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耕望：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

余英时

    1973—1975年，严耕望是哈佛燕京社的访问学人。那时他已在中古政治制度史的领域内卓然成家。但在这期间，他仍然孜孜不倦地苦读。每天早晨在图书馆前面等着开门，下午图书馆关门，他才离开。1979年春，严耕望应聘到耶鲁大学历史系担任访问教授。和哈佛时代一样，他天天早到晚退，伏案用功。哈佛和耶鲁两度共学，我亲身体认到耕望是将全副生命献给学问的人，真正达到了“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境界。他自己曾明白说过，他一生从不求多赚一分钱，也不想增加一分知名度，因此避开任何不必要的活动，以免浪费宝贵的光阴。1979年他在耶鲁的期间，正值大陆社会科学院代表团前来访问，我在家中接待代表团，邀请耕望与会，但他婉辞了，因为他坚守其“避开任何不必要的活动”的原则。这种“澹泊自甘、寂寞自守”的性格和他治学的勇猛精进、锲而不舍，恰好互为表里、刚柔相济。

    耕望的生命虽然彻底地与学问合一，但他既不是不晓事的书呆子，更无世人想象中那种专家学者的傲僻。相反的，在日常生活中，他是一个最通情达理并且随时随地为别人着想的人。无论是对他的家人、师友、学生或同事，他都抱着一份诚挚的情意：任何人曾对他有过一点帮助，他都永志不忘。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读他那些大著作的序跋，便可以获得生动的印证。在学问方面，他一向持严格的标准，决不稍有假借。然而他在摘发别人的失误时却从无例外地隐去失误者的名字。他曾说，他一向以道家自处而以儒家待人，这是恰如其分的自我解剖。他从不争浮名和权位，对于物质生活的要求也低到无可再低，宾四师说他的性格“似为柔退”，这些确可以说是近于道家的，然而也未尝不与儒家相合。他平常表现在外的是“柔逊”，但在大原则上却持之甚坚，内心自有不可逾越的尺度。

    耕望的研究领域是制度史和历史地理。他的著作无一不从规模浩大、笼罩全面的研究中产生。以《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而言，表面上看来似为一种概括式的专史，但认真的读者一定会发现，书中每一章每一节都有精密考证的创获。不过他所做的是地毯式的全面考证，而不像多数考证那样，只是蜻蜓点水式的。全面考证必须建立在两个先决条件之上：第一，事前有周密的通盘计划，第二，从计划到执行需要长时期的持续努力。据我的大略估计，《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的完成先后越二十年；《唐代交通图考》更是惊人，几乎是半个世纪了。耕望的著作初看好像只是中国传统考证史学的延续，其实由于他一直注意现代社会科学的新观点，他的论断已不是传统史学所能范围。他的《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汉卷》便已参考了一部《各国地方政府》的中译本，《唐仆尚丞郎表》从传统一方面看固可说与清代徐松《登科记考》同属一类而精密过之。

    耕望论现代中国史学家，特别推崇陈垣、陈寅恪、吕思勉和宾四师为“四大家”。他于四大家的优点则能兼收并揽：他的规模弘大承自宾四师，辨析入微取诸陈寅恪，平实稳健尤似陈垣，有计划而持之以恒则接吕思勉。他在史学上终能达到通博与专精相反相成的境界绝不是幸致的。

    苏东坡说：“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现代中国史学界没有人比耕望更能自用其才的了。陆象山说：“今天下学者，惟有两途：一途朴实，一途议论。”耕望木讷寡言，终其身与“议论”无缘，他走的是彻头彻尾的“朴实”的道路。

（选自《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敬悼严耕望学长》，有删改）

悼齐如山先生

梁实秋

    抗战期间，国立编译馆有一组人员从事平剧修订工作，我那时适在北碚遂兼主其事，在剧本里时遇到许多不易解决的问题，搔首踟蹰，不知如何落笔。同人都是爱好戏剧的朋友，其中有票友，也有戏剧学校毕业的，但是没有真正科班出身的，因此对平剧的传统的规矩与艺求颇感认识不足，常常谈到齐如山先生，如果能有机会向他请益，该有多好。

    胜利后我到北平，因陈纪莹、王向辰两位先生之介得以拜识齐先生。齐先生精神矍铄，谈笑风生，除了演剧的事情之外，他的兴趣旁及于小说及一切民间艺术，民间生活习惯以及风俗沿革掌故均能谈来头头是道，如数家珍，以知齐先生是一个真知道生活艺术的人。

    齐先生收藏甚富，包括剧本、道具、乐器、图书、行头等等，抗日军兴，他为保护这一批文献颇费了一番苦心，装了几百只大木箱存在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胜利之后才取出来。这时节“中国国剧学会”恢复，先生的收藏便得到了一个展览的地方。我记得是在东城皇城根一所宫殿式的房子，有三间大殿作为展览室。院里有汉白玉的平台和台阶，平台有十来块圆形的大石头，中间有个窟窿，据说是插灯笼用的，我看有一块妨碍行路，便想把它搬开，岂知分量甚重，我摇撼一下便不再尝试。齐老先生走过来就给搬开了，脸不红气不喘，使我甚为惭愧。还有一次在齐先生书斋里，齐先生表演“打飞脚”，一个转身，一声拍脚声，干净利落，我们不由得喝彩，那时在座的有老伶工尚和玉先生，不觉技痒，起身打个飞脚，按说这是他的当行出色的拿手，不料拖泥带水里倒歪斜的几乎跌倒，有人上前把他扶住。那时候齐先生已有七十多岁，而尚健康如此。

    中国国剧学会以齐先生为理事长，陈纪滢、王向辰和我都是理事，此外还延请了若干老伶工参加。因为这个关系，我得有机会追随齐老先生之后遍访诸位伶工，听他们谈起内廷供奉，以及当年的三庆四喜，梨园往事，真不禁令人发思古之幽情。由于我们的建议，后来在青年会开了一次国剧晚会，请老伶工十余位分别登台随意讲说他们的演剧的艺术，在当时盛况空前。我们为国剧学会提出了许多工作计划，在齐先生领导下，我们不时的研讨如何整理、研究、保藏、传授国剧的艺术。

    一九四九年我到台湾，还经常看到他的写作，年事已高而笔墨不辍，真是惭愧后生，最近先生所著《国剧艺术汇考》出版，承赐一册，并在电话中嘱我批评，我不敢有负长辈厚意，写读后一文交《中国一周》，不数日而先生遽归道山!

    先生对于国剧之贡献已无需多赘。我觉得先生治学为人最足令人心折之处有二：一是专精的研究精神，一是悠闲的艺术生活。我们无论研究哪一门学问，只要持之以恒，日积月累有可观，这点道理虽是简单，实行却很困难。齐先生之于国剧是使用了他的毕生的精力，看他从年轻的时候热心戏剧起一直到倒在剧院里，真是始终如一的生死以之。他搜求的资料是第一手的，是从来没经人系统地整理过的，此中艰辛真是不足为外人道，而求学之乐亦正在于此。齐先生的这种专精的精神，是可以做我们的楷模的。

    齐先生心胸开朗，了无执著，所以他能享受生活，把生活当做艺术来享受，所以他风神潇洒，望之如闲云野鹤。他并不是穷奢极侈地去享受耳目声色之娱，他是随遇而安地欣赏社会人生之形形色色。他有闲情逸致去研讨“三百六十行”，他不吝与贩夫走卒为伍，他肯尝试各样各种的地方的小吃。有一次他请我们几个人吃“豆腐脑”，在北平崇文门外有一家专卖豆腐脑的店铺，我这北平土著都不知道有这等的一个地方，果然吃得很满意。他的儿媳黄瑗珊女士精于烹调，有一部分可能是由于齐先生的指点。齐先生生活丰富，至老也不寂寞。看看他的家庭，看看他的生活方式，我们不能不钦佩他的风度。老成凋谢，哲人其萎，怀想风范，不禁唏嘘!

相关链接：①齐如山与梅兰芳谊兼师友，早在民国初年，他就为刚刚崭露头角的梅兰芳编写了大量新戏，并进行排演。在舞蹈动作、服饰化妆、剧本文学性各方面皆卓有创造，开一代新风，为梅兰芳创建独树一帜的梅派艺术打下了牢固的基础。（百度百科）②1933年，因种种原因，梅兰芳举家南迁上海，齐如山则留在了北平。齐如山对这次分手十分无奈和惋惜，此时写给在上海海兰芳的信，让后人读出了凄楚伤感和他的骄傲倔强：“我从民国二年冬天给您写信，至今已20年了。……我大部分的工夫，都用在您的身上。……您自今以前，艺术日有进步；自今之后，算是停止住了。”（万伯翱《我所知道的齐如山》）③齐如山在剧本创作中有着充分的观众意识，在《编剧回忆》中，他特别提出了“编剧需迎合观众”的看法。他认为剧作家应运用一切办法抓住观众……考虑中国观众的审美习惯。（梁燕《京剧巨擘齐如山》）

蔡元培：向人生“辞职”

蔡元培爱辞职，是出了名的。他一生公开的辞职高达24次之多，其中为了北大辞职7次。原因多种多样，有反对政府不给经费的，有反对政府干涉北大行政的，有因为五四运动抓学生的，甚至还有一次是因为学生闹事的文学类文本阅读 蔡元培：向人生“辞职”蔡元培爱辞职，是出了名的。文学类文本阅读 蔡元培：向人生“辞职”蔡元培爱辞职，是出了名的。。有人查过蔡元培日记与年谱，1928.1929那两年，蔡元培几乎月月在写辞职信：请辞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请辞代理司法部长，坚辞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坚辞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坚辞国民政府委员……

    然而，与这些具体的辞职相比，蔡元培几次向人生的“辞职”，才更耐人寻味。

    1889年，21岁的蔡元培双喜临门：一是通过科举考试中了举人，二是在父母包办下迎娶妻子王昭。3年后，蔡元培又考中进士，一举进入翰林院。虔诚的儒学士子蔡元培，已经可以眺望传统读书人可以达到的顶峰。

    不过，一帆风顺的背后，也有烦心的琐事。儒生蔡元培对三从四德、三纲五常深信不疑，坚信妻子必须无条件服从丈夫，绝对不能和丈夫顶嘴。偏偏王昭和他性格差异极大，双方矛盾渐增，令蔡元培烦不胜烦。

    家庭“战争”频繁爆发，中日两国也终于开战。惨败之后，清廷搞起变法，不过百日，蔡元培最崇拜的谭嗣同便喋血菜市口。此前，和其他儒生一样，蔡元培绝对忠于清廷，只希望清廷主动改革。经此事变，蔡元培彻底看清清廷本质，第二年，他便放弃仕途回到老家。此时，已接触过新式教育的蔡元培渐有女权意识，他认为之前凡事都要求妻子服从的观点，是绝对错误的。他亲自向妻子道歉，并写出着名的《夫妻公约》，从此两人真正拥有了幸福的婚姻，蔡元培形容为“伉俪之爱，视新婚有加焉”。

    向旧人生“辞职”，向旧道德“辞职”，那一年，蔡元培34岁。

    随后几年，对新式教育兴趣日渐浓厚的蔡元培认为“救中国必以学”，而“世界学术德（国）最尊”，所以“游学非西洋不可，且非德国不可”。1907年夏，这位已近不惑之年的清朝翰林终于到达德国首都柏林，他准备至少用五年时间，在德国“专修文科之学，并研究教育原理，及彼国现行教育之状况”。

    蔡元培负笈西来，系自费留学，尚有柴米之忧文学类文本阅读 蔡元培：向人生“辞职”蔡元培爱辞职，是出了名的。文学类文本阅读 蔡元培：向人生“辞职”蔡元培爱辞职，是出了名的。。他一边学德语，一边做家庭中文教师，还要为上海商务印书馆编书、译书。进入莱比锡大学后，蔡元培埋头读书，内容主要涉及哲学、心理学、德国文化史、文学、艺术等。他曾翻译了一篇题为《德意志大学之特色》的文章，这篇文章是哲学家包尔森的名着《德国大学与大学学习》的绪论。包尔森指出，德国的大学“为研究科学之实验场，而一方且为教授普及专门知识高等学科之黉舍，此为德国大学之特质……故德国大学之特色，能使研究、教授融合而为一”。留德四年，蔡元培脑中逐渐形成一个中国未来的教育体系。

    在“半工半读”“半佣半丐”的艰苦中，蔡元培完全重塑了自己的知识结构，完全重塑了自己的知识人格，他完成了向塞满自己头脑的四书五经的“辞职”。1911年，他应邀回国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那一年，他43岁。

    历经反复，以1917年1月9日发表就任校长演说为标志，49岁的蔡元培正式执掌北京大学。他清积习，除昏聩，寄望于诸君者三：曰抱定求学之宗旨，曰砥砺严谨之德行，曰敬爱师友之情谊。三言既出，全校一震。他延揽诸方英才，为此不拘一格，一时群贤毕至；他独尊教授治校，为此开罪官僚，却得传道有道。凡此种种，俱化为他为北大注入的灵魂：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蔡元培治下的北大，从此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一部不朽史诗。

    我们今天回望蔡元培的24次辞职，有的颇具深意，有的则更像轶事，然而蔡元培两次对人生的“辞职”，却成就了中国现代史不可或缺的一环。倘若没有参透时代的智慧，没有勇于决裂的魄力，今人注定只能在暗自喟叹中甘于平庸。世上最难改变的，是自己。我们今天常说，教育家去哪了？“教育家”正沉沦于顾影自怜的“中年危机”中，正委身于集体沉默的心安理得中。不如学学蔡元培，49岁，还能换种活法。

魂魄犹在江山图

范曾

    当一个时代的艺术整体奔向浑浑噩噩的时候，需要圣洁的艺术；而艺术风貌整体堕入轻佻时，需要凝重的艺术，这正是李可染适时而生的缘由。

    当可染先生沉浸于自己宁寂而庄严的心灵王国的时候，他趋近的美便与教养合而为一。他的作品陶冶了整个一代人，还将千秋万代地陶冶下去。艺术的助人伦、成教化，在潜移默化之中使人们心悦诚服地趋向社会的崇高，可染先生的艺术正是如此内在地激励着人们的心灵。

    可染是一位深具艺术理念的大师，然而当这种理念进入可染的审美时，大地山河与精神是那样地天然合拍，那样地不假说教，使人觉得他的理念和审美在山川林壑、飞瀑流泉中不期而遇，那是最融洽最自然的流露。

    可染先生生活于一个风云动荡的时代，他当然有关心国家民族命运和服务于时代的直接的一面，如抗日烽烟中他的作品体现了一位卓越艺术家的爱国良知。然而可染先生也同样有着纯洁心灵、表达一己情怀的一面，这时的可染先生的画，是心灵与广宇的邂逅，当审美与自然融而为一的时候，他的精神升腾到一个清明而纯净的、不染凡尘的境界，这对于一个山水画家来说是何等难得。

    可染先生当然是不世的天才，他的“生而知之”透露出他异乎常人的语言方式。这是一种只可有一不可有二的语言方式，一种极具个性化的符号，它的存在表现了先生俯仰天地、浩然长叹的襟怀。当然可染先生知道自己有“生而知之”的本能，但凭着他更深邃的智慧，认识到它的不可靠，或者他甚至看到一些恃一曲之才而毁掉自己艺术的聪明人，当昙花一现的时节过去之后，留下的是残枝败叶。

    可染先生告诉我，他年轻时作画极快，有一次到一位朋友家，朋友留可染作画，可染不允。忽然一阵敲门声，远客来归，主人越过天井开门，寒暄，回到画室时，可染却已画毕，主人大为赞叹，以为神来之笔，先生亦颇自喜。先生说完这段故事后，告诉我，多年之后，他才警然有悟，必须力矫这样的用笔。先生还告诉我，他少年时有一位极富才华的朋友，写给他的信，毛笔字的稚拙天真、浑厚朴雅使他有一种不可言喻的内心的感动。这感动是如此地刻骨铭心，谈到此事时，先生的表情竟显得那样地庄肃和神往。

    可染先生好学而敏求，这是他“苦学派”的唯一解释，苦学者不意味着枯涩无味地下笨功夫。我曾有幸上可染先生的书法课，他不强求碑帖的选择。我选了一本礼器碑，他说要平心静气地读碑，知其间架，重其用笔，悟其风神，能于此三者有所悟，则去书道不远矣。书法课上，可染先生不喜欢一挥而就式的所谓笔动心不动、麻木不仁的写字习气。

    可染先生于书法所下功夫可谓焚膏继晷，30多岁时的风华婉转至50岁后一扫而空，无丝毫泥古、媚俗、求奇、娇饰、市井、乡愿……一切的书画艺术可恶的痕迹与可染先生的书法格格不入，近之则畏，远之则敬。

    有一次说到线，可染先生联想起京剧，他说一个卓越的京剧演员会将每一个字送到听众的耳中，其原因很多，但其中一点是他会把中国字的声母和韵母前后慢慢吐出，名角能控制声调的每一丝变化，这和用笔是一个道理，我恍然大悟，又想起每逢新年联欢，李可染可能会拉一下二胡，那真是铿锵老辣、苍凉哀婉的高度统一，这其中固然有先生青年时代国家山河破碎的难伸孤愤，也有先生倔强不拔的满怀壮志。

    先生称自己是“困而知之”，人们不要以为可染先生当真为自己才情不逮而困。可染先生的“困”是他推动中国画史这座沉重的列车所需的移山心力，他要弘扬的是中华文化所素有的伟岸与高华，他极端鄙弃浮光掠影的、油腔滑调的、市侩的艺术。这神圣的自尊支撑着他博大的灵魂。

    可染先生通过自己不朽的笔墨所倾诉的爱恋，感动了全世界。这是可染先生的山水画不可取代的历史地位和时代精神。走向现代，可染先生已为我们作出了杰出的榜样，和那些食西方剩菜残羹的光怪陆离的艺术不同，可染先生所开启的是宏门正学，而不是旁门左道。

（选自范曾《魂魄犹在江山图》，有删改）

【注】李可染（1907.3—1989.12），中国现代著名国画大师，可染先生自幼习画，深受潘天寿、林风眠影响，并师从齐白石、黄宾虹学画，曾在多所艺术院校任教。擅山水、重写生，以“可贵者胆，所要者魂”、“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为座右铭，将西画中的明暗处理方法引入中国画，将西画技法和谐地融化在深厚的传统笔墨和造型意象之中，使古老的山水画艺术获得了新的生命，在中国画艺术的革新领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可染先生的山水深厚凝重，博大沉雄，以鲜明的时代精神和艺术个性，促进了民族传统绘画的嬗变与升华。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画研究院院长。

【补充材料1】李可染先生多才多艺，除了绘画，还会拉胡琴，精通京剧。京剧对他来说，既是爱好又可消遣。某一天，他曾一连失踪三天。回家后，妻子才知道，他听京剧连听了三天三夜。妻子责问：“李可染，你要是这样只迷戏，你的画还能成吗？”从此，在他的时间里，他删去了拉二胡和听京剧的时间，一心一意，心无旁骛。不再拉二胡和听京剧，将这两个爱好戒除，李可染要下很大的决心，但他毅然决然地做到了，他的克制力，令人敬佩。

    艺术成就的大小，除了天分之外，恐怕还在于如何利用时间。说到李可染的勤奋，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大师说过的一句话：“我不一定是好人，但确实没有时间去做坏事。”有一年，李可染去江南写生，他在一家杂志社预支了一百元稿费。边走边画，衣服破了，鞋子破了。李可染的脚有些畸形，穿的鞋子需要妻子特殊加工。行走，对他来说，是件痛苦的事。可是，他硬是穿着这样的鞋走了几个月，鞋子磨破了几双。几个月之后回家，人已形同乞丐。而三个人几个月一百元钱竟然没有花完。原因是把所有时间都用在行走和画画上，没有时间花钱。

    李可染在艺术创作中强调“师造化”，将近半个世纪的中国画的革新探索中，他先后10次到祖国各地写生，实践着他"到生活中去、到祖国壮丽山河中去"的创作信条。所到之处，他必观察探索自然景物风雨阴晴朝夕变幻之奇，完成了数百幅山水写生画稿。以此为标志，他的山水画以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清新的笔墨意境独树一帜，在国内外发生了重大影响。

【补充材料2】李可染的山水画重视意象的凝聚。他强调创作山水画要从无到有，从有到无，从单纯到丰富，再由丰富归之于单纯。他在40年代的山水作品还留有朱耷、董其昌的影子，清疏简淡，是一种线性笔墨结构。50年代以后的作品，借助于写生塑造新的山水意象，由线性笔墨结构变为团块性笔墨结构，以墨为主，整体单纯而内中丰富，浓重浑厚，深邃茂密。

    他从范宽、李唐、龚贤、黄宾虹等古今大师那里汲取了创造朴茂深雄风格的营养，又迥然不同于他们。他多取材于江南与巴蜀名山大川，因而融铸了他风格中的幽与秀。他的纯朴、醇厚的北方素质又使他的风格溶入了朴茂深沉。并将光引入画面，尤其善于表现山林晨夕间的逆光效果，使作品具有一种朦胧迷茫、流光徘徊的特色。从总体看，李可染的山水画比明清山水画更靠近了对象的感性真实，从某种意义上看减弱了意与形式趣味的独立性。这是对于明清以来山水画愈益形式化、程式化倾向的一种补正和突破，且与五·四运动以来注重写实的文艺思潮相一致。

    李可染长期担任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教授，培养了许多山水画家。他认为学习传统绘画，第一步须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第二步要以最大的力量打出来。这是他几十年艺术实践的总结，也体现着他对传统和创造的普遍看法。

较真的吕叔湘

叶兆言

    吕叔湘先生是丹阳人，不知道他在公众场合说不说普通话，几次见他和祖父聊天，腔调都接近苏州话。或许因为他曾在苏州生活，或许因为他治语言学，有很强的语言能力，我一直以为他是苏州人。

    吕叔湘和俞平伯都比祖父小又为祖父所敬重和钦佩。俞平伯是名士，两耳不闻窗外事，晚年喜读林译小说，突然有了兴趣，就找出来读，纯粹为解闷。俞平伯才华横溢，童心未泯，不算十分认真。吕叔湘正好相反，在做学问的路子上，俞是出世的，吕是入世的。俞活得像个艺术家，吕更像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文学者。俞平伯身上多少有些遗老遗少的脾气，吕叔湘绝对没有。以俗名论，他没有俞平伯家喻户晓的影响，但在汉语言学这个范围内，尤其是在汉语语法研究方面，尊他为一代宗师绝不过分。我想说的是，吕叔湘具有人文关怀色彩，祖父就经常教导我向他学习。他是我见到的人中间，最讲究认真做人的。

    我们家无论是谁，看到文章里的错字病句，就会说：“要是吕先生看到了，肯定气得够呛!”吕叔湘一生都在维护汉语的纯洁。80年代中期，吕叔湘发现《人民文学》上错误实在太多，忿忿不平地写信一一订正，杂志于是发表了一封短信，一本正经地向吕叔湘表示谢意。可是这封短短的感谢信，竟也是错误不断，甚至把吕叔湘写成了“吕淑相”。我们全家捧着那期《人民文学》哈哈大笑，因为想象不出吕叔湘会气成什么模样。文章里有些错误是免不了的，可是这次错得太离谱了。记得当时《人民文学》正因为某篇文章的“思想问题”吃批评，我父亲想写信劝吕叔湘在这种特定时刻放人一马，最终没敢写，因为以吕叔湘的认真态度，打招呼只会让他更生气。

    成天和语法打交道的人，难免给人一种语言无味面目可憎的错觉。我觉得，语法有时候像一副铮铮发亮的手铐，锁住了写作者的手脚，而语言学家常常扮演恶婆婆的角色，动不动挑小媳妇的刺儿。吕叔湘的过人之处，在于他竟然把一门最枯燥的学问，做得绘声绘色津津有味，从不让读者感觉到无味和可憎。吕叔湘的文字功力是第一流的，他翻译的民俗学著作，译文本身就是很好的汉语教材。我父亲总说，自己最初的文笔是受了吕叔湘译文的影响——在父亲的文学少年时代，吕叔湘翻译的萨洛扬的《我叫阿拉木》风行一时。70年代后期，吕叔湘的《文言虚字》再版，第一版就印了17万册，可见他著作的受欢迎程度。他的强项是深入浅出。深，指达到了许多前人未有的高度；能够浅，指把自己的研究成果用最平白的方式教给别人。

    吕叔湘在语文教学的圈子里，是振聋发聩的人物。对于学术界来说，吕叔湘最重要的两部书是《汉语语法论文集》和《近代汉语指代词》；对于学术之外的人来说，他的民俗学翻译著作和《文言虚字》的影响更大。吕叔湘还把许多精力放在中学教育上，把学术的象牙之塔与文化普及联系起来。我不知道有哪位中学语文教师，竟未读过他的《开明文言读本导言》。

    90年代初期，我的朋友朱伟在《读书》上吹捧《夜泊秦淮》，吕叔湘看到文章，写信给父亲，让我寄一本小说给他。父亲受宠若惊，没想到他会关心自己儿子的习作。父亲与伯父一样，一生中写了文章，常寄吕叔湘指正。写信就称“先生”，因为只低了一辈，用不着太客气，毕竟他比祖父小10岁。轮到我，称呼就有些麻烦。父亲先还觉得怎样都行，可是很快发现怎样都不太合适：称“先生”太不恭敬，毕竟隔了两代；称“丈人”或者“大人”又过于老派，一股酸腐气，这是现代汉语必须反对的。讨论半天，父亲说，删繁就简，写“吕公公教正”吧，因为平时就这么叫的。于是这么写了。不过仍然觉得不是很好，因为嘴上喊和写出来，感觉不一样。而且，当时电视上热播武侠连续剧，“吕公公”听上去，仿佛反面人物一样。

    当时寄赠的是台湾版本，装帧比大陆的好得多，用纸也讲究。书是够漂亮，只怕内容和扉页上的题款，不入他老人家的法眼。既希望能提些意见，又害怕挑出一大堆毛病。结果是没有反应。吕叔湘当时近90岁，能承他惦记，已非常感激。（有删节）

相关链接：①吕叔湘（1904-1998），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语言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名誉校长。他是我国语言学界的一代宗师。（摘编自“百度百科”）

②吕先生讲到语文文字的运用是一种技能，不但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才会得到巩固和提高。他主张“把语法教活”。教师教语法要有很好的设计，先整理问题，然后决定讲哪些内容，再设计教学，目的在于培养学生自己观察和分析语言现象的习惯。（摘自田小琳《吕叔湘先生和教学语法》）

东坡居士

林语堂

    在元丰三年（一O八O年）正月初一，苏东坡已和长子迈离开京都，启程前往幽居之地黄州。在等待家眷之时，苏东坡暂时住在定惠院，这个小寺院坐落在林木茂密的山坡上，离江边还有一段路。他和僧人一同吃饭，午饭与晚饭后，总是在一棵山楂树下散步，关于这种情形，他写了些极其可爱的诗。在雨天，东坡睡到很迟才起床，快近黄昏时，散步很久，在起伏不平的东山麓漫游，在庙宇、私人庭园、树荫掩蔽的溪流等处，探胜寻幽。

    苏东坡幸而死里逃生，至少是个惊心动魄的经验，他开始深思人生的意义。在六月他写的别弟诗里，他说他的生命犹如爬在旋转中的磨盘上的蝼蚁，又如旋风中的羽毛。他开始沉思自己的个性，而考虑如何才能得到心情的真正安宁。他转向了宗教。在他写的《安国寺记》里他说：二月至黄舍……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榭。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始所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倚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与他宗教思想相反的一股力量，就是深藏他内心的儒家思想。他的儒家思想，似乎又把他拖往了另一个方向。诚然，人可以在宗教之中寻取到安静，但是，倘若佛教思想正确，而人生只是一种幻觉，人应当完全把社会弃置不顾，这样人类就非灭绝不可，那一切都空空如也才好呢！所以，在佛教要达到精神的空虚和无我的精神存在，就要完全摆脱个人的牵挂，而儒家是抱现实的思想，要对人类尽其职责义务，于是两种思想之间便有冲突。所谓解脱一事，只不过是在获得了精神上的和谐之后，使基层的人性附属于高层的人性，听其支配而已。

    一个人若能凭理性上的克己功夫获得此种精神上的和谐，他就不需完全离开社会才能获得解脱了。

    在苏东坡写给朋友的两封信里，他吐露了肺腑之言。一封是给至交李常的。李常曾写诗去安慰他，但是李常的诗太感伤，苏东坡不以为然，写信回答他。信上说：“何乃耶？仆本以铁石心肠待公。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生死之际，若见仆困穷使相怜，则与不学道者，大不相远矣……虽怀坎懔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一切付与造物。非兄仆岂发此？看讫便火之。不知者以为诟病也。”

    家眷到达之后，苏东坡的生活似乎安定下来，不过等他的钱用完之后，日子要如何过，他还没想到。他的两个小儿子迨和过，一个十二岁，一个十岁。由于太守的礼遇，他们还能住在临皋亭，此地后来因苏东坡而得名。此处本是驿亭，官员走水路时，经此可以在此小住。

    苏东坡给一个朋友写道：“寓居去江无十步，风涛烟雨，晓夕百变。江南诸山在几席，此幸未始有也。”此地是够美，但是其风景之美，主要还是来自诗人的想象。他对那栋夏天对着大太阳的简陋小房子，情有独钟，别的旅客一旦真看见，就会废然失望的。后来，又在那栋房子一边加了一间书斋给他用，他便吹嘘说，他午睡初醒，忘其置身何处，窗帘拉起，于坐榻之上，可望见水上风帆上下，远望则水空相接，一片苍茫。

    临皋亭并不见得是可夸耀的，风光之美一半在其地方，另一半则在观赏风景之人。苏东坡是诗人，能见到、感到别人即便在天堂也见不到感不到的美。他在札记里写道：“东坡居士酒醉饭饱，倚于几上，白云左绕，青江右回，重门洞开，林峦岔入。当是时，若有思而无所思，以受万物之备。惭愧，惭愧。”由临皋苏东坡可以望长江对岸武昌的山色之美。他有时芒鞋竹杖而出，雇一小舟，与渔樵为伍，消磨一日的时光。

    在元丰四年（-O八一年），苏东坡真正务农了。他开始在东坡一片田地里工作，自称“东坡居士”。他过去原想弃官为农，没料到在这种情形之下被迫而成了农夫。在他那《东坡八首》前面的小序中说：“余至黄二年，日以困匮，故人马正卿哀予乏食，于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地既久荒，为茨棘瓦砾之场，而岁又大旱，垦辟之劳，筋力殆尽。释耒而叹，乃作是诗，自愍其勤。庶几来岁之入，以忘其劳焉。”

    苏东坡现在衣食足堪自给，心满意足。他今日之使我们感到亲切自然之处，是那一片仁爱心。当年在他所住地区溺死初生婴儿的野蛮风俗，最使他痛心。他给武昌太守写过一封信，太有价值，并不是因为文辞好，而是内容好。英国十八世纪作家斯威夫特曾向贵族推荐婴儿肉为美味，并说此举为大举杀害婴儿的有力计策，即便是当讽刺话来说，我常常纳闷儿他何以竟说得出口？斯威夫特是当笑话说的，但是这种恶劣玩笑，是苏东坡所不能领略的。

    苏东坡从本地一个读书人口中刚一听到这杀婴恶俗，他立刻提笔给本地太守写了一封信，请朋友带信亲身去见太守。

    苏东坡自己成立了一个救儿会，请心肠慈悲为人正直的邻居读书人古某担任会长。救儿会向富人捐钱，请每年捐助十缗，多捐随意，用此钱买米，买布，买棉被。古某掌管此钱，安国寺一个和尚当会计，主管账目。这些人到各乡村调查贫苦的孕妇，她们若应允养育婴儿，则赠予金钱、食物、衣裳。苏东坡说，如果一年能救一百个婴儿，该是心头一大喜事。他自行每年捐出十缗钱。他行的才是最上乘的佛教教义。

（摘编白张振玉译《苏东坡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