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有两个重要的基础：一是小农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二是家国一体，即由家及国的宗法社会政治结构。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必然是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文化价值系统。因为家族宗法血缘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人伦关系，这种关系的扩展就形成了社会伦理关系。家族本位的特点，一方面使得家族伦理关系的调节成为社会生活的基本课题，家族伦理成为个体安身立命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在家国一体社会政治结构中，整个社会的组织系统是家族—村落—国家，文化精神的生长路向是家族—宗族—民族。家族的中心地位使得伦理在社会生活秩序的建构和调节中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传统社会中，人们的社会生活是严格按照伦理的秩序进行的，服式举止，洒扫应对，人际交往，都限制在“礼”的范围内，否则便是对“伦理”的僭越。这种伦理秩序的扩充，便上升为中国封建社会政治体制的基础——家长制。家长制的实质就是用家族伦理的机制来进行政治统治，是一种伦理政治。

    与此相适应，伦理道德学说在各种文化形态中便处于中心地位。中国哲学是伦理型的，哲学体系的核心是伦理道德学说，宇宙的本体是伦理道德的形而上的实体，哲学的理性是道德化的实践理性。因此人们才说，西方哲学家具有哲人的风度，中国哲学家则具有贤人的风度。中国的文学艺术也是以善为价值取向的。“文以载道”，美善合一，是中国文化审美性格的特征。即使在科学技术中，伦理道德也是首要的价值取向。中国传统科技的价值观是以“正德”即有利于德性的提升为第一目标，然后才考虑“利用、厚生”的问题。因此，中国文化价值系统的特点是强调真、善、美统一，而以善为核心。

    中国文化的普遍信念是“人为万物之灵”。而人之所以能为“万物之灵”，就是因为有道德，因而中国文化特别重视人与人之间的“道”，以及遵循这种“道”而形成的“德”。老子曾从本体论的高度说明“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的道理。“尊道贵德”的基本精神，就是强调人兽之分，以德性作为人兽区分的根本，突显人格尊严。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因而中国人都以成德建业、厚德载物为理想。早在孔子前，鲁国大夫叔孙豹就提出过“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思想，在此基础上，一种以道德为首要取向的具有坚定节操的文化人格就逐渐形成了。“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为追求仁道，虽箪饭陋巷，不改其乐，这是一种道德至上的价值取向和文化精神。

（选自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有删改）

汉赋与汉代

    ①文学与时代紧密相连，汉赋也是如此。除文学内部发展因素外，汉代社会对汉赋的生产、消费等有重要的影响。

    ②汉赋生产与两汉社会的兴衰基本同步。汉初基本上是汉代社会的休养生息阶段，汉赋生产也处于初期阶段。现存的赋作，最有代表性的是贾谊《吊屈原赋》《鵩鸟赋》。这些作品体制上继承楚辞传统，抒情言志，篇幅短小，而且内容上明显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汉赋生产的繁荣期是武帝以后到东汉中期。大一统的天下，文人心向中央，盛世激发了作家的情怀，于是，规模宏大、歌颂为主的大赋兴盛。这是时代的产物。典型代表如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扬雄《羽猎赋》、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这些大赋采用对话体，以状物为主，风格上呈现出“全”而“大”的特点。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两汉整个思想界成为经学的天下，大赋所体现的正统思想以及形式上的“劝百讽一”，就是这种思想的真实写照。

    ③东汉和帝以后社会走下坡路，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党锢之祸使文人与社会逐渐疏远，加之自然灾害频发，地震、蝗灾、水灾、瘟疫等随时威胁着人们的生命，文人士大夫内心世界发生了重要变化，深感人生迷茫。此期经学衰落，道家思想又占据了重要位置。社会的剧变带来汉赋的新变，文人鸿篇巨制形式的大赋作品逐渐减少，代之而起的是以抒情为主的小赋。这种赋继承屈原、贾谊的传统，代表人物和作品如张衡《归田赋》、赵壹《刺世疾邪赋》等，他们突破汉大赋的创作模式，由外部世界的描绘转向内心世界的抒写，由体物转入写志，个人的思想、感情成为作品的主要内容，这是东汉后期社会带来的影响，而且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道家思想的影响。

    ④由以上可以看出，汉代社会影响着汉赋生产。首先影响辞赋生产者，如辞赋作家的地位、遭遇、追求、情怀等。汉代经学盛行，辞赋家的地位低下，被视为倡优一类人物，亦可见地位之低下。就作家的追求、情怀而言，当社会处于鼎盛时期，辞赋家就有很强的自豪感，主动与时代靠拢；当衰世时，辞赋家更多关心的是自我内心。其次，时代影响辞赋作品，包括思想、体制、风格、内容等。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时代与文学是互动关系。时代一方面影响汉赋生产，同时汉赋也反映时代的风貌，为时代服务。“天子之事”中，那种磅礴的气势，宏大的景象，强壮的声威，无不体现着大汉帝国的时代精神。东汉后期赵壹等人的辞赋揭露社会黑暗，也是时代的一面镜子。

    ⑤时代不仅影响汉赋生产，而且影响汉赋消费。汉赋由于辞藻华丽，典型的汉赋大多是宫廷作品，或歌颂，或讽谏，所以基本在宫廷和知识阶层传播。当然，抒情性的辞赋也有一定的消费群体，大部分还是在文人范围之内。

（摘编自《光明日报》作者：张新科）

    ①夏商周三代，学在官府，那个时期文化知识的主体是由王室贵族垄断的王官之学；春秋战国时期，文化下移，产生了脱离王室贵族垄断的诸子百家之学。自汉代以来，学术界有一个影响很大的学术观点：诸子百家之学出于西周王官之学。班固《汉书·艺文志》转引刘歆《七略》提出了诸子百家可能是来源于周朝官守的学问．各学派均与西周王官之学有知识学问上的渊源关系。但是，近代以来，这一观点受到了挑战，特别是胡适针锋相对地提出“诸子不出于王官论”。他认为诸子之学的产生是由于春秋战国时代出现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已经脱离贵族统治集团的天下之治的轨道，而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士人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进而就形成了不同学派。

    ②当我们考察诸子起源问题时，会发现近代以来学界将诸子起源简单归结为“诸子出于王官之学”和“诸子不出于王官论”这两种对立的观点，其实是并不合适的。从学术资源、文化背景来考察诸子之学，应该说诸子之学确实是源于西周的王官之学。诸子百家不同学派的知识基础和文化渊源，离不开王官之学的学术文化母体。从这个意义上说，“诸子之学出于王官”的说法是有一些依据的。但另一方面，从诸子之学所欲解决的问题意识、建立理论体系的思想焦点来考察诸子之学，可以发现他们提出的问题和解决的方案，均是与春秋战国时代的政治动荡、社会失范、诸侯争霸的现实关怀有关，诸子之学提出的思想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亦可以说“诸子之学不出于王官”。

    ③这一个视角特别能够说明儒家的起源。强调“诸子之学出于王官”，是肯定儒家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思想学术的渊源；强调“诸子之学不出于王官”，是肯定儒家有非常强烈的社会忧患意识和政治功利追求。儒学的形成离不开这两个方面的考察和探寻。在先秦诸子中，真正能够将西周时期的王官之学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之学结合得最好的正是儒学。儒学推崇的“六艺之学”，就是源于三代时期的王官之学；儒学本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儒家那些最为杰出代表人物的代表著作，其实就是儒家子学。将儒家的六艺之学与诸子之学结合起来，才构成完整的儒学。儒学之所以能够在诸子百家中取得最大的成功，一方面是因为儒家学派是最为重视对夏商周的文明体系继承的学派，他们自称“述而不作”，通过“六艺之学”的整理、传播，继承了三代时期的优秀华夏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儒学又最希望通过切近的血缘观念、家族伦理来建立维护社会关系、国家秩序、天下安泰的价值体系、文化理想。

    ④因此可见，儒家的“经”与“子”各有自己的思想特点和文化功能。从文化的渊源与地位来说，“经”是文化根本，“子”不过是文化枝叶；从思想创新与建构来说，“子”是思想主体，而“经”则不过是思想资源。和其他诸子学派比较而言，儒家很好地解决了文化传承和思想创新的结合。以这个观点来考察儒学，可以找到儒学能够在中华文明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的重要原因。

（改编自朱汉民《儒学的六经、诸子与传记》）

    最近，一部名为《大鱼海棠》的国产动画电影火了，上映两周票房即破5亿元。这部作品公映伊始，便引发了热议。有人称赞它有情怀、有担当，是今年“国漫”电影的扛旗之作；也有人吐槽其叙事单薄无力，画面乏善可陈，没有挣脱中国传统动画的问题窠臼。热议的背后，反映的是人们对“国产”二字的期待与思考。

    抛开电影叙事技巧、制作技术等层面，《大鱼海棠》的故事创意的确值得点赞。影片故事脱胎于《庄子·逍遥游》，角色名称、想象构思，都取材于这部古典名作，甚至引入了《山海经》里的“神物”，是中国古典文化精髓的一次融合展现。在西方影视作品大量涌入、文艺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这种创意思路无疑为国产作品的突围提供了有益借鉴。

    也曾听一些文艺创作者感叹：碰到了内容题材单一匮乏的瓶颈，苦于没有优秀生动的故事素材，缺少新意巧妙的创作立意，有的干脆从形式上、内容上“师法”西洋，用中国化的“酒瓶”装西方故事的“旧酒”，看似新颖，实则平淡。这就需要我们对中国文艺创作进行深入审视。

    实际上，在悠久历史的沉淀中，我们的爱恨情仇、伦理思考、生命追问、时空想象，在丰厚的古典文化中不能说“前人之述备矣”，但也尽可“俯拾皆是”。《山海经》《聊斋志异》的神灵想象与传奇故事，暗含着祖先对人生、世界的广阔思考和深刻洞察；元杂剧、明话本中的哀婉悱恻、动人离奇是世间百态的精华浓缩，足以打通时间和地域的边界，让人掬一捧泪、动一次心。从古典文化的精髓中汲取营养，从浩若烟海的典籍中找寻“中国好故事”，与现代技术和消费需求进行深入对接，进行艺术再造和深加工，我们的创作视野便可全面打开，文艺作品就更能彰显出独有的中国气质和东方神韵。这，正是“国产”的精髓。

    越是能够充分汲取中国古典精髓的作品，其影响力和感染力往往越大。《大圣归来》作为去年现象级国产动画，票房口碑双赢的背后是对《西游记》的有效改编，虽然内容桥段有着全新创作，但其对“修身”“济世”观念的倡导却是传统价值观的核心体现。近年流行乐坛的“中国风”广受欢迎，有的用字古韵典雅，有的结合戏曲唱腔，“古风”为歌坛带来了新意。用我们的“点金手”，释放中华文化特有的美感与价值，是当今文艺创作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当然，致敬传统不等于因循守旧。传统文化的精髓展现需要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传播理念的有力支持。我们要清楚看到自己的技术短板、创作缺陷，看到表现传统故事题材方面的研创能力还有不足。看过《功夫熊猫》系列电影的不少国内动漫人，对其流畅的故事设计和精美的画面质感颇多感慨，尤其在中国故事和中国特色的展示上，我们理应看到自己进步的空间。

    “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好中国故事”是我们的历史使命，也是当下中国文艺创作的目标与要求。运用好古典文化的宝贵“矿藏”，足以为当代中国注入更强的“文化自信”，让这个“国产”招牌熠熠生辉。

（选自2016年8月1日《人民日报》，作者王子潇）

    ①随着智能化时代大幕的开启，人工智能正以超乎人们想象的速度迎面而来，不仅冲击着各行各业，也改变着我们的认识和观念。军事是对技术变化天生敏感的领域，人工智能在军事上的发展和应用正迅猛发展。当前，信息技术、传感器、大数据和物联网快速发展，人工智能将在未来战场上贡献独特的“机器智慧与力量”。

    ②恩格斯曾言，尖端科技的应用最早是从军事领域开始的。新科技显著提升军事作战能力时，便促成军事变革的发生。从军事变革史看，科学技术在历次变革中发挥着源头促发性、基础支撑性作用，谁具有技术变革的敏感性并首先实现技术上的突破，谁就能掌握新的战争规则。对一支军队而言，不能正确预判军事科技突破方向、把握战争形态变化，不仅会导致“技术代差”，更会导致国家安全等危机。美、俄等传统军事强国预见到人工智能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广阔应用前景，都把人工智能视为“改变战争游戏规则”的颠覆性技术，认为未来的战争将是智能化战争，并已提前布局，希望抢占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先机，力求与潜在对手拉开“代差”。几个月前，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沙纳汉正式发布关于成立“联合人工智能中心”的备忘录，这将进一步加强人工智能在美军军事项目上的应用力度。俄罗斯也视人工智能为未来军事竞争的制高点，正加紧研制可以驾驶车辆的类人机器人。

    ③需要注意的是，人工智能军事应用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能成为人类迄今发生过的最好的事，也可能成为最糟糕的事。”霍金对人工智能的这一评价，启示我们面对“来势汹汹”的人工智能军事应用要保持足够的审慎。未来，随着大量智能化无人系统运用于战场，战争成本将大大降低，作战人员的“零伤亡”有望成为现实，这极易导致军事强国在武力使用上更加随意。而在复杂战场环境下，高度智能化的无人作战系统极有可能出现识别错误、通信降级等问题，而诸如滥杀无辜、系统失控等潜在风险更会让智能武器成为人类的无穷隐忧。由此可见，事关战争的重大问题决不能轻易交由机器做抉择。即便是人工智能军事应用日益完善成熟，也不能放任智能武器的“野蛮生长”，需要警惕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安全、法律、伦理等诸多问题。为应对这些问题，各国应加强社会安全监督管控，形成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治理模式；积极参与人工智能军备控制的讨论与谈判贡献人类智慧；牢固确立人类是人机关系主导者的思想，实现对人工智能的安全有效控制让其为人类的和平发展服务。

    ④今天，面对科技发展之“大变局”“大突破”，我国应站在设计战争、掌握制胜规则的高度，深刻把握人工智能对战争形态演变的内在驱动性影响，切实夺取未来战争主动权；我们需要牢牢把握人工智能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搞好战略规划，密切跟踪前沿技术，以积极主动的作为有效维护国家安全。

    ——摘编自《AI军事应用是一把双刃剑》

材料一：

价值教育是人们在正确价值观指引下所开展的教育实践活动，是一种关注人的精神世界、强调处理人的价值危机的特殊教育实践。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知识教育、技能教育，价值教育关乎个人的生活体验与存在方式，关乎社会的价值秩序与价值理性，关乎民族的价值坚守与价值理想，对于丰富人的生命意义、标注社会发展的价值向度以及确证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价值教育在我国的出场有着深厚的实践根源与深切的理论吁求。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面对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价值真空、价值偏差以及价值观扭曲等现象，理论界与实务界围绕“教育价值”与“价值教育”等问题展开探讨，认为价值教育是应对当代科学技术挑战、推进素质教育向纵深发展的重要举措，倡导实施更加关注个体精神世界和幸福体验的素质教育、创新教育。 

价值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任何一种价值观念、价值教育实践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在贵族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概念是荣誉、忠诚，等等，而在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概念则是自由、平等，等等。”从“荣誉”“忠诚”到“自由”“平等”的价值观念转变，反映的是从封建等级制生产关系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变迁。

价值教育具有历时性差异。人们对价值范畴和价值教育的认识并非恒定不变的，而是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马克思揭示了背后的深刻原因：“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这意味着，价值教育具有历时性，价值教育的实践开展以及对于价值的诠释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与历史辩证法的统一，要依据时代的发展守正创新，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价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和全人类共同价值融入价值教育中。

价值教育具有共时性差异。同一时代的不同国家和地区，由于各自的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等不同，价值教育的实践也呈现出明显差异。在美国，价值澄清理论影响深远，人们多从道德教育、社会运行的角度来理解价值教育。我国的价值教育研究与实践向来注重道德教育，这既与我国深厚的文化及实践根源密切相关，也与道德价值处于价值教育中心位置密不可分。当前，我们正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取得新进展，在此过程中，价值教育理论与实践要致力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在价值教育的实践中，既要讲清楚中国式现代化的本体价值，也要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增强发展的辩证性，使全体人民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提升价值追求、丰富价值生活、厚植价值家园。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一种价值观念都可以从现实生活中找到依据。人是社会历史的“剧中人”，也是社会历史的“剧作者”。作为人们对客观的价值关系的观念把握，价值观念的生成、发展与社会实践的发展即使不是完全同步的，也一定是同向的。价值观念以及表达利益诉求的价值范畴是在实践中生成、发展的，也是为人的社会实践服务的。在这个意义上，价值教育是人们在正确价值观引导下为了处理人的价值危机、厚植人的精神家园所开展的教育实践活动。也就是说，价值教育要立足实践、适应实践，也要服务实践。

当前，世界各国已采取榜样示范、情景创设、价值澄清等方式拓展价值意义空间，强化受教育者对善的行为的认知和体验，提升价值教育的实效性。然而，随着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不断涌现，人类生活的主要场景正发生深刻变化。实现价值教育的目标，需要将价值教育的核心精神全景式融入社会成翼的各类生活化场域中，使受教育者在注重知行合一的实践中通过持续的价值反思将价值进行内化，从而提升自身的生命质量、生命价值。

（摘编自靳思远《价值教育的哲学叙事》）

材料二：

任何价值教育理论，如果无法很好地指导教育实践，都是没有生命力的。通过分析规律阐释清楚实践层面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这样才能对提出和完善价值教育的方法途径给予有力指引。

首先，在价值教育中要解决好“怎么样让受教育者能从日常的正当行为中获得激励感”的问题。施教育者能够采取适当的方式及时有效地对受教育者的行为赋予意义是衡量价值教育成效的关键一环。现行教育体系已经采取了很多方式，比如表扬、评优、主题活动等，这些方法实质上是在受教育者生活的各个方面强化其对正当行为的体验。

再者，在价值教育中要解决好“怎么样保证受教育者接受的就是施教育者教的那样”的问题。受教育者关于价值教育的接收是多元的，学校教育只是一个方面，受教育者接受并建立价值体系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词是“个体”，既要关注施教育者个体，又要关注受教育者个体。关注施教育者的要点是言行一致，这才是最有感染力的价值教育。关注受教育者的要点是个性化培养，价值教育应当比智能教育更加重视因材施最，应当更加重视构建以受教育者为中心的教育和学习体系。在此基础上，还需要在一定期限内对受教育者的行为予以跟踪评估，以确定受教育者是否在自己头脑里形成了应有的理性建构。

还有，在价值教育中要解决好“怎么样保证受教育者头脑里建立的价值体系具有延续性”的问题。价值教育有些成分是具有时效性的。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词是“体系”，一方面要构建连接历史与现实的价值教育体系，价值教育要在历史积淀的基础上体现现代性，应当深入挖掘本民族、国家历史上重要的价值教育元素，并与当下时代的特征密切结合；另一方面要构建覆盖受教育者一生的价值教育体系，价值教育不仅要着眼于儿童、青少年，也要关注非学龄段人群。

（摘编自李一希《论价值教育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