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问源于乐趣，藏宝最终散尽

    曾有一种说法，21世纪可能还会出现个钱钟书，王世襄是出不了了。

    2009年11月28日，著名文物专家、学者、文物鉴赏家、收藏家王世襄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去世，享年95岁。王世襄的离世，意味着中国又一位标志性文化老人的陨落。

    王世襄生于1914年。他的曾祖父、祖父、父亲都曾是朝中大官，母亲出身书香门第。他年轻时就在燕京大学读书。王世襄虽然出身名门，拥有很好的教育背景，对书画、陶瓷这些也都较为精通，但是他更关注社会底层的文娱活动，如捉獾、养鸽、驯鹰、养狗等。然而，他的很多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却并没有被一般人看成是学问。

    王世襄是杂家也是通家。他的许多学问最初都起源于乐趣。王世襄生前有一句名言：“一个人如果连玩都玩不好，还有可能把工作干好吗？”他被称为“京城第一玩家”．少年的“王家二少爷”养狗、玩葫芦、养鸣虫，在京城可算是小有名气。他玩过一只白鹰，是鹰中绝品，当时叫价一百块钱，而当时一袋面粉才两块五。王世襄平生头一次借钱，买走了这只白鹰。

    王世襄的心思从小就不在学业上，他对自己的评价是：我自幼及壮，从小学到大学，始终是玩物丧志，业荒于嬉。但启功先生却不认同这种说法，他曾说，王世襄先生的“玩物”是“研物”，许多被人看作是玩的东西，在王世襄眼里都是学问。王世襄曾说：人生价值不在于据有事物，而在于观察赏析，有所发现，使之上升为知识，有助于文化研究。

    即使是“雕虫小技”，王世襄都能玩出道道。他曾经出版过《中国金鱼文化》《竹刻艺术》《北京鸽哨》等。他收藏的东西除了像家具这样的大家伙，还包括蛐蛐罐、鸽哨这样的小玩意，他在这些方面的研究同样也都非常精深。2000年，王世襄将自己一生所写的大部分文章交由三联书店以“锦灰堆”为名出版，书中涉及家具、漆具、竹刻、工艺、则例、书画、雕塑、舞乐、忆往、游艺、饮食、杂稿等十二类。

    王世襄于1940年曾应梁思成之邀加入中国营造学社，在国难频仍的年代，他们在荒野中寻找中华文明存在的久远证据，将历史传统缝合。1945年8月，日本投降。经当时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和梁思成推荐，王世襄被派遣回北平清查战乱中损失的文物。当时，许多日本和德国文物贩子与收藏家在中国收买文物，伺机盗运出境。王世襄宴请了四五十位知名的古玩商，请他们提供线索。他得知河南某地出土的青铜器多数被德国人杨宁史买去，于是通过他父亲的友人找到宋子文详陈原委，最终没收了杨宁史的240件青铜器，其中包括价值连城的“宴乐渔猎攻战铜壶”、“商饕餮纹大钺”等。

    文革时期，王世襄跑到国家文物局，请求文物局的“内行红卫兵”前来抄家，就此保住了大批文物。

    王世襄毕生为追回国宝而努力，收藏了那么多宝贝，却在晚年全部拍卖回流到社会。王世襄选择了“散尽”，这些宝贝也有了更多前世今生。

王世襄自称“书呆子”，在“反右”已经开始的情况下，他还热情地邀约黄苗子、郁风以及漫画家张光宇来自己的四合院“芳嘉园”住。小院越来越热闹，成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京城文化圈里一个不可多得的雅致场所。但由于人越来越多，王世襄便将宝物缩回一间漏雨的小屋，将数十件形态、大小各异明清家具塞满狭小的空间。两个明代的柜子被王世襄拼在一起，他和老伴袁荃猷睡在里面，以至黄苗子专为这张特殊的“大床”写了一副对联——移门好就橱当榻，仰屋常愁雨湿书，横批——斯是陋室。

    有一件物什是王世襄始终珍藏的，那就是他与夫人用了多年的买菜的提筐。2003年，妻子去世，王世襄在怀念亡妻的诗中，深情地回忆与妻“提筐双弯梁，并行各挈一”的情景。他还说，到将来自己辞世之后，请人把这个提筐放在他们俩的墓穴中间，能与妻子“生死永相匹”。

    在中国传统政治中，周制、尚文、礼乐是一组连续性的概念。人们之所以推崇周制，原因在于它的尚文，即孔子所谓“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而周制之所以被认为是尚文的，原因则在于它在诸多治国方略中选择了礼乐。有一套贯通天道人心的价值体系：首先，就礼乐与人内在精神欲求的关联看，它是“尽精微”的。孔子云：“礼云礼云，玉帛云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就是强调礼乐在人心灵深处的奠基性。其次，就礼乐与天道自然的关系看，它是“致广大”的。《礼记·乐记》云：“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则将礼乐看作了充塞天地、洋溢万物的普通概念。

    那么，在心灵的精微与天地的广大之间，礼乐如何存在？礼分为礼制、礼仪、礼容、礼器等诸多维度，乐则可分为乐德、乐语和乐舞。在礼乐之间，礼为人的行为建立秩序，为了使这种秩序洋溢出生机活力，要以乐弘礼；乐作为使人性释放的力量，则极易导致人欲的泛滥，所以又要反过来以礼节乐。礼与乐两种相互制衡的力量，共同塑造了一幅和谐社会的理想图景。至孔子时代，诗与乐分离，礼乐并举被进一步具体化为诗、礼、乐三分。个体的成人之路和国家的致太平之路，统一被规划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式的三段论。这样，在由周制、尚文、礼乐、诗礼乐等一系列概念规划的价值体系中，又进一步显现出一种阶梯式的上升之路，即在诗、礼、乐之间，存在着次第性的超越关系，乐境代表了理想政治所能达至的最高境界。

    至此，我们当能总结出一个儒家政治次第上升的价值序列：首先，在礼乐与刑政之间，刑政是现实性的，礼乐是理想性的；其次，在礼乐之间，乐对礼具有超越关系。再次，春秋晚期，虽然诗与乐发生了分离，但在根本意义上，中国上古时期的诗、乐、舞是不分的，它们共同归属于“乐”这个大概念。据此，如果说“乐”代表了中国政治追慕的最高境界，那么理想的政治也必然是被富有乐感的艺术表征的政治。

    从以上分析看，礼乐作为中国传统政治的核心概念，它既具有内在的深邃性和饱满性，又具有外在的弥漫性和上升性。就其深邃性而言，它奠基于人的自然本性，即“人不能不乐”（《荀子·乐论》）。就其饱满性而言，它以诗、礼、乐、舞等艺术方式诉诸人间教化，使现实世界成为一个被诸种艺术元素配置而成的美好世界。就其弥漫性而言，礼乐不仅规范人世，也通达自然，从而使礼的秩序和乐的和谐成为一种贯通天地人神的宇宙精神。就其上升性而言，礼乐在世而超越。按照儒家的三世说，人类社会按照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顺序进化，其中的“太平世”正是礼乐政治最终实现的时代。据此来看，如果说审美精神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的灵魂，那么诗、礼、乐、舞等则是它的践履和展开形式。

（选自刘成纪《中国美学与传统国家政治》，有删改）

    ①含蓄即含而不露、隐晦曲折，它是中国古典诗词追求的一种美学境界。诗词的含蓄包括两层内涵：一是题旨即内容上的含蓄，一些题旨，诗人不愿明言、不能明言或不敢明言；另一种是手法上的含蓄，诗人采用借代、暗示或象征等手法，造成言外之意、弦外之音，使读者从中获得无穷之意蕴。

    ②含蓄的手法，早在先秦诗歌中就有运用，如《诗经•蒹葭》，那种“宛在水中央”的朦胧，“所谓伊人”的隐约，都带有相当的不确定性。在先秦至六朝的典籍中，虽未具体提及“含蓄”一词，但已推许类似的手法，《文心雕龙》有《隐秀》篇，认为“情在词外曰隐”，“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这为含蓄理论的创立奠定了理论基础。“含蓄”成为一种美学形态和诗学概念，大致起于中唐皎然的《诗式》，他在解释“辨体有一十九字”时，在诗学领域第一次提到“含蓄”。晚唐的王睿将含蓄正式尊为一种诗歌体式。含蓄风格也成为唐代诗人的一种创作追求，刘禹锡就深为“言不尽意”而苦恼。他说：“常恨语言浅，不如人意深。”认为诗人应该在诗歌中营造“象外之象”，这样才会“言有尽而意无穷”。晚唐司空图的含蓄理论可以说是“言外之意”说的集大成者。他认为具体的“象”“景”“味”“韵”是有限的，要获得无限的意蕴，就要从中超脱出去，在“象外”“景外”“味外”“韵外”的更大的空间作无待的逍遥之游，以有“不尽之意见于言外”。

    ③到了两宋，含蓄作为一个主要的批评标准被广泛运用。梅尧臣说：“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现于言外，若温庭筠‘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贾岛‘怪禽啼旷野，落日恐行人’，则道路辛苦，羁旅愁思，岂不现于言外乎？”梅尧臣的话可说是对司空图的一种补充。之后，含蓄美已成为诗、文、绘画创作的一条基本准则，并推至艺术创作的最高追求之一。至南宋的严羽，他在《沧浪诗话》中把“言有尽而意无穷”这种含蓄之美推至极致，还提出了“得鱼而忘筌”“得意而忘言”“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等说法。

    ④降及明清，以含蓄评诗文更成为惯则。清代“神韵”领袖人物王士祯直承了司空图的含蓄说。他盛赞盛唐诗“蕴藉含蓄，意在言外”，认为“唐人五言绝句，往往入禅，有得意忘言之妙”。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认为诗要“神寄影中”，所以须“脱形写影”，认为谢灵运诗就是“多取象外，不失环中”。明人胡翰认为诗歌创作的最高境界就是以有限的语言表达无限的“言外之意”，惟有“象外”“言外”才会“四表无穷”。

    ⑤以上论述，说明不同的时代都在强调含蓄所具有的笔墨寥寥、意溢千里的美学价值。崇尚深情绵邈、含蓄蕴藉，富有言外之意、弦外之音的神韵天然之佳作，便形成了一股文学潮流，至今不衰。

（摘编自陈友冰《中国古典诗词的显隐》）

    近年来，人工智能在文献查阅和逻辑推理方面已经超越人类，正在取而代之。根据国际知名的信息技术研究和分析企业高德纳（Gartner）咨询公司预测，到2018年，20%的商业内容将由机器自动产生，将有超过300万人处于“机器人老板”的领导之下。

    机器人甚至已经具备了文字创作能力。日本去年举行了一次小说比赛，机器人创作的小说与人类创作的小说一起通过了评委的初选。人工智能机器人微软“小冰”的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已经正式出版。以人工智能为主要技术支撑的智能媒体，是“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自从大众传媒问世以来，人类的信息分发模式经历了三种主要形态：专业编辑—社交传播—算法推送。“智媒”时代，算法盛行。这意味着，人们以后接触到的信息，将越来越多地由“智能机器人”制作，而以往不可或缺的“人工编辑”角色，可能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

    人工智能作用于媒体，意味着媒体从“众媒”走向“智媒”。这将是一次革命性的重大转变。过去，传播载体的变化决定了传播形态的变化。未来，进入“智媒”时代，不仅传播载体会发生变化，万物互联，万物皆媒；更重要的是，传播主体也会发生变化，由人主导传播变为人在智能机器的辅助下进行传播，并且有可能变为智能机器人取代人主导传播。可以预见，人工智能将重新塑造人与媒体、人与信息的关系，带来新的组织形式、生产方式、产品形态，颠覆并重构媒体生态。

    因此，走向“智媒”的过程中，首先是掉队的风险。互联网时代，谁掌握了先进技术，谁就能够占据媒介载体的制高点。在互联网技术上的后发晚至，已经给传统媒体留下了深刻教训。但是，与“智媒”时代相比，那只是步行与马车的差距。一旦在“智媒”时代掉队，那就可能是马车与飞机的差距。技术门槛提高引发的“本领恐慌”，也增加了编辑记者的“掉队”风险。在一个人工智能辅助甚至主导传播的编辑部，编辑记者的日常责任和地位都可能发生改变，随之而来的是更为特殊的技能要求。面对剧变，他们是否会产生心理落差，甚至引发“文化休克”？

    其次是偏见的风险。“智媒”和人一样，也会具有“偏见”。当下，社交媒体平台的圈子化社区，以及依托算法生产的“个性化定制日报”，让网络成为了我们的“回音壁”，形成“信息茧房”，特定价值取向的内容，在相对封闭的圈子里流动，你看到的永远是你想看到的和感兴趣的。这很容易固化原有认知，放大信息偏差，加速意见分化。“智媒”的出现，会不会强化这种算法的偏见？

    再次是伦理的风险。“媒介即人的延伸”，从理论上说，人工智能不仅助力新闻生产的高效和精准，也可以提升人性化的用户体验。但不应忘记，新闻也是一门关于人的学问，人在价值判断和伦理审视方面的作用是技术所不能替代的。过度依赖“智能”，可能导致情感温度的缺失，伦理把关的缺位。更不容忽视的是，如果人工智能超越人类的智慧，甚至突破“机器人三原则”，控制并危害人类，那就可能产生信息安全灾难。

    未来难以预知，科技发明创造的不确定性远远大于确定性。我们唯一能确定的，就是变化本身。人工智能必将改变世界，但是不会改变媒体的基本逻辑，即以人为中心，进行信息传播和舆论引导。

（出自谢国明《人工智能：媒体的机遇与风险》，有删改）

    ①北宋元丰元年，苏轼在《庄子祠堂记》中提出了一个在儒学史和庄学史上都颇为著名的命题一一“庄子阴助孔子”，提出“庄子盖助孔子者”，对孔子“阳挤而阴助之”。此说一出，有人击节赞赏，也有人大不以为然，此说遂成为中国学术史上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

    ②我们认为苏轼所说的庄子，并不是历史上真正的庄子，而是一个苏轼化了、士大夫化了的庄子。只有从士大夫精神的视角看，我们才能更好地认识苏轼“庄子阴助孔子”说的价值。概括地说，苏轼提出士大夫化的庄子具有如下意义：

    ③第一，“庄子阴助孔子”说维护了儒家的正统地位。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不论社会如何动荡，儒家思想一直是封建朝廷的正统思想。苏轼在理论上为维护儒家的正统地位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庄子阴助孔子”说并不是对儒家思想的公然背叛，它的大前提就是以孔为尊，维护孔子在学术史的独尊地位，维持儒学在士大夫精神中的主导地位。

    ④第二，“庄子阴助孔子”说在一定程度上化解、调和了儒庄矛盾。一般人看来，庄子是一个“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的道家代表。北宋朝廷亦反对庄子思想的传播。《宋史·吕公著传》：“（元祜元年）令禁主司不得出题《老》《庄》书，举子不得以申、韩、佛书为学，经义参用古今诸儒说，毋得专取王氏（安石）。”当苏轼提出“庄子阴助孔子”说之后，庄子成为儒家队伍中的一员，庄子思想从此在儒家殿堂中可以光明正大地存在。此说分化和削弱了道家队伍，把敌方阵营中的二号人物纳入孔子阵营中，壮大了儒家的声势，增强了孔门的势力。

    ⑤第三，将庄子思想引入士大夫精神层面，为士大夫阶层指出了一条通往精神自由的路向。苏轼意在为士大夫阶层构建这样一种精神范式：孔子是大圣，孟子是亚圣，庄子是爱儒尊孔、教外别传的孔门弟子。孟子与庄子，一主一副，从不同的角度弘扬孔子思想。士大夫阶层本具有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政治人格，进入官场之后，在精神层面有诸多压抑焦虑，很容易产生身在庙堂心在江湖的矛盾心态。而庄子思想追求精神的自由和人生的自适，在士大夫精神中引入庄子思想，为士大夫精神增加了新内涵。庄子思想客观上可以缓解士大夫的身心紧张，让他们在精神层面上能够有所舒缓。解决了庙堂与江湖的矛盾，引起后世许多朝廷之士精神层面的共鸣。

    ⑥苏轼提出“庄子阴助孔子”之说乃是出于维护儒家发展的需要，是为了维护儒学的正统地位。此说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儒庄矛盾，为庄子思想的发展开拓了新局面。从这个角度看，“庄子阴助孔子”说自有其历史合理性。

（选自孙明君《苏轼与士大夫化的庄子》，有删改）

律诗是在形式上比较复杂的一种体裁，它分为五律和七律，是一种通体五言或七言而格律谨严的八句诗（或说八行诗）。这八句诗的结构分为两个部分，中间四句是骈偶句，必须用对仗，首尾四句是不必用对仗的，当然如果自然而然对上了也是可以的。杜甫的《春日忆李白》，这里我们如果把首尾四句连起来念，往往就正是这首诗鲜明的主题，而中间四句偶句则是丰富这个主题的；前者仿佛是骨干，后者仿佛是肌肉或枝叶。律诗中写景的名句因此往往多出在这里，这种律诗之所以比长律好，就在于长律的偶句太多，往往产生肌肉或枝叶太多的现象，而律诗则分配得恰好。

可是仅仅符合了对仗的规律还并不就算是律诗，如杜甫的另一首诗《望岳》，这里中间四句也是偶句，却叫做五古而不叫做五律，原因就是律诗还有另一条平仄的规律，而这首八句诗并不遵守，所以不是律诗。平声包括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第一声和第二声，仄声包括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第三声和第四声，还有古音中较为短促的入声。平声字较高，而且是可以拉长音的，所以比较明亮爽朗；仄声字较低，是不能拉长音的，所以比较低徊沉郁。律诗一般都用平声韵，其原因也就在此。由平仄均匀的起伏可以组成四种诗句。但是为了运用时更为灵活变化，在这些标准诗行的基础上又有一条变通的法则，就是“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也就是说诗句第二字第四字第六字的平仄是必须遵守标准规律的，而第一字第三字第五字则无妨灵活运用，这就自然形成一种更简化的规律，从而把四种诗句合并为两种诗句。

句与句之间平仄的关系，规律是把每两句作为一对，如果第一句的二四六是仄平仄，那么第二句的二四六就是平仄平，这字音上平仄的对仗同时又是结合字义排偶的对仗而来的；排偶的习惯是以空间对空间，时间对时间，花对草，鸟对鱼，实际上是一种相近事物上的门当户对，而平仄则是以一种相远的姿态出现，也就是说以不同性质的声调来对立变换；这样就调剂了那相近的重复，不落于单调。至于每一对诗句与相邻的一对诗句之间，则是相邻两句（例如第二句与第三句）的二四六完全相同：这里乃是相同性质声调的重现，这也由于第三句在字义上是另起一联，它与第二句的关系仿佛是跳得远些，在平仄上就要求更为相近。所以，如果不符合于这种相近的要求，就叫做“失粘”。

律诗就是这样一般的以对偶与平仄的讲求成为它的特色。可是例如崔颢的《黄鹤楼》，格律就是不谨严的，但它却是七律的杰作。据传说大诗人李白曾经登黄鹤楼，看见眼前的优美景致，诗兴大发，可是抬头看见了崔颢的这首题诗，他想来想去也想不出更好的诗句来，最后他只得写了两句：“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可见即使最好的律诗，也不一定就是平仄排偶上最严格的律诗。

（摘编自林庚《唐诗的格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