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呦呦与青蒿素

    2015年10月5日，从瑞典斯德哥尔摩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中国女科学家屠呦呦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理由是她发现了青蒿素，这种药品可以有效降低疟疾患者的死亡率。屠呦呦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华人科学家。10月6日上午，一直不愿意接受采访的屠呦呦终于把记者请进家门，一再强调“也没什么好讲的”，她还通过央视发表自己获奖感言，她说，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获得诺贝尔奖是一项很大的荣誉，青蒿素这项生物研究成功是多年研究集体公关的成绩，青蒿素获奖是中国科学家集体的荣誉。

    在诺贝尔奖之前，大部分人或许都不知道屠哟哟是何许人，一夜之间她蜚声国内外，而以她为领导的研发小组研制的新型抗疟疾药青蒿素也被大家所熟知。

    屠呦呦1930年12月30日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呦呦鹿鸣，食野之苹”，《诗经•小雅》的名句寄托了屠呦呦父母对她的美好期待。她自幼耳闻目睹中药治病的奇特疗效，立志探索它的奥秘。1951年，屠呦呦如愿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选择了当时一般人缺乏兴趣的生药学专业。在专业课程中，她对植物化学、本草学和植物分类学最感兴趣。大学毕业后，屠呦呦就职于中国中医研究院。那时该院初创，条件艰苦。屠呦呦在设备简陋连基本通风设施都没有的工作环境中，经常和各种化学溶液打交道，一度患上中毒性肝炎，但她心无旁骛，埋头从事中药研究，取得了许多骄人的成果。其中，研制用于治疗疟疾的药物——青蒿素，是她最杰出的成就。当年轻的屠呦呦开始这项研究的时候，她当然不会意识到，在漫长而曲折的研究“抗疟”的道路上，有一顶金光闪闪的王冠正在等待她来摘取。

    疟疾是一种严重危害人类生命健康的世界性流行病。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全世界约数10亿人口生活在疟疾流行区，每年约2亿人患疟疾，百余万人被夺去生命。特别是上世纪60年代初，全球疟疾疫情难以控制。当时正值美越交战，在越美军因疟疾减员80多万人。美国不惜投入，筛选出20多万种化合物，却未找到理想的抗疟新药。因疟原虫对喹啉类药物已产生抗药性，所以，防治疟疾重新成为各国医药界攻克的目标。继美国之后，英、法、德等国也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寻找有效的新结构类型化合物，但一直未能如愿。我国从1964年重新开始对抗疟新药的研究，从中草药中寻求突破是整个工作的主流，但是，通过对数千种中草药的筛选，却没有任何重要发现。在国内外都处于困境的情况下，1969年，39岁的屠呦呦临危受命，出任该项目的科研组长。她从整理历代医籍着手，四处走访老中医，搜集建院以来的有关群众来信，编辑了以640方中药为主的《抗疟单验方集》。然而筛选的大量样品，对抗疟均无好的苗头。她并不气馁，经过200多种中药的380多个提取物进行筛选，最后将焦点锁定在青蒿上。但大量实验发现，青蒿的抗疟效果并不理想。她又系统查阅文献，特别注意在历代用药经验中提取药物的方法。当她再一次转向古老中国智慧时，东晋名医葛洪《肘后备急方》中称：“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可治“久疟”。琢磨这段记载，她认为很有可能在高温的情况下，青蒿的有效成分被破坏了。于是她改用乙醇冷浸法，所得青蒿提取物对鼠疟的效价显著提高；接着，用低沸点溶剂提取，效价更高，而且趋于稳定。终于，在经历了190次失败后，青蒿素诞生了。这剂新药对鼠疟、猴疟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100%。

    疟疾，一个肆意摧残人类生命健康的恶魔，被一位中国的女性科学家制服了。

    屠呦呦，以百折不挠的拼搏精神在中华科技史上谱写了一部精彩的人生传奇。

    “这一医学发展史上的重大发现，每年在全世界，尤其在发展中国家，挽救了数以百万计疟疾患者的生命。在基础生物医学领域，许多重大发现的价值和效益并不在短期内显而易见。但也有少数，它们的诞生对人类健康的改善所起的作用和意义是立竿见影的。由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一起研发的抗疟药物青蒿素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这是2011年度拉斯克奖的颁奖词。

    2015年的诺贝尔奖虽然有些姗姗来迟，但毕竟是令人庆幸的。当颁奖词的庄严声韵回响在地球上空的时候，各种肤色的人都在向这位耄耋老人表达深深的敬意。

马尔克斯，世界上最不孤独的人

陈众议

    马尔克斯走了。然而，只要我们还记得他的名字，就会不断地询问，他留下了什么？他留下的当然是作品，但又不仅仅是作品。

    1965年10月的一个周末，幸运女神真正眷顾了马尔克斯。那天是晴日，他和妻子梅塞德斯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驱车从喧闹的墨西哥城到风景如画的阿卡布尔科过周末。行至半途，马尔克斯突然产生了灵感。他以前所未有的激情对梅塞德斯说：“请给我10个月的时间，我的小说着床了。”说罢，他掉转车头，匆匆赶回墨西哥城，把自己关进了狭小的书房——他的“魔巢”。待他抱着一叠厚厚的书稿出现在众人面前时，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18个月。稿子是打印出来的，一式两份。他把两份稿子全都交给了梅塞德斯说：“给你。”

    他明显瘦了，而且胡子拉碴，像漂流回来的鲁滨逊。梅塞德斯接过书稿后开了一句玩笑：“是难产。”除此之外，他们就再也说不出别的话来了。其时，梅塞德斯变卖了所能变卖的一切，而且已经债台高筑。为了不影响丈夫写作，她卖掉了汽车和一切值钱的家当，末了东赊西借，咬牙坚持了漫长的18个月。

    《百年孤独》上市不足一周后，马尔克斯和梅塞德斯手拉手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头，当他们行至某个街角，忽然听到有人像发现了奇迹似的大声嚷嚷起来：“瞧，他就是《百年孤独》的作者！”书刚上市就被人认出自己，那天，马尔克斯生平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成功的喜悦。

    第二天清晨，马尔克斯夫妇在一家咖啡馆用早餐。坐在临街的位置上，马尔克斯不经意地朝外面张望，突然，他看到一位家庭妇女的菜篮里居然明晃晃地摆着一本《百年孤独》。他不知如何是好。他指着那人的篮子，半天说不出话来。梅塞德斯顺着他的手指，一眼就看到了那本《百年孤独》。顿时，夫妻俩热泪盈眶。他们明白，《百年孤独》是一本单纯的文学作品，它已经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视为生命。

    于是，马尔克斯成了这个世界上最不孤独的人之一，各种文化出版机构争相邀请。只有到了这时他才真正懂得：做个凡人是多么幸福！从此往后，他的一举一动都在人们的关注之下，他将不得安宁。他每天要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和出版商，甚至还有好心的读者。他们怀着各自的目的，毫不客气地侵占他的时间，把他变成了歌星一样的公众人物。有人甚至寄给他求爱信，弄得他哭笑不得。

    这样的情况在他1982年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又一次达到高潮。面对各色不速之客，马尔克斯不得不“退避三舍”。1983年初至1985年中，他离群索居，在卡塔赫纳一个面向大海的书房里，按照自己惯常的时间表工作：从周一到周六，从早晨8点到下午3点。如果因为某一难以推诿的事由而被迫中断当天的工作或者由于某种意想不到的原因而“卡了壳”，他总设法在第二天予以弥补。

    马尔克斯从文60余年，屈指算来，大约有十几部长篇小说、数十篇中短篇小说和各色脚本、随笔、评论及新闻稿若干。这么一个作家，从地球的另一端旋风般进入中国，不仅风靡一时，而且落地生根。这不可谓不魔幻。但这是有历史原因的。首先，上世纪80年代，冷战尚未结束，东西方两大阵营和全世界对以对马尔克斯为代表的拉美作家的评价都非常高，甚至超乎寻常地高度一致。这客观上对他进入中国起到了推动的作用。其次，拉美作家的成功对中国作家无疑既是鼓励，也是鞭策。再次，他的作品确实不同凡响。中国受马尔克斯和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影响的作家何止莫言、阎连科或阿来、陈忠实，其中尤以“寻根派”为甚。莫言获得诺奖前不久说，终于读完了《百年孤独》，“当初生怕读完了它，自己就不会写小说了”。

    20世纪80年代，中国读者对马尔克斯没有理解得那么深，他们更关注他作品的形式，比如结构、技巧。直到90年代，人们才开始注意到拉美文学更为本质和深层次的精神诉求：《百年孤独》及其所代表的拉美文学在借鉴西方现代文学形式技巧的同时，并没有放弃民族大道；没有放弃替一个民族，甚至整个美洲大陆代言的责任感、使命感。这种使命感触动了中国作家。以莫言为例，他的中后期作品主要写本土内容，将注意力转向本土资源，甚至来源于童年时期听过的神怪故事。这并非简单模仿，用莫言的话说，他是在跟马尔克斯搏斗，这种搏斗既为摆脱其影响，也为寻找属于自己的主题——替民族发声、替民族治病、承担国家道义的雄心壮志。

（有删改）

相关链接：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1927.3.6-2014.4.17），哥伦比亚作家、记者和社会活动家，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作为一个天才的、赢得广泛赞誉的小说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将现实主义与幻想结合起来，创造了一部风云变幻的哥伦比亚和整个南美大陆的神话般的历史。代表作有《百年孤独》（1967年）《霍乱时期的爱情》（1985年）。

    从1936年10月起，钱学森在冯·卡门指导和领导下进行了长达10年的学习与工作。

    冯·卡门十分赏识钱学森的才华，在他身上倾注了很大的心力。钱学森则以他非凡的勤奋与智慧，以出类拔萃的理论与实验成果，成长为冯·卡门的得意学生和不可缺少的助手。

    钱学森拿出了上交大时练就的苦读工夫，开始废寝忘食地读书，他立志读完全世界现存的所有力学著作。整整三个寒暑，心无旁骛，埋头研读，每天坚持12小时以上，将买来或借来的全部力学书籍读了个遍，还对相关的学科理论进行了醉心的研究。这种“笨办法”为钱学森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功底，钱学森戏称为“三年出货”法。他认为：基础打得不牢，总是要吃亏的，一定要积下足够的老本，才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此后，仅用一年时间，钱学森在航空结构理论研究中便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冯·卡门教授的指导下，1939年6月，他完成了《高速气动力学问题的研究》等4篇博士论文，取得了航空和数学博士学位。

    由冯·卡门的推荐，钱学森被聘为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助理研究员，成了冯·卡门的直接助手。在1940年美国航空学会年会上，钱学森宣读了一篇薄壳体稳定性研究论文，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兴趣，为钱学森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在航空工程技术理论领域，进入了国际知名学者的行列。

    钱学森的才干在实验研究中发挥得更为出色。从1936年起，钱学森便成了冯·卡门领导的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的研究生。他对火箭技术兴趣很浓，便与同窗好友马林纳发起成立了火箭研究小组，进行火箭发动机试验，由于点火不良，试验连连失败，爆炸时有发生，他们不顾有毒气体有损健康，坚持进行一系列的再试验，尔后对试验结果进行分析。还完成了火箭发动机喷管扩散角对推力影响的计算。

    次年，他们在阿洛约赛克建立了第一座火箭试验台，引起了有关当局的注意，并得到空军的支持。军方委托加州理工学院举办喷气技术训练班，钱学森被聘为教员。

    1943年，由于反法西斯战争需要，美国军方决定研制实战导弹，慎重委托钱学森负责和推动导弹火箭发动机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当年11月，钱学森便与马林纳一起提出了三种火箭（导弹）的设计方案，受到军事当局的高度重视。这份报告为美国四、五十年代成功研制地对地导弹和探空火箭奠定了基础。

    1942年2月，美国当局决定委托冯·卡门研究远程火箭。冯·卡门向陆军军械署推荐钱学森负责理论组。钱学森从弹道分析，燃烧室热传导与燃烧理论入手，研究远程火箭的有关理论问题，钱学森还向冯·卡门建议运用新的军事思想和方法从事火箭技术研究，为美国火箭事业的建立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

    1945年5月8日，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新组建的美国空军科学咨询团在少将团长冯·卡门的率领下来到德国接管，考察及研究德国的火箭技术，被任命为上校团员的钱学森参加了这次考察。回美国以后，钱学森向空军领导人作了精彩的考察报告，得到了空军司令亨利·阿诺德上将的通令嘉奖。

    不久，钱学森在冯·卡门领导下，参与了为美国空军提供火箭远景发展规划的制定工作。美国军方对钱学森的评价是：为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无法估价的贡献”。钱学森被舆论称为“帮助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流军事强国的科学家银河中一颗明亮的星”，是“制定美国空军从螺旋桨式向喷气式飞机过渡并最后向遨游太空无人航天器过渡的长期规划的关键人物。”

    钱学森被加州理工学院提升为副教授，并兼任航空喷气公司的技术顾问，美国海军火炮研究所顾问。

    1947年2月，经冯·卡门的推荐，钱学森成了麻省理工学院的终身教授，时年36岁。

【相关链接】①钱学森，世界著名科学家，空气动力学家，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和“火箭之王”。由于钱学森回国效力，中国导弹、原子弹的发射向前推进了至少20年。②1935年，钱学森从交大机械工程系铁道机械工程专业毕业一年后，决定到欧美国家去深造。整整20年，钱学森经历了成功与失败，欢乐与灾难……1955年8月，钱学森接到了美国移民局准予他离开的通知，10月8日上午，钱学森终于踏上了罗湖桥头，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石化工匠张恒珍

安蓓

    她是中专学历，却发明了以她的名字命名的裂解装置分离系统操作法，参与完成重大科技攻关项目20多项，提出并参与解决影响裂解装置长周期运行效率的瓶颈问题136项，为企业直接创造效益6100万元，书写了石化行业大国工匠的传奇。

    她就是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茂名分公司首席技师张恒珍。

    1994年，中专毕业的张恒珍被分配到茂名石化裂解车间工作。“第一次打开装置流程图的时候，管线上标注的各种标识，我都读不懂。”说起刚开始工作时的状态，张恒珍形容自己是白纸一张。“学习铁人精神，争做最优秀的石化工人。”张恒珍暗下决心。

立志容易践行难。裂解装置是乙烯生产的“龙头”，操作条件苛刻，高温时达摄氏1200度、低温达摄氏零下165度，压力达13.2兆帕，工艺流程非常复杂，仅控制参数就有1.2万多个。如何把重要而“敏感”的装置操作技术吃透？倔强的张恒珍铆足了劲，硬是把十几本技术资料啃下，摘抄的笔记本摞起来有两尺多高；为了熟记工艺流程，她天天“泡”在现场，110米的乙烯塔，她说爬就爬，令所有男同事目瞪口呆；塔里61层塔盘的分布和设计情况，如数家珍；为了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微的变化，她常常在操作台前一坐就是三四个小时。 “大家都说张恒珍是一台复印机。”回忆起当年的学习情景，和张恒珍一起进裂解车间的职工史建波说，“当时经常考试，张恒珍的试卷几乎和标准答案一模一样。”1996年茂名乙烯开工前，张恒珍就已成为裂解装置第一位“问不倒”的“活流程”。如今，张恒珍不但是“活流程”，还是“全流程”，百万吨乙烯装置的8个岗位，她都能进行操作；裂解车间12000多个岗位参数，她绝大多数都记得。

    “把每个指标都当作工艺品去雕琢”。在茂名石化流传着一个“传奇”——张恒珍保持着“零差错”的操作纪录！张恒珍面对的裂解装置是最“敏感”最“桀骜不驯”的，稍有不慎，反应器就会“飞温”，导致装置停车。但张恒珍当班时，碳二加氢反应器却总是出奇地“温驯”，从没出现影响生产和产品质量的情况，张恒珍因此成为当之无愧的碳二加氢最佳“操盘手”。

    22年，40多万次操作，她始终保持着零差错的纪录，为1号裂解装置连续运行79个月，2号裂解装置连续运行1369天，分别创出国内长周期新纪录和连续运行最长纪录立下了汗马功劳。

    2004年12月，我国首套国产化大乙烯装置投入使用。如何驾驭这套开先河的国产化裂解装置？张恒珍主动请缨，运用十多年的积累，查出制约装置安全生产的瓶颈问题105项，发现了影响正常运行的仪表问题556个。

    2007年3月，投用仅半年的国产装置出现一个令人揪心的问题：脱甲烷塔塔顶带乙烯，导致乙烯产品不合格。张恒珍一次次到现场检查，对一个个操作参数反复调试。终于，她找到了处理问题的突破口。经过优化的脱甲烷塔塔顶温度趋于稳定，每年增效高达3542万元。

    为了让工友少走弯路，张恒珍结合自己多年的心得和经验写成《茂名乙烯“1#裂解装置分离系统张恒珍操作法”》。这套操作法如今已成了茂名石化工人解决日常操作难题的“宝典”。她还编写了近8万字的工艺培训教材，并担任培训班教师，将绝技倾囊授予青年工人。

    面对外企和民企的高薪聘请，她始终不为所动，二十年如一日坚守岗位。“守着装置，心里才踏实。”这是一位石油工匠最朴实的心里话。

李叔同的传奇人生

张露

    如果说有一种人生华丽而不刺眼，铅华洗尽，返璞归真，历尽世间的奢华百态仍清澈如水，那么这种人生非李叔同大师莫属。少年时，他是上海滩有名的翩翩公子，风流儒雅，气度不凡。“二十文章惊海内”；留学日本，李叔同以敏锐的艺术灵感创造了很多中国艺术史上的第一；学成归来，先后在天津、上海、浙江教书。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教授图画音乐课期间，他以其高尚的品格、精湛的艺术、渊博的学识和认真负责的态度，开启了中国近代艺术教育的新局面。

    他的学生，著名画家丰子恺，曾形象地称“文艺的园地，差不多被他走遍了”。大师在音乐上的造诣颇深。留学日本期间创办了我国第一部音乐刊物《音乐小杂志》。他竭力提倡音乐“琢磨道德，促社会之健全；陶冶性情，感精神之粹美”的社会教育功能。一首《送别》意蕴无限，最后传唱于大江南北，家喻户晓，那含义深邃、意境悠远的歌词，那恬静典雅、抒情流畅的曲调，传唱了一个世纪，润泽了几代人的心灵。淡雅的笛音吹出了离愁，凄美的歌词写出了别绪。

    在近现代美术史上，大师也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执教杭州一师期间，为了改革中国美术课历来只授临摹画帖的状况，他开设了室内室外写生课，以训练学生绘画基本功。1914年他在教课时采用了男性裸体模特写生，具有历史性的开创意义。

    提到中国近代戏剧史的发展，人们也不会忘记这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留学日本期间，他在东京组织成立艺术团体“春柳社”。1907年该剧社演出了法国小仲马编剧的《茶花女》第三幕，李叔同饰演女主人公。日本有一位老戏剧家松居，他对李叔同的演技极为欣赏。他说看了这个戏，他想起在法国蒙马得尔小剧场那个女优杜菲列所演的茶花女……

    李叔同年轻时，即以才华横溢而瞩目文坛。出家前夕，他将清光绪二十六至三十三（1900—1907年）间的20多首诗词自编成书卷。其中就有《金缕曲·将之日本，留别祖国，并呈同学诸子》《喝火令·哀国民之心死》等不少值得称道的佳作，表现了他对国家命运和民生疾苦的深切关注。出家前的五六年间，他还有30余首歌词问世。词家寇梦碧在《读李叔同先生诗词》中说：“叔同先生词，则兼婉约豪放之长，而题材之博大，内容之深广，实为突起异军，超越乡贤。”

    李先生严谨而不拘束，夏丐尊先生曾经指出李叔同先生做人的一个特点，他说：“做一样，像一样。”执教一师，他脱下西装，穿上黑马褂，布鞋，配戴金丝边框眼镜，为人师表，他一丝不苟。

    他的艺术成就为古老而禁锢的中国艺术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从此中国艺术融入了世界文化的舞台，他严谨而美学化的教育精神为这个浮华的社会注入了一剂清新的空气。先生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是中国绚丽至极又归于平淡的典型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