直不愿意接受采访的屠呦呦终于把记者请进家门，一再强调“也没什么好讲的”，她还通过央视发表自己获奖感言，她说，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获得诺贝尔奖是一项很大的荣誉，青蒿素这项生物研究成功是多年研究集体公关的成绩，青蒿素获奖是中国科学家集体的荣誉。

    在诺贝尔奖之前，大部分人或许都不知道屠哟哟是何许人，一夜之间她蜚声国内外，而以她为领导的研发小组研制的新型抗疟疾药青蒿素也被大家所熟知。

    屠呦呦1930年12月30日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呦呦鹿鸣，食野之苹”，《诗经•小雅》的名句寄托了屠呦呦父母对她的美好期待。她自幼耳闻目睹中药治病的奇特疗效，立志探索它的奥秘。1951年，屠呦呦如愿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选择了当时一般人缺乏兴趣的生药学专业。在专业课程中，她对植物化学、本草学和植物分类学最感兴趣。大学毕业后，屠呦呦就职于中国中医研究院。那时该院初创，条件艰苦。屠呦呦在设备简陋连基本通风设施都没有的工作环境中，经常和各种化学溶液打交道，一度患上中毒性肝炎，但她心无旁骛，埋头从事中药研究，取得了许多骄人的成果。其中，研制用于治疗疟疾的药物——青蒿素，是她最杰出的成就。当年轻的屠呦呦开始这项研究的时候，她当然不会意识到，在漫长而曲折的研究“抗疟”的道路上，有一顶金光闪闪的王冠正在等待她来摘取。

    疟疾是一种严重危害人类生命健康的世界性流行病。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全世界约数10亿人口生活在疟疾流行区，每年约2亿人患疟疾，百余万人被夺去生命。特别是上世纪60年代初，全球疟疾疫情难以控制。当时正值美越交战，在越美军因疟疾减员80多万人。美国不惜投入，筛选出20多万种化合物，却未找到理想的抗疟新药。因疟原虫对喹啉类药物已产生抗药性，所以，防治疟疾重新成为各国医药界攻克的目标。继美国之后，英、法、德等国也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寻找有效的新结构类型化合物，但一直未能如愿。我国从1964年重新开始对抗疟新药的研究，从中草药中寻求突破是整个工作的主流，但是，通过对数千种中草药的筛选，却没有任何重要发现。在国内外都处于困境的情况下，1969年，39岁的屠呦呦临危受命，出任该项目的科研组长。她从整理历代医籍着手，四处走访老中医，搜集建院以来的有关群众来信，编辑了以640方中药为主的《抗疟单验方集》。然而筛选的大量样品，对抗疟均无好的苗头。她并不气馁，经过200多种中药的380多个提取物进行筛选，最后将焦点锁定在青蒿上。但大量实验发现，青蒿的抗疟效果并不理想。她又系统查阅文献，特别注意在历代用药经验中提取药物的方法。当她再一次转向古老中国智慧时，东晋名医葛洪《肘后备急方》中称：“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可治“久疟”。琢磨这段记载，她认为很有可能在高温的情况下，青蒿的有效成分被破坏了。于是她改用乙醇冷浸法，所得青蒿提取物对鼠疟的效价显著提高；接着，用低沸点溶剂提取，效价更高，而且趋于稳定。终于，在经历了190次失败后，青蒿素诞生了。这剂新药对鼠疟、猴疟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100%。

    疟疾，一个肆意摧残人类生命健康的恶魔，被一位中国的女性科学家制服了。

    屠呦呦，以百折不挠的拼搏精神在中华科技史上谱写了一部精彩的人生传奇。

    “这一医学发展史上的重大发现，每年在全世界，尤其在发展中国家，挽救了数以百万计疟疾患者的生命。在基础生物医学领域，许多重大发现的价值和效益并不在短期内显而易见。但也有少数，它们的诞生对人类健康的改善所起的作用和意义是立竿见影的。由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一起研发的抗疟药物青蒿素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这是2011年度拉斯克奖的颁奖词。

    2015年的诺贝尔奖虽然有些姗姗来迟，但毕竟是令人庆幸的。当颁奖词的庄严声韵回响在地球上空的时候，各种肤色的人都在向这位耄耋老人表达深深的敬意。

汪国真：触摸生命的极致

    他不是诗人，不是书法家，不是画家，不是作曲家，他是汪国真——一个触摸生命极致的勇者。“一代人的文化偶像”汪国真走了，享年59岁，青春成为诗人最后一个注脚！

    汪国真，一代人记忆深处的名字，曾承载着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他的名字曾与诗歌紧密相连，让我们忆及那个传抄诗歌的年代特别的“时尚”。

    在大学期间，汪国真便开始发表诗歌作品。很少有哪个诗人像汪国真一样，在诗集出版之前就拥有了那么多的读者。到90年代，汪国真出了五六十种诗文集，研究赏析其诗歌作品的书多达十几种，随之“汪国真热”席卷全国。1990年，汪国真的诗集大卖，有人把这一年称为出版界的“汪国真年”。甚至有人把当时的热潮称为“风暴”。

    1985年开始进行诗歌的创作，至今坚持笔耕不辍二十余年，汪国真被誉为“中国诗歌最后一个辉煌的诗人”。曾有评论说：有青春的年代，就有汪国真的诗行。

    积极、昂扬的诗歌主题，让汪国真在年轻人群体中形成巨大影响，也让其作品带有启蒙意义，成为一代人的青春记忆。《诗刊》编辑、诗人彭敏说：“汪国真是一代人的文化偶像，他的诗歌成为无数文学青年的启蒙读物，他把诗歌的影响力扩大到整个社会，其诗歌的社会启蒙意义超过了文学价值本身。”

     “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汪国真的诗，在一代人心中留下烙印，并继续发挥着社会影响。正如网友的悼词：“人生最艰难的时期，您的诗为我释怀。如今，夕阳涂满小路，荆棘已化杜鹃，您的背影消失在地平线，您的温暖真诚继续伴我们风雨兼程。”

    细心人会发现，现在的许多报刊的一些栏目刊头的书写笔风一致，似乎一人所为。不错，这都是汪国真留的“墨迹”。汪国真书法作品乍看笔画舒展，章法潇洒，疏密有致，细赏稳健刚劲，豪迈磅礴，又不失典雅之美。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石宪章先生曾称汪国真是“书法界一颗璀璨的新星”。

    汪国真什么时候开始涉足书法界？让人颇为不解。其实，汪国真从诗家到书法家，追根溯源全是因为签名“惹的祸”。1991年11月，汪国真应邀为北京大学演讲，学生们都拿着本子请他签名。汪国真的字写得有“对不起观众”，他也不好推托。果不其然，一位拿到签名的女生失望地问他：“汪老师，你的诗写得好，字却怎么没诗好呢？”一句让汪国真意想不到的是，他在北京琉璃厂一家字画店里看到自己的两页信待沽，他上前问值多少钱。店主说少于千元不卖。汪国真问真值这么多钱吗？店主说，世上有两种字最值钱，名人写的字即名人字和书法家写的字即字名人，而汪国真的字兼二者而有之，能不值钱吗？而今，汪国真的书法已高达每平尺万元。在《中国百年书画走红名家》上，竟也赫然列着汪国真的大名。

当书法小有所成，他又开始学绘画。这两年，汪国真的书法和绘画作品在保利、瀚海等拍卖会上，成交价从数万到20多万元不等。最近的一次成交是1月24日的保利拍卖会，他的一幅书法作品卖到712.65万元。进入新世纪以来，汪国真又开始音乐的研究与创作，对自己的音乐作品，汪国真这么评价：“再过10年，有可能，我的音乐作品的影响力会超过诗歌。”这样的一生，何止“诗人”二字所能概括。

    汪国真的身体最早发出预警是在1999年前后。人生的最后阶段，他完全在扮演一个空中飞人。编辑刘志宏是他这种生活的见证者。每次给汪国真寄送图书样稿时，刘志宏都得先打电话弄清楚汪国真在什么地方，以便他能及时看稿。

    刘志宏曾问汪国真，你各方面都已经很成功了，为什么还要这么拼。汪国真告诉他：“不管多大岁数，也得努力啊。”这让他感受很深。

    汪国真生前好友、著名作家张宝瑞用“他要掀起人生的第二个高峰”来形容汪国真当时的状态——到处开办工作室、主持电视节目、作品越来越得到认同，“好像有一个收藏家一年要收藏他200幅作品”。汪国真还是不愿错过任何机会，“他就想重新来个‘汪国真热’”。

    汪国真的葬礼上，有副挽联来自书画家吴欢：“有人说汪国真不算好诗人，但好诗人不如汪国真。”

人生是一场漫长、没有终点的旅行，沿途的风景或许是悲凉的，或许是温暖的，或许是成功的、抑或是失败的。正如汪国真所说“人生也会因这一路风雨跋涉变得丰富而充实”，将有限的生命活出无限的可能，才算不虚此生。褪去这些璀璨的光环，汪国真留给我们的更多的是对生命的思考，影响一代人的又何止是他的诗歌。

怀念老作家刘白羽

    ①今年8月24日是白羽老逝世三周年的日子，几年来，我常常为自己的拖沓懊恼不已。

    ②2005年8月21日听到老作家刘白羽病危的消息，我真诚地期待老人的身体好起来，可以接着做我们的访谈；没想到8月24日下午3时就传来噩耗。期望一位历经沧桑、体弱多病的89岁老人健康长寿，是对医学科学的苛求；但我坚信，老人为文学事业作出的贡献将永记于中国文学史册，老人的高尚品质会永驻我们心间。

    ③第一次采访白羽老人是1996年，在中国作协第五次代表大会上。那时老人除了腿疾，身体尚好，特别健谈。他说，恐怕作协第六次代表大会时他就走不动了，到时候他在家里看电视，听广播，看报纸了解会议情况。采访他时，他总是先问当前又有哪些年轻作家写了哪些好作品。他对年轻一代的期望特别高。

    ④一晃五年过去了。中国作协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我又作为记者到他家去采访他。他已坐在轮椅上。他不慎摔伤，医生在他头上用小纱网包住一块纱布贴住伤口。纱网像个可爱的瓜皮帽，歪顶在头上，给这位戎马一生的老军人添了几分俏皮和亲切。他坐在会客室的一座挺大的刘白羽铜像对面，显得反差特别大。雕像气宇轩昂，神采奕奕，威严庄重。对面而坐的老人身上，比那雕像多了许多内容；俨然一位慈祥的学者，一个和蔼可亲的邻家老伯。

    ⑤他说他走路不方便，不能出去参加活动了，想念老朋友，就让司机把他们接到家里来坐坐。每天坚持写500字左右的文字，还用录音机听外国名著，有时听得热泪盈眶。最快乐的事就是和来访的朋友谈对这些作品的新的感想，了解一些新鲜事，新作品。他并不简单地反对现代派，还专门研究了福克纳的作品，并写文章发表在我们《文艺报》上。

    ⑥我深深感到这位影响了几代人的现当代著名作家，心中最重的两个字就是人民，无论是他的工作还是他的文学创作都能体现出这一点。他每次都会说的一个话题是：我服从组织安排，做了太长时间的行政工作，自从闲下来才有完整的时间写作，有好多东西要写，总觉得时间不够用。你们年轻人，不能抱怨行政事务缠身，要挤时间读书、写作。

    ⑦2001年之后，逢年过节我都会去看望老人家。每次去他都要讲一段录音机里反复听过的名篇名作，有的段落还能背上几句。2004年年初，他谈到与巴金的生死之交时落泪了。30年代巴老帮他出第一本小说集；小儿子重病，巴金和他一起度过在上海治疗的心酸日子，白羽老说，我的文学生涯从上海开始，我爱上海，我真的怀念上海的春天呀，想念我的老朋友巴金。那天，他让秘书取出刚刚出版的《天籁集》和《凝思集》，签字送给我。他说，这两本散文集里发表的都是一个垂暮之人的心灵自白，所有的悲欢苦乐有如大浪波涛在心里，写出来，为这种爱留下永恒的记忆。

    ⑧《文艺报》在头版显要位置发表了刘白羽两部散文集出版的消息。不久，我再去看望他，他有些伤感地说，我连一天500字都写不了了，什么都干不了的日子不好过。我安慰他，写不了就说，我记录，帮您整理。他听了我的话一下子高兴起来，转而又说，你们都那么忙，不可能常来。我信誓旦旦地表示：您现在就说说和巴老的生死之交，我的录音机开着呢!他说了一会儿，显然体力不支。我对他说，改日我再来采访您，您的经历是我们年轻人的宝贵财富。他幽默地接了一句：舍命不舍财!我说，您的意思是我拿您赚稿费吧?他用手指在空中写了三笔说：是才华的才。我谦虚地表示：我最多是木字边材，只是记者的料而已没大出息。我们非常愉快地告别时约定：过几天我就来。他握着我的手说，我随时等你采访。

    ⑨没几天，白羽老让秘书送我一套《刘白羽文集》。听说老人家身体还好，总觉得日子长着呢，就把约定拖了下来。

    ⑩我时常想起这位可亲可敬的老人，一篇一篇翻看他的作品，一遍一遍听他没有给我讲完的故事，一次一次自责，一年又一年地怀念。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没有结束的采访，因为我失信在先。

翻译奇人许渊冲

邓郁

    “杨振宁1957年获诺贝尔奖，王希季是70年代长征一号火箭首射成功。我是2014年才得奖，比振宁晚了五十（多）年啊!”93岁的许渊冲鹤发白眉，声如洪钟，中气十足，讲到畅快处，还会把袖口往上撸。8 月22日，中国翻译协会在外文局礼堂为获得国际翻译家联盟最高荣誉“北极光奖”的他举行了盛大的授奖仪式。作为和傅雷、钱钟书同时代的资深翻译家，许渊冲已出版了120 多本译作，翻译了《楚辞》、《诗经》《西厢记》《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等经典，被誉为“20 世纪下半叶中国典籍翻译历史上的丰碑”。

    与他相伴了半个世纪的夫人照君则对我说：“许先生，是一个奇人啊。”

    许渊冲是翻译界的“少数派”。多年来，翻译界强调译文要忠实原文。他的翻译却不拘泥于原作，讲求再创造。他认为翻译“要发挥译语优势”。这种“优势论”也成为了他在翻译界备受质疑和诟病的一点。陆谷孙、王佐良、许钧等翻译家都曾公开和他唱反调。

    率性、张扬的个性，让他在崇尚低调的翻译圈子里“独树一帜”。不少人读许渊冲的回忆录《逝水年华》，既觉得痛快，又感叹此人毫不自谦。他重视感情，又难说谙熟“人情”。可谓在“狂作文章信手书，一章一句真性情”。

    虽然在学术界备受争议，但在中国诗词的翻译成就上，许渊冲早已得到国内内外公认。自1980年起，他开始致力于把唐诗、宋词、元曲译为英法韵文。已故宾州大学教授顾毓琇赞誉许译：“历代诗、词、曲译成英文，且能押韵自然，功力过人，实为有史以来第一。”

    但他的成功，却是从挨批斗开始的。1958年，许渊冲被打成右派。一次在烈日下挨斗，又热又累。他忽然想起毛泽东《沁园春•雪》，就默默在心里试着将其译成英文。“说来也怪，我一译诗，什么热、累、批、斗全都没了，眼里看到的仿佛只有‘山舞银蛇，原驰蜡象’，心里想到的只是‘略输文采，稍逊风骚’。等我把词译完，批斗会也结束了。”

    在回忆录中，许渊冲更是不吝笔墨地描述母校西北联大。那时候的联大可谓大师云集。闻一多讲《诗经》，刘文典讲《史通》，罗庸讲唐诗，蒲江青讲宋词，萧乾谈“创作与译诗”，卞之琳谈“写诗与译诗”……这些都奠定了许渊冲的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洋文化的根基。而他毕生追求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翻译准则，则来自于朱光潜和钱钟书的影响。受朱光潜的熏陶，他奠定了诗译的理论基础：不但要写景，还要传情；不仅存义，而且存音。他屡次写信向钱钟书请教诗词翻译中的问题，后者都不吝回信点拨，给了许渊冲无穷的动力。

    北大畅春园的许家，一套70平米的简陋居室。其中最惹眼的陈设，莫过于满满当当的书架。那座透明的“北极光”奖杯即被搁在书架的最上层，不踮着脚，几乎意识不到它的存在。比起奖杯，许渊冲更亲近的是书桌上的绿格白底稿纸、放大镜，和一台看不出年代的长城台式电脑。“翻译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他在我心中就像是普罗米修斯，永远进行着自己的事业”。和许渊冲相交甚笃的翻译家许钧说。

    如今他的作息如钟表一样规律：早9点到阳台做操，早饭后翻译《莎士比亚集》，午睡后看看报纸，晚7点收看《新闻联播》，饭后接着翻译，直到深夜。有时他会半夜里坐起，打开电灯，把梦里想到的东西写下，生怕第二天忘记了。

    晚年的许渊冲爱读《参考消息》，常看《海峡两岸》。早年在西南联大受到的自由民主思想熏陶，现在被包裹在一颗浓烈的爱国心里。他心里时刻怀揣着让中华文化成为世界文明主流的愿望。他引用杨振宁的话：“‘我一生最重要的成就是帮助克服了中国人觉得自己不如人的心理。’英文和法文是英美人和法国人的最强项，中国人的英法文居然可以和英法作家比美，这也可以长自己的志气，灭他人的威风了。”许渊冲已年过九旬，但精神矍铄，正如朱自清的旧诗所云：“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

（节选自2014年第9期《人物周刊》，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许渊冲，北京大学教授，翻译家。被誉为“诗译英法唯一人”，1999年被提名为诺贝尔奖候选人。2010年，中国翻译协会授予他“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2014年8月2日荣获国际译联最高荣誉“北极光奖”，系首位获此殊荣的亚洲翻译家。②杨振宁、王希季都是许渊冲西南联大时期的同窗。

“教我如何不想他”

    提到赵元任，不得不提他的语言天才。他会说33种汉语方言，并精通多国语言，是天才的语言学家。他不仅是“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更是世界知名的语言学家。

    赵元任原籍江苏常州，1892年生于天津。他从小就显露出语言天才，各种方言一学就会。几乎每到一地，他都能很快学会当地的方言。有一次，他同客人同桌就餐，这些客人恰好来自四面八方，他居然能用八种方言与同桌人交谈。

    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来中国讲学，赵元任担任翻译，每到一地，他都用当地的方言来翻译。在途中，他向湖南人学习长沙话，等到了长沙，已经能用当地话翻译了。讲演结束后，竟有当地人跑来和他称“老乡”。

    1926年，在赵元任与梁启超两位导师指导下，王力完成了他的论文《中国古文法》，论文后注有一句附言：“反照句、纲目句，在西文中罕见。”赵元任批语道：“删！——未熟通某文，断不可定其无某文法。言有易，言无难！”在赵元任先生看来，西文包括的语言种类很多，没有精通所有西文的文法，不应该轻易下这样的结论。

    虽然按照导师的意见删去了附言，但对“言有易，言无难”这句话的深刻思想，王力还没有完全明白。后来王力在论文《两粤音说》中提出“两粤没有撮口呼”，依据是他的家乡话博白话没有撮口呼。但1928年赵元任先生到广州进行方言调查时发现，广州话有撮口呼，马上就给王力写信，信中以“雪”字为例，说明广州话有撮口呼，《两粤音说》中的结论错了。据王力本人回忆，他这才发现自己的论文存在两个问题：第一，论文题目本身有问题，调查方言要一个一个地点去调查，不能把两粤作为一个整体来调查；第二，由博白话没有撮口呼推断两粤没有撮口呼，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至此，王力才真正理解了“言有易，言无难”这六个字的分量，并从此将赵元任先生的这六个字作为座右铭。

    美国语言学家裘斯1957年曾赞誉说：“赵元任在语言上头从来没有过错误。”然而，1972年，赵元任写了一篇题为“回想我在语言上犯过的错误”的幽默诙谐的演讲稿，坦陈自己在语言学习和研究过程中走过的弯路，作为对老朋友过誉的回应。

    他曾经觉得语言的分布是跟着地理政治上的分界走的。有一年到欧洲旅行，他就无形中假定一国说一种话，或是一区说一种话。他开车在瑞士玩，因为第二天准备送车去检修，晚上住下来后就先用小字典查了汽车各部分的德文名称。没想到第二天修车的跟他讲的是法国话，这把他急坏了。赵元任说：“那不行。晚上用功用的是德文功，这车非得用德文来修不成。”这次欧洲旅行给他的印象很像坐着长江的轮船从上海到重庆，一路停一个码头变一点口音，很难说一个方言到什么地方为止，另一个方言从什么地方开始。也就是说，语言或方言的分布并没有明确的地理政治分界线。

    赵元任是个纯粹的学者，打心底里喜欢钻研学问。他学习数学、物理、哲学、语言等多个学科，而这一切都源于兴趣。纯粹，意味着心无杂念。他有他的抗拒，他害怕行政事务，终生不愿意当官，只愿埋头学问。

    然而，他并不是一个无趣的人，他同样有着深厚的“文人气”，知道如何去寻找生命中的美好和快乐。他曾告诉儿女们，自己研究语言学只是为了“好玩儿”，所以学得再多也不会成为负担；在他那里音乐也是真实的享受，大学时代，无论主修哪一门功课，他总要辅修音乐课程。他创作了百余首歌曲、钢琴曲，最为人熟知的是那首刘半农填词、他作曲的《教我如何不想她》。

    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世间很少再有如赵先生一般的人，“教我如何不想他”！

（摘编自潘冬《赵元任：走到哪儿都是“老乡”》、苏金智《言不得过实，实不得延名》等）

相关链接

①赵元任绝对不仅仅是一个语言学大师，他还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位值得尊敬和钦佩的人文学者。他具备了当代一个人文学者的所有特征：尊重人的价值，培养并训练人的技能——科学的技能和艺术的技能，富于人情味和人道主义精神，还常常带着教人愉快的幽默感。

（陈原《赵元任全集·前言》）

②他从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在美国留学期间对数学、物理、哲学等学科有过专门的学习。他的学术思想博大精深，既有西方现代科学精神的影响，也深受我国传统学术思想的影响。他从事现代语言学研究重视语言事实的实地调查，重视对语言材料的鉴别和归纳分析，不说没有根据的话。

（苏金智《赵元任研究语言学的实事求是精神》）

他用一生写一篇不朽论文

——浙江省农科院同事眼中的王一成

    他两次出国留学，本可留在国外搞自己喜欢的专业，但他毅然选择了回国，因为浙江畜牧人才欠缺。

    他本可从事基础研究，写论文，出专著，成大师，但他选择了农村一线，因为浙江猪农需要他。

    “王一成用一生写就了一篇‘不朽论文’，他是新时代农科战线的楷模！”浙江省农科院党委书记汤勇说，“他把祖国的需要、事业的需要、百姓的需要当成自己的需要，他信念坚如磐石、事业重于生命、服务高于一切、名利淡如止水。”

    成立于1908年的浙江省农科院是个百年老院，跻身全国省级农科院前三名。每个时代都涌现出优秀典型，激励着农业科技人员投身“三农”事业。如今，在这里，大家都有一个共识：王一成非常优秀，他的优秀不仅在于业绩，更在于品德。他为人非常低调，院里、所里多次想推选他为先进，授予他荣誉，他都能让则让、能推则推。直到汤勇代表组织前去医院探望，并向他夫人了解病情时，才知道他的事迹是多么感人。

    汤勇回忆说，王一成爱人提到的三件事让当时在场的所有人潸然泪下：其一，在确诊病情后，王一成隐瞒了一个月，安排好所有工作交接之后，才告诉所里和家里；其二，在病床上，王一成提到最多的还是科研；其三，王一成经常把家里的东西，包括车子、相机给工作用，长年下乡跑坏了两辆私家车，从来没有到单位报销过一分钱。

    尽管没有在工作中接触过王一成，但是随着对王一成事迹的不断挖掘和学习，浙江省农科院院长劳红武深深地感到，王一成无愧于一个优秀的好党员，无愧于一个杰出的好科学家，无愧于一个农民的好兽医。她说，从王一成身上总结提炼的精神品格是他的精神画像。优秀之所以优秀，是品格优秀，伟大之所以伟大，是精神伟大。精神无声，却能振聋发聩；精神无光，却能照耀心灵；精神无形，却能塑造人生。学习王一成，要学习他的精神，用王一成的精神滋养我们的精神。

    浙江省农科院原副院长徐子伟是王一成的老领导，与王一成共事30年。1987年初识时，他印象中的王一成是视野开阔的“时尚青年”，不仅科研上屡屡创新，而且还在学外语、学开车、学计算机。

    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阿肯色医学院希望王一成留在美国，并给他家人办理了3年签证予以挽留。徐子伟回忆说：“我们也担心他不回来，但他人还在美国，就托爱人带话：把岗位留好，等我回来。”

    1999年7月，不讲任何条件，他学成归国，静悄悄地回到了实验室。次年5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用最少的钱建设了畜牧所一流的实验室。熬过了多少个日日夜夜，他激动地汇报：我已经在自己的实验室，做出了只能在美国才能做的实验。”徐子伟感慨地对记者说，王一成是纯粹的科技工作者，饱含赤子之心，用生命诠释了家国情怀。

    浙江省农科院病毒学与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朱英今年43岁，是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系博士后，7年前回国从事水稻品质与抗逆功能基因研究。在她看来，作为老一代“海归”，王一成归国后如果继续他的研究方向，肯定会成为动物分子生物学研究领域的优秀专家。然而，养殖户的企盼和需求，让王一成毅然放弃从事了近20年的基础研究，走出实验室，主攻猪病防控。

    科研圈里的人都明白，做基础研究更有机会发表论文，更容易出名。朱英十分佩服王一成的低调和执着：“在个人兴趣与农民需求之间，他选择了农民的需求，数十年如一日服务‘三农’，最终成为养猪户眼里最信赖的‘浙江省猪病防控第一人’。这是多么了不起的成就，王一成永远是我们海归人员学习的榜样！”

（选自《光明日报》2017年12月16日，有改动）

相关链接：①王一成（1957.12——2017.9）1982年毕业于浙江农业大学兽医专业，一直从事畜禽传染病防治技术研究工作，侧重于规模猪场疫病防控技术研究，先后主持和参加省、部、国家等科技项目20多项，获各级科技成果8项，发表论文40余篇。②他很爱干净。他在同事亲友眼中有些“洁癖”，却常年干着与脏臭病死猪打交道。伏天的烈日下，王一成进入猪圈挑选病猪、做生理解剖，50多岁的他干完活已汗流浃背，但没有一点指手画脚、假手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