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远上”还是“黄沙直上”

    《全唐诗》中王之涣的七绝《凉州词》，一千多年来脍炙人口，广为传诵。但是对诗中第一句是“黄沙直上”还是“黄河远上”却一直争论不已，我以为应是“黄沙直上”。原诗是：黄沙直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1981年出版的沈祖棻《唐人七绝诗浅释》中，作者从文学角度对“黄沙直上”和“黄河远上”的韵味意境进行了比较，结论是“黄河远上”较富于美感。这可能就是许多诗坛名家钟爱“黄河远上”，摈弃“黄沙直上”的原因吧。只是这富于美感的“黄河远上”是否是王之涣的原词呢？

    王之涣的这首《凉州词》同他的《登鹳雀楼》一样，采用的是不加渲染的白描手法，寓意于物，寓情于景。玉门关位于甘肃西部沙漠中的疏勒河谷，距黄河最近处（青海共和曲沟）的直线距离有770公里，距凉州（甘肃省武威市）的黄河达1000公里。把“黄河远上白云间”搬到玉门关来，是与该词的特色和作者的风格大相径庭的。这首《凉州词》又称《出塞》，被《全唐诗》收在第17卷“乐府杂曲”中，是供乐工制曲演唱的歌词，是在当地唱给出塞入塞的政吏、商贾和游客听的，有劝人思归之意。采用“黄河远上白云间”这种虚幻的曲词亦与当时演唱的氛围不符。王之涣出生晋阳（今太原），又是当时熟知和善写边塞风光的著名诗人。正因为他有耳闻目睹家乡沙尘天气和西北边关地区沙尘暴天气的经历，才能写出“黄沙直上白云间”这样生动形象的新颖绝句，使整首曲词沁人肺腑，确能使听者感到出塞之悲凉而动容怀乡。

    我国地质学家王嘉荫在1963年编著出版的《中国地质史料》中，已经注意到历史上发生过许多大型扬沙和沙尘暴天气。史书记载里称这种天气为雨土，如北魏“景明四年(504年)八月辛巳，凉州雨土复地，亦如雾”。在王之涣所处年代及其前后50年间，《旧唐书》上记载的雨土天气有：“德宗贞元十年(794年)三月己亥，黄雾四塞，日无光”……这是一些发生在京师（也可能包括当时比较繁华的北方地区）的雨土记载，由此可以毫不怀疑地推论，当时在沙漠环绕的玉门关地区确有可能发生与“雨土复地，亦如雾”和“黄雾四塞，日无光”相同的“黄沙直上白云间”的天气现象。

    40年来，一些文学家和科学家曾多次指出“黄河远上”之误。1963年，我国气象学创始人竺可桢指出：“现行唐诗集第一句作‘黄河远上白云间’，但古本唐诗原为‘黄沙直上白云间’。依照玉门关的气候和地理看，后者是合理的。”我国古典文学研究家刘永济在1981年出版的遗著《唐人绝句精华》中指出：“此诗各本皆作‘黄河远上’，惟有计有功《唐诗纪事》作‘黄沙直上’。按玉门关在敦煌，离黄河流域甚远，作河非也。”1983年10月26日，我国地质学家尹赞勋在《科学报》上撰文指出：“前四字现行诗集大都舛误为‘黄河远上’，背离原意，不合当地实际情况。”

    在中华书局1999年出版的横排简体字《全唐诗》中，《凉州词》的第一句是“黄砂直上白云间”（集作“黄河远上白云间”）。这里的“集”指的是清宫廷内所藏《全唐诗集》，为清初季振宜所编，这是目前所知的出现“黄河远上”的最早版本。《全唐诗》同时刊出“黄沙（在表述微小石粒时砂、沙二字相通）直上”和“黄河远上”两种版本，而且主次分明，具有正本清源的作用。它让人们看到了王之涣身后流传一千二百多年的“黄沙直上”，也看到了近三百年来从出现到取代“黄沙直上”的“黄河远上”。孰实孰误，不言自明。

    研究古代诗文，有时从美感角度提出取舍，似无不可。但是，那种把诗词内容与历史的、地理的、人文的环境截然割裂开来的做法，未必是恰当的。只有当我们用历史的记录去明辨原本变异，用今天的事实去探寻历史真相的时候，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选自《中国图书评论》，(有删改）

宋代的书铺

    说到中国古代的“书铺”，大多数人想到的是专门刊书售书的“书肆”。而在宋代，所谓“书铺”，实际上还另有所指。科举考试发展至宋代，规定为“解试、省试、殿试”三级。寒窗苦读的学子在解试“过关斩将”之后，就必须赶赴京师，参加下一场激烈的角逐。举子参加考试前必须向礼部贡院投递写有姓名、年甲、乡贯、三代、户主、举数、场第等信息的家状。宋代《朝野类要》记载：“凡举子预试，宜节次文书并由书铺承干。”《曲洧旧闻》中记载：“吕申公公著当文靖秉政时，自书铺中投应举家状，敝衣蹇驴，谦退如寒素，见者虽爱其容止，亦不异也。既去，问书铺家，知是吕廷评，乃始惊叹。”书铺承担处理家状等文书的工作，就等于取得了应考举子们的个人资料，甚至有书铺户自行制作“家状集”的，如方逢辰《蛟峰文集》。这种“家状集”实际上应该是一些有望及第士子的人物资料合集，而这正是在掌握了大量举子信息的基础上实现的。

    处理家状之外，书铺还需负责考生试纸的装订。举子在考试前必须自备考试用纸，由书铺负责按规定将家状粘合在试纸前作为卷首。礼部接到投递之后，由贡院官员在家状下沿和试纸接缝处加印。《钱塘遗事》记载：“皆由书铺纳卷，铺例五千，而自装界卷子与之或只二千。”但是，为了吸引举子在书铺办理全套服务，书铺会推出一些优惠措施，如赠送一本《御试须知》之类。书铺在负责如此重要差事的同时，还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据《宋会要辑稿·选举》所记载的规定：“书铺送纳举人试卷文字，并具所纳举人州府姓名单状，赴院点对。如有文字差误，勘会元纳书铺名姓，牒开封府施行。”“如不遵告报，致本部验出，定将犯人书铺送所属根究施行。”此外，为了降低非法行为出现的频率，官方还以结保的方式，要求他们“三人结保，如一名造弊，并三名同罪”。

    此外，书铺还是代替政府向举子传达考试事宜的机构。举子参加省试和殿试都是事先安排好座位以防止考生交通作弊的。省试的座位号张榜公布，而殿试的座位号则是写在一张官员签字的纸片上，必须由书铺引导考生取得。殿试前几天，书铺就要通知考生“请号”。请号当天，考生天不亮就要到达书铺，由书铺将其引入庭院中，庭院里设有桌子和类似签到簿的“历”，考生们等待吏部官员按照省试的名次逐个点名上前签到，然后拿到一枚写有座位号的半片白纸，上面有尚书、侍郎、郎中的签名。殿试当日，就有宦官把守集英殿门，凭号进入，“一失其号，则不得入试矣”。书铺的这项工作也是依例索取费用的，一般“索添不过三百”（《钱塘遗事》）。考试结束后，最重要的礼仪便是御殿唱名。唱名前，及第士子仍需要“请号”，还是由书铺通传，程序与殿试请号相同。给号当天士子往往也要支付书铺告报之人一些“小费”。

    书铺在纳卷、殿试请号、唱名请号以及种种“告报”等方面都需要一些手续费以及暗箱操作、约定俗成的“小费”。这些钱加起来也构成了一笔不小的开销，许多人在及第以前没有能力支付书铺费用，于是“如学子乏钱者，自请举至及第，一并酬劳书铺者”。张籍的《送杨少尹赴凤》中“得钱祗了还书铺”讲的就是士人及第拜官后对书铺的报偿。

（节选自《文史知识》，有删改）

    真正的教养不追求任何具体的目的，一如所有为了自我完善而作出的努力，本身便有意义。对于“教养”也即精神和心灵的完善的追求，并非是向某些狭隘目标的艰难跋涉，而是我们的自我的意识的增强和扩展，使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享受更多更大的幸福。因此，真正的修养一如真正的体育，既是完成又是激励，随处都可到达终点却从不停歇，永远都在半道上，都与宇宙共振，生存于永恒之中。它的目的不在于提高这种或那种能力和本领，而在于帮助我们找到生活的意义，正确认识过去，以大无畏的精神迎接未来。

    为获得真正的教养可以走不同的道路。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就是研读世界文学，就是逐渐地熟悉掌握各国的作家和思想家的作品，以及他们在作品中留给我们的思想、经验、象征、幻象和理想的巨大财富。这条路永无止境，任何人也不可能在什么时候将它走到头；任何人也不可能在什么时候将哪怕仅仅只是一个文化发达的民族的全部文学通通读完并有所了解，更别提整个人类的文学了。然而，对每一部思想家或作家的杰作的深入理解，都会使你感到满足和幸福——不是因为获得了僵死的知识，而是有了鲜活的意识和理解。对于我们来说，问题不在于尽可能地多读和多知道，而在于自由地选择我们个人闲暇时能完全沉溺其中的杰作，领略人类所思、所求的广阔和丰盈，从而在自己与整个人类之间，建立起息息相通的生动联系，使自己的心脏随着人类心脏的跳动而跳动。这，归根到底是一切生活所赋予的意义，如果活着不仅仅为了满足那些赤裸裸的需要的话。读书绝不是要使我们“散心消遣”，而是要使我们集中心智；不是要用虚假的慰藉来麻痹我们，使我们对无意义的人生视而不见，而是正好相反，要帮助我们将自己的人生变得越来越充实、高尚，越来越有意义。

    世界文学的辉煌殿堂对每一位有志者都敞开着，谁也不必对它收藏之丰富望洋兴叹，因为问题不在于数量。有的人一生中只读过十来本书，却仍然不失为真正的读书人。还有人见书便生吞下去，对什么都能说上几句，然而一切努力全都白费。因为教养得有一个可教养的客体作前提，那就是个性或人格。没有这个前提，教养在一定意义上便落了空，纵然能积累某些知识，却不会产生爱和生命。没有爱的阅读，没有敬重的知识，没有心的教养，是戕害性灵的最严重的罪过之一。

    当今之世，对书籍已经有些轻视了。为数甚多的年轻人，似乎觉得舍弃愉快的生活而埋头读书，是既可笑又不值得的；他们认为人生太短促、太宝贵，却又挤得出时间一星期去泡六次咖啡馆，在舞池中消磨许多时光。是啊，“现实世界”的大学、工场、交易所和游乐地不管多么生气蓬勃，可整天呆在这些地方，难道就比我们一天留一两个小时去读古代哲人和诗人的作品，更能接近真正的生活么？不错，读得太多可能有害，书籍可能成为生活的竞争对手。但尽管如此，我仍然不反对任何人倾心于书。让我们每个人都从自己能够理解和喜爱的作品开始阅读吧！但单靠报纸和偶然得到的流行文学，是学不会真正意义上的阅读的，而必须读杰作。杰作常常不像时髦读物那么适口，那么富于刺激性。杰作需要我们认真对待，需要我们在读的时候花力气、下功夫。

我们先得向杰作表明自己的价值，才会发现杰作的真正价值。

    材料一：

    在业内专家看来，人工智能未来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如何更好地协同在一起，形成良好的AI发展生态。其次是建立统一标准，规范大家的行为。最终还是要行业应用，行业深度融合，这是人工智能的终极目标。

    “未来人工智能行业要标准化，把一些标准制定出来，这个行业会形成更大的突破。另外，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的法律法规制定问题，也是行业面临的挑战。拿无人汽车来说，自动驾驶这个环节，已经涉及法律法规。一旦法律法规跟上了，人工智能的落地也会更加快速。”金山云高级副总裁、合伙人梁守星坦言。

    （摘编自《经济参考报》，有删改）

    材料二：

    2018年4月2日，教育部制定印发《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其中提到发展目标：

    到2020年，基本完成适应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高校科技创新体系和学科体系的优化布局，高校在新一代人工智能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研究等方面取得新突破，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优势进一步提升，并将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广泛应用。

    到2025年，高校在新一代人工智能领域科技创新能力和人才培养质量显著提升，取得一批具有国际重要影响的原创成果，部分理论研究、创新技术与应用示范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有效支撑我国产业升级、经济转型和智能社会建设。

    到2030年，高校成为建设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的核心力量和引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人才高地，为我国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提供科技支撑和人才保障。

    （摘编自教育部《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

    材料三：

    2018年3月28日，第五届“财经中国V论坛——人工智能：现实与图景”在北京举行与会专家表示，尽管当前在一些典型化、标准化领域，人工智能得到了广泛运用，产业正处在快速扩散阶段，但同时也应看到差距。

    南开大学原校长、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龚克认为，当前我国人工智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主要存在于四个方面。第一、缺少重大原创成果，在基础理论、核心算法以及关键设备、高瑞芯片、重大产品与系统基础材料、元器件、软件与接口等方面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第二、科研机构和企业尚未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生态圈和产业链，缺乏系统的超前研发布局。第三、人工智能尖端人才远远不能满足需求。第四、适应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设施、政策法规、标准体系亟待完善。

    （摘编自中国产业经济信息网《人工智能产业快速扩散专家称仍要坚持务实发展》，有删改）

    材料四：

    记者就教育部日前发布的《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采访教育部科技司司长雷朝滋。

    记者：《行动计划》在人工智能领域人才培养方面有何举措？

    雷朝滋：高层次人才培养要不断加强。

    ①支持高校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设置人工智能学科方向，深入论证并确定人工智能学科内涵，完善人工智能的学科体系，推动人工智能领域一级学科建设。支持高校自主设置相关二级学科或交叉学科。

②加快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2.0），积极开展“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重视人工智能与计算机、控制、数学、统计学、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专业教育的交叉融合，探索“人工智能+X”的人才培养模式。鼓励高校对照国家和区域产业需求布点人工智能相关专业。

    ③加快人工智能领域科技成果和资源向教育教学转化，推动人工智能重要方向的教材和在线开课程建设，特别是人工智能基础、机器学习、神经网络、模式识别、计算机视觉、知识工程、自然语言处理等主干课程的建设，推动编写一批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本科生、研究生教材和国家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将人工智能纳入大学计算机基础教学内容。

    ④引导高校完善人工智能领域多主体协同育人机制，并通过增量支持和存量调整、稳步增加相关学科专业招生规模，合理确定层次结构，加大人工智能领域人才培养力度。

    此外，还要努力构建多层次教育体系。在中小学阶段引入人工智能普及教育；不断优化完善专业学科建设，构建人工智能专业教育，职业教育和大学基础教育于一体的教育体系；鼓励、支持高校相关教学、科研资源对外开放，建立面向青少年和社会公众的人工智能科普公共服务平台，积极参与科普工作。

（摘编自记者采访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解读《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

    材料一：

    现在，全媒体正在不断发展，出现了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导致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新闻舆论工作面临新的挑战。

    从全球范围看，媒体智能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我们要增强紧迫感和使命感，推动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不断实现突破，探索将人工智能运用在新闻采集、生产、分发、接收、反馈中，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全面提高舆论引导能力。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无论什么形式的媒体，无论网上还是网下，无论大屏还是小屏，都没有法外之地、舆论飞地。主管部门要履行好监管责任，依法加强新兴媒体管理，使我们的网络空间更加清朗。

    （摘编自习近平讲话《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求是》第6期）

    材料二：

    数据来源：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第4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材料三：

    伴随着信息社会不断发展，新兴媒体影响越来越大。新闻客户端和各类社交媒体成为很多人的第信息源，全媒体不断发展，导致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重组着内容生产与信息传播的链条，一个“万物皆媒”的全媒体时代渐行渐近。

    人民日报全新改版、全彩印刷，推出融媒体工作室机制，组建了“一本政经”“麻辣财经”等45个专业化、垂直化的品牌工作室，做大做强报网十多种载体，覆盖用户7.86亿人次；新华社自主研发推出“快笔小新”机器人写稿系统，并发布全球媒体首个人工智能平台“媒体大脑”和全球首个合成新闻主播一

    “Al合成新闻主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先进技术为引领，深入研究运用人工智能、5G网络、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全力推进4K超高清电视技术体系建设，牢牢掌握核心技术研发应用主动权，努力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国日报社践行“深度融合、移动先行”理念，把一份发行70万份的英文报纸转型升级为一个覆盖2亿多海内外用户的全媒体宣传平台……

    新故相推，日生不滞。众声喧哗的全媒体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但主流媒体手握的是“金话简”。把握时代大势，坚持守正创新，坚定不移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媒体融合的大手笔正等待我们去创造。

    （摘编自《勇立潮头，推进全媒体时代“融合+”》，人民网2019年1月28日）

    材料四：

    美国最早的媒体融合试验成果是“坦帕新闻中心”。2000年3月美国媒介综合集团（Media General）成立“坦帕新闻中心”，将旗下的报纸、网站和电视台安置在同一座传媒大厦中。各家媒体员工、办公区域和运作机制保持独立的前提下，该集团在大厦中设立了新闻编辑部进行统一指挥和协调，在报纸、网站、电视台之间实行资源共享，互相配合进行新闻的采集、写作和共享，不仅大大降低了新闻生产的成本，更优化了报道效果和时效性。在“坦帕新闻中心”这一媒体融合范例的带动下，美国涌现了多种媒体融合模式。

    整体上来看，美国媒体融合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

    技术驱动的内容融合：美国各大媒体积极利用传播新科技，深入挖据用户需求，对新闻内容进行深度加工和价值延伸。《华尔街日报》《芝加哥论坛报》等通过大数据挖掘和分析技术，实现了报网联动，优化了用户体验，增强了用户粘性

    需求导向的生产方式融合：美国不少传统媒体以移动互联用户的需求为导向，提供全方位、立体化的实时新闻信息，争做“24小时全天候运转”的新型媒体。CNN、《芝加哥论坛报》《今日美国》等均实现了24小时新闻直播或滚动实时新闻报道，并根据用户阅读习惯有效地安排了新闻内容发布时间。

    市场趋势下的传播平台融合：越来越多的数字阅读受众流向新闻网站以外的渠道，新闻供应商正在跟进其转移动向。为了接触更广泛的受众，2007年开始，CNN与YouTube、Twitter、Facebook等成熟社交网站合作，进行新闻直播等与用户互动；NBC、CBS与Twitter进行了互利共赢的合作；NBC环球与Vox Media、BuzzFeed等新媒体建立了合作关系。

（摘编自新元智库《美国媒体融合发展模式与案例分析》）

    无论作为文学意象，还是作为文化现象，鲲鹏都是自由翱翔于天地之间的象征，成为特别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符号。众所周知，这一意象出自《庄子·逍遥游》。然而，《逍遥游》中的鲲鹏并不能真正地自由翱翔。那么，在中国文学或文化中，鲲鹏如何由“有所待”而转化为自由翱翔的象征呢？

    鲲鹏意象的内涵转换，始于魏晋。魏晋文人一面不能忘怀世俗，追求身名俱泰；一面又要越名任心，追求任诞逍遥。这种深刻的内在矛盾，打破了心灵的平衡。因此，他们就渴望在庄学中寻找到一丝精神慰藉。介于现实与自由之间翱翔飞举的大鹏，也就成为当时文人的心理寄托对象。哲学内涵的世俗化，始于郭象。其《庄子·逍遥游注》题解说，所有事物只要顺乎本性，称乎所能，且又符合各自差异的本性，就是一种逍遥。也就是说，鲲鹏翱翔云空，斥鴳游蓬蒿，在逍遥这一点上，二者是没有差别的。于是，本来“有待”的鲲鹏，也就成为“无待”的自由逍遥的象征了。鲲鹏意象内涵的诗意化，始于嵇康。其《卜疑集》说：“夫如是，吕梁可以游，汤谷可以浴，方将观大鹏于南溟，又何忧于人间之委曲？”这里，“大鹏于南溟”是与“人间之委曲”相对立的意象，于是，大鹏也就摆脱了“有待”羁缚，成为一种超越世俗的自由象征。这就将大鹏意象的内涵诗意化了。后来，阮修借助其创作的《大鹏赞》中的鲲鹏意象，表达出自由、高远、超然的人生襟怀和自由精神，使之成为魏晋风度的一种诗意展示。

    到了唐代特别是盛唐，鲲鹏形象发生了质的变化。李白创造的大鹏形象也成为盛唐气象的审美呈现。如果说《上李邕》“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还保留着庄子鲲鹏意象的痕迹，那么他所创作的《大鹏赋》则彻底改造了《逍遥游》中“有所待”的鲲鹏意象。一切神奇之鸟都“未若兹鹏之逍遥，无厥类乎比方”。至此，鲲鹏由“有所待”才能展翅高翔的文学意象，转化为绝对自由、搏击万里的文学意象；由有限地发挥庄子描述的鲲鹏意象，展示魏晋风度的内涵，转化为以庄子鲲鹏为载体而创造出一个具有崭新内涵的审美意象，成为壮浪雄浑的盛唐气象的代表。自此之后，鲲鹏也就成为自由翱翔的象征了。

    鲲鹏意象内涵的转换，也是文本接受的必然结果。“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谭献《复堂词话》），是中国文本接受的一种独特方式。这种“何必不然”，或是断章取义，如《左传》记载的春秋时代的“赋诗言志”；或是引申说理，如王国维《人间词话》借助晏殊、柳永、辛弃疾词，说明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的三种境界；或是自由创造，只是截取文学名篇的一个既定意象，按照文本审美表达的需求，自由创造。嵇康、阮修截取鲲鹏意象以抒情，是断章取义，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心中的块垒；郭象对鲲鹏意象的哲学阐释，是引申说理，借《逍遥游》的阐释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李白的《大鹏赋》则是自由创造，在大鹏意象中，寄托一种激荡天地、冲绝桎梏、自由飞翔的襟怀。后代的大鹏意象，就庄子《逍遥游》的本意来说，是“误读”；就文学创作来说，则是审美创造。

    鲲鹏意象的变化，正是通过对原始文本意象的有意识的“误读”，在积极接受的过程中，创造出内涵全新的审美意象。也因此使鲲鹏成为中国文学中最具鲜明民族特色的文学意象。

（摘编自刘运好《鲲鹏意象的“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