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运熙：平淡中自有丘壑

    2月8日凌晨，著名文史专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王运熙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离开了他所挚爱的研究，离开了他所牵挂的学生。

    王运熙1926年出生在江苏省金山县，从小就爱好古典文学。后来，王运熙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学习。毕业后成为陈子展的助手。陈子展治学兼通新旧文学，目光宽广，思路开阔。他在和王运熙谈话时，滔滔不绝，上起先秦汉魏，下逮现代的一些学者和作家。正是在这样一种名师云集、学术氛围浓厚的情形下，王运熙走上了他的治学之路。

    从1978年到1996年退休，王运熙主持的语言文学所集中了多位学科带头人，下设6个研究室，取得了很多学术成果，成为学术研究的重镇。语文所成立以后，一个重要的成就就是完成了三卷本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编写。

    1983年到1996年，王运熙又在原有基础上与顾易生共同主编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七卷本），历时十余年，对中国文学批评发展史的研究更具系统性和完整性，把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高度。

王运熙一生专注于学问，甘于淡泊，白首未改此心。他曾经说：“上海的大闸蟹很好吃，但不吃也无所谓；但不让我看书写书，那就一天也受不了。”虽是玩笑，却道出了他虽在陋巷却不改其乐的心境。

    王运熙赠给学生吴承学一本《文心雕龙探索》，他在书的扉页题写“治学自警语”：“全面观照，准确把握。正本清源，探明原貌。”他的治学亦如此，不求新、不求奇、不媚俗、不趋时，从文献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做最平实的学问。在研究《文心雕龙》时，王运熙的结论与北方一些学者，如，中华书局的周振甫，山东大学的陆侃如、牟世金，西北师范大学的郭晋稀等几位先生的观点并不相同，在当时引起了争论。王运熙认为《文心雕龙》是一部指导写作的书，并不是一部系统的文学理论著作和美学著作。他以原著文本为研究的出发点，努力把握刘勰整个文学思想体系，避免先入为主，用现代文学理论去套。因此得出的结论得到了许多研究者的认同，逐渐被大家接受并信服。

    “王运熙先生做学问有独到的见解却不故作高深，从不说过头话，都是结合实际来讲，这种做法让人十分敬佩。“国家图书馆原馆长、文心雕龙学会会长詹福瑞告诉记者。

    王运熙常为学生讲起近代以来的学术流派，信古、疑古、释古三派中，他将自己定位为释古——既不盲目信古，也不一味疑古，而是在广泛占有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准确地分析、鉴定，恰切地评述、印证，最后得出平实、适中的结论。

    “创新”在王运熙那里具有不同的含义——求实即是创新。他认为古典文学研究面对的是浩繁的历史材料，人们在面对这些材料时难免众说纷纭，其中便会夹杂很多误解，而研究如果能够收集、整理、分析材料，还原历史本来面目，消除误解，这就是学术创新。

    复旦大学教授、王运熙的弟子杨明告诉记者，王运熙一生孜孜不倦，只为求真求实。刘勰的《文心雕龙》中“风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如何理解众说纷纭。在上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前期，曾有过热烈的讨论，流行的学说认为“风骨”代表“文章的内容”、“纯洁的思想”、“合乎道德规范的情感和意志”等。王运熙对材料进行穷尽性的搜集，然后条分缕析，最后得出结论：刘勰所谓风骨，是指作品的艺术风貌、表现效果而言，不是就思想内容的高下邪正而言。 与此相承，王运熙也澄清了当时对建安风骨的误解。很多学者认为，建安风骨主要是指那些表现社会动乱、人民苦难的诗歌的思想内容。王运熙则认为，南朝人所说的建安风骨只是指建安诗文爽朗刚健的风貌。

    王运熙服膺《札记•中庸》中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和《史记，五帝本纪赞》的“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将其作为治学的座右铭。王运熙的治学正是对这两句话的最好注解。

“不作惊人之语，无剑拔弩张之势。但他很了不起，了不起就在于忠于学术，坚守学者的良心。”杨明对王运熙的治学品行推崇有加。

    直到去世，王运熙一直居住在上海火车站附近的一套48平方米的旧房子中，从1978年至今，已有四十余年，每天都能听到火车进出的轰鸣声。正是在这间斗室，走出了我国文学学科第一位长江学者吴承学，也培养出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一批中坚力量，其中很多已然成名成家。

    王运熙是在凌晨离世的，一如往常一般平静。“生如夏花之绚烂，死若秋叶之静美”，恰可比拟。

（节选自2014年2月22日《中国教育报》）

星斗其文  赤子其人

凌宇

    他出身于水，一生恬静优雅似水，离去后魂归于水。而他的文字，与后世的读者同在，似水流淌不绝。

    如果说作家是以文字征服世界，那么，对沈从文来说，前30年的文学创作，后30年的文物研究结出的果实，证实了自己生命的价值。他一生中出版各种作品80多种，500多万字，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成书最多的作家之一。

    在沈从文自己，无论是身外报偿还是身内所获，物质上的得失还是精神上的毁誉，从不以为意。

    他一生所得收入，除维持一家生活必需的花费、社交应酬和帮助别人外，都陆陆续续花在购买书籍和陶瓷文物上。他家里曾堆满了各式各样的“坛坛罐罐”。家里放不下了，便随手送人，送掉后又买。解放后索性一股脑儿全送了博物馆，不仅没有索取任何报酬，连一张收条也没留下。1982年，他收到花城出版社寄来的九千多元稿费，立即凑足一万元，寄给家乡的小学，修建一栋图书楼。然而，他也有因手头无钱而发窘的时候，且不说他年轻时为吃饭问题所作的种种挣扎，就是在他不再为吃饭发愁以后，每逢某项社会公益活动需要他捐赠时，他常常因拿不出钱来而发愁难过。

    说起沈从文在文坛上的沉浮，在中国几乎是一个典型。在这沉浮的背后，重叠着因“历史的误会”而带来的种种人生坎坷与痛苦。但他几乎从来不主动提及自己几十年来遭遇的损害与屈辱。当别人问及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时，他只是说：“我没有我的朋友受的冲击大，我只是要打扫茅房，那是普通的事，在家里不是也要打扫吗?”人们常常惋惜他不能继续从事文学创作，为他在文学史上的“失踪”感到遗憾，为他在第二、三次文代会上，连作家身份也得不到承认感到不平，他只是笑笑：“那未必不是塞翁失马。”

    1978年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后，沈从文长期冷落的门庭重新变得热闹起来，他构筑的富有魅力的“湘西世界”被人津津乐道，鲁迅的“他是自新文学运动以来所出现的最好的作家”这一评价又被人记起，学术界开始确认沈从文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学大师”地位。对这一切，沈从文表现出惊人的平静。在谈到他的文学创作时，他总是轻轻地挥着手：“那都是些过时了的东西，不必再提起它。……我只不过是个出土文物。”他强调说，“我年轻的时候，许多熟人同乡头脑都比我优秀得多，却一个个先后消失在中国近乎周期的悲剧里。就拿写文章来说，开始时我的一支笔就笨得很，能够坚持下来，也只是比别人耐烦一点。”

    对涉及个人荣辱得失的事，沈从文表现出一种令人吃惊的宽容与平和。他宁愿记住别人的好处，而忘了别人对自己的损害。是湘西的水深深流进沈从文的血脉，滋润和培育着他的性格。

    然而，他心头还有无法释怀的东西。这头一件便是他30余年来从事的中国古代文物研究。他常常叹息说“手头有许多题目可做，现在是来不及了”，话语中总是透着惆怅与悲哀。虽然，他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已经出版，王序在他的指导下，已成为能独当一面的服饰文物专家。他的后半生事业后继有人，但他仍不满意。沈从文最害怕的是失去工作的权利。前几年，有关部门通知他去办理从历史博物馆调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手续时，他误以为是办理退休手续，紧张得手足无措，只是嗫嚅着说：“我还能做点事，请不要让我退休。”

    1983年，他身患重病，几乎足不出户。对故乡的思念日夜侵蚀着他，每次家乡人的来访，都使他兴奋不已。他不间断地询问，颔首，摇头，轻轻地叹息，任何有关家乡的人事，山川风物的点滴，都不愿放过。“我能去，我还能去的!”说着，他便挣扎着要站下地来，并终于奇迹般地站立起来。“你看，我还能去!”他孩童般得意地笑着，眼角上早已噙了两颗晶亮的泪珠。然而他终于只能在想象与回忆里，同那片熟悉的土地亲近。每当他独自静静地坐在客厅里出神，都似乎在神游故土。

    静寂中，突然响起河船拍打水面的桨声，油坊里油锤与油榨相撞时爆发的声响，伴和着古老、悠长的船歌号子，沉沉的牛角声，水车飞转发出的“咿呀”声……

（选编自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沈从文传》）

守卫长空的“幕后英雄”

    不管是零下30℃的严寒，还是40℃的高温；不管是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还是乘风破浪的军舰里，中国工程院院士于本水主持研制的导弹在哪里，他就会出现在哪里。

    当堪称防空“杀手锏”的低空超低空防空导弹在国庆50周年阅兵式上初露峥嵘时，于本水默默地注视着这激动人心的一幕，禁不住泪流满面。

    只因为青年时代“一定要为国家研制先进的武器装备”的梦想，于本水将全部身心都献给了我国的导弹事业。

不寻常的《英华大辞典》

    于本水的书架上摆着一本《英华大辞典》。它可是于本水的“宝贝”，来历非同寻常。

    上世纪60年代初，美国U﹣2高空侦察机经常来我国上空偷偷侦查，被我防空导弹击落后，又学会了机动逃选，我军制导雷达一开机，它便机动逃出防空导弹杀饬区。空军司令部要求国防部五院帮助解决这一难题。于本水作为课题负责人，带领研究小组昼夜攻关。最终，他们拿出了一套被空军指战员称为“近快战法”的有效方案。

    他清晰地记得，1963年11月1日，地空导弹二营首次用“近快战法”击落一架美U﹣2飞机。此次战斗后，“近快战法”便向地空导弹部队推广。于本水也因此荣立三等功，奖品就是这本《英华大辞典》。

八年磨一剑

    1980年，于本水被任命为主任设计师，开始低空超低空防空导弹的研制工作。

    面对新型号研制任务，他参考国内外经验，结合自己的亲身体会，制定了一系列的研究方案。他主张飞行试验是防空导弹研制阶段的重要环节，试验状态多、周期长、费用高。因而，从1982年开始，就在某试验基地开展各阶段飞行试验。

    “没有到过茫茫戈壁的人，恐怕很难想象季节交替之时黄沙漫天的恶劣天气，也难以体会到生活在这里的艰辛。”于本水说，那是他人生中难得的记忆。“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试验队的同志们远离京城和亲人，来到荒漠戈壁，相互之间结下了胜似亲人的感情。”在长达8年的研制过程中，于本水带领设计师队伍攻克了多项关键技术难题。

    1992年11月，该型低空超低空防空导弹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自己养“鸡”下“蛋”

    1991年的海湾战争震动了中国高层。他们意识到，中国军队的作战思想、军事装备与先进国家存在巨大差距，国防重点必须放到发展航天事业上。于本水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靠进口外国武器并不现实。

    为研制适应现代国防需求的第三代导弹，经验丰富的于本水再次挑起大梁，承担起型号总设计师的重任。他带领队伍，通过充分研究国内外相关型号，结合中国自身特点，完成了我国首套“单车集成”设计。

    2002年，68岁的于本水将总设计师的接力棒交给了其他人，自己则担任该导弹型号顾问。不过，他的心从未离开这个凝结着他多年心血的型号。靶场飞行试验，他亲临现场，帮助把关分析问题；飞行试验故障，他花了大量心血，帮助团队进行故障分析……最终，该型号导弹研制成功并交付相关用户，得到相关领导的高度评价，增强了国威和军威。

    “中国是个大国，不能只买外国的‘鸡蛋’，我们必须学会自己养‘母鸡’，下‘鸡蛋’。”于本水希望，我国能借鉴国外先进经验，认真研究国情，实现防空导弹“弹族化+智能化”，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先进防御武器枝术的发展道路。

    目前，我国已建立覆盖“空海陆”“远中近”“高中低”的防空导弹体系。问及当年的选择时，不善豪言壮语的于本水平静地说：“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

（《中国科学报》2016年1月16日，有改动）

【相关链接】①对于个人名利，于本水看得很淡，他将成功的秘诀归功于“有一支好的队伍”。开展的每一项重大技术攻关，于本水也总不忘将各个专业的技术骨干排在“成果完成人”的前面。

（《内蒙古日报》2015年6月5日）

②1948年，于本水离开家乡，60多年来他从没忘记养育他的热土。于本水捐了9万，帮家乡4000多户人家安装了自来水。为他的母校大营城子小学捐款2万元，为100多名师生换了新桌椅。每次回家乡，总要到母校看看，他说：“饮水思源，我感谢家乡教育的启蒙，希望家乡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

（《人民日报》2015年6月6日）

一个时代的斯文

梅贻琦

    谈起清华，人们自然会想起大师云集和英才辈出，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这是百年清华留给中华民族的文化财富。在创造和积累这笔财富的众多杰出清华人中，梅贻琦先生堪称贡献最大。在成千上万人的心目中（尤其是清华校友），梅贻琦就是清华，清华就是梅贻琦。

    梅贻琦先生所处的时代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艰难的阶段，早期军阀割据，内乱不已；中期日寇进犯，民族危亡；后期国共对峙，战火纷飞。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梅贻琦先生却做出在今看来堪称奇迹的教育成就来，他的纯粹、执著、坚定、智慧，奠定了清华校格--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

    1944年，国民党政府当局曾暗示西南联大解聘闻一多等数名进步教授，梅贻琦根本不予理睬。虽然梅对闻的一些做法并不认同，但在国民党当局尤其是最高层面前，却表现出不同常人的爱才惜才之大胸怀。在蒋介石约见与他谈大学复校问题时，梅梅贻琦主动提到清华教授中有少数言论行动实有不当，但多数同人深不以为然，将来由同人自相规劝纠正，谅不致有多大影响。此数人之如此或尚有一原因，即其家属众多或时有病人，生活特困难，又不欲效他人所为在外兼事，于是愁闷积于胸中，一旦发泄火气更大。梅先生这一番入情入理的分析，蒋介石频频点头说。随后，梅贻琦向蒋提出提高教授待遇，改善生活水平的建议。原本要追究进步教授的质疑，却变成为教授争取待遇的由头，这让人不得不佩服梅先生的处事智慧。

    西南联大是一所大师云集、人才辈出的世界级学府。梅贻琦治校期间，用人不拘一格，唯贤是举。著名翻译家许渊冲先生回忆，他刚入学那年，学校来了三位年轻老师，钱钟书、华罗庚，许宝騄。都是28岁，都是正教授。许宝騄考取了赴英留学，并于1938年哲学博士学位；学贯中西的钱钟书并没有在海外取得博士头衔；数学天才华罗庚以初中学历迈进清华，先当助教，后被清华送往英国留学。

    这种不唯学历，不唯资历，只凭真才实学，照样可以当教授的用人理念，在梅先生看来是正常不过的事。梅校长曾经谦虚地说，他的工作只是帮人搬搬凳子而已。清华或者西南联大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与梅校长不惜代价诚聘国内外一流的师资是分不开的。

    1935年底，日寇压境，华北危急，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一二•九”运动大幕。学生运动引起了当局的紧张，他们想方设法阻挠运动，迫害学生。一天，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宋哲元派了军队到清华清查，一时学生情绪激愤，护校的组织应运而生，俨然以清华园为堡垒，大有长久对抗的意思。想不到当天晚上，竟有一师军力的步队，荷枪实弹，并附有大刀队，进入校园，同学中负责人早已溜了。梅校长便去各宿舍遍找同学不着，最后还是去新体育馆中，找到近千避难的同学。当时同学们手拉着手，以示团结，但是敌不过大刀的威力，还是分散了个别地接受“访问”。结果二十名左右的同学被捕了，大都是无辜的。

    随后，梅校长以极沉痛的心情而低沉幽默的口气告诫同学：“青年人做事要有正确的判断和考虑，……徒凭血气之勇，是不能担当大任的。你们领头的人不听学校的劝告，出了事情可以规避，我做校长的不能退避的。……你们还逞强称英雄的话，我很难了。不过今后如果你们能信任学校的措施与领导，我当然负责保释所有被捕的同学，维护学术上的独立。

    梅贻琦生性不爱说话，被称为“寡言君子”。他的座右铭之一是：“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 他平时少讲话甚或不讲话，但却绝不是无话可讲，更不是思想贫乏的表现，而是“嘴里不说，骨子里自有分寸”。梅贻琦讲话，往往“妙语如虹”，甚多魅力和哲理。“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便其一例。所以陈寅恪先生说：“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严谨，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梅贻琦的寡言还表现在他为人低调和处事不张扬上。无论他主持学校或台湾“教育部”时，公文函札都是他亲自审阅，常通篇改写，尤其是出任“教育部长”后，每日带重要公文晚间批阅，常到深夜。

（摘编自黄延复、钟秀斌《梅贻琦：一个时代的斯文》）

【注】西南联大：中国抗日战争期间设于昆明的一所综合性大学。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临时组成。

相关链接：①梅贻琦（1889——1962），字月涵，为梅曾臣长子。自1914年由美国吴士脱大学学成归国，即到清华担任教学和教务长等多种职务。1931年，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自此后一直到他在台湾去世，一直服务于清华，因此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②梅贻琦领导的清华为世界贡献了李政道、杨振宇、李远哲三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为新中国培养了14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据统计，1955——1980年遴选出的中国科学院470多位学部委员中，有41%是梅贻琦时代的清华校友。

黄永玉：我一辈子最不懂的就是市场

    故乡这个话题，黄永玉讲了几十年。

    “好久没回去，听说故乡不收费了，我非常高兴。”在“十二个十二个月黄永玉生肖画展”新闻说明会上，93岁的黄永玉被人问起故乡。一聊起故乡凤風．情绪就很难收起了。表叔沈从文为凤凰写过《边城》，那分故土情谊继续在黄永玉的画笔、文笔里涓涓流淌。黄永玉表示，曾经的两个人生愿望都实现了，一个是希望中国人都知道凤風．知道那里的风景和人都非常好；另一个是希望他的好朋友汪曾祺为广大人民所熟知。

    “我们凤風县就像一个十六七岁的漂亮到极点的女孩子，可惜没有洗脸，所以大家不认识她，她也不知道自己长得好。”后来，世人皆知凤凰的美意了。而黄永玉又感到另一种遗憾，凤凰这位水灵的小姑娘．居然去学别人家的风格，没有能打出自己的风格。

    十二生肖这个主题．黄永玉画了12年。

    他与生肖画的缘分意味深长。1980年．中国邮政发行了由黄永玉设计的首轮生肖猴票，此后到现在，这第一轮的猴票成了集邮界的神话．难以复制，市场价位更是神话级的直线蹿升。12年之后，他再次与中国邮政合作，又有了中国邮政第二轮的猴票。

    2006年．中国邮政希望黄永玉设计狗年生肖票．他设计了狗撒尿的造型未获理解，没通过黄永玉又不愿意屈就。然而，正是这一年，因为这次不愉快，黄永玉一气画了12张一系列的生肖狗，并印制了挂历，从而开启了12年的连续动作。这项传统延续到2017年丁酉鸡年。这些画作有的令人捧腹，有的令人沉思．尽显“黄氏风格”。黄永玉画“嫁狗随狗”，画一打着领带蹲着的狗，左侧站一盛装但不露脸的新娘；画一肥猪广人自己减肥却怕我瘦”；画月亮上捣药的兔子，“月亮上造假药最保险”。黄永玉的幽默是带刺而智慧的总是具有哲思。

    在画画这件事上，黄永玉无比较真，始终力求新意，拒绝重复他人。黄永玉画生肖，有些动物大家画得太多，比如鸡．而他希望不重复。黄永玉这次采用逆反的方式，画了一幅公鸡生蛋，上面写道：“贵有自知之明，你下什么蛋呢？”用这个方式开开玩笑。

    有人问黄永玉，以后还画不画生肖月历。他说：“不画了，因为上天不可能再给我整整画得完一圈生肖的十二年时间。万一画到一半或不到一半我和月历都断了气，岂不是十分之没意思？”

    他怕画不完．更怕写不完。

    上世纪40年代起，黄永玉动笔写长篇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中途动荡和波折不断，长时间停顿，直到年逾80才续写。这部著作体量太大，可黄永玉才写到主人公的17岁。他依然坚持在写。

    “最怕写不完，写不完就可惜了。”黄永玉每天上午都坐在桌前，用钢笔一个字一个字地写。有的时候半夜三更．黄永玉想起一句精彩的，就赶紧爬起来记下来。“首先你要自己得意，你不得意，别人看起来就讨厌了。我还是挺喜欢的。”

    作为网络的“绝缘体”，黄永玉对众人诙谐地表示，他最熟练的电器是手电筒，除此以外都是一塌糊涂，就连电视机也玩不转。“我外出几天，一回来就不会用电视了，又要从头请人弄，所以更谈不到网络。”黄永玉自称“对于信息很落后”，但平时可以看书看杂志，所以问题不大。

    黄永玉还曾借助画作，幽默“黑”了他那些“好像不是来做客都是来看手机”的朋友。画中，花果山水帘洞猴子开会，下面一群猴子低头凝视手机，上头老猴王怒目圆睁：“开会了！不要玩手机了！”

    黄永玉与之“绝缘”的，除了新科技，还有市场。

    “你们说的市场我不太清楚，我读过一点亚当，斯密的书．他最重要的一点是哪样行销卖哪样，不赚钱就改行。我又改不了行，该卖就卖．不该卖就不卖。画画要认真。”

    一辈子最不懂的就是市场。黄永玉感叹光写小说我活不下去，所以要卖画才能养活我．可以别的事不干专心写小说……我定我的价钱，你买不买拉倒，但我能够活下去了。”

相关链接：①1979年春节期间，时任邮票发行局邮票设计师的邵柏林去看望老师黄永玉，并请他画一套动物邮票。黄永玉一口答应。画什么呢？黄老想了好几天，把曾经日夜陪伴他的伊喔画了出来，以示怀念。伊喔是一只猴子，上世纪70年代一位朋友送的。他很喜欢这只猴子．无论去哪儿，伊喔都会趴在他的肩头，形影不离。最终，中国生肖邮票的开山之作《庚申年》猴票于1980年2月15曰（除夕）面世。——《“猴票她爹”——黄永玉》

②黄先生喜欢打趣，不愿意太正经．乐为“浪荡汉子”，但读过这部作品的人想必都能看出，他内心深处其实温暖而柔软，是一个隐藏很深的情怀党与其顽皮捣乱的表面形象形成了精神张力。——韩少功《黄永玉的百年悲悯》

梁启超面面观

    梁启超很欣赏孔子所说的“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并以此自励。大智、大仁、大勇的梁启超为后人铭记……

    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把敢于进取冒险作为新国民应具备的品德之一，他一生中至少有三次冒险，尤以1916年只身劝广东都督龙济光反袁护国时最为惊险——此前梁启超的好友汤觉顿前往劝说摇摆不定的龙济光时，竟被龙济光的部下开枪打死。梁启超强压悲愤，冒险出马，与龙济光苦口婆心地谈了十几个钟头，龙济光当时表示心悦诚服，随后龙济光把他手下的军官聚集起来给梁启超开欢迎会，这帮军官个个拖枪带刀，一开始还客客气气，酒过三巡，凶相毕露。梁启超一看耐心说服已无可能，便索性豁出去了，对龙济光吼道：“我单人独马手无寸铁跑到你千军万马里头，我本来不打算带命回去。我一来为中华民国前途求你们帮忙，二来也因为我是广东人，不愿意广东糜烂，所以我拼着一条命来换广州城里几十万人的安宁，来争全国四万万人的人格。既已到这里，自然是随你们的便，要怎样便怎样！”梁启超滔滔不绝地演说了一个多钟头，声音之大就像打雷，一面说一面不停地拍桌子，把桌子上的玻璃杯震得叮当作响，一时举座皆惊，左右皆靡。梁启超这一吼，不仅救了自己一命，也逼着龙济光宣布独立。

    梁启超一生经历过多次大风大浪，但他成不了一个老练的政治家，这与当时的政局有关，也是他的性格使然。他特别看重趣味，曾说：“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底？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底’，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我所做的事常常失败——严格地可以说没有一件不失败——然而我总是一面失败一面做，因为我不但在成功里头感觉趣味，在失败里头也感觉趣味。”梁启超的学问涉及面广，就是因为他的兴趣特别广泛。他曾对子女说：“我是学问趣味方面极多的人，我之所以不能专积有成者在此，然而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