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代，战争是为了争夺霸权或政权，结盟聚会是为了消除冲突。冲突频繁，会盟燕享频繁，成了春秋最基本的特色。会盟要讲“礼”“赋诗”，从而造就了特殊的文化现象——“诗礼风流”。

    西周人重“礼”，是重其仪式性，如典礼仪式、揖让周旋等。而春秋则将礼认作了治国大法、人生准则。春秋从鲁隐公元年到鲁哀公十四年230余年间，谈礼之风盛行。一部《左传》，“礼”为主要的价值标准：“夫名以制义，义以出礼，礼以体政，政以正民。”“夫礼，所以整民也。”“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其每评一事之得失，辄曰：“礼也”、“非礼也”；似乎国之兴亡，皆系于“礼”。

    《左传》最早一次论礼是在桓公二年，最早一次引《诗》在桓公六年，可见赋《诗》引《诗》之风与礼治思潮乃同步而兴。事实上，会盟燕享的赋《诗》引《诗》，几乎也集中在春秋时期。在会盟燕享中，列国都想用既合于礼又合于愿而又不失为大雅的手段，实现自己的目的，赋《诗》言志便成最佳选择。会盟燕享中的诗礼交锋，直接影响了士君子的价值判断与人格修养。列国名卿的外交才能，多半表现在熟谙《诗》礼、智能达变上。鲁襄公十六年，晋侯与诸侯在温地宴会，各国大夫皆赋诗言志，而齐国的高厚歌诗与舞不配，结果惹怒晋国，高厚只好落荒而逃。鲁襄公二十八年，齐国庆封逃难到鲁，叔孙豹让乐工诵《茅鸱》骂他，他竞茫然不知。鲁昭公十二年，宋华定到鲁国出差，鲁人赋《寥萧》以示友好与祝福，他毫无反应。这些在当时都是“国际笑话”。因而这个时代要求士君子必须熟谙《诗》礼，出使四方而能专对。鲁昭公七年，鲁国孟僖子陪昭公到楚国参加会盟，因不能以礼应对而抱恨终身，临终前要儿子跟孔子学礼。熟谙《诗》礼，关乎文化修养与基本素质，即春秋时所谓的“文”。鲁襄公三十一年，北宫文子评论郑国的贤臣是：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孙挥“善为辞令”。

    在礼治思潮下，整个时代的士君子，无不以《诗》礼为立身之本，以求自我实现。因此，春秋大国曾兴起研究《诗》礼的热潮；一些小国，为了交往大国，也不得不研究诗礼；连当时的戎狄也加入此列。但这时不像汉唐那样研究《诗》的本意或寻求圣人的微言，而是将《诗》认作与“礼”有诸多联系的圣典。《左传》几乎是把《诗》作为“礼经”来用的，其所有的引《诗》段落似乎或多或少都与礼有些联系。“礼”成了《诗》的第一生命。所有引《诗》赋《诗》者，无一不是精通礼仪者。

    总之，会盟燕享，促成了赋《诗》引《诗》的热潮；礼治思潮，促成了以礼为核心的诗歌解释系统的形成。在春秋会盟燕享的外交大平台上，诗与礼绾结，为狼烟四起的春秋笼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

“厚德载物”的当下价值

    “厚德载物”作为中华美德的一种概括，历来是仁人志士崇尚的最高道德境界。道德状况是社会进步与否的重要标志，影响着一个国家、民族的长治久安。没有道德，哪来和谐？儒家“厚德载物”思想的当下价值毋庸置疑。

    “厚德载物”，出自《周易·坤卦》“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通俗地说，厚德载物，就是地的本性是顺天而动的，人应效法地，以厚德宽容待人。所谓“厚德”即“大德”、“高德”，即最高尚的道德。所谓“载物”之“物”，不仅专指万物，而且首先指一切人。“厚稳载物”，即以深厚的德泽育人利物。厚德载物强调容人、容物。做人要有深厚的道德修养，要胸怀宽广，气度宏大，既容人之短，恕人之过，更要宽厚待人。

    “厚德载物”有利于培养现代道德人格，保证人生价值的实现。儒家追求“厚德”的君子人格，儒家君子人格所具备的道德品质为现代理想人格提供了理论模式。现代理想人格依然寄托着人们的期待和追求，它要求人们具有广博的爱心，有道义感，有道德操守，要正确处理义利关系，要有承担责任与苦难的勇气，等等。现代社会的发展越来越表明，一个人事业的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智力因素，而且还取决于非智力因素，特别是人的道德品行。凡是有作为、成大器者，无不具有高度的责任感、进取心、自信心等品质。

    “厚德载物”督促人们追求高尚的精神生活，促进个人幸福。儒家强调人与动物的根本不同在于人追求精神生活，道德理性重视人的现实生活的精神维度，主张向内寻求生命的根据和快乐的泉源。儒家许多富有生命力的传统道德，如正义、诚实、信任、宽厚等等，已构成人们恒久的道德情怀，使人有尊严地生活。现实社会中，物质生活提高后，人的幸福感并不一定增加，人们领悟到生活不只是为满足物质享乐而忙碌，还应有精神追求的乐趣。“厚德载物”思想能够培养人们的仁爱之心，使人克制人欲、减轻自私自利之心，爱他人、爱社会、爱人类、爱万物。道德高尚、胸怀博大的人才能得到最快的发展和感受人生的幸福。

    “厚德载物”的人文特质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厚德载物”作为一种博大的精神素养，它是播种和谐的种子。“厚德”强调个人内在道德修养，对构建和谐社会有其独特的意义。在竞争日趋激烈的社会现实中，如果我们注重自我修养，在人际互动中约束个人行为，减少人际摩擦，化解人际中的紧张与冲突，自然有利于形成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在当今多元化、多样性的社会中，“求同存异、包容共济”，对于调节各种关系和矛盾，使社会和谐稳定发展至关重要。商品经济的发展强化了人们的竞争意识，但这并不排除道德领域中的宽容、宽厚。儒家“厚德载物”思想，对于培养现代公民的良好品行，树立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构建和谐社会，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近些年，“故宫年轻了”的印象深入人心。无论是火爆一时的综艺节目《国家宝藏》，还是深受年轻观众喜欢的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抑或是故宫微博上那些“萌萌哒”的“段子”……进入网络时代，故宫仿佛开始了“逆生长”，不断以新的方式，走进公众尤其是年轻人的生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博物院就是一似的大学校”。古建筑群、院藏文物和专家学者的智力资源，是故宫博物院独具特色的资源。怎样让这些资源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故宫给出的答案中，排在第一位的是“公众”。再珍稀的文物，也是为人而保存；再高深的学问，也是为人而研究。

    正是抱持着这样的目的，故宫把目光更多地投向年轻一代。从“故宫萌物”系列文创产品，到人见人受的“故宫猫保安”，再到令人忍俊不禁的综艺节目《上新了·故宫》，紧扣年轻人的笑点泪点兴趣点，故宫告别了正襟危坐的形象，在撩拨时代心弦的边程中一点点走近年轻人。

    “年轻人喜欢什么，我们就给他们献上什么”，故宫负责人这样分享“故宫正青春”的理念。但服务年轻人，绝不只是“老爷爷卖萌”。更深入研究他们的特点和需求，充分发挥互联网的社交互动功能，吸引青年一代参与到内容产业的生产中来，文博、文创事业才有了新的源头活水。动漫作品《故宫回声》就是这诸多尝试中的一种。

    年龄的“跨界”填平文化的代沟，更多的跨界催生无数意外的惊喜。打造中的“数字故宫”，不仅注重博物馆与社会的融合，也把多学科的跨界融合、传统技艺和现代科技的跨界融合当作追求，塑造了博物馆的新形态。这些“完美碰撞”擦出的火花，使故宫“活”了、“火”了，产生了1+1远大于2的效果。许多人欣然看到，这种“故宫模式”近年来已经影响了一大批国内文博机构，甚至在年轻一代中引发了报考故宫博物院以及大专院校文博专业的热潮……

    明年，故宫将迎来自己的600岁生日。我们“交给下一个600年”的是一堆冰冷的文物，还是一个涌动着鲜活生命力的文化存在？对于所有从事传统文化保护传承工作的人来说，这是值得思考的重大问题。故宫的尝试给出了一个答案：作为一个“古物”，它实际上已经赢得了这个时代的热情接纳。

（节选自2019年1月10日《人民日报》，有删改）

    一个人一生要追求些什么？我认为有三点：必要、需要和重要。“必要”就是非有它不可，有它还不够。像生活条件是必要的，非吃饭不可，但是光吃饭不够。。

    人生的需要是什么呢？人生的需要是发展潜能，即心智上的潜能，包括三方面：知、情、意。“知” 就是求知。古人读书，书不多，五本就够了，即《诗》、《书》、《礼》、《乐》、《易》。《诗》代表文学， 《书》代表历史， 《礼》代表社会规范， 《乐》代表艺术修养，《易》代表哲学。当时，如果把这五本书都读好的话，就是全方位的学习。所以，“知”的重要性是帮助我们这一生过得充实又快乐。

    “情”就是情感。人的情感要调节，意即“情绪智商”。我们如果处在穷困的境况中，怎么才能快乐呢？调节情绪。情绪调节有很多方法，譬如欣赏音乐或通过休闲生活接触大自然等在这一享受休闲生活的过程中，你就会感觉到人我之间微妙而又美好的互动关系，可以慢慢提升自己的生活质量。因为一般人的情绪都是利己的，人与人互动很自然都希望对自己有利。如果你培养好的情绪智商，就会慢慢想到对自己有利，对别人也有利。就像《易经》中的“损卦”。很多人听到“损” 字，就觉得是损失。但是《易经》六十四卦中，只有两卦卦辞是上上大吉，其中一个就是“损卦”，为什么呢？就是“损己利人” 这四个字，与我们平常想的“损人利己” 倒过来。一般人如果做事损人利己，肯定人缘不好，大家都讨厌。如果是损己利人，做任何事都考虑到别人的要求，自己吃亏无所谓，这样的人谁不喜欢？

    我以前读《论语》，常常觉得自卑，打开《论语》一看，里面好像只有两种人：君子和小人。仔细看孔子的描写，发现自己就是小人。因为君子所了解和考虑的是道义，小人则专注于利益。想想看，我们从小一路走来，真的很像小人，没什么长进。是不是这样呢？也不尽然。君子跟小人的区别在于“小人” 就是小孩子，身体长大了，但是心态还是小孩的阶段，顾自己，只替自己着想，所以小人就是没有立志的人。君子就是立志的人。所以孔子所说的君子就是立志者，有志向，让自己每天提升、改善的人。所以我们在读《论语》的时候，要把“君子”看成正在进行的状态，君子就是立志成为君子的人，而不是已经做到的君子，真要做到君子的境界很难，没多少人能做到。

    “意”就是意志。何谓意志呢？当你做一个选择的时候，请问你是被动还是主动？通常我们做选择都会有几分被动，几分主动，而被动成分居多，所以要慢慢修炼。如何修炼？慢慢增加主动的成分。本来是我不太愿意做的，被要求做，慢慢变成是“我觉得我也能够做”，到最后变成“我愿意做”。所以我们平常要练习把自己的责任都当做是自己愿意做的，心情就不同了。上班的时候很开心，工作的时候很认真，学习的时候也很快乐。如此一来，作为部属，上司对你很满意；作为学生，老师对你也很满意。

    快乐人生的秘诀无它，关键就在“化被动为主动”，古今中外都相同。不能做到这一步，什么快乐都是假的。

（摘编自傅佩荣的《人生追求无私无欲的快乐层次》，有改动）

    自唐以来，钦佩杜甫的人很多，而大吹大擂地向他学习的恐怕以黄庭坚为最早。他说：“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读书多”的人或者看得出他句句都是把“古人陈言”点铁成金，明白他讲什么；“读书少”的人只觉得眼睛里仿佛搁了金沙铁屑，张都张不开，更别想看东西了。当然，以前像李商隐爱把典故镶嵌绣织到诗里去的，不过他跟黄庭坚有极大的不同。李商隐的诗主要都写华丽的事物和绮艳的情景，所采用的字眼和词藻也偏在这一方面。黄庭坚歌咏的内容，比起这种诗的来，要繁富得多，词句的性质也就复杂得多，来源也就广博冷僻得多。李商隐的诗，意思往往似有若无，欲吐又吞，不可捉摸；他用的典故词藻也常常只为了制造些气氛，牵引些情调，仿佛餐厅里吃饭时的音乐，所以会给人一种“华而不实”“文浮于意”的印象。黄庭坚有著著实实的意思，也喜欢说教发议论；不管意思如何平凡，议论怎样迂腐，只要读者了解他用的那些古典成语，就会确切知道他的心思，所以他的诗仿佛冬天的玻璃窗蒙上一层水汽、冻成一片冰花。黄庭坚曾经把道听途说的艺术批评比于“隔帘听琵琶”，这句话正可以形容他自己的诗。

（选自钱钟书《宋诗选注》，有删改）

材料一：

在德国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看来，技术所到之处，无不构造着人与自然、人与人的某种新的关系。按照海德格尔的观点，一种新技术出现，有可能对结构造成影响。然而，当技术作为一种工具为人们所用时，情况会变得更加复杂。

人的行动无时不受到“结构”的制约，所谓结构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具有制约性的外部环境，例如应试教育可能形成一种制约人行动的“结构”。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认为，结构与行动相互建构，结构对行动具有制约性和使动性。这种制约性和使动性表现为结构为行动提供操作空间以及边界，并通过价值观念对行动进行引导。

人们试图应用技术变革结构，但结构也可能对行动进行制约和使动，驯服技术并把技术作为结构自身的强化。例如，在应试教育结构下，信息技术的应用未能冲破应试的束缚，反而在某种程度与应试共谋。人工智能作为一种革新性新技术，在给教育结构带来冲击的同时，也面临着被结构驯服与同化的可能，成为更精致、更高效的应试技术。在这种前提下，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发达，不过是为教育提供了一种更有效、更无孔不入的规训技术。而一旦人工智能沦为应试的精致工具或规训技术，人工智能变革教育的初衷就要落空。这也是人们寄希望于新技术变革教育的愿景一再落空的一个重要原因：新技术未能有效地抵制旧结构的诱惑，反而强化了旧结构。

（摘编自蒙石荣《人工智能+教育：技术变革教育的可能与限度》）

材料二：

说“互联网+”甚至能够直接摧毁传统守旧的教育生态，并非耸人听闻，“互联网+”对教育的各方面影响是深至骨髓的。“互联网+”让教育从封闭走向开放。

“互联网+”打破了权威对知识的垄断，让教育从封闭走向开放，人人能够创造知识，人人能够共享知识，人人也都能够获取和使用知识。在开放的大背景下，全球性的知识库正在加速形成，优质教育资源正得到极大程度的充实和丰富，这些资源通过互联网连接在一起，使得人们随时、随事、随地都可以获取他们想要的学习资源。知识获取的效率大幅提高，获取成本大幅降低，这也为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传统的教育生态中，教师、教材是知识的权威来源，学生是知识的接受者，教师因其拥有知识量的优势而获得课堂控制权。在“互联网+”的冲击下，教师和学生的界限也不再泾渭分明。比如某中学已经能够做到“班班通、人人通”，学生获取知识已变得非常快捷，显然师生间知识量的天平并不必然偏向教师。此时，教师必须调整自身定位，让自己成为学生学习的伙伴和引导者。

在“互联网+”的冲击下，教育组织和非教育组织的界限已经模糊不清，甚至有可能彻底消失。社会教育机构的灵活性正对学校发起强有力的冲击。育人单位和用人单位也不再分工明确，而是逐渐组成教育共同体，共同促进教育协同进步。

从实质上看，“互联网+”对教育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教育资源的重新配置和整合上。一方面，互联网极大地放大了优质教育资源的作用和价值，从传统的一个优秀老师只能服务几十个学生扩大到能服务几千个甚至数万个学生。另一方面，互联网联通一切的特性让跨区域、跨行业、跨时间的合作研究成为可能，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规避了低水平的重复，加速了研究水平的提升。在“互联网+”的冲击下，传统的因地域、时间和师资力量导致的教育鸿沟将逐步被缩小甚至被填平。

“互联网+”加速教育的自我进化能力。“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这句话告诉我们一个系统的自我进化能力是其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传统教育滞后于社会发展，教学内容陈旧、教学方式落后、教学效率低下，培养出来的人才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这种自我进化能力低下的原因在于教育系统自身的封闭性。“互联网+”敲开了教育原本封闭的大门，也就加速了教育的自我进化。人人都是教育的生产者，人又都是教育的消费者，这种新型的教育生态必然会更加适应社会的发展。

（摘编自赵国庆《“互联网+教育”：机遇、挑战与应对》）

材料三：

传统教学中教师扮演的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播者，更是学生学习的督促者和引导者。“互联网+教育”直接打破了传统教育的时空限制，没有了以往的约束和限制，各要素无须同时出现在同一空间内，教育俨然变成了另一种样子。

知识可以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显性知识可以通过传授习得，而隐性知识往往被人们所忽略。如学习过程中需要塑造和培养学生的意志、品格，包括诚信、责任心、与人合作交流的能力等。“互联网+教育”形态中一些隐性知识也有所体现，但其真实性仍有待考量。传统教育中，教师的为人师表、以身作则在潜移默化中均会影响学生的一言一行，教师成为学生成长过程中的榜样。但在“互联网+教育”中，进行情感教育和人文教育则比较困难。在线学习往往给学生营造出一种完全自学的极端情境，对学生的主动性要求很高，学习过程完全由学生把控。这种情境下教师丧失了基本的指引功能，只是单纯地成为一个解疑的输出者，成为人工智能时代数字设备的一分子，这不仅扭曲了教师教书育人的本质，更是与国家的教育目的背道而驰。由此可见，网络世界始终有别于现实生活，学生要成为一个真实的社会人，仍需要多方面合力共同完成。

（摘编自张惠惠《未来已来：人工智能对教育育人的挑战与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