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代的普遍知识与一般思想

葛兆光

    秦汉时代的普遍知识与一般思想，大致可以归纳如下。

    “天”仍然是判断与理解的基本依据。仿效“天”的构造，模拟“天”的运行，遵循“天”的规则，就可以获得思想与行为的合理性。在人们心目中，凡是仿效“天”的，就能够拥有“天”的神秘与权威，于是，这种“天”的意义，在祭祀仪式中转化为神秘的支配力量，在占卜仪式中转化为神秘的对应关系。不仅是一般民众，就连天子与贵族也相信合理依据和权力基础来自于“天”，秦汉时代皇宫的建筑要仿效天的结构，汉代的墓室顶部要绘上天的星象，祭祀的场所更要仿造一个与天体一致的结构。

    “天”所显示的自然法则更加明确地被一些基本的数字概念所表述，而这些概念又被具体化为一些可以操作的技术，于是“天”与“人”之间就被联系起来。首先是“一”。在秦汉时代，它既是宇宙的中心、唯一的本原、至上的神祇，又是天下一统、君主权威、理性法则、知识基础和一切的终极依据。其次是“二”。“二”即阴阳，既可以指日月、天地，也可以指君臣、上下，以及从阴阳引申出来的冷暖、湿燥、尊卑、贵贱。再次是“五”。在《吕氏春秋》中，思想家曾为“五”并列出种种匹配的事物和现象。这说明人们普遍相信“五行”可以归纳和整理宇宙间的一切，使宇宙整齐有序。相反，如果五行、五色、五声、五味、五方、五脏、五祀等等发生紊乱，人们就要用技术将其调整过来，否则人就会生病，社会就会混乱，宇宙就会无序。比如朝代的变更，要顺序地吻合五德的排行；人们的服饰，要顺序地吻合五色的轮次。这种数字概念经历了漫长的整合和论证过程，在秦汉时代终于以系统的形式固定下来。

    沟通天地人神的权力仍然被少数术士所掌握。大多数人相信，他们由于有某些特殊的禀赋与训练，拥有与神秘世界对话的能力，人们需要通过他们与天、与神灵、与祖先交流。

    当时人们关心的中心问题有以下几类。一是生命。铜镜铭文这样的考古资料透露了秦汉时代人们的生活观念，看来当时的人们相信人是可以不死的，不过也相信人之永恒极其困难。如果说铜镜铭文、帛画、画像石中的神仙内容及秦汉方士的求仙寻药炼金活动，反映了人们对生命的期望和想象，那么很明显，他们也努力地探索过人体的奥秘与医疗技术，张家山汉简中的《脉书》、马王堆帛书中的《五十二病方》等，就反映了人们的焦虑和忧患。正是在这种期望和想象、焦虑和忧患中，人们逐渐形成了生死观念。二是幸福。在秦汉的一般思想世界中，精神上的自由和超越作为人生幸福的内容，渐渐退居次要地位，对幸福的期望往往被普遍的神仙信仰具体化和世俗化，精神上的自由和超越被生理上的自由和超越（永生）所取代，“富贵”与子孙“繁衍”成了更现实的追求，铜镜铭文中那么多的“富贵”和“宜子孙”的字样就是明证。三是国家。当诸侯国家日益消亡或削弱，各种文化区域日趋混融成为一个文化共同体的时候，人们开始彼此认同。“天下”一词在当时是一个较纯粹的政治概念，当人们逐渐有了更广泛的地理知识之后，人们认识到自己所熟悉的地域只是天下的一部分，于是又常常使用“海内”一词。“海内”一词在当时成了中国人的文化疆域的代名词，凡是生活在海内的人，凡是有共同语言、习俗、观念与服饰的海内人，都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文化意义上的共同体已经在人们心目中确立了。

（本文有删改）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时间不长，沿线各国对它并不一定了解，甚至还可能会产生误解、曲解。因此，当前迫切需要为“一带一路”倡议构建健康话语，以消除对“一带一路”的各种误解、曲解。那么，什么是健康话语？

    健康的话语必须有利于推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相互关系。“一带一路”倡议并不是中国的一揽子经济计划，而是一个开放性合作性的经济发展倡议。因此，要推进“一带一路”，必须要处理好与沿线国家的关系。中国所构建的“一带一路”话语应该是沿线各国都能接受的话语，而且不能建立在中国对沿线国家的战略资源的争夺和利用之上。如果把某些国家视为“战略支点”，而“支点”就意味着是被利用的工具，利用者和被利用者显然是不平等的。在这种情形下，这些国家不仅一定会坚决反对“一带一路”，甚至还会对中国进行地缘政治的围堵。

    健康话语要有利于消除相互之间的隔阂和误会。“一带一路”倡议的话语不是中国一国的话语，应该是沿线国家共同的话语。因此，构建“一带一路”倡议的话语应当考虑沿线各国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习俗。沿线各国历史传统和文化习俗非常复杂，仅从中国一国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习俗来构建“一带一路”倡议的话语，很有可能造成一些国家在历史传统上的对抗和文化上的冲突。“一带一路”倡议的话语应建立在多元文化、多种宗教、多样习俗的基础上。

    健康话语要有利于促进沿线国家的项目合作。“一带一路”的话语不能从中国获利的角度来构建，而要从共同受益的角度来构建。不少人往往会强调中国在沿线各国的投资情况，很少甚至不会谈到沿线各国在中国的投资情况。实际上，在“一带一路”既有合作的项目中，既有中国对外投资的项目，也有中国从其他国家引进的项目，尤其是在中国对外投资的项目里更多的是中国的高科技项目。相反，那些低端产业的合作非常少。然而，我们很少看到这方面的文章对这些内容进行研究，而看到的大多数是关于中国对一些国家的资源型产业的投资，这在很大程度上误导了世界舆论。实际上，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所有项目合作，秉承着共赢的原则，而不是充满了竞争性零和博弈的大棋局。

只有健康的话语才有助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反之则无助于“一带一路”在实践中的落实。

（摘编自胡键《“一带一路”健康话语的构建》）

    孔子谈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孔子之言，不仅对个人自然生命的健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个人道德生命的提升尤其是对当代中国官员道德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君子三戒”涉及人性中最常见的方面：人性好色、好斗、贪得。何谓色？含义一，“色”主要指面部表情，怒色、和颜悦色都属此类，也可引申为表面上；含义二，“色”指美色，尤其是女性美色。也可理解为专指夫妇一伦，为夫者能敬妻之贤德而略其色貌。“斗”指争斗，战斗。孔子所说的斗，主要是指人壮年时血气方刚，好胜心正盛，容易好勇斗狠，人们的意气之争也包括其中。“得”指取得，获得，此处意指贪得。贪，泛指无节制的爱好，贪得无厌。财货、金钱、宝物、田产、房屋、女色等都是贪得的对象。表现为对既得的唯恐丧失，也表现为对未得的贪取。

    孔子将人生大体分为少、壮、老三个阶段，所谈“君子三戒”是从血气出发，但并未止于自然生命层面。孔子之后的注疏透显出“君子三戒”从养生到养志、以理胜气的理论发展路向。孔子从血气出发所谈的“君子三戒”，指向了从人的自然生命向道德生命的提升，关注人对色、斗、得的节制及对礼法、习俗等社会规范的遵守和自身道德修养的提高。正因为人性好色、好斗、贪得，所以孔子提醒人们要有所戒惧，为此，人们需具有拘束性道德，在诱惑面前克制自身，不能悖理违法，丧失人格，失落道德，失去本心。由此，人们才有可能超越血气的役使走向道德修养的提升，进而挺立道德主体、扩充道德生命。

    “君子三戒”为当代中国官员道德建设提供了许多值得借鉴的智慧，当代中国官员如何戒“色”？第一，修身养性，涵养拘束性道德。第二，修身齐家，弘扬夫妻忠贞美德。如何戒“斗”？第一，弘扬“掣矩之道”，处理好上下级、平级、同级行政官员之间的关系。第二，“正名”，官员明确自己的职权职责，在其位谋其政，既不越位又不缺位，有助于避免争权夺利。第三，提倡君子之争。在竞争、竞岗、竞职时，尊重社会规范、道德规范、行为规范，以礼来化解恶性竞争或争斗，营造和谐良性的竞争氛围。如何戒“得”？第一，不受不义之货财。第二，理解义利关系的三重境界，有助于官员拒贪自主性的提高。最低的一重境界是“以利为利”，就是说为官的目的是唯利是图。第二重境界是“以义为利”，就是说为官者确实有为己谋福的目的，但他是通过行善举，为百姓服务而达到自己利益。第三重境界是“以义为义”，即纯粹为行善而行善的境界，纯粹为百姓服务而为官，惟其如此才能心安。

    “好色、嗜斗、贪得”的最终结果往往事与愿违，官员唯有涵养自己的拘束性道德，提高面对色、斗、得的道德持守能力，方能获得君子坦荡荡、君子不忧不惧的幸福。尤其是在今天，官员内心对制度的敬畏，对色、斗、得的戒惧，应该成为反腐制度建设的内在动力，也正因此，“君子三戒”及与此相关的道德修养应该成为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文化资源。

（节选自《传统文化中的“君子三戒”思想及其对当代中国官员道德建设的启示》）

材料一：

    芯片又被称为微电路、微芯片、集成电路，主要是指内含集成电路的硅片，体积很小，常常是计算机或其他电子设备的一部分，集成电路是使用半导体材料制成的，因而集成电路产业也被称为半导体产业，现在大部分电子产品如计算机，手机等都要采用半导体器件作为核心部件。数据显示，2010年全球芯片销售额为2994亿美元，到2017年已高达3970亿美元。

    芯片被誉为“现代工业粮食”，在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战略性、基础性和先导性地位，是物联、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产业的基石，更是国防科技、国防安全的核心，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技术革新，资本驱动和各国战略的推动下，芯片产业发展迅猛。随着5G，物联、人工智能等技术逐步成熟，未来集成电路产业将成为这些新技术领域的战略制高点，手机、电脑等终端产品也将会越来越智能，这将为产业链相关公司带来战略性机遇。

    芯片广泛应用在导航、航空、航天。雷达，导弹等多个军事领域、芯片的性能和安全对于信息化装备的作战能力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考虑到军工芯片的核心战略地位和国防安全的需要，采用自主研发的国产芯片已成各国共识，

（摘编自钟会民《物联资本论》）

材料二：

（摘自《财经新闻周刊》）

材料三：

    基于芯片产业的发展现状及战略地位，我国政府一直在不断加大支持力度。《中国制造2025》详细地规划了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目标、发展重点、关键技术等，并将其列为“加快制造强国建设”五大产业之首。

我国政府不仅在政策层面大力支持，还在逐步扩大国家集成电路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在政策、资本和市场需求牵引的支持下，国内芯片产业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结构中，集成电路设计占比为34.44%，集成电路制造业占比为27.19%，集成电路封装占比为38.37%，已形成相对齐全的集成电路产业链，并实现了设计、制造和封装三个分支的首次大幅增长。

    芯片从上世纪50年代发展至今，大致经历了三大发展阶段：在美国发明起源——在日本加速发展——在韩国与中国台湾成熟分化。美国已经形成了政府扶持，产、学、研一体的成熟发展模式，极大地促进了美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如今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市场，在强大的需求和有力的政策推动下，芯片行业正迎来第三次产业转移，向大陆转移的趋势已不可阻挡。

（摘编自宋清辉的《国产芯片的发展前景和机遇》）

材料四：

    在高端芯片领城，由于国内厂商尚未形成规模效应与集群效应，所以其生产仍以“代工”模式为主。曾经，有这么一个段子在市场上盛传：苹果——“饥渴”其他品牌的手机就得“挨饿”。因为高端芯片的供应有限，所以芯片厂商在选择客户时，都是优先选择苹果，而国产手机厂商只能“稍等片刻”。SEMI数据显示，中国本土公司芯片需求与供应额正持续扩大，2017年中国公司仅能满足本土芯片需求的26%左右。

    美国拥有高端芯片核心技术的绝对控制权，产业保护政策越来越严，竞争壁垒越来越牢，“受制于人”的局面更加困扰中国的半导体及整机企业。而如今美国“芯片制裁令”的出现，使得“中国芯”国产化的呼声再起，中兴危机更激励自主芯片产业的崛起。但是，一切还需从长计议，一切进步都还需积淀，换句话说，2025年迈入制造强国的步子不能乱，“整体推进、重点突破、自主发展、开放合作”的原则不能破。

    当前中国的集成电路产业迎来历史上最好的黄金机遇期，但要抓住发展机遇，还有很多难题需要攻克。首先是完善集成电路产业结构，重视扶持集成电路设计业，设计是产业链的前端，也是面向应用的最终环节；其次，注重培养和吸引人才，芯片行业的发展是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有持续不断的人才供应；最后，需要对企业并购重组提供指导和服务，并购重组有利于加快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摘编自刘斌的《“芯芯”向荣的半导体行业》）

    ①中国诗歌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重视“兴”的作用。所谓“兴”的作用，在中国诗歌传统上可分两个方面来看。

    ②从作者方面而言就是“见物起兴”。《诗经》上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雎鸠鸟“关关”的叫声，引发君子求得配偶的情意，就是“兴”的作用。但宇宙间不只草木鸟兽等种种物象能引发我们的感动，人世间种种事象也能引起我们的感动。《诗经》“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不遑启居，猃狁之故”，是写对时代动荡不安的感慨，这也是引起人感动的一种重要的因素。

    ③“兴”的作用，不但作者有之，读者亦有之。只要你在读李白、杜甫的诗歌时也能产生与他们同样的感动，那么你也就有了与李白、杜甫同样的诗心。不过，诗在使人感动方面有很多不同的层次。第一层次是一对一的感动，就是闻一知一，不产生更多的联想。陆放翁和他的妻子分离之后又在沈园相遇，他写了一首《钗头凤》，千百年之后，我们仍然为陆放翁的悲剧和他的感情所感动，这就是一对一的感动。

    ④可孔子说“诗可以兴”的感动则不仅是一对一的感动，更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的感动。有一次，子贡问孔子：“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孔子回答：“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于是子贡就说：“《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诗经》里所说的是璞玉的切磋琢磨，与做人本不相干，可子贡却从中悟到做人的道理，这正是“诗可以兴”的感发。由此可见，诗的作用不仅是使作者有一颗不死的心，而且也使读者有一颗不死的心；不仅有一对一的感动，而且有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的“兴”的感发。

    ⑤同样，西方文学理论中也有类似“兴”的说法。接受美学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就是“读者反应论”，认为读者的兴发感动是十分重要的。他们认为读者可分成不同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普通的读者；读明月就是明月，读清风就是清风，只从表面去理解。第二个层次是能深入一步的读者；他们能够从艺术的表达、文字的组织、形象的使用等各方面去欣赏作品。第三个层次是“背离作者原意”的读者：他们对作品的解释可以不必是作者本来的意思，而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的引发。只有这第三个层次的读者，才是最能感悟生命的读者。

    ⑥南唐中主的词“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王国维从中看到了什么?看到一种“众芳芜秽，美人迟暮”的悲哀和感慨。晏殊的词“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蝶恋花》)写的是相思爱情，王国维说这是成大事业大学问的第一种境界!王国维的这种感发正是中国诗歌中让人心不死的“兴”的作用。

(摘编自叶嘉莹《什么是好诗》)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科的创立，至今尚不到百年。进入20世纪初期。无论是对于中国哲学文的研究文献的梳理、方法的探索，还是基于传统的现代转化而尝试构建中国哲学体系，均取得一定进展，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哲学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国哲学学科最初的建立，可以说是学习和依傍的产物。一方面，它所研究的材料和对建文中国的:另一方面。它的问题意识和基本框架主要是外来的。这种状况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延续着，只不过问题意识和思想框架发生了改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世界关系日益紧密，进一步丰富了国人对世界的理解，对传统的态度也逐渐发生变化，中国哲学研究进入一个活跃时期。比如，冯契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描述中国哲学的逻辑发展。又如，汤一介思考中国传统哲学概念范畴，试图构造以真善美为核心的哲学体系;等等。在通史之外，无论是断代史还是学派和人物的研究都向纵深发展。以出土文献为代表的新材料发现，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带动了人文学科内部的知识互动。这一阶段研究的一个重要倾向，就是日益形成中国哲学主体性自觉。

    中国哲学主体性自觉，体现在更加重视中国思想文化的固有格局，而不是依赖西方的哲学定义或者既定的思想框架来择取材料、肢解原有的知识体系。经学传统重新被关注就是一个例子。冯友兰晚年特别强调，要重视《周易》哲学研究。其弟子朱伯昆所著的《易学哲学史》，不仅系统梳理了易学中的哲学问题，而且确立了传统经学在中国哲学领域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后来的学者除继续探索易学哲学之外，还进一步讨论《诗》《书》春秋》等的哲学思想，丰富了对中国哲学的整体理解。

    中国哲学的主体性自觉，还体现在更加注重对中国哲学独特价值和普遍意义的发掘。21世纪之初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是对中国思想传统内在价值的一次系统反思，也是对长期简单以西方哲学框架构建中国哲学学科的系统反思。经过此次讨论，中国哲学研究者增强了对哲学多样性的认知，认识到不应把欧洲哲学或者美国哲学看作哲学的唯一形态。在这一背景下，学术界更加自觉地关注中国哲学的独特价值和普遍意义。当然，这不等于不去寻求与外部世界的会通。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进步，新时代对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要求更加急迫。新时代构建中国哲学学科,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定文化自信。一方面，更加客观理性地认识传统，更加平和地处理与几千年历史文化传统的关系，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另一方面，加强与世界的对话，更加从容地借鉴各国、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在中国和世界的会通中确立更加坚实的文化根基。在这个背景下，通过继承和借鉴、知识和话语创新来呈现中国哲学的主体性，已成为越来越多学者的共识。

(王博《增强中国哲学主体性自觉》，2019年7月8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