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这句诗出自《诗经》，其中的“苹”指的是蒿类植物。这就是科学家屠呦呦的名字的由来。或许是巧合，在《诗经》产生近三千年后，这位叫“呦呦”的女科学家和她的研究团队，从青蒿中发现了专门治疗疟疾的药物“青蒿素”，这种药在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

    作为一名生药学专业的学生，屠呦呦考入北大医学院时就和植物等天然药物的研发应用结下不解之缘，她1955年进入卫生部中医研究院（现为中国中医科学院）时，正值中医研究院初创期，条件艰苦，设备奇缺，实验室连基本的通风设施都没有，屠呦呦经常和各种化学溶液打交道，一度患上中毒性肝炎。除了在实验室内“摇瓶子”外，她还常常“一头汗两腿泥”地去野外采集样本，先后解决了中药半边莲及银柴胡的品种混乱问题，为防治血吸虫病作出了贡献。1967年5月23日，我国紧急启动“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工作协作”项目，代号为“523”．屠呦呦被任命为“523”项目中医研究院科研组长。项目背后是残酷的现实：由于恶性疟原虫对氯喹为代表的老一代抗疟药产生抗药性，如何发明新药成为世界性的棘手问题。要在设施简陋和信息渠道不畅通的条件下，短时间内对几千种中草药进行筛选，其难度无异于大海捞针。但这些看似难以逾越的阻碍反而激发了她的斗志，通过翻阅历代本草医籍，四处走访老中医，甚至连群众来信都不放过，屠呦呦终于在2 000多种中草药中整理出一张含有640多种草药、包括青蒿在内的《抗疟单验访集》。可在最初的动物实验中，青蒿的效果并不出彩，屠呦呦的寻找也一度陷入僵局。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在查阅了大量文献后，屠呦呦在东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发现了对青蒿治疗方法的描述：“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为何古人将青蒿“绞取汁”，而不用传统的水煎熬煮中药之法呢?，屠呦呦意识到可能是煮沸和高温提取破坏了青蒿中的活性成分，于是她改变原来的提取方法。1971年，屠呦呦课题组终于在第19l次低沸点实验中发现，以低沸点溶剂乙醚来提取有效成分，明显提高了青蒿防治疟疾的效果，也大大降低了其毒性。这种编号为19l的青蒿萃取液，在治疗被P．berghei疟原虫感染的小鼠和被P．cynomolgi疟原虫感染的猴子时，有效率达到了100％。

    青蒿萃取液作用于人类身上是否安全有效呢?为了尽快确定这一点，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勇敢地充当了首批志愿者——在自己身上进行实验。在当时没有关于药物安全性和临床效果评估程序的情况下，这是他们获得信心的唯一办法。在自己身上实验获得成功之后，屠呦呦和她的课题组深入到海南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在2l位感染了Plasmodium vivax和P．falciparum这两种疟原虫的患者身上试用之后，发现青蒿萃取液治疗疟疾的临床效果出奇之好，使用青蒿萃取液治疗的病人很快退烧，血液中的疟原虫也很快消失。

    屠呦呦下一步要做的就是提取青蒿中的有效成分，确定这种有效成分的化学结构。1972年，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在青蒿中提取到了一种分子式为C₁5H₂₂O₅的无色结晶体，一种熔点为156℃一157℃的活性成分，他们将这种无色的结晶体物质命名为青蒿素。

    他们终于找到了一种抗疟疾的有效药物。屠呦呦说：“青蒿素能够在疟原虫生命周期中任何一个阶段将其杀灭。”屠呦呦研究小组最初进行临床测试的药物形式是片剂，但结果并不太理想，后来改成一种新的形式——青蒿素提纯物的胶囊，由此开辟了发明一种抗疟疾新药的道路。1973年，屠呦呦合成出了双氢青蒿素，但当时她却不知道自己合成出来的这种化学物质以后被证明比天然青蒿素的效果还要好得多。

    生物学家和医学家、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约瑟夫·戈尔斯坦曾说，生物医学的发展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是发现，二是发明创造。而屠呦呦作为一位植物化学家，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期间，却有幸同时通过这两种途径发现了青蒿素及其抗疟功效，开创了人类抗疟之路上一个新的里程碑。2011年9月，青蒿素研究成果获得被看做诺贝尔奖“风向标”、有“美国的诺贝尔奖”之称的大奖——拉斯克临床医学奖，这是中国生物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最高的世界级大奖。

    青蒿，南北方都很常见的一种植物，郁郁葱葱地长在山野，外表朴实无华，却内蕴治病救人的魔力。屠呦呦说，她只是一个普通的植物化学研究人员，但作为一个在中国医药学宝库中有所发现，并为国际科学界所认可的中国科学家，她为获奖感到自豪。

怀念于北山先生

莫砺锋

    ①于北山先生出生于河北霸县的一个农家，幼年就读私塾，抗战时投笔从戎。1950年起先后在南京市第九中学、南京市教师进修学院和南京师范专科学校任教。尽管课务繁重，生活艰辛，但他始终坚持从事著述。请看他在儿子心中留下的背影：“居所并不宽敞，书房与卧室连为一体，夜半醒来，总见家君伏案写作之铁铸身影，总见家君以微笑回答我与家母的劝语。”就在这样的艰苦环境里，于先生以“十年磨一剑”的精神从事《陆游年谱》的撰写。

    ②《陆游年谱》刚刚定稿，于先生就马不停蹄地开始《杨万里年谱》《范成大年谱》的撰写和修订。没想到一场浩劫突然降临，他在红卫兵的关押下失去自由，家里也屡遭抄掠。要是《杨万里年谱》的书稿被红卫兵发现，肯定会被焚为灰烬，还会成为于先生“宣扬封建文化”的又一条罪证。这部长达50万字，装订成10册的原稿得以奇迹般地保存下来，完全是于先生夫人马熙惠女士的功劳。对此，于先生在《杨万里年谱》的后记中有深情的回忆：“那时，熙惠在家，老病缠绵，只身苦撑灾难。在日日夜夜担心我的生死问题之外，同时暗下决心，保护这部书稿，不忍轻易地让它化为劫灰。因为她深深知道，我为它经过了多少不眠之夜，几年如一日的精神消耗，心血凝聚，是得来不易的。几经考虑，索性把它投掷于走廊上煤炉旁边的火具筐内，覆以破纸杂物，与竹头木屑为伍。几年中，‘造反派’常是不速之客，但贪婪攫取的目光，却从来不屑扫射这个破筐。就这样，这部书稿才幸逃恢恢劫网，成了我仅存的青毡故物。”

    ③1978年，于先生调入淮阴师专中文科，总算恢复了与古典文学相关的工作岗位。此时大地回春，万象复原，从事学术研究不再是一项罪行了。于先生带着兴奋的心情重新开始著述，他赠给本校同仁周本淳教授的诗中有句云“天禄陈编资校理，喜看奋笔答明时”，明要与后者以此共勉。于先生恢复了横遭压抑十余年的热情和勤奋，在生命的最后九年中，争分夺秒地对三种年谱进行大幅度的增补、订正。例如早已出版并广受好评的《陆游年谱》，他重写、改写的按语竟多达400余条，真正做到了精益求精。《杨万里年谱》的原稿在家中搁置多年，字迹已有些模糊不清，就在增补的同时重新誊录。

    ④予生也晚，从未见过于北山先生。《于北山年谱著作三种》三册书的封二勒口都印着他的半身小照，红彤彤的脸膛，结实的身板，颇像一位老农。其面部神情也颇似老农，憨厚、和蔼地微笑着，但掩不住岁月风霜的痕迹。于先生自称“幽燕之士钝如槌”，自属谦词，但也堪称夫子自道。在我看来，“钝如槌”意味着鲁钝、质朴，也意味着诚实、坚强。惟其“钝如槌”，于先生从事著述绝无功利目的，而是发于对学术的衷心热爱，否则的话，在那个“白专道路”成为畏途的时代，身为中学教师的他何必要冒着风险自讨苦吃？惟其“钝如槌”，于先生治学时绝不投机取巧，而是扎扎实实地下笨功夫，否则的话，三部书稿何以耗费三十多年的心血？惟其“钝如槌”，于先生下笔时绝无哗众取宠之心，而是实事求是地撰写古代诗人的“实录”，否则的话，以先生掌握材料之富，理解文本之透，为何不像时人这般写出一堆“宏论巨著”？惟其“钝如槌”，于先生将曾获前辈学者罗根泽、汪辟疆先生指导之事在后记中郑重道出，否则的话，三书出版时两位前辈早已作古，当年请益之事，除于先生本人外又有何人知晓？……《于北山年谱著作三种》合在一起，厚约三寸这与时下某些动辄“著作等身”的学者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于北山先生生前从未获得任何“项目”的支持，也未获得任何级别的奖励，这与时下某些项目无数、获奖频频的学者相比，也不可同日而语，但是真正推动学术前进的却是前者而决非后者。兴念及此，我凝视着于北山先生的小照，崇敬之意从内心深处油然而起。

（有删改）

乡野诗韵——水缸：静悟的诗人

    ①水缸呆在锅沿旁，水缸里不断清水。那些清粼粼的水，是活泛日子的水，是从遥远的雪山蜿蜒千里万里，从大地的深层输送到村庄地下的水。

    ②水源是一口老井，老井的青石板上爬满青苔。唯独站人的地方，踏出两个浅浅的石窝子。村里人汲水，必要俯下身来，低下头来，如同感恩这天地之水，以澄明，以无私，以源源不绝的爱，哺育着温暖的村庄。

    ③水缸放在厨房里，厨房就是一架低矮的土屋。夜很静，月很明，白白的月光打在水面上，水缸里就有了一轮皎洁的月亮。父亲说，水缸里不能缺水，缺了水的日子就像长在墙头上的草，撑不了几天就会蔫头巴脑。分工，不管大小，一二三四往下排，大哥二哥不在家，为了挣得自己岁月里的那条活路远走他乡，三哥保家卫国去当兵，家里就剩下父亲和我两个男人。当然，父亲已经行动不便很多年，挑水的重担就落在二姐三姐和我的肩膀上。剪子包袱锤，很多次我都赢了她们。背地里，我狡黠地告诉父亲，我爱出锤子，小小的一只手，像握紧的螳螂爪子，这样，二姐和三姐的剪子就不得不敛去锋芒。恍惚的记忆里，好像两个人忽然背过脸去，吃吃地笑起了什么。

    ④水缸里的水常年不断，二姐三姐的肩膀能撑起一片天。棉花捉虫打叉，玉米除草打农药，割草喂牛，拣柴做饭，里里外外收拾的井井有条。我呢，顽皮的像一阵风在村子里跑来跑去，下河捉鱼，上树抓鸟，后来趴在黄昏的油灯下看书写字。我咬着铅笔头，说二姐三姐怎么这么傻，我不总是喜欢出锤子么，为什么你们一次包袱也不出？母亲停下手中嘤嘤的纺车，说我才是一个十足的傻小子。你傻别人可没那么傻，明明是二姐三姐商量好了只出剪子，就为了让你少出点力气。

    ⑤我是傻，呆呆地站在水缸前面不说话，眼泪吧嗒吧嗒掉进水缸里。水缸里的月亮好像也在笑，笑一个自以为聪明的人。水缸不说话，水缸里的水就是水缸的心思，清净明亮，能照见一个人的灵魂。

    ⑥我还记得第一次挑水的样子，父亲站在远处看着，我把两只脚踏进两个浅浅的石窝子。井绳三米多长，就像一条联系起来天与地，现实与梦幻的线索。我要学会和大地对话，我要学会向一口老井致意，我要学会向滋养生命与灵魂的水，倾诉心中太多的感恩。

    ⑦当然，我深深记得自己笨拙的样子，把井里的那轮月明，摇曳成一片闪闪的碎银光泽。盛在水桶里，就多了两个一模一样的月亮。可是我的肩膀实在瘦弱，可是我的力气实在还不够充裕。扁担硬生生地硌在肩膀上，不是前面高后面低，就是像喝醉酒一样左右摇摆。一次，两次，直到脚步渐渐沉实，直到肩膀足够坚强，盛在水桶里的水，再也不会像闪闪的碎银一样，泼洒一路。至此，水缸里终于有了我满怀希望放进水中的一轮月明。

    ⑧水缸是陶制的器皿。在乡下，哪一家的锅沿旁不周周正正放着一口水缸。水缸不会悭吝，盛进多少舀出来多少，绝不贪恋一点一滴。勺子碰锅沿，柴火暖着灶膛，一口水缸里盛放的是一家人清清浅浅的光阴。你从牙牙学语，蹒跚学步，到成为一个风华正茂的少男少女，水缸也就老了，老了的水缸依旧在乡间的厨房里恪尽职守。水缸不会歌唱，煮好热气腾腾的玉米粥，果腹生在乡村屋檐下的我们。吃剩的饭食，母亲用来喂鸡，母鸡就能咯咯下蛋，公鸡就能站在高高的树杈上，喔喔叫醒黎明。路过庄稼院的鸟儿，母亲也会从水缸里盛一碗清水，撒一把粮食放在院落里。这样，就能听见唤醒春天的鸟鸣。

    ⑨水缸是父亲背了一袋地瓜干，去很远的集市上换来的。那时的父亲正值身强力壮，一口气把水缸背回家，放在厨房。一桶一桶清粼粼的水，就这样哗哗地倒进水缸，一口一口的人，就这样出现的低墙矮屋的庄稼院里。

    ⑩到老，父亲也没能赶上自来水。有时我会在宁静的夜里听见哗哗的水响，仿佛来自远山，仿佛来自一条清澈的小溪，仿佛是大地深处一条血脉奔涌的时光暗河，一直流进苍老的水缸里。

    ⑪水是活着的诗，水缸是一个日夜静悟的诗人。

    ⑫有些简单而质朴的诗句，往往并非孔雀绚丽的羽翎。当远年的暮鼓晨钟敲响，你听，沿着生命回溯的那条河流的源头，一口水缸泛起泠泠的水光，缀满闪光的词语。

冯士筰：符号数字皆诗情

    出生于天津一个书香世家的冯士筰，从小就刻苦好学。清华读书时，更是出了名的“苦行僧”。他大学的同窗好友孙文心教授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冯士筰每天都是最后一个从图书馆或者教室回宿舍的。回来后，饿了还会抱着冰冷的窝窝头啃几口。1964年，他在深入研究了当时享有盛名的物理海洋学家Munk大洋风生环流模型的基础上，找出该模型未考虑热盐因素的不足，建立了大洋风生——热盐环流模式。正当他准备发表关于这一模型的重要论文时，文化大革命突如其来地发生了。

    冯士筰被关了牛棚，但幸运的是他和赫崇本先生关在了一起。白天他们一起劳动，晚上赫先生不仅会给他讲海洋科学的历史和前景，而且还鼓励他不要因暂时的困难而气馁。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里，冯士筰的心总是热乎乎的，对未来也充满着期盼。

    1970年，在周恩来总理的过问下，我国风暴潮研究起步了。冯士筰从牛棚里被解放了出来，接受了这一极有挑战性的课题。

    风暴潮是发生在海洋沿岸的一种严重自然灾害，一次大的风暴潮可能使几万甚至几十万人丧生，经济损失可达几亿甚至几十亿元。我国是风暴潮高发国家之一，从历史资料看，几乎每隔三四年就会发生一次特大的风暴潮灾。世界主要海洋国家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经开始了风暴潮的预报研究工作。而我国直到20世纪70年初还对风暴潮理论和我国风暴潮的实际状况几乎一无所知，风暴潮研究在我国基本处于空白状态。冯士筰的研究面临着极大的挑战：没有资料、没有实践、没有理论。

    为了获得风暴潮的第一手资料，1970年冯士筰等人环绕渤海湾进行了两次实地考察，足迹遍及渤海周围数省的40多个县市，行程4000多公里。其中的2000多公里完全是徒步跋涉的。他们走村串户向渔民、农民和盐民了解风暴潮的一般常识；走访当地政府、查阅当地县志，寻找有关记载；他们还反复到水利部门和验潮站搜集有关数据。冯士筰终于获得了国内第一批关于风暴潮灾害的珍贵资料。

    要从本质上认识和最终解决风暴潮，当然首先要探讨其机制，因为只有弄清风暴潮的发生机制，建立一定的模式，风暴潮预报预测才能科学准确。研究中冯士筰发现：在南方风暴潮多有强台风引起；而在北方，寒潮也能在渤海掀起风暴潮。虽同为风暴潮，但二者的动力源和引发机制并不尽相同。冯士筰的这一发现，不仅具有深远的理论研究意义，而且具有相当的应用价值。1975年，冯士筰及其合作者一连发表了数篇论文，系统论述了风暴潮的概念、理论和数值预报的力学模型，建立了独特的超浅海风暴潮理论。1982年，冯士筰将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撰写成《风暴潮导论》一书，这是国内外第一部关于风暴潮的理论专著，它标志着我国对于风暴潮的研究已经进入世界风暴潮研究之林，也标志着冯士筰已经跨入我国一流物理海洋学家行列。

    1983年，冯士筰作为高级访问学者，飞抵美国旧金山，同美国相关单位进行为期一年的合作。这次合作又使他的科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拉格朗日余流及长期物质输运。

    “拉格朗日余流”是当时学界最有争议的前沿课题之一。冯士筰和他的合作者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解析了欧拉余流理论的缺陷，深入分析了拉格朗日余流和欧拉余流的本质差异，提出了一种拉格朗日余流和长期物质输运的理论模型，导出了一个全新的长期物质输运方程。该方程一问世，立刻引起了国内外同行们的重视。回国后，冯士筰在对该问题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开始了从根本上改造近海或河口环流传统理论的研究工作。此后十年，他建立了以拉氏时均速度的最低阶——近似物质输运速度来体现浅海环流速度基本场的新理论框架，导出了浅海潮生——风生——热盐环流基本方程组，建立了一种新型的长期的输运方程。此理论在中国陆架海环流研究中起到了指导作用。冯士筰的这一研究成果，为近海污染物理自净、悬浮质输运、海洋环境预测和近海生态系统动力学等诸多方面，提供了海洋环境流体力学基础。

    工作之余，冯士筰是个爱好比较广泛的人。冯士筰很爱作诗，这既是他陶冶性情的方式，也是表达内心情感的途径。“心系大海连天碧，符号数字皆诗情”，这两句对仗工稳的诗句，正是他一生孜孜不倦追求的真实写照。

国药大师——金世元

    “博学”是所有和金世元接触过的人对他最深的印象，只要是涉及中药方面的问题，无论是基础理论，还是实践经验，他都能一一解答，因此许多人都尊称他为“国药泰斗”。

    金世元，1926年12月出生于北京市一个普通农民家庭，7岁时，父亲送他去了一家私塾读了七年的国学经典。

    1940年2月，14岁的金世元到北京药庄当学徒。做学徒的当年，金世元便开始学“炒药”。一口大铁锅放到灶上，底下柴火一烧，烟熏得眼睛不停地流泪，手上烫起泡是常有的事。“炒药”中最苦最累的莫过于炒姜炭了。炒姜炭既要忍受火烤，还要忍受呛嗓子的强烈刺激。干姜块刚加热的时候会冒很多黄烟，并带着一股强烈的姜辣的刺激味道，让人涕泪俱下，就连流的汗都是黄色的；等到姜炒成黑炭冒黑烟时，脸上、身上流的汗水全都是黑的。学徒三年，每天至少要工作12个小时，晚上还要看药书，背《汤头歌》、《四百味》。三年学徒，金世元脏活累活抢着干，且虚心求教、认真观察、处处留意，不仅了解了诸如饮片炮制、成药制作等中药制药的全过程，而且掌握了一些中药制药的特殊技巧和方法。当然他也记住了老师傅常对他说的一句话“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

    还是做学徒的当年，他被选送到北京市中药讲习所系统学习中医药学知识。白天在药庄干活，晚上徒步往返20多里到讲习所，师从中医名宿汪逢春、赵树屏等。两年时间他风雨无阻，准时到讲习所专心听老师讲课，认真做笔记，并刻苦攻读中医典籍，这为他从事中药事业、钻研中药学术奠定了理论基础。

    1957年金世元以优异成绩通过中医师资格考试，获得了中医师营业执照。他不顾个人利益得失，放弃开业行医，继续从事自己的中药事业。

    1961年金世元调入北京卫生学校，创建中药专业。他亲自选编教材，主讲中药课程，注重实践教学。“文革”期间，被扣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他白天干农活，晚上写书，用五年的时间完成了29万字的《中成药的合理使用》一书，为指导临床中医正确辨证用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金世元，1990年被遴选为全国唯一的中药学指导老师，2012年与王水炎院士合作担任“医药圆融”导师，2013年被遴选为传承博士后合作导师。作为一名教师，在教授学生专业技术之前，他首先要求学生树医德，守药德，并让学生将此作为从事中药工作的基础。他还注重引导学生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认识中医药文化。从教50余年，金世元桃李满天下，硕果结四方。

    1985至1990年间，金世元根据自己多年临床应用的有效处方成功研发出“射麻口服液”，不久又与北京同仁堂制药厂合作，将著名中成药“乌鸡白凤丸”以新工艺研制成口服液剂型，两种药均被卫生部审核批准投产供应市场。

    1995年至1998年，金世元被聘为中药鉴定专家，参与全国中药材市场整顿工作。他以精湛的鉴别技能和丰富的炮制经验对制售伪劣药材和违反炮制规程的行为予以当面揭穿，为净化、规范中药市场，保障百姓用药安全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为了保证药品质量，金世元几乎走遍了全国主要的中药材基地，在考察中还对各地中药材栽培进行技术指导。为了提高药商的药材鉴别水平，最大限度地降低伪劣药材对人体的危害，金世元还为各地的药商们讲授药材的鉴别知识。为了把自己的学术经验和技术专长毫不保留地传给后人，金世元先后主编了专业著作30余部，先后发表学术论文60多篇。

    到2017年，金世元已经从事中药工作77年了。在这77年的风风雨雨中，金世元为中药事业的发展，付出了全部心血，也获得了党和国家给予的崇高荣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药炮制技术”代表性传承人、中华中医药学会终身理事、国家基本药物评审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回眸自己的一生，金世元感触良多：中药是大自然的精华，人也必须依赖大自然才能生存；人与中药有一种浑然天成的关系；药如人生，中药不仅能治病，制药的过程同时也可以教人、育人。

（选自三户町的《国药大师——金世元》，有删改）

【相关链接】我现在呢，主要就是带学生。带学生，有四句话的嘱言：“热爱中药事业，恪守职业道德，继承传统文化，发扬优秀精华。”

我们中药行业是一个特殊行业，它特殊在什么地方？我们面对的顾客是病人，病人吃药并不只是解决痛苦，更是抢救生命。人命至重，贵于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所以说做这项工作，必须得有德。

工作七十七年，我没有过念头要改行，选择了这项工作，我就志笃意坚。

（摘编自金世元在《开讲啦》第216期的励志演讲）

大家孙瀛洲

    当代中国文博界，被人称之为专家甚至“著名”专家好像不太难，但称得上“大”的不多，孙瀛洲先生即是这少数中的一个。

    孙瀛洲1893年出生于河北冀县一个贫苦的家庭。1900年到北京“同春永”古玩铺做学徒，后又到“聚宝斋”、“铭记古玩铺”任职。他聪明好学，积累了丰富的文物基础知识。

    早在20世纪30年代，孙瀛洲先生就对历代瓷器了如指掌，先于他人准确鉴别宋代五大名窑瓷器以及元代至明代的永乐、宣德、咸化、弘治瓷器。1956年，孙瀛洲受聘到故宫博物院专门从事古陶瓷研究、鉴定工作。面对故宫数以万计的陶瓷藏品，孙先生如鱼得水，他曾说：“活到60多岁，没想到还能为人民做一点事，内心很乐意接受这一工作，并愿意把我几十年在文物认识上的一点经验贡献给祖国的文化事业。”孙先生对自己在古陶瓷鉴定方面的经验进行总结，先后发表了《明嘉靖青花加彩鱼藻罐》、《试谈永乐、宣德景德镇官窑瓷年款》、《元明清瓷器的鉴定》等有关瓷器研究鉴定的论文9篇，文章中归纳的鉴定经验，对古陶瓷鉴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故宫博物院工作期间，有一次孙先生让人们把宋代官窑、哥窑、汝窑瓷器及一些明清的仿品放在一起，他背过身，人们打乱摆放次序，他闭上眼，转过身，用手摸，一一准确地说出了各自的名称。

    明清时期的墓葬出土瓷器很少，带纪年的更少；造型不像唐宋及更早期的瓷器那样有相对固定的标准。明清各个朝代的年限不长，瓷器的品种又繁杂，连续性又较强，因此明清瓷器的鉴定有自己的特殊性，对其进行精确的断代是非常困难的。孙瀛洲先生以明清带年款的官窑瓷器作为标准器，把不同朝代的瓷器所具有的不同时代特征排比出，进行研究归纳，并将这些“鉴证”提到理论化的高度再用以指导鉴定实践，为明清瓷器的科学鉴定奠定了基础。孙瀛洲先生是我国采用类型学方法对明清瓷器进行排比研究的第一人，他使明清瓷器的鉴定从朦胧走向清晰。

    孙瀛洲先生还是一位真诚待人、诲人不倦的教育家。身为古陶瓷界德高望重的大专家却从不摆架子，热心培养青年一代，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知识、经验传授给同行。有时生病在家休息，还让学生到家中听讲，对年轻一代寄予莫大的期望。孙老桃李满天下，培养出一大批文物鉴定人才，其中既有耿宝昌先生这样堪称古陶瓷鉴定“泰斗”级的专家，也不乏为数众多、各领风骚的中青年栋梁之材。

    孙瀛洲的生活是朴素的，平日一身素衣，一日三餐也是极其简单，每星期只吃一次肉——二两猪头肉。过春节，自己动手给孩子们做糖葫芦吃。可是，为了收购绝世珍品成化斗彩三秋杯，孙瀛洲当年一掷就是40根金条。旧北平古玩商会会长要高价收买，孙瀛洲不为所动，坚决拒绝。

    孙瀛洲的子女曾说过，觉得父亲好像就因为文物才到这个世界 ， 全身心投入到文物当中，生活在文物当中，就像他只有文物。据女儿回想，视古玩如命的父亲是不会让家里人看他的珍宝的，常常自己关门把玩甚至忘了吃饭。私藏丰盛到不可想象，但家里的日子却非常简朴，她冬天戴的手套都是母亲用袜筒改的。正是这种对陶瓷的热爱，使得孙瀛洲收藏了一大批高质量的陶瓷精品，从晋唐名瓷，宋代五大名窑瓷器到明清瓷器，无所不包，自成系列。

    1950年，为抗美援朝，孙瀛洲拿出一批珍贵文物义卖，所得款项全部捐献国家；1956年以后，出于爱国热忱，孙瀛洲毅然将毕生收藏的文物精品2900余件全部捐献故宫博物院，陶瓷占2000多件，其中25件珍贵瓷器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国家文化部副部长、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森先生说，孙瀛洲先生“从学徒到经营者，从经营者到收藏家，从收藏家到文物鉴定专家，从文物鉴定专家再成为文物捐赠大家，这是一条自学成才的道路，也是由小我到大公的升华过程”。

    相关链接：

    ①明清瓷器鉴定有四个要点，即：造型是鉴定瓷器的重要依据；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纹饰与色彩；掌握住明、清两代款识的规律；细致观察胎釉的特征。如果满足于局部的特征相符而失于整体的条件不合，或只看外表而忽略器里，或但观釉色而不问胎质，都是片面的。所以说造型、纹饰、款识、釉质与胎质等鉴定方法必须同时并用，方能收到全面一致的效果。  （摘自《孙瀛洲先生谈元明清瓷器鉴定》）

    ②孙瀛洲先生捐献给故宫博物院的文物，明成化斗彩三秋杯、宋代哥窑弦纹瓶、元代红釉印花云龙纹高足碗等25件瓷器被定为一级文物，即国之重宝。如今，故宫馆藏数十万件古陶瓷中只有几百件是国家一级文物，这意味着孙瀛洲捐献的藏品奠定了故宫陶瓷收藏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