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威

        ①赵振江教授今年已经七十岁，到了孔子所说的“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年纪，但他恐怕仍然是中国最活跃、最高产的西班牙语诗歌翻译家。迄今为止，他已经翻译了数十位西班牙语诗人的十几万行诗句，而且这些诗人无一例外都是西语乃至世界诗歌史上的名家大师。卢文•达里奥、米斯特拉尔、巴勃罗•聂鲁达、塞萨尔•巴列霍、尼古拉斯•纪廉、奥克塔维奥•帕斯、胡安•赫尔曼、安东尼奥•马查多、胡安•拉蒙•希梅内斯、加西亚•洛尔卡、拉菲尔•阿尔贝蒂、维森特•阿莱克桑德雷等等这些我们熟知的西语诗人的作品多半是通过赵老师的译笔才进入中国读者视野的。2009年“因在诗歌翻译方面成就卓著，有力地促进了诗歌间的国际交流并深刻影响了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赵老师荣获了第二届“中坤国际诗歌奖”，而这一奖项仅仅是赵老师获得过的诸多荣誉之一，此前他还曾多次被西班牙、阿根廷、智利等西语国家授予骑士勋章、总统勋章。

        ②虽然著作等身、蜚声国际，但盛名之下的赵老师不改真诚质朴、勤奋谨严的本色。除了每周打一两次篮球，看看电视里的体育和京剧节目之外，他的大部分时间还是在做他最喜爱的文学翻译。文学从他年轻时的梦想逐渐变成他的另一种生命。

        ③赵老师从小就喜欢舞文弄墨，中学的时候就在《中学生》杂志上发表过诗作，读大学的时候还热心组织同学创办了文学墙报《迎春花》，当年英语系的李肇星也是主要参与者之一。赵老师高考的第一志愿本来是北大中文系，据说是“作为学生骨干被西语系要走的”。也许没读成中文系是赵老师心里永远的遗憾，所以他对中文系的先生学长们都特别尊敬。即使现在已经名满天下，但每次见到55级中文系的谢冕、洪子诚、孙玉石等学长，他仍发自内心的佩服与欣赏。1965年，当赵老师第一次翻译了一篇小说并收到《世界文学》杂志的录用通知时，他才意识到翻译也许是他重拾文学梦想的必由之路。从此他便一发不可收拾。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今，赵老师不仅将众多西语诗歌史上的大师佳作接连不断地译成中文，更是与西班牙的专家合作将《红楼梦》译成西文，如今全一百二十回的西文版《红楼梦》已经于2005年出齐，成为西班牙文化界的一桩盛事。虽然赵老师因此获得了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授予他的“伊莎贝尔女王骑士勋章”，但个中艰辛恐怕一纸难书。赵老师去西班牙翻译《红楼梦》，邀请方格拉纳达大学给的待遇是很低的，用他的妻子段若川教授的话说，“还不如给他打扫房间的女仆钱多”，但他的工作量是惊人的，每天工作14小时，没有休息日。赵老师前后两次去格拉纳达大学，总共工作了近四年，才最终完成全部翻译。他一如既往，从来不会抱怨。做学生干部时他就坚信“不讲条件，不计报酬是高尚的品德”，这么多年，他从来没有为了名利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反过来，自己喜欢的事情没有名利他也会无怨无悔地脚踏实地去做。直到今天，他有时拿的仍是千字四十元的稿费，但是他从来不过问这些，有时甚至没有找到出版社，他也要把他喜欢的诗作翻译出来。因为翻译诗歌已经成了他的生活方式。

         ④赵老师热爱诗歌翻译，不仅仅是源于他个人的文学梦，更重要的在于，他坚信诗歌（文学）可以改变世界。正像他翻译的智利诗人聂鲁达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答谢辞中所宣扬的一样，“诗歌不会徒劳地吟唱”。纵观他译介过的诗人，几乎都是襟怀坦荡、视野开阔，具有博大的人道情怀和坚定的信仰。他们都怀着对祖国对人民赤诚的爱，对不公正不平等制度痛切的恨；他们都以诗为旗，试图呼唤正义与自由，试图改变世界。近年来，西班牙国内学界对曾经加入过法西斯长枪党的一些诗人开始给予关注和研究，认为政治和文学应该分开，强调他们的诗歌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在赵老师的心中，从不会将杀害加西亚• 洛尔卡、 虐待米格尔•埃尔南德斯的长枪党徒同那些为正义与自由献出生命的诗人等量齐观。在今天这样一个“写诗为娱乐”的时代，赵老师的诗歌观显得执拗，甚至有些落伍，但这也是他的坚守。

         ⑤正因如此，古稀之年的赵老师，虽已经退休在家，可依然忙忙碌碌。虽然他撰写了《西班牙与西班牙语美洲诗歌导论》，编译了《拉丁美洲诗选》、《西班牙黄金世纪诗选》，甚至《西班牙女性诗选》，几乎凭一己之力完成了西语诗歌从古至今、从西班牙到西语美洲的历史脉络连贯、空间版图完整的译介，不过对他而言，西语诗歌译介还有大片大片的空白等待填补，在后继乏人的情形下，他更是常言“责任在肩，不敢懈怠”。尽管近三十年来，赵老师几乎保持着一年一本书的翻译出版速度，但他仍然时时感到力不从心。无论是与我们这些学生闲谈，还是接受媒体采访，他“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是“翻译人才青黄不接”。他认为造成“断层危机”的原因主要在于两点，一是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社会语境，文学艺术总体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这导致全国西语专业虽然不少，但多以经贸方向为主。很多西语专业文学类课程只是点缀，更遑论文学翻译课程。同样是翻译，文学翻译的稿费不及经贸合同翻译的1/3，甚至更少。二是我们的主流文化视野聚焦于欧美文化，对西语文化相对忽视。西语文学的教学、翻译、出版都比英语、法语等语言困难。80年代以来，我国每年翻译出版外国文学作品逾千种，其中西语文学作品不到1/10。这与西班牙语的世界第三大语种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虽然个人功成名就，生活悠然惬意，但赵老师不改赤子之心，仍然为改善西语文学翻译与研究的寂寥现状而奔走疾呼。

亦诗亦哲方东美

    方东美，名珣（1899～1977），安徽省杰出的乡贤，台湾大学哲学系的名教授，我国现代哲学史上的大哲学家，闻名于世。

    方先生受到中国传统诗教的熏陶。“幼承庭训，深沐经史古典文化熏陶；加之，夙慧天成，秉彝非凡，三岁受诗经，过耳成诵，有神童誉，如以智然。”方先生对《诗经》素有研习。他读金陵大学哲学系时还怀着浓厚的兴趣选修了《诗经》一课，希冀能有所增益。但“开课不久，一天，教授在台上讲，台下有人低声说‘错了！’教授皱了一下眉，继续讲课；台下又有人说：‘错了！’教授生气了。大声问：‘谁说我讲错了，谁就来讲！’方先生站起来说：‘我们是学生，我们是来听课的。’教授气更大了：‘你既能说我讲错了，你就应该上来讲！’方先生从容出位，走上讲台，先向教授鞠躬，便将教授讲过的一段诗经，重新讲解，详征博引，既辞义明白，又趣味盎然，人人凝神静听，直到下课钟响了，方先生再向教授鞠躬而退。教授走出了教室，方先生得到全班如雷的掌声。”

    于是，方先生的国学根基深厚之名声，传遍全校，成为大家的共识。著名的教育家、校教务长刘伯明博士曾对文学院文史哲各系负责人明言：“你们要请国学老师，有两个学生——方东美、黄仲苏的关恐怕不容易过，最好先征询他们的意见。”

    方先生既精通英语和德语，又精通西方的诗。诗人张佛千回忆说道：方先生对西方的诗的“情理神韵”，“能以其大慧”，予以“深赏妙解”之。所以，他在自己的哲学专著里往往引用了很多西方的诗。特别是，他能“信、达、雅”地将西方的诗“译为中国五言诗，辞意兼美，置之古人佳作中，亦无逊色”。

    方先生不但热爱中国古典诗，会翻译西方诗，而且还乐意写中国古诗，他一生写了一千多首。但是，他却不轻易示人。“我除掉写一点哲学的著作以外，同时也还写了一点诗、一点词，但是这种东西平常不示人的。所谓诗同词，在中国就是印出来，也是非卖品……所以有许多人就把诗集词集叫做‘待焚稿’，是自己预备给烧掉的，这完全是作者自己的真情的寄托。”所以，人们往往只知道方先生是一位哲学家，而不知道他同时又是一位诗人。他认为“中国很多哲学思想即充满诗意”。他还主张哲学与诗是会通的。“本来是兼综先知先觉、诗人、艺术家同圣人的资格，然后才构成完备的哲学家。”他坦言相告：“我自己的真情感，也许不在我的思想里面表现出来，而在我的诗词里面不自觉地流露出来了。”

    方先生的诗受到极高评价：史学家黎东方教授谓其诗必传。古典学者兼文艺评论家钱钟书教授，1987 年访美经华盛顿时，对弟子陈一川叹曰：“中国古典诗人如方先生者，今后绝矣！”

    这些评价当然也是我们读方先生诗的最好的导读词。

    方先生的长子方天华，在方先生逝世后出版全集中的诗集——《坚白精舍诗集》的《后记》中，开头就追忆说道：“国内外学术界认识先父方东美教授的人士，都知道他是颇有成就的哲学家。不过对于他诗词造诣熟悉的人，不算很多。这是因为父亲借用诗词发挥自己私人的情绪观感，除了对于家人和少数知交，他不轻易出示作品。”我们上中学住在家中，“夜深梦醒，常听见父亲在他的书房兼卧室里吟诗。他时常利用夜间的宁静，读书写作，要到清晨三四点才就寝。”但“他如有自己得意的诗词，就等不及向母亲和我们诵读。”

    方天华也回忆说道：“父亲的诗词大部分是在重庆八年抗战期间写作。那时我们全家住在沙坪坝嘉陵江畔中央大学教职员宿舍的栾家院。似乎生活愈苦，父亲研读愈勤，诗情愈浓，这大概也就是所谓重庆精神。”他实话实说，父亲所谓的“坚白精舍”，无非就是“我家的泥墙陋屋”。

    他还形象地描绘出他父亲吟诗的动人的情景：“嘉陵江对面磐溪的瀑声，江中石门的急涛声，岸边纤夫的歌唱声，常与相咏相应，极有情趣。”他最后道出了他父亲对诗之所以青睐的原因。

     “父亲在世常引歌德，说诗的功能在作生命之梦。”

（摘编自沈素珍《友情与诗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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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方东美是二十世纪具有重大影响的哲学家、美学家，他以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是二十世纪将传统生命美学进行现代转型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作为一位具有民族责任感和世界眼光的思想家，他一直在努力营造人类理想的生命存在样态。为着这个目的，他对中西文化以及人类生命中的各种价值形式进行了最大程度的整合，使之一一含章定位，共同统会于普遍生

命这一理想生命本体当中。“统会”使得方东美的思想在整体上呈现出了旁通统贯、兼容并包、综合超越的特点，它能够从多面向、多角度对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进行辐射，远远超越了学派之限。因此，学术界对他的新儒家、新道家的身份争论并不足以从整体上反映出他的思想面貌。从美学的角度来看，方东美抛弃了对具体的感性审美经验和艺术创作理法的分析，而是从全新的真善美价值定位切入，把我们的视线引向了人的理想化生存以及人类生命的自我超越。

（摘自李春娟《方东美生命美学研究》）

②方先生曾说自己“三岁读诗经，十二岁就读完了十三经”。这在当时重视教育的家庭中，是可能做到的。他的国学程度有多好呢？他在《段锡朋先生纪念谈话》一文，说他念金陵大学哲学系时，入学考试的国文成绩特优，得以免修三年国文课。后来有两位教授担心中国文化在金陵大学受到忽视，就向校长建议，“以后凡是聘请中文教授，都要得到某某两个学生的同意”云云。方先生正是这“两个学生”之一。

（摘自傅佩荣《回忆恩师方东美先生》）

李济：中国考古学之父

    这个年轻的中国学生在“自撰简历”的最后写道：“要是有机会，还想去新疆、青海、西藏、印度、波斯去刨坟掘墓，断碑寻古迹，找些人家不要的古董来寻绎中国人的原始出来。”那一年，他22岁，即将去哈佛攻读人类学。后来，他果真去“刨坟掘墓寻古迹”了，只不过是在中原的河南、山西和山东。

    1928年，他主持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发掘，成为第一位挖掘考古遗址的中国学者。1930年，主持济南龙山镇城子崖遗址发掘，他让龙山文化呈现于世人面前。如今，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已成为中国远古历史的标志性术语，许多对考古学一窍不通的人也耳熟能详。只不过，大多数人对他却是闻所未闻。

    1928年至1937年，他主持了震惊世界的河南安阳殷墟发掘，使殷商文化由传说变为信史，并由此将中国的历史向前推移了数百年。直至今日，它依旧被视为人类文明史上最重大的发掘之一。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名字——李济。

    我们关于商代的知识很大程度上是由李济给我们划定的。他领导的安阳殷墟发掘，对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包括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前所长夏鼐、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前所长高去寻在内的中国考古学界领袖人物，都曾受李济指导，在安阳接受过考古学训练。

    已故的考古人类学大家张光直以台湾中研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教授的权威身份，曾对自己的导师李济做过评价：近60年的岁月里，一开始作为中国考古学之父，随后又作为中国考古学掌门人，他的学术思想一直在中国这门学问的发展中占据支配地位。

    如果不将张光直所说的“中国学界”缩小为台湾学界，那么他的判断显然过于乐观了。李济在1948年年底随史语所迁台，这一选择很难以优劣论，但其所造成的尴尬局面却是显而易见的。

    1959年，以《考古》杂志为代表的大陆考古学界对李济发起了猛烈的“围剿”。李济的儿子李光谟甚至还收藏了当年的一期《考古》，整整一期都在批判李济。此后，和许多政治上选择错误的著名学者一样，这个名字逐渐消失在我们的阅读视野中。但他曾对1949年后大陆的考古发掘报告提出过严厉的批评，认为其中缺乏实际材料，充满了政治术语，对出土地、器物、尺寸等内容居然都号称“保密”。

    “我想，按照他一贯的标准，这些根本都够不上考古学。”李光谟对记者感叹道。

    据说，直到后来西安半坡遗址的发掘报告出来以后，李济对大陆考古学的印象才有所改变，他自己的文章中也开始引用大陆学界的资料。在儿子眼中，李济相当固执，总是直道而行。“他不知道拐弯的，有时候。”

    李济去世后，人们回忆：“他是一个被上级、同僚、晚辈、学生害怕的人，但他对真心为学的人则给予最大的帮助。”其实岂止“害怕”，在一些人眼中，此人简直就是“可恶”。台湾名人李敖就曾写过文章，称李济为“最后一个迷人的学阀”。李济因固执而获罪为“学阀”，但饶是刻薄如李敖，也从不否认他身上“迷人”的一面。李济人生最辉煌的一页是在殷墟，此后，考古学家和他发掘的遗址天各一方，路途迢迢。身不能回大陆的李济，晚年心中是否牵挂殷墟？隔海相望殷墟，心中是怎样一番滋味？这些问题，由于长期的两岸阻隔，甚至连李光谟也无法回答，但他说：“1977年，李济生前最后一本著作是《安阳》，可见殷墟在他心中的位置。”

（选自《民国那些人》，有删改）

【相关链接】1949年社会巨变，中国学术一分为二，胡适、钱穆、李济、傅斯年等一批学人离开大陆，其中不少人在台湾传薪播火。自此以后，殊途发展，虽为异流，却显同归之势。殷墟的不少资料以及李济在台湾，使海峡对岸仍有不少学者继续着对殷墟的研究。这种研究，不仅是学术，还分明包含着对乡土的牵挂，对故园的思念。《中国文明的开始》和《安阳》等学术著作，均为李济去台后的心血结晶，可见古老的殷墟，仍然是他学脉所牵、心魄所系。

魏景超：用心守护植物健康成长

    魏景超(1908～1976)，我国著名植物病理学家、农业教育家。1930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园艺系。1933年，他参加清华大学公费留美研究生考试，名列全国第一。1937年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任职，在水稻病害研究、真菌分类学及植物病毒学研究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魏景超幼年目睹农民颠沛流离、饥寒交迫，深感只有振兴农业，才能解决民生问题。立志于兴农的他，在大学毕业后就以优异的学习成绩获“金钥匙”奖，并成为“斐陶斐”学会会员。在美国留学期间，他利用可利用的时间和设备，放弃节假日休息，参加暑期学校学习、参观实验室和农场、访问老教授，以获取知识，汲取经验和新的见解。在学校里，他更是抓住学校资源，勤奋刻苦。图书馆里，他埋头钻研；实验室里，他观察切片、制作标本，孜孜不倦。爱思、善学、勤问的他努力摄取国外新知识、新技术，汇集大量的宝贵文献与读书笔记。可惜的是，回国正值抗日战争期间，魏景超积累了四年的书籍、笔记随交运的美国轮船一起在日机轰炸下沉于太平洋底。

    回国后执教于金陵大学的魏景超，面对国内农业教材与国际水平的差距，边执教边精心编写讲义、教材。外出采集标本、调查农作物病虫害情况、拍摄照片、绘制讲解图表等，身体力行。他先后讲授过普通和高级植物病理学、作物病害、真菌学、细菌学、植物免疫学和病毒学等课程。出版有《普通植物病理学》《植物病理学实验指导》《真菌重要目、科、属分类检索表》等优秀教材、书籍。

    魏景超十分注重课前准备工作，细致地整理授课内容、思路，并结合当时最新研究成果的讲解以扩充学生的知识面，确保课堂的高效授课。课堂上，他条理清晰、深入浅出；实验室里，他仔细观察每个学生的操作，及时指正规范；野外实习时，他认真传授观察作物病情和采集标本的知识。他注重因材施教，对低年级学生侧重基础知识的把握，对高年级学生侧重独立探索、学习的能力培养。对跟随他研究学习的十几个学生，他按各人的进修计划进行个别指导，耐心细致，诲人不倦。抗日战争期间，他常到外校兼课，将其所得资助家在沦陷区或家境困难的同学，竭力培养农业人才。他要求年轻助教作充分的课前准备，上课时还经常跟班听讲，对缺点加以指正，给予必要的示范。严谨的态度、躬亲的姿态，用“心”教学的魏景超对学生和其他老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水稻病害方面，魏景超先后发表8篇重要的学术报告及论文。他实地调查试验，足迹遍布江、浙、沪、闽、粤、桂、皖等近10个省市地区。他编写了《水稻病原手册》，详细记载了我国已发现和国外报道过寄生于水稻的约250种微生物，对重要病原菌简要说明其诱致的症状、发病因素和防治方法。该书作为诊断稻病的工具书，多年来为国内外同行所采用或引用。

    在真菌分类学上，魏景超亦有卓越贡献。1948年，魏景超重新鉴定了番茄漆腐病的病原菌，更正了其所属类别，还澄清并鉴定了豇豆和大豆叶斑病病原菌。晚年的他辗转在病榻与书桌之间，日夜辛劳长达6年，完成了《真菌鉴定手册》，填补了我国真菌鉴定工具书的空白。

    在植物病毒学研究方面，魏景超历来重视科学研究解决生产实际问题。早在上世纪40年代初期，他在成都附近调查烟草和番茄病害。之后又致力于华东地区十字花科蔬菜花叶病的考察、研究，阐明了常见病害的症状、病原、寄主范围及防治方法。尤其在油菜病毒研究方面，总结出油菜远村育秧、避蚜防病毒的有效措施。

    晚年身患重病的魏景超，仍心系国家。1956年江苏省昆山县油菜田发生严重病害之际，他在同志们搀扶下仍然在田间跋涉，观察油莱病情，同行者无不感动。

    “以振兴中国农业为己任”，上下求索，魏景超用躬行的一生诠释了践行者的姿态。

(摘编自李姝昱《魏景超：用心守护植物健康成长》)

【相关链接】①分类研究并非易事，寻找理想标本，往往需要连续追索数年。有时能获得满意的结果，有时也会发生错误甚至失败，但魏景超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有错必纠，从不灰心丧气，总是再接再厉地干下去。(摘编自“魏景超纪念馆”)②一想到祖国多灾多难，倍受帝国主义的欺凌，他便忿然而起。他想自己是中国人，又是公费留学生，一定要刻苦学习，为国家争光，为民族争气。(摘编自《科普中国·科技名家风采录》)

一个坚定的叛逆者

    ①大夫第在浏阳的市中心。浏阳人说，到浏阳，不可不到大夫第。因为大夫第不仅是一座精美绝伦的明清古建筑，更是戊戌变法第一烈士谭嗣同的故居。

    ②大夫第建于明朝末年，在谭嗣同父亲谭继洵担任湖北巡抚的时候，得以大规模扩建。因谭继洵地位显赫，当地人称之为“大夫第”。现存的建筑仅仅是原来的一小部分，但也有近八百平方米。今天，外面的街道已经是现代化的闹市，而一走进大夫第的大门，就如同走进了一个迥然不同的历史时空。在雕梁画栋之中，在从天井射进来的丝丝柔和的阳光之中，还能不能寻觅到谭嗣同矫健的身影呢？

    ③其实，谭嗣同生前在大夫第居住的时间并不算长。他出生在北京，青少年时代大多陪伴父亲宦游在外。随着父亲任职地方的变化，他几乎走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回湖南老家几次，都是短暂的居住。但是，谭嗣同很喜欢这座老宅，他给自己的房间取名为“石菊影庐”。所谓“石菊”，也就是浏阳闻名全国的菊花石，因石头青灰如玉，有雪白的花瓣状似菊花，故名。谭嗣同的著作“旧学四种”之一便取名为《石菊影庐笔识》。他还喜欢使用菊花石制作的砚台，并写过多首砚铭，在友人之间唱和。菊花石的纯洁和坚硬，不正是谭嗣同自己品格的象征吗？

    ④虽然经过了百年风霜的洗礼，大夫第的精美与讲究依然让人叹为观止。每一扇门窗上面都有细腻的木雕，鱼儿像在水里游动，鸟儿像在空中飞翔。遥想当年的街道上，除去这家豪宅之外，大概一般都是低矮、阴暗、破败的民房。大夫第内的主人，位居一品，当然是冠冕堂皇；大夫第外的世界，民不聊生，饥寒交迫。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不算贪官，一生保守而谨慎，但官位到了那一级，制度自然会给予他这样的房产和其他一切物质利益。作为谭家公子的谭嗣同，为什么不安安稳稳地享有大夫第里的醇酒美人，而毅然选择“叛徒”的身份，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呢？

    ⑤有关心灵的奥秘，是难于言说的。谭嗣同曾经跟随父亲在陕西赈济灾民，在给老师欧阳中鹄的一封信中，他这样写道：见难民作种种状，悚然忆及去年家乡之灾。幸有人焉以维持之，不然，大乱一作，惨毒当不止此。……又自念幸生丰厚，不被此苦，有何优劣，致尔悬绝？犹曰优游，颜之厚矣！遂复发大心：誓拯同类，极于力所可至。

    ⑥这里，谭嗣同隐然具有基督教的“原罪意识”，在自己的幸福与他人的苦难对比中产生严重的“不安”心理，从而开始反思自我与世界的关系。我享有的一切是理所当然的吗？我应该承担的责任究竟有那些？这时候，一扇一扇的门次第打开了，光芒射得人睁不开眼睛。这也是一种“觉”和“悟”，与当年佛祖在菩提树下的顿悟相似。谭嗣同推开了大夫第的窗户，也推开了自己心灵的窗户。有一种等待是上苍专门为自己设定的，人的命运便是欣喜地向它奔跑过去。

    ⑦漫步在大夫第内，徘徊在石菊影庐前，寝具、书桌和笔墨犹在，而主人早已离去。他与父亲的关系是微妙的，父亲忠于传统，忠于僵硬的专制秩序，却清楚地知道儿子惊世骇俗的才华和冰清玉洁的人格。谭嗣同虽然拒绝了父亲给他安排的平坦的仕途，却依然对父亲拥有那一份天生的血缘之爱。在他决定为失败的变法事业献身的时候，并没有忘记父亲。他模仿父亲的口吻，写了一封痛斥自己“不忠不孝”的信件，借以让朝廷日后在清查家属时，不至于连累父亲。而父亲呢？在儿子遇难以后，谭继洵被从轻处罚，提前退休回到浏阳，回到大夫第。一个小小的生活细节说明谭继洵的内心是雪亮的：一天，谭嗣同的遗孀李闰因为想念死去的丈夫，禁不住在房中哭泣。谭继洵经过门外，听见哭声便止步劝说道：“媳妇不必悲伤，别看我是朝廷的一品大员，但我儿日后在青史上的地位，不知道比我要高多少倍呢！”

    ⑧阳光透过窗框，投射到青石板铺就的光滑的地面上，宛如顽童涂抹的小方格。多少人的脚步，沉重或者轻盈，在这块地板上走过。许多年前，一个坚定的叛逆者，走过长长的天井，鞋底带着天井里的青苔。

    ⑨他再也没有回来过。

魏景超：用心守护植物健康成长

    魏景超（1908～1976），我国著名植物病理学家、农业教育家。1930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园艺系。1933年。他参加清华大学公费留美研究生考试，名列全国第一。1937年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任职，在水稻病害研究、真茵分类学及植物病毒学研究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大学毕业后就以优异的学习成绩获“金钥匙”奖，并成为“斐陶斐”学会会员。在美国留学期间，他利用可利用的时间和设备，放弃节假日休息，参加暑期学校学习、参观实验室和农场、访问老教授，以获取知识，汲取经验和新的见解。在学校里，他更是抓住学校资源，勤奋刻苦。图书馆里，他埋头钻研；实验室里，他观察切片、制作标本，孜孜不倦。爱恩、善学、勤问的他。努力摄取国外新知识、新技术，汇集大量的宝贵文献与读书笔记。可惜的是，回国正值抗日战争期间，魏景超积累了四年的书籍、笔记随交运的美国轮船一起在日机轰炸下沉于太平洋底。

    回国后执教于金陵大学的魏景超，面对国内农业教材与国际水平的差距，边执教边精心编写讲义、教材。外出采集标本、调查农作物病虫害情况、拍摄照片、绘制讲解图表等，身体力行。他先后讲授过普通和高级植物病理学、作物病害、真菌学、细菌学、植物免疫学和病毒学等课程。出版有《普通植物病理学》《植物病理学实验指导》《真菌重要目、科、属分类检索表》等优秀教材、书籍。

    魏景超十分注重课前准备工作，细致地整理授课内容、思路，并结合当时最新研究成果的讲  解以扩充学生的知识面，确保课堂的高效授课。课堂上，他条理清晰、深入浅出；实验室里，他仔细观察每个学生的操作，及时指正规范；野外实习时，他认真传授观察作物病情和采集标本的知识。他注重因材施教，对低年级学生侧重基础知识的把握，对高年级学生侧重独立探索、学习的能力培养。对跟随他研究学习的十几个学生，他按各人的进修计划进行个别指导，耐心细致，诲人不倦。抗日战争期间，他常到外校兼课，将其所得资助家在沦陷区或家境困难的同学，竭力培养农业人才。他要求年轻助教作充分的课前准备，上课时还经常跟班听讲，对缺点加以指正，给予必要的示范。严谨的态度、躬亲的姿态，用“心”教学的魏景超对学生和其他老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水稻病害方面，魏景超先后发表8篇重要的学术报告及论文。他实地调查试验，足迹遍布江、浙、沪、闽、粤、桂、皖等近10个省市地区。他编写了《水稻病原手册》，详细记载了我国已发现和国外报道过寄生于水稻的约250种微生物，对重要病原茵简要说明其诱致的症状、发病因素和防治方法。该书作为诊断稻病的工具书，多年来为国内外同行所采用或引用。

    在真菌分类学上，魏景超亦有卓越贡献。1948年，魏景超重新鉴定了番茄漆腐病的病原菌，更正了其所属类别，还澄清并鉴定了豇豆和大豆叶斑病病原茵。晚年的他辗转在病榻与书桌之间，曰夜辛劳长达6年，完成了《真菌鉴定手册》，填补了我国真菌鉴定工具书的空白。

    在植物病毒学研究方面，魏景超历来重视科学研究解决生产实际问题。早在上世纪40年代初期。他在成都附近调查烟草和番茄病害。之后又致力于华东地区十字花科蔬菜花叶病的考察、研究，阐明了常见病害的症状、病原、寄主范围及防治方法。尤其在油菜病毒研究方面，总结出油菜远村育秧、避蚜防病毒的有效措施。

    晚年身患重病的魏景超，仍心系国家。1956年江苏省昆山县油菜田发生严重病害之际，他在同志们搀扶下仍然在田间跋涉，观察油莱病情，同行者无不感动。

    “以振兴中国农业为己任”，上下求索，魏景超用躬行的一生诠释了践行者的姿态。

（摘编自李姝昱《魏景超：用心守护植物健康成长》）

【相关链接】①分类研究并非易事，寻找理想标本，往往需要连续追索数年。有时能获得满意的结果，有时也会发生错误甚至失败，但魏景超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有错必纠，从不灰心丧气，总是再接再厉地干下去。（摘编自“魏景超纪念馆”）②一想到祖国多灾多难，倍受帝国主义的欺凌，他便忿然而起。他想自己是中国人，又是公费留学生，一定要刻苦学习，为国家争光，为民族争气。（摘编自《科普中国·科技名家风采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