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不要叫我妈妈

曾颖

    这个关于母爱的故事，是一个保安小兄弟讲的：

    我是到帝豪小区当保安的第三天认识阿兰的。准确地说，应该是她主动来和我搭讪并请我吃苹果。这是我在这座富人住的小区中受到的最高礼遇。这里的其他住户，通常是车进车出，像害怕掉出冰箱的冰激凌一样地小心呵护自己，而保姆们，也因为忙或别的什么原因，不怎么爱搭理人。

    从相貌和装束上看，阿兰也是保姆，但也许是来城里很久了，她的举止言谈和衣着，并不像其他小保姆那样，浑身上下要么是未谙世事的青涩感，要么就是急于摆脱以往的形象而用力过猛的装扮。她始终穿着一件洁白干净的衣服，套一双价格低廉但样式还算好看的皮鞋，浑身上下，散发出一股淡淡的香气，不是桅子花，便是黄桷兰或茉莉。她每次出现，都带着一个小男孩。小家伙白白胖胖一脸营养过剩的样子，他的衣着，永远是最新最时尚的衣裤。

    我的工作，是看护小区的花园。花园占地几十亩，是小区的配套工程，里面有健身路径、游泳池、网球场，还有休闲娱乐广场和儿童游艺设施。我主要负责看门，及时将那些妄图混进去的刷鞋匠破烂王小商小贩和非小区住户阻挡在门外。

    每天下午六七点，阿兰就会带着小胖胖准时来花园。阿兰永远穿着一身浅淡的衣服，而小胖胖，则像一个变身小精灵，身上的衣物和手中的玩具一天一个花样。小胖胖一来，就和孩子们一起去滑滑板车或扮游戏，阿兰就站在一旁，远远地看着孩子，像看一幕精彩的电影，随着他的表现而变换着表情。

    我问阿兰：你的工资一定很高吧？看把孩子带得多好!

    阿兰对此，总是含笑不答。

    几个月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我和阿兰也混成了熟人，小胖胖每次见面，隔很远就会喊叔叔，有时还会将口袋里的糖，掏一块送给我。我已将彼此的碰面作为一种习惯，如果偶有下雨或别的原因没看到他们，就会有怪怪的感觉。

    有一天，保安队长对我说：最近有业主反映，外面时不时有非业主混入花园，极有可能是保险公司的业务员，或小偷团伙的卧底。一定要加强警惕性，将这些不安全因素清除出去。

    领令之后，我睁大眼睛努力寻找队长所说的可疑人物，但几天下来，一无所获。

    有一天，一个中年妇女来向我举报线索，说有个女人，老是带个娃娃来和她孙子套近乎，她在小区里没见过这女人，深度怀疑其动机不纯。

    她指的女人是阿兰。

    这是我不愿认可的事情，但为了不让那女人继续向队长投诉，我决定悄悄查一查。

    这天夜里，我换上便衣，跟在从花园里出来的阿兰身后，远远听见孩子叫阿兰妈妈。阿兰赶紧制止住他，说：小声点，我给你说过多少遍，茌这里不要叫妈妈，要是被别人听到了，你就不能来这玩了。

    我悄悄跟着他们，左拐右拐走了几里路，来到一处城中村。这里是外来人口聚居地，我刚进城的时候，也住过类似的地方。

    我跟着他们，从狭窄而杂乱的巷里穿过。突然觉得前方夜色中一大一小两个身影，与周遭的环境是那样的不协调，像两朵花落入垃圾筒。

    在一处小杂货店，他们停下，店里一位明显比阿兰大的男人没好气地说：又跑哪去了？你不嫌折腾？这孩子每月折腾的钱，够我们吃半年了!

    阿兰进店，很快换了件蓝布衫，端着一个盛满碗的大锅，蹲在街边，一面洗一面说：折腾？你忍心让娃娃像咱这样混一辈子？我就是要让孩子去好一点的环境，和素质高的孩子玩!总不能让他跟咱们周围这些野孩子去交流怎么捡垃圾刨沙土？那样就永远完了!我不能给他好的环境，但我一定要让他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

    男人没言语了，空气中只有小胖胖轻声哼着从别的孩予那里学来的英语儿歌。

    我没有把所看到的情况向队长汇报。每天仍努力以平静的神态，继续和阿兰母子打着招呼。直到半年后，我被调去守会所，我还给后任的小徐招呼，请他好好照顾阿兰。我依稀记得，我的前任老吴，在交接工作时，也对我说过类似的话。

    故事讲完，有人在这里面听出了辛酸，有人在里面听出了感动，有人在里面听出了无奈与伤感。不知道你能从中能听出点什么？反正我听完之后，接连两宿都没睡好觉，眼前，总闪着两母子的身影，耳朵里，冷不丁会回响起那声让人心碎的声音：在这里，你不要叫我妈妈!

（选自2011年11月13日《今晚报》）

在徐志摩的故乡

张同吾

    去年晚秋时节，在北方已是万木萧疏了，而在江南海宁却仍是杂花生树层林尽染，浓浓的绿荫掩映着红顶楼房，一派幸福安详的景象。

    海宁是个神奇的地方，我曾三次登临百里长堤观潮，白光耀眼，惊涛裂岸，声如万马奔腾，状若山倾海翻。我因而理解了：是海洋文化和潮文化，在海宁人聪颖细腻的文化性格中增添了大气、潇洒与果敢，所以这里才会诞生国学大师王国维、训诂大家朱起凤、语言学大家许国璋、书法大师张宗祥、佛学泰斗太虚、红学家吴世昌、金石家钱君匋、军事家蒋百里、电影艺术家史东山、诗人穆旦、作家金庸等。

    海宁又是诗人徐志摩的故乡，他以博爱精神、青春气息和人性光彩谱写出情韵悠长的诗章，它们恒久的艺术魅力穿越时间的幛幔，至今仍辐射光芒。我来到位于硖石镇的徐志摩故居，重温他短暂而又潇洒浪漫的一生。

这座略带浅红的灰色楼房约600平方米，周围是一片美丽的草坪，围绕着铁铸栅栏，是典型的花园洋房。1926年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徐父尽管反对这桩婚事，却拧不过儿子的韧性，为之修建了这座典雅的住宅。庭院和廊下均由名贵大理石铺就，一层厅堂是西式地板和吊灯，摆设着中式桌椅，二层徐志摩与陆小曼的卧室则一派西式陈设。徐志摩十分喜爱这座中西合璧的宅第，称其为“香巢”，又将他与陆小曼的起居室题名“眉轩”。每天清晨他都去买一束鲜花送给妻子，新婚燕尔娇宠之至。

    徐志摩确是为爱而生、为爱而死的人，林徽因的清纯隽美、风华绝代，陆小曼的能歌善舞、柔美娇艳，都令他奋不顾身地追求，诚如他对恩师梁启超坦言：“我之甘冒世之不韪”，“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灵魂得以救度，生命却殁于英年，他是为赶赴北京听林徽因讲演而在空中遇难的。一年之后他热恋的“徽徽”痛定思痛，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别丢掉/这一把过往的热情，/现在流水似的，/轻轻/在幽冷的山泉底，/在黑夜在松林/叹息似的渺茫茫：/你仍要保存着那真!/一样是月明，/一样是隔山灯火，/满天的星，/只有人不见，/梦似的挂起，/你向黑夜要回/那一句话——你仍得相信/山谷中留着/有那回音!”而唤作“眉”的小曼在多年之后有《为志摩扫墓》一诗：“肠断人琴感未消，此心久已寄云峤。年来更识荒寒味，写到湖山总寂寥。”两位才女，前者情深意切，后者痛断肝肠。

    瞻视橱柜中的种种实物和墙壁上的许多照片，眼前仿佛有朗朗新月冉冉升起。他是“新月派”的灵魂，那些沐浴过欧风美雨的才俊，胡适、闻一多、朱湘、孙大雨、邵洵美、林徽因、陈梦家、沈从文、卞之琳等都围绕着他，如群星拱月。徐志摩一生追求爱、美和自由，此亦是他诗歌美学的精髓。由于历史的倾斜和观念的偏颇，他在半个世纪中受到贬损，但其美丽的文学光焰无法遮拦。伴随着新时期的到来，他的诗又重暖人间。有人说他是过分西化的，殊不知他的文化之根植于中国沃土，他自书楹联“山高水长中有神悟，风朝雨夕我思古人”。因此他的诗才有优美的意境、鲜明的节奏、和谐的音韵和精湛的语言。一篇篇抒情短章广受读者的喜爱，那首仅有五行的《沙扬娜拉》堪称短诗极品，而他的代表作《再别康桥》更是家喻户晓历久弥新：“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他走了，却把诗歌的精神财富和艺术财富留给了中国和世界。

站在徐志摩故居的庭院，仰望湛蓝的天空，我想起他乘飞机时的感言：这座飞机带着我的灵魂飞过高山，飞过大潮，飞在丛林间。我当时就望这样飞出这空气的牢笼，飞到整个宇宙里去……这隔世的玄思和遐想，已成为现实，如今有多少诗的后继者，在更广阔的时空里飞翔。

（摘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值得感念的岁月

    我入北大，时北大建校将近二十年，我年仅二十五岁。今值北大校庆九十周年，谨追述七十年前在北大时一些往事，以表达我这年逾九旬老校友的一片感念之情。

    我入北大任教，始于1917年底。是年初蔡元培先生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我往谒蔡先生于其南菜园上街寓所，以自己所著《究元决疑论》特向蔡先生求教。此文评论古今中外诸子百家，而独推崇印度佛家思想。当我说明来意后，先生回答说：“我过上海时已在《东方杂志》上看过了，很好。”不曾想到先生早已过目，并对这篇如今看来是东拉西扯的文章给予肯定。但更使人出乎意料的是先生随即表示希望我到北大任教。先生说：“我是喜爱哲学的。我此次来北大重点要办好文科。文科中又以哲学系为重点，你就来哲学系讲印度哲学好了。”我不敢承当。蔡先生说了几句话打动了我。抱这种态度再好不过，而我又怎会不愿来学习呢？来北大的事就如此确定下来。

    我到北大后先开“印度哲学”一课，此课自非哲学系重点，但听课者仍不少。后来讲授“儒家哲学”，听课者更多，注册部原安排一院红楼教室容纳不下，于是不得不迁往二院马神庙阶梯教室。此课听讲者约二百人，期末考卷有九十多份，此数即为注册之学生，如冯友兰、朱自清等，是如此得以与我相聚于课堂的。至于其余半数即为自由听讲者：有的来自其他高校，有的来自社会。年轻后辈如我者，听课人尚且不少，如名教授、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如陈独秀、胡适之、李大钊等先生。由此可见蔡先生兼容并包主张的实施和当时新思潮的影响，共同形成之追求真理的浓厚空气，不仅感染北大师生和其他高校的师生，且影响及于社会人士。生活在此种气氛中，怎能不向上奋进呢！

    当时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宣传西方文化，提倡科学与民主，而贬抑东方文化，于是“东西文化”常成为谈论的问题。我于教学之外对此时时思考，探究不辍。友人张申府等从中劝阻，或说问题范围太大，难于着手，或说问题尚远，可俟诸来日。我均不以为然。虽然我对新思潮莫逆于心，而且我既非新派，又不属旧派，面对新旧之争，似尽可仍埋首于佛学研究，可是我却感到压迫之严重，以为此问题不可忽略而且急切。盖自鸦片战争以来，随帝国主义势力之入侵，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受到怀疑，似中国之有今日全由于我们的文化。这明明是逼着中国人出一个解决方法。试想，如果中国传统文化果真不能与西方文化并存，而要根本绝弃，我们应赶快自觉改革，不要与它同归于尽；如果中国传统文化受西方文化压迫，并不足虑，而中国文化终有翻身之日，那也应积极去做，不要再做梦发呆；又如果确如一些人所说，东西文化可以融通调和，那也应弄清调和之必要及调和之道，绝不应消极等待。谁说问题不严重而且急切！

    中国文化问题关系国家命运，民族存亡，怎可轻轻放过，漠不关心？同时北大以及整个社会当时爱国主义精神高涨，人们关心国事，文化问题成为学术界讨论最多的问题之一，而我又怎能置身事外？就在这种主观要求和客观环境推动下，1919年我首次将个人对此问题研究结果，在课外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为题作连续多次讲演，介绍给北大同事、同学。1920年又于济南向社会公开报告。后将演讲记录稿加以整理，以讲题为书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出版后受到学术界注意，引来评论不少。可以说这是我向北大、向蔡先生交上的一份考卷，记录了我在校期间学习与研究成绩的高下优劣。

    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我将西方、中国、印度三种文化加以比较，各给予人类文化发展史上以适当位置，并指出世界最近未来将是中国文化之复兴。于是我也由佛家思想转为儒家思想。1924年为实行自己的办学理想，我向蔡先生辞去教职，从此离开了北大，而北大影响仍留在我心上。我这个根本未曾入过大学之门的人，得以走上大学讲台，就我个人说，只不过因为我钻研了一个冷门——佛学，而从根本上说，则是由于蔡先生实行兼容并包的主张，是由于蔡先生对后学的关心与爱护。

（节选自《梁漱溟自传》，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儒学能够把每一个人的精神生活和实际日常生活都打理得很妥当。人要想提高一步，提高到儒学这一步正合适，佛学太高了。所以他（梁漱溟）是为了大众放弃佛学，转向研究和推广儒学，这是他自己一个很明确的宣示。（梁培恕《梁漱溟：佛学太高深 救世宜用儒学》）②“你的志愿何在?”如果有人这样问我，那我可以回答：我愿终生为民族社会尽力；并愿使自己成为社会所永久信赖的一个人。（梁漱溟《言志》）

季羡林自传

    我于一九四五年秋，在呆了整整十年之后，从哥廷根到了瑞士，等候机会回国；在瑞士Fribourg住了几个月，于一九四六年春夏之交，经法国马赛和越南西贡，又经香港，回到祖国。先在上海和南京住了一个夏天和半个秋天。当时解放战争正在激烈进行，津浦铁路中断，我有家难归。当时我已经由恩师陈寅恪先生介绍，北大校长胡适之先生、代理校长傅斯年先生和文学院院长汤锡予（用彤）先生接受，来北大任教。在上海和南京住的时候，我一点收入都没有。我在上海卖了一块从瑞士带回来的自动化的Omega金表。这在当时国内是十分珍贵、万分难得的宝物。但因为受了点骗，只卖了十两黄金。我将此钱的一部分换成了法币，寄回济南家中。家中经济早已破产，靠摆小摊，卖炒花生、香烟、最便宜的糖果之类的东西，勉强糊口。对于此事，我内疚于心久矣。只是阻于战火，被困异域。家中盼我归来，如大旱之望云霓。现在终于历尽千辛万苦回来了，我焉能不首先想到家庭! 家中的双亲﹣﹣叔父和婶母，妻、儿正在嗷嗷待哺哩。剩下的金子就供我在南京和上海吃饭之用。我于一九四六年深秋从上海乘船北上，先到秦皇岛，再转火车，到了一别十一年的故都北京。从山海关到北京的铁路由美军武装守护，尚能通车。到车站去迎接我们的有阴法鲁教授等老朋友。我们终于到了北大的红楼。我暂时被安排在这里住下。按北大当时的规定，国外归来的留学生，不管拿到什么学位，最高只能定为副教授。清华大学没有副教授这个职称，与之相当的是专任讲师。至少要等上几年，看你的教书成绩和学术水平，如够格，即升为正教授。我能进入北大，已感莫大光荣，焉敢再巴蛇吞象有什么非分之想! 第二天，我以副教授的身份晋谒汤用彤先生。汤先生是佛学大师，暗想在他领导下工作是一种幸福。

    我曾多次提到，在印度学领域内，我的兴趣主要在印度古代及中世佛典梵文上，特别是在“混合梵文”上。然而做这样的工作需要大量的专业的专著和杂志。哥廷根大学图书馆和梵文研究所图书室是具备这个条件的。在哥廷根十年，我写论文用了上千种专著和杂志，只有一次哥廷根缺书而不得不向普鲁士国家图书馆去借，可见其收藏之富。反观我国，虽然典籍之富甲天下，然而，谈到印度学的书刊，则几乎是一片沙漠。这个问题，我在离开欧洲时已经想到了。我的所谓“思想斗争”就是围绕着这个问题而开始萌动的。

    我虽少无大志，但一旦由于天赐良机而决心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就像是过河卒子，只能勇往向前，义无反顾。可是我要搞的工作，不是写诗，写小说，只要有灵感就行，我是需要资料的，而在当时来说，只有欧洲有。而我现在又必须回国，顾彼失此，顾此失彼，“我之进退，实为狼狈”。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之余，想到祖国在灾难中，在空前的灾难中，我又是亲老、家贫、子幼。如果不回去，我就是一个毫无良心的、失掉了人性的人。如果回去，则我的学术前途将付诸东流。最后我想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先接受由Haloun先生介绍的英国剑桥大学的聘约，等到回国后把家庭问题处理妥善了以后，再返回欧洲，从事我的学术研究。这实在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想出来的一个办法。

    一回到祖国，特别是在一九四七年暑假乘飞机返回已经离开十二年的济南以后，看到了家庭中的真实情况，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得多，我立即忍痛决定，不再返回欧洲。我不是一个失掉天良的人，我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的责任，必须承担起来。我写信给Haloun 教授，告诉了他我的决定，他回信表示理解和惋惜。有关欧洲的“思想斗争”，就这样结束了。

    然而新的“思想斗争”又随之而起。我既然下定决心，终生从事研究工作，我的处境已如京剧戏言中所说的：“马行在夹道内，难以回马。”研究必有对象，可是我最心爱的对象印度古代混合梵文已经渺如海上三山，可望而不可及了。新的对象在哪里呢？ 我的兴趣一向驳杂，对好多学问，我都有兴趣。这更增加了选择的困难。只因有了困难，才产生了“思想斗争”。这个掂一掂，那个称一称，久久不能决定。我必须考虑两个条件：一个是不能离开印度，一个是国内现成的资料不够充足。离开了印度，则我十年所学都成了无用之物。资料不够充足，研究仍会遇到困难。我的考虑或者我的“思想斗争”，都必须围绕着这两个条件转。当时我初到一个新的环境中，对时间的珍惜远远比不上现在。“斗争”没有结果，就暂时先放一放吧。

相关链接：季羡林，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早年留学国外，回国后担任北京大学教授等。精通12国语言。尤精于吐火罗文（当代世界上分布区域最广的语系印欧语系中的一种独立语言），是世界上仅有的精于此语言的几位学者之一。季羡林生前曾撰文三辞桂冠：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

（摘自百度百科）

傅雷小传

    从1932年末一直到1966年离开人世，不管是炮火连天的战争的日子，还是在天灾人祸时期，或是在政治动乱的时日，傅雷几乎就再没有离开过家，离开过他的书斋。他把自己毕生的精力投入到翻译事业中去，默默地坚守着自己的理想与原则，不与周围腐朽的世界相妥协。

    傅雷一生的功绩，就是把罗曼•罗兰、巴尔扎克、伏尔泰、梅里美的名作介绍给中国的读者，他以自己的天才丰富了中国的当代文化，其作品在当时及以后都对青年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傅雷将“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他在致罗新璋的信中说：“文字总难一劳永逸，完美无疵，当时自认为满意者，事后仍会发现不妥”， 在动手翻译之前，他总是把原著看过四五遍，弄懂弄通了，领会了其中的神韵、风格，这才开始译。遇上不懂的地方，他从不敷衍，从不马虎，往往先写信向法国友人请教，弄明白了，才往稿纸上写。

    傅雷的朋友刘抗先生有一段回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傅雷性格的另外一面。刘抗回忆说，“我新婚之夜，他乘我们酒楼宴席未散，先行潜入新房，把香粉倒在烟灰缸里，把衬衫吊在天花板上，把皮鞋挂到窗外去，把唱片藏在绣枕下……令人啼笑皆非。”这和一般人心目中傅雷的严肃形象是不同的，但这也是真实的傅雷的一个侧面。

    傅雷还是孤傲清高的。施蛰存说他如干柴烈火，可以一怒而死；杨绛写他在54年全国翻译者大会上，身未到场信到场，指摘一通同行的专业瑕疵，虽不点名也把有的译作的主人气哭了；他跟刘海粟翻脸也是，怨刘海粟没有厚待一位美专的学生，盘剥人家的酬劳。这些都是稍谙圆熟委婉的人就避免的纷争是非，傅雷却过不了那道义之槛一一跟人较劲。

    傅雷对待孩子虽然严厉，却是出于爱心，所以在他发现傅聪在音乐上有天赋之后，便积极培养他，先后为他请了几个钢琴教师。傅雷也只是到了后来才明白，他是把自己童年时经历的一切，自己的孤独、痛苦以及过重的期望都挪置在了傅聪的身上。傅雷也剖白过自己这种脾气的缘由：“对善恶美丑的爱憎心极强，为了一部坏作品，为了社会上某个不合理现象，会愤怒的大生其气……”

    在建国初期，傅雷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蓬勃热情所鼓舞，曾经走出书斋，积极投身于社会活动之中，正是这个时候，他出任过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作协理事及书记处书记等职。但是在1958年4月，上海作协整风时他被划为右派分子，虽然在1961年被“摘帽”，但这极大地挫伤了傅雷的热情与积极性。从此以后，他又回到自己的书房，拿起了笔，重新开始了翻译的事业。1966年傅雷夫妇未能躲过时代的风暴，因不堪红卫兵侮辱，选择了自尽。中国翻译界的一代巨匠，在漫漫黑夜中离开人世。

    50年后，我们为什么还是想起这个风声鹤唳的年代中典型知识分子？我们觉得，《傅雷家书》里一句话解释的恰如其分：“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任何时代，“赤子孤独”都是可贵的。

（摘编自李云雷《听傅雷讲艺术》、王丹阳《赤子的孤独：50年后忆傅雷》等）

相关链接：傅雷是中国翻译界的一代巨匠，能够和他相提并论的，有用毕生精力翻译莎士比亚作品的梁实秋。草婴先生在翻译俄罗斯文学方面做出巨大贡献，而傅雷从事的是法国文学的翻译。傅雷的译文集现在有十五卷，500万字，这是他毕生的劳动成果。但在傅雷的著作之中，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傅雷家书》。

（叶永烈《解读傅雷一家》）

脆弱

朱以撒

    ①坐在开满淡紫色花朵的苦楝下，人就有一种易碎感。沾满雨水的花不断地掉落下来，把地面涸润了一片。这种树的枝条如此易折，使我每次攀爬都分外掂量。也许正是木质疏松的原因，每到夏日苦楝树上聚集起大量的蝉，黑黑发亮，长调满耳，浮云一般的绿叶和紫气氤氩的花朵，人们却不敢有攀爬的觊觎。

    ②苦楝树的易折是实践中得到的体验。攀上树杈，看起来手臂一样粗的枝条就瑟瑟发颤。力量控制不好，枝条就在清脆的声响中断开，露出白生生的茬口，使上树的人心绪慌乱。别的树种，如相思，再细的枝条也有很坚韧的弹性，甚至像绞被单那般扭转也难以断裂。每一棵树都顶着一头绿荫，它的承重力却如此不同，不过，我还是喜欢在苦楝树下，甚至一阵风吹过，花就不偏不倚地落在脖子里。

    ③援藏的时候，牧民送了一只小藏獒给他，它慢慢长大，像一只小型的狮子了，威猛无比。它只认识主人一人，对主人的亲戚朋友一概冷漠。它不乐意的时候，喉咙里如同有闷雷滚过，让人心生寒气。缺氧的高原，更多的异乡人在考虑生命的价值，考虑具体的五脏六腑的承受力。冬日到了，叶片脱尽，树木成为一副副嶙峋的骨架，这些南方人开始流鼻血。如果不是工作需要，谁也不会整整三年以肉身对抗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和世代居住者不同，外来人要忍受生存的差异，这使他们更加眷恋故乡的苍翠深蔚、澄碧明净。三年过去，与他荣归的物品中，比别人多了一只神勇的藏獒。南方依旧富庶，依旧适宜休养生息，这只爱犬理所当然得到了最好的待遇，它的形态和神采让这个城市任何品种的狗黯然失色。

    ④前不久，我向他打听这只藏獒。他说，死了，死于肺水肿。他的本意是带它回南方享福的。不料南方的暖和、潮湿，一日一日损耗它的肢体。此时，它的同胞兄弟正在缺氧的高原狂奔、扑咬，锐不可挡。

    ⑤许多植物或者动物不能安生，或者不能按照自己的历程进化，都缘于有一部分人热衷运用自己的聪明来改变它们的习性。我注意到这种情形已经很久了，大概是从知道米丘林的时候开始。少年如我，有幸在自己的果林菜园品尝到原汁原味的果蔬，嗅到不同品类果蔬发自内心的气味，它们绝对不会混在一起的。个性就是这样，即便枝叶相似，果实同形，气味和滋味是以差异来体现的米丘林等人出现之后，本真的果实得到了篡改。个头大到了夸张，滋味似此似彼，缺乏独到。当然，由于米丘林嫁接和杂交之功，价格更上一层。少年时我啃食的番石榴，那么小，在掌中，洁净地金黄色泽，香味馥郁。用手掰开，里边的瓤已融在一起，很适宜樱桃小口的轻轻小咬。我往往绕过超市这些大而无当的品种，在一些不起眼的小摊前停了下来——我嗅到了童年时土生土长的果实的气味。

    ⑥花鸟市场是我假日喜爱的去处，看一些世相折射下的杰作——那么多的真真假假、疑真疑幻的青铜、陶瓦、牙角。后来我渐渐少去了，要进入内部需要穿过一段宠物的长廊，许多面相怪异的鸟兽在笼子里跳跃、尖叫。像狗不是狗，像猫不是猫，像鼠又不是鼠，一眼可见都是人工借助科学生产出来的怪物。唯其物怪而贵。人们在怪物中穿行、拣选，交易。这些物种与祖先相比，已经极大地被改造了。人们根据奇怪的原则来改造，使其尽可能靠近交易的最大值。在人主宰的世界里，其他物种也是脆弱的，人们不愿让它们自行进化，而混杂这些物种的特性。我惧怕这种人为的改造。

    ⑦在易折的苦楝树下坐着，我顿生一种脆弱，一阵风来，也不由自主地跟着晃动一下，陷入了沉思之中……

（选自《纸上思量》，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