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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现代文阅读 题类:模拟题 难易度:普通

2017届甘肃省高三下学期一诊考试语文试卷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史学大师许倬云

    许倬云1928年出生于无锡大族,出生时手脚弯曲,一直不能动。直到七岁才能坐在椅子上,长大后肌肉不发达,终生借助双拐行走。小时候,许倬云没法上学,只能在家自修。时任厦门海关监督的许风藻,人文学术素养很高,经常给儿子随机指点:给他讲数学、讲历史、讲语文,教他有关战争史、政治学与外交学等。许倬云起初爱看武侠小说,许风藻说:“你别老看武侠小说,好好看看《史记》。”于是许倬云从十来岁开始读《史记》《左传》,读了许多古书。

    1934年,许倬云随父亲移居沙市荆关监督公署。抗战开始后。因沙市地处要冲,逃难的人经此转往四川,川军也经此开赴前线。在沙市家门口的下马石旁,眼看见一队队川军开往台儿庄,有许多士兵还是小孩子,只有七八岁的许倬云,因毋亲一句话,“这些人可能再也回不来了”,一夜之间长大。当时许倬云父亲负责供应军粮民食,许家人也枕经常随着军队转移,或者随着难民逃难。很多时候,许倬云被摆在一个土墩、石磨、板凳上,作为一个旁观者。满目所见,尽是战火纷飞,流离失所,生离死别,知道了什么叫饥俄,什么叫恐俱。也因此。许倬云看到了中国最深入内地的农村,看见最没有被外面触及的原始原貌。七十年后回顾起这段往事,许倬云还是忍不住伤心流泪。

    1949年,许倬云随家人迁台,考入台大外文系。因为中文和历史考得好.在傅斯年的建议下转入历史系一直读到硕士毕业。当年的台大大师云集,使学生有更多机会去接触不间的思想、不同的学派,也可以选择不同的课题。再加上当时上课常常是一个人一班,等于几个名师一起训练许倬云。这在以后是不可想象的学习条件。许倬云终生感激这些不同风格的老师,每个人都给他一些东西,他没有走任何老师的路,而是自己走出一条路,这条路受每位老师很大的影响。

1957年,时任“中研院”考古所助理研究负的许倬云,获得纽约华侨徐铭信提供的1500美元奖学金,赴芝加哥大学攻读历史学博士。在芝大的五年,许倬云在学术上突飞猛进,除了历史以外,他还接受了社会学、宗教学以及计量统计学方面的训练,也熏染了芝大“眼光宏阔”的学风、大问题意识,这些影响了他一生的治学方向。不过,何炳棣在回忆录中,对芝大这种学风颇有微词——只做“世界第一流的学问”。2010年“中研院”为许先生庆寿,院士杜正胜如是评价:“许先生最大的影响不在于上古史,而在于所引入的那种关注社会经济领域的研究视角。”

    在两岸三地,许伴云影响更大的可能是大众史学的写作。近二十年来,他陆续山版了《万古江河》《从历史看管理》以及新近出版的“许倬云说历史”系列四册等几十种,有的是精心撰著而成,有的则是根据在企业、高校讲座的课件整理而成,都有着一以贯之的内在理念一—关注与当下、与中国相关的大问题。或许,这种文字背后的问题意识和情怀,也是许先生的书收到白领、商人、学生等阶层喜爱的原因。

(摘编自云君《许倬云:旁观者的深思》、冯俊文《许倬云:一位历史学家的奥德赛》等)

(1)、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材料意思的一项是(    )

A、许倬云由于身体的原因,无法正常读书学习,所以他一直在家自修,直到考人台大外文系,他才开始了正式的学校学习生活。 B、许倬云师从众多大家,但又不盲从,而是自己走出一条路,这说明学术研究中,独立思考和创新精神对人的发展非常重要。 C、许倬云从事历史研究,特别强调从社会经济领域的视角研究历史问题,在这一点上,他的贡献大于他对中国上古史的研究。 D、许倬云不仅具有扎实的功底,旁观者的观察能力,而且学术视野广阔,善于借助其他学科进行历史研究,因而他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2)、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恰当的两项是(    )

A、从父亲的教育中,许倬云领略到了历史的趣味;古书《史记》等是许倬云最初的历史营养,使他萌发了对历史的兴趣:这些都为他从事历史研究奠定了基础。 B、抗战时期,许倬云深人内地农村的经历,使他后来对中国社会复杂性的认识,都远比常人深刻、真切,这种经历,直接决定了他在学术上的成就。 C、许倬云在台大求学时,得到了傅斯年的赏识,并在傅斯年的指引下作出正确的选择:从最初学习外文转到学习历史,自此一生没有离开过这个领域。 D、留学美国是许倬云的人生转折,芝大“眼光宏阔”的学风、大问题意识确定了他治学的方向。有学者总体上对此表示理解,但在态度上略有保留。 E、从在家自修学习,再到台大上学、芝加哥大学攻读历史学博士,许倬云都得到了众多老师的帮助和提携,整个学习生涯可谓一帆风顺。
(3)、有人评价许倬云“时时心怀天下,悲悯苍生”,这在文中体现在哪些方面?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题。

遥望费孝通

    ①他的身上,凝结了三四年代知识精英的智慧与道德勇气。

    ②29岁时,费孝通出版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江村经济》。整整四十二年之后,这本薄薄的小书,令已经白发苍苍的老人获取了英国皇家人类学学会颁发的赫胥黎奖章。

    ③像那一代很多杰出人物一样,生于一九一零年的费孝通不仅身经二十世纪中国种种磨难与挫折,更表现出那一代中国知识精英面对挑战时的生命力、智慧与道德勇气。在《江村经济》出版的一九三九年,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的阶段,在书中,他饱含深情地写道:“不管过去的错误和当前的不幸,人民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一个伟大的中国必然会在废墟中重新挺立起来。”

    ④一九三八年回国后,费孝通先后在云南大学与西南联大工作。在炮火声中,几千名年轻人与他们的老师,唱着歌,忍着饥饿,徒步从北京穿越中国,来到昆明的大后方,在空袭的警报中,他们创造了学术史上最繁荣的时刻。半个世纪后,费孝通回忆那段时光时说:“这一段时间的生活,是我的一生里最值得留恋的。时隔越久,越觉得可贵的是当时和几个年轻朋友一起工作时不计困苦,追求理想的那一片真情。战时内地的知识分子的生活是够严酷的了,但是谁也没有叫过苦,叫过穷,总觉得自己在做着有意思的事。我们对自己的国家有信心,对自己的事业有抱负。那种一往深情,何等可爱。这段生活在我心中一直是鲜红的,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中国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所表现的风貌,似乎已成为旷世绝响。

    ⑤费孝通晚年,在“行行重行行”的忙碌生活中陆续写了不少忆师念友的文章。深入其中,我们不仅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他对当年洋溢着的“兢兢业业的学风”的神往,对“当时那种使人神往的气氛”的眷恋。更可以听出他对当今学风与世风的失望和对未来时事的隐忧。

    ⑥当历史的车轮驶进新时代,历经磨难,已错过最旺盛的创造年华的费孝通开始帮助中国开创自己的社会学。他先后担任不同的学术领导职务,还曾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但在众多的光环面前,费孝通始终认为自己“老来依然一书生”,没有什么比教书、写作、实地研究,更让他兴奋的了。

    ⑦他的工作态度是:“知行合一”,“出主意、想办法、做好事、做实事”。

    ⑧他的座右铭是“脚踏实地,志在富民”。

    ⑨在北京大学,费孝通自称旧燕归来,未名湖周围很安静,适合回忆和展望一点什么,这里有他年轻岁月的美好回忆,二十岁那年,他在燕京大学读社会学,就是现在这个校园,后来燕京大学被北京大学兼并了。七十岁以后,他回归“旧址”重建社会学,到了这个年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别人以为他就是上上课而已,可是他人坐在校园里,心里却想着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农村,投身到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1998年前辞去所有职务,只保留北京大学教授一职,想不干什么就不干什么,大可以放下一切。他没有停止行走,还保持手拿纸笔记事的习惯,依旧说:“我是来学习的。”一位接待过费孝通的定西市领导石晶说:“这是一种消失了的文人气度,老而好礼,模样可爱。”

    ⑩当时中国正从一个封闭的、乡土的、传统的社会,转变成一个开放的、现代化的、甚至是后现代的社会,正像费孝通所说:“重大的社会改革理应在思想领域引起相应的激情,孕育一代文章。我们不应辜负这个伟大时代。”一直到90岁时,费孝通仍在继续写作。

    ⑪他在《万象》杂志上发表的《重温派克学派》系列笔记,借助对芝加哥大学派克学派的描述,他似乎又重回年轻时代,生气勃勃地探索社会的秘密,充满想象力地理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⑫我总是忘不了那一幕场景:二十七岁的费孝通在伦敦经济学院外闹哄哄的街头闲逛;躲在马林诺夫斯基的讨论会的角落里。他的苏州口音的英语暂时还插不上话,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学们的各种口音的英语发音,他也经常听不懂,他只好一个劲儿抽烟。在长期的烟雾缭绕之后,他似乎抓住了些什么。

    ⑬遥想当年,抗日战争爆发一年后,这位书生心中保持一个坚定的信念:“一个伟大的中国必然会在废墟中重新挺立起来。”从此以后,他实践自己的诺言,留下了标记为费氏的一行足迹,一门学问,一个思想,一种精神。时间无多了,生命可曾有永恒?费孝通回答说:“生命如他所言,‘但愿我这滴乡土水,融归大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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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1910年11月2日生于江苏吴江,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匠人”县官

洪克非  周洁

    坐落于湖南南部的安仁,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县,县城的总体规划更是沿用十多年前的方案。地方主政者发现,无论是住房还是工业发展,这里都几乎无地可用。县城里,多数是市民买地自建的高密度房屋,几条主马路和背街的小巷没有交集;甚至连垃圾中转站、公共厕所、广场和公园都罕见。城区的三条主干渠,一到发大水就能淹了房子。

    在湖南城市学院毕业并留校任教的80后张强,来安仁县挂职规划局副局长时遇到了一个大问题:他基本听不懂当地的方言,在安仁也没有朋友。可这反而成了张强的优势——不需要忙于应酬的他,查遍了安仁现存的所有规划档案,到了晚上,他还自带纸笔出行,将当地所有的背街小巷一一走过。半年多时间,县城里哪栋房子旁边有大树,哪套房子属于古建筑,张强都能如数家珍,新县城的蓝图也在心中暗暗铺就。闲暇之余,张强是房门一关认真看书。

    在县主要领导支持下,张强按照建设“全国独具魅力的山水田园生态城市”的城市发展定位,围绕“一江两岸四区”的战略布局,突出没有工业污染的安仁特色,建立了完整的规划编制体系,并依照“20万人、20平方公里的中等城市规模”着手修改县城总体规划,向湖南省住建厅、国土厅、发改委申请做城市总体规划修改。这一工作成了当时全县的头等大事。2013年年底,安仁县新的城市总体规划已经走完审核程序。

    2012年8月,张强挂职即将到期,后被提拔为安仁县副县长,分管规划、旅游、国土等工作,挂期两年。工作中的张强坚持专业性第一的原则,力求每一个规划方案科学合理,每一张规划图纸尽善尽美。他的执着与倔强,不少开发商、同事甚至连局长谭文贵都“领教”过。作为手握规划重权的副县长,规划方案、容积率、绿地率等指标牵动着众多开发商的心,游说、利诱、施压者不乏其人。然而人们看到,张强为了规划容积率和占用水域面积的事情和开发商争吵,并始终不改初衷。“规划者其实就是一个画匠,心中只能容下专业之美,而不是私利。”他认为一个城市规划人就是为了保护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否则就偏离了城市规划学的价值取向。

    2014年8月,张强又一次应县委县政府的强烈挽留延长挂期两年,继续留任副县长。此时,他分管的工作除了国土、城乡统筹、重点项目建设、侨务旅游外,还增加了民族宗教、体育、文化、新闻出版等工作。

    安仁县传统旅游业发展滞后,但自然生态资源丰富、神农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在国家大力发展生态文化旅游的大背景下,县委县政府期望能利用当地绿色环保的优势。

    按照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的要求,张强制定了旅游发展整体规划:立足安仁县优势,有机融合生态、文化元素,以国家5A景区为标准,建设和整合“稻田公园”“神农殿广场”“熊峰山国家森林公园”等“神农十大景区”,开辟一条集祭祖寻根、农业观光、生态休闲为一体的生态文化旅游带。

张强担任“稻田公园”“神农殿广场”“神农泉景区”等项目的副指挥长,对规划设计、现场施工都细致检验。建设期间,他几乎日日泡在工地里,弄得全身是泥,满脸是灰,俨然一个“泥瓦匠”。不到一年时间,全国第一家以“稻田”为主题的农业湿地公园开园,园内已建成5万亩、核心区1.6万余亩的连片稻田。“稻田公园”不仅被列为全国三大最佳观赏油菜花胜地之一、“全省两型示范基地”,更被誉为“中部县域农业转型的安仁实践”,为百余家海内外媒体所关注。

    短短几年,安仁县的城乡建设和旅游业在郴州市、湖南省乃至全国异军突起,“国家4A级景区”“旅游业最美中国榜”“全国生态魅力县”“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城市”等国家级荣誉纷至沓来。如今的安仁县绿水环绕,楼房高低掩映;旅游区繁花似锦,硕果飘香,山水掩映。这般世外桃源,在4年前还只出现在张强的规划图纸上,如今已变成了现实。

(节选自2016年4月《中国青年报》,有删减)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霍松林先生的教学与研究

    2017年2月1日,霍松林先生在走过人生第97个春秋后,溘然长逝。先生从上世纪50年代至今,教书70多年,仅在陕西师范大学执教就有半个多世纪。一生平淡而又非凡。

    先生教书首先从编写教材入手。20世纪50年代初,高校中文科处于创业阶段,要求多开新课,用新观点教学。但霍先生接手的三门新课之一的文艺学,既无教材,又无参考资料。怎么办?他开始搜集和阅读大量资料,力图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重新分析已有的理论。几经补充修改,到1953年秋,终于完成了26万字的《文艺学概论》。就这样,我国便有了最早的一部新型文艺理论教材。

    霍先生讲课很有特点,他为本科生讲古文,诗、词,从来不看讲义,边背诵,边讲解,却一字不差。跟别的老师只管讲解不同,霍先生根据自己的经验和体会,严格要求学生背诵大量的诗文名著、精读必要的古典名著,以奠定学生的知识基础。

    20世纪80年代以后,霍先生把订精力放在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上。到2015年,霍先生先后培养了20多名硕士和70余名博士。他们走向全国各地,大都成为所在单位教学科研的骨干或学术带头人,学界称之为“霍家军”。而他本人则被誉为“关西孔子”“海内儒宗”。鉴于他几十年来为学校作出的杰出贡献,陕西师大于2014年为他颁发了“陕西师范大学杰出贡献奖”,奖金100万元。但他随即用其设立了“霍松林国学奖学金”,以奖掖后辈。

    霍先生有句名言:“我的工作是教学,所谓研究,其实是备课。”

    霍先生曾在《“断代”的研究内容与非“断代”的研究方法》一方中强调,“断代”研究不能用“断代”的研究方法。就研究唐诗说,不应割断它与唐以前、唐以后诗歌发展的联系,尤其不应忽视唐诗与今诗的关系。

    霍先生经常引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的一句名言:“若无新变,不能代雄。”霍先生与弟子傅绍良合著的《盛唐文学的文化透视》,开辟了盛唐文学研究的新领域,给后来研究者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霍先生的古典文学研究,是建立在他雄厚的文艺理论基础之上的。他自己除撰有《文艺学概论》《文艺学简论》《诗的形象及其他》等著作之外,还整理了大量古代文艺理论著作,如校注《滹南诗话》《瓯北诗话》,主编《中国古代文论名篇说注》《控文论名篇详注》《中国诗论史》,并把这些理论运用到古代诗文的研究实践当中,因而成就斐然。

    我至今还记得,1982年霍先生主持召开全国首届唐诗讨论会的情景。当他在开幕致辞中说到“我们的这次全国性的唐诗讨论会,新中国成立以来是第一次,唐代以来也是第一次”时,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唐代以来的第一次”,此话气势非凡,振奋人心。也是在这次会议上,程千帆先生给霍先生题写斋榜“唐音阁”,从此,“唐音”走遍全国,走向世界。

    霍先生晚年仍笔耕不辍,2001年,出版《唐音阁论文集》《唐音阁译诗集》《唐音阁诗词集》《唐音阁随笔集》等系列著作。2010年霍先生90寿辰时,他亲自整理编撰的《霍松林选集》(十卷本)正式出版,集中体现了其学术成就。

    “学海珠玑光简册,诗坛星月耀乾坤”,这是霍先生1982年献给首届全国唐诗讨论会的诗句,今天用来概括先生的学术风范也十分恰当。先生离开我们了,但“唐音”永存,他的著作将永远流传,光照千古。

(摘编自张新科《霍松林:“唐音”永存》)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后面题目。

国学大师饶宗颐

    国学大师饶宗颐,是名人,也可算奇人。他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然而,谁会相信,这位顶着香港中文大学名誉教授,美国耶鲁大学、法国高等研究院、日本京都大学、北京大学等世界著名学府客座教授头衔的大学问家,竟是从广东潮州走出来的一名初中生!

    少年早慧的饶宗颐,20岁出头因整理发表了父亲的遗著《潮州艺文志》而文名大噪,旋即被聘为中山大学的研究员。当时,日军已经南侵,中大迁往云南。在赴聘途中,饶宗颐大病一场,滞留在香港。没想到,这场大病,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在香港,他有机会结识了后来对他影响深远的学者王云五和叶恭绰,从而正式步入国学研究的大门。

    而这场大病,是饶公此生唯一害过的一场大病。因此,对佛、道都深有研究的他认为,这是一种缘分。

    饶宗颐治学,涉猎领域很广。季羡林先生曾将饶氏的学问分归八个门类,后来郑炜明先生更是添加补充,细分为十五类。儒学、道学、佛学,诗、词、文、史,目录、考古、敦煌学,音律、书法、绘画、甲骨文,饶公样样都有研究;时间跨度更是惊人,从上古到明清,几乎每个朝代都有涉猎。哪来的这么广泛的兴趣、这么旺盛的精力?

    饶宗颐的回答是:得益于从小文化空气的“熏蒸”。我家里有那么多书,我整天在看,把读书当成了玩耍。在那个小图书馆里,我可以一边享受,一面玩,懂不懂就在那里面逛。

    治学的博与专,是一对矛盾,很难兼得,但饶公做到了。在一些领域,他占据了开路人的地位。例如,他的《殷代贞卜人物通考》,震惊了国际学界;他的《梵学集》,也开辟了该领域中国学术研究的新天地。为了达到“专”,饶公不顾一切地“往里钻”。像梵学,他硬是从40多岁开始埋头学习梵文,一学几十年,可以朗朗而读。

    支撑饶宗颐在学术方面锲而不舍深钻的,是一种“求阙”精神。他认为做人、做学问,都要“求阙”。“阙”同现在的“缺”,就是要不知足的意思。实际上,天下万物都是有“缺”的,追求把“缺”的补齐,可事实上永远也补不齐,这样就会永远不知足地追求下去。

    饶公是史学家,他说,最令我兴奋的是今天中国不断地有很多新东西(出土文物)从地下冒出来了。而这些东西又带出了许多新问题,需要解答。你就要解答了,我是研究这方面的,我有找出答案的责任,我要研究。我不能不研究,别人有没有兴趣,我不管;别人说,这个毫无用处,没有意思。我不理,我对它有兴趣,我就要研究,我就是要找出这个“道理”来。

    别看他是国学大师,但他一点也不迂腐、守旧,开拓精神极强。他周游世界,精通英、法、德、日文。他研究国学,不仅从中国古籍中找材料,还密切关注着考古的新发现。例如,他用四川三星堆考古成果,印证以往古文献资料的研究结论,并进一步取得新的重要发现。他借鉴西方汉学家研究方法,从印度和西域文字典籍入手,拓展汉学研究的视野。他还利用敦煌写卷的新资料,深入研讨诸多史学之谜;通过“比较古文字学”,探索远古中外文化交流问题。

    以有限的生命探求无涯的学问,于是饶宗颐做到了既博又专。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清水一般的杨绛

李娟

    看杨绛先生和钱钟书先生年轻时的照片,钱钟书潇洒俊朗,她温婉清秀,真是一对璧人。我觉得,他们骨子里散发出的儒雅和端庄最为动人。暮年时,他们都穿着黑色的衣裳,戴着黑框的眼镜,两位白发老人一起捧书阅读的侧影,那么安详、静美、温情。他们一生只做好一件事,此生只深爱一个人。

    世间所有的繁华都过去了,他们的漫漫人生有书相伴,一同在书香里优雅地老去,多好。钱钟书曾称赞她:最贤的妻,最才的女。读杨绛先生的《一百岁感言》,不由得惊叹,杨绛先生已是百岁老人了。岁月的河流中,有的人,如江南人家的一坛女儿红,历久弥香,醇厚芳香。老去的只是光阴,不老的,永远是她的人格魅力。

    她在《一百岁感言》中写到:“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捣得愈碎,磨得愈细,香得愈浓烈。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

    她八十余岁时,钱钟书和女儿钱瑗相继病重住院,她奔波在两座医院、两位病人之间,悉心照料,辛苦和操劳可想而知。钱先生临终,眼睛一直未合上,她在他的耳边柔声地低语:“你放心,有我。”听到这句话,钱先生安然离世。这是她年轻时常对他说的话。早年她和钱先生一起留学英国,在英国牛津生下女儿钱瑗。在她住院期间,常见钱先生苦着脸去看她。一次,他说,不小心将墨水打翻了,染了桌布。她说,不要紧,有我,我洗。几天后他又说,门轴坏了,不能锁门了。她又说,不要紧,有我,我修。他感激之余,对于杨绛所说的“不要紧,有我”深信不疑。

    钱钟书一生学贯中西,著书立说,但在生活琐事面前却如幼童一般束手无策。有她一生陪伴在身旁,与他比翼齐飞,做他温柔的知己。直到他生命的尽头,她还是那句话:“你放心,有我。”在生死面前,内心如此强大和沉静,听之令人落泪。此时,她唯一的孩子钱瑗也已经过世。

    她说:“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不能逃走,我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尘世间,她最爱的俩人都离她而去,内心的悲苦和孤独无以言表。八十余岁的老人,提笔写下散文集《我们仨》,写下一个学者家庭半个多世纪的相濡以沫、患难情深,写下我们仨在人世的点点滴滴,如微风细雨,温馨感人。

    在“文革”那段黑暗的日子,大批知识分子无辜遭遇劫难,他们都被下放“干校”劳动。艰苦繁重的劳动之余,杨绛先生写下散文《干校六记》,从容练达,幽默风趣,细微处见真情。那是寒冬里一树树盛开的梅花,清芬暗盈,几乎所有的苦难都被她一支妙笔化解了,连同那漫天的冰雪。她温情而柔弱地支撑着他,相依相伴,不离不弃。

    杨绛先生年近九十岁,开始认真整理钱先生几十年来的书稿和笔记。那些手稿历经半个世纪的风霜,纸张发黄变脆,字迹模糊不清,她一字一句艰难地辨认,抄录,整理,而后相继出版了《容安馆札记》《钱钟书手稿集·中文笔记》。

    钱先生离去了,留下她一个人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完成钱先生未完成的事业。她以这样的方式,寄托自己深深的思念。书稿所得的稿费和版税800万元,全部捐赠母校清华大学,成立“好读书”奖学金。留给后来的莘莘学子,连同他们一生严谨治学的精神。

    有一次,媒体邀请她参加作品研讨会,她没有去。还幽默地说:“稿子交出去了,卖书就不是我该管的事。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听她的话,令人莞尔。她说得真好。她就是一滴清水,文字和内心一样干净,清澈,透亮。她清华其外,淡泊如水,不做媚世之态,也不被俗世所打扰,一生沉浸在文字里,一活就是百余岁,终成一代大师,成为被世人尊称“先生”的女性。

(选编自《作文周刊》2016年第1期,有删改)

相关链接:杨绛生于民国,江苏无锡人,本名杨季康,是著名作家、学者钱锺书的夫人。杨绛通晓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由她翻译的《唐·吉诃德》被公认为最优秀的翻译佳作,迄今已累计发行70多万册;她早年创作的剧本《称心如意》,被搬上舞台长达六十多年,至今还在公演;杨绛93岁出版散文随笔《我们仨》,风靡海内外,再版达一百多万册,96岁出版哲理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102岁出版250万字的《杨绛文集》八卷。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中国汉语语言学之父——赵元任

张璐

    赵元任是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也是享有世界声誉的语言学大师,在其60余年的学术生涯中,写下了众多具有开创性和影响力的著作,为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赵元任在学术上获得如此大的成就,与他的天资聪颖、工作勤奋固然有相当大的关系,但更重要的是他具有极为深厚的知识背景。

    赵元任从幼年起就诵习四书五经,对许多中国古代典籍都烂熟于心,对中国的文化有很深的了解,这一点看他在著作里引经据典信手拈来就足以证明了。赵元任的六世祖赵翼是清代著名的朴学大师,这位大师对赵元任有很大影响。清代朴学家们提倡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学风,轻主观而重客观,轻演绎而重归纳。赵先生的名言“没有准备好‘例如’,别先发议论”,可以说就来源于注重事实,重视归纳的经学传统。另外,他的一些学术成就也直接得益于中国传统语文学的研究成果。如赵元任制定的《方音调查表格》,就是充分利用了中国古代的音韵学知识。

    赵元任是融会中西文化的典范。他主张学习西方文化,用来弥补自己民族文化的不足。赵先生与罗常培、李方桂两位先生历时四五年把瑞典著名汉学家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翻译过来,这对濒临危机的汉语音韵学的发展有不可低估的推动作用。再例如汉语语法学方面,中国传统语文学一直没有建立起独立的语法学体系,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和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虽然奠定和创立了中国汉语语法学,但这两部著作都有明显的模仿痕迹。赵元任第一个使用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汉语语法,虽然借鉴了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和方法,但并没有拘泥于这一派的做法,他以汉语活的语言为研究对象,重视汉语的语言事实,发现了不少汉语不同于印欧语言的现象。所以赵元任在讨论汉语语法问题时,不仅从形式入手,还结合语义进行分析,这就弥补了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多重视形式而轻意义的不足。

    在赵元任身上,还体现出横跨文理、精通音乐的特色,这使他成为跨学科研究的典范。赵元任在上大学时专修数学,攻读博士学位时攻读的是哲学,毕业后在康奈尔大学教过物理,对声学方面特别感兴趣。良好的数理修养着实为赵先生从事语音方面的实验研究提供了利器,他在语言学的研究上,利用了许多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如用物理学的知识解释语音的物理基础,用生物学的知识解释语音的生理机制,用渐变音高管、浪纹计等仪器来分析语音的音高、音强、音长的性质。这些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使语音研究趋于科学化、精确化,避免了清代朴学家们在语音分析上带有很大主观性的弊端。

    更为重要的是,文理兼通的知识结构,使赵先生能够及时地汲取当代自然科学的理论营养,形成新型的思维方式,从而对一些语言问题或现象有深入的剖析。如他在《说清浊》中阐述清浊这对概念时,就吸收了丹麦原子物理学玻尔的对补原则。

    赵元任是个多才多能的学者,他在音乐方面的精湛造诣为他精确的听音、辨音和声调、语调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帮助。关于赵元任的听音记音的本领,胡适和罗常培都曾有过赞叹。这种高超的辨音能力和他熟通音理是分不开的。另外,赵先生在语言学方面的一些成就也直接得益于他音乐方面的知识和理论。如他创制的“五度标音法”,为记录和描写各种声调提供了实用简便的方法,已经被中外许多语言学家广泛使用。而这套五度标音法的得来,就是动用了赵先生在音乐方面的才能。赵先生曾经周七弦琴作实验,得出九种汉语方言的声调曲线。作出声调曲线后,再用画格子临贴的方法,照样改画在一般的五线谱上,这就是五度标音法的雏形。

    赵元任以卓越的学术成就,被誉为“中国汉语语言学之父”。而他这样的成就正是来源于他渊厚广博的知识背景,他尽量地多去吸取周围各科各派的学术精华,从而使他的许多成就都居于学术界的前沿。这应当是我们后学者所最要学习的地方。

(摘编自张璐《浅谈赵元任的学术思想背景》)

【相关连接】①赵元任翻译的儿童文学作品《阿丽思漫游奇境记》反响热烈,深受中国儿童的喜爱。赵元任在翻译中无不渗透着他对音乐的态度和看法,他甚至还运用如“依声调作曲”等音乐技巧来解决翻译中遇到的“不可译”问题。(节选自胡泽红《音乐与翻译的愉快联姻》)②他的《国语入门》和在此基础上扩充并出版的《中国话的文法》“在理论、方法和体系方面都奠定了国内结构主义汉语语法的基础”,其后丁声树、吕叔湘等编写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曾被赞为国内“最好的一本语法书”,在整个体系上都受到了《国语入门》的影响。(节选自胡明扬《赵元任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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