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最富的教授

高 峰

和中国许多教授一样，很多外国学者也热衷于通过出书或讲学赚钱，但是要想借此成为亿万富翁却很困难。不过，《福布斯》杂志近期披露，美国斯坦福大学计算机专业教授大卫•切瑞顿的个人资产高达13亿美元（1美元约合6.36元人民币），堪称“全世界最富有的全职教授”。

上小学时，切瑞顿迷上了音乐。他开始参加暑期音乐剧课外班，并多次参加学校合唱团和音乐剧的演出。切瑞顿的学习成绩也很好，经常帮助同学解答难题，因此深得大家喜爱。不过，他的性格也有着特立独行的一面。比如，中学里的孩子们都喜欢玩棒球，切瑞顿却偏偏喜欢短跑，经常一个人练习，一练就是一个小时。

除此以外，切瑞顿的另一个兴趣点或许就是数学了。在众多任课教师中，他对数学老师艾尔文的印象最深刻，他曾经回忆说：“我记得那是1967年的一天，他充满激情地告诉我们，计算机将极大地改变我们的生活。当时计算机还是新鲜玩意儿，我们中没有人见过它，但艾尔文已经将一个信念深深地植入我们的大脑中。”

中学毕业后，切瑞顿向阿尔伯塔大学的音乐专业递交了入学申请，却没有被录取。他只好退而求其次，进入该校数学系就读。在大学里，业余时间很充裕，他继续追求自己的音乐梦想——练吉他、参加话剧和音乐剧演出，有些朋友甚至认为他是专业的吉他手。不过，切瑞顿始终没能真正从事音乐事业，在读了一段时间的数学专业后，他转入计算机专业，后来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拿到了学士学位，又在滑铁卢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之后，他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当了3年助理教授，1981年来到美国斯坦福大学任教，“因为这里是计算机科学的先锋，而且资金雄厚”。

在斯坦福大学的工作让切瑞顿如鱼得水，他的研究重点是如何使互联网运转得更快、更安全。在这里，他与来自德国的博士生安迪•贝克托尔谢依姆成为好朋友。当时硅谷涌动着一股创业潮，切瑞顿的许多同事和学生都纷纷“下海”成立科技公司。1982年，贝克托尔谢依姆离开斯坦福大学，与别人合伙创立了太阳微系统公司，但切瑞顿却不为所动，一直从事学术研究，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

1995年，贝克托尔谢依姆给切瑞顿打了个电话，两人共同创办了花岗岩系统公司，这是一家生产具有信息交换功能的局域网设备的公司。成立仅14个月后，美国著名的互联网设备供应商思科公司就出资2.2亿美元将其收购，切瑞顿所拥有的10%的股份也变成了2200万美元现金。“几乎一夜之间，我不必再为钱工作了，也不必再为还清购房贷款而发愁了。”他回忆说。

此后，切瑞顿和贝克托尔谢依姆继续合作，先后成立了一家网络公司和一家云计算设备公司，前者后来被太阳微系统公司以1.2亿美元收购。到目前为止，切瑞顿已经自掏腰包超过5000万美元，先后投资了17家高科技企业，几乎都获得了收益，极少失手。

在切瑞顿的投资记录中，最得意的一次“出手”当属为谷歌公司提供创业资金。当时，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是斯坦福大学的在读博士，虽然切瑞顿没给他俩上过课，但全校都知道这位教授对互联网和办公司都“门儿清”。事实上，拉里•佩奇两人操心的是如何为他们的技术申请专利，以及为尚未成立的公司筹措资金等问题。但切瑞顿却看得更远：“这好比你们有了自己的孩子，应该考虑如何把他们养大。”他耐心地给他们讲解商业理论，并安排他们与自己的老搭档贝克托尔谢依姆见面。

1998年8月的一天，在切瑞顿家的门廊上，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向贝克托尔谢依姆介绍了谷歌的技术和理念。半小时之后，贝克托尔谢依姆就领会了这个新搜索引擎的过人之处，也搞清了它的赢利模式，他对两个年轻人的想法非常感兴趣。

“如果他们每天能吸引到100万次点击，每次点击赚5美分，那就是5万美元，至少他们不会破产吧！”贝克托尔谢依姆当即跑回车上去拿支票簿，开出一张10万美元的支票。这时谷歌公司尚未成立，于是佩奇和布林赶紧去注册，以便拿到这笔钱。后来，贝克托尔谢依姆又向谷歌投入10万美元，切瑞顿自己也投入了20万美元。到今天，这两位原始股东各自所持股份的市值都已经超过了10亿美元。

希德哈思•巴特拉曾在斯坦福大学攻读硕士，他一语道出切瑞顿的独特优势：“科技人才都精通技术，但当他们面对风险投资者时，很可能茫然若失、不知所云，而大卫对一项新技术的前景总能一目了然！”

梁松是切瑞顿在2003年带过的博士生，他对导师的教诲仍记忆犹新：“他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人。他的思维方式与众不同，并教给我们如何这样思维——不要人云亦云，也不要追随潮流。他希望弟子们能够从大处着眼，探寻改变世界的方法！”

                                      （本文选自2012年《环球人物》，有删改）

铁十字勋章

（德国）米勒

1945年四月，在梅克伦堡州的施塔加德，一位卖纸的商人从顾客那里听说了希特勒的婚礼以及他自杀的消息，决定枪杀他的妻子，还有他十四岁的女儿，然后自杀。

在一战时他做过预备军官，现在还保存着一把左轮手枪和十枚子弹。

一天傍晚，他的妻子端着晚餐从厨房出来的时候，他正站在桌子边擦拭着那把手枪。他的翻领上别着一枚铁十字勋章，这本该是节日时才佩戴的。

元首选择了自杀——面对妻子的疑问他这样解释道，同时他说，他要选择效忠于元首。他问她，作为他的妻子，是否在这件事上也准备好了追随他。他说，对于女儿他毫不怀疑，她一定会借助父亲的协助，体面地死亡，而不去苟活。他叫来女儿，她没有让他失望。

没有等妻子的回答，他便让两人都穿上大衣，因为他要带她们到郊外找个合适的地方，免得引人注目。她们服从了。然后他给左轮手枪装上了子弹，让女儿帮他穿上大衣，锁上了房门，并把钥匙扔进了信箱。

外面下着雨，他们在昏暗的街道上向郊外走着，丈夫走在前面，没有回头去看远远跟着的妻子和女儿。他听得见她们走在沥青路上的脚步声。

当他离开大路走上通往毛榉林的小径时，他转过头催促她们走快些。晚风在这片没有树的平地上更加疾劲，地面被雨水淋湿，她们的脚步没有了声响。

他对她们喊道，她们应该走在前面。跟着她们在后面走着，他也想不清楚：是他担心她们可能就这样跑掉，还是他希望自己可以跑掉。没过一会儿，她们已经在前面很远了。当他再也看不到她们的时候，他已经明白了，他没有勇气直接离开，他却十分希望，她们已经走了。他停了下来，在路边小便。左轮手枪在他的裤子口袋里，透过薄薄的布料他感受到了枪的冰冷。当他加快脚步想赶上她们时，每走一步手枪都碰打在他的腿上。他放慢了脚步。可当他把手伸进口袋，想把枪扔掉时，他看见了他的妻子和女儿。她们站在路中间，正等着他。他原本计划在树林中做这件事，但是枪声在这里被听到的可能性应该也不大。

他拿出枪，解除保险，而他的妻子正搂着他的脖子，抽泣着。她是那么沉重，他拼力摆脱她，走向正怔怔地盯着他的女儿，用枪对准了她的太阳穴，闭上眼睛扣动了扳机。他希望枪哑火，但是他听到了枪声，看到女孩摇晃着倒下了。

妻子发着抖，尖声大叫。他必须稳住她。直到三声枪响过后，她安静了。

现在，他是独自一人。

没有人会来命令他将手枪的枪口对准自己的太阳穴了。死去的人也不会看见他，没有人能看见他。这出戏演完了。幕已落下，他可以去卸装了。

他将手枪塞进口袋，俯身看着他的女儿。然后他开始奔跑起来。

他沿着小径跑回了街道，又沿着街道跑了一段，但不是往城里的方向，而是向西。他跑了一会儿，然后他坐在街边，靠着一棵树，喘息着，思索着他的境况。他发现，事情也不是无可救药。

他只要继续跑，一路向西，避开居民区。他可以隐居在任何一个地方，最好是在另一座城市，改名换姓，作一个不知名的难民，普普通通，勤勤恳恳。他把枪扔进阴沟里，站了起来。

走在路上，他突然想起忘记把铁十字勋章扔掉。他把它扔掉了。

绝密30年“于敏”被雪藏

李洪鹏

    于敏虽然是一位大物理学家，但他最大的爱好，竟然是中国历史、古典文学和京剧。他从小就会背不少古诗词。退休后，工作少了，他至少一天要拿出3个小时的时间来读他喜欢的书。

    由于学习和工作的繁忙，多年来于敏一天只休息6个小时左右。数十年来，于敏是靠古诗词的安眠来完成这6个小时的睡眠的。

    少时，于敏家境贫寒，受同窗父亲的资助才得以继续攻读大学。到了北京大学，于敏如饥似渴地广泛阅读各类书籍。同学们送给他一个雅号——“老夫子”。

    但是，于敏并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酸腐“夫子”，而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进步青年。当时国民党政治腐败，民怨沸腾，北大经常闹学潮，于敏常常与大家一起上街游行示威。

    1969年初，因奔波于北京和大西南之间，也由于沉重的精神压力和过度的劳累，他的胃病日益加重。在首次地下核试验和大型空爆热试验时，他身体虚弱，走路都很困难，上台阶要用手帮着抬腿才能慢慢地上去。

    热试验前，当于敏被同事们拉着到小山冈上看火球时，已是头冒冷汗，脸色苍白，气喘吁吁。由于操劳过度和心力交瘁，于敏在工作现场几至休克。

    直到1971年10月，考虑到于敏的贡献和身体状况，才特许已转移到西南山区备战的妻子孙玉芹回京照顾。一天深夜，于敏感到身体很难受，就喊醒了妻子。妻子见他气喘，赶紧扶他起来。不料于敏突然休克过去，经医生抢救方转危为安。

    由于连年都处在极度疲劳之中，1973年于敏在返回北京的列车上开始便血，回到北京后被立即送进医院检查。在急诊室输液时，于敏又一次休克在病床上。

    1944年，18岁的于敏考上了北京大学工学院，1946年，他转入了理学院去念物理，并将自己的专业方向定为理论物理。

    1949年于敏本科毕业，考取了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任助教。毕业后，他被钱三强、彭桓武调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这个所1950年才成立，由钱三强任所长，王淦昌和彭桓武任副所长。

    1960年底，在钱三强的组织下，以于敏等为主的一群年轻科学工作者，悄悄地开始了氢弹技术的理论探索。这次从基础研究转向氢弹研究工作，对于敏个人而言，是很大的损失。于敏生性喜欢做基础研究，当时已经很有成绩，而核武器研究不仅任务重，集体性强，而且意味着他必须放弃光明的学术前途，隐姓埋名，长年奔波。

    1967年6月17日，氢弹爆炸成功，爆炸当量达到330万吨。试验场上顿时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参试人员个个激动万分。从原子弹试验成功到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中国人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创造了研制氢弹的世界纪录！

    20多年前，连于敏这个名字都是绝密，他隐姓埋名30年，直到1988年，于敏的名字才得以解禁，但由于当时的解密程度有限，许多史实还没有公开。

    很多人称呼于敏为“中国氢弹之父”。对于这样的称呼，于敏极力反对，他常常对身边工作的人说：“核武器是成千上万人的事业，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你少不了我，我缺不了你，必须精诚团结，密切合作。”

    实在追问之下，他只说过这样一句话：“在氢弹的理论设计中，我是学术领导人之一。”

    对工作心无旁骛的大科学家，对生活就有点“不上心”了，竟有迷路的时候。一次，他去驻地外，回来的时候怎么也找不到路了，结果绕了很远的路，才总算回来。

    近年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于敏记忆力稍逊从前，当学生安慰他时，他还幽默地说：“我现在是‘硬件’老了，‘软件’不老！”

（选自2015年1月9日《法制晚报》）

魏景超：用心守护植物健康成长

    魏景超（1908～1976），我国著名植物病理学家、农业教育家。1930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园艺系。1933年，他参加清华大学公费留美研究生考试，名列全国第一。1937年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任职，在水稻病害研究、真茵分类学及植物病毒学研究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魏景超幼年目睹农民颠沛、饥寒交迫，深感只有振兴农业，才能解决民生问题。立志于兴农的他，大学毕业后就以优异的学习成绩获“金钥匙”奖，并成为“斐陶斐”学会会员。在美国留学期间，他利用可利用的时间和设备，放弃节假日休息，参加暑期学校学习、参观实验室和农场、访问老教授，以获取知识，汲取经验和新的见解。在学校里，他更是抓住学校资源，勤奋刻苦。图书馆里，他埋头钻研；实验室里，他观察切片、制作标本，孜孜不倦。爱思、善学、勤问的他努力摄取国外新知识、新技术，汇集大量的宝贵文献与读书笔记。可惜的是，回国正值抗日战争期间，魏景超积累了四年的书籍、笔记随交运的美国轮船一起在日机轰炸下沉于太平洋底。

    回国后执教于金陵大学的魏景超，面对国内农业教材与国际水平的差距，边执教边精心编写讲义、教材。外出采集标本、调查农作物病虫害情况、拍摄照片、绘制讲解图表等，身体力行。他先后讲授过普通和高级植物病理学、作物病害、真菌学、细菌学、植物免疫学和病毒学等课程。出版有《普通植物病理学》《植物病理学实验指导》《真菌重要目、科、属分类检索表》等优秀教材、书籍。

    魏景超十分注重课前准备工作，细致地整理授课内容、思路，并结合当时最新研究成果的讲解以扩充学生的知识面，确保课堂的高效授课。课堂上，他条理清晰、深入浅出；实验室里，他仔细观察每个学生的操作，及时指正规范；野外实习时，他认真传授观察作物病情和采集标本的知识。对学生循循善诱的他更注重因材施教，对低年级学生侧重基础知识的把握，对高年级学生侧重独立探索、学习的能力培养。对跟随他研究学习的十几个学生，他按各人的进修计划进行个别指导，耐心细致，诲人不倦。抗日战争期间，他常到外校兼课，将其所得资助家在沦陷区或家境困难的同学，竭力培养农业人才。他要求年轻助教作充分的课前准备，上课时还经常跟班听讲，对缺点加以指正，给予必要的示范。严谨的态度、躬亲的姿态，用“心”教学的魏景超对学生和其他老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水稻病害方面，魏景超先后发表8篇重要的学术报告及论文。他实地调查试验，足迹遍布江、浙、沪、闽、粤、桂、皖等近10个省市地区。他编写了《水稻病原手册》，详细记载了我国已发现和国外报道过寄生于水稻的约250种微生物，对重要病原菌简要说明其诱致的症状、发病因素和防治方法。该书作为诊断稻病的工具书，多年来为国内外同行所采用或引用。

    在真菌分类学上，魏景超亦有卓越贡献。1948年，魏景超重新鉴定了番茄漆腐病的病原菌，更正了其所属类别，还澄清并鉴定了豇豆和大豆叶斑病病原菌。晚年的他辗转在病榻与书桌之间，日夜辛劳长达6年，完成了《真菌鉴定手册》，填补了我国真菌鉴定工具书的空白。

    在植物病毒学研究方面，魏景超历来重视科学研究解决生产实际问题。早在上世纪40年代初期。他在成都附近调查烟草和番茄病害。之后又致力于华东地区十字花科蔬菜花叶病的考察、研究，阐明了常见病害的症状、病原、寄主范围及防治方法。尤其在油菜病毒研究方面，总结出油菜远村育秧、避蚜防病毒的有效措施。

    晚年身患重病的魏景超，仍心系国家。1956年江苏省昆山县油菜田发生严重病害之际，他在同志们搀扶下仍然在田间跋涉，观察油莱病情，同行者无不感动。

    “以振兴中国农业为己任”，上下求索，魏景超用躬行的一生诠释了践行者的姿态。

（摘编自李姝昱《魏景超：用心守护植物健康成长》）

【相关链接】①分类研究并非易事，寻找理想标本，往往需要连续追索数年。有时能获得满意的结果，有时也会发生错误甚至失败，但魏景超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有错必纠，从不灰心丧气，总是再接再厉地干下去。（摘编自“魏景超纪念馆”）②一想到祖国多灾多难，倍受帝国主义的欺凌，他便忿然而起。他想自己是中国人，又是公费留学生，一定要刻苦学习，为国家争光，为民族争气。（摘编自《科普中国•科技名家风采录》）

蘑菇圈^①（节选）

阿来

    蘑菇季快结束的时候，阿妈斯炯拿起手机，她想要给做州长的儿子胆巴打个电话。

    她要告诉儿子，自己老了，腿不行了，明年不能再上山到自己的蘑菇圈跟前去了。

    ……

    第二天，丹雅就上门了。

    丹雅带了好多好吃的东西，阿妈斯炯，我替胆巴哥哥看望你老人家来了。胆巴哥哥让我把你送到他那里去。

    阿妈斯炯说，我哪里也不去，我只是再也不能去找我的蘑菇圈了。

    丹雅说，那么让我替你来照顾那些蘑菇吧。

    阿妈斯炯说，你怎么知道如何照顾那些蘑菇？你不会！

    丹雅说，我会！不就是坐在它们身边，看它们如何从地下钻出来，就是耐心地看着它们慢慢现身吗？

    阿妈斯炯说，哦，你不知道，你怎么可能知道！

    丹雅说，我知道，不就是看着它们出土的时候，嘴里不停地喃喃自语吗？

    阿妈斯炯说，天哪，你怎么可能知道！

    丹雅说，科技，你老人家明白吗？科学技术让我们知道所有我们想知道的事情。

    阿妈斯炯说，你不可能知道。

    丹雅问她，你想不想知道自己在蘑菇圈里的样子？

    阿妈斯炯没有言语。

    丹雅从包里拿出一台小摄像机，放在阿妈斯炯跟前。一按开关，那个监视屏上显出一片幽蓝。然后，阿妈斯炯的蘑菇圈在画面中出现了。先是一些模糊的影像。树，树间晃动的太阳光斑，然后，树下潮润的地面清晰地显现，枯叶，稀疏的草棵，苔藓，盘曲裸露的树根。阿妈斯炯认出来了，这的确是她的蘑菇圈。那块紧靠着最大栎树干的岩石，表面的苔藓因为她常常坐在上面而有些枯黄，现在，那个石头空着。一只鸟停在一只蘑菇上，它啄食几口，又抬起头来警觉地张望四周，又赶紧啄食几口。如是几次，那只鸟振翅飞走了。那只蘑菇的菌伞被啄去了一小半。

    丹雅说，阿妈斯炯你眼神不好啊，这么大朵的蘑菇都没有采到。她指着画面，这里，这里，这么多蘑菇都没有看到，留给了野鸟。

    阿妈斯炯微笑，那是我留给它们的。山上的东西，人要吃，鸟也要吃。

    下一段视频中，阿妈斯炯出现了。那是雨后，树叶湿淋淋的。风吹过，树叶上的水滴簌簌落下。阿妈斯炯坐在石头上，一脸慈爱的表情，在她身子的四周，都是雨后刚出土的松茸。镜头中，阿妈斯炯无声地动着嘴巴，那是她在跟这些蘑菇说话。她说了许久的话。周围的蘑菇更多，更大了。她开始采摘，带着珍重的表情，小心翼翼地下手，把采摘下来的蘑菇轻手轻脚地装进筐里。临走，还用树叶和苔藓把那些刚刚露头的小蘑菇掩盖起来。

    看着这些画面，阿妈斯炯出声了，她说，可爱的可爱的，可怜的可怜的这些小东西，这些小精灵。她说，你们这些可怜的可爱的小东西，阿妈斯炯不能再上山去看你们了。

    丹雅说，胆巴工作忙，又是维稳，又是牧民定居，他接了你电话马上就让我来看你。

    阿妈斯炯回过神来，问，咦！我的蘑菇圈怎么让你看见了？丹雅并不回答。她也不会告诉阿妈斯炯，公司怎么在阿妈斯炯随身的东西上装了GPS，定位了她的秘密。她也不会告诉阿妈斯炯，定位后，公司又在蘑菇圈安装了自然保护区用于拍摄野生动物的摄像机，只要有活物出现在镜头范围内，摄像机就会自动开始工作。

    阿妈斯炯明白过来，你们找到我的蘑菇圈了，你们找到我的蘑菇圈了！

    如今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是找不到的，阿妈斯炯，我们找到了。

    阿妈斯炯心头溅起一点愤怒的火星，但那些火星刚刚闪出一点光亮就熄灭了。接踵而至的情绪也不是悲伤，而是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那种空洞的迷茫。她不说话，也说不出什么话来。

    只有丹雅在跟她说话。

    丹雅说，我的公司不会动你那些蘑菇的，那些蘑菇换来的钱对我们公司没有什么用处。

    丹雅说，我的公司只是借用一下你磨菇圈中的这些影像，让人们看到我们野外培植松茸成功，让他们看到野生状态下我公司种植的松茸怎样生长。

    阿妈斯炯抬起头来，她的眼睛里失去了往日的亮光，她问，是为什么？

    丹雅说，阿妈斯炯，为了钱。那些人看到蘑菇如此生长，他们就会给我们很多很多钱。

    阿妈斯炯还是固执地问，为什么？

    丹雅明白过来，阿妈斯炯是问她为什么一定要打她蘑菇圈的主意。

    丹雅的回答依然如故，阿妈斯炯，钱，为了钱，为了很多很多的钱。

    阿妈斯炯把手机递到丹雅手上，我要给胆巴打个电话。

    丹雅打通了胆巴的电话，阿妈斯炯劈头就说，我的蘑菇圈没有了。我的蘑菇圈没有了。

    电话里的胆巴说，过几天，我请假来接你。

    过几天，胆巴没有来接她。

（有删改）

【注】①蘑菇圈：阿妈斯炯偶然在深山里发现的蘑菇源，传说圈里的蘑菇是山里所有同类蘑菇的起源。蘑菇是一切菌类的总称，松茸是其中的一种。

我为白菜狂的日子

莫言

    12岁那年，一个临近春节的早晨，母亲叹息着，并不时把目光抬高，瞥一眼那三棵吊在墙上的白菜。最后，母亲的目光锁定在白菜上，端详着，终于下了决心似的，叫我去找个篓子来。

    “娘”我悲伤地问，“您要把它们……”

    “今天是大集。”母亲沉重地说。

    “可是，您答应过的，这是我们留着过年的……”话没说完，我的眼泪就涌了出来。“我们种了一百零四棵白菜，卖了一百零一棵，只剩下这三棵了……说好了留着过年包饺子的……”我哽咽着说。

    母亲靠近我，掀起衣襟，擦去了我脸上的泪水。透过矇眬的泪眼，我看到母亲把那两棵较大的白菜从墙上摘下来。最后，那棵最小的、形状圆圆像个和尚头的也脱离了木橛子，挤进了篓子里。我熟悉这棵白菜。因为它生长在最靠近路边那行的拐角处，小时被牛踩了一脚，一直长得不旺。我和母亲格外关照它。尽管还是小，但卷得十分饱满，收获时母亲拍打着它，感慨地对我说：“你看看它，你看看它……”在那一瞬间，母亲脸上洋溢着欣喜的表情，仿佛拍打着一个历经磨难终于长大成人的孩子。

    去集市的路上。寒风凛冽，有太阳，很弱，仿佛随时都要熄灭似的。我的手很快冻麻了，篓子跌在地上，篓底有几根蜡条跌断了，那棵最小的白菜从篓子里跳出来，滚到路边结着白冰的水沟里，根跌损了。母亲在我头上打了一巴掌，然后小心又匆忙地下到沟底将它抱上来放进篓子。我知道闯了大祸，哭着说：“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母亲的脸色缓和了，没再打骂我，只用一种温暖的腔调说：“不中用，把饭吃到哪里去了？”然后蹲下身，将背篓的木棍搭上肩头。

    终于挨到了集上。母亲将篓子放在七姥爷的旁边，就让我去上学。我也想走，但看到一个老太太朝着我们的白菜走了过来。她用细而沙哑的嗓音问了白菜的价钱，摇摇头，看样子是嫌贵。但她没有走，而是蹲下，揭开那张破羊皮，翻动着我们的三棵白菜。她把那棵最小的白菜上那半截欲断未断的根拽了下来，然后又用枯柴一样的手指，逐棵地戳着我们的白菜。撇着嘴说我们的白菜卷得不紧。母亲用忧伤的声音说：“大婶子啊，这样的白菜您还嫌卷得不紧，那您就到市上，看看哪里还能找到卷得更紧的？”

    我对这个老太太充满了厌恶感，你拽断了我们的白菜根也就罢了，可你不该昧着良心说我们的白菜卷得不紧。我忍不住冒出了一句话：“再紧就成了石头蛋子了！”老太太惊讶地看着我。母亲转回头批评我：“小小孩儿，说话没大没小的！”

    老太太撕扯着那棵最小的白菜上那层已干枯的菜帮子。我十分恼火，便刺她：“别撕了，你撕了让我们怎么卖？！”

    “你这个小孩子，说话怎么就像吃了枪药一样呢？”老太太嘟哝着，但撕扯菜帮子的手却并不停止。

    她终于还是将那层干菜帮子全部撕光，露出了鲜嫩、洁白的菜帮。这样的白菜包成饺子，味道该有多么鲜美啊！老太太抱着白菜站起来，让母亲给她过秤。终于核准了重量，老太太说：“俺可是不会算账。”母亲因偏头痛，算了也没算清，对我说：“社斗，你算。”

    我找了根草棒，用刚学的乘法，在地上算着。我报了一个数字，母亲跟着报出。

    “没算错吧？”老太太用不信任的目光盯着我说。

    “你自己算就是了。”我说。

    “这孩子，说话真是暴躁。”老太太低声嘟哝着，从腰里摸出一个肮脏的手绢，层层揭开，露出一沓纸票，沾了些唾沫，一张张地数着。她终于将数好的钱交到母亲的手里。我看到七姥爷尖锐的目光在我脸上戳了一下，然后移开。

    我放了学回家，一进屋就看到母亲正坐在灶前发呆。三棵白菜都躺在蜡条篓子里，那棵最小的因剥去了干帮子，已经受了严重的冻伤。我的心猛地一沉，知道最坏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母亲抬起头，眼睛红红地看着我，许久，用一种让我终生难忘的声音说：“孩子，你怎么能这样呢？你怎么能多算人家一毛钱呢？”

    “娘”我哭着说，“我……”

    “你今天让娘丢了脸……”母亲说着，两行泪挂在了腮上。

    这是我看到坚强的母亲第一次流泪，至今想起，心中依然沉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