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认自己是“神经病”的章太炎

    光绪二十九年（1903），上海大同书局出版了一本名为《革命军》的小册子，作者为年仅十八岁的青年邹容，书前并有章太炎作序。由于此书宣扬反清思想，向来鼓吹反清革命的《苏报》特地刊文介绍，并获得广大回响。然而对清政府来说，此举不啻叛国行为，于是派员前往逮捕邹、章二人。

    据章太炎于坐牢期满出狱、东渡日本后所撰的《邹容传》记述，当时他正在整理学社事务，且“志在流血”，所以不肯离去，坐等巡捕前来捉拿。而邹容原本已从后门逃跑，躲在一英国传教士住所，但听说章太炎被捕下狱，立刻到衙门自首。

    后来，这对忘年之交以平民的身份与清政府在上海租界法庭当庭对质，痛斥朝廷的腐败。虽然清政府想以“毁谤朝廷”“大逆不道”“图谋不轨”的罪名将他们凌迟处死，但在强大舆论的压力与租界当局的干预下，只得分别判处邹、章二人两年及三年徒刑。审讯结束后，章太炎与邹容被送回牢房，不想沿路观者如堵，章太炎见状，即高声吟道：“风吹枷锁满城香，都市争看员外郎。”回到牢里，他还与邹容互吟诗相赠。不久，邹容因无法适应狱中恶劣的环境而病逝，章太炎则刑满出狱，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袁世凯窃取大总统宝座后，曾聘章为总统府高等顾问。章太炎看出袁有称帝野心，拟效方孝孺故事，执丧杖，穿麻衣，痛哭于国门，以哀共和之将亡，为同人所劝阻。然而“章疯子”的名声，由此传开。

    章太炎就是这样喜欢特立独行，当听到有人说他是“疯子”和“神经病”时，他非但不以为忤，还赞成对方的说法，自认是神经病，且希望他的同志、朋友，都能带点神经病。他在东京加入同盟会时，曾有过一段演讲：“大凡非常的议论；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亦不能说，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神经病。近来传说某某有神经病，某某也有神经病，兄弟看来，不怕有神经病，只怕富贵利禄当面出现的时候，那神经病立刻好了，这才是要不得呢!”

    章太炎被袁世凯幽禁于北京龙泉寺时，因愤怒而绝食以示抗议。由于正逢隆冬，滴水成冰，绝食两天后，他又冷又饥，躺在床上已奄奄一息。门人朱逖先、吴承仕、钱玄同等闻讯，纷纷跑去劝他进食，但从早到晚，不管大家怎么劝说，章太炎都摇头不理会。

    就在无计可施时，吴承仕突然灵光一闪，问：“您比祢衡如何?”章太炎两眼一瞪，哼声道：“祢正平（祢衡）怎么比得上我?”吴承仕于是告诉他，刘表欲杀祢衡，但自己不想背罪名，所以将弥衡送到黄祖那里，让他下手当恶人；如今袁世凯比刘表更厉害，因为他不需利用黄祖那样的人，就可让先生（指章太炎）自己把自己杀了。龙泉寺软禁中的章太炎一听，赶紧从床上翻身坐起，斥道：“这是什么话!”众门人见状趁机苦劝，并拿出荷包蛋等章太炎爱吃的食物，终于让他恢复了饮食。

    胡适所著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中国最早使用新式标点符号的书籍。书出来后，胡适特地送一本给章太炎，并在封面里写上“太炎先生指谬”，署名“胡适敬赠”。其中“太炎”和“胡适”二词右边都加条黑线，表示是“人名”。然而，章太炎不懂新式标点符号的应用，所以看到自己  名字旁的黑线，即骂说：“何物胡适!敢在我名上胡抹乱画！”继而发现“胡适”两字旁边也画一黑线，这才笑说：“他名字边也有线。就彼此抵消了。”

    章太炎晚年居住上海时，离家五十公尺之外，即找不到路回来。偏偏他又记不得自家地址，只能沿途问人，其问法是：“我家在哪里？”被问到的人，常当他是疯子。某次，他从南京返回上海，由于家人记错班次，没接到他，他只好雇一辆马车，并告诉车夫说：“到我家里。”车夫无法，只好在街上穷兜，转了半天才被家人寻获。此外，章太炎也不会用钱，只知一张钞票可用一次。所以他叫佣人买烟一包，给五元大洋；儿子想买大衣，他给五元大洋；后来要在苏州盖房子，他也只拨了五元大洋。

（选自《晚清民国人物另类档案》，有改动）

相关链接：①民国成立后，章太炎自日本返国，担任孙中山的总统府枢密顾问。宋教仁遇刺后，因参与讨袁活动而被袁世凯禁锢。]924年脱离国民党，并在苏州设立“章氏国学讲习会”，从此以讲习为业。“九一八事变”后，积极赞助抗日运动。后病逝于苏州。（《承认自己是“神经病”的章太炎》）②在《革命军》中，邹容开宗明义的提出，要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清朝的皇权，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并为这个国家定名“中华共和国”。（《历史上的今天》）③《革命军》被誉为中国近代的《人权宣言》。孙中山赞誉它“为排满最激烈之言论”，“能大动人心，他日必收好果”的作品。当时《苏报》主笔章士钊著文说：《革命军》“诚今日国民教育之一教科书也”。可见其宣传鼓动力量之巨大。（《历史上的今天》）

    1982年，路遥的小说《人生》在《收获》杂志发表，同年获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获奖后，路遥成为“在广场上生活”的公众人物，生活节奏被彻底打乱了。

    《人生》走红后，社会上还有一种论断，认为它是路遥不能再逾越的一个高度。路遥也非常清楚，《人生》是自己创作难以逾越的横杆。《人生》走红时，路遥才三十出头，正处于精力旺盛的文学创造期，他怎能躺在功劳簿上享受余生？路遥是位心性要强且格外理性的作家，他在无数焦虑失眠的夜晚警告自己，必须摆脱热闹的“广场式生活”，进行新的文学创作，一定要跨越《人生》这个横杆。

    事实上，路遥不是没有担心。他最长的作品就是十三万字的《人生》，这充其量是部篇幅较大的中篇小说，他缺乏长篇小说创作经验。而长篇小说尤其是多卷小说的创作，既需要文学才情，更需要不懈的坚持；既需要合适的创作技巧，也需要合适的题材。长篇小说应该是一位作家胆识才力与意志力的综合体现。对此，路遥十分清楚。他不愿躺在成绩簿上生活，他认识到，“如果不能重新投入严峻的牛马般的劳动，无论作为作家还是作为一个人，你的生命也就将终结”。

    他决定到毛乌素大沙漠去走一遭，在那里进行自己新创作的“誓师”。毛乌素大沙漠在陕北的北部，与蒙古高原相连接，天然地形成了中国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分界线。路遥自从年轻时到过毛乌素沙漠后，他就迷恋上这里的一切，对毛乌素沙漠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路遥在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中真实地记录了他对毛乌素沙漠的理解：

    无边的苍茫，无边的寂寥，如同踏上另外一个星球。嘈杂和纷乱的世俗生活消失了，冥冥之中似闻天籁之声。此间，你会真正用大宇宙的角度来观照生命，观照人类的历史和现实。在这个孤寂而无声的世界里，你期望生活的场景会无比开阔，你体会生命的意义也更会深刻。你感到人是这样渺小，又感到人的不可思议的巨大。你可能在这里迷路，但你也会廓清许多人生的迷津。在这开阔的天地间，思维常常像洪水一样泛滥。而最终又可能在这泛滥的思潮中流变出某种生活或事业的蓝图，甚至能够明了这些蓝图实施中的难易点以及它们的总体进程。这时候，你该自动走出沙漠的圣殿而回到纷扰的人间。你将会变为另外一个人，无所顾忌地开拓生活的新疆界……

    是的，作为对象化的客体在作家的审美中已经投注了作家的主体情感，赋予了作家的情感与思考，而不再单纯是一个无生命的存在物。路遥眼中的毛乌素沙漠，是其观照自己生命质量的一面镜子，是其顿悟人生的一个道场，是一块进行人生禅悟的净土！正是有这样的深刻认识，每当面临命运的重大抉择，尤其是面临生活和精神的严重危机时，路遥都会不由自主地走向毛乌素沙漠，在那里补充生命的能量。

    这不，路遥在人生做出重大决定的时候，再次背上行囊从省城出发，北上陕北榆林，直扑毛乌素沙漠。路遥明白，这次到毛乌素沙漠不仅仅是朝拜，更是要在那里郑重宣誓，告别过去，开启未来。“那么，就让人们忘掉你吧，让人们说你已经才思枯竭。你要像消失在沙漠里一样从文学界消失，重返人民大众的生活，成为他们中间最普通的一员。要忘掉你写过《人生》，忘掉你得过奖，忘掉荣誉，忘掉鲜花和红地毯。从今往后你仍然一无所有，就像七岁时赤手空拳离开父母离开故乡去寻找生存的道理……”

    路遥来到毛乌素沙漠后，在这个空阔的大沙漠里想到了很多很多，他想到准备创作的这部长篇小说可能将耗费数年，但他必须甘于寂寞，甘于在文坛上“消失”；他甚至还想到可能要承受青春乃至整个生命的失败……种种心绪浮出脑际，种种问题又被他一一排除。在这次孤独的沙漠宣誓仪式中，路遥下定决心，排除万难，用尽全部心血创作一部属于自己最高水平的长篇小说。他认为，“只有初恋般的热情和宗教般的意志，人才有可能成就某种事业” 。他这个人就是神圣文学的信徒，他要从一无所有的毛乌素沙漠郑重出发，一步一个脚印地向目的地迈进。

    这次沙漠誓师，是1983年的事。之后，路遥便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创作长篇小说的准备工作中去了。五年之后，一部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问世了。这部作品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播《平凡的世界》，许多城市还出现了排队购买这部作品的现象。1991年3月，《平凡的世界》荣获中国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路遥终于向文坛证明，他是可以超越《人生》这座高峰的！

（节选自厚夫《路遥传》，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路遥（1949－1992），中国当代作家，生于陕北清涧县一个农民家庭，其代表作《平凡的世界》以恢宏的气势和史诗般的品格，全景式地展现了改革时代中国城乡的社会生活和人们思想情感的巨大变迁。（百度百科）②什么是人生？人生就是永不休止的奋斗！只有选定目标并在奋斗中感到自己的努力没有虚掷，这样的生活才是充实的，精神也会永远年轻。（路遥《平凡的世界》）

汪国真：触摸生命的极致

    他不是诗人，不是书法家，不是画家，不是作曲家，他是汪国真——一个触摸生命极致的勇者。“一代人的文化偶像”汪国真走了，享年59岁，青春成为诗人最后一个注脚！

    汪国真，一代人记忆深处的名字，曾承载着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他的名字曾与诗歌紧密相连，让我们忆及那个传抄诗歌的年代特别的“时尚”。

    在大学期间，汪国真便开始发表诗歌作品。很少有哪个诗人像汪国真一样，在诗集出版之前就拥有了那么多的读者。到90年代，汪国真出了五六十种诗文集，研究赏析其诗歌作品的书多达十几种，随之“汪国真热”席卷全国。1990年，汪国真的诗集大卖，有人把这一年称为出版界的“汪国真年”。甚至有人把当时的热潮称为“风暴”。

    1985年开始进行诗歌的创作，至今坚持笔耕不辍二十余年，汪国真被誉为“中国诗歌最后一个辉煌的诗人”。曾有评论说：有青春的年代，就有汪国真的诗行。

    积极、昂扬的诗歌主题，让汪国真在年轻人群体中形成巨大影响，也让其作品带有启蒙意义，成为一代人的青春记忆。《诗刊》编辑、诗人彭敏说：“汪国真是一代人的文化偶像，他的诗歌成为无数文学青年的启蒙读物，他把诗歌的影响力扩大到整个社会，其诗歌的社会启蒙意义超过了文学价值本身。”

     “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汪国真的诗，在一代人心中留下烙印，并继续发挥着社会影响。正如网友的悼词：“人生最艰难的时期，您的诗为我释怀。如今，夕阳涂满小路，荆棘已化杜鹃，您的背影消失在地平线，您的温暖真诚继续伴我们风雨兼程。”

    细心人会发现，现在的许多报刊的一些栏目刊头的书写笔风一致，似乎一人所为。不错，这都是汪国真留的“墨迹”。汪国真书法作品乍看笔画舒展，章法潇洒，疏密有致，细赏稳健刚劲，豪迈磅礴，又不失典雅之美。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石宪章先生曾称汪国真是“书法界一颗璀璨的新星”。

    汪国真什么时候开始涉足书法界？让人颇为不解。其实，汪国真从诗家到书法家，追根溯源全是因为签名“惹的祸”。1991年11月，汪国真应邀为北京大学演讲，学生们都拿着本子请他签名。汪国真的字写得有“对不起观众”，他也不好推托。果不其然，一位拿到签名的女生失望地问他：“汪老师，你的诗写得好，字却怎么没诗好呢？”一句让汪国真意想不到的是，他在北京琉璃厂一家字画店里看到自己的两页信待沽，他上前问值多少钱。店主说少于千元不卖。汪国真问真值这么多钱吗？店主说，世上有两种字最值钱，名人写的字即名人字和书法家写的字即字名人，而汪国真的字兼二者而有之，能不值钱吗？而今，汪国真的书法已高达每平尺万元。在《中国百年书画走红名家》上，竟也赫然列着汪国真的大名。

当书法小有所成，他又开始学绘画。这两年，汪国真的书法和绘画作品在保利、瀚海等拍卖会上，成交价从数万到20多万元不等。最近的一次成交是1月24日的保利拍卖会，他的一幅书法作品卖到712.65万元。进入新世纪以来，汪国真又开始音乐的研究与创作，对自己的音乐作品，汪国真这么评价：“再过10年，有可能，我的音乐作品的影响力会超过诗歌。”这样的一生，何止“诗人”二字所能概括。

    汪国真的身体最早发出预警是在1999年前后。人生的最后阶段，他完全在扮演一个空中飞人。编辑刘志宏是他这种生活的见证者。每次给汪国真寄送图书样稿时，刘志宏都得先打电话弄清楚汪国真在什么地方，以便他能及时看稿。

    刘志宏曾问汪国真，你各方面都已经很成功了，为什么还要这么拼。汪国真告诉他：“不管多大岁数，也得努力啊。”这让他感受很深。

    汪国真生前好友、著名作家张宝瑞用“他要掀起人生的第二个高峰”来形容汪国真当时的状态——到处开办工作室、主持电视节目、作品越来越得到认同，“好像有一个收藏家一年要收藏他200幅作品”。汪国真还是不愿错过任何机会，“他就想重新来个‘汪国真热’”。

    汪国真的葬礼上，有副挽联来自书画家吴欢：“有人说汪国真不算好诗人，但好诗人不如汪国真。”

人生是一场漫长、没有终点的旅行，沿途的风景或许是悲凉的，或许是温暖的，或许是成功的、抑或是失败的。正如汪国真所说“人生也会因这一路风雨跋涉变得丰富而充实”，将有限的生命活出无限的可能，才算不虚此生。褪去这些璀璨的光环，汪国真留给我们的更多的是对生命的思考，影响一代人的又何止是他的诗歌。

修学储能的师范生时代

    长沙第一师范对毛泽东的成长无疑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在这里，毛泽东度过了他修学储能的师范生时代。

    青年人求学，大多喜欢谈立志。毛泽东认为，离开真理来谈立志，只是对前人中有成就者的简单模仿。真正的立志，首先是寻找真理。1915年9月，在给好朋友萧子升的信中，他提出有“为人之学”“为国人之学”“为世界人之学”。看来，心系社会，苦学砺志，是这位师范生当时最基本的自我设计。

    在一师，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是教伦理学的杨昌济。杨昌济，长沙板仓人，1903年留学日本，六年学成后又赴英国修学三年，然后游历德国、瑞士。归国后，数次辞谢做官而从学，把教书育人看作自己的天职。他在一师讲修身课时，要求学生“高尚其理想”，鼓励他们要“奋斗”，“有朝气”，“有独立心”，能“立定脚跟”，而办事又要“精细”，“小不谨，大事败矣”。对学问，他认为要“贯通今古，融合中西”，自己要有分析的批判的精神。毛泽东很喜欢杨昌济的课，还时常去他的家里讨论问题。他自称：“近年来有所寸进，于书本得者少，于质疑问难得者多。”除杨昌济外，毛泽东还常到徐特立、黎锦熙、方维夏等老师那里去求学解疑。这在黎锦熙1915年的日记中有多处记载，所谈内容有“读书方法”，“在校研究科学之术”，也有“改造社会事”。

    在学校的课程中，毛泽东把重点放在修身、哲学、国文、历史和地理等几门上，对数学、图画不花很多精力。他给朋友的信中说：“从前拿错主意，为学无头绪……于是决定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他每天总是在天色微明时就起身，晚上熄灯后还借外面一点微弱的灯光苦读，从不肯浪费半点时间，而且持之以恒。从先秦诸子到本省的县志，他都认真地研读。他在给好友萧子升的信中开列了77种古代经、史、子、集的著作，说“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

    作为湖南人，毛泽东这个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和选择，深受湘学士风的影响。湖南历来注重兴办书院，许多著名学者曾在岳麓和城南等书院讲过学。学子们历代相传，不断阐发，到了晚清，形成以推崇性理哲学、强调经世致用、主张躬行实践为基本特征的湘学士风。在这种风气熏陶下，湖南学人大多关心世事，热衷于投身政治活动，涌现了一大批有影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从而使湖南成为近代以来最有朝气的省份之一。年轻的毛泽东，自然受到这一浓厚的文化土壤的强烈感染。湖南一师规定的《教养学生之要旨》里，专列一条：国民教育趋重实际，宜使学生明现今之大事，察社会之情状。毛泽东在《讲堂录》里记下不少这方面的言语，如：“实意做事，真心求学”；“古者为学，重在行事”；“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

    耳濡目染，手写心记，强化了毛泽东对社会实际的重要性的认识。他常对同学们讲，不仅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这无字之书，就是实际的社会。1917年暑期，他邀了当时已从一师毕业、在楚怡小学教书的萧子升，各带一把雨伞、一个挎包，装着简单的换洗衣服和文房四宝，外出“游学”。毛泽东他们没带分文，历时一个多月，走了九百多里路，游历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个县的不少乡镇。途中，结交了农民、船工、财主、县长、老翰林、劝学所所长、寺庙方丈各色人等，写了许多笔记。这样的“游学”，毛泽东在校期间还进行过几次。第二年春天，他和蔡和森沿洞庭湖南岸和东岸，经湘阴、岳阳、平江、浏阳几县游历了半个多月。他日后养成的调查研究作风，从这里已可看出些端倪。

    中国社会这时正处在剧烈的动荡中。在一师期间，毛泽东总共花了160块钱左右，大约有三分之一用在订阅报刊上面。和同学们谈起时事，他总是有条有理，了如指掌，并且往往充满着激情。于是就有了“时事通”的外号。这更加深了他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1918年，毛泽东从长沙一师毕业，结束了五年半修学储能的师范生时代。此时的中国，一场急风暴雨就要来临。

（节选自金冲《毛泽东传》）

九旬叶嘉莹：一辈子和诗词谈恋爱

    叶嘉莹，1924年出生在北京的一个大家族，叶嘉莹的父母对她采取的是“新知识、旧道德”的家庭教育，虽然准许她去学校读书，但生活上对她约束极严。她被关在四合院里长大，甚少与外界接触。父亲教叶嘉莹认字读书，开蒙的第一本教材就是《论语》。对于圣贤之书，叶嘉莹强调必须真正用心去读，并且贯彻到行动中去。圣贤之书让她相信，宇宙之间自有一种属灵的东西存在着，当人生困厄降临时，便多了应对的力量。

    读初中二年级时，北京被日本人占领，叶嘉莹整年吃不到白米白面，只能吃一种混合面。酸酸臭臭的，很干很粗糙的渣滓，老舍《四世同堂》里，祁老先生的曾孙女宁愿饿死也不吃。但是叶嘉莹没有怨言，拌上最咸的酱吃下去。1941年，叶嘉莹才17岁，父亲远在后方失去音讯，母亲忧思成疾去世，身为家中长女，她还要照顾两个年幼的弟弟。幸而当时有伯父伯母的关照，她的学业并没有中断，还如愿考上了辅仁大学。精于古典文学的伯父十分欣赏她的天分，并引导她走上诗词创作、研究的道路。

    另一个对她产生一辈子影响的人，是她在辅仁大学的恩师顾随先生。读书时，她对顾先生的一字一句都舍不得错过，记下了厚厚的8本听课笔记。叶嘉莹还保存着老师当年写给她的信。老师希望叶嘉莹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别有开发，能自建树”。信是用漂亮的繁体行草书写，叶嘉莹保存至今。

    叶嘉莹曾说，她的一生都不是自己的选择，从来都是命运把她推往何处就是何处。让念书，也就念了。毕业后让教中学，也就教了。一位老师欣赏我，把他弟弟介绍给我，后来也就结了婚。叶嘉莹的丈夫是国民党海军教官，婚后不久，她就跟着丈夫去了南方，1948年又随国民党撤退到台湾。1949年年末，他们的大女儿才4个月，台湾的白色恐怖弥漫开来，丈夫因被怀疑是“匪谍”抓了起来。3年后丈夫出狱，却性情大变，经常不可理喻地暴怒，妻子成了他首当其冲的发泄对象。本来，生活的重担已把叶嘉莹压得透不过气，丈夫又加重了她的身心负担。她经常噩梦连连，近乎窒息，甚至有过轻生的念头。后来，王安石的一首诗，给了叶嘉莹一抹精神的灵光。诗是这样写的：风吹瓦堕屋，正打破我头。瓦亦自破碎，匪独我血流。众生造众业，各有一机抽。世莫嗔此瓦，此瓦不自由。她默默要求自己：不要怨天尤人，对待郁郁不得志的丈夫，也要宽容忍让。而这一忍，就是一辈子。这位情感丰富的女诗人，尽管深谙诗词中的儿女情长，自己却从未真正恋爱过。

    她的小女儿说，我母亲一辈子都在和诗词谈恋爱。1966年，叶嘉莹受邀赴美国密歇根大学及哈佛大学讲学，后又接受了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聘请，在温哥华定居下来。在拿到学校的终身聘书后，叶嘉莹以为自此就能安稳度日了，不料却再生变故。1976年，她的大女儿和女婿遭遇车祸，双双亡故。她强忍着悲痛为女儿女婿料理完后事，把自己关在家里，拒绝接触外面的一切。在这期间，她写下了10首哭女诗。

    诗词不仅帮助叶嘉莹排解悲痛，更给予她走出这种生死劫难的力量。1977年，她终于有机会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大陆。在火车上看到有年轻人捧读《唐诗三百首》，她觉得，尽管这个民族历经劫难，但诗歌的灵魂未死。叶嘉莹重新燃起了内心的激情，决心回国。从1979年开始，叶嘉莹每年自费回国，在各地高校讲授诗词。当时文革刚结束，传统文化断层严重，学生们内心对于学习古典诗歌有着极大的渴求。很多教授还在用陈旧的阶级分析法解释诗歌，而叶嘉莹却讲解诗歌的“兴发感动”，并旁征博引，令学生们激动万分。叶嘉莹用讲学把生命填得满满的，她记着老师顾随先生说过的话：“一个人要以无生之觉悟为有生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

    也有学生问过叶嘉莹：“叶先生您讲的诗词很好听，我也很爱听，可这对我们实际生活有什么帮助呢？”她这样回答：“你听了我的课，当然不能用来评职称，也不会加工资。可是，‘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古典诗词中蓄积了古代伟大之诗人的所有心灵、智慧、品格、襟抱和修养。诵读古典诗词，可以让你的心灵不死”。对叶嘉莹来说，“报国”最重要的方式就是教书育人。讲课时，她一定尽己所能，把古典诗词的好处讲出来。对她来说，这不仅是对不对得起学生，更是对不对得起杜甫辛弃疾的事情。

    晚年的叶嘉莹将传承古典文化作为自己的责任。在她看来，“人生总有一天会像燃烧的火柴一样化为灰烬，如果将这有限的生命之火点燃其它木柴而使之继续燃烧，这火种就会长久地流传下去，所以古人常说‘薪尽火传’。有人曾劝我，年纪慢慢大了，该多写点书，少教些课。这话也有道理，可是当面的传达才更富有感发的生命力。如果到了那么一天，我愿意我的生命结束在讲台上……”

    叶嘉莹说人生最大的困难，是找到意义和价值。这难题，她早已解开。

【相关链接】①叶嘉莹接受采访时说：古典诗词里蕴含的，是我国文化的精华，是当年古人的修养、学问和品格。现在的青年一般都不喜欢读古典诗词，因为它的语言是古典的，里面又有很多典故，有很多历史背景，他们自己看是很难看到里面的好处的，难免对它们冷淡隔膜，这是很大的损失。所以我要把这些好处讲出来，希望能够传达给他们，让他们能够理解，只要有人愿意听，只要我的能力还可以讲，我都愿意一直讲下去。②叶嘉莹是中国古典文化的传灯人，站在通往诗词王国的道路上，诲人不倦度人无数。诗词给叶嘉莹力量，作为一个承习新知识，旧道德家教的女子，叶嘉莹借它度过忧患，获得疗愈。在诗词这样一种古老而含蓄的文学形式中，叶嘉莹有所躲藏又有所释放。

飞向远方的“金孔雀”

    30岁的她，青春靓丽，自信阳光。祖国的蓝天，记录下她五彩缤纷的梦想——余旭，我国首位歼-10战斗机女飞行员，人称“金孔雀”。2005年9月，她考入空军航空大学，成为中国第八批女飞行学员；2009年，她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首都阅兵，驾机飞过天安门；2012年，她率先驾驶歼-10战斗机直冲云霄，成为我国目前4位歼-10战斗机女飞行员之一；她2次驾机亮相中国（珠海）航展，向世界展示中国空军的风采……不难想象，她的未来，或驾机捍卫祖国边疆，或成为宇航员遨游太空，注定成为世人瞩目的巾帼英雄。

    痛!永不退缩的“金孔雀”蓝天折翼

    “空军女飞行员余旭同志在飞行训练中不幸牺牲，我们失去了一名好战友……”11月12日，空军新闻发言人申进科发布了这一消息。

    人们怎能相信，就在前一天，她还在微信朋友圈发布信息：“人民空军!67岁生日快乐!”可是，如今她却带着战机，带着挚爱的事业，把青春和梦想化作了永恒。

    2005年夏季，带着五彩的军营梦，带着振翅的飞行梦，余旭和35个女孩成为中国第八批女飞行学员。体能训练是第一道坎，跑步是每天必须课，一跑就是3000米。回忆“飞之初”的训练过程，余旭曾说：“不管每次训练多么辛苦，我好像从来没有真正退缩过。从来没有。”

    2009年，经过一轮轮考核，余旭最终和15名姐妹成为中国第一批战斗机女飞行员。毕业后，她参加的最为荣耀也最有挑战的任务，就是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首都国庆阅兵。4个月后，余旭以娴熟的技术驾驶着教8梯队三中队右二僚机，飞越天安门广场，接受祖国庄严检阅，并用彩烟把国庆盛典推向高潮。

    一次次高飞，记录着余旭的飒爽英姿；一次次任务，见证着余旭的永不退缩。她带着永不退缩的精神，和心爱的战机一起拥抱蓝天，一起挥洒自如，让生命之花在蓝天绽放……。

     “每个人的青春乐章中，总会留下动人的旋律和音符。女飞行员，是我在自己生命乐章中留下的一笔，我期待在飞翔之路上能多添几笔，把每一笔都当作书签，收藏在我生命的每一页中。”余旭在日记中写道。

    忆!激情四射的“金孔雀”蓝天翱翔

    由于会跳孔雀舞的缘故，余旭得了“金孔雀”的代号。军校报到时，她也曾带着五颜六色的布娃娃。但为了蓝天翱翔梦，她剪掉长发，把所有的颜色换成了空军蓝。

    2014年11月11日，广东珠海，在歼-10战机凌空而上的轰鸣声里，“八一”飞行表演队拉开了2014年第10届中国（珠海）航展的帷幕。队员们驾驶战机在机距不过几十厘米的“魔鬼编队”中俯冲、转弯、跃升、翻滚，赢得了观众们的啧啧称赞。在这次航展中，余旭作为女飞行员首次编入“八一”飞行表演队。我们看到的只是炫酷的动作，却不知道，她的身体要承受自身六七倍的载荷。今年11月，余旭再次亮相中国（珠海）航展，做出了更多花式动作：剪刀交叉、双机绕轴滚转……观众席中，爆发出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撩一下短发，回头一笑；酷酷的样子，充满阳光。人们记住了你的模样，那是中国女军人最美的风采。人们都在期待，下一届的航展上，依然有你熟悉的身影，看到你一飞冲天的自信……

    余旭日记中有这样一句话：“有时候也会去羡慕身边的同龄人，但我们选择的生活方式不一样，职业也不一样，我们追求的东西也不一样，我觉得青春真的是无悔的。”

    盼!人们怀念的“金孔雀”何时归来

    今年中国（珠海）航展，是余旭生前最后一次公开亮相。面对镜头，她自信地说：“我会把最好的状态展现给大家。” 那空中的伞花，怎会是你最后的身影?      

    为了飞行，入伍最初的4年，余旭只回家过3次。过年时，母亲问她回不回家，她安慰母亲，“我迟早会回去的，我根在那里。”而如今，她突然离开了，再也无法回去。2014年中国（珠海）航展，是母亲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到现场看她的飞行表演。然而，她却很少有时间与母亲在一起，匆匆见一面，就又返回去训练了。更多时候，母女俩只能靠电话和微信联系。如今，天人永隔，怎能忍受失女之痛。

    余旭，你知道吗?有多少人在等着你平安着陆。

    余旭，你知道吗?你的战友，你的跑道，等待着你的返航。　　

    余旭，你知道吗?你的善良和美丽，成了朋友们永恒的记忆。

    有人说，生命的最后，余旭一定是微笑的，因为她不惧生死，她把生命献给了最爱的飞行事业。余旭曾说：“要想飞得更高，就要把地平线忘掉。”可是，这一次，她却忘掉了地平线，再也没有回来。

    金孔雀，天堂中的你，也许正在酝酿着凤凰般的涅槃，重整行装再出发。等着你，换羽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