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克斯，世界上最不孤独的人

陈众议

    马尔克斯走了。然而，只要我们还记得他的名字，就会不断地询问：他留下了什么？他留下的当然是作品，但又不仅仅是作品。1965年10月的一个周末，幸运女神真正眷顾了马尔克斯。那天是晴日，他和妻子梅赛德斯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驱车从喧闹的墨西哥城到风景如画的阿卡布尔科过周末。行至半途，马尔克斯突然产生了灵感。他以前所未有的激情对梅赛德斯说：“请给我10个月时间，我的小说着床了。”说罢，他掉转车头，匆匆赶回了墨西哥城，把自己关进了狭小的书房——他的“魔巢”。待他抱着一叠厚厚的书稿出现在众人面前时，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18个月。稿子是打印出来的，一式两份。他把两份稿子全部交给了梅赛德斯说：“给你。”

    他明显瘦了，而且胡子拉碴，像漂流回来的鲁滨逊。梅赛德斯接过书稿后开了一句玩笑：“是难产。”除此之外，他们就再也说不出别的话来了。他们不知道是应该庆祝还是应该哭泣。其时，梅赛德斯变卖了所能变卖的一切，而且已经债台高筑。为了不影响丈夫写作，她卖掉了汽车和一切值钱的家当，咬牙坚持了漫长的18个月。

    《百年孤独》上市不足一周后，马尔克斯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头，忽然听到有人像发现了奇迹似的大声嚷嚷起来：“瞧，他就是《百年孤独》的作者！”书刚上市就被人认出自己，那天，马尔克斯生平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成功的喜悦。

    于是，马尔克斯成了这个世界上最不孤独的人之一，各种文化出版机构争相邀请。同时，他又矛盾地成了这个世界上最孤独的人之一，只有到了这时他才真正懂得：做个凡人是多么幸福！从此往后，他的一举一动都在人们的关注之下，他将不得安宁。他们怀着各自的目的，毫不客气地侵占他的时间，把他变成了歌星一样的公众人物。

    这样的情况在他1982年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又一次达到高潮。面对各色不速之客，马尔克斯不得不“退避三舍”。1983年初至1985年中，他离群索居，在卡塔赫纳一个面向大海的书房里，按照自己惯常的时间表工作：从周一到周六，从早晨8点到下午3点。如果因事致使工作被耽误，他总设法在第二天予以弥补。

    马尔克斯从文60余年，屈指算来，大约有十几部长篇小说、数十篇中短篇小说和各色脚本、随笔、评论及新闻稿若干。这么一个作家，从地球的另一端旋风般进入中国，不仅风靡一时，而且落地生根。这不可谓不魔幻。但这是有历史原因的。首先，20世纪80年代，冷战尚未结束，东西方两大阵营和全世界对以马尔克斯为代表的拉美作家的评价都非常高，甚至超乎寻常的高度一致。这客观上对他进入中国起到了推动作用。其次，拉美作家的成功对中国作家无疑既是鼓励，又是鞭策。再次，他的作品确实不同凡响。中国受马尔克斯和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影响的作家何止莫言、阎连科或阿来、陈忠实，其中尤以“寻根派”为甚。莫言获得诺奖前不久说，终于读完了《百年孤独》，“当初生怕读完了它，自己就不会写小说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读者对马尔克斯没有理解得那么深，他们更关注他作品的形式，比如结构、技巧。直到90年代，人们才开始注意到拉美文学更为本质和深层次的精神诉求：《百年孤独》及其所代表的拉美文学在借鉴西方现代文学形式技巧的同时，并没有放弃民族大道；没有放弃替一个民族，甚至整个美洲大陆代言的责任感、使命感。这种使命感触动了中国作家。以莫言为例，他的中后期作品主要写本土内容，将注意力转向本土资源，甚至来源于童年时期听过的神怪故事。这并非是简单模仿，用莫言的话说，他是在跟马尔克斯搏斗，这种搏斗即为摆脱其影响，也为寻找属于自己的主题——替民族发声、替民族治病、承担家国道义的雄心壮志。（有删改）

相关链接：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文中称马尔克斯），1927年出生于哥伦比亚，在波哥大大学攻读法律期间开始文学创作。198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有《百年孤独》（1967年）、《霍乱时期的爱情》（1985年）。2014年4月18日，病逝于墨西哥城，享年87岁。

一钵了却谁的浮生

闫荣霞

    李叔同“二十文章惊海内”，会做诗、会填词、会书法、会作画、会篆刻，又会音乐、会演戏……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是他不会的？

    鲁迅、郭沫若也以得他一幅字为无上荣耀。他作的《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我毕业的时候还在唱；这样的歌就是诗了，他的诗又怎能不好：“梨花淡白菜花黄，柳花委地芥花香。莺啼陌上人归去，花外疏钟送夕阳。”连他给友人夏丏尊的画随便题两句话，都好得不行的：“屋老。一树梅花小。住个诗人，添个新诗料。爱清闲，爱天然；城外西湖，湖上有青山。”（《为题小梅花屋图》）

    可是一入佛门，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今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就完全置之度外了。叶圣陶谈弘一晚年书法：“就全幅看，好比一位温良谦恭的君子，不亢不卑，和颜悦色，在那里从容论道。……毫不矜才使气，功夫在笔墨之外，所以越看越有味。”就像一道虹敛去七彩，白气藏身天地间，非为字变，实则人变。当了和尚，字也有了一颗为僧为佛的心，自然是“刊落锋颖，一味恬静”。

    就如他这个人。初始华丽，剃须裹腰在舞台上扮茶花女，如今却是面容清癯，眉目疏淡，一个过午不食、行脚度世的老和尚。就像烟花“啪”地炸开，整个天地都为之增了色彩。眼看着亮了，更亮了，大了，更大了，圆了，又更圆，然后暗了，又更暗……整个人生就这样由绚丽归于平淡。

    环顾当年，人们对大才子李叔同出家动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师的弟子、著名美术家丰子恺则提出独到的见解，他说：“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一个三层楼。而弘一法师，就是一层一层走上去的。”丰子恺的“人生三层楼”的说法，切合实际，振聋发聩，一扫世俗们对李叔同出家因由的所有推测之说。

    庄子讲天地有大道，却是一定要做到“无己”，成为“至人”，才能得之。世事不再关注，生死不再思虑，贫富得失不是挂在心尖上的事，形如槁木，心如死灰，游于宇内。

    可是，要想得到大道的快乐，却要能熬得过刳骨剔肉的痛苦。剃度后，与他有过刻骨爱恋的日籍夫人伤心欲绝地携了幼子千里迢迢赶到灵隐寺，他铁石心肠，竟然连庙门都没有让他们进，妻子无奈离去，只是对着关闭的大门悲伤地责问道：“慈悲对世人，为何独伤我？”他用刳骨剔肉的痛苦，置换了真正的自由。一切他都舍得，只为追求心中那一点萤火。

    我们对于追求自由的人一向是敬仰的。自身是燕雀，怎不羡鸿鹄？林语堂说：“他曾经属于我们的时代，却终于抛弃了这个时代，跳到红尘之外去了。”张爱玲说：“不要认为我是个高傲的人，我从来不是的——至少，在弘一法师寺院围墙的外面，我是如此的谦卑。”

    赵朴初评他是：“无尽奇珍供世眼，一轮圆月耀天心。”其实他才不要当什么奇珍和明月，他不过是为了自己的心罢了。所以他出家也不是为当律宗第十一代世祖，更不为能和虚云、太虚、印光并称“民国四大高僧”。弃家毁业不为此，大彻大悟不消说。那些虚名，他是不要的。真实的他，63个流年，在俗39年，在佛24年，恪遵戒律，清苦自守，传经授禅，普度众生，却自号“二一老人”：一事无成人渐老，一钱不值何消说。

    1942年10月13日，弘一写下“悲欣交集”四字。三天后，沐浴更衣，安详圆寂。“问余何适，廓而忘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一钵了却他的浮生，他的粗钵里盛满自由。

注：在中国近百年文化发展史中，弘一大师李叔同是学术界公认的通才和奇才，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他最早将西方油画、钢琴、话剧等引入国内，且以擅书法、工诗词、通丹青、达音律、精金石、善演艺而驰名于世。在他艺术发展如日中天时，他毅然摒弃了世俗，中年出家后成为南山律宗一代祖师，被誉为“民国高僧”。

世上从此无真人

    熊十力十六七岁就开始了游学乡间的生活，邻县有一位举人进京会试，购回一些新书，他常去借阅，得以阅读维新派变法的论文与奏章，接受了维新思想。他知道世变日剧，产生了关怀国政时局的冲动。1901年，清廷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熊十力愤然参加武昌新军，组织了黄冈军学界讲习社，积极在新军中宣传革命。他一腔热血，为民族复兴，为革新政治而奔走。

    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胜利，但果实很快被袁世凯篡夺。熊十力对政治很失望。他原来以为，政治革命理当促进道德进化，然而他看到的是，政治是肮脏的交易，道德沦丧，民生凋敝。他深感“革政不如革心”，慨然弃政向学，专门研读儒佛，探讨宇宙人生的大本大源，努力增进国民的道德，重建民族精神。自此他置身于政治之外，专力做学问。

    熊十力执教于天津南开中学时，与梁漱溟会面，此后二人结下了深厚友谊。经梁漱溟介绍，熊十力到南京支那内学院师从佛教唯识学大师欧阳竟无，对佛学有了更进一步的专业精研。1922年到北京大学任教，在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术环境中逐步走上了“成一家之言”的道路。1926年是熊十力学术生涯中重要的转折点，这一年修订印行的《唯识学概论》，标明他已离开了欧阳竟无的唯识学，而以儒家哲学立场怀疑、批判佛家唯识学，以中国哲学的体用观作为自己立说的基点。1932年，熊十力的哲学代表作《新唯识论》在杭州刊印行世，熊氏哲学体系正式确立起来，“新唯识论”哲学思想体系建构宏伟，富有创发。佛学界立即对熊著展开了严厉批评，他以“吾爱吾师，尤爱真理”的信念对待师友们的批判，并一一进行反驳。

    抗战胜利后，熊十力回到武汉。他这一生有一个梦，就是由自己来主持一个民间的哲学研究所，可惜经费无从着落。此时，他名气大振，弟子徐复观是国民党高官，蒋介石两次拨款资助他办研究所，都被严词拒绝。徐复观替蒋送给他100万元支票，熊十力盛怒，破口大骂徐复观和蒋介石，声音之大，自后山传到院里。一次，王元化来访，他正在沐浴，招呼王进门，自己赤身坐澡盆之中，与王谈话，一派魏晋风度。哲学家牟宗三记叙与老师熊十力的初见，熊十力“胡须飘飘，面带病容，头戴瓜皮帽”，言谈中，忽一拍桌子，大喊：“当今之世，讲晚周诸子，只有我熊某能讲，其余都是混扯。”熊十力，眼睛瞪起，“目光清而且锐，前额饱满，口方大，颧骨端正，笑声震屋宇，直从丹田发”。此情此景此人，牟宗三以“真人”二字冠之。

    熊十力是我国现代哲学史上最具有原创力的哲学家。他奠定了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哲学形上学基础，他的“体用不二”之论，成为当代新儒学思潮“重立大本、重开大用”和“保内圣，开新外王”的基本思想间架。面对西学的冲击，在儒学价值系统崩坏的时代，熊十力重建儒学本体论，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他的学生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正是沿着他开创的精神方向和他奠立的基础加以发挥、扩展、深化、扬弃，学界把他们师徒视为现代新儒学思潮的中坚。他一生为学，融贯中西，摒弃陈说，绝少依傍，以广阔的文化视野、独具的哲人慧思，提出并力求解决人生问题与文化问题，为世人开创了一条探寻价值的新路，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正因为如此，熊十力的哲学思想才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越来越广泛的重视。观其一生，“以理想滋润生命，以生命护持理想”，对传统文化深挚的爱，使他虽长年颠沛流离，居无定所，饱受贫困，仍以忧乐圆融的情怀，肩负起振兴中华文化的责任。（摘编自郭齐勇《熊十力传》）

相关链接：①熊十力（1885-1968），湖北省黄冈县人。著名哲学家，新儒家开山祖师，国学大师，著有《新唯识论》《原儒》《体用论》《明心篇》《佛教名相通释》《乾坤衍》等书。其学说影响深远，在哲学界自成一体。（摘自《辞海》第六版）②与先生结识四十余年，由于先生与我彼此性格不同，虽同一倾心东方古人之学，但在治学谈学上却难契合无间。先生著作甚富，每出一书我必先睹，我读之，深深叹服。（摘自梁漱溟《忆熊十力先生》）

书生大使的抗战外交

李满星

    早在1915年，胡适在美国留学时，日本威胁中国政府签订《二十一条》，海外学子响应国内发动抗议运动。唯独胡适主张镇静处之。一时间，胡适招致非议颇多，许多同道好友甚至发誓和胡适断绝关系。无奈之下，他在《中国留美学生月报》上发表公开信亮出自己的观点：在目前的条件下，我们拿什么来作战……所以出诸至诚和报国之心，我要说对日用兵论是胡说和愚昧。我们在战争中将毫无收获，剩下的只是一连串的毁灭、毁灭和再毁灭。

    这封公开信发表后，胡适并未得到当时热血的留学生认可，反而被认为是“木石心肠不爱国”。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三省沦入敌手。胡适悲愤不已。他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此事之来，久在意中。”

    1937年盛夏，庐山显得比入年更加热闹。胡适胸佩“五老峰”徽章，心事重重地从北京辗转来到庐山，应邀出席“庐山谈话会”，共商国是。

    早在1928年4月7日北伐全面胜利、南北一统之际，胡适就曾到过庐山浏览。那次，胡适心情愉悦，访古探幽，兴味盎然。游览陶渊明故里的陶公祠后，胡适还戏作《陶渊明同他的五柳》：

当年有个陶渊明，不惜性命只贪酒。

骨硬不能深折腰，弃官回来空两手。

瓮中无米琴无弦，老妻娇儿赤脚走。

先生吟诗自嘲讽，笑指篱边五株柳：

“看他风里尽低昂，这样腰肢我无有。”

    这次，是胡适二上庐山。他既没有第一次上庐山时的闲适，也无重游名胜访古探幽的雅兴，而是心事重重。

    7月14日，蒋介石请胡适喝茶一叙。胡适历陈北方的民情激愤和中央不能放弃河北的原因，谈得慷慨激动，蒋介石为之动容。7月31日，蒋介石发表《告抗战全民将士书》。这天中午，他请胡适以及梅贻琦、张伯苓等人吃饭。席间，蒋介石宣布对日作战的决定。张伯苓头一个慷慨陈词，举手赞成。就在这一天，胡适忍辱避战的是彻底动摇了。

    8月13日，上海淞沪战事爆发。至9月初，上海战事持续一个月，胡适看到军民抗日士气之高涨，思想开始发生很大转变，认为避战只是梦想，不抵抗所得的只是“敌氛日深，受逼日甚”。从此，胡适抛弃了避战求和的梦想，认为“和比战难百倍”，思想开始走向苦撑待变。

    8月17日，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在南京召开。会议决定国民政府与日本一战到底，并决定委派胡适出使美国，争取援助。

    1937年9月26日10时，胡适飞抵旧金山。一下飞机，胡适便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此次中日战争，已暴露日方兵力上之弱点。”午餐后，他立即到大中华戏院发表《中国能战胜吗》的演讲，他以“算盘要打最不如意的算盘，努力要做最大的努力”来勉励侨胞。30日，他又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演说。在演说中，胡适表示对侵略战争是不能退让的，要阻止战争只能用战争来消灭它。胡适还大胆预言美国将会被迫卷入这场战争。

    到达华盛顿后，胡适去拜访罗斯福总统。胡适早年留学哥伦比亚大学时，和罗斯福是同学，加上当时胡适的声望和魅力，罗斯福视其为上宾，关切地询问中国军队能否支持到过冬，胡适予以肯定的答复，并动情地说：“中国需要美国的支持，我想总统很快会以明快的眼光判断是非！”

    到1937年11月底，胡适创下五十一天行程一万零六百英里，演讲五十六场的纪录，累得四十六岁的胡适在当年年底就以及病发作而住院休养。

    胡适的努力一直没有中断，至第二年7年，他走遍了美国、加拿大各大城市，会见各方知名人士，揭露日本的侵华暴行，表明中国抗战的决心。一个外交使节，在所驻国四处巡游距离之长，演说次数之多，而目的就是鼓动所驻国参战，堪称世界外交史上的一个奇观。

    1938年9月17日，蒋介石任命胡适为新一任驻美大使。此时，日军铁蹄已蹂躏大半个中国，开始进攻广州、武汉。胡适可谓率命于危难之间。1938年10月5日，胡适第六次到美国，但这次身份变了，他这次代表的是四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

    自此，胡适出任驻美大使后的抗战外交开始了。10月27日，胡适向罗斯福总统递呈国书。他全无政客的深沉和韬晦，而是以诚实与公开的态度，赢得罗斯福的理解和信任。所以，人们赞誉他为“书生大使”。

（节选自《胡适：书生大使的抗战外交》，有删改）

相关链接：胡适的同事温源宁教授在《文人画像》里描绘：“在他呵呵的笑声中，及他坦白的眼光中，我们看不到他的灵魂深处。他不像志摩，不会有沉痛的悲哀与狂热的情绪。”胡适这种性格，远在他青年留美时就开始成型。好运时，他就提倡“理智的爱国主义”（选自《胡适资料简介》）

礁石与灯塔——诗人艾青印象

张骥良

    它的脸上和身上/像刀砍过的一样/但它依然站在那里/含着微笑，看着海洋——艾青《礁石》

    读到艾青先生写于1954年的这首《礁石》，我的脑海里浮现出油画家刘宇一先生为这位现代诗人画的半身侧像：蔚蓝色的大海上，白浪翻卷，海鸥翱翔，礁石旁的诗人，目光凝视着远方。

    我第一次见到艾青先生，是在16年前。1980年3月5日，那天晚上风很大，20多名诗歌爱好者早早赶到劳动人民文化宫东配殿，等着聆听艾青先生谈诗。我去得尤其早，抢占了一个有利地形，就坐在诗人斜对面，连诗人的呼吸都能感觉到。重返诗坛的诗人，精神饱满。那天晚上，围绕着诗歌爱好者们普遍关心的一些问题，他谈了许多。我甚至来不及抬头领略先生风采，只是带着崇敬之情，埋头记录他讲的每一句话。这次谈话后来被整理成文章收入他1982年出版的《诗论》。16年过去了，那本当时用的笔记本已经泛黄，但我一直珍藏着。

    两个月后的一个下午，为写《大堰河——我的保姆》的赏析文章，我找到了诗人下榻的北纬饭店，再次拜望了这位我自小敬仰的诗坛前辈。先生一眼就认出了我，大概因为我视力不好特征太明显。我伸手到裤兜里找烟，发现自己匆忙中竟带了一个空烟盒。先生看着我站在那里的尴尬样子，笑了，顺手递给我一支“中华”。家里刚好没别人，先生执意要亲自为我泡茶，我怎么劝阻也无济于事，只好红着脸接过一杯冒着热气的香茶。从那次听先生讲诗，我已经知道他平易近人。但一个年逾古稀、蜚声海内外的诗坛泰斗，竟给一个二十出头的后生小辈递烟、泡茶，还是让我不知所措。先生的烟瘾很大，几乎是一支接一支地抽。先生每吸一支，都没忘了也递给我一支。我渐渐地忘却了拘谨，无拘无束地与先生聊起来。在烟雾弥漫的客厅里，先生把我带到创作《大堰河——我的保姆》的时代。他带着淡淡的微笑回忆起他父母怎样听信算命先生的话而嫌弃他。而当他谈到那个叫大堰河的保姆时，他的目光和声音里包含了那样多的感激和依恋。老诗人对泥土一样朴实的保姆的朴素真挚的感情，使我默然很久。

    又过了半个月，我拿着写好的鉴赏文章再次登门求教。先生认真地阅读了拙文后，认为大体还可以，只是有些话说得过了头。我看我的原稿上密密麻麻批满了字，在那些他认为说过了的地方，他都画上了粗线。他还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写文章一是一，二是二，别说过头话，别人为地抬高，也别人为地贬低，要实事求是，做人也是这样。要想成为一个被人民爱戴的诗人，就要说实话，说真话，说自己的心里话。”这一席话使我想起了先生的另一首诗《在浪尖上》。诗通篇都是大白话，但由于感情朴素真实，朗诵时一次又一次被暴风雨般的掌声打断。我想起我坐的这张沙发上，坐过文坛泰斗，也坐过我这样的业余作者。我想每个人都会在先生这里感受到诗与真。记得我的朋友——河南省周口地区商水县的农村残疾作者娄自立，曾跟我提起他拜望先生的情景。当他蹲着用双手搬着双脚，一寸一寸蹭进这个客厅时，先生格外热情地接待了他，满足了他的一个又一个要求，为他题字，与他合影。临别时还把自己正在使用的金笔送给他，并执意送他出大门。娄自立说起这些的时候，眼里闪着泪花。先生的确教给我很多。

    这次以后，我看先生年高体弱，不便打扰，一直未去看他。1993年金秋十月，我带着40多位残疾作者的共同心愿，又一次走进先生的客厅。第一眼看到先生，真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先生竟已老成这个样子。他的话明显地少了，精神有些不济。我这次本来想请他为我们选编的残疾人作家诗文 集《地平线的呼唤》题词。看先生这样老态龙钟，我张了好几次口都没好意思说。过了一会儿，先生的儿媳傅大姐走了进来。她向我介绍了先生的近况。老诗人自从摔断胳膊之后，尽管打上了钢筋，手还是抖得厉害，写字已经很吃力了，所以不得不放下握了半个多世纪的笔，谢绝了所有的社会活动、交往应酬。我终于不肯放弃这个机会，鼓起勇气向傅大姐转达了残疾人作者对先生的敬仰之情，简单介绍了我手里的诗文集的编选标准和过程，表示希望得到先生的题词。仅仅5个字的题词，加上签名和日期，先生竟写了十多分钟。看着“残月同样美”这5个厚重的字，我久久说不出话来。先生已老迈，但仍能简练准确地概括出残疾人文学群体与整个文学群体的关系，并形象地表达出来。

（原文有删改）

院士申泮文：如果可以选择，我宁愿当一辈子教书匠

    7月4日0时42分，著名教育家、化学家、中科院院士、南开大学教授申泮文在天津逝世，享年101岁。

    直到6月28日目睹申先生被送进重症监护室，申泮文的学生、南开大学化学学院教授车云霞始终觉得，先生虽年事已高，但头脑始终非常清醒，“应该没问题”。

    申先生的女儿告诉车云霞，6月27日晚申先生呼吸困难，“喘得厉害”，那是他近期出现的第四次心梗。

    即使这样，车云霞依旧没想到噩耗来得这么快，就在6月中旬，申先生还曾亲手在纸上写下两位自己最喜爱的弟子的名字，希望把她们唤到身边，其中一个就是车云霞，另一个是在上海交大任教的王文华。

    “那天先生精神非常好，他坐在床上，倚靠在床头跟我聊天，我趴在他左侧耳边大声说话。他能听清。车云霞知道，先生的心始终在教学上。他说现在学校里的事情自己都很清楚；他惦记着教学改革和自己没上完的课；在能下床的时候，他还让人把电脑搬进病房；写字台上总堆着厚厚的资料，他的头脑一刻不停地在思考。

    这位我国执教时间最长的化学教师，1936年考入南开大学化工系中，1940年毕业，从此开始了70余年的教师生涯。2005年，申泮文入选“中国十位最令人感动的教师”，那一年，他90岁。

    申泮文坚持为本科生授课。学校和家人担心他的身体，建议他静养，但他太想念讲台，年过9旬坚持重回讲台。

    他的课堂总是座无虚席，连楼道里都站满了学生，“他的头发总是梳得一丝不乱，衣服整整齐齐，他像时钟一样准时出现”，每一节课都精心准备，并坚持站着讲完。

    申先生像是个“越活越年轻”的传说。越是上年纪，越是活得“潮”了起来，像极了他对自己毕生研究的化学学科的理解，“没有一门科学能像化学这样创造出新的物质，所以化学是一个创造新世界的科学”。

    他像个年轻人一样骑着自行车在校园飞速穿行，“上坡不下车，下坡不刹车”；他93岁开博客成为最高龄的博主。取名“申泮文教育家博客”。宣讲教育改革主张，还因化学本科课程的名称该叫“普通化学”还是“化学概论”的争议，在网上发千字文，认真且不失风度地与网络名人方舟子精彩过招。

    “如果不是申先生，可能我都不会去学计算机。”车云霞记得，古稀之年的中先生曾邀请美国学者到南开大学培训计算机，要为中国的化学教学引入计算机技术，“那时候整个学校都没有几台计算机。”

    80岁那年。他自学电脑，给车云霞指定的博士论文题目是“把化学元素周期表‘变’到电脑里去”，要让学生们像玩游戏那样学化学。在老师的影响下，当时计算机零基础的车云霞从开关机开始学起，跟学生一起上基础课程。了解DOS操作系统的性能，学习程序代码编写。

    2001年，中国第一部化学多媒体电子教科书《化学元素周期系》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在全国高校推广。主持评比的中科院院士朱时清评价这套软件说：“属国际一流先进水平，代表我国大学多媒体教学和研究的水平。”

    人生的最后几年，申泮文最关注的还是教学改革，他最后承担的项目课题是关于“化学学科教育教学体系的改革”。即使躺在病床上，他依旧不断询问改革的进展。车云霞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该怎么改，哪里需要改，还有哪些增减，先生都要一字一句跟我说，事无巨细。”

【相关链接】毕业于西南联大的申泮文，亲眼见证了祖国和母校的苦难历史。他曾在南开园内展示了自己珍藏的历史图片。以此来纪念日军轰炸南开50周年受难日。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他又亲自打印了13张南开大学被日军炸毁后一片废墟的照片，连同自己手书的“南开儿女奋起反抗”一并悬挂起来，号召学生牢记历史，报效祖国。

申泮文说：“我一生的时间就干了两件事，化学和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