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哲敏院士：“给力”中国力学学科建设与发展

孙自法

    为中国力学学科建设与发展不遗余力、倾尽全力的著名力学家郑哲敏院士，是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美国工程院外籍院士、中国爆炸力学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中国力学学科建设发展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他“给力”祖国，祖国给予他国家最高科技奖的殊荣。

    1943年，郑哲敏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电机系，次年转入机械系。1946年，郑哲敏所在的工学院回到北京清华园。同年，钱伟长从美国回国到清华大学任教，在他的课上，大四的郑哲敏首次接触到弹性力学、流体力学等近代力学理论，钱伟长严密而生动的理论分析引起了郑敏的极大兴趣。1947年毕业后，郑哲敏留在清华大学做钱伟长教授的助教。多年后，郑哲敏回忆，钱伟长重视数学和物理等基础学科对自己影响很大，使他确定研究力学的道路。

    1948年4月，在钱伟长等人推荐下，郑哲敏获准入学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并于一年后成为钱学森的博士研究生。1954年9月，郑哲敏从纽约乘船离美，辗转欧洲，1955年2月回到祖国后进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力学研究室工作，随后参加钱学森创建中科院力学研究所的工作。

    1956年1月，郑哲敏成为力学所的首批科技人员之一，任弹性力学组组长。同年，他还作为助手参加了钱学森主持的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中全国力学学科规划的制订。后来在钱学森指导下，郑哲敏建立起爆炸力学学科，这一切，深深影响到郑哲敏的研究方向和治学风格。1984年2月，郑哲敏还接过钱学森的接力棒，出任中科院力学所第二任所长。

    郑哲敏科研生涯的最早期主要从事热弹性力学和水弹性力学的研究，回国后曾根据国家的需要从事地震响应、水轮机叶型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后来因为国家科研布局调整，郑哲敏选择高速高压塑性动力学研究方向，并于很短时间内在爆炸成形方面取得完整、深入的研究成果，从而拉开爆炸力学研究的序幕。

    郑哲敏在爆炸力学方面的主要贡献包括：一是提出流体弹塑性体模型，促进形成完备的爆炸力学学科体系；二是建立爆炸力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为武器设计与武器效应评估提供崭新的力学基础；三是开辟爆炸成形、爆炸筑堤等关键技术领域，并发展水下爆炸及其与结构相互作用的理论，解决了重大工程建设核心难题。

    郑哲敏还通过对“瓦斯突出”的机理研究，认为“瓦斯突出”的动力来源于煤层瓦斯中含有的机械能。

    与此同时，作为中国力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的组织者和领导者，郑哲敏参与和主持制定了一系列重要力学学科及相关科学规划。他总体把握中国力学学科发展方向，积极倡导、组织和参与热弹性力学、水弹性力学、材料力学行为、环境力学、海洋工程、灾害力学、非线性力学等多个力学分支学科或领域的建立与发展。

    在材料力学研究中，郑哲敏提出的硬度表征标度理论，在国际上有重要影响并被广泛引用，还以他与合作者的姓氏命名为C-C方法。引领中国力学发展的郑哲敏为促进中国力学界与国际力学界的交融、提升中国力学国际地位等做出重要贡献。

    当前中国科技发展水平虽然有很大进步，但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有不小差距。郑哲敏认为，学术界浮躁的风气是制约发展的重要原因。“科研需要耐心。现在，一些人都急于求成，沉不下心来坐冷板凳，这样做出的最多是中等成果，很难有出色的、有重大影响的成果。有的人急于要实效，不重视基础理论研究，最终会极大地制约整体科技的发展。”

    他提醒说，当科学家并不像大家看上去的那么美。“科研有突破的那一刻很快乐，但是更多的时候很苦、很枯燥，在一遍又一遍的错误中寻求突破，在反反复复的试验中总结创新。”

    在郑哲敏眼里，现代科学精神的精髓就是古希腊时代传承下来的“自由探索”的精神。纵观中国自身的历史发展和文化传承，“自由探索”精神相对薄弱，这也是造成中国科学创新不足的核心问题。要真正激活科技界的创造力，“自由探索”不仅仅是一种科学精神，也应成为一种人生目标。

    郑哲敏指出，中国当下的青年科研人员压力特别是政策压力很大，现在各种评奖评审、项目申请等，“把人搞得很浮躁，东迎西迎，像无头苍蝇一样乱撞”，年轻人急功近利、不能沉下心来，必然影响到他们开展科学研究和从事科研的决心。他呼吁尽快给青年科研人员减压，把他们从烦躁、浮躁的“包围圈”中解放出来。

    已89岁高龄的郑哲敏仍然活跃在科研一线。近年来，他将研究重心转向水下高速航行体的流固耦合力学问题、海底天然气水合物开采技术与安全性等方面，带领相关研究团队为国家海洋安全和海洋资源能源的开发作贡献，并指导有关课题组继续进行爆炸与冲击动力学研究。

    耄耋之年的郑哲敏接受采访时一直面带微笑，笑容里还不时透出些孩童般的调皮与无邪。他身边的同事称，微笑与乐观也许就是郑老健康长寿的秘诀。

屠呦呦是如何被国际科学界发现的

    从1960年末开始，屠呦呦以“中医中药专业组”组长的身份加入到当时的国家抗疟“523任务”行列，1972年，她领导的研究小组首次提取出了青蒿素。到了1975年，青蒿素的化学结构在屠呦呦的参与下被确定。

    然而，由于“523任务”的保密性质，在整个过程中，屠呦呦没有任何研究论文发表出来，外界对她所做的工作不得而知。

    直到1979年，国家科委将“国家发明奖”颁给青蒿素研究成果，其中屠呦呦为第一发明单位的第一发明人。同年，中国的外宣刊物《中国建设》发表了一篇短文，介绍了青蒿素的研究。

    《中国建设》是一份由宋庆龄创办的英文杂志。在1979年8月号，该杂志发表了题为“一种新型抗疟药物”的文章，这让西方的科研人员第一次了解到来自中国的青蒿素研究成果。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讲述了“一名药物研究所研究员”受到东晋医学典籍的启发，想到用新方法提取青蒿素的故事。文章并没有写出这名研究员叫什么名字，但用了“她”来指称这名研究者。

    这篇文章后来在各种英文出版物中被广泛引用。1985年，美国《科学》杂志发表了一篇关于青蒿素的综述文章，该文详细描述了中国科研人员取得的进展。然而，在写到关键人物时，文章也并没有具名指出研究者是谁，只是含糊地说“一名研究者”，这种说法也是源自《中国建设》的那篇文章；尽管在同一篇综述中，作者引用了两篇屠呦呦为第一作者的研究论文，那两篇论文分别发表于1981年和1982年。

    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青蒿素已经在国内外治病救人，而其发现者究竟是谁，一直都是模糊不清的。

    2006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传染病专家路易斯·米勒(Louis Miller)与同事苏新专一起到上海参加一个关于疟疾的学术会议。其间，米勒向与会的所有科学家打听，是谁发现了青蒿素，然而没有一个人回答得上来。

    英国牛津大学和泰国玛希隆大学的尼古拉斯·怀特(Nicholas White)，是抗疟药物的专家，曾经在临床上做出许多突破性的进展。然而当米勒问他青蒿素是谁发现的时候，连怀特也答不上来。

    这让米勒感觉非常不好，他想到了奎宁的历史。奎宁是在青蒿素出现之前被广泛应用的一种抗疟药物。奎宁的应用最早出现于16世纪的秘鲁印第安人之中，后来被西班牙人带回欧洲使用，然而印第安人从未被认定为奎宁的发现者。“今天，专家们说印第安人不可能做出这样一项发现。”米勒说，“我发誓在青蒿素的问题上，我不能让历史重演。”

    于是，从2007年开始，米勒与同事开始调查青蒿素的发现者是谁。

    著名生物学家饶毅兼有科学史家的慧眼，在一篇题为“中药的科学研究丰碑”的文章中，饶毅和他的同事写道：“青蒿素的发现和应用，广为人知。而屠呦呦的贡献，却一直有争议。其原因还待更多史家细究。一个重要的文化问题是，面对重要的发现，出现矛盾时，中国的有关部门不是确切地搞清楚各人的功劳而是回避矛盾、袖手旁观，导致缺乏认可，而国外的科学家和医药界不可能搞清楚中国内部刊物和会议的记录。”

    他们的研究进一步指出，“屠呦呦在青蒿素的发现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然而“没有获得中国充分的认可，也缺乏国际肯定”，2011年，屠呦呦终于获得了医学科学领域最重要的奖项——拉斯克奖。这个奖项也一直被认为是诺贝尔奖的风向标。

    苏新专认为，拉斯克奖的评奖主要在于三个方面：一是谁先把青蒿素带到“523项目组”，二是谁提取出有100%抑制率的青蒿素，三是谁做了第一个临床实验。

    苏新专还表示：“美国人颁奖主要注重科学发现的思维而不在乎是谁做的，因为想法来自屠呦呦，所以奖就是颁给屠呦呦而不是给她小组亲自做实验的人。”

    与这种思维相似，诺贝尔化学奖委员会主席斯文·利丁(Sven Lidin)曾对南方周末记者这样解释他们的评判标准：“即便当我们去看有大量人员参与的领域，通常情况下你都能追溯到一个起始点，那时只有有限的几个人……是他们点燃了火种。”

    不过，与米勒和苏新专的观点不大相同的是，黎润红等人认为青蒿素的发现并不能归功于屠呦呦一人。“米勒等的观点是以现代科研的评价模式来衡量当时的科研活动，其结论值得讨论。”他们这样写道。

    “若一定要确认在青蒿素发现中个人贡献的话，如同田径比赛中多人接力赛，屠呦呦是其中一棒的冲刺人。因此，抗疟新药青蒿素的发现这一成果应属于这个团队。”黎润红等人在研究结论中这样说。

    饶毅等人在解释青蒿素的发现争议不断的时候，总结了几点原因。包括论文写作不及时，发表不规范；“文革”的阴影很明显，科技信息不能经常交流，论文多用集体署名，埋下了往后争议的伏笔；此外，屠呦呦个人性格的特点也是一个因素。

(节选自2015年10月6日《南方周末》)

周汝昌：为芹辛苦见平生

卫毅

    1947年秋天，周汝昌的命运被一只装着书的篮子改变。他的名字从此与《红楼梦》相联，直到他于2012年5月31日去世。几十年中，人们想到他时，头脑里浮现的第一个词是：红学家。

    作为大学生的周汝昌，那年秋天来到燕京大学图书馆，他想借阅敦敏所著的《懋斋诗钞》。馆员把他填好的书单放到篮子里，传至楼上书库。当篮子中的书传下来时，周汝昌发现书上附着的借书卡一片空白﹣﹣这么多年来，从未有人借过。对于“红学”来说，这是意义非凡的瞬间。“新红学”自1921年以后，已有多年波澜不惊。

    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和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分别于1921年和1923年出版。这是《红楼梦》研究进入新阶段的标志。然而，两人对《红楼梦》的评价并不高。胡适认为《红楼梦》不及《儒林外史》，俞平伯则认为《红楼梦》在中国小说史上只是二等。

    在遇到《懋斋诗钞》之前，周汝昌与《红楼梦》似乎并无多少缘分。他1918年生于天津咸水沽，家境殷实，家中有草火园子。小时候，母亲常给他讲园中旧事，每次言及都感叹，那真像《红楼梦》啊。母亲藏有《石头记》，周汝昌找来翻阅；但他看了开头便无再读下去的兴趣，“沉闷乏味”是他彼时感受。

    1940年，周汝昌考入燕京大学。次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周汝昌失学回家。1947年，已是三个孩子父亲的他重返燕园。“旧地重游，我已身世沧桑，年华老大。朝气难回，伤情易触。我心绪总带着凄凉的滋味。”此时，四哥周祜昌，失业在家，读《红楼梦》时发现有胡适所写之序言。胡适说他发现了曹雪芹友人敦诚的《四松堂集》，但敦敏的《懋斋诗钞》尚未找到。周祜昌看到这句话，便给弟弟去信，让他到燕大图书馆找一找，看能否寻得《懋斋诗钞》。

    周汝昌细读《懋斋诗钞》，对曹雪芹的生卒年有了自己的思考，随后写出《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懋斋诗钞＞中之曹雪芹》并发表，引起了轰动。

    胡适看到文章后，给素昧平生的周汝昌写信，称赞他并说“《懋斋诗钞》的发现，是先生的大贡献”。胡适的鼓励对周汝昌投身“红学”起了重要作用。半年里，两人多次书信往来。更让人惊讶的是，周汝昌写信向胡适借其珍藏的《甲戌本石头记》，胡适立即托人送至其家。该珍本价值连城，胡适借给周汝昌后，何时归还都不过问，好像忘了有这回事，这让周汝昌非常感叹。几十年后，周汝昌回忆平生所交鸿儒硕学，认为唯有胡适够得上一个“大”字。

    1953年冬，12岁的刘心武在北京读初一。一天，他从家对面书店里的《红楼梦新证》书中看到“红楼梦人物想象图”，大吃一惊，因为这与他自己头脑中想象的人物有很大不同。刘心武认为此书是他对红学感兴趣的来源。

    此时，周汝昌已举家赴蜀，在四川大学任教。《红楼梦新证》出版后，很快脱销，出版社在3个月内加印3次。周汝昌在书里回顾了对《红楼梦》的种种贬低言论，指出《红楼梦》是一部石破天惊的伟著，曹雪芹是旷世天才。《红楼梦新证》让周汝昌名声大噪。

    一年后，他奉调回京，进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不久，“批俞”“批胡”运动开始。周汝昌与胡适之间的交往，成为“污点”。随后多年，他一次次被“思想改造”。1969年，他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干不了重活，就被分配去挑粪，与杨霁云同组。从茅坑到菜园，有一段路程，路上无人监督的时候，他们就停在树下，在大粪旁漫谈《红楼梦》。

    1970年8月，他再被调回京城。2004年，他写的《石头记会真》出版。《红楼梦新证》与《石头记会真》，被人们认为是他红学研究的两大高峰。

    56年前，他向胡适借得《甲戌本石头记》，并向胡适提出建议：应当依据《甲戌本》，加上《庚辰本》和《戚序本》，精核整订出一部接近曹雪芹原著真手笔的好版本。这个愿望的实现，用了56年。

    胡适早已辞世，《石头记会真》成书时，周汝昌心情非常复杂：“我不知以何言辞表达我的心情，悲喜二字，是太简单太无力了。”

    周汝昌服膺曹雪芹之言：“愧则有余，悔又无益。”这也是他的人生感叹。不是不悔。若真的不悔，那愧又何来？其愧既又有余，则其悔之深可想而知矣。然而，悔到底是个“马后炮”，比及知悔能悟，事情早已明日黄花，成了“历史”，故曰无益。呜呼，岂不可悲，岂不可痛！

    周汝昌曾请人在自己的石质镇纸上刻下两句诗，这也是他一生的写照：借玉通灵存翰墨，为芹辛苦见平生。

（选自《南方人物周刊》，有删改）

凯恩斯的手

董桥

    一九一四年八月二日，哲学家罗素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院子里碰到经济学家凯恩斯。凯恩斯急着赶到伦敦英国财政部去，不能跟他多谈。凯恩斯希望借到一部摩托车赶到伦敦去。罗素说，剑桥不是有火车开到伦敦去吗？“赶不及了！”凯恩斯掉头跑去找住在附近的一位亲戚。那位亲戚不但有一部摩托车，还答应马上载他到伦敦去。摩托车开得很快，这位在剑桥教经济学的教授、主编经济杂志的经济学家不久就到了财政部了。

    过不了几天，战火就蔓延开来。财政部长看到凯恩斯呈上去的那份备忘录之后说：“凯恩斯是什么人？”旁边的人告诉他，凯恩斯在剑桥教书，懂得不少经济学。部长说：“为什么要找外人来出主意？”可是财政部长还是细读了那份备忘录，并且吸收了其中不少养分。“大部分的钱应该拔出去支付工资，不然工人要失业。”凯恩斯当时给母亲的信中有这样一句话。一套影响深远的经济理论已经在慢慢建立起来了。英国参战的两三天后，凯恩斯和罗素等几位反战的朋友见面聊天，凯恩斯说：“银行太胆小了，毫无主张，毫无领导魄力。”凯恩斯后来终于正式给延揽到财政部去。

    财政部的工作比教书、编杂志繁重，凯恩斯只好趁周末到娃妮莎的庄园去调剂一下身心。他通常是星期五晚上到，手上提着一大包财政部文件上楼，一直关在房间里到隔天大家吃中饭才下楼。这个时候，他房里的字纸篓早就堆满一大堆他处理过的文件。伦敦郊区午后的阳光分外明媚，凯恩斯最喜欢跑出去清除门前小路上的杂草。他不像别人那样铲草不除根：他总是跪在一小块草席上，用一把小折刀根除草坪中每一叶莠草。这种做法当然很费时间；可是，凯恩斯每一次来都在做，不久，砂砾小路果然变得又干净又悦目了。

    他是一个最会把理论化为实践的人。砂砾小路应该长满杂草是他的理论；用小折刀根除每一叶莠草是实践。没有杂草的小路的确比长满杂草的小路像样。当时有一位政府高官说：“凯恩斯是艺术家，加几分天才。”艺术家的心要细，天才的眼睛要敏锐。凯恩斯还有一双“柔滑的手，手指修长灵巧”，而且一辈子最喜欢注意人家的手。因此，一九一九年年初，凯恩斯以英国财政部首席代表的身份到巴黎出席和平会议，给了他一个机会在谈判桌上仔细观察那些政要的手指。法国总理克莱门梭好像早就知道这一点，故意戴上黑色皮手套，凯恩斯只得转而观察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手。总统的手“相当干练，相当有力”。几年后，凯恩斯到白宫晋见罗斯福总统，认为罗斯福的手“也相当稳健，但不聪明，没有手段”；他还注意到总统的指甲“又短又圆，十足生意人的手指”。

    出去当谈判代表的人最好都有一双生意人的手；凯恩斯的手跟罗素、跟史特拉齐的手一样“修长灵巧”——是剑桥的手。他又很喜欢把手藏到另一只手的衣袖里去，教人想到剑桥人潜意识里出世而不是入世的精神。剑桥那些反战朋友当然不赞成他到财政部做事；这些人的政治观点大体上是对的，只是他们看不见当时的政治暗流，不知道政府的用意。凯恩斯既看见也知道：可是朋友们谈得很激烈的时候，他根本不能大声阻止他们说：“事情并不是这样。事实是……”因为事实是保密的。他要对自己负责，也要对自己生存的社会负责。社会处在紧急关头之际，每个人都有义务做点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只是他的做法永远是温和的、讲理的。到了后来他看到和平会议拟出来的条约违反他的脾性、凌辱他坚信的恕道、伤害他的专业知识的时候，他客客气气呈上辞职信，回到宁静的剑桥去，回到书房去，带着同样真诚的心愿用他的手写下了《和平的经济后果》，一点没有后悔1914年在剑桥找摩托车赶到财政部去的那一段旅程。

（有删改）

相关链接：凯恩斯是现代经济学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创立的宏观经济学与弗洛伊德所创的精神分析法和爱因斯坦发现的相对论一起并称为二十世纪人类知识界的三大革命。（《百度百科》）

叶嘉莹：一生与诗词相恋

    近日，92岁高龄的叶嘉莹在“世界因你而美丽——影响世界华人盛典”颁奖礼中获颁2015-2016年度“终身成就奖”。此前数十年间，她身挟满腹诗书，走遍中国台湾以及美国、加拿大……为中国古典文化的传播，立下了汗马功劳。

    1924年7月，叶嘉莹出生于北京的一个书香世家。三四岁时，父母便教她背诵诗词。而她的伯父叶廷又，是一位有很深古典文化修养的中医。在伯父的引导下，深居大院的叶嘉莹常常把院子里的草木作为对象，吟诗作词。1941年，叶嘉莹高中毕业，进入辅仁大学专攻古典文学专业。在辅仁大学，叶嘉莹遇见了她铭记一生的恩师顾随。顾随古典文化功底极为深厚，他对诗歌的讲授令叶嘉莹如痴如醉。师生二人常常诗词唱和，被师友传为佳话。顾随曾在给她的信中写道：“假使苦水（顾随别号）有法可传，则截至今日，凡所有法，足下已尽得之。”但他希望叶嘉莹不仅要继承自己的衣钵，更要“别有开发，能自建树，成为‘南岳下之马祖’^①”。

    如果顾随泉下有知，最高兴的肯定是叶嘉莹果然如他所期望那般做到了“别有开发”和“能自建树”。师徒二人在诗词世界里研读的轨迹，也有相似之处。顾随是受蔡元培之命学习西洋文学，得益匪浅；而叶嘉莹则在机缘巧合下，前往北美访问交流，在此期间接触到了西方文学理论。叶嘉莹发现，西方文学理论与中国的传统词学理论有不少暗合之处，便逐渐尝试用西方文学理论中的诠释学、符号学、接受美学等来诠释中国的古典诗词。这种将中西理论融合的研究策略很快为叶嘉莹的诗词研究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以西方文学理论解析古典小词，成为叶嘉莹治学的重要特点。南开大学原副校长、文学院院长陈洪评价叶嘉莹说：“融合中西以推进词学研究，卓有成效者，海内外自是不做第二人想。”

    在海外教书时，叶嘉莹常常感慨，中国古典诗词的韵味，在翻译成英文后就要逊色不少。而用英文授课，也让她常常有不能阐尽其意之感。1979年，凭借一封寄给国家教育部的言真意切的信，叶嘉莹终于可以回国教书。从那年起，叶嘉莹便犹如候鸟一般，按照时令奔波于大洋两岸。她讲授古典诗词的足迹遍布祖国大江南北。1993年，她受邀担任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并捐献出一半退休金约10万美元，设立“驼庵奖学金”和“永言学术基金”奖掖后学。

    她自认，这一辈子，她完成了两件大事。一是在当年顾随的课堂上，她埋首苦记，犹如录音机一般一字不差地把顾随的讲课“录”了下来，并在几十年后整理出版。另一件事，就是她去海外以后，托人把台湾大学教授戴静山先生的古近体诗歌吟诵录了下来，并最终在内地推广吟诵的过程中发挥作用。

    这是她留给人们的两把钥匙。有了它们，人们要去领略中国古典诗词的意境，去感受中国古典诗词传统的吟诵之美，尽可以循迹而得。如今，她也在打造自己的钥匙。她教书70年，留下来的讲课、讲演录音，有2000小时以上。学生们正在帮助她整理成书。等到出版之日，喜爱诗词的人们又将迎来一场精神盛宴。

    她亲自体会到了古典诗歌里面的美好、高洁的精神，而现在的年轻人，他们进不去，找不到一扇门。她希望能把这一扇门打开，把不懂诗的人牵引到里面来。“这就是我一辈子不辞劳苦做的事情。”“如果到了那么一天，我愿意我的生命结束在讲台上。”

（节选自《东西南北·看人物（上半月）》2016年8期，有删改）

【相关链接】我很不喜欢“才女”这两个字，有人说过我是穿裙子的“士”。我身体是女性，但是我的品格是士大夫的“士”，就有中国儒家传统的“士”的品格和持守。（节选自《叶嘉莹：我是穿裙子的中国“士”》，有删改）

【注】①马祖道一是禅宗洪州宗的祖师，师承南岳怀让禅师。

任继愈：大师小事

    对于把学术视为毕生追求的学者而言，著书立说乃安身立命之本。但任继愈晚年却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古籍整理中去，而放弃了自己的研究与著述。在生命最后的20年里，他主持编订了总字数过亿的《中华大藏经》，编纂了总计近8亿字的古籍文献资料汇编《中华大典》，主持了国图镇馆之宝文津阁《四库全书》的影印出版，参与了点校本《二十四史》《清史稿》的修订工作等。他皓首穷经，甘为幕后英雄。

    其实，在繁重的古籍整理工作之余，任继愈并未放弃自己的学术追求。在他的家中，至今仍保存着大量零零碎碎写有心得体会和读书摘抄的纸片。“本来他是想把这些资料积累起来，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还想写一部有关教育的书。结果2009年就过世了。”

    因为有行政职务，任继愈拒绝参与自己主编的这些著作的评奖。在编辑《中华大藏经》最困难的时候，没有办公室，他自己掏钱，每月400元租房子给编辑部用。他对中华古籍那是真爱，感情深极了。

    20世纪90年代的一天，任继愈在馆内巡视，突然发现老朋友季羡林坐在古籍善本阅览室里，也没在看书，就在那儿坐着。任继愈很奇怪，就上前问为什么。季羡林说，你们国家图书馆不是有规定吗，看古籍善本达不到一定级别就没资格看，我学生需要看但没资格，我有资格。我替他借，他看，我坐着。任继愈太怒：“这些不合理的规矩必须改!”此后，古籍善本的借阅就不再像以前那样困难了。

    但是，任继愈也清醒地看到，古籍善本既有文献价值，也有文物价值。古籍善本是不可能像普通图书一样任人使用的。为解决使用与保护之间的矛盾，他提出大力开展古籍影印出版的主张，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于是承担了这项重任。时任国图出版社社长的郭又陵说：“我还记得当时任老对我说，不能什么书赚钱就出什么书，出版事业不能一切向钱看。古籍影印成本高、印数少、利润薄，但只要对读者有益，我们就要做下去。”出版社在影印《敦煌遗书》和《四库全书》时遇到了资金困难，是任继愈亲自给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领导写信要来了资金，使深藏于书库的古籍善本特别是重要而稀见的古籍化身千百，嘉惠学林。

    1987年，国家图书馆一期工程竣工后，国图门前的那条中关村南大街也开始改造，但完工后的道路在国图这一段既没有过街天桥，也没有地下通道，甚至连个斑马线都没画。读者从路东到路西的国图正门需要绕很大一个弯。任继愈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国图和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协商一年多还是毫无进展。最后是任继愈亲自去找市长，才总算在门口给国图留了一条斑马线。

    1988年，国家图书馆准备出访日本国会图书馆。时任办公室主任的黄润华按惯例给任继愈送去500元置装费。当时出国不像现在，大家工资也低，都没啥像样的衣服，所以出国都给发置装费，买身西装，但给任先生送去时，他坚决拒收。

    在同事们印象里，任继愈和任何人说话都是商量的口吻，绝没有以上压下那种命令式的话。但有一次，任继愈把郭又陵叫到家里，说：“这本书你帮我出了。”口气很严肃，也很坚决。看着一脸疑惑的郭又陵，任继愈解释说，这部书是他的一个老学生写的。这位学生是60年代北大哲学系的高材生，本打算毕业后留校当老师的，但当时国家号召支援边疆，学生在征求任继愈的意见时，任继愈鼓励他去边疆工作。结果去到边疆之后运动不断，学术研究被迫中断，直到80年代回到北京才恢复，成果就是这本薄薄的书稿。也不让你们亏本出书，这位学生拿了1.5万元，用做出书费。后来书出版了，郭又陵听说，这笔钱是任先生自己掏的。

    任继愈不但是著名学者，也是享誉全国的书法大家，来求墨宝的人络绎不绝。但只要对方是学校、研究机构、博物馆等，他分文不取；如果对方是商业机构，对不起，不写。有一次，一所新成立的学校请任继愈题写校名，他在了解了学校的教学宗旨后欣然提笔。不久秘书科就收到该校送来的一笔现金，行政处长知道任先生会拒收，到他家里扔下钱就跑。没几天，这所学校的校长收到了“母亲水窖”的捐献证书。

    任先生家里没什么东西，有的只是书，但这批书最后也都捐给了他老家的图书馆。

（摘编自《人民日报》，作者张贺，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