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瓦连科在他后面一把抓住他的衣领，使劲一推，别里科夫就连同他的雨鞋一齐乒乒乓乓地滚下楼去。楼梯又高又陡，不过他滚到楼下却安然无恙，站起来，摸了摸鼻子，看了看他的眼镜碎了没有。可是，他滚下楼的时候，偏巧华连卡回来了，带着两位女士。她们站在楼下，怔住了。这在别里科夫却比任何事情都可怕。我相信他情愿摔断脖子和两条腿，也不愿意成为别人取笑的对象。是啊，这样一来，全城的人都会知道这件事，还会传到校长耳朵里去，还会传到督学耳朵里去啊。哎呀，不定会闹出什么乱子！就不定又会有一张漫画，到头来弄得他奉命退休吧。……

到他站起来，华连卡才认出是他。她瞧着他那滑稽的脸相，他那揉皱的大衣，他那雨鞋，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以为他是一不小心摔下来的，就忍不住纵声大笑，笑声在整个房间里响着：

“哈哈哈！”

这响亮而清脆的“哈哈哈！”就此结束了一切事情：结束了预想中的婚事，结束了别里科夫的人间生活。他没听见华连卡说什么话，他什么也没有看见。一到家，他第一件事就是从桌子上撤去华连卡的照片；然后他上了床，从此再也没有起过床。

过了一个月，别里科夫死了。我们都去送葬。

我们要老实说：埋葬别里科夫这样的人，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我们从墓园回去的时候，露出忧郁和谦虚的脸相；谁也不肯露出快活的感情。——像那样的感情，我们很久很久以前做小孩子的时候，遇到大人不在家，我们到花园里去跑一两个钟头，享受完全自由的时候，才经历过。

我们高高兴兴地从墓园回家。可是一个礼拜还没有过完，生活又恢复了旧样子，跟先前一样郁闷、无聊、乱糟糟了！局面并没有好一点。实在，虽然我们埋葬了别里科夫，可是这种装在套子里的人，却还有许多，将来也不知道有多少呢？

“三天，”娜塔莎说。“我觉得，我爱了他一百年了。我觉得在爱他之前，我从来没有爱过任何人。你不会懂得这个的，索尼亚，等一下，坐到这里来，”娜塔莎又抱她又吻她。“我听说过，这种事是常有的，你当然也听说过，但我直到现在才感受到这种爱情。这不是从前那样的。我一看见他，我就觉得，他是我的主人，我是他的奴隶，并且不能不爱他。是的，奴隶！他命令我做什么，我便做什么。你不懂得这个。我要怎么办呢？我要怎么办呢，索尼亚？”娜塔莎带着幸福的惊惶的面色说。

“但你要想想看，你在做什么，”索尼亚说。“这件事我不能够让它这样的。这些秘密的信……你怎能让他弄到这个地步？”她带着恐惧和难以掩饰的憎恶说。

“我向你说过，”娜塔莎回答，“我没有意志了，你怎么不懂得这个：我爱他！”

“这件事我决不让它这样的，我要说的，”索尼亚眼泪迸流，大声地说。

“你是什么意思？为了上帝的原故，假使你要说，你就是我的敌人，”娜塔莎说。“你想要我不幸。你想要我们分裂……”

看到娜塔莎的这样的恐惧，索尼亚为她的朋友流下了羞耻和怜悯的泪。

“但是你们当中发生了什么？”她问。“他向你说了什么？为什么他不到家里来？”

娜塔莎没有回答她的问题。

“为了上帝的原故，索尼亚，不要告诉任何人，不要折磨我，”娜塔莎请求。“你记着，人不能够干预这类事情的。我向你公开了……”

“但是为什么有这些秘密？为什么他不到家里来？”索尼亚说。“为什么他不直接来向你求婚呢？要知道安德来公爵给了你完全的自由，假使是如此；但我不相信这个。娜塔莎，你想过没有能有些什么样的秘密的原因吗？”

《在桥边》

----伯尔

　　他们替我缝补了腿，给我一个可以坐着的差使：要我数在一座新桥上走过的人。他们以用数字来表明他们的精明能干为乐事，一些毫无意义的空洞的数目字使他们陶醉。整天，整天，我的不出声音的嘴像一台计时器那样动着，一个数字接着一个数字积起来，为了在晚上好送给他们一个数字的捷报。当我把我上班的结果报告他们时，他们的脸上放出光彩，数字愈大，他们愈加容光焕发。他们有理由心满意足地上床睡觉去了，因为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走过他们的新桥……

　　但是他们的统计是不准确的。我很抱歉，但它是不准确的。我是一个不可靠的人，虽然我懂得，怎样唤起人们对我有诚实的印象。

　　我以此暗自高兴，有时故意少数一个人；当我发起怜悯来时，就送给他们几个。他们的幸福掌握在我的手中。当我恼火时，当我没有烟抽时，我只给一个平均数，或更低的数字；精神愉快时，我就用五位数字来表示我的慷慨。他们多么高兴啊！每次他们郑重其事地在我手中把结果拿过去，眼睛闪闪发光，还拍拍我的肩膀。他们什么也没有料想到!然后，他们就开始乘呀，除呀，算百分比呀，以及其他我所不知道的事情。他们算出，今天每分钟有多少人过桥，10年后将有多少人过桥。他们喜欢这个未来完成式，未来完成式是他们的专长——可是，抱歉得很，这一切都是不准确的……

　　当我的心爱的姑娘过桥时——她一天走过两次——我的心简直就停止了跳动。我那不知疲倦的心跳简直就停止了突突的声音，直到她转入林荫道消失为止。所有在这个时间内走过的人，我一个也没有数。这两分钟是属于我的，完全属于我一个人的，我不让他们侵占去。当她晚上又从冷饮店里走回来时——这期间我打听到，她在一家冷饮店里工作——，当她在人行道的那一边，在我的不出声音、但又必须数的嘴前走过时，我的心又停止了跳动；当不再看见她时，我才开始数起来。所有一切有幸在这几分钟内在我朦胧的眼睛前面一列列走过的人，都不会进入统计中去而永垂不朽了：他们全是些男男女女的幽灵，不存在的东西，都不会在统计的未来完成式中一起过桥了……

　　这很清楚，我爱她。但是她什么也不知道，我也不愿意让她知道。她不该知道，她用何等可怕的方式把一切计算都推翻了，她应该无忧无虑、天真无邪地带着她的长长的棕色头发和温柔的脚步走进冷饮店，她应该得到许多小费。我在爱她。这是很清楚的，我在爱她。

　　最近他们对我进行了检查。坐在人行道那一边数汽车的矿工及时地警告了我，我也就分外小心。我像发疯似地数着，一台自动记录公里行程的机器也不可能比我数得更好。那位主任统计员亲自站在人行道的那一边数，然后拿一小时的结果同我的统计数字相比较。我比他只少算了一个人。我心爱的姑娘走过来了，我一辈子也不会把这样漂亮的女孩子转换到未来完成式中去；我这个心爱的小姑娘不应该被乘、被除、变成空洞的百分比。我的心都碎了，因为我必须数，不能再目送她过去，我非常感激在对面数汽车的矿工。这直接关系到我的饭碗问题。

　　主任统计员拍着我的肩膀，说我是个好人，很忠实、很可靠。“一小时内只数错了一个人，”他说，“这没有多大关系。我们反正要追加一定的百分比的零头。我将提议，调您去数马车。”

　　数马车当然是美差。数马车是我从来没有碰到过的运气。马车一天最多只有25辆，每半小时在脑中记一次数字。这简直是交了鸿运！

　　数马车该多美！4点到8点时根本不准马车过桥，我可以去散散步或者到冷饮店去走走，可以长久地看她一番，说不定她回家的时候还可以送她一段路呢，我那心爱的、没有计算进去的小姑娘……

槐花约

谢冕

    一个春日，友人从济南捎话说，中天门的槐花开了。友人记得我与槐花有个约定。

    十年前的仲夏，广袤的华北平原正吹着暖风，一片葱绿，槐花花事已过。那日清晨，相约几位朋友步行登泰山，过斗母宫，过壶天阁，过回马岭，望不尽的奇峰峻岭，竟是一派令人惊叹的“青未了”！约行两小时，一曲艰难的盘山道走过，迎面而来的是一片开阔地，中天门到了！令人惊喜的是，在平原已过了季节的槐花，在中天门竟是以漫山遍野的灿烂迎接我：花若有待！我知道，槐花隐忍着推迟她的花期，她在等着我的到来。

    平原上的槐花我见过，在我的燕园，那里的槐花也很有名，未名湖山间的夹道旁，朗润园的湖滨山崖，春深时节也是满世界的芬芳。但那些花景是散落各处的，这里一丛，那里一丛，总在隐约仿佛之间。而中天门这里不同，是集聚性的、无保留的、竭尽心力的绽放，不是绽放，简直就是喷发！那情景，那气势，一如充盈在齐鲁大地无所不在的侠气与柔情，令人内心感到温暖。极目望去，眼前涌动的一片花海，白花花的竟是让人心惊的明亮。在道旁岭崖，在云岚氤氲的山谷，到处都是她飘洒的璎珞。浅浅淡淡的绿中泛着明媚耀眼的白，在明亮的阳光下闪着宝石的光芒。

    多情的让人心疼的中天门槐花！为了迎接我的到来，她用那浓郁的、甜蜜的香气蒸熏着我，是蜜一般的甜，是果一般的香，是让人心醉的缱绻与缠绵！

    那年是我第一次登泰山，是我集聚了数十年的圆梦之举。我不是旅行者，也不是香客，我是一个朝圣者。我知道那山山势奇陡，数十里的山道，七千多级的台阶，还有那让人惊心动魄的十八盘。但我决心一步一步地从山下拾级而上，如使徒之神往伯利恒，如穆斯林之朝觐麦加，泰山就是我心中的圣地。我朝拜圣地，我坚持要用一步一步的攀登来表示我的虔诚，我要用一步一步的跋涉来丈量它的伟大。

    我知道它是天下众山之首，我知道它奇兀、险峭、壮美，但在我的心中，它不单是一座风景山，更是一座文化山。风景优美的山，并不罕见，而文化积蕴深厚的山，则名世者稀。武当有道，普陀有佛，武夷有儒，但泰岳却是集大成者。登泰山就是向中华文明的朝圣之举，就是用自己的身体来阅读一部浩瀚的华夏文明史。整个的中华文脉气韵都荟萃在它的山岚之间，那些历代帝王留下的封诰碑石，那些摩崖上的诗文墨迹，多少的先贤汗水和墨香播撒在泰山的盘山古道上。

    我来北地数十载，有诸多机会可以向它礼敬，因为景仰，所以肃穆，我总是惮于贸然登临。登泰山是我生命中的一个节日，我要在最庄严的日子，以最虔诚的心情，用我最郑重的方式表达我最深沉的敬意。这一说就是至少一个甲子的等待。我与泰山的约定如金石，践约选择的就是那一年，那一月，那一日，那一刻。

    中天门似是久待后的欣喜，它以满山满谷的槐花云、槐花雪、槐花风、槐花雨，来回应我与它的心灵之约。那次登临之后，我开始寻求再次登山的机缘。我暗下决心，相约以十年为期，重践我的槐花之梦。

    这就到了此年、此月、此日、此刻。朋友记得我的心愿，他们生恐我误了花期，提醒我：中天门的槐花开了。我如听天音召唤，摈弃手边俗务，跃身而往。是日，朝发永定门，高铁如流光，午前直抵泰安。较之十年前，我身边多了几位陪同者，均乃儒雅时贤，一路言谈甚欢。

    午后二时抵中天门，但见满谷槐花汇成了溢满岱宗的香雪海 ， 自2004年5月首次登临，阅槐花盛事于中天门，至今已近十载。2013年的春日，我如约前来，但见花事如海，依然真情如梦。十年旧约，两不相忘。都言花能解语，我言花有信、有情、有爱。中天门的槐花，齐鲁大地的情义之花！我将此种感受发至远方：“永远的槐花之约，你开了，我就来了！”为了表达我对槐花的感激，也许可以改一种表述：“永远的槐花之约，我来了，你就开了！”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当民国范儿遇上物理达人

明心

    80年前，一个有着浓郁民国范儿的23岁才女，踏进了美国伯克利大学的校门，从此开启了一段非凡的人生之旅。她就是有“东方居里夫人”之称的物理学家吴健雄。

    吴健雄出身在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吴仲裔是位有远见卓识的开明士绅。吴健雄“健”字辈，排行第二，父亲以“英雄豪杰”依次命名，故得名健雄。虽为女儿身，父亲希望她不让须眉，胸怀男儿志，积健为雄。吴仲裔一向重视教育，自然不会错过孩子的启蒙教育。但在吴仲裔看来，中国之所以落后，受洋人欺侮，主要原因是科学不发达，因此他时常跑到上海的书店，为孩子们购买一些有关科学知识的图书及报纸杂志。当别的女孩还在为不用裹小脚而庆幸的时候，小健雄已经知道了大气的压力、水的浮力，以及打雷和闪电是怎么回事等自然科学知识，并按照书里看到的、收音机里听到的，开始跟哥哥一起做一些简单有趣的科学实验了。

    等到了上学年纪，在父亲创办的明德女子学校里，十来岁的吴健雄知道了“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大胸怀，明白了“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才是最好的学习态度。

    受父亲教育救国思想的影响，吴健雄后来考上了苏州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其间，她多次到东吴大学听胡适演讲，常使少年吴健雄“思绪潮湃，激动不已”。吴健雄曾说，在一生中影响她最大的两个人，一个是她父亲，另一个则是胡适先生。她的研究“不过是根据胡先生平日提倡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之科学方法”。

    后来，吴健雄从中央大学数学系转到物理系。老师同学大为不解，都认为她在数学领域肯定能有所建树，却不知她对物理学早已“情有独钟”。

    吴健雄知道，全球物理研究的顶尖机构在美国，她决定赴美深造。1936年，吴健雄来到美国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求学。然而想进伯克利物理系并不容易，吴健雄需要接受物理系主任柏基的测试。柏基的能力与贡献虽被人称道，但他对外域人和女性存有偏见，吴健雄两者均占。面试时吴健雄一脸的坦然，身着旗袍，举止端庄，有条不紊地介绍了自己在国内的学习和研究情况。柏基破例接受了吴健雄的入学申请。

    虽然当时西方科学界始终充斥着“物理科学实验是男性领域”的性别偏见，但这种偏见在吴健雄严谨的实验精神和无差错的实验结果面前，一次次被打破。健雄的博士论文导师——193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劳伦斯，得知吴健雄毕业后苦于美国一流大学和研究机构都拒绝女性作物理教师之时，毫不犹豫地作了她的推荐人，普林斯顿大学破天荒地接纳了第一位物理女教师。

    吴健雄的另一位导师——1959年的诺贝尔奖得主塞格瑞对她更是关照有加。正是塞格瑞引导吴健雄发现了对铀原子核分裂连锁反应有关键影响的惰性气体“氙”，奠定了她在物理界的地位。他评论吴健雄：“她的意志力和对工作的投入，使人联想到居里夫人，但她更加入世、优雅和智慧。”

    1956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合作研究，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理论。理论一提出，便在物理学界引起了很大震动，很多有影响力的物理学家不以为意，甚至认为没有必要花时间验证。而吴健雄以其非凡的洞察力，认识到此项实验的重要性及其意义。同年，她便用无懈可击的实验证实了该理论的正确性。这一实验结果，推动了物理学的发展，也把35岁的杨振宁和31岁的李政道推上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但领奖台上唯独缺了这位女物理学家的身影。

    由于性别偏见而与诺奖失之交臂的吴健雄，并没有停下做研究的脚步，她依然穿着自己裁剪的旗袍，在实验室埋头做实验，在她眼里“名利可以无视，实验却不可以停止”。此后，吴健雄先后用实验证明了核β衰变在矢量流守恒定律，以及在β衰变研究的其他贡献，关于量子力学的基本理论方面的实验等重要成果。

    对名利，吴健雄看得很淡，她总认为自己是个平凡的中国女性。她钟爱旗袍，每逢出席各种重要场合，她总是为自己准备得体的旗袍，表示对祖国的尊重；她家的客厅里，悬挂着中国字画，书架上收藏着许多中国古书及一些瓷器；演讲中，她都会忍不住提到祖国……

    离家37年后，吴健雄终于在1973年踏上了回国之路，彼时双亲都已不在。1984年，吴健雄参加母校明德楼落成典礼，独资捐建了明德学校紫薇楼。4年后，又捐出百万美元巨款设立“吴仲裔奖学金”表达自己的寸草之心。1992年，四位华人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李远哲，在台北发起成立“吴健雄学术基金会”，要给八十华诞的吴健雄一个惊喜。她一再婉拒，竟躲了起来。吴健雄说：“我不喜欢出风头，做研究是我的本分，我只是运气好，成果还不错而已，不要以我的名字成立基金会。”

    1997年，吴健雄去世，享年85岁。除了魂归故里，她仅有的遗愿就是向母校捐款200多万元建一座科技大楼。

（选自《环球人物》2017年第四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