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怀哲：奔走在非洲丛林的圣者

启君

    1875年，史怀哲生于德国一个家境优渥的牧师家中。父亲用旧外套给他改制过披风，他由于同伴没有便坚决不穿。买手套帽子，他总是执拗地选择与其他孩子一样的廉价货，而绝不要那些漂亮的象征上流社会的品牌。30岁前，史怀哲拿了博士学位，出版了《康德的宗教哲学》《巴赫传》等著作。毕业后，母校邀他回校任教，教堂聘他做神职人员，老师魏多则认为他在音乐方面必成大器，会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没有人会怀疑史怀哲将在富足、优雅的生活中有所作为地度过一生，但他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走向，让所有认识他的人都大吃一惊。

    1904年秋的一个早上，史怀哲无意看到恶劣生存状况下的法属赤道非洲迫切需要医疗服务，并招募前往服务的志愿者。他突然发现了自己要做什么。他为学医四处奔走，获得了旁听资格并允许参加考试。一门门课程和考试，再加上神学教授和教堂的牧师工作，他身心疲惫，生命的每一分钟都被填得满满的。8年艰辛，38岁的他终于拿到了医学博士学位。

    1913年3月，史怀哲和妻子及筹办诊所的70大箱行李一起，开始了遥远而陌生的非洲之旅。那时的非洲丛林，危险无处不在。一个人在房间缝隙的阳光下待几分钟，就高烧发病；一个人的帽子掉进水里，马上用上衣遮住头部，片刻就能让人患上日晒病昏过去，甚至迅速死亡。脱肠、橡皮病、热带赤痢、麻风病、疥癣……虽早有心理准备，但每天络绎不绝的病患还是令史怀哲暗暗吃惊。一种能让人昏睡不醒并猝死的热带蝇，令人防不胜防，即使史怀哲医生本人，也时时处在危险之中。史怀哲的丛林诊所一开始就是完全免费的。不仅诊治、医药完全免费，病人就医期间的食宿日用也是免费的。由于效果显著，看病的人越来越多，甚至有人从300多公里外划着独木舟花一周时间赶来看病。从早到晚，史怀哲已经无法停歇下来。

    病人太多，带来的药物两个月后就告罄了，史怀哲不得不紧急求救。支撑诊所的资金都是他在朋友和教会中筹措的。筹款并不是件容易事，吃闭门羹，遭到委婉或断然地拒绝都是常事，而史怀哲将遭到拒绝、面对挫折视为正常，而同时也把自己不懈的坚持和努力视为正常。此后50年，他13次进出非洲，在欧洲等地巡回开展管风琴音乐会、四处演讲，募集经费。

    众多的麻烦并没让史怀哲对黑人土著心生轻贱，他把这看作是文化差异性的表现。当地人没有国家、法律、职业、储蓄这样的观念，他们的财物观也与白人有很大不同。但史怀哲从不把白人社会的道德评判强加给他所服务的人群，而是以更加宽广博大的胸怀接纳了黑人，为他们承担危险工作的勇气而惊叹，为他们不知疲倦连续36小时送达病人而感动，为他们不得不卷入白人的战争而在饥饿、恐惧和病痛中悲惨死去而悲悯……当他的某些同胞把黑人当作劣等民族，挥舞着纳粹旗帜在德国狂舞时，他说：“我始终坚信，活在大自然怀抱中的黑人的生命力，要比自诩为文明世界中的人来得强韧，也更能忍受疾病的煎熬。”他还发出控诉：“白人带来的酒与病，给原始居民造成极大灾难，这难道是公平的吗？如果把白人对有色人种的种种残虐行为一一列出，无数悲惨的事实，将使自诩文明的白人绅士淑女无地自容！”

    史怀哲数十年一直坚守着他的丛林医院。其间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他本人也曾被关进俘虏营；但一获自由，他就又开始筹划重建医院，虽然受尽种种煎熬，已心力交瘁，但他却始终没有放弃。当戴高乐的“自由法国”与维希政府军队在附近激战时，双方都很有默契，不伤及史怀哲的医院。1945年1月14日，英德还在进行最后的激战，而英国广播公司的电波里，传出的却是为史怀哲——一个敌国的丛林医生——庆祝70岁生日的节目。

    80岁后，他除了为禁止核试验而短暂外出演讲，一直生活在兰巴伦。他每日仍巡查病房，诊病，甚至进行手术。直到86岁，凡有大一些的手术，他仍守在手术台旁，给予指导。1965年，90岁的他说：“上帝啊！当跑的路我跑过了，尽力了，我一生扎实地活过了。”9月4日，史怀哲逝世。

(有删改)

菊者砚秋

（章诒和）

    边学边唱边挨打

    因家境贫寒，六岁的程砚秋，投入荣蝶仙门下学艺。

    程砚秋学戏很苦，荣家所有的生活琐事也都要他做，无异于童仆。师父脾气坏，稍有不欢举鞭就打。

    因有家世之悲，心思重的程砚秋常常低眉含颦，面无欢容。年龄稍大些后，多半由于营养不佳，心情一直比较抑郁。师父认为他不宜于学花旦，让他专攻青衣。师父还发现他嗓音很不一般，且扮相沉静明丽，如珠蕴椟中，时有宝光外熠。

唱对台戏，却不伤和气

    程砚秋不具备梅兰芳响遏行云的金嗓子，但凭着自身条件、勤奋,刻苦以及高人指点，硬是创出了一种大异于梅兰芳、却又能与之相抗衡的，以新奇声腔为特点的表演风格。唱到情感至深处，其声竟细若游丝。观众聆听时，大气都不敢喘。这是他声腔艺术最讲究的地方，无人能及。程砚秋最早的艺名叫菊侬，后改为艳秋。有人说这个更名含有深意，因为艳于秋者厥为菊。菊是耐寒的，它要比质弱芳幽的兰花坚韧耐久。其实，菊、兰同为花中上品，只是香气、风姿各有不同。

    1922年，他首次赴沪演出，气势极盛，每晚舞台上的花篮都不下五十个，全场无一空位，另有许多人环立而视。戏院门口，汽车有200余辆，马车不计其数。程砚秋每日的茶会、堂会、剧场演出几乎占满了所有的时间，真可谓无一息之闲，也无一丝之暇，极其劳累。但他依旧是容颜焕发光泽，嗓音穿云裂石，对此，罗瘿公喜于心也惊于心，欣慰且忧虑地对他说：“你此行红得可惊，也遭人嫉恨。有些人正欲挑拨梅先生与你之间的师生情谊呢。”这是一个重要的提示，也是一个重要的提醒。

    程砚秋返京时，梅兰芳赴站迎接。几天后，梅兰芳带着戏班到上海演出，此后，一兰一菊，果然就在上海争起了短长，他们的竞争最初不明朗，顶多在戏码上争个高低——你唱的戏，我也能演，即“你有我也有”。1927年《顺天时报》举办中国旦角名伶竞选活动，经投票选出了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四大名旦”。从此，他们的竞争趋于明显化。后来，两人真的唱起了对台，形成高潮。捧梅派与捧程派遂在各大报刊，唇枪舌剑，大开其火。双方势均力敌，难分伯仲。但真正占便宜的是听众与看客。两个剧场夜夜告满，观众是大饱耳福。戏唱到最后，程砚秋使出撒手铜，连演5场《锁麟囊》，天平向他这边倾斜了。

    四大名旦里，尚小云与荀慧生都没有追赶梅兰芳的念头，唯有程砚秋雄心万丈，梅、程在北京“偌大京师各剧场沉寂，只余梅、程师徒二人对抗而各不相上下。梅资格分量充足、程则锋锐不可当，故成两大势力”。面对这样的情势，罗瘿公给程砚秋提出的策略是：“玉霜（程砚秋字玉霜）对梅应当在不即不离之间。”何谓“不即不离之间”?那就是既近又远，既热又冷，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清醒冷静，有极好的控制力，合乎分寸，合乎人情，表现得又极自然。礼仪性是它的外显层次，内在依据则是人际关系和实际需要。

    梅兰芳有富贵气，程砚秋是书卷气，一个得于天赋，一个纯恃人功，各臻极致。梅、程之间尽管竞争激烈，彼此一争高下，却都是不露声色，不动肝火，温良谦恭。移居上海的梅兰芳40寿辰时，程砚秋特往拜寿，行叩头大礼，见者均叹其未尝忘本。明明是打对台的人，却绝不伤和气。

就有那么大的魅力

    台湾的戏曲研究家齐崧先生说：“如果听梅兰芳的戏等于吃鸦片，那么听程砚秋的戏就等于打吗啡。因为吃鸦片尚有戒除的可能；而一旦打上吗啡，则很难戒掉了。”

独

    有人说，程砚秋太“独”。这主要是指他的私房戏不肯轻易传人，程砚秋觉得这样做没什么不对。其实，他的“独”是有针对性的。针对的是未经许可，暗中把剧本及表演偷传出去的人。

    当时有个唱河北梆子的女演员，自从和哥哥一起看了程砚秋演的戏以后，就迷上了程派。每有演出，她必去“偷戏”，在梨园行，“偷戏”是大忌，怕被人认出来赶出去，她打扮成男孩去剧场。几年“偷”下来，就把程砚秋早期代表剧目都“偷”到了手，齐如山看了她的表演，惊异地说：“这孩子的唱法，很像程老四（即程砚秋）呢。”就建议她拜程为师。结果可想而知被程婉谢。但她实在太喜欢程派。既然得不到亲传直授，她就绕着弯子学。一是拜了程现秋的老师王瑶卿为师；二是向给程配戏的搭档、伙伴学习。见她苦心学程，人家也就乐于指点。

    当程砚秋发现曾与自己合作得很好的小生将他的戏偷传给别人时，便断然与之决裂。后来每当他演出，只要听说有人来偷记他的剧本喝词、念白、唱腔、身段时，他立即把琴师找来，在后台临时变动主要唱腔，叫那些偷艺者摸不准，学不去。

程砚秋的“独”，看起来挺自私的，我倒佩服程砚秋的“独”，因为他那么早就懂得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了。

（摘编自《读者》）

“耶鲁村官”秦玥飞

    2011年，秦玥飞从耶鲁大学毕业后，没有像其他同学一样，选择一份稳定体面的工作，而是出人意料地到湖南衡山县当起了大学生村官。

    一位国外名校的毕业生，怎么会想到回农村当村官？在一些公共场合，常有人会向秦玥飞抛出这一疑问。

    “我选择回国服务农村是很自然的事。”秦玥飞坦言，一百多年前，耶鲁大学就有一批身怀家国情怀的中国留学生，如工程师詹天佑、经济学家马寅初等，毕业之后都选择回到祖国，用自己的所学、所长帮助国家发展，帮助老百姓改善生活。

    这对秦玥飞的触动非常大。他说，毕业之后回到中国农村，希望本科所修的政治学、经济学两个专业，能在中国的公共服务领域里，寻找属于他的一片天地。

    风俗习惯、语言沟通、人际关系，对于秦玥飞而言，这是他初来乍到必须面对的挑战。

    贺家山村上岗首日洗澡的故事令秦玥飞至今记忆犹新。对于他早上洗澡的举动，当地乡政府的人和村民感觉很稀奇，之后他再也不在早上洗澡了，后来又把英文印花的T恤里翻外穿，短靴也换成了解放鞋。

    为了拉近与老百姓的距离，不抽烟的秦玥飞还学着当地人的模样，在耳朵上夹一根烟，“这样可以更亲近村民”。

    到贺家乡贺家山村时，秦玥飞担任村主任助理。他四处奔走寻求各方帮助，共为村里筹集上百万元资金和资源，建起了新敬老院等多个公共项目。3年间，他带领着村民修水渠，硬化村路，引进信息化教学设备……

    2014年8月，在贺家山村服务期满后，秦玥飞放弃提拔机会，转至距离贺家山村30多公里的福田铺乡白云村继续做村官。

    在这里，秦玥飞一改之前“输血”的模式，因地制宜，用“造血”来带动村民进行产业扶贫，建设乡村。

    调任白云村任第一书记后，他做了大量调研和数据收集，总结了以前的经验：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光投钱不行，还得有产业。

    白云村有许多油茶林，过去农民榨出的山茶油不经提纯，每斤只能卖到五六十元。去年10月，秦玥飞成立了衡山白云深处农作物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并与外地专业油茶深加工厂家合作，生产茶油护肤、护发等产品，附加值大大增强，40余户村民被吸引入社。

    白云村村民汤潜辉去年10月交了4000多元现金加入了该合作社。他说，农村没有别的收入，村庄历来种植油茶树，有了合作社的统一包装销售，相信一定能做起来。

    汤潜辉非常看好这种造血式的产业模式。他说，与贺家山村相比，他更倾向于搞项目，“因为这是长期的，所有村民都能受益，即便秦玥飞离开了，影响也不会太大”。

    为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服务乡村，秦玥飞与耶鲁大学的中国同学发起“黑土麦田公益”项目，招募支持优秀毕业生到国家级贫困县从事精准扶贫和创业创新。

    “黑土麦田”乡村创客计划，即每年资助一批优秀高校毕业生到贫困乡村，并为入选的“乡村创客”提供强劲的薪资福利、专业培训，以及多元的就业选择，让有志青年能够安心地去服务农村，改善乡村面貌。

    秦玥飞介绍，乡村创客在两年服务期内，将带领贫困户开办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特色种植和养殖产业，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开展“互联网+乡村”等项目，带动当地贫困户脱贫。“这种模式最大的好处就在于能够复制推广。”秦玥飞说。

    据悉，首批来自北大、清华、复旦等高校的30名毕业生，经过任前培训后，已在去年9月份前往湖南、江西、山东等地15个贫困乡村，结合精准扶贫开展工作。

    “今年有更多的优秀大学毕业生和年轻创客加入‘黑土麦田’计划，能够让‘造血’模式更好地传播推广。”秦玥飞说。

（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秦玥飞：君子通大道；在殿堂和田垄之间，你选择后者。脚踏泥泞，俯首躬行，在荆棘和贫穷中拓荒，洒下的汗水，是青春；埋下的种子，叫理想。守在悉心耕耘的大地，静待收获的时节。

﹣﹣“感动中国2016年度人物”颁奖词

②秦玥飞，男，1985年出生于重庆，2005年高中毕业后，以托福满分的成绩考入美国耶鲁大学，享受全额奖学金，成为重庆第一个被世界一流名校直接录取的学生。2011年，在耶鲁大学毕业完成了经济学和政治学两个专业的学习，取得文科学士学位。回国后甘当一名普通村官，被村民亲昵地称为“耶鲁哥”。

﹣﹣百度百科

③乡村幅员辽阔，有众多的人口，也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同时存在改进的空间，是年轻人施展才华和抱负的地方，需要更多优秀的年轻人前赴后继的去那儿建设。

我必须得了解我自己国家的普通老百姓，了解他们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酸甜苦辣，我要用自己的所学所长去改变，让自己的国家变得更好。

﹣﹣秦玥飞

单田芳：品评天下的曲艺泰斗

晨曦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语句曾经红遍中国，“单田芳评书”亦曾是彪炳数十年的文化符号。他的新老评书作品总共100余部，覆盖面达到全国530多家电台，收听人数将近7亿。作为中国当代极具代表性的曲艺大家，单田芳以其独特的言语品评天下、指点江山，也精彩演绎着自己80年的智慧人生、60载的艺术人生。

    单田芳六岁念私塾，七八岁即学会了一些传统书目。上学后，他边读书边帮助父母抄写段子、书词，评书中丰富的社会、历史、地理和生活知识及书曲协作、表演技巧都使他获益匪浅，十三四岁时他就已经能记住几部长篇大书。1954年，刚进入大学不久的他就辍学拜师学评书，取艺名为“田芳”。

    家庭的熏陶，加上天资聪颖，年仅22岁的单田芳在鞍山市曲艺团迅速走红，当时他说书的茶馆常被书迷们挤得水泄不通。书到用时方恨少，深感自己史学、文学知识不足的单田芳，1957年报考了辽宁大学历史系函授班，学习深造了3年。多年以后，他谈起这个决定时仍感叹：“正是当时的学习为后来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当风华正茂的单田芳逐渐走向艺术成熟时，十年浩劫开始了。耿直的他因为说了几句真话被认为是“现行反革命”。在一次批斗中，他的满嘴牙齿被打掉了，后来又连急带气，嗓子发炎变肿，原本清亮浑厚的嗓音也毁了，这对一个评书演员来说意味着什么啊！后来单田芳全家又被遣送到农村接受改造，一待就是好几年。铲地、送粪、割草、积肥……干着沉重的农活，单田芳还在心里默默地背着书。他背《三国》，背《水浒》，背《聊斋》，背学过的诗词歌赋。古书背完了背新书，新书背完了就背学过的课文，实在没得背了，就从头再背。他还在期待着有朝一日能够再说自己热爱的评书。

    1978年11月，单田芳终于得以平反。他回到了鞍山市曲艺团，又举起了心爱的惊堂木，说起了评书。已过不惑之年的单田芳由衷地感叹：“再没有比失去自由和政治地位更痛苦的了，也没有比彻底解放获得幸福更痛快的了。”格外珍惜重上舞台机会的他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旺盛的艺术创造力。从1979年到1994年的15年里，单田芳仅同鞍山电台合作就录制了评书43部，共3500多段。《隋唐演义》《明英烈》《三国演义》等传统评书和《百年风云》《平原枪声》等现代新书，在全国各地的100多家电台、电视台播出。一时间，单田芳的评书“说”遍全国，每到中午、晚上，大街小巷、胡同院落，成千上万的人守在收音机、电视机旁听他讲评书。著名节目主持人王刚出访美国，在华盛顿一家华人商店里竟然也听到了单田芳说的《封神演义》，令他又惊又喜。

    评书这门传统艺术，自古以来其故事梗概（行话称为“书梁子”）一直是口传心记，师父传给徒弟，徒弟记在心里再传给自己的徒弟，许多“书梁子”在这个过程中就散失了。为了抢救宝贵的民间文学，有心的单田芳很早就给自己定下了目标：要在有生之年把自己知道的评书全部写成书，以传后人。白天，他奔波于电台、电视台，忙于说书、录书。晚上，他又伏案疾书。十几年里，他已创作整理出47部共2000多万字的评书小说，并相继出版。速度之快、数量之大令人惊讶。

    在各个电台、电视台的评书节目中，几乎清一色是传统段子，描写现实生活的则是凤毛麟角。单田芳则在创作整理传统评书的同时，也大胆涉及近现代历史，如他创作的《百年风云》《乱世枭雄张作霖》《千古功臣张学良》等书，都颇受好评。在他看来，评书作为传统艺术，要紧紧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只要不断创新，不墨守成规，努力贴近现实，评书就会大有希望。

    当被问及有关评书艺术传承的问题时，单田芳表示：“评书不会失传，我是坚定不移的相信；评书来自于民间，老百姓自然会喜欢，只要有人在从事这一行，它就不会消失。”

（选自《人物周刊》，有删改）

相关链接：单田芳，原名单传忠，评书表演艺术家。1934年生于曲艺世家。二十岁刚出头，加入鞍山市曲艺团。“文革”期间下放农村，1979年重返评书舞台，开始录制广播评书和电视评书，风靡全国。单田芳独特的嗓音陪伴了从“30后”到“90后”的几代中国人。

侯宝林：一个极其严肃的人

薛宝琨

    我第一次和侯先生见面时，他既热情又略带矜持地告示我两句话：一是“曲艺是个金饭碗，你一辈子也吃不完”，一是“别看你是北大高材生，搞这行还得从头学起”。从此我谨遵师教，不仅越发仰视他，而且越发仰视曲艺和相声。

    日前一家电视台要我提供侯宝林笑话，他们拟创办一“逗你玩”栏目，要求从头到尾笑声迭起。我哑然，在我大脑的映像里，除去舞台上侯宝林那幽默智慧的喜剧形象而外，在任何一个群落里他从不“耍活宝”，也不“逗你玩”，他的精神和灵魂世界不仅是严肃的甚而是伤感的。他在学艺时绝少说熊话或贱话——在他打钱的钱板子上是从来没有“您就当我是逗您一笑的欢喜虫”，以及猫儿狗儿之类自侮的语言。

    1940年他在天津走红，不是凭着丑化自我，而是靠他传神动听的说唱、清新洗洁的语言、略带儒雅的风度而在白天一场《空城计》夜晚一场《改行》的当天一炮打响。是他坚定了相声在剧场与其他曲种同论并列的地位，并由“倒二”递升至“大轴”。于是他第一个蓄起了分头穿上了西装，在街上碰见同行，这位朋友不屑地说：“嗬！说相声的穿西装——人啦。”侯宝林立即抗争说：“人啦怎么着，说相声的就不是人吗？”

    “他的相声文明”，这是侯宝林在天津一待五年的赫赫战绩，也是天津观众对他最贴切的评价。相声一直都以“说逗”为主，“学唱”则从侯宝林开始，或是以他为代表，便不再是一种手段，而是与说逗融合在一起更具表现力也更加美致的时代艺术了。悲剧的内容，喜剧的形式，这是社会和时代为他提供也是侯宝林为自己找到的有力武器，于是他把严肃的感情和轻松的形式结合在了一起。侯宝林“文明”的另一表现就是舞台风度“派头”，在台上不卑琐油滑、不贫里贫气，他的自尊和自信、平稳和谦和、轻松和亲切给了他一生无休无止的“人缘”。建国后，时代赋予了他展示才华的天机。侯宝林的名字几乎成为中国相声的符号，他使相声这门艺术不仅老少咸宜，并且走出国门享誉国际。

    但是，就在他从干校归来“还原为人”不久——1979年7月，侯宝林“正式宣布退出舞台，专门从事相声研究工作”了。他的这一决定立即引起社会反响，他不是说过“一个演员设若脱离了舞台，他就等于失去了生命从而成为行尸走肉了吗”？

    侯先生说，他艺术的高峰时期已经过了。他不愿像有的戏曲大师那样为了证明自己的个人魅力，把一个残缺不全老态龙钟的形象留给观众。他说他如今的心力体力都不比从前。他不愿意凭着名声让观众可怜他。虽然在录像里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他的神采飞扬，但他告诉我，那已经是勉为其难了。他对我说：“不知怎的就是高兴不起来。”我当时认为，或许是他老了——他已然六十开外了。在这之前或而后，他总是向我提及《牛虻》，“那位主人公痛苦着身心还要充当马戏团小丑逗人们发笑，这是怎样残酷和无法忍受的践踏及扭曲！”我们同时都沉默着，我联想他当时或许就是被这种情思折磨吧。“文革”所钩沉的不仅是时代的垃圾，同时还深及几千年的民族劣性，这或许才是他开心不起来的真正原因。他满怀深情地说：“我现在特别需要严肃，需要自尊，需要在尊严中度过余生。”其实我已察觉到他对那些戏称他“侯宝林儿”的人们，不管是好意还是无知、谑称，只要“林儿”字一出，他就顿时神情严肃阴沉下来。轻则装作听而不闻，重则面带愠怒。

    1979年下半年，侯宝林开始案头工作，陆续在报刊上发表了《相声的表演》《相声溯源》等有关文字，如今汇集成册的《侯宝林谈相声》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他说：“只是为了填补空白，绝不会成为盖世奇文；只要能够铺路，为别人的建树打下基础，哪怕是有人驳辩、批判，也算是我们的功劳。”

【相关链接】①侯宝林的人生和艺术哲学是“留有余地，恰到好处，宁可不够，不可过头”。他始终认为艺术的魅力在于富余——唯富余才能心到神到手到眼到，获取创作和表演的自由。（摘自《侯宝林的相声艺术及文化史意义》）②侯宝林12岁拜师学习京戏，三个月后开始街头卖艺。这挣饭的本事在侯宝林看来并不高明，“其实还是要饭的，只不过折着跟斗要饭而已”。他认为所出卖的与其说是技艺不如说是自尊。（摘自《侯宝林评传》）

成思危：皓首穷经情满腔

    1935年，成思危出生于北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两岁的成思危随全家到达香港。面对破碎的山河，父亲成舍我在繁忙的工作之之余经常咏读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对幼年的成思危言传身教。

    聪颖好学的少年成思危从小饱读诗书。鲁迅、巴金、茅盾等著名进步作家的经典著作更是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里觉慧的形象成为少年成思危的榜样和心中的偶像。他曾写下“不羡纨绔逐声色，敢凭愚顽补苍天”的诗句，表达自己的雄心壮志。广州解放后，满怀报国理想的成思危毅然决然地抛弃优越的家庭生活1951年7月的一天，成思危带着简单的行装，跨过罗湖桥，回到了内地。

    成思危到广州以后，进了叶剑英当校长的南方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省总工会，后又在民船业工作一年。船民们生活环境的恶劣深深震撼着成思危年轻的心。他深切感到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对于饱受战争创伤的祖国是多么重要。结束在民船业的工作后，成思危被选送到华南工学院学习，后又转到华东化工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沈阳化工研究院工作。1960 年，年仅 25 岁的成思危就担任了研究室的副主任，主持研究工作。当时，广泛应用于核能、火箭、冶金、农业、医药等领域的化学元素硼和硼化物被西方国家列入对新中国的禁运名单。刚刚进入科技领域的成思危怀着强烈的责任感潜心于对这一新领域的探索之中。他担任过专题组组长等职务，翻译了大量有关资料和论著。到了上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的硼砂产量已达数万吨，不仅可以满足国内生产需要，还可以大量出口。除了进行硼资源开发利用的研究，成思危还主持全国磷资源开发系统研究等科研项目，还指导了汽车用高分子材料的研究。他在这些领域的研究成果分别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三等奖，化工部科技进步一等奖、二等奖。

    “文革”期间，由于有海外关系，成思危被免掉了研究室主任的职务，从事一般科研工作，还当了几个月的锅炉工。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也不愿浪费宝贵的时间。这期间，他继续攻读数学、化学、锅炉学等书籍，自学了法、德、日3门外语，还巩固和温习了英语和俄语。

    “文革”结束后，1981年，成思危做出了自己人生道路上的又一个重大抉择，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赴美国，到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管理研究院学习管理学。这一年他46岁。一些好朋友劝他：资本主义的管理玩意学了也没用，不如趁着在化工界已有的名气去海外镀个金。成思危却认为，中国的科技固然落后，但管理更加落后，没有好的管理，再好的科技人员也发挥不了作用。所以他毅然决然选择了管理学。

    刚到美国时，连股票都没有见过的他，上美国的资本市场课时，常常听得满头雾水。美国学生用两个小时看完的资料，他得抱着字典花几天功夫。虽然困难重重，成思危还是坚持着。留学第一年他就发表了十几篇论文，并赢得美国经济研究及教育基金会奖学金。他用一年三个学季再加上两个假期，念完了六个学季的课。凭着一股韧劲和勇气，成思危两年后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当他把最后一学期的成绩单给他从台湾赶来已八十多岁高龄的老父亲看时，成绩单上是三个A一个A＋。一生都不肯轻易表达情感的老父亲也喜不自禁：“没想到你50岁的人了，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 ”

    1984年成思危学成归国后，做了大量的关于经济管理方面的学术报告和讲座，向国人推介西方的市场经济理论和先进的管理理念。

    年底，已近60岁的成思危准备退休去教书。时任民建中央主席的孙起孟动员无党无派的成思危加入民建。孙对陈说：“你在全国政协提了很多很好的建议，但是这些建议最高层根本听不到，你想，一年中有多少政协委员在发言，领导不可能都看到都听到。但是，你如果作为一个党派发言，那就有机会把你的意见传达到最高层，你不是想报效祖国吗？这是最好的方式。”这一番话成功地打动了成思危，让他成为民建一员，后来又成为民建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98年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上，成思危代表民建中央提交了《关于尽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提案》，这就是后来被认为引发了一场高科技产业新高潮的一号提案。成思危为风险投资在我国的健康发展奔走呼号，尽心竭力。如今，我国风险投资事业已拥有 360 家风险投资机构，管理资金超过1206亿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获得风投资本的国家。他本人也被媒体誉为“中国风险投资之父”。对此，成思危表示过誉了，他只愿意说他是中国风险投资的积极推动者。

    在自己的众多头衔里，成思危说只有学者是永远的。不改学者本色的成思危更寄望科技工作者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更多地从国家的需要和利益出发去选择研究课题，成思危说：“不说空话、套话，更不能说大话、假话，一定要讲真话、实话。”

（摘编自龙巧玲、丁丹《成思危：皓首穷经情满腔》）

【相关链接】①2011年，71岁的成思危在接受采访时说他每天凌晨6时许起床，午夜方寝，节假日和晚间都在学习。“我从不懈怠，做了十年的副委员长，从未去北戴河度过一次假。”②成思危对凤凰卫视的主持人吴小莉说：“我觉得我能扮演的角色，就是能够用我的知识，用我的思想，提出各种建议和意见，来促进国家的发展。”他还援引了孟德斯鸠说过的那句话：“如果我的思想能够影响到很多人的话，我就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了。”③领导民建中央的11年中，成思危作出了许多决策。他说：“尽管这些决策还有一些不够完善之处，甚至可能影响到个别地方组织和某些同志的利益。但我敢向大家保证，这些决策都是出自公心，都是为了民建事业的大局而作出的。”

（以上均摘选自杨瑞春、张立《解读成思危政治人生：治学从政摸着良心过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