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秋原：两岸破冰第一人

    1910年出生于湖北黄陂的胡秋原，15岁时考入国立武昌大学学习理工，后因加入共青团，主编《武汉评论》，反对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屠杀共产党人而遭受白色恐怖的追捕。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回国投身抗战，被任命为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中央日报》副总主笔，以及《东南日报》和《香港时报》总主笔，并任暨南大学、复旦大学教授，创办《祖国》《民主》《政治文化》及《评论》等刊物，宣传全民族抗战。

    1948年，胡秋原当选为国民党政府首届立法委员，1950年去台后仍任立法委员、中央研究院研究员、大学教授，独立主办《中华杂志》。胡秋原一生著作等身，达100余种3000余万字。他一生都在为促进中华民族统一奔走四方。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海峡两岸统一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胡秋原力主两岸和平统一。他曾说，台湾和大陆是一个整体，大陆不能没有台湾，没有台湾便失去屏障；台湾不能离开太陆，离开大陆便成了国际孤儿。两岸必须统一在一起，否则两边都要受到损害。他特别强调：台湾想离开大陆搞独立，不但在政治上不可能，在经济上也做不到，如硬要分裂出去，受苦的还是台湾民众。

    1988年4月，胡秋原在台岛发起成立“中华统一联盟”，并被公推为荣誉主席。9月12日，他无视台湾当局“三不”政策，偕夫人敬幼如、长女胡采禾及“统一联盟”代表，由美国旧金山直飞北京，是为海峡两岸隔绝40年后首位赴大陆访问的台湾高层人士，被誉为“两岸破冰第一人”。

    到达北京的当日，胡秋原就得到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李先念的亲切接见。胡秋原充满激情地说：“20世纪中华民族多灾多难，民族分裂的状况至今依然存在，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责任尽快地结束这个不幸。于是，我不管‘三不’不‘三不’，就迫不及待地来到这里与主席共商国是。”

    之后，胡秋原应邀前往北京大学演讲，面对数千名师生，他慷慨激昂地说：“祖国大陆在极短的时间内，能制造原子弹、氢弹和使卫星上天，说明中国人能强；台湾的经济建设，能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说明中国人能富。如果我们中国能够统一，很快就可以富强起来。”话音刚落，全场爆发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他穿梭于大陆各地参观、访问，宣扬和平统一的主张，刮起了一股“胡秋原旋风”，也惹恼了李登辉。1988年9月21日，也就是胡秋原与邓颖超握手言统一的第六天，李登辉主持的国民党中常会开除了胡秋原长达50年的国民党党籍。在国民党执政机构中甚至有人叫嚣要“法办”胡秋原。

    面对台岛当局的“法办”闹剧，胡秋原十分坦然，在完成行程逾万公里、长达36天的观光访问后，于10月18日凯旋返台。途经香港，他坦然对记者说：“我是公开去内地，我也是很光明地回去，我的话也是公开的，我没有得到共产党什么好处，我不过是讲了国共要谈判，两岸要统一，现在我更加强了这个信念……最重要的是，我是一个中国人，只要中国人不开除我，我做中国人到底了！我相信没有人再开除我的国籍，我还要尽做中国人的力量。”

    飞机抵达台北机场后，面对数百名欢迎者，胡秋原即席演说，再次强调：“统一是全体中国人的责任，是为中华民族的共同将来而筹谋。台湾一旦脱离祖国大陆，无论有多么成功，在国际强权环境下，都没有安全可言，前途都是暗淡的。因此，未来只有朝统一发展。”

    1990年5月27日，台湾师范大学为胡秋原举行80寿辰演讲会，时年91岁的陈立夫面对上千名与会者微笑着说：“秋原这个人很勇敢，有浩气，他觉得海峡两岸今天应该讲和，不能再相互攻击，结果，他不管三七二十一，一个人忽然跑到北京了……”话音刚落，全场立刻爆发起雷鸣般的掌声。

【相关链接】①胡秋原（1910﹣2004）湖北省黄陂人，著名史学、政论家和文学家。生平著作等身，达100多种3000余万字。中国国民党党员，台湾资深立法委员，《中华杂志》发行人，中国统一联盟名誉主席。1989年，美国传记学会将胡秋原列入《国际著名领袖人名录》，并颁发奖状。2004年5月4日，94岁的胡秋原荣获“中华文艺终身成就奖”。②胡秋原深受顾炎武“明道教世”精神的影响，以天下国家为己任，不畏艰险，屡屡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历经顿挫而矢志不渝。非议和谪贬，都无损于他的风骨。郑学稼先生曾说：“胡秋原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镜子。”

（谢远笋《胡秋原——大家精要》）

刘节：史家风骨士子魂

    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中山大学历史系，以名流云集著称，陈寅恪地位最尊，自不待言。陈又与岑仲勉并称“二老”，加上刘节、梁方仲，则号称“四大教授”。刘节一度担任历史系主任，中山大学历史系在当时堪称岭南史学界的一大“重镇”。

    1926年，刘节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王国维、梁启超和陈寅恪，专攻中国哲学史。清华国学研究院同学王力对刘节的印象和评价：“君待人无贵贱，一接以礼。视友事若己事，蔼然似长者。”

    在整个中国学术界，刘节与陈寅恪的师生情谊广为人知。据中山大学历史系老师回忆，逢年过节，刘节去拜望陈寅恪时，必对老师行下跪叩头大礼，一丝不苟，旁若无人。刘节还曾对学生说：“你们想学到知识，就应当建立师生的信仰。”但这句话在当时被当作罪证受到学生猛烈批判。1952年到1969年，在送恩师陈寅恪最后一程的陈门弟子中，长期陪伴老师左右的，唯独刘节一人。他是在任何压力下都绝不批陈的学生，义无反顾地与恩师同甘共苦，其自身所受苦难之深重已达无以复加之地，却还经常主动把老师要受的苦难都揽到自己头上。1967年底，红卫兵要抬陈寅恪教授去大礼堂批斗，陈夫人出面阻止，被造反派狠狠推倒在地。刘节挺身而出，代替老师去挨斗。批斗会上，“小将”们对刘节轮番辱骂、殴打，之后又问他有何感想，刘节昂起头回答：“我能代替老师挨批斗，感到很光荣！”

    抗日烽火绵延，家国罹难，导致学人不能安于讲席，经受乱离流浪之苦，刘节可谓体验得真切。从《刘节日记》中可以看出，尽管背井离乡，生活条件恶劣，要靠中英庚款的研究经费资助才得以勉强度日，他却安贫乐道，始终保持着一种乐观的心态，以治学和研究为乐。

    在治学上他主张求真、自信。他说，“考据学是求真之学”，“历史学家要有很强的自信力，一个历史学家要坚定不移，不要为一时的风浪而动摇不定”。

    在“文革”期间，刘节先后遭受60多场批判，受到戴高帽、剃光头、被抄家、遭殴打、罚劳改等等非人待遇，在人生最艰难的时期，刘节仍写下这样掷地有声的话：“人格同学问是一致的，决没有学问好而人格有亏的伟人。”表示“假定有一种势力要打破我的信仰，使我不能安静为学，我当然要抵抗……设若有一种势力要阻碍我的志向，使我不能如愿以偿，我当然要拿出毅力来”。

    面对这类政治运动，现存的《刘节日记》没有留下这一时期的直接记录，但读书的人自能感受到他是以平常心、宽恕心处之的。这有一个旁证，据其学生姜伯勤后来回忆，作为“白专”学生的典型，他也参与批判了刘节唯心主义史学，但1959年本科毕业时，刘节却向学校的党委领导表示：“你们要把姜某留下来，这个人能成器。”这既可见刘节的眼光，也可见其胸襟。

    刘节对子女的教育一贯民主、宽容，据刘节的儿子刘显曾回忆，“我感觉他对我们兄弟俩是慈爱而不溺爱，严格而不严厉”。在他看来，虽然父亲可以说“孔子的门徒”，但回想起来，父亲对儿子、妻子都是很平等、民主的。“他从来不说重话，可以说对儿子亦子亦友、对我母亲亦妻亦友”。刘显曾毕业于中山大学生物系，之所以选择这个专业也同样是因为父亲鼓励他发展自己的兴趣。在刘显曾20岁生日时，父亲对其说“感情要专一”。当时刘显曾正在上高中，当天他亲自来学校要儿子回家过生日，“在他看来这是我的成年礼了，所以要告诉我这个重要原则。

【相关链接】刘节，近代中国著名历史学家，著述颇丰。在研究先秦古史、先秦诸子思想、史学史方面有卓著成就，为了不被古代多种传说迷惑，他通过对古代文字的钻研去发现古史的真实材料。他多年开设史料学和史学史课程，著有《中国史学史稿》，这本书对历代修史制度、史籍之宏富多样和著名史家的成就均有翔实的论述，见解独到，尤其重视历史哲学的发展，是中国史学史学科重要代表作之一，著名史学家白寿彝称誉本书为“必传之作”。

遥望费孝通

    ①他的身上，凝结了三四年代知识精英的智慧与道德勇气。

    ②29岁时，费孝通出版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江村经济》。整整四十二年之后，这本薄薄的小书，令已经白发苍苍的老人获取了英国皇家人类学学会颁发的赫胥黎奖章。

    ③像那一代很多杰出人物一样，生于一九一零年的费孝通不仅身经二十世纪中国种种磨难与挫折，更表现出那一代中国知识精英面对挑战时的生命力、智慧与道德勇气。在《江村经济》出版的一九三九年，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的阶段，在书中，他饱含深情地写道：“不管过去的错误和当前的不幸，人民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一个伟大的中国必然会在废墟中重新挺立起来。”

    ④一九三八年回国后，费孝通先后在云南大学与西南联大工作。在炮火声中，几千名年轻人与他们的老师，唱着歌，忍着饥饿，徒步从北京穿越中国，来到昆明的大后方，在空袭的警报中，他们创造了学术史上最繁荣的时刻。半个世纪后，费孝通回忆那段时光时说：“这一段时间的生活，是我的一生里最值得留恋的。时隔越久，越觉得可贵的是当时和几个年轻朋友一起工作时不计困苦，追求理想的那一片真情。战时内地的知识分子的生活是够严酷的了，但是谁也没有叫过苦，叫过穷，总觉得自己在做着有意思的事。我们对自己的国家有信心，对自己的事业有抱负。那种一往深情，何等可爱。这段生活在我心中一直是鲜红的，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中国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所表现的风貌，似乎已成为旷世绝响。

    ⑤费孝通晚年，在“行行重行行”的忙碌生活中陆续写了不少忆师念友的文章。深入其中，我们不仅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他对当年洋溢着的“兢兢业业的学风”的神往，对“当时那种使人神往的气氛”的眷恋。更可以听出他对当今学风与世风的失望和对未来时事的隐忧。

    ⑥当历史的车轮驶进新时代，历经磨难，已错过最旺盛的创造年华的费孝通开始帮助中国开创自己的社会学。他先后担任不同的学术领导职务，还曾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但在众多的光环面前，费孝通始终认为自己“老来依然一书生”，没有什么比教书、写作、实地研究，更让他兴奋的了。

    ⑦他的工作态度是：“知行合一”，“出主意、想办法、做好事、做实事”。

    ⑧他的座右铭是“脚踏实地，志在富民”。

    ⑨在北京大学，费孝通自称旧燕归来，未名湖周围很安静，适合回忆和展望一点什么，这里有他年轻岁月的美好回忆，二十岁那年，他在燕京大学读社会学，就是现在这个校园，后来燕京大学被北京大学兼并了。七十岁以后，他回归“旧址”重建社会学，到了这个年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别人以为他就是上上课而已，可是他人坐在校园里，心里却想着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农村，投身到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1998年前辞去所有职务，只保留北京大学教授一职，想不干什么就不干什么，大可以放下一切。他没有停止行走，还保持手拿纸笔记事的习惯，依旧说：“我是来学习的。”一位接待过费孝通的定西市领导石晶说：“这是一种消失了的文人气度，老而好礼，模样可爱。”

    ⑩当时中国正从一个封闭的、乡土的、传统的社会，转变成一个开放的、现代化的、甚至是后现代的社会，正像费孝通所说：“重大的社会改革理应在思想领域引起相应的激情，孕育一代文章。我们不应辜负这个伟大时代。”一直到90岁时，费孝通仍在继续写作。

    ⑪他在《万象》杂志上发表的《重温派克学派》系列笔记，借助对芝加哥大学派克学派的描述，他似乎又重回年轻时代，生气勃勃地探索社会的秘密，充满想象力地理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⑫我总是忘不了那一幕场景：二十七岁的费孝通在伦敦经济学院外闹哄哄的街头闲逛；躲在马林诺夫斯基的讨论会的角落里。他的苏州口音的英语暂时还插不上话，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学们的各种口音的英语发音，他也经常听不懂，他只好一个劲儿抽烟。在长期的烟雾缭绕之后，他似乎抓住了些什么。

    ⑬遥想当年，抗日战争爆发一年后，这位书生心中保持一个坚定的信念：“一个伟大的中国必然会在废墟中重新挺立起来。”从此以后，他实践自己的诺言，留下了标记为费氏的一行足迹，一门学问，一个思想，一种精神。时间无多了，生命可曾有永恒？费孝通回答说：“生命如他所言，‘但愿我这滴乡土水，融归大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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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1910年11月2日生于江苏吴江，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

“平民建筑师”齐康

    在南京，有一座被誉为“一部由石头垒成的史书”的建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这是全国第一座抗战史系列的纪念馆，其设计者是当今中国建筑界泰斗级任务齐康。

    齐康生于南京，虽没有亲身经历南京大屠杀，但当年父亲冒着生命危险留守南京保护难民的事迹，给齐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40多年来，难耐的悲愤，强烈的民族责任感触发了他的创作激情，使他倾注了20多年的心血设计出这座纪念馆，他说：30万南京人的血肉生命，值得我呕心沥血去祭奠。

    齐康对纪念性建筑情有独钟，他参与设计了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纪念馆、淮安周恩来纪念馆等上百座纪念馆。他用建筑的形式留存和传承民族的历史，表达情感，期望美好未来，被称誉为“纪念馆意义”。

    其实，齐康更喜欢别人称他为“平民建筑师”。无论是他设计的高楼大厦、园林小景，还是各种各样的纪念馆，他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走进去，去感受，去领会。他说建筑必须为人服务，以人为本。在大连理工大学伯川图书馆的设计中，他在图书馆内预留大量“交往空间”，国内有些图书馆专家对此很不认同，认为应该最大限度地设计阅读空间。而他认为图书馆的功能不只是阅读，还要有交往、交流不只是人与书，还有人与人。

    在福建武夷山庄的建筑设计中，齐康从传统中传承出新，在福建地区的乡土建筑里融入时代的气息，探索出一种新的地方主义风格，使福建武夷山庄成为全国风景建筑中第一个乡土建筑时代化的作品。他说，要尊重一方土地，尊重一方水。在这个一方水土的基础上，做出自己的作品来，让人看到这个建筑就像是从这个环境里长出来的。

    齐康认为建筑师应当有一种情怀，一种责任心，担负起建设和梳理城市环境的重任。他说，建筑师必须研究城市的自然特点和人文特点，建设有情感的城市。他认为每一个城市都是有记忆、爱坐标的，比如说游子回到故乡，他能依着某个建筑找到以前的记忆，而现在的城市建筑突飞猛进，人在其中感觉很孤独，如何听的见乡音，记得住乡愁？

    作为建筑设计大师，齐康信奉一句话：不下工地的建筑师不是一个好的建筑师。他认为真正的知识许多来自下层。他曾经问擦窗工人对窗台设计有什么看法，工人说，站在花岗岩表面上太滑了，窗沿太窄，铝合金的窗轨不好站。这让他深深体会到，建筑不仅为业主设计，还要为擦窗工人设计。

    面对中国科学院院士、法国建筑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首届“梁思成建筑奖”等种种荣誉，齐康很淡然，他说：“盖棺定论时，能被看作‘平民建筑师’，我就心满意足了。”

（摘编自李伶伶《齐康传》）

【相关链接】①齐康参与设计近200座建筑，其中纪念性建筑、学府建筑、文化建筑、人物建筑、风景建筑、办公建筑等多种类型。在这些建筑设计中，他运用中西方建筑的传统手法，融入丰富的哲学思想，重视空间的处理，探索中国现代建筑风格。（摘自《东南大学校友介绍》）②中工程学院院士王建国读博士时，师从齐康。王建国说：“齐先生高瞻远瞩，将建筑学有限的设计领域扩展到城市和环境领域，扩大到社会和人文领域。”（摘自“中华新闻网”）

一代通儒顾炎武

    顾炎武从科举制度桎梏中挣脱出来后，便一改旧习，自警“能人不为文人，能讲不为讲师”力倡“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为了一抒山河壮怀、广交天下贤哲，也为了摆脱纠缠，躲避豪绅叶方恒的陷害，他以游为隐，将家事稍作安排，便只身出游。最初往来于山东、北京、江苏、浙江之间，自康熙元年起，其游踪扩至河北、河南、山西、陕西。以友人所赠二马二骡载书自随，南北往返，风尘仆仆，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把自己的后半生献给了著述事业。顾炎武每到一处，必考察当地风土人情、山川地理，如与平日所闻不符，便打开书卷验证。旅途中则在鞍上默诵诸经注疏，偶有遗忘，就翻书温习。据他在《书（为顾宁人征天下书籍启）后》回忆，自己曾临泰山，谒十三陵，登恒山，抵太原，“往来曲折二三万里，所览书又得万余卷”。他把所搜集到的地理文献资料一分为二，将有关水利、贡赋、经济、军事部分，编为《天下郡国利病书》；有关地理沿革、建制、山川、名胜部分，则编为《肇城志》。

    顾炎武把《论语》中的“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作为自己的治学宗旨和处世之道，虚怀若谷，严于律己，注重友情。在他看来，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孤陋难成。交友是益学进道的重要途径，古人学有所得，未尝不求同志之人，所以，寻友交友构成他为学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为学交友过程中，他始终推友之长，虚己待人，以友为师，其高尚品格足为后世楷模。他晚年所撰《广师》，从学术视野、学术贡献、博闻强记、文风雅正、治学态度等方面，对同时代的十位“同学之士”加以称许。其弟子潘耒在《日知录》序中，盛赞其师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天下贤豪长者。天下无贤不肖，皆知先生为通儒。

    顾炎武一生，始终关注“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早年奔走国事，中年谋求匡复，即使暮年独居北方，依旧念念不忘“东土饥荒”“江南水旱”，直到逝世前，病魔缠身，他仍然以“救民水火”为己任。他主张，天生豪杰必有所任，“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正是自己的责任。顾炎武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关注，有其特定的原因，今天看来固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对于一个旧时代的思想家和学者来说，却是难能可贵的。面对明清交替的现实，顾炎武从历史反思中得出结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后世学者将他的这一思想归纳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颇有道理的。

——（摘编自陈祖武《顾炎武评传》）

熊十力：乱世为儒

朵 渔

    熊十力出生于湖北黄冈，是一个乡村穷教师的儿子。十三四岁时，父母相继病亡。此后游学乡间，读王船山、顾亭林之书，忽有革命之志，遂投奔武昌新军。1917到1918年间，参与孙中山幕府。他目睹鼎革以还，世风日下，慨叹“由这样一群无心肝的人革命，到底革到什么地方去呢？”深感“革政不如革心”，遂慨然弃政向学。

    1920年熊十力拜在南京内学院欧阳竟无大师门下学佛。熊十力在内学院里是年岁较大的学员，学习极为用功，也是最穷的一个，长年只有一条裤子，有时没得换，就光着腿，外面套一件长衫，因此人送绰号“空空道人”。

    熊氏在内学院打下了坚实的唯识学和因明学基础，接受了哲学思维的严格训练。1922年熊十力受聘北京大学讲授佛教唯识学。但自一开始，熊便一步步背弃师说，逐渐离开佛教唯识学，从而形成自己的一套观点。好在蔡元培向来提倡兼容并包，亦就相安下去。然而，熊十力的讲课效果似乎不太妙；而不能得英才教之，更让他觉得气馁。后来，他干脆向学校提出在家授徒，虽不能得天下英才，能有“二三子”聚而教之，也是惬意，“而不相干之学子，亦不愿其与于斯课”。学校竟也同意了他的要求。

    熊十力师风陡峻，责人以善，不惜詈骂，情急处甚至会饱以老拳。一次，梁漱溟为学问之事与熊十力发生了争论。争完了，熊十力趁梁漱溟转身的机会，跑上去朝梁就是三拳头，口里还骂他是“笨蛋”。梁漱溟了解熊的个性，没加理会就走了。熊氏也深知自己修养不足，缺少一份儒者的典雅，但“检讨”归“检讨”，他决计不去改正。1937年，日寇侵入华北，熊十力辗转返回黄冈，后来进入四川，颠沛流离，生活尤为拮据。但他自甘寂寞，乐以忘忧，仍勉力著述讲学。他依然坚持每日清晨四点即起床，读书写作，中午亦只闭目坐上片刻。写起来只需一纸一笔，最穷困时，用秃笔写，以碗为砚，一盛墨汁，一盛朱红。因长期流离失所，身边并无藏书，他恐怕也是世界上唯一没有藏书的学者。

    1946年春，蒋介石正欲乘船还都南京，途经武汉，得知熊十力在汉口，便差人去请，熊一听顿时光火：“要我去看他，他是什么东西！”蒋又赠资百万以助其办哲学研究所，但熊并不领情。1946年6月7日，熊致函徐复观，讲明：当局若真想为国家培育元气，最好让自己自安其素，为所欲为，不必专款资助，只要不横加干涉，便是一种支持。他并举章太炎之例，说“章太炎一代高名，及受资讲学，而士林唾弃”。

    熊十力对学术上的“逐臭”之徒极其反感：“吾国学人，总好追逐风气，一时之所尚，则群起而趋其途，如海上逐臭之夫。”对那些“徘徊周旋于人心风会迎合之中”的浮华名士也尤为厌恶，熊说，“凡有志于根本学术者，当有孤往精神”。

    1947年春北大复校，熊闻讯便重返北大。他原以为可以重拾当年初到北大时那种平静的治学生涯，然而内战使北平依然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1948年2月，浙江大学请熊十力前去讲学，熊氏携弟子牟宗三一起前往，并将筑居之所命名为“漆园”，并自号“漆园老人”，自比“漆园吏”庄子，取庄周避世之意。

    1949年5月16日，他听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占领武汉，极为兴奋，大书三个字：解放了！50年代初，熊十力留在大陆，生活是安定的，然而此时熊十力的内心是孤独的。他的学说逐渐被边缘化了，著作也几乎到了被人遗忘的地步。他在暮年哀叹道：“人生七十，孑然一老，小楼面壁，忽逢十祀。绝无向学之青年，亦鲜有客至。”1956年他完成了《原儒》一书的下卷，以“六经注我”的精神，重新阐释了儒学经典和儒学史。1968年5月23日上午，一代大儒走完了他84年的人生路程。

（节选自同名文章，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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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贤讲仁，讲性命无道，讲良知，都不是一假定，而是一真实生命的呈现……熊先生是一个真人。他真之所以为真的地方在哪里呢？我不用说得太玄远，太严肃，而只从他日常生活上说。

（牟宗三《熊十力先生追念会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