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艺术创作，开拓的都是一个艺术的空间；而艺术的空间说到底是一个想象的空间。想象空间不同于现实空间，但又是以现实空间为基础的。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说，艺术家若没有对现实空间的感受，就不可能产生艺术的想象，就不可能开拓出想象空间来。一个自幼目盲的人，是不可能创作出优秀的绘画作品的；一个自幼耳聋的人，也是不可能创作出优秀的音乐作品的。二是说，想象空间之所以是想象空间，归根到底是以现实空间为依据的。我们说一个艺术家的想象力十分丰富，是说他主观想象的世界与直感到的现实空间，有着极大的差别。没有现实空间的参照，是无所谓想象力丰富还是不丰富的。想象空间与现实空间既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也自然就有了彼此的关系问题。

    在这里，想象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形式：一是通过想象构造出的世界在表现形态上更加类似于现实空间，让读者像进入一个特定的现实空间一样，进入到作家所构筑的艺术世界之中去。这个世界实际上是一个想象的世界，但并不让人感到奇异或怪诞。二是通过想象构造出的，是明显不同于现实空间的另一类空间。对于这样一个想象空间，人们是陌生的，如梦如幻。但也正因为如此，它才让人领略到一种奇幻或怪诞的美感。实际上，这两种空间都是想象空间。但因为前一种在读者的感受中，大致等同于现实世界，所以我们常常将其作为现实空间本身来分析和理解，不认为它是虚幻不实的。而后一种在读者的感受中，就根本不同于现实世界，带有明显的梦幻感觉，所以我们常常直接称之为梦幻空间。一部《红楼梦》，就同时具有这两种不同的想象形式：太虚幻境构筑的是一个梦幻空间；而对贾府人物及其生活环境的描写，则是有类于现实空间的想象空间。

    想象空间虽然是在现实空间的基础上产生的，但想象空间与现实空间却有着根本的差别。具体而言，现实空间不是任何一个人按照个人的意愿随意创造出来的，而是外在于任何一个个体人先行存在的。它给任何一个个体人，都提供了一定的自由活动的空间，但这种空间，又是极其有限的，是不能满足任何一个个体人的全部要求的。总体而言，对于任何一个个体的人，现实空间都是不完全自由、不完全舒适的。想象空间则不同了。想象空间不是外在于它的创造者的，而是它的创造者自由想象的产物。尽管他所创造的这个想象空间本身，也不是完全自由的，但想象空间对于它的创造者而言，则是自由的。假若《红楼梦》真的是曹雪芹的一部“自传”，曹雪芹就是贾宝玉。贾宝玉在贾府那个现实空间中，是不自由的；而曹雪芹在创作《红楼梦》的过程中，体验的却是创造的自由。《红楼梦》的读者在阅读《红楼梦》的过程中，获得的也是自由的体验；他们已经不受贾府这个现实空间的束缚，他们是在超越贾府这个现实空间的视点上，来俯视这个空间的。所以，想象空间是对现实空间的超越——现实空间是不自由的，想象空间则能满足人对自由的要求。

(选自王富仁《现代中国异域小说研究·序》，有删改)

以人文教育涵养工匠精神

黄金

    ①培养大国工匠，源头在一流的工程教育。如今，工科人才的培养，不止一次听到“局中人”直呼“两难”：一头是工科学生的“难”，难在专业“窄化”、生活“宅化”。学生抱怨课程多、实验多，疲于应付眼前连绵不绝的苟且，无暇诗和远方，更难涵养精益求精、沉潜专注的匠心。另一头是工程单位的“难”，慨叹工程领军后备人才短缺，特别是素养好、领悟力强、科学与基础理论修养扎实、系统视野开阔、能驾驭宏大复杂工程的“将才”，更是难求。

    ②为何会出现这供需的“两难”？窃以为是因为工科人才培养的人文土壤、人文养分还不够，重视了学生掌握技术和工具的“硬知识”，少了些关注学生人格精神全面成长的“软学养”。

    ③人文教育，以塑造完整健全的“人”而非单向度、工具化的“匠”为出发点，涵育的是人对价值道德的终极关怀，对做事的完美追求，是心灵的沉潜宁静，这和工匠精神是无比契合的。因此，工科人才的培养，切不可少了人文教育这一环，还需以人文教育铸匠魂、育匠心、造匠韵。

    ④一流的大国工匠，需要把科技创造同人类社会重大问题紧紧联系在一起，甚至应当立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具备关切环境、关怀生命的责任心。人文教育中，历史文化、哲学伦理、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等学科知识的交汇融通，造就其博约相济、以文化人的特点，让学生涵育健全人格，谙悉工程伦理，明了历史环境，树立高远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念。早年间，钱三强先生立志立德，正是得益于人文教育。他中学时代即就读于蔡元培先生创办的孔德学校，接受德智体美的全人教育，名字也由“钱秉穹”改为“钱三强”，意为德智体都强。后来在孙中山先生的影响下，在未来中国蓝图的吸引下，钱三强决心学工科，以实际行动报国，自此一生未改初心。

    ⑤一流的大国工匠，不仅要培育专注技艺、追求卓越之心，更重要的是涵养赋予产品生命和内涵、在技术中融入巧思和灵魂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想象力、审美品位也是不可小视的创造力，不少蜚声世界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都曾得益于文学和艺术的滋养，对生命有了更高层次的体认，也让工程技术有了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久远价值。目前，不少国货正从粗憨、实用阶段转向追求精细、美感的阶段，对工程人才的工艺审美素质要求更高。人文教育恰恰可以打破专业壁垒，将人的思考和生命力融入工程技术，赋予中国制造更大的价值。

    ⑥当前，我国正处在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质造”乃至“中国智造”的转折点。将人文教育的土壤培得更厚、渠道拓得更宽、内涵挖得更深，才能以世界一流的工程教育为国家的转型发展输送更多一流的“大国工匠”。

“微时代”，读什么？

    信息技术代有更替，近两年来，微信成为很多人的移动聊天室，用户已超过6亿。君不见，候机室内，人人运指玩手机；地铁车厢，茫茫一片低头族。对许多人来说，“微信阅读”业已成为重要的阅读方式。

    订阅号渐渐增多，“选择”的问题也浮出水面。将各种内容推送给我的公共号，的确是我订阅的；而我订阅的，又是我感兴趣的。看不懂、不感兴趣、不认同其观点甚至仅仅是“讨厌这个账号名”，都可以成为我不订阅、不看的理由，何况，订了我也可以不看，更不用说还随时能“取消关注”了。在这样的“自由选择”下，我的阅读趣味乃至知识水平，决定了我能看到什么。我读到的固然是我喜欢的，但我抛弃的却可能会更有价值。这就像是进入了一个认知的丛林，我无法走出“自我”这个陷阱。固化的欣赏口味与阅读取向，很可能让我无法去拥抱更为广阔的世界，寻求更为深刻的精神享受，甚至让我对世界的想象力开始萎缩。简单点说，太舒服的阅读。让我无法“突破”，甚至原地踏步。

    虽然没有大数据支撑，但微信的普遍状况，却也证明着这样的观点。朋友圈中分享的公共账号页面，很多都有“揭秘”“爆料”“有染”等种种令人惊悚词汇，更不乏“不得不看的人生格言”“30岁之前要明白的50个道理”等或浓或淡的心灵鸡汤。多有无法深究的八卦，多有似是而非的劝诫，多有浅尝辄止的思考，多有不知所云的感悟……有人调侃说，这样的分享，说者未必懂，而听者也未必信，不过是在寻求饭局上的谈资。这样的阅读状况，难免会让人担心背后日渐失血的心灵图景。

    更重要的是，每天更新的订阅人数、页面访问量，让公共账号的提供者们，精准地掌握着读者的口味，从而不断满足甚至迎合着读者的阅读偏好。这样的“正反馈效应”，将使这个新的阅读市场越来越像一个提供廉价用品的超市。你的选择，也决定了你可能有的选择。人人爱八卦，则高谈阔论种种内幕、秘闻的内容就增多；个个爱鸡汤，则励志类、成功学、创业经难免泛滥。

    有人说，世界上种种变动中的关系，只有两种状态，要么是良性循环，要么是恶性循环。而让人欣慰的是。这两种循环是可以转化的。在微信阅读可能出现的循环状态中，只要有一方愿意迈出一步，就会改变其发展的走向。对于读者来说，走出心灵之宅，克服懒惰或是畏难心理，努力寻找“高一层次”的阅读，去理解那些你或许不同意的观点，去欣赏那些你或许不喜欢的表达，在这个过程中肯定能发现那一片“林中空地”。而对于微信公共账号——这些文化产品的提供者们来说，则需要保持恒定的审美价值观，在分析与把握受众需求的同时，以更高远的眼界开拓更丰富的资源，不被枯燥的数字牵着鼻子走。

    希望那些微信阅读时代的公共账号，以及那些不远的未来将会发生的更多阅读变革， 在改变我们阅读的同时，也能给予我们以真正的幸福。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学界曾普遍认为，我国古代社会停滞以至僵化始于宋代。其实，宋代是个竞争性强、开放性高的社会。传统社会是封闭式的固态社会，人们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以及职业具有非运动性，和前代相比，宋代呈现较为明显的社会流动倾向。社会流动是指人们的社会地位以及职业的变动，是社会自我调节的重要机制之一，是社会富有活力与否的重要标志。面对社会流动增大的现实，宋人张载在《经学理窟》）中说：“今日万钟，明日弃之；今日富贵，明日饥饿。”

    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往往世代为官，这种状况到唐代没有根本性改变。宋代“朝廷无世臣”，士庶界限趋于消解，官民之间可以转化。沈伦原是以教书为业的穷书生，后来官拜宰相，去世后，家道随之中落。宋代政治上的流动与科举改革关系极大。宋代“取士不问家世”“一切考诸试篇”，采取弥封、誊录等措施，平民子弟仕进的可能性增大。明代学者胡应麟在《华阳博议下》中说：“五代以还，不崇门阀。”宋代门第观念相对淡薄，人们更加看重科举和官职，这些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前士庶不通婚、不交往的旧习俗有所改变，出现了“婚姻不问阀阅”“所交不限士庶”（朱熹《增损吕氏乡约》）等新现象。

    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然经济色彩浓重。中唐前后，商品经济有所发展，宋代商品经济发展更上一层楼。营利者往往“累千金之得，以求田问舍”，政治权力向经济力量屈服，宋朝政府不得不减少对土地买卖的限制和干预，土地作为商品进入流通领域，土地所有权转换频率加快，以致“庄田置后频移主”（刘克庄《故宅》）。苏洵曾感叹：“富者之子孙或不能保其地，以复于贫。”商人比田主风险更大，“有朝为富商，暮为乞丐者”，达官显宦同样难免。对于经济上的社会流动，宋人概括道：“富儿更替做。”

    我国古代，人们的身份被固化为四大类别——士农工商。士列四民之首，商居四民之末。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四民由四种不同身份演变为四种不同的职业。范仲淹《四民诗》便将四民一视同仁，并为商人鸣不平：“转货赖斯民。远近日中合，有无天下均。上以利吾国，下以藩吾身。”随着商人地位的提高，宋代士商相混。苏辙渲染道：“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天下之士多出于商，某些贱商旧规被突破，商人之子摇身一变而为士，再变而为官者大有人在；官吏也经商成风，甚至一身二任。大将张俊既是枢密使，又是临安大酒店太平楼主，还经营海外贸易；亦商亦官者，如茶商马季良官至兵部郎中、龙图阁直学士等。

    社会流动规模过大，势必造成社会动荡。宋代的社会流动尚属适度，这是宋代既富有活力、又不曾发生全国规模的民众反抗事件的重要原因。当然，宋代的社会流动是有限的，贫者贱者上升的概率不大，远远不足以填平贫富贵贱分化、阶级阶层分野的鸿沟。

（摘编自张帮炜《从社会流动看宋代社会的自我调节与活力》）

    技击的内容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徒手的拳脚肢体的运用，一是掌握使用武器的技巧。早在数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人们在与禽兽的斗争中就逐渐形成奔跑、跳跃、闪躲、滚翻、拳打、脚踢等徒手的以及运用石制、木制武器的技能，出现了攻防的种种姿式与动作。

    原始时期人与人的争斗与武术萌芽关系更为紧密。原始人群之间，为争夺食物、领地，或为争夺首领的地位，均常常发生争斗。这些人与人的战斗，有力地促进了原始武术的形成。到了原始社会末期，氏族部落之间出现了战争，社会集团之间有组织的战斗，更加速了武术的发展。古代有关黄帝与炎帝发生战争以及黄帝平定蚩尤的一些传说，都是原始战争的反映。特别是蚩尤成为古代非常英武的战神。古代传说许多武器是他发明的。如《世本》“蚩尤作五兵：戈、矛、戟、酋矛、夷矛。”《述异记》“蚩尤氏耳鬓如剑戟，头有角，与轩辕斗，以角能人，人不能向。”这表明到原始社会末期，原始武术有了极大的发展。这时期出现的许多武舞，既是战斗的演习，也是武艺的操练，表达原始人对力量的赞美。这些武舞，也是原始击刺动作组合成简单套路的萌芽。据《淮南子·缪称训》记载：虞舜时期，三苗族反叛，被舜帝三次打败，终不降服；后禹率领军队表演手执巨斧与盾牌的“干戚舞”，显示出高超的武功和威武雄壮的气概，使三苗既感动又害怕而终于降服。

（有删改）

《诗经》原来是诗，不是“经”，这在咱们今天是很准确的。但在封建社会里，诗三百篇却被尊为“经”，统治阶段拿它来做封建教化的工具。

从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诗三百篇是一种配乐演唱的乐歌。这些乐歌一方面用于祭祀、宴会和各种典礼，当作仪式的一部分或娱乐宾主的节目。另一方面则用于政治、外交及其他社会生活，当作表情达意的工具，其作用和平常的语言差不多，当然它更加曲折动人。例如周代有一种“献诗陈志”的做法，当一些人看到国君或者同僚做了什么好事或坏事，就做一首诗献给他们，达到颂美或者讽谏的目的。还有人由于个人遭受冤屈或不幸，也往往通过诗来发泄和申诉。应该说明，“献诗陈志”是要通过乐工的演唱来献给君上或同僚的，所以卿士“献诗”总和“瞽献曲”或者“瞍赋”“矇诵”并提。

在人民群众的生活里，诗歌也常用于表情达意，例如《诗经·邶风·新台》和《诗经·秦风·黄鸟》等，都是针对具体的现实问题而发的。古代史传中还有一些不在三百篇之内的“徒歌”，例如《左传·宣公二年》记载宋国将军华元被郑国人提了去，后来逃回来，人民讥笑这位败军之将，做了一个歌儿对他唱。这样的歌，从性质上说和“献诗陈志”没有什么分别。不过士大夫献诗，是特地做了乐工唱的；庶人的作品则先是在社会上流传，给采访诗歌的人收集去了，才配上乐曲，达到统治阶段的耳中。

在外交宴会等场合，宾主各方往往通过“赋诗”来表达愿望和态度。“赋诗”时点出现成的诗篇，叫乐工们演唱，通过诗歌的问答，了解彼此的立场，这就叫“赋诗言志”。这种“赋诗”往往不管原作本身的内容和意义，仅仅是把赋诗者的观点和愿望寄托在诗中某几句之上，来作比喻和暗示，所以是一种典型的断章取义。《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记晋侯为了卫国一个叛臣的缘故，把卫侯羁押起来，齐侯和郑伯到晋国去说情，郑国的子展就赋《诗经·郑风·将仲子》一诗。《将仲子》本来是一首爱情诗歌，这当中有“人之多言，亦可畏也”的话，是说女的爱着男的，又怕旁人说闲话；子展却借用来说，晋侯纵然有理由，但“人言可畏”，别人看来总是为了一个叛臣。

三百篇到了孔子的时代，由于新声代替古乐，造成了诗与乐的分家，诗也就由乐歌逐渐变为纯粹的语言艺术了，“赋诗”“献曲”也不大见到了。诗三百篇在社会上的实际用途缩小了，封建士大夫就逐渐把诗的意义和封建教化的原则联系起来。比如公孙丑问《伐檀》诗中，为什么君子不耕而食？孟子回答道：“国君用了他，就得到安富尊荣；子弟信从他，就学会孝悌忠信。君子不劳而食，还有谁比他功劳更大呢？”封建统治阶级就是这样“以意逆志”，最后把诗尊为“经”。直到五四运动以后，这部伟大的诗集才冲开了各种乌烟瘴气，在思想和艺术上放射出夺目的光辉。

（摘编自中华书局“知识丛书”金开诚《诗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