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罗家伦

    父亲是浙江绍兴人，出生于江西南昌一个读书家庭。1915年，父亲考进复旦公学中学部，国学功底很深。1917年夏天，父亲投考北京大学。那一年，蔡元培先生到北大上任。

    1919年1月1日，父亲和北大高年级学生出版了《新潮》杂志，总编辑是傅斯年，父亲任编辑，两人写了很多关于妇女解放、婚姻自由等文章，《新潮》杂志在当时成为继《新青年》之后，倡导新文化运动第二种有影响的刊物。蔡元培、李大钊、胡适等人都给予父亲他们极大支持。蔡元培批准由北大经费中每月拨3000元给《新潮》，《新潮》的编辑部，就是李大钊北大图书馆的办公室。

    1919年4月，中国在巴黎和会失利的消息传到北大，父亲和一些同学商定5月7日联合市民游行抗议。5月3日，蔡元培校长得知北洋政府同意对山东问题做出退让，立即通知了父亲、段锡朋、傅斯年等人。当天深夜，大家决议改在5月4日去天安门集合游行。父亲与江绍原、张廷济一道，被各校代表推举为总代表。5月4日那天上午，父亲站在一个长桌旁边，写好了《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宣言只有180字，却写得大气磅礴，极富号召力。5月26日，父亲在《每周评论》第23期发表了题为《五四运动的精神》的短文，第一次提出了“五四运动”概念。从此，“五四事件”被定格为“五四运动”。

    1920年秋，父亲和四个北大应届毕业生得到蔡校长的推荐和企业家穆藕初基金的资助，出国留学。在美、英、德、法等国深造了六年，父亲回国。1928年，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蔡元培，让父亲任清华大学校长，那一年父亲只有31岁。

    10月12日新学年开学时，校园中除了新校长外，新生中首次出现了十五名女生；原有的五十五名教授中，三十七位（包括外籍人士在内）遭到解聘，却进来了二十多位新的教授；有些系和课程被取消，中国课门数增多；本国和外籍教职员之间待遇及居住条件的差别得到改正；权力大过于教授的职员地位和人数也重新调整。

    父亲说：“罗致良好教师，是大学校长第一个责任。”父亲为清华求才的苦心，从毛子水根据何基鸿（清华法学教授）转述的一个小故事中可见一斑：“志希从北平到南开去请蒋廷黻先生。蒋先生本不愿离开南开的。蒋先生不答应，志希便坐着不走。熬了一夜，蒋先生终于答应了。”

    父亲选拔人才，也不拘泥于分数。除了对钱钟书的破格录取外，还有报考清华历史系的吴晗，他的数学考了0分，但中文和英文竟是两个满分。父亲大笔一挥，将吴晗也破格录取。

    1929年4月，父亲和教授会代表冯友兰联袂出席清华大学董事会议，坚持立场，对抗由外交部高级官员把持的董事会，在校中发动废除董事会的舆论。父亲以壮士断腕的精神，三次向教育部提出辞呈，表示不挠的决心。当局终于在6月下令取消基金会，改由教育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管辖。

    父亲在清华时最大的贡献之一，是使原隶属于外交部的“清华学校”，升格为“国立清华大学”。1930年，处于复杂政治形势下的父亲被迫辞职。在不到两年时间里，父亲对清华所做的成绩，依旧被肯定。当年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导师陈寅恪先生说：“志希在清华，把清华正式地成为一座国立大学，功德是很高的。”

    1932年8月，父亲就任中央大学校长。他到任之初，广揽名师，优化学科，兴建校舍，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在他的主持下，中央大学迎来了建校史上辉煌鼎盛的黄金时代。他又力排众议，将中央大学西迁重庆，中央大学在当时是全国高校中院系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所大学。1941年夏，筋疲力尽的父亲辞去中央大学校长的职务。

    1969年12月25日，父亲离开了他热爱的这个世界。我抚着他柔软尚温的手，生离死别，像是梦幻，却又无情地逼真！父亲安葬在台北近郊山旁的阳明山第一公墓，四周丛林环绕，放眼远望观音山和淡水河，云边深处，便是隔海的大陆故乡。

（摘编自罗久芳《我的父亲罗家伦》，有删改）

【相关链接】1罗家伦（1897～1969），字志希，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1950年赴中国台湾，任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考试院副院长、总统府国策顾问、中央评议委员。 （百度百科）2罗家伦延揽了一大批学有专长的著名教授，如蒋廷黻、张奚若、萧公权、冯友兰、朱自清、张子高、翁文灏、华罗庚等等，多达数十人。这些人的到校，大大强化了教授阵容。

（摘自赵映林《罗家伦于清华大学的开拓之功》）

伊辛巴耶娃：“撑杆跳高女皇”的传奇

    凡是喜爱田径运动的人，对布勃卡这个名字都不会觉得陌生。这位被称为“撑竿跳高沙皇”的运动员是田径史上唯一赢得六次世界冠军的超级明星。无独有偶，“田径迷”们对撑竿跳高女选手伊莲娜·伊辛巴耶娃也同样非常熟悉，因为这位业绩非凡的田坛高手有着“女布勃卡”的美称。

    俄罗斯女运动员伊辛巴耶娃是当今世界体坛大名鼎鼎的风云人物。她是全球撑竿跳高女选手中唯一一个在室外比赛中跳过五米大关的人，她还曾二十八次打破世界纪录（其中室内十三次，室外十五次），赢得过两次奥运会和三次世锦赛冠军。在不久前结束的莫斯科卢日尼基世锦赛上，被誉为“撑竿跳高女皇”的伊辛巴耶娃用一枚金牌结束了自己堪称传奇的职业生涯。

    格林童话里灰姑娘的故事广为人知，而伊辛巴耶娃的经历则被众多媒体认为是“俄罗斯版灰姑娘”的范例。

    由于父母工资微薄，伊辛巴耶娃孩提时代过的是勉强可以满足温饱的生活。她和妹妹因为衣着简陋，经常要面对同学的嘲笑和羞辱。成名之后伊辛巴耶娃曾这样回忆以前贫寒的生活状况：“当时在学校里，我的许多同学都穿着漂亮的衣服，抹着口红，但是我却只能穿着有洞的破衣服。这不能怪我的父母，他们诚实而勤勉地工作，给予了我和妹妹他们力所能及的一切。”

    伊辛巴耶娃之所以走上体育之路，与她的母亲娜塔莉亚的经历有关。娜塔丽亚年轻时曾是毕业于大学体育系的业余篮球运动员，她希望通过体育改变自己孩子的命运。

    此外，伊辛巴耶娃所处的环境也很有利。她的故乡伏尔加格勒是俄罗斯西南部的名城，原名察里津，又称斯大林格勒，二战期间著名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就发生在这里。这是一座英雄的城市，全城有近百座纪念碑和雕像以及数十处供人们凭吊和瞻仰的纪念地。因为那段历史，伏尔加格勒的人们都相信，从这里走出去的人大多是不可战胜的。伏尔加格勒又是俄罗斯体育的圣地，2004年的奥运会，有五名俄罗斯冠军是伏尔加格勒人。伊辛巴耶娃的童年时代在伏尔加格勒第五少年体校度过，少年时代则在伏尔加格勒中心区的奥林匹克后备学校度过。在整个伏尔加格勒，类似的体校有七十多家。伊辛巴耶娃始终将这里视为自己的精神家园。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伊辛巴耶娃年龄虽小，却能体谅父母的苦心，她在少年体校里学习训练都很自觉（成名之后，伊辛巴耶娃也没有忘记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她用获得的奖金给父母在伏尔加格勒买了公寓和轿车，并让父母退休，在家颐养天年）。除了上课之外，伊辛巴耶娃大部分时间都泡在体操馆里，下腰、倒立、跳跃、翻腾，训练非常刻苦。这种生活持续了十年之久。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酷爱运动的女孩从一个纤细瘦弱的小姑娘长成亭亭玉立的少女。十五岁时就已长到一米七○。此时，恰逢负责培训撑竿跳高运动员的教练特罗费莫夫前来选苗子，这位独具慧眼的著名田径教练一眼就看中了身体素质优良的伊辛巴耶娃。就此，已苦练体操十载的伊辛巴耶娃改换门庭，师从特罗费莫夫，改练撑竿跳高。当然，她的教练及她本人最初也不曾想到，这一练就练出了一位后来震惊世界田坛的撑竿跳高女皇。

    伊辛巴耶娃在从撑竿跳高的“门外汉”成为佼佼者的过程中付出了艰苦的努力。这个倔强的女孩确实具备运动天赋，领悟能力极强，且不怕吃苦，所以进步十分迅速。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个初始阶段一遇挫折就哭、最多只能跳二米八的新手很快入门，并逐渐熟练掌握了撑竿跳高的技术动作，而在改练撑竿跳六个月后，伊辛巴耶娃便从同她一起训练的运动员中脱颖而出，成为引人注目的新秀。她初登赛场即崭露头角，夺得了全国青年冠军。回到学校，她发现人们向她投来尊敬和仰慕的眼光，这愈发增强了她继续进取的信心和勇气。

    在特罗费莫夫的调教下，伊辛巴耶娃一步步成长和成熟起来。她所面对的第一个大赛是1998年法国阿内西的世界青年锦标赛。在这次赛会上，初出茅庐的伊辛巴耶娃一鸣惊人，越过四米大关，这一成绩让她登上了领奖台。1999年，伊辛巴耶娃在波兰比得哥什的世界青年运动会上，以四米一○的成绩夺得了她国际舞台的首枚金牌。一年之后，在卢日尼基世界青年锦标赛上，伊辛巴耶娃又越过四米二○，从而力压德国名将安妮卡贝克尔，首次获得世锦赛女子撑竿跳冠军。此后，伊辛巴耶娃可谓顺风顺水，进步神速，并逐渐达到了个人的巅峰状态，这些成绩的背后自然少不了恩师特罗费莫夫的栽培。

（选自《名人传记》2014年第4期）

一代宗师黄昆

    我1981年到中科院半导体研究所工作，一直到2000年离开，中间差不多有15年是与黄昆在同一个办公室工作，几乎天天见面。可以说，我有幸是这个世界上受黄先生的教导最多的一个学生。

    黄昆评价自己的研究有两个高峰，其中作出最主要学术贡献的第一个高峰，是在英国留学的6年中完成的。

    1945年10月，黄昆在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师从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后来荣获诺贝尔奖的莫特（N。F。Mott）教授，把自己的研究方向选定为固体物理学。几个月后，初出茅庐的黄昆完成了题为《稀固溶体的X光漫散射》论文，大胆提出了关于杂质和缺陷X光的散射理论模型。20年后，德国科学家在实验室中证实了黄昆的理论预言，国际学术界随即称之为X光“黄散射”。

    在完成博士论文后，黄昆受到爱丁堡大学玻恩教授（M。Born）的赏识，被邀合著《晶格动力学》一书。这本专著至今仍是固体物理学领域的权威著作，从1975年至2001年3月，该书的英文版被引用5254次，俄文版被引用376次，平均每年200多次。

    除了撰写《晶格动力学》，这段时间黄昆还连续完成了两项开拓性的学术贡献。一项是提出著名的“黄方程”和“声子极化激元”概念，另一项是与后来成为他妻子的里斯（A.Rhys，中文名李爱扶）共同提出的“黄﹣里斯理论”。他与妻子在1950年合写的这篇论文，至今仍是在这个领域工作的科学家们必引的经典文献。我前不久检索发现，从1975年以来，这篇文章被他人在SCI刊物引用734次，其中1994年以后被引用240次，平均每年20多次。

    1951年底，黄昆回国到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授，没有继续他的基础研究，而是一心扑在教学上。从那时起，在近30年的时间，黄昆只发表了一篇原创性的论文，他把它献给了导师玻恩。

    1977年秋天，是黄昆命运的又一个转折点，他在中科院半导体所重新开始了科研工作。三年后，他迎来了学术生涯的第二个高峰﹣﹣﹣进一步完善了“黄﹣里斯理论”。

    黄先生和我在1984年以后都开始研究半导体量子阱超晶格物理。为了建立超晶格光学振动的理论，我们整整讨论了两年，不断地争论。1988年，我们发表了后来被国际物理学界称为“黄﹣朱模型”的理论，多本国外的研究生教材详细介绍了这个理论。

    应该说，黄昆选择在他科学研究的黄金时间（当时30岁出头）回国，对他后来在学术上更上一个台阶影响很大。他在英国做博士后的一些同事，有几位当时的研究并不如他，但后来都获得了诺贝尔奖。我曾经问过他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他觉得自己选择回来这条路没有走错，他说回国后全力以赴从事教学工作，在北京大学建立了我国自己的普通物理、固体物理和半导体物理三门课程的教学体系，培养了大批的人，这个远远比个人取得学术上的成就更有意义。

    我后来发现他在1947年留英期间写给杨振宁的一封书信里就流露出这个思想。在信中，他提到了导师莫特对他产生的影响，他说：“像他这样的少数几个人就支住了整个英国的科学研究，假如你要坚定地走科学研究这条路，还有什么比建立一个中国物理研究中心更让人兴奋呢？……它的重要性应该比得一个诺贝尔奖还高。

    在生活上，黄昆是一个极其低调的人。虽然他早就在国际物理学界“大名鼎鼎”，却一直“怕见记者”；他的夫人李爱扶则学会了“黄昆是黄昆，我是我，他的问题请不要来问我”这一招来对付媒体。

    2001年，国家授予黄昆最高科学技术奖。我记得在中国科学院提名黄昆的时候，他就写信反对。后来经组织上做工作，他采取不反对也不支持的态度，甚至连组织材料和答辩都一概不参加。他觉得这个奖励太大了，承受不起。……

（原载《南方周末》第1118期，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朱邦芬院士口述，有删节）

相关链接：①他自称境界不高，才能有限，可他却达到了中国科学界的顶级水平。他的理论哺育了世界上几代人的成长，他的著作被学者们像圣经一样摆在书桌上。他相信一种平和自足的人生。黄昆，世界著名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他提出的《黄方程》、《黄散射》、《晶格动力学理论》是该科学领域的权威理论。（2002年度“感动中国”人物颁奖词）②渡重洋，迎朝晖，心系祖国，傲视功名富贵如草芥；攀高峰，历磨难，志兴华夏，欣闻徒子徒孙尽栋梁。（北大物理系师生送给黄昆院士的对联）③1947年4月1日，黄昆在给杨振宁的信中写道：“当我有时告诉人我一两年后回国，他们常有疑讶的表现……我们衷心还是觉得，中国有我们和没我们，makes a difference（有些区别）。”

毕生献给棋道

吴清源

    百岁吴清源羽化归仙，棋界永恒的传奇翩然离去。

    1914年出生于中国的吴清源，是千载围棋史中不可逾越的存在。从棋手成绩讲，他1939年至1956年十七年间在最残酷的升降十番棋中打败当世riben所有高手，君临棋坛，被公认为“昭和棋圣”；从围棋贡献上说，吴清源打破传统边角束缚，强调效率与速度的“新布局”，开创了绵延至今的现代围棋，并在晚年提倡“21世纪围棋”，一生走在创新前沿；从棋人合一的角度来讲，吴清源以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学养，融入博大精深的棋道，实现围棋的国际融合，提升了棋手的内外之境，并毕生践行不辍。

    吴清源先生开辟了围棋技术的新天地，打造了围棋发展的一段新历程，他本人更在20世纪变乱的世界格局中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象征。吴清源热爱围棋，终生不渝，可谓献身于棋道。他在围棋之外获得的声名为古今所有棋手所难及，但他无有他念，俗世纷扰了无挂碍，围棋是他长寿的唯一秘钥，也是他赖以栖身的唯一桃源。

    吴清源先生的足迹走过百年，那拈起了世间无数颗棋子的手，与北洋军阀段祺瑞对过弈，在末代皇帝溥仪面前下过棋，战后数任喜欢围棋的riben首相与之有过棋缘，新中国的领导人周恩来、陈毅也多次希望能够与他见面交流。而吴清源心中仅以棋为念，用这智慧之手在棋盘上挥洒创造，不顾军阀颜面杀光其所有棋，于全riben社会的舆论重压下，面对旧时代权威的代表本因坊秀哉，依然敢于下出“三三•星•天元”的颠覆性开局。吴先生是为了围棋而生的围棋天才，其一生无愧于百年来孜孜以求的那一方棋枰。

    吴清源先生发扬棋道，提携后辈，不遗余力。林海峰、芮乃伟被他收为弟子，均活跃于棋坛一线几十年。赵治勋说：“正因为吴老师的鼓励，才有了今天的我。”武宫正树说：“对于几乎所有的棋手来说，吴先生犹如苍天在上。”1984年宣布引退的吴清源仍然是棋盘前的那座伟岸之神，关注中国棋界发展，呼吁围棋国际化，担任世界大赛应氏杯总裁判长，亲临现场研棋直至九十五岁。2014年2月，即将年满百岁的他还亲自出席riben棋圣战决赛现场，并预言中最后的胜负结果。

    在吴清源之前，围棋界从没有任何一位棋手能够达到他的高度。无论围棋成就，还是生命长度。吴先生亲眼见证了百年时代的变迁，亲手推动了百年围棋的革新昌盛。2014年，中日棋界为吴先生举办的百岁寿诞庆贺仪式盛大隆重，能够拥有此等荣誉的围棋棋士，天下仅吴清源一人而已。

    2012年12月27日，与吴清源携手走过七十年生命旅程的和子夫人病逝，享年九十岁。2014年11月30日，吴清源因过度衰老而平静离世，终年一百岁。人间痛失传奇，但吴先生那为围棋而跳动的精魂却永不会从这世上消失。

    他曾说：“一百岁后我也要下棋，两百岁之后我在宇宙中也要下棋。”追求围棋之道，吴先生早已看透生死。他的离世只是一位期颐寿者的尘世句点，世界上永不消失的围棋落子之声，将是对吴清源的最好追念。

（摘自杨烁《吴清源：超脱生死 毕生献给棋道》）

【相关链接】①吴清源（1914﹣2014），出生于福建省神州市的名门望族，后举家迁入北京，很早即在围棋上表现出过人的天分。14岁东渡riben，开始其职业棋手生涯。他一生雄踞“天下第一”的无冕王位，提出新布局思想，以及以大雪山内拐为代表的吴清源定式。1961年，他不幸遭遇车祸，渐渐淡出比赛。晚年提携后进，促进围棋国际化和中国围棋的发展，他以毕生之体悟，融汇古老的中华文化，提出21世纪的围棋﹣﹣六合之棋。（摘自百度）②“碰到苦恼的事情、感受到周围压力的时候，吴老师会背诵白居易的‘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随富随贫且欢乐，不开口笑是痴人’。”“吴老师喜欢一句话：‘暗然而日章。’这句话出自《中庸》，讲述君子内敛，看上去并不发出耀眼的光芒，但会随着时间推移，渐渐发光。”（江涛久回忆吴清源）③“围棋是胜负的世界，善胜负者，日人称之为‘胜负师’。胜负师常有，但没世而名不称者居多。吴先生在五十年代前后，对riben一流高手作个别十局比赛，将之全部降级。专就成绩而言，足够资格称得上第一流的胜负师。但在吴先生棋的世界中，胜负只是一个附带的因素，对吴先生而言，围棋是一种艺术，也是一种哲理，反复争棋的最后的目的，是从中领悟建立圆满调和的道。”（摘自沈君山《天才的棋谱》一文）

秋瑾：单纯中的高贵

吴先宁

    1907年7月15日清晨，秋瑾走出仅关了她三天的山阴县署牢房，走向刑场轩亭口。她的脚上了铁镣，两手反绑，身后是几个士兵端枪警戒，两旁还有山阴县都戎府、省派练军、山阴与会稽两县巡警弹压。与官府戒备森严、高度紧张的状态相比，秋瑾则显得平静而从容——她身穿玄色生纱长衫，足蹬皮鞋，就像平时在街头漫步。她没有喊激昂的口号、发临终的血誓，也没有绝望或伤感，有的只是平静和从容，以及在这种平静而从容之中透出的难以言表的尊严和高贵。

    秋瑾的革命之路，与许多男性革命者不同。最初的激发，来自于对自己婚姻的不满。1903年的北京之行是秋瑾人生的分水岭。那一年，她的丈夫王廷钧用钱捐了个小京官，带着秋瑾去北京赴任。他们的邻居是一位颇有文名且思想进步的女子吴芝瑛。秋瑾与吴芝瑛一见如故，义结金兰。通过吴芝瑛，秋瑾经常看到当时出版的一些新书报，接触到一些新思想。《辛丑条约》签订以后，神州大地危象丛生，秋瑾读了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以后，深受感动，她称陈天华是为自己“启蒙开智”的人。她赋诗言志：“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以后，秋瑾就穿起男装，表示永不再穿清朝女服。

    秋瑾的思想发生了飞跃，与整天热衷于官场应酬的丈夫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多。“知己不逢归俗子，终身长恨咽深闺。”这是秋瑾对自己婚姻的感叹。1904年，秋瑾不顾王廷钧的反对，冲破封建束缚，自费东渡日本留学。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成立同盟会。秋瑾所在的学校恰好与同盟会举行筹备会议的地方在同一条街上，秋瑾就是这时结识了孙中山，她对孙中山的革命方略非常信服。此后，秋瑾的思想受同盟会政治纲领的影响颇多。这年12月8日，陈天华投海自尽。秋瑾受到很大震动，决定立即回国，直接参加反清斗争。

    秋瑾与徐锡麟一起谋划“皖浙起义”。徐锡麟在安庆率先起事而败露后，秋瑾本来是有充裕的时间和许多机会可以脱身的。7月12日早晨，潜伏在杭州武备学堂的光复会员的密信就到了，告知浙江常备军两队官兵已经出发来绍。此时，大通学堂的学生中有人提出即时起义；秋瑾的副手王金发则极力劝说秋瑾急速逃走，到嵊县山区躲避，以图改期举事。但这些建议均为秋瑾所否决。她以“谋为日后之应援”为由，命令大通学堂的党人学生全部撤离，又严词催促不愿离去的王金发赶快逃走。

    7月12日晚上，秋瑾像往常一样回家。这天是秋家祭祖的日子，全家人举行了祭祖仪式，又一起吃了晚饭，饭后，秋瑾还和家人聊了一会天。然后，秋瑾将哥哥秋誉章叫到旁边的房间，告知他一切，并要他带家人逃走，接着烧毁了有关信札、文件、书籍。13日下午四时左右，来抓她的士兵在大通学堂的前门胡乱鸣枪，而后门并无人包抄和把守。在这个时候，还有不忍离去、坚决要陪伴秋瑾的学生劝她从后门乘船逃走。但是，秋瑾平静而从容地坐在办公室里，纹丝不动。秋瑾确实是要以她自己的方式独自承当这一切，不管是出于献身的庄严，还是要用鲜血唤醒昏睡的同胞。

    秋瑾的决定绝非一时的冲动。早在1906年10月，秋瑾、徐锡麟等光复会党人在杭州密商起义计划的时候，就已经做了必死的打算，相约埋骨西子湖畔。1907年5月，秋瑾再赴石门向她的盟姐徐自华募集起义经费。此前，两人同游西湖时已订下著名的“西泠埋骨之盟”。这次临分手时，秋瑾告诉徐自华，自己“已作牺牲之准备，埋骨西泠之约千万不可失信”，徐自华慨然应允。可见秋瑾为死后的埋骨之地也已作了托付。

    早在7月10日，秋瑾得知徐锡麟起义失败身死的消息后，不禁失声痛哭。她长时间把自己关在办公室，不见人、不吃饭、不说话，没有人知道她在做什么、想什么。其实，在她当天写的《绝命词》中可以看出端倪：“痛同胞之醉梦犹昏，悲祖国之陆沉谁挽？日暮途穷，徒下新亭之泪；残山剩水，谁招志士之魂？不须三尺孤坟，中国已无干净土；好持一杯鲁酒，他年共唱摆仑[注]歌。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即此永别，风潮取彼头颅。壮志犹虚，雄心未渝，中原回首肠堪断。”这首词集中表达了秋瑾关于革命的理想图景。

（摘编自2015年11月24日《作家文摘》，有改动）

【注】摆仑：即英国杰出诗人拜伦。拜伦曾投身于希腊的民族解放斗争，写下许多充满革命理想的诗篇。

相关链接：①秋瑾（______）~ 1907)，浙江绍兴人，别号竞雄，自号鉴湖女侠。自幼随兄在家塾读书，学习经史、诗词。15岁时跟表兄学会骑马击剑，有豪侠之气，蔑视封建礼法，提倡男女平等，常以花木兰等巾帼英雄自励。（《秋瑾史料》）②行至轩亭口，秋瑾不作一声，惟注视两旁诸人一周，即俯首就刑。观者如堵。（《秋瑾史料》）③秋瑾被害之后，各地民间媒体开始连续不断地追踪报道，将秋瑾死事的每一细节公诸报端，全国各地掀起声讨凶手的浪潮。更为重要的是，秋瑾的遇害激起了革命者更加高昂的反清斗志。从这个意义上说，秋瑾以她孤独的革命先驱者的失败，成功地进行了革命的启蒙。（张晨怡《秋瑾：夜夜龙泉壁上鸣》）

刘东生：阅读黄土高原这部大书

刘世昕

    旁人眼里普普通通的黄土却是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刘东生心中的宝贝。这位“面朝黄土背朝天”达半个世纪的87岁老人，获得200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的贡献在于通过“阅读”中国的黄土，翻开了百万年前地球古气候、古生态变迁的历史。

    地理学界有这样的说法：目前人类了解地球的自然历史有三本书，一本是深海沉积物，一本是极地冰芯，第三本便是中国的黄土。国际上认为，把黄土这本书念得最好的是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刘东生。

    从1804年以来，国际上对于黄土的成因有两种学说——“风成说”和“水成说”。从20世纪50年代起，刘东生对黄土高原进行了大量的野外考察和实验分析，完成了《黄河中游黄土》《中国的黄土堆积》等多部专著，提出了有重要突破的“新风成说”。

    1909年国外学者提出的第四纪四次冰期理论，主导了20世纪前半叶的古气候学研究。1958年，刘东生根据黄土中古土壤的多旋回特点，发现第四纪气候冷暖交替远不止四次，对经典的四次冰期理论提出挑战，最终建立了环境变化的多旋回理论，成为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的一个重大转折。当时刘东生提出，240万年前开始堆积的黄土高原中保存着非常完整的古土壤系列，它们的时间和空间分布规律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可以揭示古气候信息。黄土中那些丰富的生物遗迹，就像一部非常丰富的典籍，使人了解200多万年来黄土高原地区，乃至欧亚大陆所发生的重大地质事件，包括生物气候环境变迁、新构造变动、人类文化的发展历史等。

    为了探究青藏高原隆起对全球环境变化的影响，从1964年起，刘东生先后参加了希夏邦马峰、珠穆朗玛峰、托木尔峰、南迦巴瓦峰的登山科学考察，多次登上海拔6000米以上的高峰。“在那种境界，人类可以领略‘一览众山小’的韵味，陶醉于对大自然壮丽景观的畅想。只有被自然打动，才能不断地有兴趣去探寻自然的奥秘。”每每回忆起那些贴近自然的日子，刘东生总是很动情。

    1964年至今，刘东生还致力于青藏高原隆起与东亚环境演化研究，把青藏高原研究同黄土高原研究结合起来，把地球固体岩石圈的演化同地球表层圈的演化结合起来，开辟了地球科学一个新的研究领域。20世纪90年代以来，地球系统各圈层相互作用已成为国际学术界的研究热点。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刘东生带领研究小组运用古地磁年龄测定、同位素分析等多种手段建立了完整的黄土沉积序列资料，并开始与深海沉积物序列对比，使中国黄土成为古气候变化记录的最重要档案库，由此拉开了将中国黄土纳入研究全球环境演化框架的序幕。

    1991年，74岁的刘东生随中国科考队远征南极，在南极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科学考察。5年后，快80岁的老人禁不住北极的诱惑，又远征那里的斯瓦巴德岛，并不畏险阻，登上一座冰川。他说，去两极不是想创造什么纪录，只是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什么东西都想亲自看看。刘东生的脚步就是停不下来。2001年这位耄耋老人居然在南海科考船上度过了一个多月。家中客厅里那张他最喜欢的以布达拉宫为背景的照片，是他85岁去西藏考察时拍的，对他来说，青藏高原、中国黄土还有太多的故事。

    熟悉刘东生的人都听他讲过这样一则典故：19世纪一位西方地质学家在他的中国之行后说，中国学者喜欢在窗明几净的书斋中吟诗作画，不喜欢跋山涉水到野外观察大自然，若干年后其他科学领域或可发展，惟有地质学不可能有多大进展。刘东生偏要证明，中国学者不仅懂风花雪月，更吃得起野外科研的苦。受刘院士影响最深的是搞古生物研究的老伴，她回忆说：“我们夫妇俩的青春都献给了野外考察。攀高崖、越鸿沟、睡野外、忍饥饿……都是家常便饭。年轻的时候，家里常常连续好几个月都大门紧闭。”

    2002年，有“环境科学诺贝尔奖”之称的“泰勒环境奖”授予了刘东生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华莱士·布洛克。两人都致力于研究全球环境变化，刘东生研读的是中国黄土，布洛克的“书”是深海沉积物。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