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涤非先生治杜诗

    萧涤非先生能在杜甫研究上取得巨大的成就，与他严谨认真的治学作风有着直接的关系。

    他十分注重对理论的学习和运用。解放初期，他大量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特别是系统地研读革命导师关于文艺理论方面的著述，心胸豁然开朗，敢于解放思想，大胆地在《杜甫研究》中以相当的笔墨来分析杜诗的艺术性。他说：“杜甫的伟大，不是从天而降，而是来自人民”，“人民的血泪灌溉了杜甫诗的园地”。这些精辟的论述，无一不是得益于他对革命理论的孜孜以求。

    萧先生熟悉研究对象，包括熟悉研究对象的全部作品。他曾说，杜甫的《新婚别》有“生女有所归，鸡狗亦得将”这样两句，仇兆鳌的注说“嫁时将鸡狗以往，欲为室家长久计也”，这显然是不近情理，不合事实的，所以杨伦的《杜诗镜诠》改注为“用谚语”。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谚语，宋时才有记载，唐代却找不到文献上的根据，所以杨伦也只能虚晃一笔。自己最初径直注上“即俗语所谓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话，是不科学的，总觉得有些慊然。后来，他无意中在王建诗里发现“我身不及逐鸡飞”之句，不觉大喜，因为它证明了唐时确有这一谚语。他觉得如果对研究对象不熟悉，有些有用的材料是会当面错过的。

    1971年，郭沫若所著《李白与杜甫》出版。贯穿全书的基调是扬李抑杜，而且全面贬低杜甫的倾向性非常明显。为了达到贬低杜甫的目的，郭老甚至对国内几位有名的学者如冯至、傅庚生等人，自然也包括萧涤非先生，逐一进行了批评。在当时的情况下，大家对郭老的观点不满意，又不能批评，只有保持缄默。萧先生应许多学者、学生的询问，于1979年在《文史哲》第3期上发表了《关于＜李白与杜甫＞》一文，第一个实事求是地谈了与郭老观点不同的意见。针对郭老说称杜甫为“诗圣”和“人民诗人”毫无依据的观点，他列举陕南歌谣“唐朝诗圣有杜甫，能知百姓苦中苦。诗歌作了千万卷，不留千年存万古”，朱德委员长诗句“草堂留后世，诗圣著千秋”，说明杜甫的两项桂冠都得到了人民的承认。他还用大量确凿的事实，纠正郭老对杜诗的曲解，对郭老苛求古人、脱离历史背景、抹杀杜诗艺术性的做法提出了中肯的批评。他说：“郭老过去也是尊重杜甫的，他这次抑杜，不过是他自己在翻他自己的案，而我们的非议，也不过是以前日之郭老反后日之郭老而已”。萧先生的文章以科学的态度和较强的说服力，打破了学术界沉闷的空气。特别针对郭老这样的权威、名人，萧先生能够言人所不敢言，确实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受到学术界高度称赞。

    盛名之下，敢于公开纠正自己的错误，是萧先生的一贯作风。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有“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句，在解释其中“群童”一词时，他这样写到：“杜甫《泛溪》诗‘童戏左右岸，罟弋毕提携。翻到荷芰乱，指挥径路迷。得鱼已割鳞，采藕不洗泥’作于前一年，所泛溪即浣花溪。据此可知，溪之南北两岸原有一批顽童，我疑心诗中群童就是这些顽童。他们敢于欺负人，以抱茅为戏，因而激怒了诗人。过去我把‘群童’全看成穷孩子，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至少是很片面的。

    萧先生十分赞赏清代学者黄生“读唐诗，一读了然，再过亦无异解。惟读杜诗，屡进屡得”的话，所以他几乎用毕生精力研究杜甫，即使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也仍不能满足。他在《＜杜甫研究＞再版漫题》一诗中写道：“嗟予幼学杜，今已逾古稀。岂无分寸功，所得亦已微。虽曰名研究，其实无发挥。赋此聊志愧，非敢望解颐。”更有意味的是，萧先生将陶渊明“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的诗句，改为“但恨在世时，读杜不得足！”可见他对杜诗执著探索的热情达到了何种程度。

    宋代有位学者提出“不行万里路，不读万卷书，不可读杜诗”。1978年，萧先生接受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约请，担任《杜甫全集校注》一书的主编。为完成好这项艰巨任务，萧先生不顾古稀之年、抱病之躯，于1979年夏亲率校注组全体同志沿杜甫当年行踪进行实地考察，主持编写了《访古学诗万里行》一书。1984年夏天，校注组赴杜甫故里河南省巩县举行了《杜甫全集校注》座谈会。会议期间，萧先生即兴赋诗两首，其二《重谒邙山少陵墓》写到：“忧国忧民不自忧，东南西北苦飘流。为告后来凭吊者，诗王吟骨在邙丘。”

    关于杜甫的墓，相传有四处：湖南的耒阳、平江，河南的偃师、巩县。经过认真考证比较，萧先生第一次肯定了杜甫的真墓在邙山。

（选自《人物》1993年第2期孔亚兵文《文学史家萧涤非》，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1962年56岁在北京编写《中国文学史》，在《诗刊》发表《人民诗人杜甫》，在《人民画报》发表《伟大的爱国诗人杜甫》……（徐恒堂《萧涤非年谱》）②萧先生给我回信说：对诗人杜甫的评价，他一直坚持从作品实际出发，不会随波逐流。（吕家乡《怀念萧涤非先生》）

冼星海：用音乐凝聚中国力量

武茂昌

    1905年，冼星海出生在澳门海边一个渔民家庭里。1928年，他进入上海国立音乐学院学习。冼星海虽然出身贫寒，但志存高远，他的人生理想是创作出中国的交响乐，使中国成为世界音乐强国。为了实现人生理想，1929年，冼星海只身到法国勤工俭学。他靠在餐馆跑堂、在理发店做杂役等维持生活。最终他考入巴黎音乐学院，为理想的实现迈出了坚实的一步。1935年夏，冼星海从巴黎音乐学院毕业，启程回国。消息传到上海，有的报刊发表文章，称他是“一位从艰难困苦里斗争出来的作曲家”，是最有希望的“东方青年作曲家”。

    冼星海回到上海后，结识了田汉、贺绿汀等进步音乐家，他拒绝了国民党宣传部的高薪聘请，决心为发展民族音乐事业献身，冼星海开始为进步电影谱曲。他与田汉合作为电影《青年进行曲》创作了主题歌，这首歌立刻引发了群众的共鸣，很快流传开来。此外，他还为进步影片《壮志凌云》等谱写音乐。

    全国抗战爆发后，冼星海参加了上海话剧界战时演剧二队，进行抗日文艺宣传。

    有一次，冼星海参加上海学联到郊区救亡宣传的活动。国民党当局派保安队到现场阻止学生，双方对峙剑拔弩张。这时，青年诗人塞克把自己写的一首诗交给冼星海。冼星海怀着满腔激愤，朗诵了两遍，倚墙只用了5分钟就写出曲谱：“枪口朝外，齐步前进，不伤老百姓，不打自己人……”这首《救国军歌》当场在学生中唱响，随后在场的老百姓甚至连保安队的士兵也跟着唱，很多人边唱边流泪。

    1937年8月，冼星海随救亡演剧队到浙江、河南、湖北等地宣传演出。他一边创作，一边组织演出。这时候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在华北后方逐渐展开。全国民众深受鼓舞。冼星海马上创作了《游击军》《到敌人后方去》等抗战歌曲，歌颂游击战。流传最广的要数《在太行山上》，这首歌激昂雄壮，极大地鼓舞了太行军民，许多男女青年听到这去歌曲，成群结队向敌后方奔来，太行山已经不只是个地理名词，而且是个光明的象征。

    在冼星海的创作中，数量最多，影响最广的是多种多样的群众歌曲。除了下面表现人民群众抗日斗争的歌曲外，还有表现工农群众的劳动生活、采用特定的劳动音调和节奏写成的《拉犁歌》《搬夫曲》和《路是我们开》；以及为抗战中的妇女、儿童写的《只怕不抵抗》《祖国的孩子们》和《三八妇女节歌》等。

    冼星海在参加抗日救亡的活动中，深深感到，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他说：“我要到延安去，那里才是抗日的中心呀。”

    1938年冬，冼星海放弃优厚待遇，奔赴延安，担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在延安的一年半，他进入创作的巅峰期，谱写了《军民进行曲》《生产运动大合唱》《黄河大合唱》等作品。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经他谱曲，诗人光未然伤亡的《黄河大合唱》。

    1939年他去看望病床上的青年诗人光未然，在听他朗诵《黄河吟》，讲述黄河呼啸奔腾的壮丽景象时，产生共鸣，很快冼星海就创作出了《黄河大合唱》这一中华民族的音乐史诗。1939年5月11日，在延安庆祝鲁艺成立1周年晚会上，冼星海40多位热血青年演奏了《黄河大合唱》，当时乐队只有两三把小提琴，二十来件民族乐器，低音弦乐器是用炼油桶支撑，打击乐器由脸盆、大把的勺子放在搪瓷缸子里摇晃出来的效果，但这支原始的乐队烘托着这些热血青年放声高歌。在场的毛泽东听后连声叫“好，好，好”。周恩来说他“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心声”，更有许多人唱着“风在吼，马在叫”，走向抗日战争最前线。《黄河大合唱》的雄壮音乐，是中华民族面对外来侵略者的怒吼，是人民群众不屈不挠反抗精神的体现。这一组歌曲体现了鲜明的时代性，把全中国人最关心的事、最强烈的情感通过音乐表达出来，那就是：抗日，中国要崛起！

《黄河大合唱》一问世，就迅速在中国大地上传唱，成为抗战救亡的精神号角，推动了团结抗日的形势发展。

梅贻琦：永远的清华校长

    1931年，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并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在他的领导下，清华在十年之间一跃而跻身国内名牌大学之列。

    梅贻琦，1889年12月生于天津。其父中过秀才，后家境每况愈下，“除去几间旧房庇身以外。够得上是准无产阶级了”。但他父亲始终没有放弃对子女的教育。梅贻琦自幼熟读经史，且善背诵。他毫不自夸地说过：“假如我们之中有谁背诵任何中国古经传有错漏，我可以接背任何章节。”梅贻琦后来成为天津南开学堂张伯苓的得意门生，也是首批清华招考的留美公费生。其同届同学徐君陶回忆，学校招生放榜的时候，见一位不慌不忙，不喜不忧的同学也在那儿看榜。看他那种从容不迫的态度十分淡定，后来才知道他就是梅贻琦。同为1904年南开中学第一期学生，他与周恩来交往甚密。当时周恩来经常到梅家找梅贻琦温习功课，有时通宵达旦。

    1908年梅贻琦因“庚子赔款”留学美国。当时人们留美选的都是中国人熟知的学校。梅贻琦却单独去了伍斯特理工学院。徐君陶后来才听说，那是一所有名的工业大学，认为梅贻琦的选择确和一般人不同。梅贻琦后来告诫行将赴美的学生：“诸君在美的这几年……许多学说或要变更。我们应保持科学家的态度，不存先见，不存意气，安安静静地去研究。才是正当的方法。”留学美国的经历影响了梅贻琦。在他获得电机工程硕士学位回国后，于1916年担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先后任教务长，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

    当时的清华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颇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1931﹣1948年，梅贻琦任清华大学校长，也是清华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梅贻琦个性沉静，寡言、慎言，为人重实干。梅贻琦认为“身教重于言教”和“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他任校长后，奉行“教授治校”原则。他的一生仅仅做成了一件事，即成功地出掌清华并奠定了清华的校格。这主要集中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师资人才的严格遴选和延聘；二是推行一种集体领导的民主制度—由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会议组成的行政体制。梅校长对清华大学的成长贡献巨大，受到所有清华人的崇敬。

    当时，国内情势风雨飘摇，学潮起荡，尤以北大清华为甚。驱逐校长的运动此起彼伏。赶教授更是家常便饭，校长在任时间都不长。有人问梅贻琦有何秘诀，梅风趣地说：“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是没有人愿意倒梅（霉）!”清华校史专家黄延复一直抱着“苛求”的心理，搜寻人们对梅的“异词”或“谤语”，但却无所获。

    1948年12月，北平即将解放。国民党政府再三邀请梅贻琦入阁，梅贻琦维持了一贯的中间立场，始终婉谢，依然属意教育。梅贻琦离校那天，当时也在清华任教的吴泽霖教授在校门口碰见他，吴教授问梅校长是不是要走，梅校长说：“我是为了保护清华的基金。”1955年，梅贻琦到台湾，开始用清华基金会利息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这就是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前身。

    梅贻琦在日记中表达了自己的中间立场：“余对政治无深研究，则以为应追随蔡元培兼容并包之态度，以恪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梅贻琦认为这是“将来清华之为清华”的根本。长沙临时大学期间，学校请来名人演讲，各种人物都有，如陈独秀、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等。对于学生，梅贻琦一律采取爱护的态度。

    “对知识分子心态了解之深，当时少有如他的人。”梅贻琦的儿子梅祖彦回忆。梅贻琦在礼聘教师方面，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曾亲自到火车站接赵元任先生。延揽人才的诚意在华罗庚身上得到了极好的体现，华罗庚从一个只有初中学历的人，先做小学教员，后为店员，被破格招进清华大学加以培养，经中间的进修并被破格聘为教授，大多是在梅贻琦的亲自过问下实现的。梅贻琦特别鼓励中西学术交流，积极支持教师出国讲学与在国外发表论文。他实行休假制度﹣﹣教授工作一定年限后，可以休假一年，可赴欧美研究，学校开支一半薪水，还给予往返路费。这个传统在西南联大时结出硕果：西南联大的教师名士如云。

    梅贻琦因为一手奠定了台湾的清华的基础，被称之为“两岸清华校长”。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病逝于台达医院。他逝世后，秘书把他在病中一直带在身边的一个手提包打开，原来是清华的基金帐目，一笔笔非常清楚。梅贻琦后来葬于新竹清华大学校园内，取名为“梅园”，园内有校友集资兴建的花木，曰“梅林”。梅贻琦纪念奖章成为台湾清华大学毕业生的最高荣誉。

（选自《人物周刊》）

史学家吕思勉先生

陈吉龙

    六岁，他就开始读经书、学八股；八岁起开始接触史学，启蒙者是他的母亲。后来在父亲指导下，他从头至尾点读完了《纲鉴易知录》，后来又花了半年时间，点读了编年体通史《通鉴辑览》，对中国历史有了一个概略的了解。与此同时，他还跟母亲学习了《说文解字》。

    他就是著名史学家吕思勉先生。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先生十一岁，已开始读报，关心时事。1898年戊戌变法，风云人物康有为、梁启超成了他心目中的楷模。他读梁启超、康有为等人的文章、著作，思想上受了很大影响。

    他十五岁开始阅读正史，或抄录或点读，极其认真，且阅读速度惊人，能日读十四卷，每读书必从头至尾看完。十六七岁间，其父按苏常一带读书人家教子弟读书的常用方法，要他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通读一遍，以便在做学问之初，可知整个学问的概况及分类，知道天下学问有哪几种，每种源流派别如何，对学术史作一鸟瞰。他读得很认真，花了两年多时间，将经、史、子三部全部读完，只是集部读了一半。

    在父亲的指导下，他又阅读了《日知录》《廿二史札记》等书，着重学习怎样阅读史书及写作札记的方法。后来在经学名家丁桂征先生的指引下，他又花了三四年功夫，将有关小学的书及《十三经注疏》精读一遍，使经学、文字学成为治史的得力工具。1904年，他在邑人创设的“读书阅报社”听了元史专家屠寄先生的一次讲座，深受影响，开始研读辽金元史，从此爱好民族问题的研究。那年他二十三岁，首次读遍了“二十四史”。

    先生每读书必用朱笔圈识，或眉批，或将材料抄录，加题识或按语，分类保存，在此基础上写成读书笔记。待有心得，意见成熟，即写成札记、论文或专著。如此五十年如一日，形成了先生扎实的治学功力及精切严谨的学风和文风。

    1925年“五卅”惨案之后，上海圣约翰大学爱国师生为悼念被杀害工人举行罢课，并在校内下半旗志哀，以示对帝国主义的抗议。美籍校长卜芳济竟蛮横地将当时的国旗拉下，踩在地上。于是全校师生愤而离校，并谋创光华大学。张寿镛先生任校长，知名学者如钱基博、胡适等激于爱国热忱，纷纷执教光华。当时已应沪江大学之聘的先生，看到光华初创，便决定赴光华任教，为中国人自己办的大学出一把力，争一口气。从此，几与光华终生相伴。

    他进光华后，每周上课十多节，先后开过中国通史、中国民族史、文字学等十余门课程。他常穿深色长衫或袍子，戴一副深色近视眼镜，谦逊、质朴、睿智而又自信，具有东方学者的风度和气质。他的课极富魅力，很多受业学生认为听他讲课是一种享受。他上课时带几本古籍上堂，先以刚劲挺拔的书法板书一二段提纲，然后边踱方步边缓缓讲授，言词清晰，语气平和，引经据典，脱口而出。先生虽自称是个专门读书的人，但他历来反对死读书。他认为读书不能脱离实际，学问在空间，不在纸上。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同年11月29日常州沦陷。当时他对女儿说：“我已年过半百，决不向日本人低头！”他虽然生活清苦，但是立身持正，志节凛然。那时候常州，城门口有日本兵的岗哨，行人经过时要脱帽，他“遂不帽，誓言吾必光复乃戴帽”。1945年日本侵略军投降后，光华大学复校，翌年他特地在上海买了一顶六合帽戴上，扬眉吐气，昂然归故乡。

（摘编自陈吉龙《史学家吕思勉先生传》）

相关链接：①吕思勉（1884-1957），与陈寅恪、陈垣、钱穆并称为近代史学四大家。他学识渊博，具有深厚的国学根底，同时又极富获取新知的热情。治学领域广泛，在中国通史与多项专史的研究上都有建树，并撰写了大量教学用书和通俗读物，同时关注国事，心系民生。——李波《吕思勉与二十世纪前半期的新史学》②先生不喜走访知名人士，自述见名人辄自远，不涉无谓的社会交际。没有学历学位，无党无派，遵从父训，一生唯好教书授业，小学、中学、大专、大学都教过。1926年进入光华大学，不久即受聘为史学系系主任，遂自托为终身归宿，前后凡30余年。——王家范《吕思勉与“新史学”》

朱自清：生不逢时的完美人格

    朱自清的一生，如同一根紧绷的弦，从未松懈；又如同上紧的发条，无比精准。他的一生，极其认真。

    朱自清写作时，往往要先细心斟酌后才会动笔，往往写完无须修改。但因为注重质量，他每天最多写500字。所以，他的清贫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写得太慢。《荷塘月色》中提到了蝉鸣。有人写信给朱自清，说蝉夜晚是不叫的。朱自清也写信向昆虫学家请教。后来又两次亲耳听到月夜的蝉声，他才相信自己没有写错。为此，朱自清专门写了一篇文章。

    他不断地学习，以求自我完善，大量阅读各种书籍，虚心向语言学家王力、诗词专家黄节、俞平伯等人请教。平时，他也坚持用中、英、日三种文字书写日记，以此来巩固和提高自己的外语水平。

在教学上，朱自清也是极其认真。比如，他开设的选修课“文辞研究”只有王瑶一个学生。尽管这样，朱自清仍然如平常一样地讲授、考试。在工作上，朱自清做事原则性很强。他在辞去图书馆馆长职务准备办理移交时，特地将一个不称职的馆员辞退。朱自清说：“我不能把确实无法胜任图书馆工作的人留给继任的图书馆馆长，让我充好人而继任馆长当恶人。”朱自清在清华中文系执教23年，担任系主任16年，开了16门课，是对清华中文系学风影响最深的人。如今，清华园里的“荷塘月色”和“自清”亭，为这个理工大学增添了一抹人文色彩。

    人，应该怎么样度过这一生？1916年，刚刚成年的北京大学预科学生朱自华在思索这个问题。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处于关键阶段，战事正隆。当时的中国，因为袁世凯去世，进入了军阀割据混战时期。这样的时代，称之为乱世并不过分。在父亲的勉力张罗下，朱自华举办了一场体面的婚礼。妻子武钟谦是名医之女，温柔贤惠，善于持家。作为结婚礼物，父亲为朱自清置办了一件紫貂皮大衣——《背影》里的紫毛大衣即是。然而，在大学期间，为了买一本《韦伯斯特大字典》，他将这件紫貂皮大衣当掉了。

    为了明志。朱自华改名“自清”，以勉励自己在困境中保持清白，不同流合污。朱自清顺便把表字也一并解决了，他以“佩弦”为字，时刻警策自己。为了达到自清的目的，便于自我反省，朱自清每天都写日记。但后人从他的日记里，感受最深的却是清贫。他的日记，几乎就是一部民国知识分子贫困史。朱自清从1924年7月28日开始记日记。翻开日记第一页，就是两条借贷记录：1924年7月29日，晚与房东借米四升。旧历年关亦有相似情形：30日，午后向张益三借五元，甚忸怩！

    “七七事变”后，朱自清先后在长沙临时大学和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昆明时期，物价奇高，他不得不开源节流。吃，靠和青年助教合住一室搭伙、包饭，或到朋友家蹭饭，因饭菜粗硬、食无规律，胃病长期不愈，日记中常常看到胃病发作的文字；穿，则常年不添新衣，一度经常披件赶马人的蓝毡“一口钟”到昆明城里授课，成为联大一景。至于开源，则是拼命写文章、做兼职。因为经常借不到钱，朱自清不得不和当铺打交道。在1942到1943年间，他隔三岔五地跑寄卖行，先后拿去寄售的物件有：网球拍、字典、灯泡、行军床、被单、橡皮管、墨盒、皮外衣、窗帘。为此，朱自清没少受奸商的气。

    1945年夏天，抗战临近胜利，据友人回忆，47岁的朱自清已经衰老得令老友感到吃惊。

    当时，法币急速贬值，到1948年的时候，买一包纸烟都要几万块钱。朱自清每月的薪水仅够买3袋面粉。国民党政府为了平息高级知识分子的怨气，向他们派发一种配购证，可用很便宜的价格买到“美国支援的面粉”。清华大学学生吴晗和其他人为了揭穿国民党政府的阴谋，抗议美国政府的侮辱，发表一个公开声明，号召大家拒绝购买美援平价面粉，一致退还购物证。

声明写好了，要征集签名。朱自清第一个在声明上签了字，并愤然地说：“宁可贫病而死，也不接受这种侮辱性的施舍！”1948年8月，朱自清的体重仅有38.8公斤。1948年8月12日，弥留之际的朱自清对第二任妻子陈竹隐断断续续地说：“我……已拒绝美援，不要去买配售的美国面粉……”这成了他的遗言。

    朱自清去世时，钱包里仅有6万元，这点儿钱在当时连一个包子都买不到……

    一代散文大师，匆匆而去，背影长留。朱自清去世后，清华园第一次为一位老师去世降半旗志哀。友人是这么评价他的——“纯粹的君子”（沈从文）、“最完整的人格”（李广田）、“完美的人格”（叶圣陶）。

相关链接：《声明》原文：“为反对美国政府的扶日政策，为抗议上海美国领事卡宝德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中国人民的诬蔑和侮辱，为表示中国人民的尊严和气节，我们断然拒绝美国具有收买灵魂性质的一切施舍物资，无论是购买的或给予的。下列同仁同意拒绝购买美援平价面粉，一致退还配购证，特此声明。三十七年六月十七日。”

大家孙瀛洲

    当代中国文博界，被人称之为专家甚至“著名”专家好像不太难，但称得上“大”的不多，孙瀛洲先生即是这少数中的一个。

    孙瀛洲1893年出生于河北冀县一个贫苦的家庭。1900年到北京“同春永”古玩铺做学徒，后又到“聚宝斋”、“铭记古玩铺”任职。他聪明好学，积累了丰富的文物基础知识。

    早在20世纪30年代，孙瀛洲先生就对历代瓷器了如指掌，先于他人准确鉴别宋代五大名窑瓷器以及元代至明代的永乐、宣德、咸化、弘治瓷器。1956年，孙瀛洲受聘到故宫博物院专门从事古陶瓷研究、鉴定工作。面对故宫数以万计的陶瓷藏品，孙先生如鱼得水，他曾说：“活到60多岁，没想到还能为人民做一点事，内心很乐意接受这一工作，并愿意把我几十年在文物认识上的一点经验贡献给祖国的文化事业。”孙先生对自己在古陶瓷鉴定方面的经验进行总结，先后发表了《明嘉靖青花加彩鱼藻罐》、《试谈永乐、宣德景德镇官窑瓷年款》、《元明清瓷器的鉴定》等有关瓷器研究鉴定的论文9篇，文章中归纳的鉴定经验，对古陶瓷鉴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故宫博物院工作期间，有一次孙先生让人们把宋代官窑、哥窑、汝窑瓷器及一些明清的仿品放在一起，他背过身，人们打乱摆放次序，他闭上眼，转过身来，用手摸，一一准确地说出了各自的名称。

    明清时期的墓葬出土瓷器很少，带纪年的更少；造型不像唐宋及更早期的瓷器那样有相对固定的标准。明清各个朝代的年限不长，瓷器的品种又繁杂，连续性又较强，因此明清瓷器的鉴定有自己的特殊性，对其进行精确的断代是非常困难的。孙瀛洲先生以明清带年款的官窑瓷器作为标准器，把不同朝代的瓷器所具有的不同时代特征排比出来，进行研究归纳，并将这些“鉴证”提到理论化的高度再用以指导鉴定实践，为明清瓷器的科学鉴定奠定了基础。孙瀛洲先生是我国采用类型学方法对明清瓷器进行排比研究的第一人，他使明清瓷器的鉴定从朦胧走向清晰。

    孙瀛洲先生还是一位真诚待人、诲人不倦的教育家。身为古陶瓷界德高望重的大专家却从不摆架子，热心培养青年一代，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知识、经验传授给同行。有时生病在家休息，还让学生到家中听讲，对年轻一代寄予莫大的期望。孙老桃李满天下，培养出一大批文物鉴定人才，其中既有耿宝昌先生这样堪称古陶瓷鉴定“泰斗”级的专家，也不乏为数众多、各领风骚的中青年栋梁之材。

    孙瀛洲的生活是朴素的，平日一身素衣，一日三餐也是极其简单，每星期只吃一次肉——二两猪头肉。过春节，自己动手给孩子们做糖葫芦吃。可是，为了收购绝世珍品成化斗彩三秋杯，孙瀛洲当年一掷就是40根金条。旧北平古玩商会会长要高价收买，孙瀛洲不为所动，坚决拒绝。

    孙瀛洲的子女曾说过，觉得父亲好像就因为文物才来到这个世界，全身心投入到文物当中，生活在文物当中，就像他只有文物。据女儿回想，视古玩如命的父亲是向来不会让家里人看他的珍宝的，常常自己关门把玩甚至忘了吃饭。私藏丰盛到不可想象，但家里的日子却非常简朴，她冬天戴的手套都是母亲用袜筒改的。正是这种对陶瓷的热爱，使得孙瀛洲收藏了一大批高质量的陶瓷精品，从晋唐名瓷，宋代五大名窑瓷器到明清瓷器，无所不包，自成系列。

    1950年，为抗美援朝，孙瀛洲拿出一批珍贵文物义卖，所得款项全部捐献国家；1956年以后，出于爱国热忱，孙瀛洲毅然将毕生收藏的文物精品2900余件全部捐献故宫博物院，陶瓷占2000多件，其中25件珍贵瓷器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国家文化部副部长、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森先生说，孙瀛洲先生“从学徒到经营者，从经营者到收藏家，从收藏家到文物鉴定专家，从文物鉴定专家再成为文物捐赠大家，这是一条自学成才的道路，也是由小我到大公的升华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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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明清瓷器鉴定有四个要点，即：造型是鉴定瓷器的重要依据；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纹饰与色彩；掌握住明、清两代款识的规律；细致观察胎釉的特征。如果满足于局部的特征相符而失于整体的条件不合，或只看外表而忽略器里，或但观釉色而不问胎质，都是片面的。所以说造型、纹饰、款识、釉质与胎质等鉴定方法必须同时并用，方能收到全面一致的效果。

（摘自《孙瀛洲先生谈元明清瓷器鉴定》）

    ②孙瀛洲先生捐献给故宫博物院的文物，明成化斗彩三秋杯、宋代哥窑弦纹瓶、元代红釉印花云龙纹高足碗等25件瓷器被定为一级文物，即国之重宝。如今，故宫馆藏数十万件古陶瓷中只有几百件是国家一级文物，这意味着孙瀛洲捐献的藏品奠定了故宫陶瓷收藏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