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两汉之际由印度传入的外来文化。传来之初，人们对它了解甚浅。汉末、三国时期，佛经已渐有翻译。迨至东晋时期，则开始了大规模佛经传译的工作。这时，东来传教的高僧日多，本土的出家僧众也激增，其间有不少的饱学大德，因此，佛教在社会上的影响迅速扩大。

    东晋南北朝以来，随着佛教影响的扩大，随着本土人士对佛教教义的深入了解，佛教这一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的差异和矛盾就暴露出来了。由于当时中国本土文化以儒、道为代表的格局已经形成，所以佛教与本土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也就表现为佛、道与佛、儒之间的矛盾冲突。

    佛教与道教的矛盾冲突，有因教义上的不同而引起的斗争。道教主张长生久视、肉体成仙，而佛教则宣扬诸行无常、涅槃寂灭，这样两种根本相反的解脱观，自然是会发生冲突的。但佛道两教之间的冲突，更多的却是发生在争夺社会地位上。从南北朝至五代，先后发生过四次较大规模的灭佛运动。其中前两次的灭佛运动，即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和北周武帝建德二年那两次，则又是与道教的争夺统治者的崇信，确立其社会的正统地位直接有关。唐武宗会昌五年的那次灭佛运动，其中也有道教人士参与劝谏。只有五代后周世宗的废佛运动，未见有道教的掺入。

    佛教与儒家的冲突，最直接的是佛教的出世主义、出家制度明显有违于儒家提倡的伦理纲常等礼教。所以两家斗争的焦点，也就主要集中在佛教的出世出家是否违背了中国传统的孝道和忠道。在这一斗争中，坚持儒家立场者，激烈抨击佛教的出家制度教人剃须发、不娶妻、不敬养父母等，完全违背了孝道；而出世主义的不理民生、不事王事、不敬王者等，又完全违背了忠道。因而极贬佛教为夷教胡俗，必欲消灭之而后快。站在佛教立场者，为求得在中国的生存，则竭力采取调和态度，辩明其不违中国礼俗之根本。

    当时佛教与儒、道的斗争主要集中在神的存灭、因果报应等问题上。成佛是佛教徒的最高理想，对此问题，当时的中国佛教徒提出了一种“神明成佛”的理论。当时的儒、道学者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形神相即”、“形质神用”、“形死神灭”等观点。又，佛教讲因果报应，强调自己种下的因，自己承受其果报。而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则盛行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周易》）的教训。即祖先积善或积不善，由子孙去承受福或祸，而主要不是本人去承受。

    在佛教与儒、道发生矛盾冲突的同时，更值得注意的是佛教与儒、道之间的相互渗透和融合。佛教传入之初，为使中国人理解这一外来宗教的思想，借用了大量的儒、道所用的传统名词、概念来比附译释佛教的一些名词、概念。然而，由于佛教传入初期，人们对其了解不深，这种名词、概念的借用，也就给一般人带来了不少的误解。而这种误解，也就使儒、道的思想渗入了佛教之中。

    在中国儒、道思想的影响下，原印度佛教的许多特性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至隋唐时期，佛教完成了形式和理论上的自我调整，取得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协调，形成了一批富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佛教终于在中国扎根，开花，结果。佛教的影响也不断地深入到了人们的日常衣食、语言、思想、文学、艺术、建筑，乃至医学、天文等各个方面。至此，佛教文化已成为整个中国文化中可以与儒、道鼎足而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节选自楼宇烈的《中国文化中的儒释道》，有删改）

美式医保的运作模式

    美国联邦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计划既有政府性质，又有商业性质。在美国，只要年满65周岁就有权利申请联邦政府的医疗保险。与商业医疗保险根据年龄、性别、种族、生活环境、生活习惯、慢性病史等个人情况计算风险分值，进而计算保费的规则不同，联邦医疗保险中最基础的住院保险、门诊保险不考虑风险分值，而是根据个人当前的收入状况计算保费。

    在政府、参保人和医疗机构之间，活跃着数以百计的医保公司。他们在三者间权衡、博弈，力图达到共赢的局面。如果我是一家保险公司，我可能会和政府签订负责10000名参保人的联邦医保合同。我对政府的报价每人每年3000美金，然后，我会与各种各样的医院、诊所、医生集团洽谈协商，再与他们签约，把参保人的日常医疗服务以每人每年2400美金的价格承包出去。

    现在，美国正大力推广以服务质量为核心的医疗体系。政府为每一家医保公司评分，如果一家医保公司的评分很低，那么明年你不仅会受到政府的处罚，还会失去竞争联邦医疗保险和医疗互助计划的资格。但如果你的得分很高，政府还会额外给你4%甚至更多的资金作为奖励。

    评分后，政府会把各医保公司的得分和排名对外公开。作为普通公民，我很容易就能从公开渠道查到每家医保公司的好坏，这对患者选择各家公司医保产品产生极大影响。

    所以总体来看，在医保问题上，美国政府选择只做裁判员、不做运动员。如此一来，政府省了很多力气，但医保体系仍然能够健康有效地运转。

（选自《南方周末》2016年4月）

文学与治疗

    中国文学史上以文学接受来医病的最早记载，见于枚乘《七发》一文。文章称楚太子有病，吴客往问之，“说七事以启发太子”。所说七事分别为：音乐、饮食、车马、游观、田猎、观涛以及要言妙道。前六件事为生理感官的刺激，但对太子疾病并没有起到治疗效果。吴客最后祭出要言妙道的法宝，“若庄周、魏牟、杨朱、墨翟、便蜎、詹何之伦，使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孔老览观，孟子筹之，万不失一。”没料到一听圣人辩士之言，楚太子“涩然汗出，霍然病已”。

    假如说这只是文学虚构，尚不足为凭的话，那么再来看看正史中的记载。《汉书》中说太子刘奭身体欠安，“苦忽忽善忘，不乐”，于是汉宣帝“诏使褒等皆之太子宫虞侍太子，朝夕诵读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复，乃归”。王褒以诵读他人和自己的佳作的方式治好了太子的病，应该信而有征。

    陈寿在《三国志》中引《典略》道：“（陈）琳作诸书及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头风，是日疾发，卧读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数加厚赐。”需要说明的是，《三国志》虽然是正史，但是《典略》一书却是魏人鱼豢所著的野史，所以《三国志》所引内容难免有误。真实的情况是：陈琳当时正事奉袁绍，写了《为袁绍檄豫州文》，胪列了曹操诸多罪状，痛骂了曹家祖宗三代。曹操当时正患头风病，读后惊出一身冷汗，头风病便好了。陈琳这篇檄文的效果匪夷所思，无愧于“壮有骨鲠”的称誉。

    文学接受治疗头风病经过历史积淀便成了一种母题，后来的文人对此多有书写。元稹说：“顿愈头风疾，因吟口号诗。”白居易说：“头风若见诗应愈，齿折仍夸笑不妨。”毛滂也说过：“多病未须求茗草，此诗浑欲愈头风。”王之望则说：“珠玉忽收千里赠，尘埃顿洗一襟空。病余快觉心情爽，愈却头风耳不聋。”王之望的说法颇为夸张——读了远方寄来的诗歌，胸襟受到荡涤，不仅治好了头风病，甚至连耳聋病也治好了。而贾岛则说：“一吟动狂机，万疾辞顽躬。”这是《投孟郊》一诗中的两句，贾岛称读了孟郊的诗歌之后，百病皆愈，身体康泰。因为诗歌是呈给孟郊的，除了夸张之外，其中的趋承取悦也隐约可见。

    当然，对文学接受可以治愈头风病提出质疑的也不乏其人。唐人李縠有诗道：“岂有头风笔下痊，浪成蛮语向初筵。”李縠的质疑，恰证明诗文治愈头风病业已成为了流行的说法；李縠质疑的目的，只不过是想做翻案文章而已。

    文学医病，和文学的审美功能有关。美国评论家苏珊·桑塔格曾经指出，“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另一则属于疾病王国。尽管我们都只乐于使用健康王国的护照，但或迟或早，至少会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每个人都被迫承认我们也是另一王国的公民。”被打入疾病王国的另册之后，难免会遭受歧视，而接受文学治疗便可以重返健康，岂不快哉？所以孔子倡导“游于艺”，何尝不是生命通过文艺自救的一种方式。

（作者：朱美禄 选自《光明日报》2018年08月10日16版）

“锦鲤”是一条什么样的鱼？

    ①鱼很早就出现在先民的生活里，中国的渔猎文化在农耕文化之前，半坡遗址发现的“人面鱼纹图形”彩陶距今已有六千年历史了。那时候的人类生活在神话与真实之间，他们对万物饱含敬畏，云中鸟、林中兽和水中鱼都人格化了，成为神秘的存在。人们相信，在大海深处，一定是鱼化龙而去。鱼、龙被联系在一起，鱼成为龙图腾的伴生物，或者，在龙图腾之前，有过鱼图腾，这也许也是周代“鸟鱼之瑞”说的深层原因吧。

    ②鱼文化的演变中，化龙的鱼由泛指转为特指鲤鱼。鲤鱼因此开始符号化。鲤鱼因多卵而被喻指“多子多孙”，《诗经·陈风·衡门》云：“岂其食鱼，必河之鲤。岂其娶妻，必宋之子。”后世与婚姻、生育相关的礼俗，加入鲤鱼的文化符号，便不足为奇了。

    ③鲤鱼的祝福意味越来越深入世俗生活。孔子得子，鲁昭公赐以鲤鱼。孔子感拜，取名孔鲤，字伯鱼。庆贺生子赠以鲤鱼逐渐成为礼俗，并在送鱼之时，附上绢布书写的祝福语，久而逐渐演变为书信的代指，友谊、爱情的代称。寄信的外盒，被精致的中国人制作成鲤鱼的形状，后世才有了“鱼传尺素”“遗我双鲤鱼”的浪漫表达。

    ④鲤鱼游进剪纸、年画、刺绣、花灯等民间艺术，进入“年年有余”的祝福语，成为酒席的标配，关于鲤鱼的吉祥意指越积越厚，具备了深广的群众基础，被各种文化争相引入并诠释。道家故事中，道士升天大多是骑鲤的。魏晋时期，鲤鱼被定为道家圣物。佛家视鱼为八吉祥之一，鲤鱼放生更是疑似借鉴了儒家文化，而龙形木鱼更有“鱼化成龙”的儒家文化意味。对鲤鱼文化赋予和添加新内涵，并得到大众广泛认可和深远流传的，是儒家的诠释。

    ⑤鲤鱼背高体阔，身形俊秀，柔中带刚，性格雄健沉稳，具有临危不乱、泰然自若的风度，它们的形象和性格符合儒家对于“君子”的要求，鲤鱼便被儒家赋予了诸多入世、励志的意蕴。汉代《三秦记》载：“每暮春之际，有黄鲤鱼逆流而上，得者便化为龙。”“鲤鱼跳龙门”的传说，迎合了大众企图通过努力改变自身的理想，被儒家成功转喻为科举考试，成为儒家劝人入世进取的励志故事。这个故事，激励了一代代贫寒的读书人，让他们梦想拥有不一样的人生。

    ⑥龙是极少的，________一个必然结果是，不是所有的鲤鱼都可以化龙，就像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科举成功。必须通过特殊化，通过数量的限制来彰显龙的尊贵，所以化龙的是特殊的“黄鲤鱼”。到了唐代，首次出现在陆龟蒙诗歌里的“锦鲤”，拥有了化龙的专利。在千万种鱼中，成为鲤鱼已然幸运万分；在千万条鲤鱼中，成为锦鲤更是万分幸运。只有它们，才拥有成龙的资格和机会。锦鲤，实在是集三千宠爱在一身的幸运儿。

学者的本分

胡成

    ①学术研究的要旨，在于知识创新意义上的发现和发明。就其成败得失来看，如果套用托尔斯泰的那句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那么似可以说成功的学者都很相似，不成功的学者各有各的烦恼和伤心。一般说来，学术上能够成功之人，是在正确的时间里研究正确的问题，需要天赋、训练、勤奋，当然还要有点运气。这就注定只有极少数人能够脱颖而出，成为学术研究的佼佼者。毕竟，在未知世界里的探索，前面充满了太多不确定性，大多数人终生只是在黑暗中跌跌撞撞，虽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却不见得能有收获。

    ②当然，有幸做出点成绩者大有人在。不过，倘若不能进入学术史意义上的“发凡起例”，或者说带来科学革命意义上的“范式转换”，那点成绩也只是为他人建造巍峨大厦增砖添瓦。这就像吾人进到北京故宫，首先映入眼帘而赞叹不已的，是炫丽的房顶、威严的大殿、堂皇的拱门、挺拔的圆柱；不会有多少人注意修造这些建筑所用的青砖绿瓦。好在，终生以学术为业之人，多多少少都有些病态的自恋情结。即使生不逢时、身处逆境，也没有太多想到知难而退。

    ③由此说来，学术生涯确如马克斯·韦伯所说是“一场疯狂的冒险”，多数人注定一无所获，失意而归。韦伯语重心长地质问那些年轻学生：“你能够年复一年看着平庸之辈一个接一个爬到你的前面，而既不怨怼也无创痛吗？”在他所谓学术生涯是“一场疯狂的冒险”的讲述里，很难说没有自己心理不平衡和受挫感的投射。

    ④韦伯的这一质问怕还有实实在在物质生活上的羞涩和失落。目前很多大学的薪酬制度，采行的是“竞赛制”，教授分为“基底工资”加“岗位津贴”。就基底工资而言，几乎所有学者都无法过上体面的生活。作为补偿，基底工资之上加了一定数量的“岗位津贴”，评定标准是所谓数字化的业绩考核。所以，当下“不成功”的学者，最终如果能够坚持下来而不至于魂不守舍，一定比当年的韦伯更能经受住各种“折腾”。

    ⑤人生的坎坷和困蹇，本来就不只是单一负能量。尤其上天赐予学者的一小点睿智，是普通人对不幸多默默承受，而他们则能咀嚼、回味、反思，乃至言说自己的伤痛和苦恼。就像尼采把思想者称为“有病的动物”，认为人的尊严只在感受巨大痛苦的精神之中——即痛苦使灵魂敏感，当灵魂不愿屈服之时，意志愈加激昂，思想也就愈发活跃。实际上，孟子在两千多年前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就已经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古代学人作为自由职业者，运蹇时乖而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可将自己不为当下接受的创世之作，“藏诸名山，传之其人”。然而，现代学者作为职业研究人员，参与的是一种集众的工作。他的任何研究都需要经过同行仔细验证，以及学术共同体的认真审查，故不太可能“朝闻道夕死可矣”。重要的是，“不成功”的学者置身底层和边缘，较多发愤之作，难免没有一点离经叛道，自然比成功的学者更期待一个能够鼓励自由表达意见，公开交换观点的外在宽容环境。

    ⑥除此之外，“不成功”学者还应比成功的学者，更注重学术共同体的内在环境。这也是因为现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注重同僚之间的合作与竞争。谁也不会否认，与杰出之人作为同事相处，可能将永不停止地追求卓越；如果周围都是些平庸之人，则会让自己变得乏味而无生气。这也可以理解当年的韦伯，尽管很长时间里辞职而离开大学，却时刻关心学术共同体的坚持和恪守。一九○八年他在《法兰克福报》刊发文章，尖锐批评普鲁士教育部大学事务部门将曾在地方大学任教之人，擅自任命为柏林大学经济学正教授。韦伯认为这一任命不合法，践踏了十九世纪德国业已确立的大学教师聘任的自治传统。因为让当局反感的一位学者占据了教授职位，执事者会惩罚性地任命另一位迎合上级之人，在学者之间制造矛盾和争斗。

    ⑦讲这些，是想让那些“不成功”学者，或那些将要毅然步入这一“疯狂的冒险”之年轻学人，能有稍微多一点的从容不迫和气定神闲。面对那么无奈的现实世界，学者最重要的责任或许不是拯救这个世界，而是首先设法拯救自己。既然尽了自己的本分，肯定拥有一个自由的灵魂；纵使在职业生涯结束之时，吾人仍然无所建树，壮志未酬，那又何妨？

（有删改）

    中国文艺评论史上有一种非常独特的评论样式--“评点”。“评点”始于唐，兴于宋，成于明。金圣叹评点《水浒传》、李卓吾评点《西游记》、张竹坡评点《金瓶梅》、脂砚斋评点《红楼梦》等等，都是“评点体”文艺评论的代表作品。综合、直观、凝练，是“评点体”的主要特征。无论是金圣叹评水浒，还是脂砚斋评红楼，时而把目光聚焦于作品本身，剖析其艺术特色，时而论及作者及其所处的时代，揭示作品背后的社会文化环境，所使用的语言自成特色，三言两语、简短犀利、睿智幽默，常令人掩卷深思或会心一笑。而且，“评点体”紧贴文本展开，既是对原作的再创造又和原作融为一体，为作品经典化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评点”既提升阅读快感，又促进对作品的理解，具有独特的价值。不过，传统意义上的“评点”其外在形态是用笔写下的语句，必须依存于以文字为载体的原作。随着历史进入近现代，视听艺术蓬勃发展，“评点”也似乎已失去了用武之地。

    现在，“弹幕”又来了，评论者对作品的评点可以借助网络工具，以字幕的形式如子弹般密集、快速地呈现在屏幕上，这也是“弹幕”得名的由来。于是，评论的互动性和即时性进一步增强，评论和作品文本的融合度也进一步提高，对此，舆论反应喜忧参半。喜的是“弹幕”的出现，提高了欣赏者和消费者在艺术中的主体性；忧的是不受控制以及低水平的“吐槽”，破坏了作品本身的美感以及艺术欣赏的完整性。

    “弹幕”是从互联网的母体中诞生的，弹幕时代的“金圣叹”同样也将在互联网中孕育。作为互联网时代的“金圣叹”，有的时候，他们一条微博，寥寥一百四十字，就能对文艺创作者和欣赏者产生巨大的影响。此外，不少弹幕时代的“金圣叹”还承担着“文化搬运工”的使命，把学院派、理论化的文艺评论转化为大众愿意听、听得懂的格言警句，让评论者与创作者的对话更加直接，评论者对欣赏者的引导更加有效，进而使评论以前所未有的深度介入到文艺创作生产、欣赏消费、传播反馈的全链条之中。

    可以预计，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及其与艺术的进一步融合，“弹幕”还会得到更深远的发展，而其发展路径大体上有两大走向。一是“弹幕”介入的领域进一步拓展，也就是说，“弹幕”的使用或许会逐渐从影视扩展到戏剧、曲艺等艺术门类，尤其是相声、二人转这些本身就具有强烈互动性的艺术门类，可能会较早地与“弹幕”结缘。二是“弹幕”向“平台”的回归。“弹幕”说到底是一种技术，真正有价值的是技术承载的内容。最后，弹幕也许就会成为文艺作品经典化的重要台阶。经过时间的积淀，那些耐人品味的评论将沉淀下来，与原作一起成为网络时代的艺术新经典，将作品的社会意义推向一个崭新的高度。

（摘自《中国艺术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