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年：将爱国之心转化为求真之志

                                                                                               李存山

        张岱年1909年出生，是我国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1995年，86岁高龄的张岱年忆起一生中几个难忘的“第一次”时说：“最有意义的第一次是1945年8月15日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这是平生感到最大快乐的第一次。”

        张岱年在《八十自述》中说：“我少年时期，对于民族危机感受极深，痛感国耻的严重，于是萌发了爱国之心，唤起了爱国主义的情感。深知救国必须有知，于是确立了求真之志，培育了追求真理的热诚。自审没有从事政治活动的才能，于是走上了学术救国的道路。”

        上世纪30年代，张岱年发表多篇哲学论文。1933年，他在《大公报》上发表《论外界的实在》，用经验证明和逻辑分析的方法来论证“新唯物论”（辩证唯物论）的一个基本原理：外界的客观实在性。此文发表时，编者特附有按语：“切望平津读者不可因敌迫城下，心神不宁，遂尔忽之。同时更宜信：有作出这等文字的青年的民族，并不是容易灭亡的。”当时，日本的铁蹄已迫近平津城下。

        1935年，《国闻周报》分两期连载张岱年的《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他在文中说：“中国民族现值生死存亡之机，应付此种危难，必要有一种勇猛宏毅能应付危机的哲学。”“惟有赖文化之再生，然后中华民族才能复兴。”“中国若不能创造出一种新哲学，则民族再兴只是空谈。”张岱年厚重的历史使命感跃然纸上。

        1937年7月29日，日军入侵北平。清华师生纷纷离校，张岱年与学校失去联系，未能随校南行，滞留北平。虽然时局动荡，生活艰辛，但张岱年和滞留北平的一些学者抱定一个信念：不与敌伪合作，不到伪北大和伪师大去教书。

        张岱年后来回忆：“我当时想，今日固然是国家艰难之秋，实亦民族中兴之机，个人不应颓唐丧气，因此勤力攻读，专心撰述，以期有补于来日。”他为什么怀有如此崇高的民族气节和坚定的胜利信念？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对“自强不息”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深切的理解。上世纪80年代，本人曾听张岱年讲过，当时也有少数文化人投入敌伪政权，成了汉奸。他们之所以丧失民族气节，误以为中华民族会亡，一个重要原因是其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太肤浅”。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张岱年认为这是日本正在加速自取灭亡，中国抗战胜利在望。于是，他动笔撰写其在哲学理论上的专著。此专著原计划写“方法论”“知论”“天论”和“人论”四部分，意在“穷究天人之故，畅发体用之蕴，以继往哲，以开新风”，但到抗战胜利，终因“乱世治学”“生事颇窘”，仅写成《哲学思惟论》《事理论》《知实论》和《品德论》四部论稿，后又以《天人简论》来简述其历年致思的哲学要旨。上世纪80年代，张岱年公开出版这五部论稿时，有学者仿照冯友兰在抗战时期写的《贞元六书》，提议将此书称为《天人五论》。

        1942年，张岱年会晤私立中国大学校长何其巩。何其巩得知张岱年著有《中国哲学大纲》，恐他在战乱中遗失，建议其到中国大学讲课，借此将《大纲》印为讲义。张岱年欣然同意，《大纲》作为讲义第一次排印。此书历经坎坷，先后以“宇同”和“张岱年”的署名公开出版。后又多次重版，至今仍是中国哲学、史学科的代表性著作。

       最近，张岱年家人在其遗物中发现他在抗战时期写的几篇诗稿。其中大多是旧体诗，但也有一首新诗。诗中说：“东南起太平洋之滨，西北越昆仑山之巅，吾族经营此大地，已逾五千年……然而我们的疆土与文明不容许任何侵犯，我们誓以神圣的血液为之作干城。伟大的中华民族，是世界上照耀一切的巨星。”一位哲学家在抗战的艰难岁月中写出这样的诗句，可想而知，他抱定必胜的信念。因而，当他听到抗战胜利的消息必定欢欣鼓舞，以至成为他一生中最快乐的一天。（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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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中学时期，张岱年就立下了学术救国之志，深入研究古代哲学典籍。大学期间，在张崧年的指导下，他大量研读英国哲学家罗素、摩尔、怀特海的哲学著作，分析哲学的方法和理论成为张岱年的方法和思想的重要来源；同时，张岱年阅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以及其他的唯物主义哲学的译著，认识到“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是当代最有价值的学说”。

（选自杜小安《张岱年的文化综合创新论及其评价》）

②张岱年先生是20世纪中国好学深思、最有远见的哲学家之一。他在青年时代就确信辩证唯物论是“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始终牢牢把握这一时代精神的精华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把它与民族精神的精华以及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哲学研究、文化研究、国学研究等方面做出了一系列开创性的贡献，有力地推动了当代中国哲学和文化的发展。

（选自方克立《张岱年先生的“兼和”思想》）

梅贻琦：永远的清华校长

    1931年，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并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在他的领导下，清华在十年之间一跃而跻身国内名牌大学之列。

    梅贻琦，1889年12月生于天津。其父中过秀才，后家境每况愈下，“除去几间旧房庇身以外。够得上是准无产阶级了”。但他父亲始终没有放弃对子女的教育。梅贻琦自幼熟读经史，且善背诵。他毫不自夸地说过：“假如我们之中有谁背诵任何中国古经传有错漏，我可以接背任何章节。”梅贻琦后来成为天津南开学堂张伯苓的得意门生，也是首批清华招考的留美公费生。其同届同学徐君陶回忆，学校招生放榜的时候，见一位不慌不忙，不喜不忧的同学也在那儿看榜。看他那种从容不迫的态度十分淡定，后来才知道他就是梅贻琦。同为1904年南开中学第一期学生，他与周恩来交往甚密。当时周恩来经常到梅家找梅贻琦温习功课，有时通宵达旦。

    1908年梅贻琦因“庚子赔款”留学美国。当时人们留美选的都是中国人熟知的学校。梅贻琦却单独去了伍斯特理工学院。徐君陶后来才听说，那是一所有名的工业大学，认为梅贻琦的选择确和一般人不同。梅贻琦后来告诫行将赴美的学生：“诸君在美的这几年……许多学说或要变更。我们应保持科学家的态度，不存先见，不存意气，安安静静地去研究。才是正当的方法。”留学美国的经历影响了梅贻琦。在他获得电机工程硕士学位回国后，于1916年担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先后任教务长，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

    当时的清华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颇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1931﹣1948年，梅贻琦任清华大学校长，也是清华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梅贻琦个性沉静，寡言、慎言，为人重实干。梅贻琦认为“身教重于言教”和“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他任校长后，奉行“教授治校”原则。他的一生仅仅做成了一件事，即成功地出掌清华并奠定了清华的校格。这主要集中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师资人才的严格遴选和延聘；二是推行一种集体领导的民主制度—由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会议组成的行政体制。梅校长对清华大学的成长贡献巨大，受到所有清华人的崇敬。

    当时，国内情势风雨飘摇，学潮起荡，尤以北大清华为甚。驱逐校长的运动此起彼伏。赶教授更是家常便饭，校长在任时间都不长。有人问梅贻琦有何秘诀，梅风趣地说：“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是没有人愿意倒梅（霉）!”清华校史专家黄延复一直抱着“苛求”的心理，搜寻人们对梅的“异词”或“谤语”，但却无所获。

    1948年12月，北平即将解放。国民党政府再三邀请梅贻琦入阁，梅贻琦维持了一贯的中间立场，始终婉谢，依然属意教育。梅贻琦离校那天，当时也在清华任教的吴泽霖教授在校门口碰见他，吴教授问梅校长是不是要走，梅校长说：“我是为了保护清华的基金。”1955年，梅贻琦到台湾，开始用清华基金会利息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这就是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前身。

    梅贻琦在日记中表达了自己的中间立场：“余对政治无深研究，则以为应追随蔡元培兼容并包之态度，以恪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梅贻琦认为这是“将来清华之为清华”的根本。长沙临时大学期间，学校请来名人演讲，各种人物都有，如陈独秀、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等。对于学生，梅贻琦一律采取爱护的态度。

    “对知识分子心态了解之深，当时少有如他的人。”梅贻琦的儿子梅祖彦回忆。梅贻琦在礼聘教师方面，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曾亲自到火车站接赵元任先生。延揽人才的诚意在华罗庚身上得到了极好的体现，华罗庚从一个只有初中学历的人，先做小学教员，后为店员，被破格招进清华大学加以培养，经中间的进修并被破格聘为教授，大多是在梅贻琦的亲自过问下实现的。梅贻琦特别鼓励中西学术交流，积极支持教师出国讲学与在国外发表论文。他实行休假制度﹣﹣教授工作一定年限后，可以休假一年，可赴欧美研究，学校开支一半薪水，还给予往返路费。这个传统在西南联大时结出硕果：西南联大的教师名士如云。

    梅贻琦因为一手奠定了台湾的清华的基础，被称之为“两岸清华校长”。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病逝于台达医院。他逝世后，秘书把他在病中一直带在身边的一个手提包打开，原来是清华的基金帐目，一笔笔非常清楚。梅贻琦后来葬于新竹清华大学校园内，取名为“梅园”，园内有校友集资兴建的花木，曰“梅林”。梅贻琦纪念奖章成为台湾清华大学毕业生的最高荣誉。

（选自《人物周刊》）

柴禾

刘亮程

    ①我们搬离黄沙梁时，那垛烧剩下一半的梭梭^[注]柴，也几乎一根不留地装上车，拉到了元兴宫村。元兴宫离煤矿很近，取暖做饭都烧煤，那些柴禾因此留了下来。

    ②柴垛是家力的象征。有一大垛柴禾的人家，必定有一头壮牲口、一辆好车，当然，还有几个能干的人，这些好东西碰巧凑在一起了就能成大事、出大景象。可是，这些好东西又很难全凑在一起。有的人家有一头壮牛，车却破破烂烂，经常坏在远路上。有的人家置了辆新车，能装几千斤东西，牛却体弱得不行。还有的人家，车、马都配地道了，人却不行——死了，或者老得干不动活。

    ③我们刚到父亲的住处时，家里的牛、车还算齐备，只是牛稍老了些。柴垛虽不高，柴禾底子却很厚大排场。不像一般人家的柴禾，小小气气的一堆，都不敢叫柴垛。父亲带我们进沙漠拉柴，接着大哥单独赶车进沙漠拉柴，接着是我、三弟，等到四弟能单独进沙漠拉柴时，我们已另买了头黑母牛，车轱辘也换成新的，柴垛更是没有哪家可比，全是梭梭柴，大棵的，码得跟房一样高，劈一根柴就能烧半天。

    ④现在，我们再不会烧这些柴禾了。我们把它们当没用的东西乱扔在院子，却又舍不得送人或扔掉。我们想，或许哪一天没有煤了，没有暖气了，还要靠它烧饭取暖。只是到了那时我们已不懂得怎样烧它。劈柴的那把斧头几经搬家已扔得不见，家里已没有可以烧柴禾的炉子。即便这样我们也没扔掉那些柴禾，再搬一次家还会带上它们，它们是家的一部分。那个墙根就应该码着柴禾，那个院角垛着草，中间停着车，柱子上拴着牛和驴。在我们心中一个完整的家院就应该是这样的。许多个冬天，那些柴禾埋在深雪里，尽管从没人去动它们，但我们知道那堆雪中埋着柴禾，我们在心里需要它们，它让我们放心地度过一个个寒冬。

    ⑤那堆梭梭柴就这样在院墙根呆了二十年，没有谁去管过它们。有一年扩菜地，往墙角移过一次，比以前轻多了，扔过去便断成几截，颜色也由原来的铁青变成灰黑。另一年一棵葫芦秧爬到柴堆上，肥大的叶子几乎把柴禾全遮盖住，那该是它们最凉爽的一个夏季了，秋天我们为摘一棵大葫芦走到这个墙角，葫芦卡在横七竖八的柴堆中，搬移柴禾时我又一次感觉到它们腐朽的程度，除此之外似乎再没有人动过。在那个墙角里它们独自过了许多年，静悄悄地自己朽掉了。

    ⑥最后，它们变成一堆灰时，我可以说，我们没有烧它，它们自己变成这样的。我们一直看着它变成了这样。从第一滴雨落到它们身上、第一层青皮在风中开裂我们就看见了。它根部的茬头朽掉，像土一样脱落在地时我们看见了。深处的木质开始发黑时我们看见了，全都看见了。

    ⑦当我死的时候，人们一样可以坦然地说，他是自己死掉的。墙说，我们只为他挡风御寒，从没堵他的路。坑说，我没陷害他，每次他都绕过去。风说，他的背不是我刮弯的。他的脸不是我吹旧的。眼睛不是我吹瞎的。雨说，我只淋湿他的头发和衣服，他的心是干燥的，雨下不到他心里。土说，我们埋不住这个人，梦中他飞得比所有尘土都高。

    ⑧可是，我不会说。没谁听见一个死掉的人怎么说。

    ⑨我一样没听见一堆成灰的梭梭柴，最后说了什么。

（有删改）

【注】梭梭：一种灌木或小乔木。

艾青评传（节选）

杨匡汉

    年迈古稀的艾青，在回顾自己五十年的创作生涯时，常常不无感慨地对人说：“想想我这一辈子，也只是写了几首人们还记得的诗：人民是最公平的。一个人写了点东西，人民总会记得他的。我也是想也不敢想到有今天……”

    是的，人民会记得艾青的贡献，承认艾青的成就。他是我国新诗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具有独特风格的现实主义大诗人之一。

    艾青的诗，较多地将个人的悲欢融合到时代的悲欢里，反映着自己民族和人民的苦难与命运，反映着现实的生活和斗争，并由此传达出时代的呼唤和人民的心声。在早年的成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中，诗人以真挚虔诚的赤子之心，赞美养育了自己的保姆，为她受尽黑暗年代人世间凌辱的凄苦命运抒发着悲愤、哀恸与不平。它同时表达了诗人对中国广大农民的遭际的同情与关切。诗人在另一首名篇《我爱这土地》中发出的“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的倾诉，更是把个人的情感、命运都赋予时代、人民、祖国和土地的明证。

    在中国广大读者心目中，艾青诗作中的深沉感情，突出表现为对光明的热烈向往、追求和讴歌。太阳、火把、春天、黎明、生命、火焰，不但出现于他许多作品，更是他不少篇章集中讴歌的主题，且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以不同的新意竞放异彩。在《太阳》《春》《黎明》《煤的对话》等早期作品中，诗人“在东方深黑的夜里”，朦胧又强烈地发出了对光明、对春天、对火焰的热切呼唤。抗日烽火燃遍中华后，诗人从浴血奋战的人民中找到光明之所在，创作了充满热情、乐观和希望的长诗《向太阳》及其姊妹篇《火把》。这两首喷射着激情火花和理想光芒的名篇曾鼓舞过不少青年走上革命之路。

    艾青曾写道：“一首诗的胜利，不仅是那诗所表现的思想的胜利，同时也是那诗的美学的胜利。——而后者，竟常被理论家们忽略。”在他的诗歌中，尽管不乏某些或过于切近时事或过于凌虚的篇什，但作为代表他主要成就的诗篇，往往不拘泥于直接地如实地反映生活，那种饱满的进取精神和丰富的生活经验，总是伴之新奇的联想、想象、意象、象征而来，造成鲜明的形象并给读者一定的暗示与启迪。他在抗战前夜作的《太阳》一诗中写太阳：“从远古的墓茔/从黑暗的年代/从人类死亡之流的那边/震惊沉睡的山脉/若火轮飞旋于沙丘之上/太阳向我滚来……”融进了深刻的感受的想象和意象，使形象充满血肉，更深刻地显示着光明来自黑暗，需通过流血死亡的代价去换取的生活真谛。此外，艾青还善于从绘画、雕塑、音乐等多种艺术样式以及中外诸多艺术流派中吸取有益的养料，转化为自己诗篇中的艺术细胞。

    艾青的诗歌，艾青的名字，在中国当代人的精神生活中扎了根，也在全世界赢得了声誉。美国的学者弗兰德把艾青和希克梅特、聂鲁达并列为现代世界三位最伟大的人民诗人。

    在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史上，艾青是继郭沫若、闻一多等之后推动一代诗风的重要诗人。他对中国新诗艺术的贡献在于：以对现实生活的深入观察和对人民命运的深切关注，加强了新诗的时代感和现实性；以来自生活又经提炼而成的丰富、变化、新鲜的语言，增强了新诗的表现力；以在一定规律里奔放的、具有“散文美”的内在韵律的自由诗形式的创造，和众多的新诗人们一起，巩固了自由诗在我国现代诗歌中的地位。艾青还是在艺术上沟通中外诗歌的桥梁之一，他的诗能面对世界发言，被一些外国学者认为在诗歌难于翻译的情况下最易译介的中国现代诗。

    艾青说：“我的一生都在探索。”在漫长的道路上坚持探索，吹号行进的诗人与作品，尽管常常会几经斫丧，终将显示其旺盛的活力——因为对于艾青来说，太阳、火把、诗和他同在！

1986年2月

（有删改）

掌眼

刘志学

    好字画的陈四仙，是骑河镇上唯一的看病先生，因为诊病、进药、买字画一类的事儿，常到七十里外、黄河对岸的省城开封去。因而，很多外边的消息，都是陈四仙带到镇上来的，但这次，陈四仙却从城里带来了一个旗人。

    旗人是陈四仙多年的老朋友，汉名叫金辨芝，三十多岁，随手端着一个银制的大水烟袋，说起话来，一口的“里城音儿”，一听就知道是从北京城里出来的。金辨芝见多识广，过手的名人字画不计其数，自小练成了一双法眼。开封城里的官宦商贾，手里有了货又拿不准时，都要请金辨芝去搂一眼。前段日子，陈四仙用古方治愈了自己的肺痨，一高兴，去大相国寺后头捡漏，花二百现洋买了一副徐渭的《古道青藤图》，正有心想请金辨芝给看看，碰巧冯玉祥在开封遣散旗营，于是，俩人就到了骑河镇。

    好茶好酒为伴儿，与金辨芝神聊了几日后，陈四仙终于挂出了那副《古道青藤图》：“辨芝兄，您给搭个眼儿。”

    金辨芝端着自己那个大水烟袋，咕噜咕噜地抽了几口烟之后，在那幅画前踱来踱去，眯着眼睛，看款识、看笔韵、看墨色；再踱一阵，再看……

    陈四仙屏着气，看金辨芝走来走去，只看不语，顿时呼吸粗了起来。

    终于，金辨芝扭过身来，呼噜呼噜又抽了几口烟，问：“四哥，您多少钱到手的？”

    “二……二百块钢洋！”陈四仙伸出俩手指，冲金辨芝晃了晃，另一只手抚着胸口，嗓子里嘶嘶地开始发喘。

    “缘分！能在这小镇上见到徐渭神品，缘分啊！”金辨芝这些话出口后，陈四仙嗓子里的嘶嘶声渐渐落了。

    在骑河镇小住了几个月后，金辨芝要走了。临走，他要了陈四仙灸病用的几根银针，说：“四哥，行里规矩，替人掌眼，不能落空。这针，算是我的酬劳吧。”

    金辨芝这一走，陈四仙就再也没见过他。听开封城里人说，他去了天津卫。

    十六年过去了，日本人打开封。骑河镇被日本人占了后，陈四仙被日本人扣了，要他给受伤的日本兵治刀枪伤。日本人在搜查他的诊所时，发现了那幅《古道青藤图》。陈四仙见了，胸口忽地一闷，嗓子嘶嘶地响，肺痨犯了。

    一个日军大佐看到那画时，立即惊呼：“徐渭，支那明朝大画家！金辨芝的，有请！”

    一听“金辨芝”三个字，陈四仙心里咯噔一下，刺疼！

    不一会儿，一个日军下士跑来，伏在大佐耳朵上说了一通陈四仙听不懂的日本话之后，大佐的脸色突然变了。

    等陈四仙再见到金辨芝时，他已经瞎了，但他手里，依然端着那个银制的大水烟袋。

    夜里，陈四仙和金辨芝被关在一起，这才知道，还在天津卫的时候，金辨芝就被日军抓住来为他们劫得的古玩珍宝掌眼，一路到了骑河镇，他听说日军掠了《古道青藤图》，就趁人不备，用当年从陈四仙这儿拿走的银针刺瞎了双眼。

    “辨芝兄弟，你这是……”陈四仙不解。

    “我如果说实话，他们就会杀了你！”十余年没见，金辨芝还是一口的“里城音儿”。

    “啊？”陈四仙猛咳了几声，吐出一口血来。

    “那幅画，是新活儿！”金辨芝忽然说。

    “你说啥？！那你当年……”陈四仙忽然觉得心里一阵轻松，呼吸也畅快了不少。

    “我那时要说实话，你肺痨刚好，又花了二百块现洋，会经受不起，有性命之虞。”金辨芝一只手捂着还在作疼的眼睛，另一只手托着水烟袋，慢吞吞地说。

    “那这次，你何苦刺目？还那样说，不就得了？”陈四仙已经不喘了，他抚摸着老友的盲眼。

    金辨芝苦笑了一声，说：“这次？日军中也有不少行家。我说实话，你一个人活不成；我说假话，咱俩都得送命！唉……掌眼，掌眼，给畜生掌眼，不如瞎掉！”

    陈四仙长叹一声，落下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