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景仰之人物——张謇

    张謇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主张“实业救国”。他一生创办了20多个企业，370多所学校，为我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为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宝贵贡献，被称为“状元实业家”。

    1894年，41岁的张謇终于在科举考试中高中状元。正当他踌躇满志准备在政治上大干一场时，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战败，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张謇不顾自身安危，向慈禧太后进言，应购洋炮、买军舰、练新军，进行备战，建议慈禧太后削减六十大寿庆典的银两，以资军用。慈禧太后大怒，差点把他的“顶戴”给摘了。国难当头，朝廷腐败，张謇认为有头脑的知识分子，应当为国家做点实事，而不是写一些策论文章。于是他主动放弃高官厚禄，明确表示：“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他决定回家乡南通创办实业。

    张謇常说，一个人办一个县的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的事，要有一国的眼光；而办一国的事，就要有世界的眼光。这种思想，自始至终贯穿在他兴办实业的过程中。他敏锐地察觉到大清当时从国外进口最多的就是棉铁，仅这两项，每年2亿两白银，比什么赔款都厉害。因此决定办纺织业来抵御外国的经济侵略。鉴于洋务运动以来大批贪官污吏从官办企业中聚敛私财，张謇又细致研究了欧美列强藏富于民的富国之策，他恳请两江总督张之洞让纱厂由原来的官办改为民间绅商自营，采取股份制，吸引商人入股，并采用土地入股的方法来缓解建厂购地的资金压力。选择厂址上，针对去上海建厂的主张，张謇力陈南通唐闸镇的近江滩涂是办厂的好地段：其一，滩涂地价低廉；其二，厂址周围村镇众多；其三，唐闸镇周边就是产棉区，原料可以就近取材；其四，此处濒临长江，周围河流纵横，水陆交通便捷。事实证明张謇的见解站在了时代的前沿。

    为了解决原料供应问题，张謇创办了我国第一家农业股份制企业——通海垦牧公司，招募农场工人，设置董事会。他的好友王怀咏说，张謇虽从未出过国门，竟能使用西人的公司制来经营企业，这在中国是前无古人之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张謇已兴办各类企业二三十个，在南通建立了一个现代化工业体系，全都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实业。他利用《易经》中“天地之大德曰生”之意，为纱厂取名为“大生”，在为大生起草的《厂约》开篇说：“通州之设厂，为通州民生计，亦即为中国利源计。”彰显救济民生之愿。

    为了培养科学等方面的人才，张謇他又积极兴建师范学校，中国第一所师范学校南通师范学校就是他所创办，今日的复旦大学、同济大学、河海大学的前身也都与他有关。他建立中国第一所博物馆——南通博物苑，还建立了军山气象台，此外还陆续创办了图书馆、盲哑学校等。他带领民众，对南通的旧城进行合理的改造，完善公共设施和发展商业金融、娱乐休闲、餐饮旅馆等服务业；在南通新城区，他开拓城市的发展空间，重视景观打造——修建了五个公园，美化了城市环境。使南通从一个封闭落后的城镇成为长江中下游的重要商埠和文化中心，张謇的名字与南通已经紧紧联系在一起，成为一方山水。

    张謇一生创造了巨大财富，而他给自己取号叫“啬翁”。他常说一句话：“该用者，为大众用者，虽千万不足惜；自用者，消耗者，一文钱也须考虑，也许节省。”他的一双袜子缝补过七八次还舍不得扔，十几年中只做过两件长袍。一次，他在纱厂车间巡视时，看见一个纱工随手将两张纸扔在地上，他连忙捡起来，用手抹平，递给身后的襄理。他把大部分收入都用在不能产生利润的公共事业上，有记录的就有白银150多万两。

    1922年，在北京、上海举办的成功人物民意测评中，投票选举“最景仰之人物”，张謇得票数最高，这一年他70岁。也正是这一年，棉纺织业危机，张謇寻求国内外资金支持不成，“大生”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他一生孤独，最大的精神支柱就是内心崇高的社会理想，是一个状元告别仕途之后的兴国之梦。1926年，张謇辞世。

（摘编自曹靖生《张謇奋斗史》）

相关链接①1920年，唐闸人口近万户，接近5万人。通扬河沿岸工厂林立，商业繁荣。有人看到当年国外发行的中国地图，许多大城市都没被标出，却在南通方位赫然印着“唐家闸”三个字。（摘自《南通县图志》）②张謇是近代中国史上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他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终于因为他开辟的路子太多，担负的事业过于伟大，他不能不抱着许多未完的志愿而死。（摘自胡适《南通张謇传记序》）

草堂岁月里的杜甫

冯至

    上元元（760）开春，杜甫在亲友的帮助下，开始筹划建造草堂。地址选在城郭西郊的浣花溪畔，这里环境清幽，尘事不杂，杜甫十分满意，作《卜居》诗以唱心中之乐，反映出作者久经动荡得以安宁之后的恬静安适的心境。杜甫有一位表弟此时在成都府任司马，听说杜甫要在西郊建造草堂，便走过来看他，还送了些钱。杜甫十分感激，作诗酬谢。关于草堂的建造过程，杜甫无诗记录，我们所见到的是他忙着写诗向各地友人索求各种树苗以美化草堂环境。

    另外，他还不辞劳苦亲自去石笋街果园坊的徐卿家要果木苗，不管黄梅绿李，是果木树都要。这自然是为了装点草堂，同时也有以果备荒的打算，他是挨过饿的人，曾用野果充填过饥肠，深知它们的重要，“高秋总馈贫人食，来岁还舒满眼花。”（《题桃树》）桃可果腹，花可娱人，这就是他对果木树的整体审美。花果树木之外，他还向友人索要日用家什。可以想见，他当时安家伊始，支锅立灶，盆碗瓢勺，所需家什向人索取者一定不少，只是没有件件入诗罢了。

    这年春末，草堂盖成，树木栽好，老杜坐在院中，有滋有味地欣赏起来了。他赞美它所面临的青青郊野，赞美遮日吟风的桤林茂叶与和烟滴露的笼竹翠梢，欣喜鸟来暂息，燕来定巢。细想起来，这些风物不过是寻常农舍之景，却招来如此赞叹，这从反面使我们认识到他的生活境遇已落到十分可怜的地步。他在秦州山野寻找栖居之地的苦况，他长途跋涉于险山急流、危栈古道的种种艰难，成为他乐此茅宅的生活和感情基础。定居草堂的初期，杜甫的心情获得了片刻的宁静，写了不少颇具安恬情味的田园诗，如《江村》诗写村居景物和情事最相融洽：“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此诗比较典型地反映出作者初居草堂时的心境。然而这种心境是以“故人供禄米”为条件的，他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全靠故人的周济，一旦故人稍怠，立刻就会陷入困境。他们偶有接济失时，杜甫的生活就成问题。定居草堂之后，杜甫生活安顿下来，开始游览成都古迹，并与一些风雅人士交往。

    他曾瞻仰过武侯祠，作《蜀相》诗，对诸葛亮一生的磊落功绩做出高度的评价，为其未能收复中原完成统一大业而痛洒千秋之泪。此诗虽为吊古，却有伤今之意。当时战乱尚未平息，山河破碎，宇内烟腾，于此国事维艰之际，是多么需要有一位武侯这样的贤相来主持国政！此外，诗中写他羡慕诸葛亮的得遇明主，也含有不满于肃宗的意思，他素怀匡时济世的远大志向，却被冷落与排挤，这种不平之气隐隐透于诗中。

    游览古迹的同时，杜甫还交结了一些风雅人士。还有一个邻居是黄四娘，她家院子里种着成畦的花木，春天一到，万紫千红，杜甫曾去观赏，写出的诗作《江畔独步寻花》声娇色丽，充满无限生机。杜甫与江村农家关系也很密切，农人时常送给他一些蔬菜，他也常把种植的草药赠予他们。在与农民的接触中，他对农民的纯朴心性有了深入的理解，他出乎意料地在农家茅舍里找到了寻觅许久的赤诚之心，在不通文墨的农民身上读到了自己的生活信条。这使他感到在茫茫人世间自己的归宿还是与农民的茅舍相杂为好。代宗即位后，曾召杜甫回京补京兆功曹参军，他没有赴任，想来与此不无关系。

（选自冯至《杜甫传》，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草堂在暮春时节落成了……这是760年，中原没有恢复，关内闹着严重的灾荒，杜甫却结束了他四年流徙的生活。在这里得到一个栖身的处所。他离开了兵戈扰攘、动荡不安的大世界，如今暂得休息，于是自然界中的一切都引起他的羡慕。他在这时期写了不少歌咏自然的诗。我们把这类的诗句和759年在洛阳道上与秦州道上的诗相比，意境上有多么大的一个悬殊！难道杜甫自己的生活刚刚有了着落，便陶醉在自然的春光里，忘却了人民的痛苦与国家的灾难了吗？（冯至《杜甫传》，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②中、晚唐诗人如张籍、白居易、元稹、杜荀鹤、曹邺、皮日休均受杜诗影响。杜甫开创“即事名篇”的新乐府诗，描写民生疾苦，下启中唐新乐府运动。韩愈诗气势雄壮、沉雄博大、奇险生硬、拗折艰涩、喜以文为诗，乃受杜诗影响。李商隐诗浓丽沉郁、气象高远、造语精工，亦受杜诗影响。宋代孙仅《读杜工部诗集序》说：“孟郊得其气焰，张籍得其简丽，姚合得其清雅，贾岛得其奇僻，杜牧、薛能得其豪健，陆龟蒙得其赡博。”杜甫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自白居易后，影响了皮日休、曹邺、聂夷中、杜荀鹤等人的创作，从而形成一个现实主义诗派，在晚唐的诗坛上独领风骚。（维基百科）

菊者砚秋

章诒和

边学边唱边挨打

    因家境贫寒，六岁的程砚秋，投入荣蝶仙门下学艺。

    程砚秋学戏很苦，荣家所有的生活琐事也都要他做，无异于童仆。师父脾气坏，稍有不欢举鞭就打。

    因有家世之悲﹣心思量的程砚秋常常低眉含颦，面无欢容。年龄稍大些后，多半由于营养不佳，心情一直比较抑郁。师父认为他不宜于学花旦，让他专攻青衣。师父还发现他嗓音很不一般，且扮相沉静明丽，如珠蕴椟中，时有宝光外熠。

唱对台戏，却不伤和气

    程砚秋不具备梅兰芳响遏行云的金嗓子，但凭着自身条件、勤奋，刻苦以及高人指点，硬是创出了一种大异于梅兰芳、却又能与之相抗衡的，以新奇声腔为特点的表演风格。唱到情感至深处，其声竟细若游丝。观众听时，大气都不敢喘。这是他声腔艺术最讲究的地方，无人能及。程砚秋最早的艺名叫菊侬，后改为艳秋。有人说这个更名含有深意，因为艳于秋者厥为菊。菊是耐寒的，它要比质弱芳幽的兰花坚韧耐久。其实，菊、兰同为花中上品，只是香气、风姿各有不同。

    1922年，他首次赴沪演出，气势极盛，每晚舞台上的花篮都不下五十个，全场无一空位，另有许多人环立而视。戏院门口，汽车有200余辆，马车不计其数。程砚秋每日的茶会、堂会、剧场演出几乎占满了所有的时间，真可谓无一息之闲，也无一丝乏暇，极其劳累。但他依旧是客颜焕发光泽，嗓音穿云裂石，对此，罗瘿公喜于心也惊于心，欣慰且忧虑地对他说：“你此行红得可惊，也遭人嫉恨。有些人正欲，挑拨梅先生与你之间的师生情谊呢。”这是一个重要的提示，也是一个重要的提醒。

    程砚秋返京时，梅兰芳赴站迎接。几天后，梅兰芳带着戏班到上海演出，此后，一兰一菊，果然就在上海争起了短长，他们的竞争最初不明朗，顶多在戏码上争个高低一一你唱的戏，我也能演，即“你有我也有”。1927年《顺天时报》举办中国旦角名伶竞选活动，经投票选出了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四大名旦”。从此，他们的竞争趋于明显化。后来，两人真的唱起了对台，形成高潮。捧梅派与捧程派遂在各大报刊，唇枪舌剑，大开其火。双方势均力敌，难分伯仲。但真正占便宜的是听众与看客。两个剧场夜夜告满，观众是大饱耳福。戏唱到最后，程砚秋使出撒手铜，连演5场《锁麟囊》，天平向他这边倾斜了，

    四大名旦里，尚小云与荀慧生都没有追赶梅兰芳的念头，唯有程砚秋雄心万丈，梅、程在北京“偌大京师各剧场沉寂，只余梅、程师徒二人对抗而各不相上下。梅资格分量充足、程则锋锐不可当，故成两大势力”。面对这样的情势，罗瘿公给程砚秋提出的策略是：“玉霜（程砚秋字玉霜）对梅应当在不即不离之间。”何谓“不即不离之间”？那就是既近又远，既热又冷，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清醒冷静，有极好的控制力，合乎分寸，合乎人情，表现得又极自然。礼仪性是它的外显层次，内在依据则是人际关系和实际需要。

    梅兰芳有富贵气，程砚秋是书卷气，一个得于天赋，一个纯恃人功，各臻极致，梅、程之间尽管竞争激烈，彼此一争高下，却都是不露声色，不动肝火，温良谦恭。移居上海的梅兰芳40寿辰时程砚秋特往拜寿，行叩头大礼，见者均叹其未尝忘本。明明是打对台的人，却绝不伤和气。

就有那么大的魅力

    台湾的戏曲研究家齐崧先生说：“如果听梅兰芳的戏等于吃鸦片，那么听程砚秋的戏就等于打吗啡。因为吃鸦片尚有戒除的可能；而一旦打上吗啡，则很难戒掉了”，

独

    有人说，程砚秋太“独”。这主要是指他的私房戏不肯轻易传人，程砚秋觉得这样做没什么不对。其实，他的“独”是有针对性的。针对的是未经许可，暗中把剧本及表演偷传出去的人。

    当时有个唱河北梆子的女演员，自从和哥哥一起看了程砚秋演的戏以后，就迷上了程派。每有演出，她必去“偷戏”，在梨园行，“偷戏”是大忌，怕被人认出来赶出去，她打扮成男孩去剧场。几年“偷”下来，就把程砚秋早期代表剧目都“偷”到了手，齐如山看了她的表演，惊异地说：“这孩子的唱法，很像程老四（即程砚秋）呢。”就建议她拜程为师。结果可想而知被程婉谢。但她实在太喜欢程派。既然得不到亲传直授，她就绕着弯子学。一是拜了程现秋的老师王瑶卿为师；二是向给程配戏的搭档、伙伴学习。见她苦心学程，人家也就乐于指点。

    当程砚秋发现曾与自己合作得很好的小生将他的戏偷传给别人时，便断然与之决裂。后来每当他演出，只要听说有人来偷记他的剧本喝词、念白、唱腔、身段时，他立即把琴师找来，在后台临时变动主要唱腔，叫那些偷艺者摸不准，学不去。

    程砚秋的“独”，看起来挺自私的，我倒佩服程砚秋的“独”，因为他那么早就懂得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了。

（摘编自《读者》）

范立欣：在纪录片里寻找“归途”

    来自四川的农民工张昌华夫妇，20年前开始在广东打工，希望用微薄的收入抚育留在家乡的一双子女，使他们能通过读书改变命运。可失去双亲陪伴、日渐成年的女儿张琴，选择了退学离家，成为新一代打工妹，让父母的梦想破灭。

    “这样的事情如果不被记录下来，是我们这代人的失职。”范立欣，一位30岁出头的中国导演，撸了撸袖子，猛吸一口气，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

    从表面上看，影片《归途列车》讲的是张昌华夫妇回家的路途，他们和所有农民工一样，在售票窗口前失望，在绿皮车厢里挣扎，在村口小路上放下又一年沉重的包裹。但范立欣没有把镜头停止在旅途的终点，而是对准了空巢的老人，对准了1岁就成为留守儿童的张琴。

    范立欣赞同一位网友的说法：如果是这样的“现代化”会破坏一个国家最基础的构成——家庭。

    “从更深的层次看，影片要问的就是‘归途’在哪里？”他说，选择春运这个题材，也是因为中国社会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各种矛盾，都能在这里找到观察点。影片与其说是在讲春运，不如说“展现了一个困于昨天和明天之间的、中国农民工家庭命运的故事”。

    成为“范导”之前，范立欣是中央电视台的一名摄影师。时常下乡的他，往往前一刻还在家徒四壁的乡村工作，后一刻就在灯红酒绿的三里屯聚会。这种强烈的反差让这个“爱激动、爱打抱不平的人”更多地关注到城市化进程中持续存在的矛盾。

    他曾经纠结和疑惑：也许，对这个国家而言，春运所折射的种种社会阵痛，都是难以逾越的阶段。而他又忍不住一遍又一遍地思考和追问：那些苦苦追求最后一班列车的农民工，会不会被高速前进的社会列车抛到身后？

有人质疑：为什么一定要把镜头对准蓬勃发展的中国背后那些小人物的辛酸，他们是社会的主流吗？面对这样的问题，范立欣放下杯子，向本刊记者一字一句地说：这是中国2.4亿农民工的真实生活写照。

    2009年，在美国的圣丹斯电影节，北京一所中学的访问团被安排观看《归途列车》。放映完毕后，一名男生激动地跑上台，从范立欣手里抢过话筒。他说，生在北京长在北京的自己看完后很伤心，他并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情，“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爸爸妈妈让我好好学习了，因为他们想让我把这个国家建设得更好”。

    孩子的责任感让范立欣感到安慰。他觉得，在这个无法跨越的发展阶段里，每个人都可以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收起一些城市人的优越感，拿出更多的同情心和责任感，对农民工更加友好一点，哪怕是地铁上让个座，对餐馆的小妹道声谢。

    一位美国中部的观众看完电影后，感谢范立欣让他理解了在外贸服装厂工作的张昌华，说看到他为改变儿女命运付出的努力，就像看到自己的父亲一样，这是中国人的坚韧、努力以及对家庭的爱。而在以前，这个美国男人会抱怨，这些努力工作并把产品出口到美国的中国工人，“把我们的饭碗抢走了”。

    范立欣感慨，生活中无处不在的人类情感，是共通的，纪录片是一个可以让外国人了解并理解中国的媒介。

    在范立欣眼里，纪录片从融资、制作到发行，跟其他电影一样，也是一个产业。在这个产业链里，不是“谁给钱谁就是爷”，他和所有投资方都用合同的形式规定，制片人与投资者，无权干涉导演对影片的剪辑权。

    眼下，范立欣正致力于对国内纪录片导演进行培训，让他们更明白国际运行规则，学习撰写提案等参与国际竞争的基本技巧。他同时开始寻找中国纪录片“本土生存”的路径。

    《归途列车》在7个城市“一城一映”之前，范立欣找过国有发行公司，可最少一百万元的拷贝制作和宣传费让他却步。后来，在包括北京、上海、杭州在内的7个城市，范立欣选定了每个城市的一家影院，用一个影厅长线定期放映《归途列车》，票房收入双方分账。范立欣觉得，既然中国的城市还无法支撑起一家艺术电影院，那么在商业电影院里逐渐打造一个艺术电影厅，应该是可行的、有市场的，这有利于中国纪录片业的发展。

    随着一年的春运进入尾声，《归途列车》在全国的展映之幕渐落，但“归途”的故事不会结束，它事关春运、社会，也事关纪录片在中国。

相关链接：①2013年范立欣在《纽约时报·电影版》公布的“全球20位40岁一下最有才华的电影导演”评选中金榜题名，成为该项评选中唯一华人导演。②范立欣认为，任何一个故事、一群人都应当放在一个历史时间段去看，一切现象的存在都是有更大意义的，在任何一个故事中都可以看到社会变迁。

他用一生写一篇不朽论文

——浙江省农科院同事眼中的王一成

    他两次出国留学，本可留在国外搞自己喜欢的专业，但他毅然选择了回国，因为浙江畜牧人才欠缺。

    他本可从事基础研究，写论文，出专著，成大师，但他选择了农村一线，因为浙江猪农需要他。

    “王一成用一生写就了一篇‘不朽论文’，他是新时代农科战线的楷模！”浙江省农科院党委书记汤勇说，“他把祖国的需要、事业的需要、百姓的需要当成自己的需要，他信念坚如磐石、事业重于生命、服务高于一切、名利淡如止水。”

    成立于1908年的浙江省农科院是个百年老院，跻身全国省级农科院前三名。每个时代都涌现出优秀典型，激励着农业科技人员投身“三农”事业。如今，在这里，大家都有一个共识：王一成非常优秀，他的优秀不仅在于业绩，更在于品德。他为人非常低调，院里、所里多次想推选他为先进，授予他荣誉，他都能让则让、能推则推。直到汤勇代表组织前去医院探望，并向他夫人了解病情时，才知道他的事迹是多么感人。

    汤勇回忆说，王一成爱人提到的三件事让当时在场的所有人潸然泪下：其一，在确诊病情后，王一成隐瞒了一个月，安排好所有工作交接之后，才告诉所里和家里；其二，在病床上，王一成提到最多的还是科研；其三，王一成经常把家里的东西，包括车子、相机给工作用，长年下乡跑坏了两辆私家车，从来没有到单位报销过一分钱。

    尽管没有在工作中接触过王一成，但是随着对王一成事迹的不断挖掘和学习，浙江省农科院院长劳红武深深地感到，王一成无愧于一个优秀的好党员，无愧于一个杰出的好科学家，无愧于一个农民的好兽医。她说，从王一成身上总结提炼的精神品格是他的精神画像。优秀之所以优秀，是品格优秀，伟大之所以伟大，是精神伟大。精神无声，却能振聋发聩；精神无光，却能照耀心灵；精神无形，却能塑造人生。学习王一成，要学习他的精神，用王一成的精神滋养我们的精神。

    浙江省农科院原副院长徐子伟是王一成的老领导，与王一成共事30年。1987年初识时，他印象中的王一成是视野开阔的“时尚青年”，不仅科研上屡屡创新，而且还在学外语、学开车、学计算机。

    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阿肯色医学院希望王一成留在美国，并给他家人办理了3年签证予以挽留。徐子伟回忆说：“我们也担心他不回来，但他人还在美国，就托爱人带话：把岗位留好，等我回来。”

    1999年7月，不讲任何条件，他学成归国，静悄悄地回到了实验室。次年5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用最少的钱建设了畜牧所一流的实验室。熬过了多少个日日夜夜，他激动地汇报：我已经在自己的实验室，做出了只能在美国才能做的实验。”徐子伟感慨地对记者说，王一成是纯粹的科技工作者，饱含赤子之心，用生命诠释了家国情怀。

    浙江省农科院病毒学与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朱英今年43岁，是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系博士后，7年前回国从事水稻品质与抗逆功能基因研究。在她看来，作为老一代“海归”，王一成归国后如果继续他的研究方向，肯定会成为动物分子生物学研究领域的优秀专家。然而，养殖户的企盼和需求，让王一成毅然放弃从事了近20年的基础研究，走出实验室，主攻猪病防控。

    科研圈里的人都明白，做基础研究更有机会发表论文，更容易出名。朱英十分佩服王一成的低调和执着：“在个人兴趣与农民需求之间，他选择了农民的需求，数十年如一日服务‘三农’，最终成为养猪户眼里最信赖的‘浙江省猪病防控第一人’。这是多么了不起的成就，王一成永远是我们海归人员学习的榜样！”

（选自《光明日报》2017年12月16日，有改动）

相关链接：①王一成（1957.12——2017.9）1982年毕业于浙江农业大学兽医专业，一直从事畜禽传染病防治技术研究工作，侧重于规模猪场疫病防控技术研究，先后主持和参加省、部、国家等科技项目20多项，获各级科技成果8项，发表论文40余篇。②他很爱干净。他在同事亲友眼中有些“洁癖”，却常年干着与脏臭病死猪打交道。伏天的烈日下，王一成进入猪圈挑选病猪、做生理解剖，50多岁的他干完活已汗流浃背，但没有一点指手画脚、假手于人。

传奇女子——林徽因

柳已青

    ①林徽因（1904年～1955年），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女性，她才华横溢，光彩照人。林徽因写过诗、小说、散文、剧本等，还为一些刊物画过封面，但她致力于建筑事业，作为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主要设计者，激起我们永恒的钦佩。从上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林徽因以一个文化精英与热情大方的沙龙女主人的凝聚力，聚集起同样富有才情与热情的学者和作家。与她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有：梁思成，金岳霖，徐志摩……

    ②为林徽因作传的人不少，她太吸引人了。的确，林是20世纪中国最有魅力的女性之一。有那么多文化名人为她倾倒，她身上多了一些传奇色彩。如果褪去这些传奇的成分，她也不失为中国女性的偶像。

    ③但林徽因不是伟大和崇高的符号，不是降临人间的仙女，她是一个女人，一个追求着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

    ④我们不妨看看林徽因走过的路。少女时代的林徽因曾随父亲到了欧洲。她芳华绝代，才华横溢，她像一弯新月，而周围是一群文化名人围绕着她。“当女人成了母亲，花便成了树。”作为母亲的林徽因娴静温柔，端庄慈爱，以多病之身操持着一个大家庭的事务。走出沙龙的林徽因，踩泥泞，乘驴车，和梁思成一起辗转各地，为古建筑测绘，用现代科学的方法考察和研究中国古建筑，为保留中国传统文化奔波，此时她是一位执著的艺术家。在抗战8年艰苦卓绝的岁月里，林徽因一家颠沛流离，从云南到四川，困居在偏远的李庄。他们贫病交加，靠典当度日，却坚毅地开始了撰写《中国建筑史》和《图像中国建筑史》的巨大工程。1945年美国专家给她检查身体，说她不会活过五年了，她能够支撑下来活到现在已经是个奇迹。可是她又活了10年，支撑她的其实是一种精神、是一种激情、是一种飞扬的灵魂。

    ⑤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哈张（爱玲），我觉得林可爱得多。不论是生命的境界，还是生活的足迹，林徽因是一个完整的女人，为人妇，为人母，为人的朋友，她的才华和境界，在人生的每一个角色都是完美的。如果没有林徽因家的沙龙的培育，中国的现代文学星系中璀璨群星的光芒将暗淡几分。如果没有林徽因的辅助，梁思成很难完成《中国建筑史》。张清平用林徽因和梁思成终生痴迷的古建筑来比喻他们的结合：梁思成是坚实的基础和梁柱，是宏大的结构和支撑；而林徽因则是灵动的飞檐、精致的雕刻、美丽的栏杆。他们一个厚重坚实，一个轻盈灵动，他们的组合无可替代。林徽因和梁思成堪称中国知识分子的夫妻楷模，另一对我认为是傅雷和他的夫人。相比较，张爱玲尽管有才气，但她终是一个异数，带着一种偏执、阴冷之气，连爱情、生活都有一种决绝，而林徽因始终有一种光辉，温暖人心。

    ⑥建筑师、教授、诗人、作家，对林徽因来说只是一个称谓，或者后人对她的某一方面才华敬佩，但很难道出林徽因的精神境界。林徽因之所以成为林徽因，让人敬慕的，不仅是她的美貌与才华，更是她外柔内韧顽强不屈的精神和爱能爱到至深至纯、诚又诚到如痴如醉的人生境界。张清平这样评价林徽因：“她的生命中有病痛，但没有阴暗；有贫困，但没有卑微；有悲怆，但没有鄙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