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衰败缘于文学自身的蜕变。建立在平面印刷和二维阅读上的传统文学注定要走向衰败。它是新媒体时代所要摧毁的主要对象。尽管当前文坛充满垃圾，但文学本身不是垃圾，它是飘荡于人类精神空间的伟大幽灵，寻找着安身立命的寄主。历史上，文学至少两度选择了人的身体作为寄主。第一次，文学利用了人的舌头及其语音，由此诞生了“口头文学”（听觉的文学）；第二次，文学握住了人手，由此展开平面书写、印刷及其阅读，催生了“书面文学”（文字的文学）。这两种文学都向我们提供了大量杰出的文本。

    现在，文学已离开这种二维书写的寄主，进入多媒体空间。这是文学幽灵的第三次迁居，它要从那里重获年轻的生命。这场寄主的变迁，无非就是文学对媒体的重新选择。它起源于电影，即起源于视觉和图像的叙事。《魔戒》无疑是新媒体文学的杰作，它超越文学原著的水准，成为影像史诗。越过银幕和音响系统，不难看到濒临死亡的传统文学幽灵，在多维媒体的躯壳里获得了重生。

    进入新媒体寄主的文学，直接触摸身体，以构筑精细的感官王国。此外还有当下流行的网络游戏，小说在那里演进成一种互动的数码艺术，成了历史上最具吸引力的符号活动。新媒体文学还化身为手机短信，以简洁幽默的字词，批评现实，显示了话语反讽的意识力量。

文学已经“蝶化”，进化为瑰丽的“物种”。不要为它的“旧茧”而感伤，要重新评估文学的自我转型，修正美学偏见，对文学做出全新的定义。否则，我们就只能跟旧文学一起死掉。

（节选自朱大可《文学：寄主的变迁》，有删改）

逻辑：一种文化和精神

    人是一种理性的动物，但人对作为理性的核心成分的逻辑的了解还十分有限。正因如此，逻辑不是被戴上神秘、深奥、抽象的光环，被敬而远之，就是被轻蔑地视为虚无、刻板、教条、缺乏活力。很多人没有受过基本的逻辑训练，任凭外部刺激指导自己的行动。但对人类历史发展真正起作用的人来说，观念的力量尤为重要，而观念的运作正是一种逻辑运作。可见，具备良好的逻辑素质和批判性思维能力，对于应对复杂多变的世界，进而提升现代生活的人文精神非常重要。

    逻辑不仅是一门独特的科学，还是一门奇异的艺术。科学在知的方面使理性臻于完善，艺术在行的方面使理性臻于完善。从这一意义上讲，逻辑的目的就是艺术的目的。然而，除非逻辑既是一门艺术，同时又是一门科学，否则这一目的是不能达到的。人类理智的本性就是要成为理性。对于人来说，理智生活是一种发展着的东西。理性并非意味着不会犯错。人类理性的活动是推演性的，而推演活动又是一种生产性的或构造性的，理性并不保证它在生产或构造或构成中不会出错，相反，它可能会做出错误的定义或划分，推理会出现瑕疵，思想会产生混乱。自在的理性需要一种逻辑的力量来克服它的这种先天的不确定性，从而使理性的德行臻于完善。从这种意义上说，逻辑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

    逻辑不仅仅是科学，是艺术；还是一种精神，一种理性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激发、促进、鼓舞和驱使人们将人类的思维得以运用到最完善的程度，并尽其所能地去探求和确立已经确立的知识的最深刻和最完美的内涵。公理化的逻辑体系表达出人类对臻至完美的理论所应当具有的形态的认识和向往。其中逻辑公理的选择体现出人们对理论本身的最深思熟虑的判断和洞察力。逻辑规则和定义体现出人们为追求无可置疑结论而对推论施加的严苛条件。推理链条的环环相扣反映出人们对思维编织的精细严密的要求。从公理出发，一些简单的定理立刻就能得到证明，这些定理进而成为那些更深奥的定理的基石。这样一座精美的大厦就严密地建立起来。可以想象，如果一个理论将其中所有的论证一一抽出，那么这一理论就会因只剩下一堆描述性语句而坍塌，理论的结构性力量和活力由此丧失净尽。而一个确立了逻辑有效性的理论意味着它获得了一种逻辑的品行。它因逻辑而变得简洁、精美、严格、强大，内部和谐、外部精巧、经久耐用。

    逻辑能力是存在于人的大脑中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是在人的成长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由于这种能力是通过对世界的领悟内化而成的潜在逻辑，因此它具有某种“自然习得”，甚至“与生俱来”的性质。但它同时也具有模糊性、直觉性和不确定性，要使这种潜在的逻辑发展成为一种具有深刻性、确定性、批判性和反思性，在语言表达上具有清晰性、规范性、一致性和相干性的显逻辑，就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强化逻辑训练。

    ①当哪怕是表情包式表演和PS型剪辑，只要搭配上当红IP和“鲜肉小花”，就能引发收视高潮与商业成功之时，《朗读者》、《见字如面》以其真诚与直达心灵的表达方式从满屏娱乐竞技类综艺中脱颖而出，被誉为一股清流。

    ②在中国的电视市场上，情感类节目一直是广受欢迎的宠儿。发自内心的情感表达与倾诉，通过光影音的作用打动受众，自然而然，顺理成章。从某种层面上来说，《朗读者》类节目的出现，在受众群中激起阵阵涟漪，并不为奇。《朗读者》更像是用朗读串连着的人物访谈。在每期的节目之中，有大量的访谈时间，真正用于朗读文学作品的时间并不多，而正是通过对多位有名气、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的访谈，讲述了普通人的不平凡的坚守与最朴素的情感。

    ③《朗读者》的成功被外界解读成“出乎意料”，因为其毫不讳言自己的人文特质，“将值得关注的生命和值得关注的文字完美结合，就是我们的《朗读者》”。但在此前与泛娱乐节目的同台竞争中，人文类节目很少能够冲出重围、浮出水面。在人文类节目被边缘化的大环境之下，《朗读者》的存在，成为沧海遗珠般的稀缺资源。

    ④人文类节目的式微，并非简单地没有流量“鲜肉小花”加持，也并非是因为对情感调动得不够充分，而是因为在面对碾压式的情感综艺时，人文节目并不追求娱乐，更不持“道德中立”的态度——反之，它时时在追求一种对理想人格的阐发和尊严价值的关切。

    ⑤如今的大众媒体，不追求娱乐意味着不回避严肃的问题，甚至是不盲目依从娱乐工业的逻辑，这就意味着，这种异质性的力量可能会被文化工业排斥，甚或甩出局外。但，这恰恰就是《朗读者》的成功让人欣喜和意外之处。对于大众媒体来说，一旦有了“道德偏向”的姿态，就需有明确的价值观为铮铮铁骨，也需超越金钱利益的顾虑，因为作为价值提供者的节目制作者，就难以用“信息提供者”的身份去隐匿自己的价值偏向而任由自己觉得错误的价值广泛传播，于是节目的内容、形态、表达与受众用户的数量都会受到限制。反现一些情感类节目，赤裸裸的拜金、带有偏见的表达甚至歧视都可以堂而皇之地被当作多元言论而包容，甚至为了话题热议而刻意制造“奇葩”与冲突效果吸引关注，以获取收视率。

    ⑥在我们看到媒体“收视口碑双赢”的一致评价时，我们不要忘记了对《朗读者》这类人文类文化产品意义的思考。《朗读者》的董卿直接回答了这个问题，她重新定义了“朗读”，认为“阅读是很私人的事情，但朗读不是，朗读要有对象，它和唱歌一样”，这种朗读“可以传情达意”，“只不过我们很多人没有形成这种习惯，因为它显得略微有些正式。其实你想想，朗读也就是说话，我甚至觉得它的群众基础更大，因为会说话的人比会唱歌的人还要多。”

    ⑦在此刻，我们为一股清流的诞生而欢呼，甚至有评论寄希望于《朗读者》可以改变娱乐综艺的霸屏现状，平复一下当下综艺界的聒噪浮华。文化产品的产生与传播能否从《朗读者》开始，缓慢地以另一种逻辑运转？并没有答案。我们只是清楚地知道：历史都是人来创造的。

（改编自《<朗读者>是否能为文化产品的公共性提供一种可能？》）

    关于少数民族文学的概念，学术界大致有两种界定：广义上，以题材分，指反映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严格意义上，以作家分，指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反映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不管是哪一种界定，少数民族文学最基本的含义应该是以少数民族为创作对象的文学。当然，少数民族文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以少数民族为写作题材，还在于它能够通过文学的形式传达一个民族的心声、介绍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互相理解和交流，对少数民族文化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融合起到积极作用。无疑，少数民族文学的繁荣，对于促进各民族的理解、提振各民族的文化自信心、构建中国边疆的文化软实力、对外产生文化影响、提升国家认同等，都有重要的意义。

    少数民族作家存在着身份认同和自己的民族文化立场问题，其优点在于他们成长于自己的民族文化环境中，对本民族的文化从意识、价值到社会、物质等各个层面都有优先于其他民族的体验，这样使他能够写出深刻反映本民族的文学作品。然而，无论是哪个民族的作家，只要能深入少数民族的生活都能够进行创作，也完全有可能产生好的文艺作品，例如雷振邦创作的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音乐脍炙人口、经久不衰。因此，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繁荣，并不完全是由作家的身份决定的。少数民族文学首先应该是少数民族题材文学，其次才是作家身份文学。如果少数民族文学成为一种作家的身份文学，那么，少数民族文学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发展，以身份和身份认同作为标志，也可能对作家的视野和思维造成不可避免的局限，从而带来创作的局限性。

    创作中所使用的文字仅仅是一种工具，不应被看作是文学的特征，因此，应该鼓励少数民族作家使用汉字甚至未来用英语进行创作，让更多的人能够阅读和理解。

    对于少数民族作家来说，处理好身份认同的平衡点也是非常关键的。一方面必须要有自我身份认同，这样才能立足于民族文化的立场，深入思考和挖掘文化的精髓，从中吸取创作的养分；另一方面应该淡化少数民族的身份，立足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去思考人类共同的关注和命运，写出一部民族心灵史的同时也表达出人类共同的兴趣、心灵的共鸣和共同的关注；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去认识民族文化、表达民族文化，促进各民族的理解和文化交融。这两者之间的平衡点在于固守自己的民族身份和认同，目的在于用本民族的文化资源与世界对话，如果丧失了这些资源，一个少数民族作家也就没有了和世界对话的资本。只有立足本民族的文化资源，同时又形成不同民族相向而行的共同文化、满足各民族人民共同的文化需求，少数民族文学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要使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迈向一个新的繁荣阶段，我们，必须走出两个误区：一是关于“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思维误区。事实上，民族的只有走向世界才是世界的，如果没有走向世界，那么永远都是民族的，而并非世界的。因此并非固守民族的立场就可以成为世界的，这样的结果是会被世人边缘化，走向自我消亡二二是关于主流和非主流问题。少数民族文学常常被看作是非主流，由此产生了长期的关于主流与非主流的争论。产生这种思维误区是因为没有认清主流和非主流的根本考量在于社会的认知度和认同度，认知度高、认同度大、阅读面广的文学作品必然成为主流，包括少数民族文学也是一样的。而没有认知度和认同度的文学，必然成为非主流，被边缘化，这对于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都是一样的．，因此少数民族文学必须立足于自己的民族文化资源，同时具有世界的视野和人类共同的关注，用少数民族文化这只手去拨动人类共同的心弦．用少数民族的声音去震撼人类共有的心灵，才是根本的繁荣之道。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8-11）》）

    去故宫参观时，会看到许多监控探头，这属于现代高科技警报系统。从前有没有安全警报系统呢？在古代，进入紫禁城须凭腰牌与合符，上面刻有允许入内人员的身份信息，守卫会当场检查。一旦发现危险，附近白塔山上的信炮手接到放炮令牌，立即朝天开炮，卫士们就会迅速集合。如果有人越过了外围防御系统，还有一种特殊的警报装置——石别拉。

    这种石别拉，材料比较简单，利用故宫大量使用的栏板的望柱头改造而成。望柱也称为栏杆柱，是中国古道桥梁栏板和栏板之间的短柱，分柱身和柱头两部分。有的柱头是莲花瓣形状，上面有二十四道纹路，象征二十四节气。普通的莲瓣望柱头，本是一块瓷实的石头，加工成石别拉时，把望柱头里面挖空了，就像一个空心葫芦。这种石别柱几乎覆盖了整个紫禁城。需要报警时，侍卫将三寸长的“小铜角”（一种牛角状的喇叭）插入石孔内，使劲吹向，通过石别拉的放大，声音飞快传遍四周。如果有外敌从午门入侵，午门守卫会敲响阙亭里面的警钟，钟声会传至太和门广场，其后各处石别拉会先后吹向，一分钟内，紫禁城所有位置的守卫都能听到警报声。这些望柱头形状和纹饰未受到改变，在紫禁城内起到了很好的装饰作用，而通过对望柱头开孔，制成报警器，又发挥了实用功能。

    历经数百年沧桑，有的石别拉洞口已被杂物堵上，有的在修缮过程中被新的石材替换了，尽管现在能够通过文献考证了解它的工作原理，但已没人能够把它吹响了。

从森林里来的孩子

张洁

 在音乐学院，孙长宁看见一间门上写有“招生委员会”字样的房间，便推门进去。 “喂，孩子，请你出去，这是考场！”

 孙长宁舔着由于几天来的疲劳、没有睡眠、不正常的饮食而变得干裂的嘴唇，十分 抱歉地说：“对不起；我也是来参加考试的！”

 “你来晚了，复试都要结束了！”

 桌子后面的监考老师骚动起来，主考傅涛教授向擅自闯进考场的孙长宁严厉地瞪视着。

 人们的淡漠使孙长宁那敏感的自尊心感到了极大的难堪，他真想退出这个使他的脊 背冒汗的房间。

 为什么还要赖在这里呢？走就是了，很简单，只要转过身去，扬起脑袋，拉开房 门。他想起梁老师在弥留的时刻对他说过的那些话。不，不能走！必须把梁老师没有 说完的活，沿有做完的亭，一生一世地、永不松懈地继续下去。他叉开两腿，比以前 更牢地钉在那里。

 他那低垂着的、羞涩的眼睛抬起来了——那是一双像秋日的晴空一样明澄的眼睛——坚决而迅速地说起来：“老师们！还是请你们听一听吧，哪怕是只听一个曲子！”

 傅涛教授不由得细细地打量着这个固执而古怪的孩子。孩子手里那个装长笛的盒子 不知为什么引起了教授的注意。盒盖左上角的护皮脱落了……好像在哪里见过这个盒子似的。

 “老师，让他演奏一下吧！”七位考生一齐为他力争。

 就是这七个人，已经是难分高低上下，让教师们一个也舍不得丢下啊！一股热乎乎 的激流，冲击着每一个教师的心！教师们不由得同意了这个顽强的孩子。

 孙长宁脱下了那件几个昼夜也未曾离身的大皮袄，摘下了大皮帽子。一缕柔软的、 卷曲的额发立刻垂落到平平地展开着的眉毛上，带着初出茅庐的年轻人的局促，孙长宁开始了演奏。

 不一会儿，孙长宁自己就被乐曲中表现出来的东西感动了。他不再记得这是考场， 仿佛他重又对着那无涯无际的森林在吹；对着山脚下那像童话中的小木屋在吹，小屋顶上积着厚厚的雪，从凝结着冰花的小窗里透出了温暖的灯光。那儿，是他亲爱的故乡.

 当明亮、质朴、优美的像散文诗似的旋律流泻出来的时候，教授被深深地感动了。 从敞开的心扉里，他看见了一个没有在这个考场上出现的人，一个优美而高尚的灵魂。那人和这少年一同在倾诉着对光明的渴望，对真理的追求，对生活的热爱…

 不知为什么，他对这少年人渐渐地产生了一种歉疚。他是从哪里受到了这样严格而正规的训练呢？他的表现手法严谨而细腻。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引起了教授的联想。 他又想起了那个好像在哪见过似的装长笛的盒子。

 孙长宁轻轻地收住了音响。

 傅涛教授却早已忘记了自己应尽的一个主考教师的责任，仿佛在参加一个精彩的音 乐会似的，神情恍惚地说：“再演奏一个吧！”

 孙长宁更自如地一个乐曲又一个乐曲地演奏下去。此时此刻，除了那片在春风里快乐地摇曳着嫩绿枝条的、朴实无华的白桦林以外，他什么也看不见了。

 没有一个人愿意扰乱这些旋律在大家心里形成的感觉——干净的、纯洁的、向上的感觉。那七个考生突然热烈地喊起来：“老师，这才是真正的第一名！” 

孙长宁觉得好像一下子被人从深谷推上了山巅。 

“告诉我，这是谁写的？我怎么从来没有听到过？” 

“我的老师！” 

“他现在在哪儿？” 

“他……他在森林里！”

 “在森林里？！”那飘飘渺渺、若有若无的呼唤一下子变成了鲜明而生动的形象， 站在教授的眼前。难道真的是他？难道这个少年是他的学生？

 孙长宁慢慢地把长笛放在教授面前的桌子上，又从背包里掏出厚厚的一叠乐谱，含 泪说道：“这是老师留下的！”

 在乐谱的封面上，教授看到了工整而熟悉的笔迹，端正地写着：“梁启明！” 啊！果然是他！教授想到那位最知已的朋友，同时代人里最有才华的一个。他抚摸 着长笛和乐谱。这就是那个才华横溢、勤于事业、忠于理想的人留在世上的全部东西 了。是全部吗？啊，远远不是，他抬起一双泪眼，宽慰地看着站在面前的这个少年， 拉过他的手，把少年人那热泪纵横的脸贴近自己的心田。不，生命并没有在那片白桦 林中结束，往事也没有成为陈迹，这就是他的生命的继续。

 夜晚，当孙长宁躺进教授那松软的、散发着肥皂的清新气味的被窝里的时候，从浅 绿色的窗帘的缝隙里，他又看见……

 陈年的腐叶在他的脚下沙沙地响着；风儿在树叶间飒飒地吹着；蝴蝶飞着，甲虫和 蜂子嘤嘤地哼着；啄木鸟笃笃地啄着。一只不知名的鸟儿叫了一声，又停了下来，从 森林的深处传来了另一只鸟儿微弱的啼鸣，好像是在回答这只鸟儿的呼唤。远处，时 不时地响着伐木工人放倒树木的呼声：“顺山倒——”“横山倒——”。这声音像河 水里的波浪似的荡漾开去。突然，一种奇怪的声音传入耳际——它既不像鸟儿的啼鸣 缭绕，也不像敲打着绿叶的一阵急雨；它既不像远处隐隐约约的伐木工人那拖长了的 呼声，也不像风儿掀起的林涛，可是它又像这许许多多的、他自小就那么熟悉的、大 森林里的一切声响。朦胧而含混，像一个新鲜、愉快而美丽的梦。它是童话里的那支 魔笛吗？在一片已经伐倒了不少树木的林间空地上，和爸爸住在一个帐篷里的从北京 来的梁老师在吹着一根长长的、闪闪发亮的东西。

 朦胧中，梁老师弥留之际的话萦绕耳际：“总有一天，春天会来，花会盛开，鸟会 啼鸣。等到那一天，你到北京去。那里，一定会有人帮助你继续完成….”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