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新起点上再发力

    去年出尽风头让人惊叹的谷歌围棋人工智能“阿尔法狗（AlphaGo）”，5月将来到中国，在浙江乌镇与世界排名第一的中国棋手柯洁上演人机大战。黑白子此起彼落之间，柯洁探寻的是已有几千年历史的围棋“真理”，而对“阿尔法狗”和它的发明者来说，比赢得比赛更重要的，是寻找人工智能的科学真理。

    人工智能称得上是当前科技界和互联网行业最为热门的话题。无论将其称作“下一个风口”“最强有力的创新加速器”“驱动未来的动力”，还是关于它会不会比人更聪明甚至取代人的各种争论，都在说明，人工智能又一次迎来了黄金发展期。与以往几十年不同的是，这次人工智能的高潮，是伴随着生活和工作的应用而来，它是科技进步的水到渠成，也嵌入了十分广泛的生活场景。因此也有科学家认为，“我们或许是和人工智能真正共同生活的第一代人”。

    对大众来说，人工智能充满着科幻色彩；对科学家来说，人工智能可能是最受内心驱动、最具理想色彩的一门科学。从1956年的美国达特茅斯会议算起，明确提出人工智能的概念并开始科学上的研究，到现在已有61年的历史，并经历过至少两个“冬天”。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人工智能仍然走不出实验室。人工智能遭遇的技术瓶颈，一方面有着时代的限制，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人们对它的期待太高，一直梦想着的是创造出类似科幻电影《人工智能》中那个小机器人的形象——会找寻自我、探索人性，想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这也是一些人对人工智能既向往又恐惧的原因之一。

    在脑科学尚未取得重大进展时，受益于互联网和计算机新一代技术创新，人工智能从更加实用的层面进入了发展快车道。互联网大数据、强大的运算能力，以及深度学习模式的突破，被认为是人工智能赖以突破的三大要素，它们造就了语音、人脸识别准确率的惊人提升，人机对话像人与人一样更加自然，乃至可以像“阿尔法狗”一样去找寻规律、自我决策。

    尽管中国不是人工智能的策源地，但在当前人工智能的这一轮技术爆发中，正在建设科技强国的中国，被很多人认为第一次同科技发达国家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互联网市场，小到手机语音助手，大到智能机器人、无人驾驶等人工智能产品和技术广泛应用，它们连同中国顶尖科技公司所拥有的人才一起，充分证明中国在人工智能的资本、市场、技术、人才等方面都不落人后。同时也要冷静看到，国内互联网公司搭建的人工智能平台，与亚马逊、谷歌等相比差距仍然不小。比如，在围棋人工智能领域，腾讯的“绝艺”还不敢说能和“阿尔法狗”相媲美。站在同一起跑线，只能说明具备站位优势，更重要的还是好好蓄力、精准发力，力争引领这一轮人工智能的创新浪潮。

    故事才刚刚开始，从基础研究、技术发展，到未雨绸缪建立人工智能相关的伦理规范，人工智能的未来面临着无数挑战和变化。“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创造未来”，人工智能的前景无限美好，值得我们为之全力奔跑。

（选自2017年4月17日《人民日报》）

    最近，一部名为《大鱼海棠》的国产动画电影火了，上映两周票房即破5亿元。这部作品公映伊始，便引发了热议。有人称赞它有情怀、有担当，是今年“国漫”电影的扛旗之作；也有人吐槽其叙事单薄无力，画面乏善可陈，没有挣脱中国传统动画的问题窠臼。热议的背后，反映的是人们对“国产”二字的期待与思考。

    抛开电影叙事技巧、制作技术等层面，《大鱼海棠》的故事创意的确值得点赞。影片故事脱胎于《庄子·逍遥游》，角色名称、想象构思，都取材于这部古典名作，甚至引入了《山海经》里的“神物”，是中国古典文化精髓的一次融合展现。在西方影视作品大量涌入、文艺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这种创意思路无疑为国产作品的突围提供了有益借鉴。

    也曾听一些文艺创作者感叹：碰到了内容题材单一匮乏的瓶颈，苦于没有优秀生动的故事素材，缺少新意巧妙的创作立意，有的干脆从形式上、内容上“师法”西洋，用中国化的“酒瓶”装西方故事的“旧酒”，看似新颖，实则平淡。这就需要我们对中国文艺创作进行深入审视。

    实际上，在悠久历史的沉淀中，我们的爱恨情仇、伦理思考、生命追问、时空想象，在丰厚的古典文化中不能说“前人之述备矣”，但也尽可“俯拾皆是”。《山海经》《聊斋志异》的神灵想象与传奇故事，暗含着祖先对人生、世界的广阔思考和深刻洞察；元杂剧、明话本中的哀婉悱恻、动人离奇是世间百态的精华浓缩，足以打通时间和地域的边界，让人掬一捧泪、动一次心。从古典文化的精髓中汲取营养，从浩若烟海的典籍中找寻“中国好故事”，与现代技术和消费需求进行深入对接，进行艺术再造和深加工，我们的创作视野便可全面打开，文艺作品就更能彰显出独有的中国气质和东方神韵。这，正是“国产”的精髓。

    越是能够充分汲取中国古典精髓的作品，其影响力和感染力往往越大。《大圣归来》作为去年现象级国产动画，票房口碑双赢的背后是对《西游记》的有效改编，虽然内容桥段有着全新创作，但其对“修身”“济世”观念的倡导却是传统价值观的核心体现。近年流行乐坛的“中国风”广受欢迎，有的用字古韵典雅，有的结合戏曲唱腔，“古风”为歌坛带来了新意。用我们的“点金手”，释放中华文化特有的美感与价值，是当今文艺创作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当然，致敬传统不等于因循守旧。传统文化的精髓展现需要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传播理念的有力支持。我们要清楚看到自己的技术短板、创作缺陷，看到表现传统故事题材方面的研创能力还有不足。看过《功夫熊猫》系列电影的不少国内动漫人，对其流畅的故事设计和精美的画面质感颇多感慨，尤其在中国故事和中国特色的展示上，我们理应看到自己进步的空间。

    “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好中国故事”是我们的历史使命，也是当下中国文艺创作的目标与要求。运用好古典文化的宝贵“矿藏”，足以为当代中国注入更强的“文化自信”，让这个“国产”招牌熠熠生辉。

（选自2016年8月1日《人民日报》，作者王子潇）

    书法，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支毛笔，负载起了千年的历史重托，记载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宣纸上留下的一点一横、一撇一捺都变幻无穷，点线的奇妙组合，使得空间形式无限扩展。

    它无色而有图画的灿烂，无声而有音乐的和谐。一部中国书法史就像一条奔流不息的长河，绵延不绝，博大精深。从殷商开始，书法历经秦汉的辉煌、魏晋的风流、隋唐的昌盛、宋元的神意、明清的繁荣，直至今天仍百花齐放，盛传不衰。书法在中国的流行是如此的广泛，它对知识阶层精神生活的影响是如此的深远。它在世界艺苑独树一帜，放射出灿烂的光芒，并从中华大地走向世界，其魅力世所公认，其影响波及日本、韩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甚至让远隔重洋、完全生长在另一种文化环境、对书法艺术知之甚少的西方历史学家也不得不发出“神奇而不可思议的东方艺术”的赞叹。据说，毕加索在观赏了中国的书法之后，惊叹其为“艺术中的艺术”，并说：“如果我出生在中国，我想我将成为一位书法家而不是画家，我希望去写我的画。”他还说：“艺术都是共通的，如果你用文字写一幅画，你也可以去画一首诗。”此后，他的寓所中挂起了书法作品，表明他对中国书法的抽象线条艺术心悦诚服。

    中国书法在民族艺术家庭中独受亲宠。长期以来，无论是在世界的认同中，还是在国人的民族情结里，它一直是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精神、最能代表中国的艺术。在几千年的演变发展中，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哲学思辨、美学思想乃至人文情怀，都在书法中得到尽情的抒发和深刻的体现。甚至可以说，在中国众多的艺术门类之中，没有哪一种艺术形式比书法能够更直接、更深刻地体现中华民族的文化本质和精髓。

    书法这门艺术自古以来就深植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之中，是中国最有群众基础的艺术，而它的境界又远远超逸于人们寻常的生活之外：它美化人们的生活，使生活艺术化；它又把艺术融入生活，使艺术生活化。书法之所以千年不衰，是因为它表现的是中国人的智慧和创造力。书法是中国人的独特创造，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它是世界上最独特的对应人类心灵的一种表述方式，也只有中国人才以如此美丽的方块字来表述人文和传承文化。

    数千年来，上至帝王将相、文人墨客，下至贩夫走卒、平民百姓，都倾心于书法，陶醉其间，并为我们留下了一幅幅感人至深的书法图卷。中国人，尤其是文人大都有书法情结，对书写骨子里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感。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是表达感情、传递思想的工具，而中国的书法是汉字书写的艺术，文字与书法具有一种天然的血缘关系。所以说，中国书法既是入世的也是出世的，既是实用的又是艺术的。自古以来，人们除了用毛笔书写交流信息之外，还通过练习书法来修身养性，表达情感意绪，使之具有了艺术传播的功能。所以，书法既是专业化的又是日常化的，并在两者的交融中折射出人们的审美观和世界观。也因此，中国人把“字”看得很重，甚至称作人的“门面”。

    时至今日，随着电脑的普及，人们用毛笔书写来传播信息的功能基本被淘汰，人们的表达方式和习惯已经改变，书法的功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汉字书写的实用功能愈来愈弱化，使书法失去了与生活相融相生的土壤，但只要汉字还在被书写使用，书法艺术决不会在中国消亡。今天，人们对汉字书写的艺术追求更加强烈。因为书法这门艺术是中国人襟怀、品格、学养和才情的总和。书为心画、字如其人，这种比喻，只有中国人才能真正感觉得到。书法情结作为一一种传统文化心理，依然是中国人一个挥之不去的文化雅好、精神家园。

（选自《人民日报》2016年1月17日）

    2018年2月，金庸先生的《射雕英雄传》英文版三部曲（《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将分九卷陆续出版，这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又一大事。中国人有“侠”情，且认为“侠”可以超越文化边界。西方文化中亚瑟王的圆桌骑士、罗宾汉式的绿林英雄，以及风靡当下的银幕上的超级英雄，在我国都有“侠”缘。

    但是，侠不是骑士，甚至不是武士。不管是骑士，还是武士，都是某种权威——往往是封建领主给予的一种身份。而侠，非身份，亦非职业。侠，其实是一种态度、一种行事方式。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说，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太史公的看法，其实太过理想主义。在笔者看来，侠不见得真有如此伟大，反倒是韩非子的话更为直接，“侠以武犯禁”。侠，是一种无视“禁忌”的——“禁忌”有好有坏，这种“无视”也自然是双刃剑，是一种直接、狂放的行事方式。

    侠讲究的是豪放不羁、快意恩仇。这种“豪放不羁”，如《笑傲江湖》所描绘的，不贪高位，不惧追杀、不恋亲情，只愿与知己合奏一曲《广陵散》。侠的“快意恩仇”，如王家卫电影《东邪西毒》中的洪七，他收了贫女一个鸡蛋后，冲入王府杀了一众刀客，为贫女的弟弟报了仇，自己则在交战中被削掉一个手指。洪七是侠，他做事的原则不是“付出与回报是否对等”，而是，做这事，心里是否“痛快”。相比之下，《史记·刺客列传》中所载诸人，虽勇猛如聂政，忠义如豫让，慷慨如荆轲等，都算不得“侠”，因为他们把做事看作一种工作，而工作讲究的是按劳取酬。

    侠讲究的是一份担当。在徐克电影《七剑》中，被清兵追杀，身受重伤的傅青主，对无助的村民们说，“上天山，找帮手！”为什么天山上的剑客要帮助素不相识的傅青主和村民们？因为他们是有担当的侠。电影《佐罗》中，迭戈代替遇刺的好友前往南美行总督之职并化身蒙面侠佐罗行侠仗义，解救被欺压奴役的殖民地百姓，也是一种担当。

    侠，其实很少存在于武侠小说所热衷描绘的江湖门派中，因为那些根本就是“地下政治组织”，而不是“豪侠”的聚集地。“千秋万代，一统江湖”，与其说是武侠的宏愿，倒不如说是野心家的梦想。如果说《鹿鼎记》《书剑恩仇录》中的帮会还有个“反清复明”的宏大目标，《笑做江湖》中的各大门派的纷争，则更是把“江湖”这个会党互相倾轧的修罗场，揭露得淋漓尽致了。武侠小说虽妙，但其对大众的影响力显然还是不敌武侠片。可惜的是，近年来，中国武侠电影势头亦渐弱。西方之侠，却风头正劲，蝙蝠侠、蜘蛛侠、钢铁侠、闪电侠、神奇女侠……一众奇侠不仅在各自电影中大显神通，更时不时地联合作战，《复仇者联盟》《正义联盟》等等，让观众应接不暇。

    其实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文学、电影艺术作品中的侠士，哪里有不公，哪里就有他们。他们是正义的化身，他们代表着善良，勇敢，不畏强权，不慕金钱，他们有着常人所没有的本领、勇气和责任感。他们能为人们所不能，解救弱者于危难之中。他们身上，寄托着人们善良永远打败邪恶、正义永远主宰世界的希望。

（摘编自王伟滨《中国武侠走进英语世界》，《光明日报》2018年1月17日）

艺术电影为何难以赢得大众市场

——从电影《地球最后的夜晚》引发争议说起

桂琳

    ①电影《地球最后的夜晚》（下文简称《地球》）在2019年新年之际上映后引发了诸多争议。如果单从艺术性的角度来评论这部电影，它的探索是令人尊敬的，电影中的诸多艺术特质也值得电影研究者进行更深入的探讨。但该片最大的问题是，当它将自身定位于走入大众市场的艺术电影，其制作定位和营销定位上都出现了失误。也正因为如此，围绕着它的争论也带来一种讨论的契机：什么样的艺术电影可能获得大众市场的认可，艺术电影又如何走向市场。

    ②美国电影史学家大卫·波德维尔认为艺术电影由于缺乏可识别的明星与熟悉的类型，就必然利用作者论的概念来整合文本。而在艺术电影文本中，作者代码的凸现正是通过对古典规范的违背，并从古典规范中偏离出来，比如一个不正常的角度，一个被强调的剪接，一种被禁止的摄影机运动，一种不真实的布光或场景变换等等。毕赣的第一部电影《路边野餐》十分符合波德维尔对艺术电影的分析，而《地球》对前作中的“荡麦长镜头”进行了强调与扩展，构成了其在艺术上的继续探索。

    ③但《地球》因为更大规模的资本投资，对票房的需求大大增加。为了这种需求，不仅加入了明星，还试图将类型元素融入影片之中，想借助黑色电影的类型惯例让《地球》具有更强的市场号召力。

    ④类型+艺术并不是简单地做加法。借鉴哪种类型，如何将类型引入艺术电影，与导演对类型应用的理念有关。艺术+类型的情况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艺术电影借助类型表达自己的艺术理念，类型在这一组合中充当一种工具和靶子，导演借助类型程式来凸现自己对传统和成规的批判；另一种则是将类型程式放在显性层面，突出类型的魅力，而将导演个人的思想和艺术表达放在相对隐性的层面。

    ⑤从《地球》来看，首先，影片对黑色电影类型的借鉴与毕赣个人的诗性电影追求之间就没有很好地融合在一起。黑色电影类型元素的强行加入并没有给影片整体助力，反而成为一种累赘，更谈不上电影借类型来完成一种更高层面的思想表达。其次，《地球》对黑色电影类型本身的类型元素也没有很好地掌握，所以它无法像《白日焰火》那样将黑色电影本身的类型魅力发挥出来。《地球》说到底还是一部艺术电影，黑色电影类型的加入其实还给它的艺术性做了减分，它也不可能借助类型成功地走入大众市场。

    ⑥老到的营销方略能激发类型预期，一旦营销已经告诉观众去期待一个他们最喜爱的形式，那么就必须履行诺言。从《地球》的营销策略来看，正是犯了电影营销的大忌。选择抖音这样的社交媒体，从广告词上又强调了《地球》与浪漫爱情片的类型十分接近，而影片实际的情况却与此大相径庭。即使从类型上去划分，这部电影所借鉴的黑色电影与浪漫爱情片也根本是两个类型。黑色电影本身是带有批判意味的一种类型，《地球》在营销上却突出了浪漫与甜蜜，这种营销定位必然带来后面的口碑恶果。同时，如果观众没有一定的艺术电影素养并对毕赣前作比较熟悉，《地球》艺术创新部分的挑战是非常大的，观众看得莫名其妙并感觉上当受骗完全是正常的心理反应，完全不应该苛责观众。

    ⑦一个相对成熟的电影市场，本身应该包括不同种类的电影，这些电影的营销策略和目标受众也是不同的。以美国电影市场为例，好莱坞从20世纪80年代之后基本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电影等级：第一是大片，作为主流制作处于第一级，这些电影的平均预算达到一亿美元，其中1/3预算用于市场运作，其内容就是为多媒体市场来设计的；第二级包括六大媒体联盟的子公司发行的艺术电影，类型电影等，其中有主流的一线明星，而且影片有成为市场黑马的潜力，这些电影的预算平均为4000万美元；第三级是由独立制作发行商开发的小众电影，通常花费在1000万美元以下，是为特定的市场生产的小众电影。

    ⑧以这一分类为参照，《地球》应该属于第二级或第三级的电影，它的电影预算和其电影预期收入也应该属于这个级别的。它不仅应该在制作预算上有所克制，在营销上更应该突出自己的艺术特质，营销方案围绕艺术电影的核心受众来展开，可能就不会出现这一次所谓断崖式的口碑现象了。

    ⑨围绕着《地球》的这场争论对中国艺术电影发展和中国电影市场发展来说都是一件好事。艺术电影导演需要考虑自己的每一部电影定位到底是什么，如何制作和营销才是最合适的选择。而电影市场的成熟，不同预算和市场预期的电影划分更加清晰，也更有利于这样有才华的艺术电影导演走得更好更远。

（选自《文汇报》，有删改）

    百年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离不开对西方美学的借鉴，但这种借鉴乃是一个首先“学西”、继而“化西”的创造性现代转化的过程，某种意义上也是中西互鉴的特殊形态，从而达到中西美学不同程度的创新融合。

    中国现代美学主要奠基人之一的王国维，早在20世纪初，在译介叔本华悲观主义意志论哲学著述基础上，撰写了迥异于传统思想的《红楼梦评论》；借鉴康德美学“鉴赏判断的四个契机”说，首次提出“一切之美，皆形式之美也”的重要主张，并建构起具有中国传统特质的“古雅”说；借鉴德国古典美学诸家，对中国古典美学尤其是先秦道家美学思想作了深刻反思，自觉把二者加以融会贯通，写出了《人间词话》这一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之作，创建了以“境界”为核心范畴、意蕴丰厚的创新美学体系，对传统的“意境”说作出了具有现代性的创造性开拓。王国维之所以在融通中西上作出如此巨大的贡献，与他具有超越中西学术二元对立的现代视野有密切关系。他主张“学无中西”，批评持中学、西学二分的“俗说”，“虑西学之盛之妨中学，与虑中学之盛之妨西学者，均不根之说也”，认为“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这样一种关于中西学术互助、互动、互鉴、互促的精彩之论，至今仍不失其高远眼光和宏大气度。

    另一位中国现代美学的主要奠基人蔡元培，在国内最早全面介绍了康德的美学思想，对康德关于审美的四契机说，运用儒家思想作了“超脱”“普遍”“有则”“必然”的创造性阐述；从儒家以德为本的思想出发，借鉴康德有关思想并加以吸收融合，同时借鉴席勒的美育理论，强调“涵养德性，则莫如提倡美育”，进而提出了中国现代美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美育代宗教”说。

    还有梁启超，前期以启蒙为宗旨，强调文艺改造人心的社会功能，提出了诗、文、小说的三界革命论，目的在于“新民立人”或曰“移人”；后来借鉴西方哲学智、情、意三分理论，用儒家思想加以化用，提出以“情感教育”“趣味教育”为中心、以文学艺术为主要内容和形式的“趣味主义”美学主张，在20世纪20年代产生了广泛影响。其中“趣味教育”一词，乃是直接借鉴、改造了西方的提法。

    其后，中国现代美学大师朱光潜进行自觉的中西比较和互鉴，实现了对西方美学有选择、有针对性的消化、吸收和融通。这种中国古代美学“化西”式的现代转化并非个例，在一个世纪以来一批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中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他们都为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作出了重要贡献。尽管他们中有人提出“以西释中”的口号，表面上抬高了西学，但他们所作的理论探索和创新，实际上超越了“以西释中”，达到了中西互鉴互融的高度。

    总之，以文明交流互鉴的视域回顾百年中国美学现代建构的历程可以发现，虽然这个时期我们的主动借鉴占主导，但实质上这是特定时代条件下中西文明互鉴的一种特殊形式。

（摘编自朱立元《文明交流互鉴视域下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