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亦有道

刘源

光绪某年，黄河发水灾，无数百姓流离失所，陕西关中东南长丰镇来了几十个衣衫褴褛的灾民。这长丰镇虽然有几个富户，但个个吝啬异常，真是铁公鸡一毛不拔，大伙儿私下里称长丰镇为“铁公鸡镇”。

灾民们等待施舍，但富户们家家大门紧闭。饥肠辘辘的灾民们正绝望之时，镇北的达好仁家忽然传出消息：达家将开粥棚！消息震惊了长丰镇！要知道，在众多铁公鸡中，达老爷子的吝啬可是鼎鼎有名的。达老爷子今年七十了，家里虽不是长丰镇的首富，但财力着实雄厚，只是达老爷子吝啬持家，达家上下连一个胖子都没有，他自个更是瘦骨嶙峋。前阵子他的小儿子成亲，宴席上的馒头居然是一半白面一半糠麸，莱也是素多荤少，规格比有些穷人家的婚宴还差。

如今他居然肯设粥棚，颇令人大惑不解。可眼瞅着几口大锅支了起来，家丁们劈柴烧火，不像是假的。很快，达家放出话来：“领粥时，必须说‘达老爷真慷慨，达老爷真是大善人’，然后跪下来朝达家大门磕个头……”一碗稀粥居然让人家磕头，太过分了。但饿肚子的滋味真不好受，灾民们只好自觉地排起了长队。水滚开时，围观的百姓们看着达家的伙计朝大锅里下了两瓢米，不由嘀咕道：“这么大的锅，下这么点儿米，这粥可真够稀的！”这时，那伙计又打开另一口袋子，舀出来一瓢东西，大伙儿一看，惊叫道：“米糠？”一锅粥，两瓢米加五瓢糠，粥是稠了，味道可就……没想到老爷子做善事也打折扣，这不明摆着让大家戳脊梁骨吗？家里人很不满，小儿子年轻气盛，跑到堂屋跟老爷子吵了起来。“爹，韩信衣锦还乡本可杀了那个让他钻裤裆的家伙，但他让那人做了官，赢得了好名声。可你呢？做个粥棚，一天花上一袋米，一个月也就三十袋米而已………”“你有本事给我弄三十袋米来，站着说话不腰疼，我辛苦攒下的家业迟早要被你们这些败家子败光！”达老爷子气呼呼地走了。灾民们感谢达家做善事，跪在地上朝坐在太师椅上的达老爷子磕了个头，才换得一碗黄粥，泪眼汪汪地蹲在一边喝。牺牲了尊严才换来的东西，虽能果腹，心里却在滴血……灾民们磕头讨饭，眼泪汪汪地喝粥，这幅凄惨的情景让长丰镇的上空弥漫着悲伤的气氛。

达老爷的慈善活动没有收到预期效果，反而被人骂得狗血淋头，那些没有施舍的富户们则耻笑达老爷子做了件蠢事。达老爷子似乎也意识到了，便改了规矩，领粥时可以不跪，但必须为达家做一天活。这个规矩倒还不错，但达家哪有那么多活给人干？于是达老爷子将家里的佣工全部遣走，这些人聚拢起来向达老爷子讨说法，达老爷子的回话倒也简单：谁干活只要三餐饭，不要工钱，就可以留下。小儿子担心：“爹，灾民们固然用着便宜，可他们总有走的一天，到时候咱们家再找人可就难了。”达老爷子说他们肯定会非常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活计。小儿子豁然开朗，这老爷子真算计到家了，够狠！结果长丰镇的小工价格直线下降。

水灾过后，长丰镇又恢复了原样。但是，达爷子的名声迅速在半年里变得臭不可闻，人们提起他，干脆以“老鬼”相称。这一年达老爷子病重，临死前对孩子们说：“我知道你们对我颇有微词，但你们不知道，我这么做，既为他们好，也为你们好。我原来也讨过饭，当时和我一起讨饭的好朋友，他一生都在讨饭，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大家惊奇地听着。“因为他运气好，遇到了一个好人家，大米饭白馒头管够，让他觉得讨饭的日子真不错；而我运气不好，讨饭被狗咬，被人欺，所以我恨透了讨饭。”达老爷子沉痛地说，“钱财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别人不做粥棚，我做，但我不会让灾民们觉得讨来的饭特别香。钱花好了能帮人，花不好就毁人，我落了个坏名声，却总好过给长丰镇增加一批乞丐……”说罢，溘然长逝。达家子孙将丧礼办得非常寒酸，百姓们纷纷议论达家孩子不孝，但达家人不在意。几十年后，达家还在，子孙兴盛，还出了好几个人才，而其他富户没有逃过“富不过三代”的宿命，相继败亡。

值得感念的岁月

    我入北大，时北大建校将近二十年，我年仅二十五岁。今值北大校庆九十周年，谨追述七十年前在北大时一些往事，以表达我这年逾九旬老校友的一片感念之情。

    我入北大任教，始于1917年底。是年初蔡元培先生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我往谒蔡先生于其南菜园上街寓所，以自己所著《究元决疑论》特向蔡先生求教。此文评论古今中外诸子百家，而独推崇印度佛家思想。当我说明来意后，先生回答说：“我过上海时已在《东方杂志》上看过了，很好。”不曾想到先生早已过目，并对这篇如今看来是东拉西扯的文章给予肯定。但更使人出乎意料的是先生随即表示希望我到北大任教。先生说：“我是喜爱哲学的。我此次来北大重点要办好文科。文科中又以哲学系为重点，你就来哲学系讲印度哲学好了。”我不敢承当。蔡先生说了几句话打动了我。抱这种态度再好不过，而我又怎会不愿来学习呢？来北大的事就如此确定下来。

    我到北大后先开“印度哲学”一课，此课自非哲学系重点，但听课者仍不少。后来讲授“儒家哲学”，听课者更多，注册部原安排一院红楼教室容纳不下，于是不得不迁往二院马神庙阶梯教室。此课听讲者约二百人，期末考卷有九十多份，此数即为注册之学生，如冯友兰、朱自清等，是如此得以与我相聚于课堂的。至于其余半数即为自由听讲者：有的来自其他高校，有的来自社会。年轻后辈如我者，听课人尚且不少，如名教授、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如陈独秀、胡适之、李大钊等先生。由此可见蔡先生兼容并包主张的实施和当时新思潮的影响，共同形成之追求真理的浓厚空气，不仅感染北大师生和其他高校的师生，且影响及于社会人士。生活在此种气氛中，怎能不向上奋进呢！

    当时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宣传西方文化，提倡科学与民主，而贬抑东方文化，于是“东西文化”常成为谈论的问题。我于教学之外对此时时思考，探究不辍。友人张申府等从中劝阻，或说问题范围太大，难于着手，或说问题尚远，可俟诸来日。我均不以为然。虽然我对新思潮莫逆于心，而且我既非新派，又不属旧派，面对新旧之争，似尽可仍埋首于佛学研究，可是我却感到压迫之严重，以为此问题不可忽略而且急切。盖自鸦片战争以来，随帝国主义势力之入侵，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受到怀疑，似中国之有今日全由于我们的文化。这明明是逼着中国人出一个解决方法。试想，如果中国传统文化果真不能与西方文化并存，而要根本绝弃，我们应赶快自觉改革，不要与它同归于尽；如果中国传统文化受西方文化压迫，并不足虑，而中国文化终有翻身之日，那也应积极去做，不要再做梦发呆；又如果确如一些人所说，东西文化可以融通调和，那也应弄清调和之必要及调和之道，绝不应消极等待。谁说问题不严重而且急切！

    中国文化问题关系国家命运，民族存亡，怎可轻轻放过，漠不关心？同时北大以及整个社会当时爱国主义精神高涨，人们关心国事，文化问题成为学术界讨论最多的问题之一，而我又怎能置身事外？就在这种主观要求和客观环境推动下，1919年我首次将个人对此问题研究结果，在课外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为题作连续多次讲演，介绍给北大同事、同学。1920年又于济南向社会公开报告。后将演讲记录稿加以整理，以讲题为书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出版后受到学术界注意，引来评论不少。可以说这是我向北大、向蔡先生交上的一份考卷，记录了我在校期间学习与研究成绩的高下优劣。

    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我将西方、中国、印度三种文化加以比较，各给予人类文化发展史上以适当位置，并指出世界最近未来将是中国文化之复兴。于是我也由佛家思想转为儒家思想。1924年为实行自己的办学理想，我向蔡先生辞去教职，从此离开了北大，而北大影响仍留在我心上。我这个根本未曾入过大学之门的人，得以走上大学讲台，就我个人说，只不过因为我钻研了一个冷门——佛学，而从根本上说，则是由于蔡先生实行兼容并包的主张，是由于蔡先生对后学的关心与爱护。

（节选自《梁漱溟自传》，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儒学能够把每一个人的精神生活和实际日常生活都打理得很妥当。人要想提高一步，提高到儒学这一步正合适，佛学太高了。所以他（梁漱溟）是为了大众放弃佛学，转向研究和推广儒学，这是他自己一个很明确的宣示。（梁培恕《梁漱溟：佛学太高深 救世宜用儒学》）②“你的志愿何在?”如果有人这样问我，那我可以回答：我愿终生为民族社会尽力；并愿使自己成为社会所永久信赖的一个人。（梁漱溟《言志》）

章太炎

张中行

    提起章太炎先生，我总是先想到他的怪，而不是先想到他的学问。多种怪之中，最突出的是“自知”与“他知”的迥然不同。这种情况也是古已有之，比如明朝的徐文长，提起青藤山人的画，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爱，可是他自己评论，却是字第一，诗第二，画第三。这就难免使人生疑。章太炎先生就更甚，说自己最高的是医道，这不只使人生疑，简直使人发笑了。

    发笑也许应该算失礼，因为太炎先生生于清同治八年(1869)，按行辈是我的“老”老师的老师。老师前面加“老”，需要略加说明：简单说是还有年轻一代，譬如马幼渔、钱玄同、吴检斋等先生都是太炎先生的学生。我上学听讲的时候他们都已五十开外，而也在讲课的俞平伯、魏建功、朱光潜等先生则不过三十多岁。“老”老师之师，我不能及门是自然的，不必说有什么遗憾。不过对于他的为人，我还是有所知的，这都是由文字中来。这文字，有不少是他自己写的。就是收在《章氏丛书》中的那些，也有不少是别人写的，其赫赫者如鲁迅先生所记。总的印象是：学问方面，深，奇；为人方面，正，强。学问精深，为人有正气，这是大醇。治学好奇，少数地方有意钻牛角尖，如著文好用奇僻字，回避甲骨文之类；脾气强，有时近于迂，搞政治有时就难免轻信：这是小疵。

    一眚难掩大德，舍末逐本，对于太炎先生，我当然是很钦佩的。上天不负苦心人，是一九三二年吧，他来北京，曾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讲《广<论语骈枝>》（清刘台拱曾著《<论语>骈枝》），不记得为什么，我没有去听。据说那是过于专门的，有如阳春白雪，和者自然不能多。幸而终于要唱一次下里巴人，公开讲演。地点是北河沿北京大学第三院风雨操场，就是“五四”时期囚禁学生的那个地方。我去听，因为是讲世事，谈己见。可以容几百人的会场，坐满了，不能捷足先登的，只好站在窗外。老人满头白发，穿绸长衫，由弟子马幼渔、钱玄同、吴检斋等五六个人围绕着登上讲台。太炎先生个子不高，双目有神，向下望一望就讲起来。满口浙江余杭的家乡话，估计大多数人听不懂，由刘半农任翻译；常引经据典，由钱玄同用粉笔写在背后的黑板上。说话不改老脾气，诙谐而兼怒骂。现在只记得最后一句是：“也应该注意防范，不要赶走了秦桧，迎来石敬瑭啊！”其时是“九一八”以后不久，大局步步退让的时候。话虽然以诙谐出之，意思却是沉痛的，所以听者都带着愤慨的心情目送老人走出去。

    此后没有几年，太炎先生逝世了（1936年）。他没有看见“七七”事变，更没有看见强敌的失败，应该说是怀着愤激和忧虑离开人间了。转眼将近半个世纪过去，有一天我去魏建功先生书房，看见书桌对面挂一张字条，笔画苍劲，笔笔入纸，功力之深近于宋朝李西台（建中），只是倔强而不流利。看下款，章炳麟，原来是太炎先生所写，真可谓字如其人了。不久，不幸魏先生也因为小病想根除，手术后恶化，突然作古；我再看太炎先生手迹的机缘也不再有了。

（摘编自张中行《负暄琐活》）

【相关链接】章太炎 (1869—193 6)，著名民主革命家、学者。名炳麟，字枚叔，号太炎。浙江余杭人。1890年入诂经精舍，从俞樾受业七年。后创办《经世报》等，宣传维新变法。被通缉，流亡日本，结识孙中山。后回国在上海张园当众剪辫，立志革命。不久因苏报案入狱。次年发起组织光复会。后再赴日本，参加同盟会，主编《民报》。同时，重组光复会任会长。辛亥革命后回国，历任中华民国联合会会长、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府枢密顾问、北京政府总统府高等顾问、东北三省筹边使、广东护法军政府秘书长等职。1913年宋教仁被刺后策动倒袁世凯，被袁软禁，至袁死后获释。晚年讲学于苏州。著有《章氏丛书》等。（摘自《档案春秋》

石敬瑭（公元892-942年），五代十国时期后晋开国皇帝，庙号为“高祖”。年轻时朴实稳重，寡言笑，喜兵书，重李牧、周亚夫之行事。隶属于李克用义子李嗣源帐下，为后唐李克用、李存勖父子冲锋陷阵，曾立下卓著战功。后唐末帝李从珂继位后，石敬瑭为河东节度使，双方互相猜忌。公元936年，石敬瑭起兵反后唐。为取得契丹的支援，石敬瑭向契丹割让幽云十六州（今北京市及河北、山西北部一带），在历史上留下“儿皇帝”的骂名。在契丹的援助下，石敬瑭称帝灭后唐，定都汴粱，改国号为“晋”，史称“后晋”。天福年（公元942年）忧郁成疾死，时年51岁。（摘自“百度百科”）

    老人住进城里后很不习惯，坐不是站不是，每天都不自在。一天，老人便拿了锄头，去楼下开荒栽菜。锄头是老人从乡下带来的，但老人才在小区一块空地上挖了几锄，就被儿子看见了，儿子说：“你做什么?”

    老人说：“这块地荒着，我想栽些菜。”

    儿子说：“你以为这是乡下呀?”

    老人说：“那我回乡下去。”

    儿子说：“我们乡下已被拆迁了，那儿现在是工业园区，你还回得去?”

    老人何尝不知道这些，一想到乡下被开发了，老人就神思恍惚。老人说：“城里什么都不好，不像我们乡下，能栽菜，养猪养鸡，乡下空气也好，我们乡下有各种各样的鸟，天上还飞着鹰。”的确，老人经常在乡下看见天上飞着鹰。老人总坐在门口，抬着头看，看鹰在天上盘旋。看久了，老人的心便跟着鹰去了，也在天上盘旋，自由自在。到城里后，老人也经常抬头，但很多时候，连一只麻雀也看不到。

    老人叹起来了。

    过后，老人还是不自在了，每天都怏怏不乐的。这样不开心，老人就出问题了，老人后来病了，住院了。等老人从医院出来，老人似乎更老了，走路都不稳。儿子当然很急，每天都开导老人，老人就是开心不了。

    这天，儿子带老人去河边。快到河边时，老人忽然看到天上有鹰。看到鹰，老人有些高兴，老人跟儿子说：“你看到鹰么，在天上飞。”

    儿子说：“看到了。”

    老人说：“没想到城里也有鹰，它是从我们乡下飞来的吧?”

    儿子说，“大概是吧。”

    那时候是傍晚了，老人一直在那儿看着，直到天黑。

    老人住的小区其实离河不远，老人为了看到鹰，第二天自己去河边了。还没到河边，老人就看鹰了，不是一只，是好几只。那些鹰一会儿在天上盘旋，一会儿往下俯冲。老人不走了，坐在路边的凳子上，一直抬头看着。

    一个孩子，蹦蹦跳跳了过来。看见老人后，孩子停住了，孩子说：“爷爷，你在看什么呢?”

    老人说：“看鹰在天上飞。”

    孩子说：“那不是鹰，那是风筝。”

    老人说：“胡说，风筝我还看不出来呀，那就是鹰。”

    孩子说：“我没胡说，那就是风筝，不信，到河边去看。”

    老人真去了河边，近了，老人果然看见几个人在放风筝。几个人也是老人，但他们很矫健，在河边跑来跑去。把像鹰的风筝放得跟真的一样。

    老人后来走到了他们中间，老人说：“我以为是真的鹰在天上飞哩。”

    一个老人说：“好多人都这么说。”

    老人又说：“你们怎么能把风筝放得这么好?”

    一个老人说：“你也能。”

    老人说：“我也能?”

    一个老人说：“真的能，只要天天放，就能让你的鹰也飞在天上。”

    老人这天真买了风筝，也是那种像鹰的风筝。

    那几个老人，教老人放，但老人还是不会。老人有些灰心了，几个老人安慰他：“慢慢来，我们以前也是这样的。”

    老人点点头。

    老人后来天天到河边去放风筝，老人开始走的很慢，慢慢地，老人就能走快了。再后，老人也能跑了。老人的风筝或者说老人想放飞的鹰开始了飞不起来，多放了几次，鹰就飞起来了。到后来，老人也可以让他的鹰在天上盘旋或往下俯冲。看着头顶上的鹰飞来飞去，老人觉得开心。

    一天，老人把鹰放飞在天上时，忽然来了几只真的鹰，几只鹰都是老人的鹰引来的。老人看见了那几只鹰，老人以为是同伴放的，但不是，他们还没开始放。那几个老人，也看见了几只真的鹰，他们跟老人说：“你的鹰引来了真的鹰了。”

    老人说：“是真的鹰吗?”

    他们说：“是真的!”

    老人说：“肯定是我们乡下的鹰飞来了。”

    老人说着，笑了。笑着时，老人一颗心跟了鹰去，也在天上盘旋，自由自在。

碗匠和他的碗

周天红

    烂泥田，一个村子最响亮的事儿就是烧碗了。

    烂泥田村子口一大块田，那泥巴，扶墙抹墙不行，真的是烂得扶不上墙了。栽秧种谷也不行，栽了秧，不走根，反倒要烂根，没得收成。那泥巴，就适合做碗烧碗。泥质沙细，糗性好，水质也好，捏成碗坯子，放到窑上一烧，轻轻一敲就能听见当当当的清脆响声。那釉质那花纹那造型，一看就是好货色呀。

    八爷是村子里最好的碗匠。

    八爷拿捏碗坯子，那是村子里最快的。八爷烧出的碗，那更是一绝。造型，釉色，图案，那都是没得挑。能在碗边碗底上搞出花花草草，有鱼有鸟，有人物有动物，买主点着要什么他就能给你烧制出什么。做大寿的能给你烧出老寿星图，结婚办喜事儿的能在上面烧出鸳鸯，外出发财回家造新房的能在上面烧出财神爷，那些图案活灵活现，逼真得惊人。有的人端起碗吃饭时，都只顾着欣赏，翻来翻去地看，碗里的东西打倒了全然不知道。

    八爷烧碗的手艺，那是跟着他师傅学的，足足学了三年，他师傅才把最关键那点儿真本事传给了他。师傅传授真本事时，只给八爷提了一个要求：留在他身边!

    师傅对八爷说，我一辈子教了数不清的徒弟，学了手艺，都跑出去闯荡了，没有一个能留下来的，其实，他们都只是一知半解，没有学到真本事。如果你一直留下来，我就把最关键最实在的那点儿本事传给你!

    八爷说话算话，一直留在师傅身边，烧碗。直到师傅去世，他都没有离开过烂泥田。

    八爷也讲究。无论是进门上货的还是收藏老玩意的，还是专门进屋看热闹的，八爷准抽出时间，把烧碗识货的道理和方法一五一十地给你介绍个明白，最后还问上一句，懂起没有？如果你摆脑壳说没听懂，他会继续给你说道说道，直到让你听真了为止。八爷这热情，生意当然好做了。

    八爷制碗烧碗的手艺是一绝，生意也做得红红火火的，每天上门进货的客商络绎不绝。这些年下来，八爷的房屋都翻新三回了，可他家里自己用的碗却还是老样子。

    八爷家的碗也是一大特色，没一个好碗，要么是歪的，要么是缺的，要么是花样图案烧残了的，全是歪瓜裂枣的残存货。

    碗匠家里用烂碗怪碗，是八爷用不起好碗吗？不是，成天满屋满仓库都是上等的好碗呢，随便用都没问题。是八爷缺心眼儿吗？不会哟，单凭他制碗烧碗的手艺，就知道他是个一等一的聪明人。是八爷脾气怪吗？肯定不是，你看有人进门，不管晴天阴天还是雨天，八爷都是一脸的笑呢。

    这是个什么道理呢？烧碗的同行不明白，村里人不明白，来进货买碗的人不明白，就是八爷家的二娃更不明白。二娃是什么人哟，走州下府，啥事情没见过。这些年，二娃靠着倒腾他老爹八爷烧的碗，那是发财了，在县城里有五间门市一个大仓库，小轿车都换了好几辆，不是八爷吼着，差点把老婆都换了。二娃是村子里第一个去过北京首都的。就单是他在人民大会堂广场前照的那张相片拿回村子，一整个村子的人围着看了半下午还舍不得离去，直到天发黑人才小步小步地散了。多大个事儿呀，进个京城，村里人念谈了大半年。

    八爷家吃饭喝酒用的那些怪头怪脑的碗，那也是村里人的大事儿，没有人不念谈的。

    八爷说，二娃呀，你不懂？你真不懂？

    二娃摇摇头。

    八爷端起那歪边子的酒碗，喝了一大口酒，说，二娃呀，你看看这个碗，要不是它是个歪边子的残缺货，它还能是我的酒碗？八年了，还是我的酒碗。

    二娃听了老爹的话，好像更糊涂了。

    八爷看了二娃一眼，继续说，碗匠手里的好碗，最终都不是自己的，留不住呀。就像你和你哥。你哥虽然老实甚至有点笨，可他就像一个我烧坏了的碗，能留在我身边呀。你从小聪明，是只好碗，可你成天在外漂来荡去的，有个大事儿小事儿的，我能靠得上你？

    二娃这下听明白了，一屁股坐在屋前的门槛上，半天站不起身来。

    这一下子，二娃清楚地记起，自己已经两年零三个月零五天没有回家了。

（选自《短篇小说（原创版）》2018年第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