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梦不醒，红楼解味人

        2012年5月31日凌晨，95岁高龄的红学家周汝昌先生逝世。或许一生的喧嚣太多了，他选择安静地离开。“不开追悼会，不设灵堂，安安静静地走。”他留下这样遗愿。

        进入红学研究，多少是个偶然。那是1947年，在燕京大学读书的周汝昌收到兄长周祜昌寄至燕园的信函说，他看到胡适新近一篇谈《红楼梦》的文章，其中有敦诚与敦敏皆系曹雪芹生前挚友的新论说，嘱咐周汝昌帮忙查证。周汝昌遍查燕京大学图书馆，果然在敦敏诗集中发现了一首《咏芹诗》。周汝昌将这一发现撰写成文，发表在1947年12月5日《天津国民日报》上。没想到几天后，胡适就托人转交了一封给周汝昌的信，肯定、鼓励这位在校大学生的研究。胡适此时已是学界“大拿”，又是“新红学”的开创者，他的来信让周汝昌“欣幸无已”。1948年，正埋头撰写《红楼梦新证》的周汝昌特意跑到胡适家中拜访。令周汝昌激动的是，胡适竟将珍藏多年的孤本《甲戍本石头记》慷慨地借给他翻阅。正因为这一段渊源，周汝昌常常被看做是胡适“红学”研究的关门弟子。

        1953年，《红楼梦新证》出版。这部40多万字的“红学”研究著作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在当时很少有人敢将《红楼梦》拔到那么高的地位——周汝昌将《红楼梦》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但丁的《神曲》等世界名著相提并论，并大加赞赏。周汝昌把胡适、顾颉刚、俞平伯的“曹、贾互证”方法最大限度地、最完整地发挥出来。由于崇尚实证，他的每一个论点的提出都以充分丰富的文献资料为基础。又因为崇奉实录，他把全部实证工作都作为论证实录的手段。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乃至后来的“曹学”，其基本的方法论就是以历史上的曹家与小说中的贾府双向互证，在以历史材料推证小说本事的同时，又以小说情节反推历史，史学与文学合而为一。正是从《红楼梦新证》开始，“红学”实证研究开始体系化、专门化，后来它被称作“红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此年周汝昌35岁，因为这部书，他得以调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成了学界“红人”。也由于这部书，他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变成了“资产阶级胡适派唯心主义”的“烦琐考证”的典型代表，被关进“牛棚”下放。由于周恩来的特殊关照，1970年9月重返北京。

周汝昌将“红学”构建为四大范畴，即曹学、版本学、脂学、探佚学。其晚年在探佚学发力颇多，在他数十部“红学”著作中，曾先后提出一系列探佚成果，观点令人耳目一新，但也招致不少异议。如他提出林黛玉系“沉湖而死”；“金玉奇缘”说的不是贾宝玉和薛宝钗，而是贾宝玉与史湘云等等。

1982年，周汝昌发表了《什么是红学》一文，在把人们呼吁的文学批评方法描述为“十六字真言”之后，干脆把文学性研究剔出“红学”的范围，他说：“红学显然是关于《红楼梦》的学问，然而我说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却不一定都是红学……不能用一般研究小说的方式、方法、眼光、态度来研究《红楼梦》。如果研究《红楼梦》同研究《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小说全然一样，那就无需红学这门学问了。”在把文学性研究剔出“红学”之外的同时，他也把自己剔出了主流“红学”的研究队伍。此后，他被喻为红学界的独行侠。他关于“红学”之界定、对红学史的回顾、对曹雪芹画像的考证等等，一次次地掀起了“红学”研究的争议。

从30岁开始，周汝昌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红学”，是红学界当然的王者。他被誉为“红学泰斗”，也被批作“闭门造车”，可谓毁誉参半。他六十余年间所走过的治红学之路，因偶然而生，又历经政治对学术氛围和学术方向的多次影响，终至晚年，既得到肯定、赞誉，身上罩着光环，亦受到讥嘲与攻击。

说不尽的《红楼梦》，道不尽的人与事。周汝昌梦在其中近七十年。梦未醒，人已去，花落水流红，谁解其中味?还是让老人家安安静静地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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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幼少时即醉心欧楷笔法，20岁后又致力于唐人写经，深研《兰亭》后，得右军真脉，其“横逸飞动、作草如真”的周体法书，在众多书家中神采焕然。

周汝昌少年时期便热衷于古典诗词的创作，进入南开中学后，即研习宋词。燕大读书时，与顾随、张伯驹、钱钟书等都有唱和，其诗词功底颇得各位先生赏识。

王运熙：平淡中自有丘壑

    2月8日凌晨，著名文史专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王运熙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离开了他所挚爱的研究，离开了他所牵挂的学生。

    王运熙1926年出生在江苏省金山县，从小就爱好古典文学。后来，王运熙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学习。毕业后成为陈子展的助手。陈子展治学兼通新旧文学，目光宽广，思路开阔。他在和王运熙谈话时，滔滔不绝，上起先秦汉魏，下逮现代的一些学者和作家。正是在这样一种名师云集、学术氛围浓厚的情形下，王运熙走上了他的治学之路。

    从1978年到1996年退休，王运熙主持的语言文学所集中了多位学科带头人，下设6个研究室，取得了很多学术成果，成为学术研究的重镇。语文所成立以后，一个重要的成就就是完成了三卷本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编写。

    1983年到1996年，王运熙又在原有基础上与顾易生共同主编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七卷本），历时十余年，对中国文学批评发展史的研究更具系统性和完整性，把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高度。

    王运熙一生专注于学问，甘于淡泊，白首未改此心。他曾经说：“上海的大闸蟹很好吃，但不吃也无所谓；但不让我看书写书，那就一天也受不了。”虽是玩笑，却道出了他虽在陋巷却不改其乐的心境。

    王运熙赠给学生吴承学一本《文心雕龙探索》，他在书的扉页题写“治学自警语”：“全面观照，准确把握。正本清源，探明原貌。”他的治学亦如此，不求新、不求奇、不媚俗、不趋时，从文献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做最平实的学问。在研究《文心雕龙》时，王运熙的结论与北方一些学者，如，中华书局的周振甫，山东大学的陆侃如、牟世金，西北师范大学的郭晋稀等几位先生的观点并不相同，在当时引起了争论。王运熙认为《文心雕龙》是一部指导写作的书，并不是一部系统的文学理论著作和关学著作。他以原著文本为研究的出发点，努力把握刘勰整个文学思想体系，避免先入为主，用现代文学理论去套。因此得出的结论得到了许多研究者的认同，逐渐被大家接受并信服。

    “王运熙先生做学问有独到的见解却不故作高深，从不说过头话，都是结合实际来讲，这种做法让人十分敬佩。“国家图书馆原馆长、文心雕龙学会会长詹福瑞告诉记者。

    王运熙常为学生讲起近代以来的学术流派，信古、疑古、释古三派中，他将自己定位为释古——既不盲目信古，也不一味疑古，而是在广泛占有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准确地分析、鉴定，恰切地评述、印证，最后得出平实、适中的结论。

    “创新”在王运熙那里具有不同的含义——求实即是创新。他认为古典文学研究面对的是浩繁的历史材料，人们在面对这些材料时难免众说纷纭，其中便会夹杂很多误解，而研究如果能够收集、整理、分析材料，还原历史本来面目，消除误解，这就是学术创新。

    复旦大学教授、王运熙的弟子杨明告诉记者，王运熙一生孜孜不倦，只为求真求实。刘勰的《文心雕龙》中“风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如何理解众说纷纭。在上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前期，曾有过热烈的讨论，流行的学说认为“风骨”代表“文章的内容”、“纯洁的思想”、“合乎道德规范的情感和意志”等。王运熙对材料进行穷尽性的搜集，然后条分缕析，最后得出结论：刘勰所谓风骨，是指作品的艺术风貌、表现效果而言，不是就思想内容的高下邪正而言。

    与此相承，王运熙也澄清了当时对建安风骨的误解。很多学者认为，建安风骨主要是指那些表现社会动乱、人民苦难的诗歌的思想内容。王运熙则认为，南朝人所说的建安风骨只是指建安诗文爽朗刚健的风貌。

    王运熙服膺《札记•中庸》中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和《史记，五帝本纪赞》的“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将其作为治学的座右铭。王运熙的治学正是对这两句话的最好注解。

    “不作惊人之语，无剑拔弩张之势。但他很了不起，了不起就在于忠于学术，坚守学者的良心。”杨明对王运熙的治学品行推崇有加。

    直到去世，王运熙一直居住在上海火车站附近的一套48平方米的旧房子中，从1978年至今，已有四十余年，每天都能听到火车进出的轰鸣声。正是在这间斗室，走出了我国文学学科第一位长江学者吴承学，也培养出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一批中坚力量，其中很多已然成名成家。

    王运熙是在凌晨离世的，一如往常一般平静。“生如夏花之绚烂，死若秋叶之静美”，恰可比拟。

（节选自2014年2月22日《中国教育报》）

特立独行潘光旦

    潘光旦性格活跃，喜好运动。早年在清华学校念书时，一次跳高，他由于右脚用力过猛，着地后挫伤了膝盖。因为耽误了治疗的最佳时机，最后只好截肢。虽是独腿，但潘光旦不自卑、不气馁。相反，他坚持不懈地练习架拐走路，到后来行动敏捷，如常人一般。周末郊游散步，几乎从不缺席。此外，他还经常和朋友一起进行野外调查。他的爱好是旅行。

    潘光旦一度将自己的书房定名为“胜残补阙斋”。顾名思义，“胜残”就是要战胜残疾，“补阙”就是要弥补缺陷。好友闻一多特意为他篆刻了一方“胜残补阙斋藏”的印章，以示道义上的支持和才智上的赞许。

对于做学问，潘光旦自己总结说：“除了需要一部分天才外，只有四个字——‘抓住不放’，铢积寸累，自然会有豁然贯通的一日。”潘光旦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代名家，除了天资出众、勤奋过人之外，与他实事求是、独树一帜的治学态度是密不可分的。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民委把研究土家族是不是单一民族的任务，交给在中央民族学院任教的潘光旦。潘光旦通读史籍，博览方志，深入研究，写出了《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一文，初步确认土家族是一个单一的民族。为了检验结论，潘光旦亲自实地调查。土家人居住的地区到处是崇山峻岭，在崎岖的山路中跋涉，对一个身体健全的人来说都非常艰苦，潘光旦却毫无怨言。他架着一副高度近视的眼镜，拄着拐杖，历时65天，走访了18个县市，行程1.4万公里，做了几十次个人访谈，广泛收集各种资料。中央有关部门根据潘光旦的报告，正式确认土家族是一个单一民族。

    潘光旦是仁者。他爱人类，爱国家，爱民族，爱学校，爱同事，爱学生，爱家人。

    对于学生运动，当事人钱伟长回忆说：“他做教务长，做缓冲的人，保护青年的人。”而鲜为人知的是在军警包围清华园时，戴中（黄葳）曾带别的学生一起藏在他家的天花板上。

    作为教育家的潘光旦，他爱校如家。1935年他在清华教务长任上，严守校规，不徇私情。安徽省主席刘镇华写信给潘，想让其两个儿子到清华旁听，他婉拒：“承刘主席看得起，但清华之被人瞧得上眼，全是因为它按规章制度办事，如果把这点给破了，清华不是也不值钱了吗？”14年后，潘光旦又接到同类托请。时任最高法院院长的沈钧儒，转托高教会对清华指令办理其孙旁听事宜，潘光旦认为这是“违例之举”，“于法绝对不妥”，并细数种种“不利”。其实，当时潘光旦已经不负责清华教务，但他还是一如既往地维护清华的制度，并且说服当事人，也不顾虑因此开罪于人。

     1946年1月，闻一多、李公朴被暗杀后，他成了暗杀的对象，不得不与费孝通等进步人士借昆明美领事馆避难。未几，他出版新著《自由之路》，发表对建设新中国的设想，表达了对实现以民主化理念建国的强烈渴望。

生活中的潘光旦具备“温、良、恭、俭、让”等诸多传统美德，但他不会畏首畏尾，不会明哲保身，不会趋利避害。

     1921年，清华辛酉级和壬戌级学生支持京城八校教员索薪，举行“同情罢考”，潘光旦便是一个积极分子。事后，清华校方勒令罢考学生一律上交“悔过书”，别人屈服了，潘光旦却坚决不写，宁愿为此丧失出国留学的机会。

    在光华学校教书时，潘光旦的同事罗隆基因在校外发表言论过多，学校当局要撤去罗的职务。潘光旦对此极为不满，强烈抗议光华大学校长的擅权恣肆，并愤然辞去了文学院院长的职务。

    当朝权贵孔祥熙自称是孔子第75代孙。这位炙手可热的政客希望潘光旦能够撰文帮他证明，潘光旦的答复却没有留任何回旋余地：“山西没有一家是孔仲尼的后人。”要想让潘光旦在专业范围内公然撒谎，门儿都没有。

    潘光旦的嘴上常叼一支竹根大烟斗，斗腹上的铭文是：“形似龙，气如虹；德能容，志于通。”这12个字，是潘光旦的自勉，也是他为人的传神写照！

豪情总在云间飞

﹣﹣记空军“试飞英雄”黄炳新

    中新网8月22电

    关中腹地，陕西阎良，一架小型运输机在碧空如洗的蓝天上翱翔……坐在驾驶员旁边指导的是年逾花甲依然精神矍铄老人﹣﹣中国试飞领域大名鼎鼎的黄炳新。

    25岁时，他作为空军最年轻党代表受到毛主席接见，40岁时，被中央军委授予“试飞英雄”荣誉称号。如今，已是65岁的黄炳新，作为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高级顾问，依然奋战在民机飞行员培训一线。谈起当年的经历，这位具有侠客般气质的试飞前辈，仍然有着一股豪气……创造奇迹，他把没有方向舵的“飞豹”飞回地面1992年8月19日是“飞豹”首飞的日子。

    “几乎80%的人对飞机能否试飞成功都很担心，甚至连一些设计人员对这架飞机的首飞都没有信心。那天，全厂区都放假了，现场有上万人观看首飞。”对黄老英雄而言，那天的场景仿佛就在昨天。

    临上飞机前，黄炳新悄悄地将一封短短“三句话遗书”留在办公桌抽屉里：“即使我这次牺牲了，为国防发展也值得；这里面的钱，是我死后交给组织的最后一次党费；家人不要给组织添任何麻烦。”

    前两次试飞，飞机都出现了剧烈振动现象，机身就像要散架一样，飞机座舱里的指针指示都看不清更别说地面目标了。好不容易安全着陆后，他与设计师及各设计研制厂所技术人员一起进行排查，但却未能找出原因。为了确保国家重点型号的试飞进度，试飞院副院长、振动专家张克荣专程找到黄炳新：“黄团长，你再试飞一次吧!”

    虽然知道飞机的问题没有根本解决，虽然知道这次试飞肯定会面临许多意想不到的危险，但黄炳新没有犹豫，答应再次试飞。

    8月24日，天空湛蓝明丽，机场热浪滚滚。第三次试飞准备完成，黄炳新和另一名试飞员杨步进踏上飞机，承担了这次任务。

    当黄炳新驾机以每小时1100公里的速度进入5000米高空时，飞机震动得跟前两次一样，仍然非常严重。表速超过1150公里时。“咚咚”两声巨响，飞机顿时像狂放不羁的野马横冲直撞起来。黄炳新随即蹬舵，飞机没有任何反应﹣﹣因为震动过于剧烈，方向舵掉了。

    黄炳新临危不乱，对杨步进说：“你别紧张，我也别紧张，万一不行，你跳伞，我把飞机飞回去。如果我牺牲了，你跳伞成功了，你就把这个情况向上面报告。”

    杨步进也坚定地说：“团长！你不跳，我也不跳，我要为你鼓劲儿，你往前飞，我跟你往前走!”

    惊心动魄的考验，震撼苍天的一搏。黄炳新开始驾机返航，他试着推左发动机油门，同时向右压驾驶轩，飞机向右滚转并在左右发动机推力的反差力矩作用下，机头缓缓地横侧，改变着方向。他就这样艰难而冷静地驾机飞向机场上空。

    没有方向舵的飞机在高速降落时，只能靠副翼，而反应迟钝的飞机稍有偏差，就会导致机毁人亡。他双手紧握驾驶杆保持飞机平衡，双眼盯着跑道，稳健地将飞机对向跑道，只听见“唰”的一声，机轮安稳触地……

    这绝对是世界航空史上的一个奇迹。薪火相传，他让更多精英试飞员和军机飞了起来随着飞机设计制造技术的不断进步，新的型号不断出现，要使试飞员的技术赶上飞速发展的科学，并站在试飞技术的前沿，必须建立科学的培训体系。

    1989年，时任某试飞部队部队长的黄炳新和试飞院副院长严京林一起举办了一期试飞员训练班。这个训练班培养的几个试飞员，后来经黄炳新推荐调入了空军某试飞部队。

    后来，这批试飞员大都成了国内有名的试飞专家，取得骄人成就：雷强，歼﹣10首席试飞员、全军优秀共产党员；李中华，“科研试飞英雄”、全军爱军精武标兵；张景亭，全军优秀地方大学生干部；邓友明，新舟﹣60首席试飞员、空军十大杰出青年……

    这群试飞战线的精英，为我军装备转型及跨越发展、为中国航空工业的腾飞，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的成就凝聚着黄炳新等老一辈试飞员的心血与智慧。

        1994年，黄炳新卸去了部队长职务，被任命为兰空参谋长助理，兼任中国试飞院副院长。这时的黄炳新已近知天命之年，作为共和国两个新型主力战机的主要试飞员，他已经飞过10多个机种，飞过数十个科研项目，立过大大小小几十次功。国家也给了他极大的荣誉，国内外媒体更是多次介绍过他的事迹。作为一个知名英雄，余下的时间该如何度过？成为黄炳新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

    那时候，民航大发展。一些航空公司多次邀请黄炳新到地方发展，职位待遇都很优厚。但他清楚，国家培养一名飞行员十分不易，培养一个试飞员，更是优中选优。

    “我对试飞工作有着很深的感情。我一直感觉试飞是我一生的职业，飞行是我的事业，一定要进行到底。党和国家给了我那么多荣誉，而我那时才五十岁，精力还很充沛，飞行技术没的说，关键是积累的试飞经验很宝贵，我觉得我有义务把这些经验贡献出来。”

    后来，他愉快地接受了试飞院试飞员学院院长一职，决心为共和国培养新一代试飞精英。面对如此重任，黄炳新决心把个人技艺全部贡献，在航空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在知识爆炸的信息时代，再为共和国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长江后浪推前浪，他们飞得越高，成就越大，我越开心。”说起自己培养的学生，黄炳新自豪之情溢于言表。他动情地说：“我的一生愿作一颗流星，虽然在历史上只一瞬，但是始终都要发出耀眼的光芒……”

汤显祖：帝国逢衰世，大才写残梦

    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农历八月十四，汤显祖诞生在江西抚州府临川县城东文昌里。其时他的祖父母、父母俱全，祖父汤懋昭精通《尚书》，贡生出身，父亲汤尚贤精通老庄之学，家境殷实且藏书甚多。

    汤显祖一生经历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借用龚自珍的话，明帝国已步入了“衰世”。整个帝国表面光鲜，而四处潜流涌动，隐患多多。庙堂之上政治腐败，政斗残酷；地方官场则是贪官污吏横行，道德沦丧。

    汤显祖很早就显露才华，被乡人称颂为“神童”。他十四岁进县学，二十一岁参加乡试，考得全省第八名举人。阳明学的重要流派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罗汝芳与汤显祖的父亲交好，汤显祖十三岁起，师从罗汝芳研习心学。罗师倡导“赤子之心”，提出“制欲非体仁”的主张，这对程朱之学来说是巨大的挑战，也影响了汤显祖倡导人性解放、遵从内心良知的人生观的形成。

    汤显祖在中举的第二年进京参加会试，落第。三年后，再次参加会试，仍然落第。第二次落第后，汤显祖被好友姜士奇举荐作当朝首辅张居正二儿子张嗣修的陪考举子，但汤显祖拒绝了这一安排。那一年会试，得罪了张居正的汤显祖毫无意外地落第，直到张居正去世，汤显祖才通过会试、殿试，取得了三甲赐同进士出身的功名。

    万历十九年，南京礼部主事汤显祖因上《论辅臣科臣疏》抨击“辅臣欺弊如故，科臣贿媒方新”而被贬谪到岭南。途中他遇到张居正的二儿子张嗣修。此时张居正被夺谥，张府被抄家，张居正的大儿子张敬修自杀，张嗣修被剥夺官籍，流放到雷州半岛。目睹高层政治斗争的残酷无情，联想到自己半生蹉跎，汤显祖难免心生“人生如梦，官场如梦”之感，但他兼济天下的人生理想并没有破灭。毕竟，心学推崇“知行合一”，以济世安民为己任。

    万历二十一年，四十四岁的汤显祖升任为浙江遂昌县知县。遂昌虽然只是一个人口稀少的山区穷县，但汤显祖尽职尽责。他在这个“斗大县”劝农兴学，惩罚鱼肉乡民的豪强，得罪了巨室。尽管遂昌的百姓感其恩德，对其热情挽留，汤显祖还是决定辞官回到故乡。万历二十六年三月，他回到故乡临川，开始了其长达十八年的归隐生涯。

    回到故乡的汤显祖，修建了玉茗堂，开始专心写作戏曲，并教导故乡戏班演习。“临川四梦”除《紫钗记》(南京时创作)外，其余三部《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都在故乡完稿，很快风行全国。《紫钗记》《牡丹亭》以男女之情梦入戏，肯定了人的情感追求的正当性，倡导人性要得到释放，因理而违情的人生不可取。《南柯记》《邯郸记》则是用梦来演绎官场之荒诞，人生之无常。已经享国两百余载的大明帝国何尝不是《南柯记》中的一个“大槐安国”？

    汤显祖在“四梦”中显然体现了其对程朱理学“性即理也”的反抗，而“四梦”的另一个思想资源则是禅学，他一生礼佛，年长他七岁的达观法师与他是亦师亦友的关系。佛教讲求“无情”，但他在给达观的一封信中却说到“忘情”之难，“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真是一刀两断语。使我奉教以来，神气顿旺。谛视久之，并理亦无，世界身器，且奈之何……迩来情事，达师应怜我。白太傅苏长公终是为情使耳。”汤显祖毕竟是儒门书生，终不能在佛法中得到解脱而忘却世情。

    万历四十四年(1616)，汤显祖在临川的玉茗堂与世长辞。也就在这一年，努尔哈赤在辽东称帝，建立了后金，明王朝由衰世转入到乱世。再过二十八年，崇祯帝自缢于煤山，大明帝国也消失在风中，终成一梦。

严耕望：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

余英时

    1973—1975年，严耕望是哈佛燕京社的访问学人。那时他已在中古政治制度史的领域内卓然成家。但在这期间，他仍然孜孜不倦地苦读。每天早晨在图书馆前面等着开门，下午图书馆关门，他才离开。1979年春，严耕望应聘到耶鲁大学历史系担任访问教授。和哈佛时代一样，他天天早到晚退，伏案用功。哈佛和耶鲁两度共学，我亲身体认到耕望是将全副生命献给学问的人，真正达到了“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境界。他自己曾明白说过，他一生从不求多赚一分钱，也不想增加一分知名度，因此避开任何不必要的活动，以免浪费宝贵的光阴。1979年他在耶鲁的期间，正值大陆社会科学院代表团前来访问，我在家中接待代表团，邀请耕望与会，但他婉辞了，因为他坚守其“避开任何不必要的活动”的原则。这种“澹泊自甘、寂寞自守”的性格和他治学的勇猛精进、锲而不舍，恰好互为表里、刚柔相济。

    耕望的生命虽然彻底地与学问合一，但他既不是不晓事的书呆子，更无世人想象中那种专家学者的傲僻。相反的，在日常生活中，他是一个最通情达理并且随时随地为别人着想的人。无论是对他的家人、师友、学生或同事，他都抱着一份诚挚的情意：任何人曾对他有过一点帮助，他都永志不忘。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读他那些大著作的序跋，便可以获得生动的印证。在学问方面，他一向持严格的标准，决不稍有假借。然而他在摘发别人的失误时却从无例外地隐去失误者的名字。他曾说，他一向以道家自处而以儒家待人 ， 这是恰如其分的自我解剖。他从不争浮名和权位，对于物质生活的要求也低到无可再低，宾四师说他的性格“似为柔退”，这些确可以说是近于道家的，然而也未尝不与儒家相合。他平常表现在外的是“柔逊”，但在大原则上却持之甚坚，内心自有不可逾越的尺度。

    耕望的研究领域是制度史和历史地理。他的著作无一不从规模浩大、笼罩全面的研究中产生。以《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而言，表面上看来似为一种概括式的专史，但认真的读者一定会发现，书中每一章每一节都有精密考证的创获。不过他所做的是地毯式的全面考证，而不像多数考证那样，只是蜻蜓点水式的。全面考证必须建立在两个先决条件之上：第一、事前有周密的通盘计划，第二、从计划到执行需要长时期的持续努力。据我的大略估计，《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的完成先后越二十年；《唐代交通图考》更是惊人，几乎是半个世纪了。耕望的著作初看好像只是中国传统考证史学的延续，其实由于他一直注意现代社会科学的新观点，他的论断已不是传统史学所能范围。他的《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汉卷》便已参考了一部《各国地方政府》的中译本，《唐仆尚丞郎表》从传统一方面看固可说与清代徐松《登科记考》同属一类而精密过之。

    耕望论现代中国史学家，特别推崇陈垣、陈寅恪、吕思勉和宾四师为“四大家”。他于四大家的优点则能兼收并揽：他的规模弘大承自宾四师，辨析入微取诸陈寅恪，平实稳健尤似陈垣，有计划而持之以恒则接武吕思勉。他在史学上终能达到通博与专精相反相成的境界绝不是幸致的。

    苏东坡说：“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现代中国史学界没有人比耕望更能自用其才的了。陆象山说：“今天下学者，惟有两途：一途朴实，一途议论。”耕望木讷寡言，终其身与“议论”无缘，他走的是彻头彻尾的“朴实”的道路。

（选自《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敬悼严耕望学长》，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