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溪巴赫

肖复兴

    我一直想写一写巴赫。许多次拿起笔，又放下了。科学家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对于巴赫，只有聆听，演奏，热爱，尊敬，并且不说一句话。”像我当然要三缄其口了。

    巴赫确实太伟大了，太浩瀚了。他的音乐影响三百年来人们的艺术世界，也影响了人们的精神世界，无以言说，难以描述。我确实不知道该怎么来写巴赫。但我又实在想写巴赫。

    鼓励我写下去的原因，是我偶然间看到一个资料，巴赫(Bach)德文的意思是指小小溪水，涓涓细流却永不停止。似乎这个德文的原意一下子解读开巴赫的一切，我豁然开朗。

我听到的巴赫的第一支乐曲是《勃兰登堡协奏曲》，还只是其中的片段。因为这里面有经威廉汉姆改变而异常动听的《G弦上的咏叹调》。但当时勃兰登堡对它根本不屑一顾，将这支乐曲曲谱的手稿混同在其他曲谱中一起卖掉，一共才卖了36先令。可以说，如果没有1829年门德尔松重新挖掘并亲自演出巴赫的《马太受难曲》，恐怕巴赫的音乐到现在为止还只值36个先令。

    但这样说并不准确，如果没有福尔克、门德尔松，还会有别人将巴赫音乐的真实价值挖掘出来告诉世人的。真正有价值的音乐，即使看来弱小得像潺潺的溪流，也是埋没不了的，也不会因时间久远而苍老，相反却能常青常绿。这确实是音乐独具的魅力，它同出土文物不一样，出土文物只能观看，追寻，钩稽，对比，它却能站立起来，用自己的声音塑造起形象来，抖落岁月覆盖在身上的一切仆仆风尘，让人们刮目相看。时间只会为它增值，就像陈年老酒一样，时间和醇厚的味道融为一身，互成正比。

    这就是小溪的意义吧?小溪，涓涓细流，就那样流着，流着，流淌了三百年，还在流着，这条小溪的生命力该有多么旺盛。

    大河可能会有一时的澎湃，浪涛卷起千堆雪。但大河也会有一时的冰封，断流，乃至干涸。小溪不会，小溪永远只是清清的，浅浅地流着，永远不会因为季节和外界的原因而冰封，断流，干涸。我们看不见它，并不是它不存在，而是因为我们眼睛的问题：近视，远视，弱视，色盲，白内障，瞎子，或只是俯视浪涛汹涌的大河，或只是愿意眺望飞流三千尺的瀑布，而根本没有注意到小溪的存在罢了。而小溪就在我们的身旁，很可能就在我们的脚下。它穿过碎石，草丛，隐没在丛林，山涧，行走在无人能达到连鸟都飞不到的地方。

    在险峻的悬崖上，它照样流淌；在偏僻的角落里，它照样流淌：在阳光月光的照耀下，它照样流淌；在风霜雨雪的袭击下，它照样流淌……小溪的水流量不会肆意狂放，激情万丈得让人震撼，但它让人感动是持久的，不会一曝十寒，不会繁技容易纷纷落，不会无边落木萧萧下，而总是一如既往地水珠细小却清静地往前流淌着。它拥有着巴洛克特有的稳定，匀称，安详，恬静，圣洁，和旷日持久的美。它的美不在于体积而在于它渗透进永恒的心灵和岁月里，就像刻进树木内心的年轮里。它不是一杯烈酒，让你吞下去立刻就烟花般怒放，烈火般燃烧；它只是你的眼泪，在你最需要的时候，珍珠项链般地挂在你的脖颈上，或悄悄地湿润着你的心房。

    这才是小溪的性格和品格。

    这才是巴赫的性格和品格。

    有人说巴赫伟大，称巴赫为“音乐之父”，说在巴赫以后出现的伟大音乐家中，几乎没有一个没受过他的滋养。贝多芬，舒曼，利姆斯基一科萨科夫，雷格尔，勋伯格，肖斯塔科维奇……

    无数后代音乐家对巴赫无比敬仰和崇拜，甚至专门创作出有关巴赫的主题音乐，以他们钟情的乐器的鸣奏，向巴赫呼唤，表示着对巴赫的敬意。

    听巴赫的音乐，你的眼前永远流淌着这样静谧安详、清澈见底的小溪水。

    在宁静如水的夜晚，巴赫的音乐(那些弥撒曲和管风琴曲)，是孔雀石一样蓝色夜空下的尖顶教堂正沐浴着皎洁的月光，教堂旁不远的地方流淌着九曲回肠、长袖舒卷的小溪水，蜿蜒地流着，流向夜的深处，溪水上面跳跃着教堂寂静而瘦长的影子．跳跃着月光银色的光点……

    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巴赫的音乐(那些康塔塔和圣母赞歌)是无边的原野，青草茂盛，野花芬芳，暖暖的地气在氤氲地袅袅上升，一群云一样飘逸的白羊，连接着遥远的地平线。从朦朦胧胧的地平线那里，流来了这样一弯清澈的小溪，溪水上面浮光耀金，带来亲切的问候和梦一样轻轻的呼唤

(山东中学联盟节选自《音乐欣赏十五讲》有删改)

屠守锷：长空剑舞拓天荒

    ①屠守锷，1917年12月5日出生在浙江南浔一个并不富裕的小职员家庭。少年屠守锷在上海亲历了日军飞机的轰炸，那惨绝人寰的一幕使他立下了终身志愿：一定要亲手造出我们自己的飞机，赶走侵略者，为死难的同胞报仇！

    ②抱着航空救国的决心，屠守锷发奋读书。1940年，屠守锷从清华大学航空系毕业，次年又以优异成绩取得公费留美资格，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取得了科学硕士学位。随后，他应聘成为布法罗寇蒂斯飞机制造厂的一名工程师，负责飞机强度分析。他整日伏案工作，吸收掌握所能接触到的技术。

    ③1957年9月，屠守锷参加了与苏联的谈判，促成了我国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导弹技术的引进，而后，他便和战友们开始了中国第一枚导弹的仿制工作，成了导弹设计研制的行家里手。在苏联撤走专家的困境下，他只平静地说了一句：“人家能做到的，不信我们做不到。”没有资料，没有图纸，他既当研究人员，又当学生，在极为有限的条件下，摸索实践。他们广泛听取意见，深入科研生产一线，潜心研究，制订了“地地导弹发展规划”即“八年四弹”规划，还参与制订出其技术发展方向，主持选定了我国中程、中远程及远程导弹等重大技术方案和技术途径。对我国导弹与火箭技术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④1962年3月，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枚中近程导弹在首飞试验中坠毁。屠守锷临危受命，指导设计人员，开展了全面系统的研究。从1964年6月开始，这种中近程导弹连续8次飞行试验都取得成功。比这种导弹成功更重要的是，在一系列的摸索、总结、攻关的过程中，我国第一代导弹技术专家成长了起来。他们掌握了导弹研制的重要技术和基本规律，为以后各种型号导弹的研制成功奠定了基础，并直接为我国1966年10月进行的导弹、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的圆满成功作出了贡献。

    ⑤1965年3月，为了尽快把我国的首枚远程导弹搞出来，屠守锷担任总设计师。既是技术总负责人，又是指导日常设计工作和最后拍板的技术决策人。这时，一场浩劫席卷全国，屠守锷的科研工作遇到了空前的困难。屠守锷想方设法避开政治风暴的袭击，我行我素，开会时别人慷慨激昂地讲话，他思维却进入了另外一个境界，旁若无人地演算公式，他的工作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进展着。1968年，屠总终于拿出了远程导弹的初步设计方案。在为期100天的总装测试中，年过半百的屠守锷始终坚守在一线。不久，发射场传出喜讯：我国自行研制的首枚远程导弹飞行试验获得基本成功！

    ⑥1980年5月18日，他在“可以发射”的鉴定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中国从本土向太平洋发射运载火箭，吸引了全世界关注的目光。导弹准确命中万里之外的目标，发射获得圆满成功。

    ⑦屠守锷是有鲜明的个性，他从来不爱抛头露面，更不愿接受记者的采访。他也是一个喜欢安静的人，因此他的一切，无不是在静谧的氛围中进行。少年时便爱上了“以静御动，虽动尤静”的太极拳。读书是他的另一大爱好。他读书的范围很广，除了专业书外，文史哲都有涉猎。读书对他来说，是娱乐，是休息，是对自己知识结构的补充，也是开阔思路的手段。没事的时候，他也喜欢听听古典音乐。贝多芬等音乐家的作品，使他进入了一个音乐的世界，忘记了长时间伏案工作后的劳累。

    ⑧他是共和国神剑的铸造者，他的心永远留在了火箭发射场；他的名字也与他的神剑一起，永远刻在了共和国的航天史册上。

谢家麟：创新是没有终点的旅程

吴月辉

    2016年2月20日上午8时12分，中科院院士、著名物理学家谢家麟的生命停止在这一刻，享年96岁。

    2012年，92岁高龄的谢家麟获得了2011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当被问及数十年学术生涯中哪件事最值得自豪时，谢家麟笑笑说：“我就是胆子大，什么都不怕！”

    正是这种什么都不怕的闯劲，曾让年仅35岁的谢家麟名扬美国。那是1955年，他在美国芝加哥医学中心研制成功世界上第一台以高能电子束治疗深度肿瘤的加速器，开拓了高能电子束治癌的全新领域。研制这台医用加速器时，还有斯坦福大学4名教授级的专家也接了同样的工作，作为对手，谢家麟无论在资历上还是在可供调遣的人员和资源上，与他们都不在一个量级。因为是医用，这台加速器的要求格外高。“这件事以前没人做过，无例可循。但我觉得这是独当一面、锻炼自己的绝好机会，因此就毫不迟疑地接受了。”

    回国后，他又带领一批刚出校门的大学生，耗时8年建成了中国第一台高能量电子直线加速器。当时国内几乎没有人了解加速器。面对一个又一个困难，他说：“什么叫做科研工作？做科研工作就是解决困难。没有困难，那就用不着科研了。”

    1979年，已过花甲的谢家麟再一次大胆地投入到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的研制工作中。正负电子对撞机是世界高等加速器的一次革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科技，难度非常大。有人说，这就好比站在铁路月台上，想跳上一辆飞驰而来的特快列车。如果没有抓住，就会粉身碎骨。然而，由谢家麟带领的团队最终还是跳上了这辆“飞驰的列车”。

    这一次次因为“大胆”而创造的奇迹，皆源于谢家麟深厚的科学功底和坚持创新的精神。

    对于创新，谢家麟终生都在以身作则，即便是在耄耋之年也依然如此。80岁之后，他可以支配的自由时间越来越多，便将精力投入到了研究如何将低能电子直线加速器小型化的课题上，提出了创新四部曲，并最终研制成功。而谢家麟进行此项研究的初衷十分简单，他只是不愿陷入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状态之中，希望继续发挥自己的能力做点有益的事情。

    谢家麟曾多次公开表达自己对于创新的理解。他认为，在研究的初始阶段，“跟踪”是必须的，假如不能处于和前人相近的水平，“超过”就无从谈起。然而，谢家麟更强调，要认清“跟踪模仿”与原创性发明是有很大差别的，他常说的一句话便是“原创是人天生的本性”。正是因为有了谢家麟这样的科学家，科研创新之路才永远不会中断，如他的自传书名一般，这是一段“没有终点的旅程”。

    谢家麟还十分重视科学实践当中的动手能力。谢家麟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在所有科技创新活动中，特别是实验领域的创新，要自己能够动手，才能掌握第一手的情况，知道关键问题的症结所在，而可做适当调整，最后达到预期目标。如果自己不懂动手，则犹如开车时需要一人观看路面情况，再转告掌管方向盘的人来调整方向。

    对于未来，谢家麟有着美好期许。他在自传中如此寄语青年人：“要立志做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正派的人，一个有良好素质的人，然后才是在科技领域作出伟大的贡献，推动我国社会的发展。这样，自己才会幸福，别人才会因你的存在而幸福，社会才会因你的知识而更美好。”

    选自《人民日报》（2016年02月22日）有删改

    相关链接：

    有人问谢家麟，是否后悔当年回国的决定。他的回答永远是：“不后悔，我做了正确的选择，回国使我有机会施展自己所学的知识，为祖国建设服务。”他曾对自己的孩子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一个人不能成为伟大人物，可以原谅，那是机遇和能力的问题。但不能成为一砖一瓦，那是不可原谅的。因为只要把精力放到一件事上，就不会无作为。”无论是科学大师还是普通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梦想。

（余建斌《梦想需要加速器》）

朱光潜学术人生的通达与执着

    朱光潜生于1897年，逝于1986年，九秩人生横跨晚清、民国和新中国三大历史时期，其六十多年学术旅程也和中国现代史一样，跌宕起伏，岁月峥嵘。读中国现代学术史，尤其现代美学史，不论沙尘蔽日之际，还是云灿星辉之时，朱光潜任凭风云变幻，坚守美学领地，开疆拓土，深耕细作，从未流于偏激，却处学术先锋，其披荆斩棘之作用，中流砥柱之地位，仿佛屹立万里波涛那个同在腔部生声容的中的航标灯塔，导引中国现代美学巨轮破浪前行。

    朱光潜出生在激荡清朝文坛两百余年的“桐城派”的故乡，童年时期便开始从当私塾先生的父亲那里接受系统的古文学习。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朱光潜顺应时代要求使用白话文写作，发表的白话文章不仅以丰富的学识和深刻的见解广受称誉，而且以优美的文字和清新的文风打动许多人的心灵。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废除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已成一边倒的舆论情势下，朱光潜以自己的切身体验，对文言和白话两者的特点及短长作出独到分析，充分肯定文言文的意义和价值。他认为，新文学倡导者所说的“文言是死的，白话是活的”，乃不负责任的偏激之词。因为“文言文所能有的毛病，白话文都能有；白话文所能有的毛病，文言文也在所难免”。

    朱光潜1918年起前后在西方人主办的大学里攻读13年，是同辈文人学者中留学时间最长、浸淫西方文化甚为深广者。尽管他的许多著作广泛运用了西方的理论和方法，但所阐述的美学和文艺学问题，绝不只是西方理论的简单照搬和介绍，而是处处注意结合中国文艺和审美实际，在两者相互对照比较中探寻美学和文艺学规律。

    譬如他在《诗论》中进行中西诗歌比较时指出：“西方爱情诗大半写于婚媾之前，所以称赞容貌、诉申爱慕者多；中国爱情诗大半写于婚媾之后，所以最佳者往往是惜别悼亡。西方爱情诗最长于‘慕’。”为什么中西爱情诗有这种差异？朱先生认为：其一，西方社会侧重个人主义，爱情在个人生命中最关痛痒。说尽一个诗人的恋爱史，差不多就说尽他的生命史。中国社会侧重国家主义，文人大半生光阴在仕宦羁旅，“老妻寄异县”是常事。他朝夕相处的往往不是妇女，而是同僚与文字友，所以中国诗里友朋赠答和君臣恩谊是常见的母题，而这在西方诗中却几无位置。其二，西方受中世纪骑士风气影响，尊敬女子受社会称颂，女子受教育程度比较高，在学问和情趣上往往可以和男子契合。中国受“男尊女卑”传统观念影响，女子最大的任务是传嗣，其次是当家，恩爱只是伦理上的义务，情投意合是比较罕见的事。其三，中西恋爱观也相距甚远。西方人重视恋爱，有“爱情至上”口号。中国人向来重视婚姻而轻视恋爱，真正的恋爱往往见于“桑间濮上”。中国人的人生理想侧重功名事业，至于文人，仿佛只有潦倒无聊者才肯公然寄情于声色，而他们向来为社会所病诟。

    新中国成立后，在当时“左雾”弥天的社会氛围里，朱光潜的著作一夜间由“香花”变成了“毒草”；北京大学撤销了他西语系主任的职务，还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将其定为重点批判对象，使其受到一系列严厉的甚至侮辱人格的批判。生活待遇也由此一落千丈。

    令人惊异的是，朱光潜先生对来自各方的严厉批判，政治上似乎完全幡然悔悟，脱胎换骨，低头认罪，成为一只“死老虎”，但学术上虽有补苴罅漏，却决不愿低三下四，忍气吞声，大有“困兽犹斗”之气概。他挺身而出，孤军奋战，“有来必往，无批不辩”，秉笔书写数十篇宏论，一面反复申述和捍卫自己认为正确的见解，一面对众多美学家普遍存在的极“左”思潮和教条主义进行严肃批评，为诊治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界严重感染的庸俗社会学弊病，起到难能可贵的作用。

综观朱先生学术人生，“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既轰轰烈烈，又静穆隽永，既清澈似水，又凝重如山，是一部浅近而深奥的大书。

（摘编自钱念孙《朱光潜学术人生的通达与执着》）

相关链接：①我是旧式教育培养起来的，脑里被旧式教育所灌输的那些固定观念，全是新文化运动的攻击目标。好比一个商人，库里藏着多年辛苦积蓄起来的一大堆钞票，方自以为富足，一夜唾过来，满世界人都宣传那些钞票全不能兑现，一文不值。你想我心里服不服？（朱光潜《从我怎样学国文说起》）②“四人帮”垮台以后，天日重明，孟实先生以古稀之年，重又精神抖，从事科研、教学和社会活动。他的生活异常地有规律。每天早晨，人们总会看到一个瘦小的老头在大图书馆前漫步。在工作方面，他抓得非常紧，他确实达到了壮心不已的程度。（季羡林《悼念朱光潜先生》）

叶嘉莹：一生与诗词相恋

    近日，92岁高龄的叶嘉莹在“世界因你而美丽——影响世界华人盛典”颁奖礼中获颁2015-2016年度“终身成就奖”。此前数十年间，她身挟满腹诗书，走遍中国台湾以及美国、加拿大……为中国古典文化的传播，立下了汗马功劳。

    1924年7月，叶嘉莹出生于北京的一个书香世家。三四岁时，父母便教她背诵诗词。而她的伯父叶廷又，是一位有很深古典文化修养的中医。在伯父的引导下，深居大院的叶嘉莹常常把院子里的草木作为对象，吟诗作词。1941年，叶嘉莹高中毕业，进入辅仁大学专攻古典文学专业。在辅仁大学，叶嘉莹遇见了她铭记一生的恩师顾随。顾随古典文化功底极为深厚，他对诗歌的讲授令叶嘉莹如痴如醉。师生二人常常诗词唱和，被师友传为佳话。顾随曾在给她的信中写道：“假使苦水（顾随别号）有法可传，则截至今日，凡所有法，足下已尽得之。”但他希望叶嘉莹不仅要继承自己的衣钵，更要“别有开发，能自建树，成为‘南岳下之马祖’①”。

    如果顾随泉下有知，最高兴的肯定是叶嘉莹果然如他所期望那般做到了“别有开发”和“能自建树”。师徒二人在诗词世界里研读的轨迹，也有相似之处。顾随是受蔡元培之命学习西洋文学，得益匪浅；而叶嘉莹则在机缘巧合下，前往北美访问交流，期间接触到了西方文学理论。叶嘉莹发现，西方文学理论与中国的传统词学理论有不少暗合之处，便逐渐尝试用西方文学理论中的诠释学、符号学、接受美学等来诠释中国的古典诗词。这种将中西理论融合的研究策略很快为叶嘉莹的诗词研究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以西方文学理论解析古典小词，成为叶嘉莹治学的重要特点。南开大学原副校长、文学院院长陈洪评价叶嘉莹说：“融合中西以推进词学研究，卓有成效者，海内外自是不做第二人想。”

    在海外教书时，叶嘉莹常常感慨，中国古典诗词的韵味，在翻译成英文后就要逊色不少。而用英文授课，也让她常常有不能阐尽其意之感。1979年，凭借一封寄给国家教育部的言真意切的信，叶嘉莹终于可以回国教书。从那年起，叶嘉莹便犹如候鸟一般，按照时令奔波于大洋两岸。她讲授古典诗词的足迹遍布祖国大江南北。1993年，她受邀担任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并捐献出一半退休金约10万美元，设立“驼庵奖学金”和“永言学术基金”奖掖后学。

    她自认，这一辈子，她完成了两件大事。一是在当年顾随的课堂上，她埋首苦记，犹如录音机一般一字不差地把顾随的讲课“录”了下来，并在几十年后整理出版。另一件事，就是她去海外以后，托人把台湾大学教授戴静山先生的古近体诗歌吟诵录了下来，并最终在内地推广吟诵的过程中发挥作用。

    这是她留给人们的两把钥匙。有了它们，人们要去领略中国古典诗词的意境，去感受中国古典诗词传统的吟诵之美，尽可以循迹而得。如今，她也在打造自己的钥匙。她教书70年，留下来的讲课、讲演录音，有2000小时以上。学生们正在帮助她整理成书。等到出版之日，喜爱诗词的人们又将迎来一场精神盛宴。

    她亲自体会到了古典诗歌里面的美好、高洁的精神，而现在的年轻人，他们进不去，找不到一扇门。她希望能把这一扇门打开，把不懂诗的人牵引到里面来。“这就是我一辈子不辞劳苦做的事情。”“如果到了那么一天，我愿意我的生命结束在讲台上。”

（节选自《叶嘉莹：我是穿裙子的中国“士”》，有删改）

【相关链接】我很不喜欢“才女”这两个字，有人说我是穿裙子的“士”。我身体是女性，但是我的品格是士大夫的“士”，就有中国儒家传统的“士”的品格和持守。

【注】①马祖道一是禅宗洪州宗的祖师，师承南岳怀让禅师。

王安石：无私交才显王道

王安石（1021—1086）

个性名片：当世人不知我，后世人当谢我！奈何“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阴”。

人物简介：北宋丞相、新党领袖、唐宋八大家之一，一心为民力主改革，可惜天未亮，他起得太早。

著名的包公包青天难得人情世故一回，借着牡丹花开，很风雅地置办了酒宴，请来同事小聚。作为主家和上司，包公周全地一一请酒。平日里不喜应酬、滴酒不沾的司马光，碍于情面，勉力喝了几杯。轮到王安石时，包公嘴皮子都磨破了，一张黑脸都急白了，执拗的王安石仍目中无人地岿然不动。最后，暴脾气的包公没脾气了，只得放弃。

此时的王安石，已至中年，并在官场浸泡二十余载，依然做不到官场那种客套又俗套的应酬——酒肉吃进肚里，朋友挂在嘴上。他的人生信条简单得可怕，你走天桥，我走地下道，无私交才是王道。

碰王安石钉子的，不独有实力派的包公，还有权力派的仁宗。

按照帝国规定，凡进士高第者，为官一任即三年后，便可回京述职，留到皇帝身边。这种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提拔方式，有宋一代，一直被视为仕途发达的最佳捷径，他人没有条件也想创造条件地上，王安石却一再矫情地拒绝，拿仁宗签发的入京圣旨当白纸。一来二去，连钦差都习惯了他的躲猫猫，直接把圣旨送到家门口。这一次，王安石竟然极富想象力地躲进了茅房。钦差左等右等不见人来，只好把圣旨放到桌上就走。得知消息的王安石从茅房里跳出来，抓起圣旨一路狂奔，硬生生将圣旨还了回去。

情商如此低下，又如此不识抬举，王安石的前途，本该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但神宗的1069年，却变成了他一个人的舞台，他像一颗大彗星，拖着长而明亮的大尾巴呼啸而来，官拜参政知事（宰相职），权倾朝野，政界为之变色。

没办法，他情商低自有低调的活法，让别人无话可说。

当年，20岁的他一路风尘仆仆来到开封，当时的文化名流曾巩、欧阳修等，一看他的文稿，惊为天人。第二年，科举应试之日，王安石的锦绣文章，被主考官一眼就相中为状元卷子。他用甩开他人若干条街的才华，让人望尘莫及。

随后25年里，他从县令一级级地干到太守。其间，在每一个地方，全部政绩斐然。而且，在此期间，他建堤筑堰，改革学校，开办农民贷款法，也就是后来的青苗法的雏形，全部大获成功。他靠真枪实弹挣得的官声与民望，让文武百官、黎民百姓都埋头点赞。

最绝的是，他不贪色、不爱财。中国传统思想中，一个大坏官，无非这两条，可他一条都不沾。

他终生不纳妾，这在风流开放的宋代文人中几乎绝无仅有。他正经得连自己夫人都觉得无趣，于是夫人亲自出面，为他物色了一个美貌女子。结果，他不仅退还了女子，还帮女子家还清了债务。

他节俭清廉，视富贵如浮云。每次发官饷，总是拎了装钱的袋子回家，直接就上缴给夫人。据说，他的宰相俸禄几乎已经变成公款，任凭亲友甚至同事花费。而且，官居宰相高位那么些年，从未用此权力为自己及其亲族谋过私利。

如今，翻看官方修订的《宋史》，我们会赫然发现：王安石变法的最重要支持者、参与者、助手、学生和继承人，几乎全部被列入奸臣的行列，只有他这位高举变法大旗的首倡者安然无恙——他活得如此低调又本分，人品和文品一样无可挑剔，即便是他最凶猛的敌人，也很难找到攻击他的破绽来。至于变法的完败，真是怨不得他，悲剧在于，天还没亮，而他起得太早了——超前，注定了他是孤独的伟大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