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与音乐

聂运伟

    爱因斯坦3岁的时候，一天，母亲波林坐在钢琴旁，轻轻地抚弄琴键，优美动听的旋律像潺潺溪水，从她的手指下流出。忽然，她觉得背后有人，她回头一看，小爱因斯坦正歪着脑袋，全神贯注地倾听美妙的乐声。年轻的母亲高兴了，她说：“瞧你一本正经的，像个大教授！哎，亲爱的，怎么不说话呀？”爱因斯坦没有回答，他只有3岁，还无法说清激起心灵感应的音乐到底是什么，他那对亮晶晶的、棕色的大眼睛中却又分明闪烁着快乐的光辉。琴声又响了，是贝多芬的奏鸣曲。小爱因斯坦迈着摇晃的步子，无声地扑向一个新的世界，那里只有美丽、和谐和崇高。

    说起爱因斯坦与音乐的故事，人们都不会忘记一幅著名的漫画：爱因斯坦的脸被画成一把小提琴，琴弦上既有音符，还有那个著名的物理学公式E＝MC2。音乐以它那温柔而深邃的怀抱接纳了爱因斯坦，让他吸吮着人类文化最甘甜的乳汁，给他一个安宁的精神家园，也给了他日后作为一代物理学大师的超凡想象力。

     爱因斯坦不仅仅属于科学，科学也并不是与艺术毫不相干。对于伟大的科学发现来说，抽象的逻辑思维倒总是验证非凡想象力的工具。所以，爱因斯坦始终没有成为数学公式的奴隶，“我相信直觉和灵感。……有时我感到是在正确的道路上，可是不能说明自己的信心。当1919年日蚀证明了我的推测时，我一点也不惊奇。要是这件事没有发生，我倒会非常惊讶。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严格地说，想象力是科学研究中的实在因素。”科学和艺术的互补性与统一性，使音乐成为爱因斯坦的“第二职业”。不管旅行到哪里，他总是身不离提琴，甚至参加柏林科学院的会议，也要随身带着琴盒，以便会后拜访普朗克、玻尔时，能在一起拉拉弹弹。在紧张思索光量子假说或广义相对论的日子里，爱因斯坦一旦遇到困难，思索陷入困顿时，他就会不由自主地放下笔，拿起琴弓。那优美、和谐、充满想象力的旋律，会在无形中开启他对物理学的思路，引导他在数学王国作自由、创造性的遐想。音乐往往催化出爱因斯坦的科学创见和思维火花。在音乐的自由流淌中，深奥的理论物理学有了美妙的旋律。

     爱因斯坦的小提琴演奏水平很高，还能弹一手好钢琴。他与同时代的物理学家们有过许多理论上的争吵，也有深厚的并肩战斗的友谊。在他们的交往中，音乐常常起到妙不可言的作用。爱因斯坦和荷兰莱顿大学物理学教授埃伦费斯特是终身挚友，但在相对论问题上，又总是争论不休。从1920年起，爱因斯坦接受荷兰的邀请，成了莱顿大学的特邀教授，每年都来几个星期，住在埃伦费斯特家里，讨论、争论自然是免不了的事。埃伦费斯特思维敏捷，又心直口快，批评意见尖刻、毫不留情。这点恰好与爱因斯坦棋逢对手，唇枪舌剑之后，能统一观点自是皆大欢喜。遇到无法统一的争论，两个好朋友会自动休战。埃伦费斯特是位出色的钢琴家，他喜欢替爱因斯坦伴奏。爱因斯坦则只要埃伦费斯特伴奏，那提琴演奏定是光彩四溢。有时，一支乐曲奏到一半爱因斯坦会突然停下，用弓敲击琴弦，让伴奏停止演奏。或许是一段优美的旋律触动了灵感，争论又开始了。争着，争着，爱因斯坦又会突然停下，径直走到钢琴边，用双手弹出三个清澈的和弦，并强有力地反复敲打这三个和弦。这三个和弦像是在敲“上帝”的大铁门，“镗！镗！镗！”像是在向大自然发问“怎—么—办？”弹着弹着，“上帝”之门打开了，沉默的大自然与这些虔诚的探索者接通了信息管道。两个好朋友笑了，欢快悠扬的乐曲又响起来了。

弹钢琴者是量子论创始人普朗克，演奏小提琴者，则是相对论创始人爱因斯坦。量子论和相对论共同构成了本世纪物理科学两大支柱。在科学上，他们共同描绘了物理学的一幅优美和壮丽的图景，在音乐艺术上，他们同样能奏出扣人心弦的乐曲。在这两位理论物理学大师的心目中，科学的美和艺术的美是相通的而且互补的，是精神世界最高最美的两个侧面。只有科学的美，没有艺术的美，是残缺的；只有艺术的美，没有科学的美，同样是残缺的。

从童年就钟情于音乐的爱因斯坦早就视音乐为灵魂的安息地，它就是和谐，就是完美。和谐、完美是真实的基础，是人生的目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爱因斯坦在物理学领域中的划时代发现，竟建立在一个古亦有之的美学原则之上。

爱因斯坦把音乐与理论物理学视为美与真的化身，他对音乐的执着追求，对物理学的孜孜以求，既非娱乐消遣可解说，亦非一般的事业心可衡量，这两者在于他已是精神生命的需要，也就是他的人生观、世界观的具体再现。他的独立人格也由之具象化为音乐天地中的独自品尝，物理学领域中的孤军奋战。

爱因斯坦是幸运的，他在音乐和物理学中找到了自己的灵魂根基，他确信自己生活方式的理想性。所以，每当他的独立人格与外在世界发生冲突时，他不是大声疾呼，无畏地评判世人世心，就是无言地坚守自己的“孤独”，从来没有半点动摇。

（节选自《爱因斯坦传》，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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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爱因斯坦，犹太裔物理学家。他于1879年出生于德国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00年毕业于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入瑞士国籍。爱因斯坦提出光子假设，成功解释了光电效应，因此获得1921年诺贝尔物理奖。同年，创立狭义相对论，1915年创立广义相对论。

（摘自“百度百科”）

②我对社会正义和社会责任的强烈感觉，同我显然的对别人和社会直接接触的淡漠，两者总是形成古怪的对照。我实在是一个“孤独的旅客”，我未曾全心全意地属于我的国家，我的家庭，我的朋友，甚至我最接近的亲人；在所有这些关系面前，我总是感觉到有一定距离并且需要保持孤独——而这种感受正与年俱增。人们会清楚地发觉，同别人的相互了解和协调一致是有限度的，但这不足惋惜。这样的人无疑有点失去他的天真无邪和无忧无虑的心境；但另一方面，他却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不为别人的意见、习惯和判断所左右，并且能够不受诱惑要去把他的内心平衡建立在这样一些不可靠的基础之上。

（摘自爱因斯坦《我的世界观》）

千秋一寸心，红楼无限情

    2012年5月31日凌晨，95岁高龄的红学家周汝昌先生逝世。或许一生的喧嚣太多了，他选择安静地离开。“不开追悼会，不设灵堂，安安静静地走。”他留下这样的遗言。

    进入红学研究，多少是个偶然。那是1947年，在燕京大学读书的周汝昌收到兄长周祜昌寄至燕园的信函。信函上说，他看到胡适新近一篇谈《红楼梦》的文章，其中有敦诚与敦敏皆系曹雪芹生前挚友的新论说，嘱咐周汝昌帮忙查证。周汝昌查遍燕京大学图书馆，果然在敦敏诗集中发现了一首《咏芹诗》。周汝昌将这一发现撰写成文，发表在1947年12月5日《天津国民日报》上。没想到几天后，胡适就托人转交了一封给周汝昌的信，肯定鼓励这位在校大学生的研究。胡适此时已是学界“大拿”，又是“新红学”的开创者，他的来信让周汝昌“欣幸不已”。1948年，正埋头撰写《红楼梦新证》的周汝昌特意跑到胡适家中拜访。令周汝昌激动的是，胡适竟将珍藏多年的孤本《甲戌本石头记》慷慨地借给他翻阅。正因为这一段渊源，周汝昌常常被看作是胡适“红学”研究的关门弟子。

    1953年，《红楼梦新证》出版。这部四十多万字的“红学”研究著作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在当时很少有人敢将《红楼梦》拔到那么高的地位——周汝昌将《红楼梦》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但丁的《神曲》等世界名著相提并论，并大加赞赏。周汝昌把胡适、顾颉刚、俞平伯的“曹、贾互证”方法最大限度地、最完整地发挥出来。由于崇尚实证，他的每一个论点的提出都以充分丰富的文献资料为基础。又因为崇奉实录，他把全部实证工作都作为论证实录的手段。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乃至后来的“曹学”，其基本的方法论就是以历史上的曹家与小说中的贾府双向互证，在以历史材料推证小说本事的同时，又以小说情节反推历史，史学与文学合而为一。正是从《红楼梦新证》开始，“红学”实证研究开始体系化、专门化，后来它被称作“红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此年周汝昌35岁，因为这部书，他得以调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成了学界“红人”。也由于这部书，他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变成了“资产阶级胡适派唯心主义”的“烦琐考证”的典型代表，被关进“牛棚”下放。由于周恩来的特殊关照，1970年9月重返北京。

    周汝昌将“红学”构建为四大范畴，即曹学、版本学、脂学、探佚学。其晚年在探佚学发力颇多，在他数十部“红学”著作中，曾先后提出一系列探佚成果，观点令人耳目一新，但也招致不少异议。如他提出林黛玉系“沉湖而死”；“金玉奇缘”说的不是贾宝玉和薛宝钗，而是贾宝玉与史湘云等等。

    1982年，周汝昌发表了《什么是红学》一文，在把人们呼吁的文学批评方法描述为“十六字真言”之后，干脆把文学性研究剔出“红学”的范围，他说：“红学显然是关于《红楼梦》的学问，然而我说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却不一定都是红学，不能用一般研究小说的方式、方法、眼光和态度来研究《红楼梦》。如果研究《红楼梦》同研究《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小说全然一样，那就无须红学这门学问了。”在把文学性研究剔出“红学”之外的同时，他也把自己剔出了主流“红学”的研究队伍。此后，他被誉为红学界的“独行侠”。他关于“红学”之界定、对红学史的回顾、对曹雪芹画像的考证等等，一次次地掀起了“红学”研究的争议。

    从30岁开始，周汝昌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红学”，是红学界当然的王者。他被誉为“红学泰斗”，也被批作“闭门造车”，可谓毁誉参半。他六十余年间所走过的治红学之路，因偶然而生，又历经政治对学术氛围和学术方向的多次影响，终至晚年，既得到肯定、赞誉，身上罩着光环，亦受到讥嘲与攻击。 说不尽的《红楼梦》，道不尽的人与事。周汝昌梦在其中近七十年。梦未醒，人已去，花落水流红，谁解其中味？还是让老人家安安静静地走吧。

侯仁之：城市的知音

①1932年，“一•二八凇沪抗战”以失败告终，20岁的侯仁之在苦闷中彷徨。弟弟侯硕之的一句话，让他下定决心放弃曾想从事的医学，投考历史专业。弟弟的那句话是：“学医，只能给个人看病。学历史，可给社会治病！”这一年，侯仁之考取燕京大学历史专业。

    ②1937年抗战爆发后北平沦陷，燕京大学成为沟通沦陷区、解放区和大后方的秘密通道。当时正在读研完生的侯仁之承担了将爱国学生送往解放区或大后方的工作。抗战胜利一年后，侯仁之前往英国利物浦大学求学。

    ③在英国期间，侯仁之进渐接受了历史地理学的理念。他意识到，沿革地理存在明显的局限性。1949年，侯仁之学成归国，并将历史地理学引入中国。从此，一个新的、科学的历史地理学学科逐步建立起来，侯仁之成为公认的“中国历史地理学第一人”。

    ④要搞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大量的实地调查必不可少。在张家口考察期间，侯仁之发现一段长城与众不同。深感疑惑的侯仁之回来后立即查资料，最终确认这是明后期沿着长城开设的“马市”。如今这种贸易已消失在历史中，但却由遗留的建筑记录下来。从此，他的研究兴趣由“历史”转向“地理”，而野外考察和考古研究，也成为贯穿他学术生涯的重要内容。

    ⑤1958年，侯仁之开始了沙漠研究。当时有人认为，沙漠地区不仅文献资料少，而且调查访问都很困难，难以开展历史地理研究。侯仁之反驳道：“必须勇敢打破旧传统，坚决走出小书房，跳出旧书堆。”此后数年，侯仁之连续奔赴西北沙瀵进行考察。

    ⑥1964年夏天，侯仁之在陕北榆林附近的沙漠考察统万城。统万城是5世纪一个少数民族小王朝的都城，已在沙漠中沉寂了千年。经过细致的调查研究，侯仁之得出结论，统万城的沙化，是人类不合理活动的结果。那时，人们普遍认为西北沙漠中很多古城被废弃是“大漠流沙”造成的。而侯仁之却证明，这是“肤浅的广为流传的错误观点”，人类活动才是造成沙化的主要原因。这直接为后来人们治理沙漠打下了认识基础，侯仁之也因此成为“沙漠历史地理研究的先驱”。

    ⑦在这次考察中，侯仁之还纠正了一个普遍的说法：榆林三迁，即榆林因流沙侵袭而被迫三次南迁。侯仁之证实，榆林不仅没有三迁，反而在原址五次扩展。古城榆林终于明晰了自己的“身世”。

    ⑧在学术生涯中，侯仁之梳理过脉络的城市有很多。承德、临淄、邯郸、芜湖、敦煌……在侯仁之的慧眼下，一个个城市的前世今生或者得以浮现，或者更加丰满。他对许多城市做了深入的研究，充满着热爱。对他而言，北京有着更重要的意义。侯仁之曾说：“我对北京，是知之愈深，爱之弥坚。”21·世纪*教育网

    ⑨侯仁之在北京定居60年，为北京倾注了大量心血。比如有800多年历史的卢沟桥在20世纪80年代还是进京要道。卡车、拖拉机往来穿梭，卢沟桥受损严重。侯仁之对此心急如焚。他写了《保护卢沟桥刻不容缓》一文，发表在《北京日报》上。6天后，北京市政府决定，卢沟桥禁止机动车与兽力车通行。如今，经过多次整修的卢沟桥已经得到妥善保护。侯仁之最为人所知的壮举是保护莲花池。正是因为他的积极奔走，原本要建在莲花池上的北京西客站主楼东移了100米。“先有莲花池，后有北京城”，北京城的血脉得以保留。

    ⑩当然，与他的研究相比，这些事还只能算作“信手为之”。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里，他以历史地理学的眼光，解决了北京城市起源、城址转移、城市发展的特点及其客观规律等关键性问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侯仁之，人们可能无法充分解读北京的厚重和韵味。

（摘编自高毅哲《侯仁之：城市的知音》）

太行愚公  科技财神

    一位大学教授的去世，引来29万人的烛光，9000万人的关注。河北省平山县、内丘县等地数万山村百姓自设灵堂，把他的骨灰安放在太行山的最高处。

    铸就如此人生的，是被人称为“太行愚公”“科技财神”“农民教授”的河北农大博士生导师李保国。2016年4月10日凌晨，李保国因心脏病突发，不幸去世，年仅58岁。

    1981年2月26日，李保国从河北林业专科学校（后并入河北农业大学）毕业，留校任教。同年3月6日，他响应学校号召走进太行山，来到河北省邢台县前南峪村，投身到小流域立体开发项目中。这里的山地土层薄，不涵水，年年种树不见树，人均收入不足50元。

    “我是农民的儿子，见不得老百姓穷。”李保国立志要为当地农民脱贫致富寻找破解之道。起早贪黑，跑遍山上的沟沟坎坎后，李保国和课题组摸透了山地的脾性，提出用爆破整地的方法聚土截流，让植被成为有“本”之木。

凭借李保国研发的太行山低山片麻岩区“聚续”生态农业工程技术，前南峪土厚了、水多了，树木栽植成活率从原来的10%一跃达到90%。如今的前南峪，8000亩荒山秃岭变成“太行山最绿的地方”，森林覆盖率90.7%，植被覆盖率94.6%，获得联合国“全球生态五百佳”提名，人均收入达10600元。

继前南峪之后，内丘岗底村、平山葫芦峪、临城凤凰岭……35年来，李保国直接帮扶村庄40多个，技术示范推广总面积上千万亩，使山区增收35.3亿元。

    1999年，河北绿岭果业公司董事长高胜福承包了河北临城县凤凰岭3500亩干旱丘陵岗地，栽植核桃树苗后出现大面积死亡的情况。李保国受邀赶来，通过采样发现，表层是乱石滩，乱石滩不存水，下面是礓石层，礓石属强碱性，凤凰岭根本种不活树。

    李保国制订了“挖走鹅卵石、打破礓石层、开沟建立保水层”的治理规划，并引进19个核桃优良品种和11个山核桃品种，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嫁接组培实验。经过5年不懈努力，成功选育出新核桃品种——绿岭核桃，所推行的“绿岭薄皮核桃矮化密植栽培技术”被认定为国内首创。

    在科技研究的选题上，李保国曾说：“脱贫为科研出题，科研为脱贫解难。老百姓需要什么，我就研究什么。”

    就这样，李保国这位“科技财神”在太行山脉开辟了一个又一个战场，先后取得研究成果28项。其中薄皮核桃栽培技术仅在邢台市就推广60万亩，年产值超过20亿元，走出了一条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同步提升的扶贫之路。

    李保国细心揣摩农民的心理和语言，用他们听得进、听得懂的语言，使其快速接受和掌握新技术。

    赞皇县寺峪村的上千亩苹果园，产量一直上不去。请了一位专家讲了一天，名词、术语一大堆，村民听得晕头转向直抓头皮。村民们慕名请来李保国，他只教了两样：一种是“结果枝”，一种是“不结果枝”，半个小时讲完，乡亲们说：“原来这么简单。”35年来，李保国推广了太行山板栗集约栽培、优质无公害苹果栽培、绿色核桃栽培等36项标准化林业技术，举办了培训班800余个，培训人员9万余人。

    内丘县岗底村村民韩振江就是李保国农民学生中的一位。韩振江说：“李老师每次来村里指导技术，都是在果园里手把手地教，教一次不会就两次，两次不行就三次，从来没有不耐烦过。”现在韩振江一家人种植了700多棵苹果树，2015年纯收入20余万元。

    去年冬天，李保国主持召开了首届岗底果农专家论坛，11位农民登台演讲。结束后，他高兴地对村党总支书记杨双牛说：“这辈子最过瘾的是干了两件事：一是把我变成了农民，二是把越来越多的农民变成了‘我’。”

（摘编自2016年《光明日报》）

医者朱军

    1984年大学毕业，朱军被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1990年就晋升为主治医生。在事业上不满足的朱军开始寻思：再往下发展，要么读研究生读博士，要么出国深造。他选择了出国。第一次走出国门，他的第一感觉就是自卑。他就读的以色列哈达萨医学院是中东最大的医学中心，水平跟欧美齐平。跟以色列这样的小国家比，我们的医疗科技水平差距太大了。他下决心要把自卑变为自信。“别人都不上班的时候，我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在实验室。有时候这是精神上的折磨，但何尝不是对人的磨炼。”

    三年的留学生活，让朱军开了眼界。他掌握了一些知识后，自信心也增强了。回国一年后，朱军转业到了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开始拓展新的事业。在这里，朱军带领的北大肿瘤医院淋巴瘤科跃居国家领先地位。

    美国诗人惠特曼曾说：“一个孩子每天向前走，他看见的最初的东西，他就变成那东西，那东西也就成了他的一部分。”朱军从医，看见的“最初的东西”是什么呢？

1979年，他毅然报考了第三军医大学。那时候，军医是令人尊敬的职业。至今，他还为自己的职业选择感到高兴。“我喜欢这个职业，因为我的工作是在不断地帮别人减轻痛苦，帮别人减轻心理压力，从而也实现了我的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主动选择学医的人似乎越来越少，甚至出现了“医生的后代不学医”的现象。对此，朱军持乐观而谨慎的态度。他认为，在现代社会中，医学教育是必需品，医生这种职业应该处于受人尊敬的地位，只要人类存在，这一点便不会改变。一定会有优秀的人来接班，把医学的精华传承下去。

    不可否认，医学教育也面临压力和挑战。现在有的医生天天抱怨患者“怎么不喜欢我们了，怎么污蔑我们了”，对此，朱军很不以为然，他感慨地说：“现在医生为什么没有得到应有的尊敬，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自身还有问题，需要自我调整，改变高高在上的心态，在为病人服务的过程中赢得社会的尊敬。医院里一直都有好大夫、差大夫，但是目前的社会氛围，可能会惯坏一部分大夫，让他们养成一些毛病。”他认为，现代医学教育，首先就是要给准备从医的人补上人文这一课。

    下医治病，上医治心。在朱军看来，无论肿瘤还是其他疾病的产生，都不是受哪一个单独因素影响的。“现代社会压力大，要有好的身体，首先要有健康的生活理念，重要的是要心安。让病人心安，考验的是医生的心胸和情怀。”

    在同事眼中，朱军最让人感动的是他有慈悲之心。他曾说，慈悲心是与医术同等重要甚至是更重要的东西。他很细心，无论对小孩、老人还是别的患者，都很注意他们接受治疗时的感受，并希望用自己的言语举止去抚平他们内心的焦虑和痛苦。

    “患者是来找我们看病的，不是来结仇的。他长得丑还是美，有钱还是没钱，都是病人。他来看病，我们就给他服务。”朱军也希望科里的医生都能够平等地对待每一位患者，给每一个生命送去可触及的、活泼的希望。

(摘编自杨桂青《朱军：悲悯之心待病患》)

熊十力：乱世为儒

朵 渔

    熊十力出生于湖北黄冈，是一个乡村穷教师的儿子。十三四岁时，父母相继病亡。此后游学乡间，读王船山、顾亭林之书，忽有革命之志，遂投奔武昌新军。1917到1918年间，参与孙中山幕府。他目睹鼎革以还，世风日下，慨叹“由这样一群无心肝的人革命，到底革到什么地方去呢？”深感“革政不如革心”，遂慨然弃政向学。

    1920年熊十力拜在南京内学院欧阳竟无大师门下学佛。熊十力在内学院里是年岁较大的学员，学习极为用功，也是最穷的一个，长年只有一条裤子，有时没得换，就光着腿，外面套一件长衫，因此人送绰号“空空道人”。

    熊氏在内学院打下了坚实的唯识学和因明学基础，接受了哲学思维的严格训练。1922年熊十力受聘北京大学讲授佛教唯识学。但自一开始，熊便一步步背弃师说，逐渐离开佛教唯识学，从而形成自己的一套观点。好在蔡元培向来提倡兼容并包，亦就相安下去。然而，熊十力的讲课效果似乎不太妙；而不能得英才教之，更让他觉得气馁。后来，他干脆向学校提出在家授徒，虽不能得天下英才，能有“二三子”聚而教之，也是惬意，“而不相干之学子，亦不愿其与于斯课”。学校竟也同意了他的要求。

    熊十力师风陡峻，责人以善，不惜詈骂，情急处甚至会饱以老拳。一次，梁漱溟为学问之事与熊十力发生了争论。争完了，熊十力趁梁漱溟转身的机会，跑上去朝梁就是三拳头，口里还骂他是“笨蛋”。梁漱溟了解熊的个性，没加理会就走了。熊氏也深知自己修养不足，缺少一份儒者的典雅，但“检讨”归“检讨”，他决计不去改正。1937年，日寇侵入华北，熊十力辗转返回黄冈，后来进入四川，颠沛流离，生活尤为拮据。但他自甘寂寞，乐以忘忧，仍勉力著述讲学。他依然坚持每日清晨四点即起床，读书写作，中午亦只闭目坐上片刻。写起来只需一纸一笔，最穷困时，用秃笔写，以碗为砚，一盛墨汁，一盛朱红。因长期流离失所，身边并无藏书，他恐怕也是世界上唯一没有藏书的学者。

    1946年春，蒋介石正欲乘船还都南京，途经武汉，得知熊十力在汉口，便差人去请，熊一听顿时光火：“要我去看他，他是什么东西！”蒋又赠资百万以助其办哲学研究所，但熊并不领情。1946年6月7日，熊致函徐复观，讲明：当局若真想为国家培育元气，最好让自己自安其素，为所欲为，不必专款资助，只要不横加干涉，便是一种支持。他并举章太炎之例，说“章太炎一代高名，及受资讲学，而士林唾弃”。

    熊十力对学术上的“逐臭”之徒极其反感：“吾国学人，总好追逐风气，一时之所尚，则群起而趋其途，如海上逐臭之夫。”对那些“徘徊周旋于人心风会迎合之中”的浮华名士也尤为厌恶，熊说，“凡有志于根本学术者，当有孤往精神”。

    1947年春北大复校，熊闻讯便重返北大。他原以为可以重拾当年初到北大时那种平静的治学生涯，然而内战使北平依然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1948年2月，浙江大学请熊十力前去讲学，熊氏携弟子牟宗三一起前往，并将筑居之所命名为“漆园”，并自号“漆园老人”，自比“漆园吏”庄子，取庄周避世之意。

    1949年5月16日，他听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占领武汉，极为兴奋，大书三个字：解放了！50年代初，熊十力留在大陆，生活是安定的，然而此时熊十力的内心是孤独的。他的学说逐渐被边缘化了，著作也几乎到了被人遗忘的地步。他在暮年哀叹道：“人生七十，孑然一老，小楼面壁，忽逢十祀。绝无向学之青年，亦鲜有客至。”1956年他完成了《原儒》一书的下卷，以“六经注我”的精神，重新阐释了儒学经典和儒学史。1968年5月23日上午，一代大儒走完了他84年的人生路程。

（节选自同名文章，有删节）

（相关链接）

圣贤讲仁，讲性命无道，讲良知，都不是一假定，而是一真实生命的呈现……熊先生是一个真人。他真之所以为真的地方在哪里呢？我不用说得太玄远，太严肃，而只从他日常生活上说。

（牟宗三《熊十力先生追念会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