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黑暗王国里的残烛

鲍鹏山

    ①宋人说，“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好抬杠的李贽就此讽刺道，怪不得孔子出生之前，人们都点着蜡烛走路。我想，话不能这么说，也不是这么说的。我觉得，孔子确实是悬挂在那个遥远古世纪的一盏明灯，他使我们对那个遥远的时代不再觉得晦暗和神秘，他使那时代的人与后代乃至于我们沟通了。我们由他知道，即便在那么一个洪荒时代，也是有阳光普照着而万物不择手段地生机勃勃；那时代也发生着我们今天一样的事情：暴力和弱者的呻吟，混乱和宁静的企望，束缚与挣扎，阴谋与流血，理想碰了钉子，天真遇见邪恶，友情温暖，世态炎凉。在他手订的《诗经》中，我们甚至可以体验到最个性的感受——当那些面孔不一情性各异的个人复活时，那个时代不也就复活了吗？

    ②孔子生活的时代也真像他所说的，确实是混乱无道。他为之伤心不已：辉煌的“郁郁乎文哉”的周王朝已是日薄西山，伟大的周公早已英魂远逝，他制定的“礼”“乐”也土崩瓦解。“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到处都是乱臣贼子，且个个生龙活虎。西周古都废墟上的青草与野黍也一茬一茬地青了又黄，黄了又青，根深而茎壮了，掩埋在草丛中瓦裂的陶器早已流尽了最后一滴汁液。九鼎不知去向，三礼流失民间。东周呢？龟缩在洛邑弹丸之地，可怜巴巴地看着那些纵横天下的称霸诸侯，把九州版图闹得瓜分而豆剖。

    ③无可奈何花落去，还有谁来用红巾翠袖，擦去周王混浊的老泪？连孔子本人都不曾去那里。在这种时候，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真无异于痴人说梦。孔子正是这样的一位痴人。痴人往往缺乏现实感。他的精神就常常脱逸出现实的背景，沉浸在过去的辉煌中，追寻着万物逝去的方向。是的，他一生都在追寻，他周游列国，颠颠簸簸，既是在找人，找一个能实施他主张的人，更是在找过去的影子，找东周昔日的文明昌盛。面对这一伟大帝国的文化废墟，孔子领悟到并承诺了自己的使命！但挽狂澜于既倒，或知其不可而为之，只不过是一种令人钦敬的悲剧精神罢了，他最终还是失败了。当他奔波倦极归来，在一条小河边饮他那匹汗马时，他偶然从平静的流水中惊见自己斑驳的两鬓，“甚矣，吾衰矣”（太惨啦！我已经衰老了！）他顿时心凉如水。这衰弱的老人，他的多少雄心都失败了，多少理想都破灭了。壮志不酬，眺望茫茫无语的宇宙，他心事浩茫。人世渺小，天道无情，青山依旧，哲人其萎。于是，一句意味深长的叹息便如一丝凉风，吹彻古今：“逝者如斯夫！”

    ④我在几千年后的漆黑的夜里写这篇文章时，宛如见到他当初衰弱地站在苍茫高天之下的无情逝水边。那无限凄惶的老人的晚景使我大为感动。于是这篇文章的题目也就一闪而现了：这衰弱的，即将随着时间的流水逝去的老人，不就像黑暗旷野上快要燃尽的一枝蜡烛吗？四面飚风，寒意四逼，这支蜡烛艰难地闪耀……

    ⑤痴人有多种，或因情深而痴，或因智浅而痴，孔子属于前者。因情而痴的孔子常常沉湎在过去的怀想之中，“郁郁乎文哉！吾从周！”“逝者如斯夫！”这时，他就是一位抒情者，抒得很动情，很感人。在一个抽象的、冷酷的、沉闷的老子之后，出现一个一往情深、感怀万端的孔子，使我们再次感受到一种温软，一种熨帖，这实在是让我们大大舒了一口气，历史终于在绝望中咧口而哭出了声，一些可怕的心理能量在孔子的歌哭、幽默、感喟中被释放了。

    ⑥孔子使一些无序的暴力变成了有目的有方向的努力与企望，他使天下英雄入于他的彀中，并带着这些社会精英致力于建构新的理想。当混乱的历史有了理想与方向时，混乱就不再是一无是处，相反，倒往往显示出一种蓬蓬勃勃、生机无穷的魅力。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刀光剑影的时代，一个流血漂橹的时代，一个杀人盈城、杀人盈野的时代，但它不也是一个充满理想，充满激情，充满公理仁德的时代吗？谁开辟了这样的时代？是孔子。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是，当孔子和弟子们周游列国的时候，他往往自己驾车——他确实是在驾着这个时代的马车。弟子们在车上或呼呼大睡或哈欠连天，一脸凄迷与怀疑，只有他永远目光炯炯，自信目标就在前方。

    ⑦这位可敬可叹的老人，想凭自己个人的德行与魅力来聚集一批年轻人，让他们传道义之火，文化之火；拯民于水火，匡世于既颠，但年轻人不容易经受得了各种诱惑，“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我从未见过一个喜爱德行比得上喜爱美色的人），“吾未见刚者”（我未见过刚强的人），“吾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我未见过喜好仁，厌恶不仁的人），“末闻好学者”（没听说过好学的人）。这些话不也把他的三千弟子甚至七十二贤者都包括在内了吗？要让这些弟子们“无欲则刚”、“好德如好色”都不可能，更何况别人？韩非就曾刻薄尖酸地揶揄孔子，说凭着孔子那么巨大的个人德行，不就只有七十子之徒跟随他么？而下等君主鲁哀公却能让一国人都服从他，孔子本人也不得不向鲁哀公臣服。所以，人是多么容易向权势屈服，而向慕仁义的人是多么少啊。孔子此时的处境，真是令人同情。

    ⑧但他更让我们尊敬。这就是他的那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殉道精神。“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三军可以更改主帅，匹夫却不能逼他改变志向）。匹夫尚且不能夺志，更何况圣人之志，得天地浩然正气，至大至刚，岂容玷污？天下一团漆黑了，不少原先追求光明的人也练就了猫头鹰的眼睛，从适应黑暗而进于喜欢黑暗，为黑暗辩护，他们把这称为提高了觉悟和认识，并且得道似的沾沾自喜于在黑森林中占据了一棵枝丫，又转过头来嘲笑别人不知变通。而孔子，这位衰弱的老人却在那里一意孤行！我很喜欢“一意孤行”这个词，很喜欢这个词所指称的那种性情与人格。敢于一意孤行的人必有大精神，大人格。——节选自《寂寞圣哲》

梅贻琦：是“寡言君子”，也是治校大师

    ①梅贻琦（1889﹣1962），字月涵。自1914年由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学成归国后，到清华担任教学和教务长等多种职务。他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成功地执掌清华并奠定了清华的“校格”。

    ②1931年12月，梅贻琦在清华大学发表就职演讲，这篇立言名篇中可圈点者极多。他说：“办学校，尤其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材。”他又说，“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能发表这样今天读来仍新鲜的“重要讲话”的人，才算是真正了解了教育的意义﹣﹣梅贻琦任校长后，不到10年，清华的面貌便彻底改观，声名鹊起。

    ③今天，我们可以随口列出清华很多杰出人物及其事迹，却很少提到梅贻琦。这跟他的教育风格很有关系。梅贻琦用的是“黄老之治”，这种思想推崇黄帝时期的政治清明，发扬老子的清净俭约，奉行无为而治。“黄老之治”希望人尽其才，故梅贻琦治校也信奉让每个人充分表达，只要提出有利于清华的建议，他就会颔首微笑“吾从众”；“黄老之治”奉行法度，故梅贻琦尊崇科学，科学即法则；“黄老之治”奉行无己，故梅贻琦可以忘我地去服务。他说，清华的教师出名、学术成果出名、优秀学生出名，而校长却不必出名。

    ④梅贻琦的寡言少语使一般人或以为他严肃，或以为他谦和，或以为他没有主见。其实他并非不懂幽默，他的反应是才士也为之叫绝的。有人奇怪，那么多校长来来去去，为何独有他能在大师云集的清华立足，梅贻琦回答：“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是没人愿意倒梅（霉）！”他的寡言也并非没人欣赏，陈寅恪就曾说：“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⑤作为一名学养极厚的物理教授，他自幼熟读经史，背诵如流，曾对朋友笑言：“假如有谁背诵古经传有错漏，我可以接背任何章节。”

    ⑥不少人都能回忆起梅贻琦的律己。他做清华校长时，取消了原有的一些校长特权，不再让学校为他家中工人付工资，并拒绝领取包括手纸在内的一切免费供应。1943年，梅贻琦的母亲去世，当天，同事建议他不开联大常委会。他坚持照常“不敢以吾之戚戚，影响众人问题也”……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1941年，美国空军来华抗日，急需大量翻译，梅贻琦号召联大外文系的男同学参军。1943年，他又动员所有应届四年级身体合格的男生去当美军翻译官。在此期间，梅贻琦的儿子梅祖彦虽然还不到四年级，却提前参军。女儿梅祖彤也随军做了护士。

    ⑦梅贻琦的风度令人难忘。学者何兆武在《上学记》中回忆：“梅校长那时候五十好几了，可是极有绅士风度，平时总穿得很整齐，永远拿一把长长的弯把雨伞，走起路来非常稳重，甚至于拉警报的时候，周围人群乱哄哄，他还是不失仪容，安步当车慢慢地走，同时疏导学生。”

    ⑧因工作繁重，梅贻琦积劳成疾，1960年被确诊罹患癌症。他终身从事教育，毫无积蓄。新竹国立清华大学为其垫付一部分治疗费，医院又酌情减少了一部分，还是不够。清华校友们商议募捐，半年间募集台币65万元。躺在病床上的梅贻琦看到凝聚着爱心的募捐记录，“阅后半晌无语，后曾流泪颔首”。

    ⑨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溘然长逝。蒋介石特颁“勋昭作育”挽额一方，副总统陈诚送的挽联是：“崇朴学以黜浮华，实大声宏，盛绩久为文苑重；树良规而垂教泽，薪传火尽，道徽犹系国人思。”梅贻琦的墓前广植梅花，刻石“梅园”，为于右任所书。清华海内外校友，每到新竹必去祭拜。当地人士每日清晨也去凭吊，十年如一日，成为新竹一景。教育家蒋梦麟曾说：“中国崛起于近代文明国家之林，（梅贻琦）厥功之伟，莫之与京（争强比胜）。”

    ⑩梅贻琦之执掌清华，是清华之幸，也是中国之幸。

（有删改）

蒋天枢：师道的重量

    ①在近十年来围绕陈寅恪的推崇与传奇当中，他的受业弟子蒋天枢向人们透出一个清矍高瘦、若隐若现的身影。

    ②陈寅恪晚年，在病榻上将编定的著作整理出版全权授与蒋天枢，这被后辈学人视为他一生学问事业的“性命之托”。受托之人蒋天枢，作为陈寅恪早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1949年后，十余年间两人只见过两次面。这十余年间，陈寅恪目睹和经历了太多昔日亲密无间的师友亲朋一夜之间反目为仇的事情，但他信赖晚年只有两面之缘的蒋天枢。

    ③蒋天枢值得这种信赖。1958年，他在其《履历表》“主要社会关系”一栏中写道：“陈寅恪，69岁，师生关系，无党派。生平最敬重之师长，常通信问业。此外，无重大社会关系，朋友很少，多久不通信。”当年，批判资产阶级史学权威的政治运动正如火如荼，蒋天枢在这种只会带来麻烦而不会有任何好处的“社会关系”中，丝毫不掩饰对陈寅恪的敬重之情，足见其为人之笃忠执着。

    ④他也确实没有辜负这份重托。晚年，他放弃了自己学术成果的整理，全力校订编辑陈寅恪遗稿，终于在1981年出版了300余万言的《陈寅恪文集》，基本保持了陈寅恪生前所编定的著作原貌，作为附录还出版了他编撰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这大概是“陈寅恪”这个名字在大陆重新浮现之始。

    ⑤当时出版社给他3000元整理费，他一分钱也没有收，全部退还。因为“学生给老师整理遗稿，怎么可以拿钱呢”。后来，陈寅恪突然“走红”，很多人出来自称是陈先生的弟子，蒋天枢却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从来没有借陈寅恪以自重。

    ⑥在陈寅恪托付毕生著作的那几日见面中，一天，蒋天枢如约上门，恰好陈夫人不在，没有人招呼他，已目盲的陈寅恪也不在意，径直开始谈话，结果蒋天枢就一直毕恭毕敬地站在老师床边听着，几个钟头始终没有坐下。那年，他已年过花甲。

    ⑦接触过蒋天枢的复旦教师说，“程门立雪”这类传统，在蒋先生心中原是稀松平常之事，一个学生总得有他应该躬行的本分。

    ⑧有人评说，蒋天枢对老师的尊重，出于一种对文化的负载感，而这种负载感正是传自其师门。陈寅恪在《论韩愈》文中就曾说过：“华夏学术最重传授渊源。”

    ⑨编撰陈寅恪“事辑”，蒋天枢自己在致友人的信中表示，他的中心意旨是想写出陈先生是“中国历史文化所托命之人”。

    ⑩蒋天枢出身清华国学研究院，与陈寅恪有师生之谊，并且对自己入学前就已自沉的王国维也严执弟子礼。同行或学生“王国维长王国维短”，即便语气中充满敬意，也会引起他的侧目。在他看来，说“王国维先生”已经大不敬了，何况直呼其名；至于他自己，当然恪守旧例，开口闭口“静安先生”。

    ⑪同系的名教授朱东润是个性情中人，一次开会，说到得意处随意评了几句“陈寅恪什么什么”，其实未见得有什么不敬之意。还没等在座诸人反应过来，蒋天枢从人群中拔身而起，指着他哼哼了几句，便拂袖而去，只留下朱先生哭 笑不得地摊摊手，连声“啧啧”，十足的难堪。

    ⑫如今复旦中文系的名教授章培恒是蒋天枢的弟子，除了做学问，他显然还受了先生关于“尊师”的教诲。一次，他随蒋先生外出办事，晚上完事后照例送老师回家。途中下了场大雨，车到教师宿舍大门，遍地积水，而蒋先生脚上穿的却是家常的布鞋。章先生提出要背蒋先生，全然不考虑自己也已直逼花甲了，蒋先生自然坚拒了。于是，老师蒋天枢跨出车门，洒脱地直奔寓所，学生章培恒脱下皮鞋，一手拎着，在雨中着一双白袜跟在老师身后。

    ⑬蒋天枢在1979年为《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所写的“题识”中说：“余欲纂‘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已数年，悠忽蹉跎，今乃得从事辑录，距先生之逝世已将10周年，余亦老矣。”1997年，此书增订再版，章培恒在“后记”中引用了这段文字，随后心有戚戚然：“现在，距离蒋先生的逝世也已将近10周年，而我也已经老了。”

    ⑭这些都不是虚辞，字里行间，透出师道的重量，后人读来，满页沉甸甸的。先生们都已经老了、逝去，师道传承，今日焉在？

选自徐百轲《民国风度》

“梨园中人”谭元寿：江河不择细流

    2014年12月20日，纪念叶盛兰诞生100周年演唱会，谭元寿、谭孝曾、谭正岩，三代谭派传人同台演绎经典剧目《定军山》。那应该是谭元寿最近一次登台，那一年他已经86岁，孙子谭正岩35岁。

    直到2017年春节，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角儿来了之百年谭派》节目中，更多的谭迷才再一次见到谭元寿，听到他的声音。

    “父亲总想把最好的形象留在观众心里。”谭元寿的儿子谭立曾悄悄对我们说。

    真正的艺术家难免爱惜羽毛。尽管谭元寿是当之无愧的当代京剧大师，但他一辈子都反对别人称呼他为“艺术家”。他常挂在嘴边的是，“我只是一名普通演员”。二十多年前，谭元寿在上海电视台录制节目，现场有青年演员问他，何时成的名？他的回答是，“我一辈子也没有成名”。那是先生的谦虚，却有着“梨园世家”的自信与旷达。

    作为京剧创始人之一谭鑫培的玄孙、“四大须生”之一谭富英的儿子，谭元寿的降生给这个家族带来一份重重的期待。谭元寿在幼年时就经常看京剧大师杨小楼的表演。每次见面，杨小楼都会把他高高举起，放在肩上，逗着说，快长大，把戏唱，成好角，名天下。“杨小楼是我一生中第一个崇拜者。”谭元寿说。

    童年时，谭元寿就常随父亲去余叔岩家里学戏，看余叔岩先生向他父亲传授余派唱腔。听着听着，他就在余老夫人的怀抱里睡着了，睡梦里都是余派唱腔。所以，“直到现在，我最喜欢的还是余派唱腔。”

    后来，谭小培仿照当年谭鑫培将谭富英送到富连成坐科，把谭元寿送到富连成第六科 “元”字科。入富连成科班学艺的第一天，肖长华先生给他取名元寿，从此戏班里就有了个谭元寿，在富连成学了7年，谭元寿学演了近百出戏。60多年后，谭元寿回忆起这难忘的7年，总结了富连成的“三件法宝”：一是严格教学，不分亲疏；二是注重舞台实践，全年只休息两天，没有一天不上课，没有一天不练功，没有一天不演出；三是教学中“文武昆乱”并重，“文武昆乱”兼学。

    谭先生讲的一件事让人印象极为深刻。出科之后，他崇拜李少春，想拜李少春为师。父亲谭富英不仅十分支持，还对他说：江河不择细流，泰山不弃细壤。谭派哪里来的？就是吸取各家之长才形成的。“我的曾祖、祖父、父亲和我的儿孙六代人，都是科班或者戏校坐科才出道的。没有一个是全靠家学，每一代人都拜有好多老师，这就是转益多师。”

    京剧成为国剧的初期，谭鑫培创下了“无腔不学谭”的历史，这一方面源于谭派的声腔之美，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谭派没有门户之见，能够采众家之长，后学们也饮水思源，以艺为大。

    一个家族，七代人从事同一门艺术。即便放在全世界，也是鲜见而宝贵的，在京剧自身的魅力之外，一定有一条强韧的精神纽带将他们联结在一起。我们去求证，谭先生笑笑说：“父亲谭富英的人品对我一生影响最大。他总教育我做人要忠厚，唱戏要高调门，做人要低调门。要学会吃亏、让人。对别人厚才有自己的道，才有后代子孙的道。”

    家族的巨大声望，戏曲界乃至国家的厚望，在谭元寿的人生里是一种无形的推动力。创业难，守业更难。作为谭派第五代的谭元寿，全面继承谭派表演艺术，守本纳新，拓宽戏路，“做了谭派艺术忠诚而富有成效的守护者”。

    因为这样的梨园人生，谭元寿才像爱护生命一样爱护京剧，关心京剧的未来。

    他常说，“艺术家是唱出来的，不是任何人可以馈赠的”。尽管他唱过演过的戏有二百多出，在今天看来已经是不可思议的一个数字，但他一直强调自己与前辈的差距。他几乎能唱各种老生戏与武生戏，他说程砚秋先生花旦、刀马旦、泼辣旦、昆腔戏什么都唱，所以希望人们不要狭隘地理解流派艺术，希望青年演员在继承流派的同时，一定要多学、多演、多看，不断拓宽自己的戏路。

    他说，京剧这门艺术就是口传心授，看录像谁都能看明白，但里面的内涵是看不会的，很多诀窍必须口传心授，“京剧都是这么传下来的”。所以，他从来没有门户观念，一直对登门请教的戏曲界人士敞开大门，年届九十还亲手指导中国戏曲学院的研究生。他最担心的也是京剧，“最怕走样了，失传了。梅先生有句话富有哲理，'移步不换形’。

    我们要跟着时代，但不能为了追时代就丢了本来的样子。”

    人们说，有人才有戏，有戏才有派。因为一代代戏曲人的砥砺前行，才有京剧两百年的辉煌。无数个体的追求最会塑造出时代的模样。但如果我们都习惯了追随时尚，在新奇芜杂的各种话语中摇摆不定，而无视自己的历史和传统，我们时代文化的准星和标尺又在哪里？（有删节）

相关链接：①谭鑫培是我国著名京剧老生表演艺术家，其创建的谭派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个京剧艺术流派。他亲手培育了杨小楼、梅兰芳、余叔岩三位京剧大师。此外，他还主演了中国的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北京青年报》）

曾国藩﹣﹣从“中人”到“完人”的追求（节选）

    湘乡流传一个故事，说一个小偷在房梁上等着曾国藩熄灯睡觉好下来偷东西。曾国藩在背一篇文章，怎么也背不下来，小偷都等急了，跳下房梁说，你真笨，我都背下来了，你还背不下来，然后拂袖而去。此笑话显然是后人杜撰，但故事透露出曾国藩的脑袋可能确实不是很灵光。这个资质平庸、出身普通、成长于偏远深山之中的小孩，最后怎会出将入相成为儒学大家呢？

    曾国藩曾在家书里说：“唯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这句话体现了他“尚拙”的人生哲学。

    在日常生活上，他“笨拙”地坚持他的日课十二条：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忘所能，作字，夜不出门。比如他要求自己每天读《廿三史》二十页，天天如此，从不间断。还有他从三十岁开始写日记，一直到他61岁去世，也不间断。在战争上，他不像孔明一样有很多锦囊妙计，用的也是笨拙的计策。他以“扎硬寨，打硬仗”而著称。湘军主动攻城时，如同巨蟒缠人一样，用一道一道的壕沟把这座城市活活困死。他们攻城的时间，不是一天、两天，而往往是一年、两年，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不停地挖壕沟。安庆、九江、天京，都是这样打下来的。他曾用两个词来形容自己的战争生涯：一是“屡败屡战”，一是“艰苦卓绝”。

    曾国藩做事靠的是自己执著坚韧的意志和百折不回的信念。那曾国藩树立的是什么样的信念？遇到困难时又如何勉励自己去实现目标呢？

    曾国藩有一联自箴，耐人寻味：天下断无易处之境遇，人间哪有空闲的光阴？

    这副对联说的是他勉励自己实现目标的方法﹣﹣吃苦和惜时。其实人世间任何事情都是这样实现的。立志、努力行动、历尽磨难、珍惜时间，这可能是所有成功人士的模式。但说到容易，做到就很难了。曾国藩用一个“悔”字来确保自己可以做到。

    “悔”，就是对自己的言行进行反省，对自己的错误进行悔过自新。正是因为深刻的反思和追悔，曾国藩的思想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他先是一位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儒家理学家。在戴孝办团练的初期他又采用法家思想，认为乱世必用重典。晚年时，父亲去世，曾国藩在思云馆中重读老庄，从而学会了以柔克刚、功成身退。晚年的曾国藩，接受耶鲁大学毕业生容闳的建议，和李鸿章一起上书建议朝廷送清国小留学生出国深造，师夷长技以自强，因此他又是西方新思想的启蒙者。

    曾国藩不仅自己在历史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而且还在仕途上成就了一批人，而这些人则成为晚清时期的中流砥柱。他知人善用，在他的人生中，他不仅成就了自己，也成就了一批落魄士子。耳熟能详的做高官的有左宗棠、郭嵩焘、胡林翼、李鸿章等等。学者则有俞樾、李善兰、华蘅芳、徐寿。左宗棠本一介布衣，是他向皇上举荐，后来有平定新疆之功。他一生推荐过的下属有千人之多。在国家危难、民不聊生的时代里，曾国藩和他物色的人才为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带来了执著的精神和希望的曙光。

    曾国藩不仅事业有成，而且治家有道，教子有方。他对子女的教育，在其家书中多有体现，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如下的两方面。首先，居安思危，勤俭持家。楼高易倒，树高易折。曾国藩曾说：“居富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长久之计。能从勤俭耕读上效出好规模，虽一旦罢官，尚不失兴旺气象。”曾国藩在当官时，时时想着不当官时家人如何生存。“克勤克俭，宜耕宜读。”这样无论当官还是为民都可聊以为生。其二，曾氏主张，不留钱财给子孙，但留诗书和家规。在富厚堂里最让人徜徉的地方，是3栋藏书楼，多的时候，藏书30万册。在这山清水秀的清净之所读书思考，坐拥万座书城，又有长者的谆谆教导，怎能没有出息。

【相关链接】①曾国藩对清王朝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曾国藩的倡议下，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印刷翻译了第一批西方书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可以说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化建设的开拓者。

（摘自“百度百科”）

②曾国藩的政治家风度、个人的品格修养很少有人能够匹敌。他或许是十九世纪中国最受人敬仰、最伟大的学者型官员。

（摘自徐中约《中国近代史》）

陆谷孙：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著名救育家、翻译家、复旦大学杰出教授陆谷孙先生因脑梗中风，数日抢救无效，于昨天13时39分结束了他77岁的学术人生。陆谷孙先生是英语文学研究专家，尤精于莎士比亚文学研究和英汉词典的编纂，更是作为累计印数超过千万册的《英汉大词典》主持编撰者，将名字刺在这个时代，并为翻译界学者、社会学习者所传。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陆谷孙先生的父亲陆达成精通法文，曾翻译过都德的《星期一的故事》短篇集，受父亲影响，他从小对外语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进入复旦大学外文系后，陆谷孙先生开始接触英语，培养了他对莎士比亚的兴趣，使他日后对莎士比亚的研究造诣颇深。陆谷孙先生晚年曾旗帜鲜明地反对有人提出的“母语教育令人担忧，因为英文教育太盛行”的说法。他认为：“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人，如果没有合格的英文，难称合格。”

    1976年，陆谷孙先生开始参与《英汉大词典》的筹备和编写；1986年，他被正式任命为《英汉大词典》的主编。传说在欧洲，惩罚一个人的方式就是让他去编纂词典，而这在陆谷孙先生眼里，却成了一份乐事。他在《英汉大词典》前言中写道，有志于词典编纂的学人“会从单调、烦琐、繁重、艰辛的劳动中发掘乐趣，寻求报偿。乐趣在于遨游英语语词的海洋，报偿在于翱翔英语文化的天地”。

    在17年成书过程中，6个正副主编中有5人离开，只有陆谷孙先生坚持到最后。直到1991年，这本从“文革”时期开始编写的第一部完全由中国学者独立编纂的大型双语工具书终于出版，全书4203页，1500万字。校对完最后一页后，陆谷孙先生开玩笑地写下了“ZZZ”作为全书结尾，意为词典编成，终于可以“痛快地睡了一觉”。《英汉大词典》被香港学者董桥形容为“不可一日无此君”，英美的词典专家评论这是“远东最好，也是世界范围内较好的双语词典之一”、“具有超世纪的生命力”。后来，这部高质量的权威辞书成了联合国专用工具书。

    不过，陆谷孙先生并不认为编成《英汉大词典》有多么值得骄傲，面对获得的尊重和荣誉，他一直淡淡地说：“存者附得虚名，殊深内讼。”

    陆谷孙先生常说：“学术是我生命的延续，学生是我子女的延续。”热爱教书的他，从教30多年来未曾离开过教学第一线，再忙再累，学生的需求与教学安排总是第一位的。行政、科研，加上本科、硕士、博士课程，工作量远超出了学校规定，名列全系第一。

    1994年陆谷孙先生被授予复旦“杰出教授”荣誉，自然也就没有退休的概念，除去因为身体缘故而不能再继续的课程，他几乎没有落下过一个学期的课，英美散文是他的经典课程，旁听的学生总是坐满教室。2014年的陆谷孙先生已是74岁高龄，由于身体不适，他才同意学院将他的课程设为与其他老师共同完成。先生的课堂魅力还是征服了前来听课的每个学生。人格魅力，是所有学生对先生的一致评价。

    从他留下的许多金句中，也能感受到为师者的一种风骨——“即使职称的光环去尽，我还是我：书还是爱读的，文章还是要写的，人文关怀不会失落，学术的热烈追求和思辨的纵深薰修永无止境。所谓‘闲云野鹤’者，也决非空睇风云，长唳无已，而是对眼下急功近利狂躁进取的一种间离，对茕迷闹汩的一种自我惕励罢了。”

（摘编自2016年7月29日《青年报》）

相关链接：从1996年11月开始，我就跟随陆先生编写词典。先生热忱的鼓励和严格的要求一直激励着语言基本功底较为薄弱的我，给予了我无比的信心。读博期间，先生甚至还委我以重任，将外研社版《当代英语新词语词典》的一部分编写任务交予我，最后出书署名时坚持把自己的名字放在我的后面。而对于复旦教诲过自己的恩师，先生始终不忘，用先生的原话来说“仰望复旦外文系各位师长，真可谓芒焰熠熠，大才槃槃”。先生不仅在与小辈聚餐时时常提及往事，而且曾多次撰文回忆诸如徐燕谋、葛传槼、杨岂深等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