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礼：可上九天揽月

    梁思礼，梁启超之子，中共党员，我国著名火箭系统控制专家。

    1924年出生的梁思礼，很受父亲的宠爱。梁启超给远在海外的大女儿梁思顺的信中这样写道：“老白鼻一天天越得人爱，非常聪明，又非常听话，每天总要逗我笑几场。他读了十几首唐诗，天天教老郭（保姆）念，刚才他来告诉我说：‘老郭真笨，我教她少小离家，她不会念，念成乡音无改把猫摔。’他一面念说一面抱着小猫就把那猫摔地下，惹得哄堂大笑。”信中的“老白鼻”就是梁启超最小的儿子梁思礼。就是这个“老白鼻”，后来成了中国航天CAD技术的倡导者和奠基人。

    在梁思礼小时候听过的故事、背过的古诗中，留给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首“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现在想来，好像父亲从他很小的时候就在以这种方式熏陶他的爱国思想。

    除了言传，父亲的身教是“爱国”最真实的样本。“爱国救国”几乎是梁家九子女的胎记。“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方可以用大事”，梁启超生前的话语，指引了梁家九子女未来的路。

    1949年9月，刚刚从美国辛辛那提大学获得自动控制专业博士学位的梁思礼便回到了新生的祖国。

    1956年，国家制定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以后，决定组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从事导弹方面的研制，并从其他单位抽调了梁思礼等30多位专家和143名大学生，白手起家。梁思礼回忆：“当时既无资料，也无仪器和导弹实物，除了钱学森外，谁都没有见过导弹和火箭，简直是两手空空，一张白纸。但这是一颗生机勃勃的种子。”

    从“两弹一星”到“神舟”工程，梁思礼倾注了太多心血。虽然赢得过许多荣誉，但每每被他提及的，却是“东风二号”的失败。

   “1960年11月5日‘1059’发射成功，也就是后来被命名的‘东风一号’。它不仅是我国制造的第一枚导弹，是军事装备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也帮助我们建立起自己的材料和电子元器件协作网，直接支持了航天事业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其他行业的进步。”

    在梁思礼的回忆中，“东风一号”的成功被简单带过，“东风二号”的失败却历历在目：“1960年，我们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开始自行设计我国的第一个中近程地地导弹，射程比‘1059’远一倍。”

    1962年3月21日9时5分，“东风二号”点火发射，起飞几秒钟后，“导弹像喝醉了酒似的摇摇晃晃，头部还冒白烟，最后落在了发射阵地前300米的地方，因为里面的推进剂装得满满的，导弹落地后炸起了一个蘑菇云，地面砸出了一个直径20多米的大坑。”

    这次失败对大家打击很大。“但是我认为，从个人历练来说，失败比成功更有启发。正因为失败后做了大量工作，才使我们把坏事变成好事，才真正懂得怎样自行设计。”

    也是这次失败，成就了之后的长征二号系列火箭工作，更成就了梁思礼开创的“可靠性工程学”。

    不难查到这样一组数字：2006年9月9日，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第25次发射成功，创造了25次发射全部成功的纪录。这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90次飞行，也是1996年10月以来，我国航天发射连续第48次获得成功。

    梁思礼自始至终参与了研制“长征二号”系列火箭的工作，他开创的“航天可靠性工程学”成为长征火箭安全飞行的坚实保障。

    1983年，梁思礼开始进军计算机辅助设计领域。他常说他最喜欢萧伯纳的一句话：“人生不是一支短短的蜡烛，而是一支由我们暂时拿着的火炬，我们一定要把它燃得十分光明灿烂，然后交给下一代的人们。”

    事实证明，梁思礼倡导的软件工程化，对载人航天起到很大作用。神舟五号、神舟六号、神舟七号、神舟八号、神舟九号的可靠性、安全性达到了近60年来研制的所有型号中从未达到的高度。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我眼中的杨绛先生

铁凝

    2007年1月29日晚，是我第一次和杨绛先生见面。在三里河南沙沟先生家中，保姆开门后，杨绛亲自迎至客厅门口。她身穿圆领黑毛衣，锈红薄羽绒背心，藏蓝色西裤，脚上是一尘不染的黑皮鞋。她一头银发整齐地拢在耳后，皮肤是近于透明的细腻、洁净，实在不像近百岁的老人。她一身的新鲜气，笑着看着我。我有点拿不准地说：“我该怎么称呼您呢？杨绛先生？杨绛奶奶？杨绛妈妈……”只听杨绛先生略带顽皮地答曰：“何不就叫杨绛姐姐？”

    那一晚，杨绛先生的朴素客厅给我留下难忘印象。未经装修的水泥地面，四白落地的墙壁，靠窗一张宽大的旧书桌，桌上堆满了文稿、信函。沿墙两只罩着米色卡其布套的旧沙发，通常客人会被让在这沙发上，杨绛则坐上旁边一只更旧的软椅。我仰头看看天花板，在靠近日光灯的地方有几枚手印很是醒目。杨绛先生告诉我，那是她的手印。七十多岁时她还经常将两只凳子摞在一起，然后演杂技似的蹬到上面换灯管。那些手印就是换灯管时手扶天花板留下的。杨绛说，她是家里的修理工，并不像从前有些人认为的，是“涂脂抹粉的人”。

    我喜欢听杨绛先生说话，思路清晰，语气沉稳。虽然形容自己“坐在人生的边上”但情感和视野从未离开现实。她读《美国国家地理》，也看电视剧《还珠格格》，知道前两年走俏日本的玩偶“蒙奇奇”还会告诉我保姆小吴从河南老家带给她的五谷杂粮。这些新鲜粮食，保证着杨绛饮食的健康。

    跟随钱家近二十年的小吴，悉心照料杨绛先生如家人，常有各种社会情状通过小吴传递到杨绛这里。我跟杨绛先生开玩笑说：“您才是接“地气”呢，这地气就来自小吴。”杨绛先生指着小吴说：“在她面前我很乖。”小吴则说：“奶奶（小吴对杨绛先生的称呼）有时候也不乖，读书经常超时，我说也不听。”除了有时读书超时，杨绛先生起居十分规律，无论寒暑，清晨起床后必先做一套钱钟书先生所教的“八段锦”。直至春天生病前，弯腰双手可轻松触地。小吴还告诉我，杨绛先生虽由她照顾，但至今更衣、沐浴均是独自完成，又让我感慨：杨绛先生的生命是这样清爽而有尊严。

    有时候我怕杨绛先生戴助听器时间长了不舒服，也会和先生“笔谈”。我从茶几上拿过巴掌大的小本子，把要说的话写在上面。这样的小本子是杨绛用订书机订成，用的是写过字的纸，为节约，反面再用。我在这 简陋的小本子上写字，想着，当钱锺书、杨绛把一生积攒的版税千万余元捐给清华大学的学子们，是那样地毫不吝啬。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五日，杨绛参加了邓小平为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和王后举行的国宴，邓小平将《堂吉诃德》中译本作为国礼赠送给贵宾，并把译者杨绛介绍给国王和王后。杨绛先生说，那天她无意中还听到 两位西班牙女宾对她的小声议论，她们说“她穿得像个女工”。“她们可能觉得我听不见吧，我呢，听见了。其实那天我是穿了一套整齐的蓝毛料衣服的。”杨绛说。

    经历了太多风雨的杨绛，坦然领受这样的评价，如同她常说的“我们做群众最省事”，如同她反复说 的，她是一个零。她成功地穿着“隐身衣”做大学问，看世相人生，哪怕将自己隐成一位普通女工。在做学问的同时，她也像那个时代大多数中国女性一样，操持家务，织毛衣烧饭，她常穿的一件海蓝色元宝针织成的 毛衣就是在四十多年前织成的。我曾夸赞那毛衣针法的均匀平展，杨绛脸上立刻浮现出天真的得意之色。

（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花开花落，草木枯荣，日日不同。我坐下细细寻思，我每天的生活，也没有一天完全相同，总有出人意外的事 发生。即使没有大的意外，我也能从日常的生活中得到新体会。翻阅报刊看电视，得到新见闻；体会练字抄诗的些 微进步；旧书重读的心得，特别是对思想的修炼。因此，我的每一天都是特殊的，都有新鲜感受和感觉。（摘自《文汇报•坐在人生的边上——杨绛先生百岁答问》）②2004年《杨绛文集》出版，出版社准备大张旗鼓筹划其作品研讨会，杨绛打了个比方风趣回绝：“稿子 交出去了，卖书就不是我该管的事了。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 摘自黄薇《百岁开一 话杨绛》）

温顿列车

    二战爆发前，尼古拉斯·温顿，这个普通的英国人组织了8列火车，将669名犹太儿童从纳粹占领的捷克斯洛伐克送往英国，使他们与集中营和死神擦身而过。近70年过去，这些“温顿儿童”及其子孙，约有6000人因温顿而得以存活于世。这位英雄也因此被誉为“英国辛德勒”。

    1938年，29岁的温顿受朋友之邀，新年前夕临时取消去瑞士滑雪度假的计划，改道前往布拉格。25万刚从德军占领的苏台德地区逃出来的难民挤在这座战争阴云笼罩下的城市里。很多犹太父母自知难逃厄运，想用最后一点力气把孩子送到安全的地方。

温顿成立了专门负责救助儿童难民的办公室，从早到晚接待前来登记孩子信息的犹太家长们，而后马不停蹄地游说各国当局接收这些孩子。只有英国同意接收这些小难民，但要求温顿必须为每个犹太儿童在英国找到愿意收养他们的家庭后，政府才会同意颁发签证。

    “这些犹太难民儿童是希特勒的眼中钉。我决定试着帮他们办理前往英国的通行证。我想，如果你所做的事本质上合理，就一定能办到。”温顿制作了一批印有孩子们信息的小卡片，假期结束回国后一个一个落实收养家庭，不仅办下了签证，还为每个孩子募集到了50英镑的旅费。

    1939年3月14日，两名志愿者在捷克组织，温顿在英国接应，载着脖子上系着标明身份号码的犹太儿童的第一列火车悄悄从布拉格出发。次日，德军进入捷克首都。签证迟迟不到，温顿开始伪造入境文件，从3月到8月，先后8列火车载着669名犹太儿童逃出地狱。

    第9列火车没能跑过德国的闪电战。1939年9月1日清晨4时40分，德军闪击入侵波兰，原定于当天出发的列车在边境被截下，直接改道去了索比堡集中营的毒气室。“那一天，250个家庭等候在利物浦大道上，结果等到的却只有失望。如果火车能够提前一天出发，结局将完全不同。”时隔多年提及此事，温顿依然为没能再快一点而懊悔不已。

    1.5万名捷克儿童在二战中丧生，“温顿儿童”们基本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父母。当身后的祖国变成人间地狱时，这669个“勇敢的求生者”走下温顿列车，在异国他乡开始陌生的生活。

    多年后，捷克总统赞扬温顿给了捷克的孩子们“最好的礼物”：获得生命和自由的机会。然而整整50年间，温顿没有对任何人提及此事。“和战争本身比起来，战前的一切都不值一提了。”温顿过后说道，“我不是故意保密……我只是没说而已。”

    在失去父母半个世纪之后，当年获救的“温顿儿童”们发现自己的“再生父亲”尚在人世，从此，温顿多了很多白发苍苍的孩子。

    2009年，温顿100岁时，孩子们沿着当年的路线，4天后抵达伦敦利物浦火车站，温顿早早地在车站等，与他们长时间相拥而泣，场面极其感人。

    拉克索娃终于见到了自己的“老父亲”，可是人人都往温顿身边挤，她好不容易握到了他的手，吻了一下，准备的礼物一直没有机会拿出来：那是一幅木雕的小版画，上面是一列正穿越欧洲地图的火车，从捷克到伦敦，从东到西。

    被救儿童难民维拉·吉辛是战后定居于英国的作家，她所著的《童年的珍珠》就记叙了那段历史。她说：“与温顿见面，拥抱他，感谢他，是我生命中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之一。他拯救了我们这一代捷克犹太人中的大多数。”

    捷克总统米洛什·泽曼在给温顿105岁生日的贺信中写道：“你的生命因众多原因而非比寻常。”

    他的故事感动了所有人，这个不苟言笑的倔老头却把如潮水般涌来的赞誉归结为自己活得太久了，“在今天看起来可能挺伟大，可我当时做的时候真没觉得怎么样。”他不喜欢被称为“英国辛德勒”，认为自己当时没遇到什么危险，在捷克避开盖世太保耳目的志愿者才是真正的英雄，只是其他人都已不在了。

    这位世纪老人常说：“一切在理论上可能的事，就是办得到的事，只要你当它是一回事，并决意去实践它。”

（有删改）

【注】①温顿爵士的功绩上世纪80年代就已被广为传颂。2015年7月1日，被誉为“英国辛德勒”的尼古拉斯·温顿爵士在医院因呼吸系统衰竭溘然长逝，享年106岁。②奥斯卡·辛德勒，德国商人，德国战争时期，利用雇用廉价的犹太人做工，保护了上千名犹太人的生命，这些人占波兰全部存活犹太人数量的一半左右。他用战争期间赚来的金钱买下一个个必遭集中营厄运的犹太人：卓斯纳、维恩、罗斯纳、费佛堡、费雪、夏法、伍兰克、霍洛维兹……

房玄龄，生而为宰相

水鹿

    初唐的天空，星光灿烂。

    在后人看来，这些光芒属于魏征、王珪、尉迟敬德、李世勣……一个个激情张扬的人。他们思考、磋商、争辩，挺直了脊梁建功立业，做人成事。

    然而一个被很多人忽视的问题是：这么多个性鲜明的人，最容易骄傲不服气，碰撞成灾难性的内斗和党争。

    他们太需要一个没有个性、没有激情的人，来做稳压器。

    这个人，就是房玄龄。他总是笑眯眯地洞明世事，又总是不吭声地隐忍委屈。皇亲李神通攻击过他，

    重臣萧瑀攻击过他，“第一宠将”尉迟敬德也攻击过他，眼看都要变成朝里的“出气筒”了，可他还是和没事人一样。他简直天生是给李世民做宰相的。

    有一次房玄龄得了重病，一个口齿轻佻的小官吏开玩笑道：“宰相小病去探访有好处，如果病得快要死了，去探访也就没什么用了。”有人将这话挑唆到房玄龄那里，房玄龄对此的反应是——见到那个随众来探访自己的小官吏时，笑着调侃一句：“你都肯来看我，那我一时半会儿还死不了啊……”

    房玄龄还是出名的“怕皇帝”者。急躁任性的李世民，也和大臣们一样，经常拿房玄龄当“出气筒”，越用越顺手。房玄龄照例不争辩、不顶撞，逆来顺受，道歉了事。有人因此讥讽老房“没骨气”，尤其是他身边还有傲骨铮铮的魏征作对比。其实房玄龄心里很明白，李世民是个多么骄傲的人，成天被魏征骂来骂去又不能还嘴，难免心理不平衡。那我老房做做自我牺牲吧，皇帝把气撒在我身上，总比他攒多了委屈以致决策失常要好。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一次又一次心照不宣的表演：皇帝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大发雷霆痛骂宰相，剥官落爵叫他回家待罪。房玄龄也就乖乖回家，平静地告诉家人“把房子打扫打扫，待会儿皇帝要过来接我回去”。而李世民果真就来接了，两人携手上车回宫，谁都不多说什么，好像发脾气那一幕从来就没发生过。

    那些君臣的脾气，终于在性情温和、通达睿智的房玄龄手里，揉捏成方向一致、和衷共济的“合力”了。

    但“老好人”房玄龄的本事绝不止于此，他有着令人惊叹的办事效率和实干能力。李世民和魏征等人通过争辩讨论定下了大政方针，房玄龄就和他选拔的一批实用性人才一起埋头苦干，去实现贞观的宏图大卷。

    贞观时代，朝廷全部官员只有643人，房玄龄做了22年的宰相——除了贞观的最后一年他已过世之外——他总是日复一日处理着繁杂的日常行政事务，让一个高度精简的行政机构，发挥出强大的作用，支撑起贞观之治的日常大局。以致于李世民有时会抱怨他太过细致，警告说，身为宰相应该只管大事，把那些小事丢给下属就好。可房玄龄还是继续“我行我素”地“琐碎”着。

    当时尚书省下辖的各部里，工作最繁琐、最被士人看不起的，是管理财政预算和账目的“度支司”，一度无人肯任其职。房玄龄竟以宰相之尊自任“度支郎中”，亲自把守着大唐国库。

    这22年的殚精竭虑，比起早年辅佐李世民征战天下、决战玄武门，更值得记录在房玄龄一生功业的榜首。诚如后世史学家所公认的那样：作为宰相，他开国有功，却从不突出自己；王珪、魏征以谏诤闻名，他就竭尽全力给他们提供机会；李靖、李世勣善于带兵，他就在后方做好后勤支持；每一个官员，他都能让他们在贞观时代淋漓尽致地展示才华；他没有一项拿得出手的“政绩工程”，然而天下人都知道，这个国家少不了他。李世民也一样知道。

    人生终是难免一死。贞观二十二年，房玄龄走到古来稀的71岁。在那个时代里，他已经是活得很长的老人了。高龄带来的疾病难以克服，房玄龄的身体越来越差。而此时，比房玄龄年轻许多的皇帝也已重病缠身，那太过绚烂的一生迅速地消耗掉了李世民的寿命。重病中的李世民，让人把房玄龄抬到殿中，在御座之侧放下，君臣对坐流泪，竟是相视无言。回首他们在渭北秋风之中的初遇，时光已经流逝了32年。

    一段浩浩汤汤的贞观时代，回荡着各种各样的旋律。人们立德，立言，立功，以丰富多彩的形式把自己独一无二的声音，铭刻在这个时代上。“贞观”因此而朝气蓬勃、气象万千。但贞观的第一宰相房玄龄，却在洪亮之声中沉默着，埋头忙于记录、整理、实施——他从来都没有自己的声音，他的声音就是“贞观”。

（节选自《读者》）

十面埋伏显英雄

林道远

    很早就想写汪德龙，可越熟悉越难写。每当苦思何处落笔，不知咋的，总会想起两个场面。一个是首届“杏花村杯”全国电视书法大奖赛现代刻字组现场决赛。主持人公布“二月花”的题目后开始计时，汪德龙不慌不忙，率先完成设计，最终以遥遥领先的最高分夺得金奖。发表获奖感言时，他一脸茫然，僵在那里，半天才说出“感谢”之类的话来，主持人赶忙给他“台阶”：“看来他比较内向。”事后德龙告诉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

    汪德龙就是这样，人很憨厚、谦和，低调、寡言，但艺术上却充满灵气、锐气，集诸多艺术于一身……这使我想到他为张艺谋导演的影片题写的两个片名：《英雄》《十面埋伏》。汪德龙这位艺坛精英，打自“英雄”出名之后，人们误以为他只是一位书法家。殊不知，他在艺术上还有许多过人之处，因为憨厚、低调而鲜为人知，一旦显山露水，方知早已“十面埋伏”。

    汪德龙生于历史文化名城潮州。他从小便喜欢画画，小巷里的墙角、台阶、路面成了他的画板。“文革”期间作为知青“上山下乡”后仍笔不离手，怀揣一个速写本。1976年到了部队如鱼得水，绘画才能刚一显露便被调到八一电影制片厂。他的本职工作是跟剧组做舞台美术设计，根据剧情需要创作不同环境下的仿真世界，比如海底的珊瑚、漂移的海草、历史考证下的碑帖、巨大的石雕、古印等等，小到一枚树叶，大到一个世界，全是以假乱真。本是默默无闻的工作，他却常常爆出我们意想不到的成就。

    德龙出名，只因“英雄”二字。张艺谋导演电影《英雄》时，十几个人书写的片名都不合意，刚刚为中日韩合拍的电影《武士》题写片名的汪德龙经人推荐也送去作品。他特意把“英”字处理成梯形，给人一种仰望高楼的感觉，最后一捺采用了流动线条，像武术动作“扫单腿”，而“雄”字左边部首往上提，有点闪躲的意味，营造出影片的氛围与意境，张艺谋一眼看中。随着影片隆重上映，当“英雄”二字以磅礴雄浑之势在银幕推出时，汪德龙也出名了。接着，张艺谋导演的《十面埋伏》《千里走单骑》，都请汪德龙题写片名。他那古朴、奇峻、沉稳的书法艺术，从荧屏、银幕和各种展览大厅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英雄”成了他第一张“名片”。

    2011年，正当人们误认为德龙只是书法见长时，《书法名家报》隆重推出了《汪德龙刻文艺界名人百方印辑》，一时间好评如潮。行家评价“不俗！”多家报刊纷纷发表他的篆刻作品。他的印作很随意，很轻松，在痛快爽利中透着奇崛与灵动，在整体的观照中不难发现他在艺术的“通”上所作的努力。德龙治印，也有个“不俗”的故事：他在首届“杏花村杯”赛事和全国第四届刻字艺术展中双双获得金奖之后，成了后几届的评委，已经小有名气。不少人误以为刻字与篆刻是一回事儿，纷纷向他求印。此时，他的篆刻“还拿不出手”，但他答应了。他想，艺术是相通的，只要敢闯肯努力，定能“曲径通幽”。德龙艺术上敢闯，早有先例：二三十年前一度兴“烫画”，有朋友以为会画画的都会，也向德龙索画。德龙拿起烙铁往三合板上一烫，要花得花，要鱼得鱼，大喜，不久便有烫画作品送人，至今我的居室还挂着他烫的徐悲鸿的两匹奔马。如今，德龙的篆刻也出名了，“方寸”之间尽显才华。

    一番“十面出击”取得战果之后，汪德龙又“埋伏”起来了。汪德龙到底“埋伏”有多深？最知根知底自然是他的爱人袁东敏。小袁当面说道：“德龙生活上整个的弱智。”叫他买白醋，他买了瓶醋精回来；叫他买袋淀粉，他买回来“自发玉米面”；一次，小袁去香港，回来看厨房里米面什么都没动，“吃什么呢？”抬头看到挂在窗口的长条大南瓜不见了，一问，德龙每天割一段蒸着吃，没做饭……德龙一旁听着、傻笑着：“别把我说成陈景润。”小袁说：“差不多。”

    小袁继续数落着：他从潘家园（文物市场）回来，在屋里拿着石头看，能看半天，有时看到睡着了，石头“咣叽”掉地下；他一写字画画，电话都听不着，听着也不接；上班易受干扰，中午一吃过饭又溜回工作室，从不午休；练字练出名堂那阵子，他每天晚上练到一两点钟……

    小袁总结了一句话：“德龙就是一门心思用在他那些书画篆刻上。”

材料一：

    1926年，于敏出生于天津，青少年时代历经军阀混战和抗日战争。在“亡国奴”的屈辱年代里，他看到的是岳飞《满江红》里“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的国殇。1949年，他以物理系第一名的成绩成为新中国成立时北大第一届毕业生。导师张宗遂说：没见过物理像于敏这么好的。

    在五个核大国中，我国是从原子弹到氢弹突破速度最快的，仅用了2年8个月，于敏对此功不可没。曾有一位日本专家赞叹于敏是“中国国产专家一号”。

    新中国成立后，于敏在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任所长的近代物理所开始了科研生涯。1961年，钱三强把他叫到办公室，非常严肃地说：“经所里研究，并报请上级批准，决定让你作为副组长参加‘轻核理论组’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工作。”

    于敏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分配，转行，年仅35岁。从那时起，他开始了长达28年隐姓埋名的生涯，直到1988年解密。

    1965年，39岁的于敏带领科研团队开始攻关。从9月到11月的一百多个日夜里，于敏经常半跪在地上分析堆积如山的计算纸带，终于实现了氢弹原理突破，形成了一套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基本完整的物理方案——这就是核武器研究史上著名的“百日会战”。

    1967年6月17日，我国成功地空投爆炸了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的一刻，于敏在北京守候在电话旁，“我这个人不大流泪，也没有彻夜不眠，回去就睡觉了，睡得很踏实。”

    1984年12月，于敏和同事在新疆核试验基地进行实验。一次讨论会上，一位同事吟诵起诸葛亮的《出师表》：“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于敏也来了兴致，一人一句地接下去。到后来，只听于敏一个人在吟诵，“夫难平者事也！……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那一刻，在座所有人无不以泪洗面。

    最终，那次原理实验获得圆满成功，为我国中子弹技术奠定了坚实基础。

（节选自“新浪新闻综合”，2019年1月16日）

材料二：

忆昔峥嵘岁月稠，朋辈同心方案求，亲历新旧两时代，愿将一生献宏谋；身为一叶无轻重，众志咸城镇贼首，喜看中华振兴日，百家争鸣竞风流。”73岁那年，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元勋于敏以“抒怀”为题写下这首诗。

    从1961年到1964年，于敏和黄祖洽、何祚麻一起，做了关于氢弹作用原理和可能结构等方面的探索。

    在此期间，于敏“善于抓主要矛盾”去解决问题的特点得到充分发挥，在一些复杂纷乱的现象中，总能理出头绪，找出物理上的原因，使认识有所前进。通过于敏的办法，氢弹机理研究略去了求解辐射流体力学方程带来的巨大麻烦，大大减少了计算工作量。

    谈到于敏在氢弹研制中的贡献，何祚麻院士以“足球队”作比喻。他说：“球队在场上踢球，起关键作用的人员往往是场外教练和举足射门的前锋，于敏正是这支足球队的教练兼前锋。关键时刻，临门一脚、应声入网的总是他。”

（摘编自人民网《于敏：愿将一生献宏谋》）

材料三：

    于敏曾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国防重大科技成果一等奖等十几项重大奖项。诺贝尔奖得主、核物理学家玻尔称于敏是“中国的氢弹之父”。

    对于别人说他是氢弹之父，他总是婉拒。他说：“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学、技术、工程于一体的大科学系统，需要多种学科、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现在的成绩，我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氢弹又不能有好几个父亲。”

因为保密，几十年来，于敏经常“失踪”很久，家事全靠夫人孙玉芹打理。晚年，他居住的卧室里依旧是80年代的简易铁床，客厅依旧悬桂着诸葛亮《诫子书》中的“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他仍然保持着从小的两项爱好：听京剧和看古典文学。

    60年代，九院理论部主任邓稼先到新疆做一次靶场试验取得成功，回到北京后，九院所有人都出去迎接，唯独不见副主任于敏——他正躲在宿舍读《红楼梦》。

（节选自《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