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现在又开始让人感觉真切和亲切了，这是经历了和传统文化分别的痛苦之后才有的内心感觉。经历了千年，唐诗还留下那么多，可以想象当时的创作盛况。那么多唐诗显然不可能都是为了功名而写作的。它是一种流行的东西，是社会场合的一种交流方式，更多时候就是现在的歌词。王之涣和高适、王昌龄几个去歌台舞榭，听歌女唱他们的诗。几轮下来，独独听不到王之涣的诗。王之涣指着歌女中最美的一个，对在座的诗人们说，如果她唱的不是他的诗，他从此就不写诗了。那个最美的歌女出场唱的果然是王之涣的《凉州词》“黄河远上”那一首。这说明我们所景仰的唐诗，在当时很可能多是传唱的歌词。当时写诗的人太多了，即使是李白，也可能就是在盛唐被歌唱了一些年，在晚唐大概唱不过小李杜和温庭筠吧？杜甫的诗，可能文本些，难以流行；杜甫的崇高地位，在他死去数十年后才建立，应该和唐诗本真的歌词性质有关。

    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十年来中国内地流行歌词的长盛不衰是值得欣喜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着经历着，悲欢冷暖，酸甜苦辣，都会感动在心，用心去歌唱。歌唱的内容就是人的现实和梦想，譬如生命、爱情、母亲、故乡、离别、重逢、游历和从军等等。这些在唐诗里也都写遍了。李谷一首唱的《乡恋》，对于故乡的依恋和怀念的心情，和李白的《静夜思》是一样的精致平实。谷建芬作曲的《烛光里的妈妈》和孟郊的《游子吟》可以匹敌，《思念》和李商隐的无题诗，美感是相通的。还有北京奥运会主题歌《我和你》和王勃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相比，也是不见逊色的。

    把现在的歌词和唐诗比较，只是想说明两者是同样的东西。尽管不在同一时空，两者的文化身份是一样的。虽然两个时代的作品也无法混淆，同样的留别的诗，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和罗大佑的《追梦人》就不一样。但徐志摩的文本的诗无愧于时代，罗大佑的歌词同样无愧于时代。至于说历代的歌唱同样珍贵，为什么唐诗让我们心存景仰，甚至是徐志摩的诗总觉得要比现在的歌词好多了？且以唐三彩为例。唐人见到的唐三彩一定和我们见到的不一样。我们见到的唐三彩要美得多，是时间和距离产生了美。当时的唐三彩和唐诗一样流行，时尚。时时面对的东西，美不到哪里去。迎面的歌唱可能不被看重，千百年的歌唱，会滋润和鼓舞同样歌唱着的心。

（摘编自陈鹏举《诗与歌词》）

中国美学的基本精神

祝东力

    尽管中国古代没有西方式的学科分类，因而也就不存在美学学科，但其处理感性领域以及感性与理性之关系的实践和方法却是极其丰富而又独特的，其核心内涵我们称之为“中国美学的基本精神”。

    就中国古代艺术而言，其突出的特征之一是对物质媒介的简省，其极端的情况就是所谓“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从诗词、水墨画到戏曲，其形式的平淡、简易甚至枯涩，与西方近代艺术对于物质媒介的高度依赖形成鲜明对照。西方艺术遵循了一条物质主义的路线，从古典主义艺术到巴洛克艺术再到今天的好莱坞大片，感官的盛宴已近于巅峰。相反，中国艺术则走了一条反物质主义的路线，其要旨在于通过平淡、简易甚至枯涩的形式完成对感性欲望和冲动的节制与升华，从而范导、提升这种感性力量，使它们成为情操、意志和人格的有力支撑，完成从美学向伦理学的过渡。可以说，这种对感性领域以及感性与理性之关系的应对方式，就是中国美学的基本精神。

    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社会中人的欲望、个性不断释放和张扬，到今天已接近极限；而中国美学精神得以形成的社会基础则在于：由于古代技术条件的限制，中国很早便面临人口规模与资源环境的结构性矛盾，因此对商品生产、消费和物欲自觉地采取了抑制和约束的政策。由此，也形成了中国美学的基本精神。说到底，不同的美学精神反映的是不同的文明取向。

    自从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的学术、文化如潮水一般涌入中国，但我们不能直接把“美”和“艺术”这两个西方美学的中心概念不加批判地移植过来，那样只能把中国美学变成西方美学的中文注释本。中国美学应具有一种普遍的真正的“美学”品质，也要具有内在的属于中国学术的质的规定性。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据国学而熔铸叔本华、康德、尼采等人的学说，把“境界”这一概念，从古典过渡到现代，由诗歌拓展到人生，经诗学而沟通哲学，从而使之最后告别传统诗话，提炼为现代中国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

    宗白华通过对艺术作品的分析来寻找中国的美学特征。他不仅发现了中国传统艺术美的两大类型，即“错彩镂金”的美与“芙蓉出水”的美，而后者是中国古典艺术所追求的最高的美的境界；他还重新发现了中国传统艺术中的时空意识，由此对中国艺术意境作了精彩绝伦的阐发，揭示了中国艺术独特的意蕴、内涵和精神，找到真正的中国人的美感形态，由此建立中国人自己的美学理论体系。宗白华的美学研究，无疑具有一种典范的意义。

（选自《社会科学报》，有删改）

    中国文人具有深厚的精神担当的品格，这种品格突出表现为一种忧国忧民、济世救国的政治情怀。从孔夫子的“大道天下”，到屈原的“众人皆醉我独醒”，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一切编织成一个绵延的思想传统。这一思想传统移植到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身上，蝶化成“五四”启蒙精神。因此从精神谱系上说，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和中国传统文人是一脉相承的。这就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强烈的现实品格和浓郁的政治情怀。中国现代文学正是以其浓郁的政治情怀，才成为思想启蒙的重要营垒，才密切融入中国现代化运动中，也才有效地承载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担当。

    知识分子的政治情怀不会始终与政治现实，尤其是政治权力协调一致，二者之间的矛盾对立往往导致文学屈从于政治现实、知识分子逐渐丧失独立品格。改革开放为知识分子独立意识的觉醒创造了条件，但当时不少知识分子把独立品格与政治情怀对立起来，甚至质疑忧国忧民传统的正确性，从而放弃了对于社会的精神担当。因为对社会职责的放弃，知识分子独立意识的觉醒反而导致了知识分子的自我放逐。这一点在文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一度引领着思想解放的潮流，但到了80年代末期，伴随着“向内转”，文学逐渐从政治、思想、社会批判等阵地大幅度的后撤。

    所幸的是，淡薄政治情怀并没有成为文学的主潮，更多作家则是在尝试着以新的文学叙事来表达政治情怀，日常生活叙事逐渐兴起并蔚为大观，从根本上改变了宏大叙事的一统天下，但是日常生活叙事并没有取代宏大叙事，相反激发宏大叙事突破过去的僵化模式，构成了当代文学中宏大叙事和日常生活叙事交相辉映的状况。两种文学叙事表达了解放政治和生活政治两种不同的政治情怀。新时期以后的拨乱反正，也就是中国本土在20世纪末期重新启动现代化的“解放政治”。但发生在中国本土的现代化又是一种后发式的现代化，它使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处在同一时空之中，具有鲜明的“时空压缩”的文化特征，因此生活政治在社会领域中占据着越来越多的空间，它们需要通过文学叙事获得认同。解放政治的情怀和生活政治的情怀在中国当下的现代化处境中互相依存，互相补充，形成纠缠在一起的难舍难分的关系。这对于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叙事来说，便提供了更为广泛的选择，因而决定了文学叙事的多样性和变异性。

    中国的改革开放向着纵深发展，在取得令世界瞩目的成绩的同时，现代性所带来的问题也凸显出来，如欲望扩张、精神匮乏、贫富悬殊、城乡差距、生态恶化等等，这些问题关乎民族的命运和未来，也关乎每一个人的个体精神的健康健全的成长发展。因此，一个真正有着精神担当的作家应该既有生活政治的政治情怀，又有解放政治的政治情怀。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真正解决当今社会的问题。事实上，当代文学进入到新世纪以来，这两种叙事的融合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它让作家们的精神担当越来越落到实处。

怎样读中国书

余英时

    中国传统的读书法，讲得最亲切有味的无过于朱熹。

    古今中外论读书，大致都不外专精和博览两途。“专精”是指对古代经典之作必须下基础工夫。古代经典很多，今天已不能人人尽读。像清代戴震，不但“十三经”本文全能背诵，而且“注”也能背涌，只有“疏”不尽记得，这种工夫今天已不可能。因为我们的知识范围扩大了无数倍，无法集中在几部经、史上面。但是我们若有志治中国学问，还是要选几部经典，反复阅读，虽不必记诵，至少要熟。近人余嘉锡在他的《四库提要辩证》的序录中说：“董遇谓读书百遍，而义自见，固是不易之论。百遍纵或未能，三复必不可少。”至少我们必须在自己想进行专门研究的范围之内，作这样的努力。不但中国传统如此，西方现代的人文研究也还是如此。

    精读的书给我们建立了做学问的基地；有了基地，我们才能扩展，这就是博览了。博览也须要有重点，不是漫无目的的乱翻。现代是知识爆炸的时代，古人所谓“一物不知，儒者之耻”，已不合时宜了。所以我们必须配合着自己专业去逐步扩大知识的范围。博览之书虽不必“三复”，但也还是要择其精者作有系统的阅读，至少要一字不遗细读一遍。稍稍熟悉之后，才能“快读”“跳读”。朱子曾说过：读书先要花十分气力才能毕一书，第二本书只用花七八分功夫便可完成了，以后越来越省力，也越来越快。这是从“十目一行”到“一目十行”的过程，无论专精和博览都无例外。

    读书要“虚心”，这是中国自古相传的不二法门。朱子说得好：“读书别无法，只管看，便是法。正如呆人相似，崖来崖去，自己却未先要立意见，且虚心，只管看。看来看去，自然晓得。”这似乎是最笨的方法，但其实是最聪明的方法。我劝青年朋友们暂且不要信今天从西方搬来的许多意见，说甚么我们的脑子已不是一张白纸，我们必然带着许多“先入之见”来读古人的书，“客观”是不可能的等等昏话。正因为我们有主观，我们读书时才必须尽最大的可能来求“客观的了解”。事实证明：不同主观的人，只要“虚心”读书，则也未尝不能彼此印证而相悦以解。

    “虚”和“谦”是分不开的。我们读经典之作，甚至一般有学术价值的今人之作，总要先存一点谦逊的心理，不能一开始便狂妄自大。这是今天许多中国读书人常犯的一种通病，尤以治中国学问的人为甚。他们往往“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凭着平时所得的一点西方观念，对中国古籍横加“批判”，如果有人认为这是“创造”的表现，我想他大可不必浪费时间去读中国书。倒不如像鲁迅所说的“中国书一本也不必读，要读便读外国书”，反而更干脆。不过读外国书也还是要谦逊，也还是不能狂妄自大。

    古人当然是可以“批判”的，古书也不是没有漏洞。朱子说：“看文字，且信本句，不添字，那里原有罅缝，如合子相似，自家去抉开，不是浑沦底物，硬去凿。亦不可先立说，拿古人意来凑。”读书得见书中的“罅缝”，已是有相当程度以后的事，不是初学便能达得到的境界。“硬去凿”“先立说，拿古人意来凑”却恰恰是今天中国知识界最常见的病状。有志治中国学问的人应该好好记取朱子这几句话。

    “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是每一个真正读书人所必须力求达到的最高阶段。读书的第一义是尽量求得客观的认识，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创造力”，能“发前人所未发”。

    只有温故才能知新，只有推陈才能出新，正如苏子说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这是颠扑不破的关于读书的道理。

（选自《悦读》有删节）

    在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今天，为了更好地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如何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是一条重要途径，有助于克服在传承发展传统文化中容易出现的形式化倾向。

    历史悠久的中华传统文化，在殷周之际出现了重要的人文转向，即由神本向人本转向以及人道主义思潮出现。这为儒、墨、道、法等诸子百家提供了最直接的思想来源，也规定了此后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和主要走向。在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儒、道两家最具代表性，儒家致力于以仁为核心、仁礼相辅互动的理论构建。与儒家讲仁爱形成对照的是，道家更强调道法自然，认为文明的发展要注意克服虚伪性和工具化的倾向。道家身国同构、经国理身的理念，表现出其根本价值取向是向往真正符合人性的和谐社会与美好人生。由此，儒、道两家虽然对社会和人生的理想形成了不同的致思路向，但在拥有共同价值追求的基础上可以相融互补在魏晋玄学那里，通过名教与自然之辨，二者实现了辩证的统一，为容纳和吸收外来的佛教准备了思想文化条件。

    两汉之际传入的佛教在魏晋时通过依附玄学而走进中国思想文化。作为讲求“出世”的佛教，其根本宗旨是摆脱人生之“苦”而追求永恒之“乐”。这种对幸福快乐人生的追求，成为佛教与儒、道文化融合发展的契机和基础。经过不断的中国化，佛教最终融入了中华文化，成就了中华文化发展中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佳话。中国佛教关注现实人生，强调佛性与人性的统一，注重人格的自我培养与自我完善，形成了自身鲜明的思想特点与文化精神，为中华文化乃至世界文明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中国佛教文化强调庄严国土、利乐有情，既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对理想社会和美好人生的根本追求，也为其今天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核价值观相契合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文化基础。

    儒、佛、道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三大主干，文化表现形态各有特色，却具有共同的价值追求。三家的融合发展，充分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和而不同”的圆融和谐精神。传承发展中华传统文化，使之在建设中华民族精神家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继续发挥积极作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

（摘编自洪修平《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

    当下大数据时代正在推动一场影响深远的思维革命。它将人类思维从有限的因果关系中解放出来。在大数据时代，史学家面临的将是如何突破数据无限的难题。一方面，微观史学研究将更趋广泛和深入；另一方面，历史研究的碎片化问题也将更趋严重。一旦史学家陷入史料的无限之境而又无技突出重围，就极有可能失去从整体上 描述历史的能力。

    作为极其古老的认识活动，史学一直是人类实现自我认知、达致群体认同的重要途径。原始社会末期，大型史诗创生并广泛传诵，与神话一道建构群体内部的认同，从而维系了较大规模人类社会组织的存在与发展，并最终促成文明时代的到来。进入文明时代之后，史学更是在促成民族认同、价值认同、文化认同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社会作用。司马迁在《史记》中建构了以黄帝为中华民族共同祖先的起源话语体系，这一话语体系影响深远，其后拓跋鲜卑建立北魏，述其远祖即溯至黄帝之子昌意。蒙元和满清，虽为少数民族所建王朝，但都自觉继承了为前朝修史的文化传统，其动因之一就是为了确立本王朝在这一时间体系中的位置。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风雨而能长盛不衰，发展成为当今世界规模最为庞大的民族共同体，离不开传统史学在推动群体认同方面所发挥的重大作用。乔·古尔迪和大卫·阿米蒂奇在《历史学宣言》中呼吁史学家们摆脱微观史学的狭隘局限，为人类思考现在及建设未来发挥独特的重要作用。这对于正在大数据时代走入史料无限之境的史学来说无疑是一次十分及时的提醒。

    大叙事需要宏大的形式和时空，但这两者都非其本质。大叙事之“大”，主要体现在史学家的人文情怀上。希罗多德撰写《历史》，兼记希腊人和异邦人的丰功伟绩，藉此颂扬乃至炫耀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曾经焕发出的勇气和荣光。经典之为经典，除其事实详核外，更在于其文字之中处处渗透着对于人类命运的悲悯和关怀。大数据时代，凡一切能够量化的学术技能，都有可能由信息技术全部或部分代劳，唯有人文情怀是人类主体性的最后营垒，技术无法染指。作为一门思考人类自身的人文学科，史学必须警惕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所导致的工具性话语霸权。唯大情怀者才能驾驭好大数据、利用好大数据，书写出真正关注人类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伟大叙事。

（摘编自许兆昌《大数据时代史学更应有大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