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迈洒脱蒙文通

    经学大师蒙文通，在执教成都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协合大学期间，有不少故事流传。现代成都的几位文史巨匠各具风采，蒙文通则是其中豪迈洒脱的一员。

    关于蒙文通的豪迈洒脱，留给学生印象最深的，是他上课。蒙文通在讲课时，因为学富五车，每每刹不住车；讲到尽兴处，便不管什么下课铃声，照讲不误。往往等到下一节课的老师已经站到教室门口，蒙先生才不得不打住，收拾好几页讲稿。在一阵爽朗的大笑声中，学生们终于可以下课了。

    一把仙风道骨的长髯，可以说是蒙先生的标志之一。他的学生隗瀛涛曾这样描述：“先生身材不高，持一根二尺来长的叶子烟杆，满面笑容，从容潇洒地走上讲台，大有学者、长者、尊者三位一体之风。”这一根长烟杆，和长蒙文通一辈的林山腴的水烟袋，是老成都高校的一方风景，为学界所熟知。

    蒙文通喜欢听川剧，“杀馆子”，他的酒量也不算小，喝黄酒有两斤的量。他的朋友也并不局限在学术圈，社会上的三教九流他皆有所交往，且对不同的人都一视同仁。在他眼中，商贾小贩，工人农民，和尚道士，只要人对了的，他都会与之海阔天空地摆龙门阵。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我这里纵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地做个人。”

    1933年，蒙文通经汤用彤推荐，到北京大学讲授魏晋南北朝及隋唐史。未料，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的胡适对蒙文通不感兴趣，蒙文通被解聘。这是他执教生涯中第一次被解聘，他还有一次被解聘是在川大，时间是抗战后期。当时某军阀执掌校印，行龌龊之事，将一干学者拒之大学门外，蒙文通却照常为学生上课，他对自己行为的解释霸道得很，他说：“聘不聘我是你学校的事，上不上课是我的事，我是四川人，不能不教四川子弟。”

    耿介率直、我行我素是蒙文通性格的又一特征。他常言：“一个心术不正的人，做学问不可能有什么大成就。”学生有不同见解，他总是不回避矛盾，即使朋友之交亦如此。

    汤用彤、钱穆、熊十力还有蒙文通，间或还有林宰平和梁漱溟，在1933年的北京，几人有过一段谈学论道的美好交往。熊十力好辩，蒙文通亦口若悬河。其实，熊十力正用新唯识论驳斥其老师欧阳竞无的小说，蒙文通不以为然。二人唇枪舌剑，上下古今，旁征博引，每每由一个问题的争锋转入另一个问题的考辩，彷佛两位旗鼓相当的斗士，你来我往，不遑多让，让钱穆在几十年后仍然记忆犹新。钱穆说：“余时为十力、文通缓冲”，未几，二人“又自佛学转入宋明理学，文通、十力又必争。又惟余为之缓冲”。

    然而争论归争论，二人却是相互推崇的。有一次，熊十力有事不能上课，学生们问谁来代替，熊十力答四个字：“蒙文通好。”

（摘自《华西都市报》）

相关链接：①就其论著的科学性质说，中国思想学术史占的比重最大，包括了先秦两汉的经学及诸子学，晚周、六朝、两宋史学，佛学中的禅学史和新罗学，道家和道教学等。他多年寝馈于宋明理学，历时既久，用力亦深。另外，还在中国古民族史、古地理学、巴蜀地方史、历代社会经济史各个方面，也发表了大批高质量的论文。（摘自《蒙文通先生的治学与为人》）②蒙先生30年代在北京大学任教，从不一登文学院长胡适之门，后来他被解聘。据钱穆先生说：“文通在北大历史系任教有年，而始终未去适之家一次，此亦稀有之事也。” （摘自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记》）

不懂外文的翻译家

    林纾出生时，大清王朝已病入膏肓。青年时代的林纾被乡里视为“狂生”，这与他的秉性有关，更因为他对当时社会现实的不满和蔑视。1882年，林纾作为以文名显于乡里又不断赴京应试的举人，出入于士流之中，奔走于南北之间。他感受着时代风雨和民族的危难，强烈地意识到自身的责任。1884年，甲申中法之战在林纾故乡福州海面上爆发。停泊在马尾港的法国舰队突然向中国的船只发起进攻，一个多小时就击沉了中国全部船只，摧毁了洋务派苦心经营的马尾造船厂，福建海军全军覆没。林纾悲愤莫名，与挚友林崧抱头痛哭，引以为奇耻大辱。1884年11月，左宗棠来福州督办军务，林纾与好友拦马告状，控告当时主持福建军务的人谎报军情，掩盖败绩。当时林纾目光如炬，纵谈败状，未尝有所顾忌。告状后，林纾与友人相约“不胜，赴诏狱死”。

    甲午战争后，维新变法思潮高涨。林纾走进维新派的行列，不过他凭的是文学。1897年，林纾出版了第一部诗集《闽中新乐府》，这是在他“每议论中外事，慨叹不能自已”的特定情况下写成的。这部诗集实际上是仿照白居易的讽喻诗为儿童创作的带有启蒙性质的通俗歌诀。“每日国仇似海深，救国须鼓儿童心”，由于它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和现实性，“养蒙者奉为金科玉律”，影响甚大，后来流传到海外。1897年，这位不懂外文的落第举人，正式走上了翻译西洋文学的道路。这是维新思潮影响的结果，也是林纾成为维新派的有力标志。戊戌变法前后，伴随着改良主义政治运动的兴起，维新派发起了具有革新意义的文学改良运动。他们倡导“诗界革命”，又倡导“小说界革命”。译介西洋文学正是“小说界革命”的一大方面。这年夏曾佑（学者、诗人）、严复在《国闻报》上主张译介欧美小说以“使民开化”，次年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又主张“特采外国名儒所撰述，而有关切于中国时局者，次第译之”。林纾在实践上从事小说翻译，与他们在理论上倡导小说翻译是同步的。颇具传奇色彩的是，第一部在近代文学翻译史上引起巨大反响的《巴黎茶花女遗事》，竟是友人王寿昌手捧法文原著，口译小说内容，林纾“耳受手追”，摇笔整理成篇。小说发表以后，引起了轰动。接着他不惜重金，通过各种渠道，购置欧美文学原著。然后请人给他“口译”，再由他进行“笔述”。其用力之勤，搜罗之广，译作数量之多，都是惊人的。

    1899年，林纾举家移居杭州。他眷爱杭州的湖山之美，曾尽力维护西湖的旖旎风光。他每游西湖，就留心查看何处缺树，一一记在心头。第二年清明节前，他亲购垂柳幼苗千株，着人补栽在缺柳之处，此事在杭州传为佳话，他以此自号“西湖补柳翁”。他和魏易又进行了《黑奴吁天录》的翻译。他们认为中国刚刚经历八国联军入侵之辱，亡国灭种之祸迫如燃眉，此小说深刻地暴露了种族压迫的罪恶，可以警醒国人。他们仅用两个月时间就完成了这部小说的翻译工作。林纾在《跋》中指出“非巧于叙悲以博阅者无端之眼泪，特为奴之势逼及吾种，不能不为大众一号”。显然，林纾已自觉地把自己的文学翻译与中国的反帝斗争结合在一起了。这时他已是举国瞩目的文学家了：用“新学”的眼光来衡量，他奉献给国人的是西洋小说，因此维新派为有这样一位翻译家而自豪；用“旧学”的眼光来衡量，他的译文是文言，颇有马班韩流的神韵、传统文学的风采，因此嗜好“旧学”的人也对他刮目相看。无论新派旧派都承认林纾的文学才华和地位。林纾的译笔有其独自的特色，又颇能保有原文的情调，人物也能传原著之神。他借助他人口译来翻译的小说，其成功译作至今还具有生命力。这些西洋小说向中国民众展示了丰富的西方文化，开拓了人们的视野。此后的十六七年间，他几乎是无间断地在译坛上辛苦耕耘，译作的总数达179种，涉及11个国家的98位作者，被誉为“译届泰斗”。

    然而，从政治立场看，辛亥革命之前的林纾，一方面强烈要求反帝救国、热血澎湃，一方面却不赞同以改朝换代谋求救国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伴随着政治立场的落伍，林纾身上亦新亦旧的二重色彩更明朗化了。辛亥革命后，林纾对“共和”制下的民国是否优于那个未曾实现的“君主立宪”产生了疑惑，对于民国初年的乱哄哄的“共和”渐渐不满、失望乃至绝望。他写道“时局日坏，乱党日滋。天下屹屹，忧心如焚。无暇作谑，但有深悲”。前清已矣，现实又给他当头棒喝，他的立场复归到辛亥革命前的立宪派那里。他成了一位可叹的“遗老”。

(摘编自张俊才《林纾评传》)

吴宇森的坚守

贺晓闽

    我整理吴宇森先生历年导演的四十四部片单时，发现他出品的数量和心智的增长几乎同步。从1973年第一部影片《过客》开始，到1982年《八彩林亚珍》的近十年时间里，他拍了十多部讨好市场的喜剧片，却一直没有进入事业的拐点。其实，从教会学校走出来的吴宇森，最喜欢的是好莱坞的黑帮片、西部片以及黄金时期的歌舞片，这些电影的共同点是画面充满动感，故事跌宕起伏。而拍摄喜剧片，并不是他的追求，而且饱受争议。分析当年商业营销的影响，吴宇森慢慢明白，确定自我风格，才是对理念的一份坚持。

    回到现实生活中，吴宇森的内心似乎被照进了光，光无法言说，但通过挽留，可以多留在心中，使作品的光影与情感的温度融合。四年之后，吴宇森决定进行一场冒险赌博，他选用了一群被称作“票房毒药”的男人，如周润发、张国荣等，执导了《英雄本色》。该片在徐克的帮助下大获成功。这次冒险是值得的，大投资、大制作、大场面，从此奠定了吴宇森暴力美学的电影风格，让他把多年来在影坛积郁已久的失意与强烈的表现力浸透到每一个画面，其酣畅如行云流水般的剪接，在今天看来也是无可挑剔的。这不仅成为他的人生丰碑，也成为香港的电影丰碑。那年吴宇森四十岁，正是一个男人的青壮年，生命的春天和事业的春天一起到来。

    冒险未必就是实实在在的危险。它牵涉到人的认知模式，也牵涉到人的诸多观念，比如自信、决断。央视记者李小萌在《面对面》栏目中采访吴宇森时说，在《英雄本色》创作现场，吴宇森豪气毕现，他是进行了一场赌博，并且赢了，他和“票房毒药”的男人们征服了命运，相互迸发出了无比耀眼的光芒。我想说，证明自信的不仅需要实践，更需要时间。后来，吴宇森的影片让人们认识到，他的电影每次获得殊荣，都是内心历练的结果。他知道，达摩克里斯之剑依旧高悬头顶。

    1989年的《喋血双雄》也是吴宇森的重要代表作。在影片中，他用极为自信的手法让暴力世界中弥漫出无法言语的浪漫，华丽而控制自如的镜头、精练的对白以及舞蹈般的枪战动作都令人为之倾倒。特别是片尾在教堂里的生死决战：烛光映出的圣母像，背影中掠过的白鸽，一对最不应成为朋友的生死之交，共同执行着自己心目中的正义。正如吴宇森所说：“这是我最想用镜头来表达的东西，哲学式的电影，骑士般的角色，都是我心中的理想。”如果说《喋血双雄》让吴宇森把握了好莱坞动作片的命脉，那么《变脸》则让吴宇森在片中找到了东西方世界共同崇尚的那种“人道主义”和“家庭观念”。这部被认为“最具吴宇森风格”的作品，同时也为吴宇森带来全美华裔艺术基金会颁发的最高荣誉——“金环奖”，让他成为继李小龙、成龙之后，进入好莱坞的第三位华人明星。

    吴宇森的电影好看，他所讲述的故事不远不近，有爱有恨。不管是功夫片还是谍战片，都可以明显感觉到他的表达，感觉到一个活生生的人，和他背负的真实生活。这些人里，有庞大机构里的大人物，也有机构压榨下的弱小者，还有为了某些利益冒险的暴力者、潜伏者。但这些人的故事，能让人产生共鸣，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家庭、亲情、变迁，一切都被结合在一起，那么自然而然，像我们身边的故事。所以他的粉丝中，白领、军官甚至科学工作者的比例明显上升，因为，这不仅是电影。（选自《人物传记》，有删改）

傅璇琮：他这辈子只干了三件事

    傅璇琮1955年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担任浦江清先生主讲的“宋元明清文学史”课的助教。原以为就此走上学术坦途，未料两年后被打为右派，从北京大学“贬谪”到商务印书馆。

    从北大来到商务印书馆四合院，二十五六岁的傅璇琮感觉自己“心情其实过中年”。他被安排校读、重编云龙旧编的《越缦堂读书记》，索性沉潜文章，以读书为业。傅璇琮在《<学林漫录>忆旧及其他》一文里回忆初拾编辑行当：“一下班，我就搬出一张藤椅，坐在廊下，面对院中满栽的牡丹、月季之类，手执一卷白天尚未看完的线装本《越缦堂日记》，真有陶渊明‘时还读我书’的韵味。”

    在商务印书馆悠闲的生涯很快结束，几个月后，傅璇琮被调到中华书局，开始了纷乱繁重的编书生涯。傅璇琮白天审读、加工稿件，夜里读书。每逢星期天，他就到北京图书馆看一天书，中午把早晨带去的馒头就着开水当一顿午饭。

    1980年代学界尚且冷清，傅璇琮先生接二连三发表几部重要著作，其中，对学界最有启示作用的无疑是《唐代诗人丛考》。当时学人通常只关注大作家，傅璇琮则把目光投向中小作家群体，通过对二三流诗人境况的考订勾勒出当时诗坛的样貌。这部书的出版一下子便把唐文学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

    除了个人著书立言，傅璇琮也常常“为人作嫁”，在傅璇琮经手编辑的书籍当中，最广为人知的是美籍历史学家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当时国内对出版外籍华人的作品还极其慎重。傅璇琮接到稿件通读后，立即写出审稿意见。《万历十五年》原稿由英文写成，作者自己译成中文，因此译稿里有不少诘屈聱牙之处。傅璇琮请他在北大的同窗好友沈玉成对原书做润色加工。但黄仁宇坚持要亲自审阅各章的修改润色稿。当时传递文稿只能用跨洋信函，书稿来回修改、寄递，直到1981年6月才大致定稿。《万历十五年》首版中华书局初印27500册，几乎顷刻售罄。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料峭春寒风乍起还寒”学术背景下，傅璇琮以史学家的识见和出版人的胆识推进了《万历十五年》的问世。中华书局的出版物是国内外古典学界的“高天风筝”，傅璇琮手上曾牵过多少“风筝线”！

    傅璇琮先后主编了《全宋诗》、《唐才子校笺》、《唐五代文学编年史》等煌煌巨制。但对他而言，最为惬意的却是一套小书《学林漫录》。这套丛书收集了文史学界的一些轻松漫谈的文章，所讲不过是“书人书事”。“漫录”的“漫”字，来自杜甫诗句“老去诗篇浑漫与，春来花鸟莫深愁。”傅璇琮以为，只有像老杜那样经历半生戎马战乱，又磨砺了诗艺，集聚了知识，才当得起这信手拈来，漫不经心。这里发表过启功、俞平伯、钱仲联、吴小如等学人的文章，篇篇“如朋友之间，促膝交谈”，亲切可喜。

    傅璇琮先生一生都乐于扶植、支持后辈学者。1981年6月，即将研究生毕业的陈尚君专程到中华书局拜访傅璇琮。傅璇琮读到了他的文章《<全唐诗>误收诗考》，主动邀请他参加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三届年会。2005年起，傅璇琮先后被人民大学国学院、清华大学中文系聘为博导，再度回归大学讲坛。傅璇琮在清华开设“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课程，除了文史哲三系的研究生，中文系教授也悉数到场，还有北大、社科院、外地赶来听课的同学，盛况空前。

    30年来，学术界从不同角度受到了傅先生成果的影响。他这一辈子，就是在看书、写书、审阅书稿中度过的。他是几十年来对中国的文史学术推进最有力的一个人。

【相关链接】①2016年1月23日，傅璇琮先生走了。然而可以置信在中国当代学术史上，集出版家、学者于一身的傅先生曾经成为一座丰碑，永远被仰视，永远受崇敬。（罗时进《傅璇琮：一座永远被仰视的学术丰碑》）②他喜欢到学生宿舍和我们小坐谈学，亲自帮我们借论文资抖，他同学生谈论问题时态度和蔼，总是乐呵呵，从不发怒。（清华学生追忆傅璇琮）

奇遇

莫言

    1982年秋天，我从保定府回高密东北乡探亲。因为火车晚点，车抵高密站时，已是晚上九点多钟。通乡镇的汽车每天只开一班，要到早晨六点。举头看天，见半块月亮高悬，天清气爽，我便决定不在县城住宿，乘着明月早还家，一可早见父母，二可呼吸田野里的新鲜空气。

    这次探家我只提一个小包，所以走得很快。穿过铁路桥洞后，我没走柏油路。因为柏油公路拐直角，要远好多。我斜刺里走上那条废弃数年的斜插到高密东北乡去的土路。土路因为近年来有些地方被挖断了，行人稀少，所以路面上杂草丛生，只是在路中心还有一线被人踩过的痕迹。路两边全是庄稼地，有高粱地、玉米地、红薯地等，月光照在庄稼的枝叶上，闪烁着微弱的银光。几乎没有风，所有的叶子都纹丝不动，草蝈蝈的叫声从庄稼地里传来，非常响亮，好像这叫声渗进了我的肉里、骨头里。

    路越往前延伸庄稼越茂密，县城的灯光早就看不见了。县城离高密东北乡有40多里路呢。除了蝈蝈的叫声之外，庄稼地里偶尔也有鸟或什么小动物的叫声。我忽然感觉到脖颈后有些凉森森的，听到自己的脚步声特别响亮与沉重起来。我有些后悔不该单身走夜路，与此同时，我感觉到路两边的庄稼地里有无数秘密，有无数只眼睛在监视着我，并且感觉到背后有什么东西尾随着我，月光也突然朦胧起来。我的脚步不知不觉地加快了。越走得快越感到背后不安全。终于，我下意识地回过头去。

    我的身后当然什么也没有。

    继续往前走吧。一边走一边骂自己：你是解放军军官吗？你是共产党员吗？你是马列主义教员吗？你是，你是一个唯物主义者，而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共产党员死都不怕还怕什么？有鬼吗？有邪吗？没有！有野兽吗？没有！世界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但依然浑身紧张、牙齿打战，儿时在家乡时听说过的鬼故事“连篇累牍”地涌进脑海：一个人走在路上，突然听到前边有货郎挑子的嘎吱声，细细一看，只见到两个货挑子和两条腿在移动，上身没有……一个人走夜路碰到一个人对他嘿嘿笑，仔细一看，是个女人，这女人脸上只有一张红嘴，除了嘴之外什么都没有，这是“光面”鬼……一个人走夜路忽然看到一个白胡子老头在吃青草……

    我后来才知道我的冷汗一直流着，把衣服都溻湿了。

    我高声唱起歌来：“向前向前向前——杀——”

    自然是一路无事。临近村头时，天已黎明，红日将出未出时，东边天上一片红晕，村里的雄鸡喔喔地叫着，一派安宁景象。回头望来路，庄稼是庄稼道路是道路，想起这一路的惊惧，感到自己十分愚蠢可笑。

    正欲进村，见树影里闪出一个老人来，定睛一看，是我的邻居赵三大爷。他穿得齐齐整整，离我三五步处站住了。

    我忙问：“三大爷，起这么早！”

    他说：“早起进城，知道你回来了，在这里等你。”

    我跟他说了几句家常话，递给他一支带过滤嘴的香烟。

    点着了烟，他说：“老三，我还欠你爹五元钱，我的钱不能用，你把这个烟袋嘴捎给他吧，就算我还了他钱。”

    我说：“三大爷，何必呢？”

    他说：“你快回家去吧，爹娘都盼着你呢！”

    我接过三大爷递过来的冰冷的玛瑙烟袋嘴，匆匆跟他道别，便急忙进了村。

    回家后，爹娘盯着我问长问短，说我不该一人走夜路，万一出点什么事就了不得。我打着哈哈说：“我一心想碰到鬼，可是鬼不敢来见我！”

    母亲说：“小孩子家嘴不要狂！”

    父亲抽烟时，我从兜里摸出那玛瑙烟袋嘴，说：“爹，刚才在村口我碰到赵三大爷，他说欠你五元钱，让我把这个烟袋嘴捎给你抵债。”

    父亲惊讶地问：“你说谁？”

    我说：“赵家三大爷呀！”

    父亲说：“你看花了眼了吧？”

    我说：“绝对没有，我跟他说了一会儿话，还敬他一支烟，还有这个烟袋嘴呢！”

    我把烟袋嘴递给父亲，父亲竟犹豫着不敢接。

    母亲说：“赵家三大爷大前天早晨就死了！”

虹关何处落徽墨

石红许

    在冬天，在春天……为了寻找一截久违的徽墨，我孑然一人蹀躞在虹关^（注）墨染了一样的旧弄堂里，闯进一栋又一栋装满了故事的深宅老院。我安慰自己，哪怕是能遇见寸许徽墨，也心满意足。行走在虹关，我一次又一次向墨的深处挺进，去追寻墨的风月身影。

    婺源一文友善意地提醒我，虹关徽墨以及制作徽墨的人很难找了，你这样没有目的地寻找，不啻于白费心神徒劳无功。我不甘心，相信在虹关的后人中一定还有人掌握了徽墨制作技艺，他们会告诉我很多关于徽墨的记忆。

    欣慰的是，季节扯起的丹青屏风里，总有一棵需十余个大人合抱的千年古樟，华盖如伞，累了，就在树下坐一坐，仰望绵廷浙岭，聆听“吴楚分源”的回声。穿村而过的浙源水、徽饶古道在炊烟袅袅里把日常琐碎的生活串成一幅恬谧幽静的水墨画，人在画中，画在人中，昔日贩夫走卒、野老道者的身影渐行渐远在徽墨涂抹的山水间，一丝淡淡的忧伤悄然在心里泛浮，随着雨滴从瓦片上、树叶间滚落下来，把人带进梦里故园。

    一堵堵布满青苔的墙壁上还隐约留存着经年的墨迹，那是徽墨的遗韵吗？石板路上，不时与村人擦肩而过；老宅门内，不时与老人目光相撞。在虹关，我拾掇了一串烙上徽墨温度的词语：质朴、慈祥、安然，小桥、流水、人家……虹关，允许我拾取半截残墨，记下一串与徽墨有关联的大街小巷地名。

    虹关伫立，徽墨式微。近百年来，科技的迅猛发展带来了五花八门的书写工具，使得人们迅速地移情别恋，墨与砚台的耳鬓厮磨，也早也被墨汁横插一杠，固态磨便黯然失色，近年来渐渐被人遗忘。到后来，实现了从纸张到数字化的华丽转身，书写也已成为少数人的事情了，墨块更是被束之高阁，制墨传习几乎无人问津。

墨，松烟的精灵，千百年来忠实地在纸上履行职责，一撇一捺站立成墨黑的姿勢，氤氲香气里传承着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徽墨，制作滥觞于南唐，兴盛于明清，享有“落纸如漆，万古存真”之美誉。有权威人士言之凿凿指陈，北京故宫博物院还保存着数十块虹关徽墨。徽墨无声，虹关有幸，虹关人因此而自豪。水口、民居，显然还有徽墨等，不负众望，终于为虹关换来了“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的金字招牌。

    虹关徽墨，不小心逝失在古村落、古驿道边，等待人们去擦亮这张泛着黑色光泽的名片——“徽墨名村”。在一栋民居内，我兴奋地发现，有人在挖掘、研发传统徽墨工艺，遗憾不见墨工，不知那一双手是怎样捣鼓着黑色的诗篇。不大的台面上摆放了刀、小锤、木槽、墨模等工具，还有一些看不懂的物品，想必都是与徽墨有关的器皿、墨料。壁板上挂有制墨工序图《一块墨的前世今生》：点烟、和料、烘蒸、杵捣、揉搓、入模、晾墨、描金。从采取数种原料到试磨鉴定墨质，一锭墨才得以面世，具体制作起来，其工序之繁复岂是图解所能说得清楚的，想想真不容易。一锭墨，千杵万揉，浓缩的精华，浓缩的是民族文化的瑰宝。

    不经意间，我瞥见阁楼上稳站着一个白髯飘飘、仙风道骨的先生，便主动打招呼，他问询了我的来意，邀请上楼喝茶座谈，我，一个找寻徽墨的陌生人，沿着屋内与厢房连成一体的木质楼梯，漫步走上阁楼，轻轻地踏在楼板上，咿呀作响，我生怕踩醒了乾隆年间经营徽墨的原始账本，生怕踩碎了岁月的痕迹，更生怕踩破了一截遗落的留着明代指纹的徽墨。

    先生姓叶，一个隐者、居士、制笔者，放弃大城市的舒适，只身走进虹关，设立工作室，执刀执笔，刻刻写写画画。兴致来了，叶老师挥毫泼墨，正是徽墨磨出的浆液、芳香、光泽，正是新的徽墨传人制作出的徽墨。磨墨时，细润无声，我却听到了墨与砚台的喁喁细语。触摸着徽墨的韵律，我看到了，看到了徽磨沿着纸的纹理在翩翩起舞，“入纸不晕、书写流利，浓黑光洁”。真想只做一个书者。舀一瓢清清的湖水，每日轻柔磨墨，从容铺纸，蘸墨挥洒，过上一段墨落纸上荡云烟的幽静生活。

    家里书桌内一角散落着几块早年留下的普通用墨，七公分长，其侧分别有描金楷书“金不换”“凝香”字样，背面还有莲荷、白鹤等图纹，虽谈不上金贵，但仍散发着幽幽暗香，还有儿时习书的悠悠往事。回想小时候上学时，练毛笔字要买描红本、砚台，还有长条形的墨块。磨墨时总是弄得满手漆黑，便到校外小水塘边去洗干净，再继续练字。与墨的亲密接触也就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的那几年，以后偶尔再接触毛笔，已经是蘸着液态的墨汁了。我想，那时研磨的墨一定是虹关的徽墨吧。这样一想便感到一丝慰藉，回头再看黄灿灿油莱花簇拥的虹关，一身原生态的粉墙黛瓦着装，仿佛特别的亲切，烟雨蒙蒙中弥漫着老家的气息，一股乡愁莫名袭来。

    在虹关寻墨，我不为藏墨之好，只是警醒自己要时刻保持一颗对文化敬畏的心。在寻找徽墨中，我领略到徽墨走过的千年历程，也感受到浓淡相宜的虹关凸显出的古村文化。这是墨润心灵的过程，这是沉醉馨香的过程，这也是国学照濯的过程。虹关，坐落在和风细両敲开的绿茵茵帷幔里，是徽墨润开的一首唐诗，深入其中似穿越在一阕宋词里，时光铺陈，岁月静好。

    蓦然间，发现村口一小店屋檐下旗幡招展——“有徽墨出售”，我加快脚步走去，带一截虹关徽墨，去描绘心中的故乡。

（选自《散文选刊》，有删改）

［注］虹关，即虹关村，古徽州村落，是“徽墨”产地之一，位于今江西省婺源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