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世界的“中国神探”

                                                                                     万玉凤

    首次从实验上观测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这一世界基础研究领域的重大发现，让薛其坤以国际著名实验物理学家的身份进入公众视野。

    荣誉背后，是每天早上7点到实验室，夜里11点才离开，这个作息时间薛其坤保持了20年。

    在学生眼里，薛其坤乐观，幽默、充满活力，大部分时候都很和蔼，还经常买好吃的“贿赂”他们。但对实验技术与科研训练，薛老师的要求却近乎苛刻。

    写报告，一个标点符号的错误，他都会挑出来；操作仪器，是按顺时针还是逆时针，他都要求学生养成习惯，做到闭着眼睛都能操作无误。

    薛其坤说，不能让学生为了发文章、好找工作而来做实验，而是希望他们志在把某个科学问题搞清楚，并在这个过程中培养他们科研的基本技能，让他们学到从科研执行者到指挥者的方法和路径。

    “练好‘童子功’，科研机会来了，你就能抓住它。”学生常翠祖就尝到了甜头。他在麻省理工学院做博士后期间，凭借在薛其坤科研团队打下的扎实功底，成功帮助麻省理工重复实验并验证了量子反常霍尔效应。

    要想真正进入科学殿堂，“童子功”只是第一步。薛其坤也是在国内做了5年基础研究，又在日本、美国留学，经历了近乎“魔鬼式”的科研训练之后，才渐入佳境。

    在美国物理学家霍尔发现反常霍尔效应130多年后，2013年3月，薛其坤带领的团队实现了反常霍尔效应的量子化，这是中国科学家从实验上独立观测到的一个重要物理效应，也是世界基础研究领域的一项重大科学发现。

    薛其坤将攻克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秘诀，归结为“团队攻关十高超的实验技术”，相比于积累了近20年的实验技术，他更看重团队攻关的力量。

    薛其坤深知，要想真正实现协同作战并非易事，特别是在实验物理领域，就像一台机器，只有每个零部件都能发挥最大作用，才能运转良好。

    “这不仅要明晰大目标，还要确认每个人的攻关重点，理顺彼此之间的关系，加之基础研究本身的不确定性，随时可能遭遇挫败。”薛其坤说。

    在攻克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4年多里，除了经常组织篮球赛、羽毛球赛营造和谐的团队文化外，他还常常和团队成员一起“泡”在实验室，在生长和测量样品的过程中，启发他们明白团队协作的重要性，学会怎么做高水平科研。

    可每次得奖，薛其坤却“往后缩”，把年轻人推上去，并注重平衡每个人的机会。在周围的人看来，也只有薛其坤才能凝聚起这么多力量去做这项研究。清华大学物理系前主任朱邦芬院士评价他：“不仅智商高，情商也高，总能找到顶级的合作伙伴，并让每一个人都发挥很好的作用。”

    “现在，我国在科研重大发现上，已经有了‘点’和‘线’的突破，下一步期待‘面’上的突破。”薛其坤认为，这离不开高校的人才培养。

    薛其坤说，我们曾经经历了特殊的时期，像他这代人接受正规的系统科学训练已经很晚，所以需要比别人更加刻苦弥补这个差距。他把更大的希望寄托在学生一代身上。

   “国家连续多年来对基础科学领域的投入都大幅增长，这是一个极大的鼓舞。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比较成熟的研究方法和研究习惯传承下去，让研究少走弯路。”薛其坤说。

    他凭借自己对国际科研发展趋势的敏锐把握，在制定学校科研工作规划时，在交叉学科布局、跨学科研究团队建设等方面，都进行了很好的设计。

但薛其坤时刻都能感受到肩上沉甸甸的责任。不管做教授，还是做科研、管理科研，他都要求自己，“必须把功夫用到”。

回国十几年来，薛其坤几乎没有休息过一个假期和周末，每天平均工作15个小时，每年工作时间在330天以上。

 “科学来不得半点马虎，人才培养也要循序渐进。”面对“钱学森之问”，薛其坤认为，解决的关键在时间，“中国科学大发展才搞了20多年，再有10年、20年，这个问题或许就不难解决了。”

                                          （摘编自2015年《中国教育报》）

相关链接

 ①2012年10月12日晚10时35分，薛其坤院士至今清晰地记得这个时刻。“我从实验室回家刚把车停好，就收到学生常翠祖的一条短信：‘薛老师，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出来了，等待详细测量。’”

 这一刻，距离美国物理学家霍尔提出反常霍尔效应已经过去133年，反常霍尔效应的量子化终于在中国实验室里得以实现。为了这一刻，薛其坤和他的团队已经努力了4年多。（《薛其坤院士：微观世界里的魔术师》）

 ②回国十多年间，无论在中科院还是在清华，他都保持着“7 - ll”作息。清华大学物理系前系主任朱邦芬院士说：“我曾与其坤一起出差，晚上12点回到北京，他仍坚持要去实验室再看看。”（《“科研的快乐让我停不下来”》）

语言学界的一代宗师——吕叔湘

（钱汉东）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留学英国的吕叔湘没等学业结束，于1938年初提前回国。当时家乡江苏已沦陷，吕老与流亡到湖南的家人会合后，转道云南，在云南大学文史系任副教授，教英语。著名学者施蛰存约他给《今日评论》周刊写文章。恰好早几天，吕老看到朱自清先生写的一篇文章说，每个句子总要有一个主词，觉得这种说法不全面。考虑再三，他就写了《中国话里的主词及其他》，这是吕老的第一篇有关汉语语法的文章。1939年暑假开学后，系里给他加了一门中国文法课。这时候，王力先生在西南联大讲授“中国现代语法”的讲义已经印出来了。他在教课中遇到一些问题，想找王力先生商讨，可是王力此时正住在越南河内从事汉越语的研究，他只好自己琢磨钻研。1940年暑假后，吕叔湘离开昆明，迁居成都，任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他的第一篇研究论文是针对胡适和王静如的文章写的，他们说“们”是从“俺、您、喒”的韵尾-m变来的，吕叔湘发现这个结论恰好把演变的历史颠倒了，引了许多材料加以说明。

    吕叔湘是一位道道地地的学人，非迫不得已，一般不参加社会上的种种应酬，而是潜心研究学问。吕老治学态度严谨，他的著作处处体现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作风。无论是长篇巨著，还是一二千字的短文，都要逐字逐句地仔细推敲，从不马虎敷衍。现在一些从事语言研究的人不屑于写一些小文章，认为“雕虫小技，壮夫不为”。上世纪80年代，吕老在一家大报上看到把“风花雪月”错写成了“风花秋月”，于是他写文进行纠正。他在《龙虫并雕琐谈》里也曾指出，小文章其实更难写。和他同一时代的学者，如叶圣陶、王力、朱德熙等大家都有这样的学术精神。

    吕老从1952年起直接参与了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的制定，不辞辛劳地为推进现代汉语语音、语法、词汇的规范化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他和丁声树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词典》迄今已发行四千多万册，成为各国人民学习汉语、研究汉语的最重要的工具书。

“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现代汉语词典》这一宗旨的确立，和吕老有着极大关系。“主编”一词在如今的出版界是个水分最大的名号，有些如雷贯耳的大学者的名字，一年之内不知道要出现在多少大型丛书、套书的版权页上。其实业内人士都清楚，一年之内要出这么多书，即使有三头六臂也是忙不过来的，他们所做的也许仅仅是审读一遍样稿而已。而吕老当时从组建编辑室到一条一条仔细审稿定稿全部亲力亲为。吕老说：“要编好一本辞典，就要收集大量资料。比如编《现代汉语词典》，就收集了上百万张卡片的资料。要对资料进行全面、认真地分析、综合，工作相当繁杂。”在吕老等大师的带领下，编辑人员花了三四年的时间，才完成《现汉》这一浩大的国家工程的试印本。

    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陆俭明教授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吕先生几乎每天都在词典编辑室工作，中午饭就是自带的馒头、咸菜加开水，晚上还在家加班到深夜。编写工作采取流水作业法，层层把关，吕先生和他的继任丁声树在《现代汉语词典》整个编纂过程中言传身教，创立了一种人们称之为《现代汉语词典》风格的标准词典编纂风格。”第一版面世后，吕叔湘先生依然关注着语言的最新发展，强调词典要跟上时代需求，不断地及时地进行修订。在一篇文章中，吕老谈道：“我最近做了一件有点傻气的事情，把1983年5月15日到26日的《文汇报》从头到尾读了一遍，查出有32个词语是《现代汉语词典》里没有收的。”这一年他已经79岁。

（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他（吕叔湘）说，编词典是“名山事业”，需要找到一些真正的“字迷”。字迷是什么？他们是一个国家文化传承的宝贝啊!英国是一个产生字迷的国家，他们的《牛津词典》系列举世闻名。法国也是一个重视字迷的国家，有词典以来，他们出过各类词典达2万多种。（俞晓群《吕叔湘：那22封关于（读书）的来信》）②“文化大革命”后退还他几万元，他全都拿出来设立青年语言学奖金。前几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六卷本的《吕叔湘文集》，他又将这笔可观的稿酬全部捐给了家乡江苏的教育和其他公益事业。（李行健《素朴平淡才是真——痛悼吕叔湘老师》）

连环画家贺友直

    1980年，贺友直先生应邀到中央美术学院教学，他说自己是1937届的，学生们纷纷猜他是1937年毕业于比利时或巴黎的美术学校，他却回答是小学毕业。面对哄堂大笑，他正色道：我是没有什么文化的，所以我珍惜现在学习的环境及展示的舞台。我就是一直没有放弃，才能在64开小本上，在方寸小框框里一步步提高。

    如今若问先生一开始是如何走上艺术道路的，他只记得自己从小就喜欢画。

先生是宁波镇海人，5岁丧母，由于父亲无法独自抚养他，就将他托付给乡下的姑妈。他所就读的小学校舍设在庙里，里面有个戏台，周围画着《三国演义》中的场景，先生迷上了那些传神的画----他一次次细心地去描摹、比照、思索、修改，凭着这些“瞎折腾”性质的实践，他的美术成绩在小学里遥遥领先.1980年，贺友直先生应邀到中央美术学院教学。

    虽然姑妈待他不错，但家境贫困，早年失学的先生开始了做学徒当小工的日子。彼时的生活体验，对身边人群事态的观察，成就了他记录民生万象最原始的积累----或缅怀，或嘲讽，或旁观，尽将老上海的风貌人情绘成一幅幅连环画，过去连着现在，短暂连着永恒。先生说过，他来自民间，所以他懂得升斗小民关心啥。

    2004年出版的《贺友直画三百六十行》中，先生画了卖报童、那摩温、黄包车夫、裱画师傅、白相人、兑币黄牛、押宝人等，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劳动者们，都从尘封的老上海记忆里走出来，陈旧而鲜活，简单而深刻。这三百六十行的连环画也被誉为老上海社会文化记忆中的珍宝。

    先生曾感慨道：“大环境不一样了，我们那时画连环画是当作饭碗的。1996年我在美术馆举办一个连环画展，我给它取名为《谈情说爱》，情就是我对连环画的感情，爱就是我爱上了这碗饭，当时真的非常投入，画什么像什么，现在画什么都不像了，因为没有了那个生活底子。”

    他坦言：“现在艺术浮躁得很，不少是乱七八糟的东西。”他谈到现在绘画界追赶潮流的风气，许多作者的作品缺乏对受众接受度的考虑----“有些画，我们画画的人都看不懂，更有甚者，动不动就炒作，自封名家大师”。对此先生严肃批评道：“什么是大师，那是开一代风气的人，如今真正称得上大师的人没有几个。”

    先生认为艺术应与生活相联系，艺术是要“引导人，引导社会风气的，是关系到民族文化积淀的”，他呼吁每个艺术家心里都应该有个标杆。当初，先生这一辈人画连环画都秉持着主流的信念，那就是按照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把作品画好，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艺术家们创造一本本作品不但是积极用心的，而且是无功利的，“如果存在功利思想，好作品就出不来了”。

    说到当年的那种信念，先生觉得，现在不少艺术的出发点就是市场，“现在就坏在两个‘M’上，一个是市场，一个是钱。”他眼中的好艺术家，必须要有把自己从事的艺术当成宗教来对待的信念，以虔诚之心去待人待己。

（有删改）

相关连接：①贺友直（1922--2016），我国著名连环画家、线描大师。自学绘画，1949年起开始画连环画，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他从事连环画创作50多年，共创作了百余本连环画作品，对我国的连环画创作和线描艺术作出了重大贡献。（百度百科）②1959年，上海人美社派贺友直去画反映农村搞合作化的作品《山乡巨变》。接到任务后，贺友直就奔赴湖南下生活。一去几个月，犁田、耕种、舀粪，与农民保持“三同”。久而久之，老乡们都夸他“内行”。后来，他带着学生下生活时说：“知识分子要真正做到和农民打成一片，谈何容易?能做到像个农民就很不错了，至少不让人家对你生厌。”

（《连环画界泰斗贺友直逝世：从底层而来，带着大观而走》）

叶嘉莹：一生与诗词相恋

    近日，92岁高龄的叶嘉莹在“世界因你而美丽——影响世界华人盛典”颁奖礼中获颁2015-2016年度“终身成就奖”。此前数十年间，她身挟满腹诗书，走遍中国台湾以及美国、加拿大……为中国古典文化的传播，立下了汗马功劳。

    1924年7月，叶嘉莹出生于北京的一个书香世家。三四岁时，父母便教她背诵诗词。而她的伯父叶廷又，是一位有很深古典文化修养的中医。在伯父的引导下，深居大院的叶嘉莹常常把院子里的草木作为对象，吟诗作词。1941年，叶嘉莹高中毕业，进入辅仁大学专攻古典文学专业。在辅仁大学，叶嘉莹遇见了她铭记一生的恩师顾随。顾随古典文化功底极为深厚，他对诗歌的讲授令叶嘉莹如痴如醉。师生二人常常诗词唱和，被师友传为佳话。顾随曾在给她的信中写道：“假使苦水（顾随别号）有法可传，则截至今日，凡所有法，足下已尽得之。”但他希望叶嘉莹不仅要继承自己的衣钵，更要“别有开发，能自建树，成为‘南岳下之马祖’^①”。

    如果顾随泉下有知，最高兴的肯定是叶嘉莹果然如他所期望那般做到了“别有开发”和“能自建树”。师徒二人在诗词世界里研读的轨迹，也有相似之处。顾随是受蔡元培之命学习西洋文学，得益匪浅；而叶嘉莹则在机缘巧合下，前往北美访问交流，在此期间接触到了西方文学理论。叶嘉莹发现，西方文学理论与中国的传统词学理论有不少暗合之处，便逐渐尝试用西方文学理论中的诠释学、符号学、接受美学等来诠释中国的古典诗词。这种将中西理论融合的研究策略很快为叶嘉莹的诗词研究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以西方文学理论解析古典小词，成为叶嘉莹治学的重要特点。南开大学原副校长、文学院院长陈洪评价叶嘉莹说：“融合中西以推进词学研究，卓有成效者，海内外自是不做第二人想。”

    在海外教书时，叶嘉莹常常感慨，中国古典诗词的韵味，在翻译成英文后就要逊色不少。而用英文授课，也让她常常有不能阐尽其意之感。1979年，凭借一封寄给国家教育部的言真意切的信，叶嘉莹终于可以回国教书。从那年起，叶嘉莹便犹如候鸟一般，按照时令奔波于大洋两岸。她讲授古典诗词的足迹遍布祖国大江南北。1993年，她受邀担任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并捐献出一半退休金约10万美元，设立“驼庵奖学金”和“永言学术基金”奖掖后学。

    她自认，这一辈子，她完成了两件大事。一是在当年顾随的课堂上，她埋首苦记，犹如录音机一般一字不差地把顾随的讲课“录”了下来，并在几十年后整理出版。另一件事，就是她去海外以后，托人把台湾大学教授戴静山先生的古近体诗歌吟诵录了下来，并最终在内地推广吟诵的过程中发挥作用。

    这是她留给人们的两把钥匙。有了它们，人们要去领略中国古典诗词的意境，去感受中国古典诗词传统的吟诵之美，尽可以循迹而得。如今，她也在打造自己的钥匙。她教书70年，留下来的讲课、讲演录音，有2000小时以上。学生们正在帮助她整理成书。等到出版之日，喜爱诗词的人们又将迎来一场精神盛宴。

    她亲自体会到了古典诗歌里面的美好、高洁的精神，而现在的年轻人，他们进不去，找不到一扇门。她希望能把这一扇门打开，把不懂诗的人牵引到里面来。“这就是我一辈子不辞劳苦做的事情。”“如果到了那么一天，我愿意我的生命结束在讲台上。”

（节选自《东西南北·看人物（上半月）》2016年8期，有删改）

【相关链接】我很不喜欢“才女”这两个字，有人说过我是穿裙子的“士”。我身体是女性，但是我的品格是士大夫的“士”，就有中国儒家传统的“士”的品格和持守。（节选自《叶嘉莹：我是穿裙子的中国“士”》，有删改）

【注】①马祖道一是禅宗洪州宗的祖师，师承南岳怀让禅师。

池莉专访：在生活中修行

“车、房，所有这些面上的东西我都不热衷。”2007年的春天，池莉在酒店大堂一边看手机短信，一边果断总结。这个终日白描物质的女人，自己却在恰当的时机看穿逃离，大约有十余年的时间，池莉不开自己的作品研讨会，不请著名人物作序或者写书评，拒绝电视，关闭博客。她在武汉市郊安家落户，自己种菜自己吃，满足于劳动后一身大汗，享受着与人世两不相争的快活：“上午我在阅读以赛亚•柏林的书，下午我在菜地里干农活。当家家户户炊烟升起的时候，我倚靠在篱笆上休息。”

在生活中修行

中国新闻周刊：你小说中的市井描写和你的清静生活差别很大，仿佛是一个人一边在茶馆说书，一边在庙里修禅。这种转换会让你觉得不适吗？

池莉：没有。如果不这样就不是我了。我就是需要这样，我一直都很静，而且还一直在刻意地修炼自己内心的平静。海必须很深很静，才可以在表面翻腾出各种浪花，很浅的水都是泡沫。作家要目光清澈，首先物质欲望要很少。

中国新闻周刊：你觉得自己达到了理想状态吗？

池莉：修身养性不是一天是一辈子的事情。而且修炼得越到位，感觉越好。中国式样的生活是从政治到社会到人事，到城市的每个角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综合状态。作家看得越深越透越好，写得越像越客观越好。

中国新闻周刊：除了阅读，你通过什么途径来观察这种复杂生活呢？

池莉：不需要什么刻意的途径啊！我就在生活。生活对我来说无处不在。不是你不出去就没有生活。对于一个修炼到一定层次的人来说，光是看和思想，就足可以达到生活的最深处；而一些生活现象与场景，在写作中就是技术性问题，很简单了。

中国新闻周刊：你会担心被时代淘汰吗？

池莉：任何时代都有不被淘汰的作家，也都会有作家被淘汰。作家和社会的变化是没有直接的关系的。关键在于作家自己。最好的作家无需把所有的职业都做完了再来写作。他把握的是人类的灵魂和精神状态。

幸福感与成败无关

中国新闻周刊：作家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文学新星丛书——《烦恼人生》里，你在前言中介绍，我只剩下了一个愿望：好好过日子。这个愿望如今变化与否？

池莉：我在80年代后期发愿，所谓好好过日子，就是要创建自己的生活方式。学会远离世俗热闹，断绝名利诱惑，让自己的文学感觉更敏锐，思想更深远和明澈，更有能力理解真实的众生并写好每一个文字。

20年前人年轻，名利愿望很强烈，不过同时也已经感觉和意识到了浮云遮日的可怕，那时候我要求自己开始“好好过日子”，也就是好好开始个人的修炼，目标是争取十年还有读者。感谢上苍！我的愿望基本实现。不过，我还在坚持修炼和进步。

中国新闻周刊：对于你来说幸福的元素除了写作，除了女儿，还有什么？

池莉：现在我对幸福的要求，不落在什么具体的元素上。不需要外部的任何形式来给予我幸福感。甚至它不具体地落在孩子、落在写作身上，更不落在名利上头。只要有心情，有能力而且有时间做我自己一心想做的事情，我觉得都很幸福。和事情的成败没有关系。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的你，为何而写作？为谁写作？

池莉：现在的我，与从前的我一样：为自己天生的热爱而写作，为神交的读者而写作，为我母语的众生而写作。

知天命之年的池莉看上去大方得体，衣服颜色搭配及装扮和谐，精力充沛，不讲废话，谨慎而知进退。张爱玲在《我看苏青》里总结，驻颜有术的女人总是一，身体相当好；二，生活安定；三，心里不安定。因为不是死心塌地，所以时时注意到自己的体格容貌，知道当心。

《池莉影记》里有一张她上大学时的照片，连衣裙的棉布是她费好大劲才买到的，款式是自己设计的，并且为此制作了一条项链，巧妙遮住了一小块疤痕。如今的池莉仍然善于修饰，保养得当，甚至连声音都很年轻，包括语气和声调的起伏，略熟以后，她的诚恳和天真就像泉水里的泡泡一串串冒出来，但绝不水花四溅。

采访中，她拒绝摄影师近距离拍照，她自嘲不上相，“所有的摄影师都不喜欢拍我，没有轮廓。”她认为自己最好的照片都是家常的，因为只有家里人才懂得怎么拍她。她做得一手好菜，女儿赞扬作家妈妈的手艺，总是能够让自己胃口大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