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日凌晨1时许，京师警察厅把邵飘萍提至督战执法处，“严刑讯问，胫骨为断”，随后便秘密地判处死刑。罪名是“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罪大恶极，实无可恕”。

过了3小时，也就是4月26日4时30分，一个中国新闻史上值得记忆的带血的黎明来到了。邵飘萍被押赴天桥东刑场。行刑者用马枪朝脑后射击，子弹从右眼穿出。黎明的大地就这样接纳了它自己忠诚的儿子。这个一生给人们提供了无数消息的男人，死前给人们留下的最后一个消息是，这个报业巨擘临刑前，长袍马褂，向监斩官拱手施礼道：“诸位免送！”然后仰天大笑，从容就义。死时年仅40岁。

    我爱鸟。

    从前我常见提笼架鸟的人，清早在街上溜达(现在这样有闲的人少了)。我感觉兴味的不是那人的悠闲，却是那鸟的苦闷。胳膊上架着的鹰，有时头上蒙着一块皮子，羽翮不整地蜷伏着不动，哪里有半点儿瞵视昂藏的神气？笼子里的鸟更不用说，常年地关在栅栏里，饮啄倒是方便，冬天还有遮风的棉罩，十分地“优待”，但是如果想要“抟扶摇而直上”，便要撞头碰壁。鸟到了这种地步，我想它的苦闷，大概是仅次于粘在胶纸上的苍蝇；它的快乐，大概是仅优于在标本室里住着吧？

    我开始欣赏鸟，是在四川。黎明时，窗外是一片鸟啭，不是吱吱喳喳的麻雀，不是呱呱噪啼的乌鸦，那一片声音是清脆的，是嘹亮的。有的一声长叫，包括着六七个音阶；有的只是一个声音，圆润而不觉其单调；有时是独奏，有时是合唱：简直是一派和谐的交响乐。不知有多少个春天的早晨，这样的鸟声把我从梦境唤起。等到旭日高升，市声鼎沸，鸟就沉默了，不知到哪里去了。一直等到夜晚，才又听到杜鹃叫，由远叫到近，由近叫到远，一声急似一声，竟是凄绝的哀乐。客夜闻此，说不出的酸楚！   

    在白昼，听不到鸟鸣，但是看得见鸟的形体。世界上的生物，没有比鸟更俊俏的。多少样不知名的小鸟，在枝头跳跃。有的曳着长长的尾巴，有的翘着尖尖的长喙，有的是胸襟上带着一块照眼的颜色，有的是飞起来的时候才闪露一下斑斓的花彩。几乎没有例外的，鸟的身躯都是玲珑饱满的，细瘦而不干瘪，丰腴而不臃肿，真是减一分则太瘦，增一分则太肥，那样的秾纤合度。跳荡得那样轻灵，脚上像是有弹簧。看它高踞枝头，临风顾盼——好锐利的喜悦刺上我的心头。不知是什么东西惊动它了，它倏地振翅飞去，它不回顾，它不悲哀，它像虹似的一下就消逝了，它留下的是无限的迷惘。有时候稻田里伫立着一只白鹭，拳着一条腿，缩着颈子；有时候“一行白鹭上青天”，背后还衬着黛青的山色和釉绿的梯田。就是抓小鸡的鸢鹰，啾啾地叫着，在天空盘旋，也有令人喜悦的一种雄姿。

我的军营ㅤㅤ

①五岁那年，我随爸爸第一次去了军营，妈妈说我是“五岁从军”。

②我和爸爸先坐船，从上海的十六铺码头出发去宁波。我们在江上漂流了一天一夜。爸爸一路上给我讲《花木兰》的故事，我记住了“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

③爸爸十八岁参军，四年回家探亲一次，提干、成家后，一年回家一次。我出生时，爸爸休假回到家中，照顾了我们母女三天，之后匆匆赶回部队。所以，我五岁前对爸爸的记忆并不多，只记得他每次回家都会把我抱起，托举得高高的。

④不知不觉来到了宁波港，抵达爸爸工作的地方——海军某军营。来到二楼的一个房间，这就是我的家了：窗帘是蓝色的，床单是雪白的，军绿色的被褥叠得像豆腐块一样，临窗是一张大书桌，窗台上有文竹，阳台上有盆景。正是晚饭时间，在军队的食堂吃完饭后，爸爸牵着我的手在院子里散步。这里有各种参天的大树和花草，有站岗的士兵。哨兵向爸爸敬礼：“首长好。”爸爸微笑回礼，亲和又不失威严。第二天清晨，我在嘹亮的军号声中醒来。爸爸说，这是起床号，它在提醒我，我已经告别自由自在的乡村生活，进入一种有组织有纪律的生活啦。起床后，他教我如何打水，如何把毛巾、牙刷、牙膏摆放整齐。吃早饭时，碰上爸爸的很多同事，他们总是过来摸摸我的头，有的喊我“小木兰”。

⑤爸爸上班时，我转遍了军营的每个角落。军营有的地方像花园，有很多我叫不出名字的树与花。我最喜欢其中一棵大松树，我在树下闻着松香，荡着秋千，一边想妈妈——不久，她也将来到军营与我们团聚。营房前站岗的战士就像松树一样挺拔。他们在烈日下一动不动，脸上的汗水顺着脖子往下淌。我跑回家，捧着几个苹果送过去给叔叔们吃，可他们只朝着我笑了笑，还是一动不动。这时，父亲出现了，制止了我的行为，我只好把苹果放在了哨位旁。

⑥这所美丽的军营像一座岛，被山环林绕，又被一大片东钱湖水簇拥，有涛声，有浪花，有海鸥。山上草木丰茂，可最吸引我的却是那大片大片的杜鹃花，人们叫它映山红，有粉的、白的、黄的、鲜红的、粉红的……我最爱紫红的，盛放时远远望去，宛如一片片红色的云霞蒸腾在山林间。老师还让我们围坐在映山红边，教我们唱《映山红》：“夜半三更哟盼天明，寒冬腊月哟盼春风。若要盼得哟红军来，岭上开遍哟映山红……”

⑦虽然我住在军营中，但也经常几个月见不到爸爸。他出海去了哪里，他在做什么，行前，我们一无所知。爸爸给妈妈写了好多信，字迹娟秀而又挺拔。有一次，我从来信的邮戳上得知爸爸去南海了。从东海到南海，多少惊涛骇浪，多少风云变幻？爸爸是在船舷上，还是在指挥台上？我从图书馆借到了南海的书籍，把相关信息抄在小本上并背下来。我心想，爸爸从南海回家后，我要跟他卖弄一下这些知识，还要考一考他。将近三个月的翘首等待后，终于，爸爸一身戎装地回到了家里，我神气十足地向爸爸提出问题，他对答如流，他说：“这是我们海军的必修课，不熟悉南海，怎么去保卫南海？”他目光坚定：“南海的蓝有浅蓝、深蓝、墨蓝，有汹涌的蓝、咆哮的蓝、安静的蓝。这浩瀚阔大的蓝，是我们的中国蓝！我们的海军会走向更远的大洋、迎接更大的风浪。”我仿佛看到爸爸屹立在风里浪里，屹立在海疆的最前线。他的望远镜里一定是千帆过尽，鸥鸟翔集，五星红旗一定是在海风中猎猎作响。

⑧若干年后，我和妈妈回到了上海。直到爸爸过世后，我和妈妈又回到宁波基地那个我熟悉的军营，山林依旧，涛声依旧，军号依旧。我在大院里寻找着自己的家，远远地看见阳台上爸爸的石榴盆景还在。我在心里湿漉漉地喊出一句话：“爸爸的军营，我的军营！”

（选自2023年10月13日《光明日报》，有删改）

旧式的情感

叶兆言【1】

①三年前，在纪念祖父诞辰一百周年时，我有一点想不明白，那就是人们为什么总是对整数特别有兴趣。莫名其妙，就成了习惯。记得祖父在世时，对生日似乎很看重，尤其“文化大革命”后期，一家老小，都盼过节似地惦记着祖父的生日。是不是整数无所谓，过阴历或阳历也无所谓，快到了，就掰着指头数，算一算还有多少天。

②有时候，祖父的生日庆祝，安排在阳历的那一天，有时候，却是阴历，关键是看大家的方便，最好是一个休息天，反正灵活机动，哪个日子好，就选那一天。祖父很喜欢过生日，喜欢那个热闹。A.有一年，阳历和阴历的这一天，都适合于过生日，他老人家便孩子气地宣布：两个生日都过。

③想一想也简单，一个老人乐意过生日，原因就是平时太寂寞。老人永远是寂寞的，尤其是一个高寿的老人。同时代的人，一个接一个去了，活得越久，意味着越要忍受寂寞的煎熬。对于家庭成员来说，也是如此，小辈们一个个都相对独立，有了自己的小家，下了乡，去了别的城市，只有老人过生日这个借口，才能让大家理直气壮堂而皇之走到一起。

④老人的寂寞往往被我们所忽视。我侄女儿的小学要给解放军写慰问信，没人会写毛笔字，于是自告奋勇带回来，让祖父给她写。差不多相同的日子里，父亲想要什么内部资料，想要那些一时不易得手的马列著作，只要告诉祖父，祖父便会一笔不苟地抄了邮来。有一段时候，问祖父讨字留作纪念的人，渐渐多起来，闲着也是闲着，祖父就挨个地写，唐人的诗，宋人的词，毛主席的教导，一张张地写了，寄出去，直到写烦了，人也太老了，写不动为止。

⑤我记得常常陪祖父去四站路以外的王伯祥老人处。这是一位比祖父年龄更大的老人，他们从小学时代就是好朋友，相濡以沫，风风雨雨，已经有了几十年的友谊。难能可贵的，是祖父坚持每星期都坐着公共汽车去看望老朋友。祖父订了一份大字《参考》，大概因为级别才订到的，王伯祥老人虽然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一级研究员，他似乎没有资格订阅，于是祖父便把自己订的报，带去给他看。B.每次见面大约两个多小时，一方是郑重其事地还报纸，另一方毕恭毕敬地将新的报纸递过去，然后就喝茶聊天，无主题变奏。

⑥说什么从来不重要，话不投机，酒逢知己，关键是看这一点。有时候，聊天也是一种寂寞，老人害怕寂寞，同时也最能享受寂寞。明白的老人永远是智者。我不得不承认自己在这些老人的寂寞中，学到了许多东西。我从老派人的聊天中，明白了许多老式的情感。旧式的情感是人类的结晶，只有当它们真正失去时，我们才会感到它的珍重。老派的人所看中的那些旧式情感，今天已经不复存在。物是人非，生活的节奏突然变快了。寂寞成了奢侈品，热闹反而让我们感到恐惧。

⑦老人最害怕告别，送君千里，终有一别，祖父晚年时，每次和他分手，心里都特别难受。于是大家就不说话，在房间里耗着，他坐在写字桌前写日记，我站在一边，有报纸，随手捞起一张，胡乱看下去。那时候要说话，也是一些和分别无关的话题，想到哪里是哪里，海阔天空。祖父平时很喜欢和我对话，他常常表扬我，说我小小年纪，知道的事却不少，说我的水平似乎超过了同龄人。我记得他总是鼓励我多说话，说讲什么并不重要，人有趣了，说什么话，都会有趣。早在还是一个无知的中学生时，我就是一个善于和老人对话的人。我并不知道祖父喜欢听什么，也从来就没有想过这些问题。我曾经真的是觉得自己知道的事多，肚子里学问大，后来才知道那是因为源于老人的寂寞。

［注释］【1】叶圣陶是作者的祖父。叶圣陶先生是现代作家、教育家、文学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有“优秀的语言艺术家”之称，他促进了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同时，他的教育思想对我国现代教育理论作出了具有独创性、系统性的重要贡献。

凌冬不改清坚节(节选)

——忆陈望道先生

胡奇光

从1957年反右到1976年“文革”结束，这二十年间，正是我国的多事之秋。复旦大学也不例外。老校长陈望道先生沉稳地应对风云变幻，坚守学术独立的正路。他像寒风中的翠竹，不改变那清明坚贞的气节。

（一）

我1957年进复旦求学。入学三个月，即听到先生的学术报告《怎样研究文法、修辞》。报告里，他大谈读书，在这反右斗争的情势下多少有点奇特吧。他说读书有快读、慢读之分。在讲到“慢读”时，他撇下稿子，看着我们，慢慢地说：“你读书，读到有一天，有一本书上的一两页字，叫你翻来覆去地读，读它一两个星期，到了那个时候，你可说是进步了!”

有这么神么?!我立即把这奇特的说法默诵两遍，储存在我的记忆里。

第二年，我拜读先生的学术著作《修辞学发凡》，真的被书中谈修辞同题旨和情境的那两页黏住了，翻来覆去读，那就不止一两个星期啰。

(二)

1958年教育革命中，大家讨论大学的培养目标。先生作为一校之长，却别有所见。他说：“谈到全面发展，我看在德育、智育、体育之外，还可加上一个美育……”当场没人反对，可是到了“文革”时，这个意见竟被打成反毛泽东思想的黑话：只因为毛主席只作过要使学生“在德、智、体几个方面得到发展”的指示。但金子总要发光的。到如今，赞同“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不是越来越多了吗?

（三）

我们提出要搞“近百年语文运动史”的调查，先生很是支持。那天，先生很高兴，讲了不少语文运动中的逸事，特别是大众语运动讲得更细。我现在还想得起先生讲话时右手一推、左手一挡的神态。先生说：“复古派批判白话文不够“文”，要退回到文言文去，我们上海的一批文化人批判白话文不够“白”，要提倡一种比白话文更白的大众语……这样做，为的是让我们多年拼命争得的白话文能健康地发展。”说到这里，他脸上绽出了笑容。先生顶着复古逆风，发起大众语运动之后，即使有反对白话文的言论，再也不能形成气候了。

(四)

六十年代初期，我国主流报纸上出现了“自力更生”“发奋图强”这些表述我们建国方针的流行语。我当时有个疑问：为什么不用成语里常见的“发愤图强”而用并不常见的“发奋图强”呢?

先生主张用“发奋图强”。先生说：“愤怒的“愤”和奋发的“奋”语音相同，语意相关，稍有点差异。用愤怒的“愤”，大多是受到外界的刺激。毛主席说，外因是变化条件，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从这个道理看，用奋发的“奋”更好些。不管是有刺激也好，没有刺激也好，反正中国人民历来是奋发有为、力争上游的!”

(五)

大概在1974年夏秋之交，我有事去语言研究室。我看到那绿瓦楼房背阴处，先生正靠在竹椅上休息。他已是84岁高龄了，穿着白衬衫、蓝长裤，有病缠身，人瘦了，颧骨更突出了，我看了有点辛酸。

三十多年过去了，现在想得起来的，只有关于《修辞学发凡》修订的一段对话：“望老近来在修订《发凡》?”

“唔。”他慢慢坐直身子，看着我说，“如何修改得好?我想请你贡献一点意见。”那时出版的书刊，要体现批儒评法的精神，文中又要大引毛主席语录，这些于《发凡》实不相宜。我只说了一句：“修辞与题旨情境的关系，是全书的纲，不要改。”

“唔。”他好像点了点头，停顿一下，他又说：“至于修辞格还可以增些，如“影射”就可列入。”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