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虎将军” 陈纳德

     20世纪三四十年代， 中国人民正遭受着日本法西斯的疯狂蹂躏。战争中， 从空中给予日本敌机致命打击的， 是赫赫有名的美国“飞虎队”， 其队长则是有着“飞虎将军” 美称的陈纳德。

1937年， 中日之战一触即发， 增强中国空军作战能力迫在眉睫。当时， 陈纳德已经从美国空军退役， 他的朋友， 在中国担任中央信托局机要顾问的霍勃鲁克非常欣赏他精湛的飞行技术和过人的军事才能， 推荐他来华担任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顾问， 并给他寄去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的亲笔邀请信。5月， 陈纳德来到上海作为期三个月的考察。在上海， 陈纳德受到民众的热情欢迎和宋美龄的接见。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终于在中国了。希望能在这里为正在争取民族团结和争取新生活的人民效劳。”

     7月7日卢沟桥事变，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陈纳德听到消息， 当即决定留在中国， 表示愿在任何能尽其所能的岗位上服务。他认为“中国对日之战， 是美国也将卷入的太平洋之战的序幕”， 他要为中国， 也为自己即将卷入战争的祖国尽一份力量。此后， 陈纳德在芷江、昆明等地筹建航校， 训练飞行员， 悉心传授战斗机飞行技术和作战战术， 他多年前的军事理论著作《防御性追击的作用》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同时， 他着手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地面空袭警报系统， 以便战斗机驾驶员及时拦击敌机。为了增强空军的战斗力， 1940年10月， 陈纳德赴美招募志愿者。虽遭遇了很多挫折， 但从未放弃。经过将近一年的艰苦努力， 志愿队组建成功， 后被编入美国陆军航空队。

     1941年12月7日， 珍珠港事件爆发， 太平洋战争全面展开。20日， 志愿队在昆明和日军进行第一次正面交锋。日军来犯的10架轰炸机有6架被击落， 逃跑的4架中又有3架损于途中。而志愿队的飞机全部安全返航， 只有1名驾驶员受轻伤。首战告捷， 给饱受日机轰炸的昆明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当天晚上， 昆明各界人士为志愿队举行了盛大的庆功会， 陈纳德深受感动， 热泪不禁涌出……报纸头版头条报道战斗经过， 称美国志愿队的飞机是“飞虎”， “飞虎队” 从此成为志愿队的代称。

次日清晨， 陈纳德收到驻扎在缅甸首都仰光的第三中队的报告， 说有敌机在附近出没。陈纳德立即复电说： “据过去日本人的惯例， 侦察机出现区域的地面重要军事目标， 将会在次日， 最迟不超过三日遭到空袭， 务必严加戒备。” 果然不出所料， 23日开始， 日军连续空袭仰光， 飞虎队第三中队和英国皇家空军迎头痛击， 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仰光的连续空战， 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陈纳德也从一个鲜为人知的、退役的美国陆军航空队上尉， 成为名扬天下的新闻人物。

    此后， 飞虎队又在怒江阻截战、桂林保卫战等战役中， 取得一个又一个重大胜利， 沉重打击了日本法西斯， 为中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 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作出巨大贡献。陈纳德1942年晋升为准将后， 主动向中国政府提出停发津贴。1943年晋升为少将， 同年12月， 成为美国著名的《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1958年临终前又晋升为中将。

    抗战八年， 陈纳德领导的飞虎队和中国人民风雨同舟， 生死与共， 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45年飞虎队解散时， 陈纳德受到中国国民政府的最高嘉奖。在中国， 陈纳德还收获了爱情，  1947年和中国记者陈香梅喜结良缘。陈纳德的命运和中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正如他所说的， “我虽然是美国人， 但我和中国发生了如此密切的关系， 大家共患难， 同生死， 所以我也算是半个中国人” 。

    陈纳德去世后， 安葬在美国阿林顿公墓。墓碑正面镌刻着他生前获得的各种奖章和勋章， 背面写着“陈纳德将军之墓” 七个中文大字。

(摘编自赵家业《陈纳德》)

相关链接

①抗战初期， 美国政府对日本侵华战争持“中立” 态度， 日本人知道有美国顾问在华帮助中国， 要求美国下令让他们离开。美国国务院发布撤回命令， 但陈纳德拒不执行， 他斩钉截铁地说： “日本人离开中国时， 我会高高兴兴地离开中国。” (百度百科)

②中国人的友谊最宝贵的表现， 莫过于在日军占领区冒着生命危险搭救被追杀的美国飞行员和从那些地区不断地送来情报……为了扩建在成都郊外的飞机跑道， 那里一下子就聚集了三十余万民工， 三个月就完成了全部工程。(《陈纳德回忆录》)

③1990年， 美国发行了纪念陈纳德将军的邮票。当年的飞虎队队员每年军人节都要到华盛顿祭奠他。在中国， 重庆要建飞虎队纪念馆， 昆明把从城里到机场的一条公路， 重新命名为陈纳德路。

(《北京青年报》2007年11月12日)

“以义制命”，动荡年代的生命姿态

    经济学家杨敬年在2016年9月4日结束了动荡而不悔的一生。

    杨敬年1908年出生在湖南汨罗。那年，还叫“光绪三十四年”。但在他出生前一周，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离世。新旧交替，整个国家面临翻天覆地的变动。

    他的家庭又偏偏支离破碎。父亲离家出走后杳无音讯，母亲在他10岁时改嫁。家境既贫寒又破碎，他不得不选择那些提供免费读书的学校。

到1932年，他几经周折考入了当时不缴纳学费的中央政治大学。毕业后放弃了去江苏省民政厅的工作机会，选择到南开大学继续念书。皇天不负有心人，杨敬年在1945年如愿被选拔为第八届留英公费生，到牛津大学攻读“哲学政治学经济学专业”。1948年，40岁的杨敬年在50%的淘汰率下拿到博士学位，他放弃了去美国工作的机会，应约回到南开。当时，天津解放在即，他心中窃喜：“有所作为的时代终于来到了。”

    1974年，他的妻子因脑溢血瘫痪。1976年，唯一的儿子又急病离世。“文革”结束后，到1979年获得平反，能名正言顺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时，杨敬年已71岁，但仍决定要再工作20年。他同那个时代的很多人一样，渴望把在动荡中浪费掉的时光追赶回来。

在被迫离开讲台的22年里，他坚持“以义制命”原则，做尽了所能做到的一切跟学术相关的事，包括翻译7部经济学著作，校审、定稿180万字的联合国文件翻译。所有这些几乎都不能署名，很少甚至常常毫无报酬，“无所谓，只要能够工作”。

    杨敬年将发展经济学引入国内，也是在中国大学里第一个开设“发展经济学”课程的人。该学科目的是通过探讨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互动规律，以寻求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社会发展，而不是简单的经济增长。近代来，中国面临的中西碰撞和差距，在经济和社会现代化建设方面，对发展经济学的需求是可以想象的。

90岁时，杨敬年翻译了74万字的、被公认为现代汉语中最好译本的《国富论》。在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中，杨敬年还向会议提交了书面发言。他在发言稿中讲述翻译历程，“用了11个月的时间，每天早晨从3点到7点连续工作四个小时，翻译大约三千字，下午校对”。到2016年已是第16次印刷，共发行了7.2万册。

    杨敬年在晚年写的《人性谈》还对制度与人的发展做出了严肃的思考，探讨人性与各种社会制度的关系，提出世界一切动乱在于两个根本问题：政治方面权力分配的不公平和经济方面收入分配的不公平。人性有善恶，好的制度能让坏人变好，坏的制度则让好人变坏。他肯定了制度对人的决定性影响，但不否认人的主体性。

    面对那些动荡，他没有过惊天动地的抵抗，却始终在“以义制命”，能做什么，就做点什么。在一个变动的年代，我们个人究竟该怎样和自己、周围人乃至整个世界对话？活着时很清醒的杨敬年逝去了，而这样的人格却依然在为后世“醒”着。

“杨先生70多岁对我讲的那句‘只要开始，就永远不晚’，不仅是我的，而且已经成为我儿子的座右铭了。”学生赵津说。

（摘编自罗东《“以义制命”，动荡年代的生命姿态》、王京雪《超越生命长度的力量》等）

【相关链接】杨敬年说：“我的年龄是100多岁，但在旁人看来我的生理年龄只有70岁，而我的精神年龄却只有30岁。”百岁之年，杨敬年又出版了27万字的自传——《期颐述怀》。学生们送他一块匾额：“生命从百岁开始”。

（韦承金《尽心尽性智圆行方——追记杨敬年先生》）

王振义：让癌细胞改邪归正

    1985年，年仅5岁的小静患上了晚期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住进医院时出血严重，家人已经绝望了。关键时刻，医生给孩子用上了王振义教授研制成功的一种全新疗法：全反式维甲酸治疗。7天后，奇迹出现了：小静症状明显好转，一个月后达到完全缓解。 20多年过去了，小静依然健康地生活着。

    “小静是我用全反式维甲酸治疗的第一个病人。在首批治疗的24例病人中，完全缓解率达到九成多。这是我最感欣慰的。”王振义教授回忆道。

    治疗白血病一般有两条研究途径：一是化疗，杀死白血病细胞。另一途径是诱导分化，将恶性的白血病细胞转变为良性细胞。在儒家“改邪归正”思想的影响下，王振义率领的研究组选择了诱导分化治疗白血病的途径。他的研究组证明全反式维甲酸在体内可使新鲜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细胞向成熟细胞分化。

    王振义从1982年就开始指导研究生开展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的研究，以后又开展肝素对血小板和巨核细胞刺激作用的研究。1997年应邀与沈志祥合写了《巨核细胞与血小板在免疫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中的变化》一文，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被邀在国际刊物上撰写有关血液学的论文。他与李家增、阮长耿等合作编写的《血栓与止血》，经过多次修订，已成为我国在这领域中的代表性专著。

    2002年，王教授指导的课题组在研究中发现有一个抗白血病药物的水溶性差，实验效果很不理想，课题组陷入了停滞。听说郑州大学的教授在这方面有深入研究，当时已78岁高龄的王教授执意要亲自上门请教。郑州大学接待的同志听了随行人员的介绍，怎么都不敢相信眼前这位朴素和蔼的老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王院士。这么一位著名的医学家怎么可能这么虚心地上门求教呢？人们从这件事中看到了一名科学家虚怀若谷、诚实谦逊的大家风范和品格。

    王振义不仅是一位著名的医学家，也是一名成功的教育家。60多年来，他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血液学专家。

    陈竺、陈赛娟夫妇不会忘记，是王教授手把手地指导他们进行血液病理生理的实验，耐心为他俩补习专业外语，后来又一起撰写论文。王教授每一次都坚持把他们列为论文的第一、第二作者，而把自己排在了最后！这为当时年仅31岁的陈竺脱颖而出创造了良好的环境。1984年，王教授力荐陈竺夫妇赴法留学。1989年，陈竺、陈赛娟夫妇俩学成回国，继续在导师指导下工作，并最终开辟出一块令人瞩目的基因研究新天地。

在学生们的眼中，王振义是一位谦逊、豁达的长者，是一位严谨求实的学者，是一位爱才惜才的大师。

    王教授的客厅里挂着一幅《清贫的牡丹》，他说：“                     ”。

（选自人民网，有删改）

【相关链接】记者：前不久您被评为“感动上海”的十大人物之一，您有何感想？

王振义：我获评的原因之一应该是在我处理“豆瓣奖”的问题上，得奖后我把450万元捐给了医院，用做学科发展，还有50万元按照贡献的大小分配给了我和我团队中的研究人员，这种做法得到大家的肯定。我没有把钱放在第一位，如果我把钱放第一位的话，很多事情都可能会发生偏离。我认为钱是有限的，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人的感情和人的爱心是无限的。当你生命终了的时候，上帝不会问你有多少钱。

（选自人民日报主办的《健康时报》）

朱自清：生不逢时的完美人格

    朱自清的一生，如同一根紧绷的弦，从未松懈；又如同上紧的发条，无比精准。他的一生，极其认真。

    朱自清写作时，往往要先细心斟酌后才会动笔，往往写完无须修改。但因为注重质量，他每天最多写500字。所以，他的清贫一部分原因是写得太慢。《荷塘月色》中提到了蝉鸣。有人写信给朱自清，说蝉夜晚是不叫的。朱自清写信向昆虫学家请教。后来又两次亲耳听到月夜的蝉声，他才相信自己没有写错。为此，朱自清专门写了一篇文章。

    他不断地学习，以求自我完善，大量阅读各种书籍，虚心向语言学家王力、诗词专家黄节、俞平伯等人请教。平时，他也坚持用中、英、日三种文字书写日记，以此来巩固和提高自己的外语水平。

    在教学上，朱自清也是极其认真。比如，他开设的选修课“文辞研究”只有王瑶一个学生。尽管这样，朱自清仍然如平常一样地讲授、考试。在工作上，朱自清做事原则性很强。他在辞去图书馆馆长职务准备办理移交时，特地将一个不称职的馆员辞退。朱自清说：“我不能把确实无法胜任图书馆工作的人留给继任的图书馆馆长，让我充好人而继任馆长当恶人。”朱自清在清华中文系执教23年，担任系主任16年，开了16门课，是对清华中文系学风影响最深的人。如今，清华园里的“荷塘月色”和“自清”亭，为这个以理工科见长的知名学府增添了一抹人文色彩。

    人，应该怎么样度过这一生?1916年，刚刚成年的北京大学预科学生朱自华在思索这个问题。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处于关键阶段，战事正隆。当时的中国，因为袁世凯去世，进入了军阀割据混战时期。这样的时代，称之为乱世并不过分。在父亲的勉力张罗下，朱自华举办了一场体面的婚礼。妻子武钟谦是名医之女，温柔贤惠，善于持家。作为结婚礼物，父亲为他置办了一件紫貂皮大衣——《背影》里的紫毛大衣即是。然而，在大学期间，为了买一本《韦伯斯特大字典》，他将这件紫貂皮大衣当掉了。

    为了明志，朱自华改名“自清”，以勉励自己在困境中保持清白，不同流合污。朱自清顺便把表字也一并解决了，他以“佩弦”为字，时刻警策自己。为了达到自清的目的，便于自我反省，朱自清每天都写日记。但后人从他的日记里，感受最深的却是清贫。他的日记，几乎就是一部民国知识分子贫困史。朱自清从1924年7月28日开始记日记。翻开日记第一页，就是两条借贷记录：1924年7月29日，晚与房东借米四升。旧历年关亦有相似情形：30日，午后向张益三借五元，甚忸怩!

    “七七事变”后，朱自清先后在长沙临时大学和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昆明时期，物价奇高，他不得不开源节流。吃，靠和青年助教合住一室搭伙、包饭，或到朋友家蹭饭，因饭菜粗硬、食无规律，胃病长期不愈，日记中常常看到胃病发作的文字。穿，则常年不添新衣，一度经常披件赶马人的蓝毡“一口钟”到昆明城里授课，成为联大一景。至于开源，则是拼命写文章、做兼职。因为经常借不到钱，朱自清不得不和当铺打交道。在1942到1943年间，他隔三岔五地跑寄卖行，先后拿去寄售的物件有：网球拍、字典、灯泡、行军床、被单、橡皮管、墨盒、皮外衣、窗帘。为此，朱自清没少受奸商的气。

    1945年夏天，抗战临近胜利，据友人回忆，47岁的朱自清已经衰老得令老友感到吃惊。

    当时，法币急速贬值，到1948年的时候，买一包纸烟都要几万块钱。朱自清每月的薪水仅够买3袋面粉。国民党政府为了平息高级知识分子的怨气，向他们派发一种配购证，可用很便宜的价格买到“美国支援的面粉”。清华大学学生吴晗和其他人为了揭穿国民党政府的阴谋，抗议美国政府的侮辱，发表一个公开声明，号召大家拒绝购买美援平价面粉，一致退还购物证。

声明写好了，要征集签名。朱自清第一个在声明上签了字，并愤然地说：“宁可贫病而死，也不接受这种侮辱性的施舍!”1948年8月，朱自清的体重仅有38.8公斤。1948年8月12日，弥留之际的朱自清对第二任妻子陈竹隐断断续续地说：“我……已拒绝美援，不要去买配售的美国面粉……”这成了他的遗言。

    朱自清去世时，钱包里仅有6万元，这点儿钱在当时连一个包子都买不到……

    一代散文大师，匆匆而去，背影长留。朱自清去世后，清华园第一次为一位老师去世降半旗志哀。友人是这么评价他的——“纯粹的君子”（沈从文）、“最完整的人格”（李广田）、“完美的人格”（叶圣陶）。

相关链接：《声明》原文：“为反对美国政府的扶日政策，为抗议上海美国总领事卡宝德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中国人民的诬蔑和侮辱，为表示中国人民的尊严和气节，我们断然拒绝美国具有收买灵魂性质的一切施舍物资，无论购买的或给予的。下列同仁同意拒绝购买美援平价面粉，一致退还购物证，特此声明。三十七年六月十七日。”

石化工匠张恒珍

安蓓

    她是中专学历，却发明了以她的名字命名的裂解装置分离系统操作法，参与完成重大科技攻关项目20多项，提出并参与解决影响裂解装置长周期运行效率的瓶颈问题136项，为企业直接创造效益6100万元，书写了石化行业大国工匠的传奇。

    她就是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茂名分公司首席技师张恒珍。

    1994年，中专毕业的张恒珍被分配到茂名石化裂解车间工作。“第一次打开装置流程图的时候，管线上标注的各种标识，我都读不懂。”说起刚开始工作时的状态，张恒珍形容自己是白纸一张。“学习铁人精神，争做最优秀的石化工人。”张恒珍暗下决心。

立志容易践行难。裂解装置是乙烯生产的“龙头”，操作条件苛刻，高温时达摄氏1200度、低温达摄氏零下165度，压力达13.2兆帕，工艺流程非常复杂，仅控制参数就有1.2万多个。如何把重要而“敏感”的装置操作技术吃透？倔强的张恒珍铆足了劲，硬是把十几本技术资料啃下，摘抄的笔记本摞起来有两尺多高；为了熟记工艺流程，她天天“泡”在现场，110米的乙烯塔，她说爬就爬，令所有男同事目瞪口呆；塔里61层塔盘的分布和设计情况，如数家珍；为了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微的变化，她常常在操作台前一坐就是三四个小时。 “大家都说张恒珍是一台复印机。”回忆起当年的学习情景，和张恒珍一起进裂解车间的职工史建波说，“当时经常考试，张恒珍的试卷几乎和标准答案一模一样。”1996年茂名乙烯开工前，张恒珍就已成为裂解装置第一位“问不倒”的“活流程”。如今，张恒珍不但是“活流程”，还是“全流程”，百万吨乙烯装置的8个岗位，她都能进行操作；裂解车间12000多个岗位参数，她绝大多数都记得。

    “把每个指标都当作工艺品去雕琢”。在茂名石化流传着一个“传奇”——张恒珍保持着“零差错”的操作纪录！张恒珍面对的裂解装置是最“敏感”最“桀骜不驯”的，稍有不慎，反应器就会“飞温”，导致装置停车。但张恒珍当班时，碳二加氢反应器却总是出奇地“温驯”，从没出现影响生产和产品质量的情况，张恒珍因此成为当之无愧的碳二加氢最佳“操盘手”。

    22年，40多万次操作，她始终保持着零差错的纪录，为1号裂解装置连续运行79个月，2号裂解装置连续运行1369天，分别创出国内长周期新纪录和连续运行最长纪录立下了汗马功劳。

    2004年12月，我国首套国产化大乙烯装置投入使用。如何驾驭这套开先河的国产化裂解装置？张恒珍主动请缨，运用十多年的积累，查出制约装置安全生产的瓶颈问题105项，发现了影响正常运行的仪表问题556个。

    2007年3月，投用仅半年的国产装置出现一个令人揪心的问题：脱甲烷塔塔顶带乙烯，导致乙烯产品不合格。张恒珍一次次到现场检查，对一个个操作参数反复调试。终于，她找到了处理问题的突破口。经过优化的脱甲烷塔塔顶温度趋于稳定，每年增效高达3542万元。

    为了让工友少走弯路，张恒珍结合自己多年的心得和经验写成《茂名乙烯“1#裂解装置分离系统张恒珍操作法”》。这套操作法如今已成了茂名石化工人解决日常操作难题的“宝典”。她还编写了近8万字的工艺培训教材，并担任培训班教师，将绝技倾囊授予青年工人。

    面对外企和民企的高薪聘请，她始终不为所动，二十年如一日坚守岗位。“守着装置，心里才踏实。”这是一位石油工匠最朴实的心里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