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美的夜色啊

迟子建

虽然哈尔滨的夏天足够凉爽，但我还是喜欢在每年的七、八月份放下笔来“歇伏”。这时最惬意的事情，就是读书。我会把插在书架中的那些花花绿绿的书打量个周详，如同皇帝选妃一样，抽出想读的，放在沙发旁和枕边。被选中的既有那些散发着微微霉味的、可以一读再读的老书，也有外表光鲜漂亮、漫溢着油墨芬芳的新书。比之新书，我更爱那些老书。经过了漫长岁月淘洗后仍然能流传下来的文字，总会像金子一样闪闪发光。

在浏览了两本空洞乏味、装神弄鬼的最新畅销书后，我已打算重温《聊斋志异》的诡谲、奇异之美了。那里的神仙鬼怪在我眼中是有血有肉的。在电闪雷鸣的夏日，读这样的书无疑就是聆听天籁之音。

由于搬家后没有给书做细致的分类，所以很多书都是乱插的。我在取《聊斋志异》的时候，发现了相挨着它的《欧洲美术中的神话和传说》，这是著者王观泉先生三年前所赠的，我记得爱人在那年春天离开我的最后一个夜晚，读的就是这本书。

书页上一定留有我用肉眼看不见的爱人的指纹，所以打开它的时候，那一幅幅绚丽的画面，在我眼里就是天堂的圣景图。

最先打动我的，是一组《丽达与天鹅》图画。丽达与天鹅的故事，是最传奇的爱情故事。天神宙斯有一天在神山上，看到身下的斯巴达草原上，有一个美丽的姑娘，她就是丽达。宙斯爱上了丽达，为了摆脱天后赫拉的控制，他变成一只天鹅，飞向人间，与丽达相爱，并生下了希腊的绝世美女海伦。海伦与特洛伊战争的故事，比丽达与天鹅的故事还要著名。

在对《丽达与天鹅》这个神话的演绎上，我最喜欢达利的那幅。柯勒乔的过于甜美，达•芬奇的太圆熟了，而达利表现的天鹅充满了激情和力量，它那富有质感的展开的双翼，是那么的刚健和柔美，充分体现了宙斯飞临人间、见到心爱的人时那种内心的狂喜。

在这本书中，既可看到威廉•琼斯表现的爱上自己倒影、最终化作水仙花的美少年纳西索斯，也可以看到鲁本斯以表现众女神为了争夺金苹果而引起祸端的《帕里斯的裁判》以及波提切利描绘的以色列民族女英雄《朱提斯》。还有充满了阴郁之气的伦勃朗的《大卫在扫罗面前弹竖琴》，灰黑的画面除了衬托了疯子扫罗内心的矛盾和焦虑，也把竖琴的凄美展现无疑。我觉得在描写音乐对人的影响的深刻性上，这则神话无疑是登峰造极的。

在书将结尾的时候，我看到了那个舞蹈着的莎乐美。2000年秋天，我曾经在都柏林的皇家剧院看过王尔德的话剧《莎乐美》。

《莎乐美》是写施洗者约翰死亡的故事的作品。希律王娶了弟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约翰对此反对，惹恼了希律王，被关进监牢。莎乐美是希罗底的女儿，她美丽而富有才情，传说她向约翰表达过爱情，但遭到了拒绝。在希律王的生日宴会上，莎乐美被邀跳舞，为希律王助兴，莎乐美不从。希律王就许诺莎乐美，如果她当众舞蹈，就可以让她做一件最想做的事情。于是，莎乐美跳起舞来，舞毕，她要求希律王割下约翰的头给她，她终于吻到了死去的约翰的嘴唇。在约翰的头即将落地的时候，莎乐美感慨道：多美的夜色啊！

是啊，用这句台词来概括这本书的气质再合适不过了。欧洲那些美妙的神话和传说，当它们凝固在画面中的时候，它们就是人类艺术天空中最迷人的夜景。可惜在这个时代，欣赏这样的夜色的人少而又少了。所以王观泉先生在赠言中这样写道：

此书起笔于1953年，时为23岁当大兵时。但虽戎装披身，心中想的是保卫和平，使中国乃至世界宁静。匆匆近半个世纪流逝，这才发现世界其实一点儿也不太平。书虽然漂亮，2002年垂暮之年的我已经对世道不感兴趣了，只是愿意比我年轻的你及与你相似的中青年们，能如我在起笔写此书时一样好心情，赏析美。

王观泉先生晚年患有严重的眼疾，一再手术，如今他的一只眼睛几乎失明，而另一只眼睛的视线也极为微弱。这样的画集对他来说，注定是掩藏在心底的永恒的风景了。

我想爱人能够在最后的日子看这样的一本书上路，踏着这样的夜色归去，实在是幸运的。因为他是带着美走的。

黄遵宪的外交活动

作为清朝第一任驻日使参赞，黄遵宪表现出很强的历史责任感，除协助公使处理外交事务外，他“既居东二年，稍稍习其文，读其书，与其士大夫交游”。黄遵宪不愿埋首经籍，主张“识时贵知今，通情贵阅世”，走经世致用之路。为了澄清过去封建士大夫对日本的糊涂观念，“遂发凡起例，创为《日本国志》一书”。该书以“史家纪述，务从实录”为指导思想，力求客观地向中国人全面、准确地介绍日本的历史及现状，“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凡牵涉西法，尤加详备，期适用也”。显然，黄遵宪想要通过叙述日本明治维新的改革历史，为中国的改革提供借鉴，书中以叙述日本历史为经，以评论古今得失为纬，用“外史氏曰”的形式，阐发他的见解，从而把自己的改革思想糅合进日本史的叙述之中。

1891年11月1日，黄遵宪被任命为清政府驻新加坡总领事。到任后，他详察南洋各岛情形，体察侨民疾苦，并着手改善侨胞待遇。当地英国殖民者设立的华民政务司“名为护卫华人，实则事事与华人为难”，甚至敲诈勒索。黄遵宪一面与英国殖民主义者斗争，一面将《大清律例》中有关财产各条抄出，并译成英文，要求总督交给华侨聚居地承审官“一体遵办”，以保护华侨的财产。同时，黄遵宪还提倡发展华文教育，改会贤社为图南社。他亲任社长，拟定学规，每月设定课题，鼓励南洋诸生学习中国文化，研究地方礼俗，关心民事民疾，当他卸任归国时，门生潘百禄在《送黄观察公度夫子返国》一诗中，用“遂令蛮貊文明开”、“无异岭表韩公来”表达对老师的赞誉之情。

《马关条约》签订后，准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中日双方进行具休交涉时，黄遵宪受委派主持苏、杭两地谈判事宜。他谈判的对手是日本著名外交家珍田舍已。当时，珍田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要求在苏、杭开埠，专界专管，并且蛮横地说：“奉本国政府接收专管租界之命，但求按约指地。”黄遵宪毫不示弱，不为其气势所慑。他援引《马关条约》条文，指出“新约所评，只许通商，遍查中文、日文、英文，并无许以苏州让给一地，听日本政府自行管理之语”，拒绝了珍田的无理要求。他又亲自草拟《商埠议案》，凡是《马关条约》文本语焉不详的地方，只要是有有利于挽回中国自主权利的，“无孔不钻”，“无微不至”，从而有理有利有节地挫败了珍田舍己的嚣张气焰，在国家民族危亡的情势下为中国争了口气。

黄遵宪在《上某星使论外交家尽职书》中，把他十几年间处理外交事务的经验总结为“挪展之法” “渐展之法”和“抵制之法”，其中最重要的是“抵制之法”。因为在他看来，当时清朝处于列强环视之下，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已祸害多年，在对外交涉中只图能多挽回些利权，以保国民生计。又因为在弱肉强食的竞争原则下，弱国无外交，与帝国主义的斗争就不能不讲究策略。他阐述说：“于固执己见，则诿以彼国未明我意；于争夺己权，则托于我国愿同协力；于要求己利，则谬谓两国均有利益，不斥彼之说为无理，而指为难行；不以我之说为必行，而请其酌度。”即在谈判中千万不能感情用事，把事情弄僵，贻误全局，一定要掌握好谈判分寸，应想方设法达到自己的目的，同时又不至于使对方下不了台，交不了差。黄遵宪继续阐述说：“不以彼不悦不怿而阻而不行。言语有时而互驳，而辞气终不愤激；辞色有时而受拒，而请谒终不惮烦；议论有时而改易，而主意终不游移。将之以诚恳，济之以坚贞，守之以含忍。”黄遵宪认为，凡此种种交涉手段和谈判策略，最终是要达到使“吾民受护商之益”，即保护并发展民族工商业的目的。

(摘编自郑海麟《黄遵宪传》)

堂号

袁炳发

    听母亲讲，我们家从山东东平闯关东落户黑龙江时，发生过一件事。

    当时父辈兄弟三人投奔同乡至黑龙江苇子沟，立足未稳，即遭遇水灾，全镇子人陷入困顿，几乎家家缺吃少穿。

    一天深夜，我家邻居、造纸厂的会计张爷，突然被鸡叫声惊醒，以为黄鼠狼又来吃鸡，便手拎棍棒冲出门。

    冲出门的张爷，月色之下定睛一看，哪是什么黄鼠狼，是一窃贼在鸡窝行窃。此时窃贼也听见门外的动静，慌乱中丢物而逃。张爷将其所遗之物拿进屋中，亮灯一看，是个布袋子，里面装着张爷家两只芦花母鸡。

    张爷把母鸡放出之后，凑近灯下看布袋子，发现上面印着三个大字“敦本堂”。张爷想起，前些日子我大伯去张爷家借一斗玉米，正是用的这个袋子！

    当时听母亲讲这件事时，我还小，对“敦本堂”三个字不甚明白。上小学一年级后，父亲告诉我，“敦本堂”是我们这一支袁氏的堂号。那时候，家族堂号是一个标识或者说符号，更是一个家族自我建设的动力，也就是家风和对外立身的信誉。

    翌日一早，张爷拿着空袋子来到我们家，也不说话，将空袋子掷于地上，瞥我大伯一眼，鼻子哼了一声，扭头走了。

    我大伯见状，傻眼了，马上让我父亲去看下自家的布袋子在不在。

    当我父亲告诉大伯，我们家的布袋子的确不在了时，我大伯当时就哭了，说，这人丢不起呀！

    我父亲说，丢什么人，又不是我们干的，袋子是让人偷走了。

    我大伯说，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呀？咱们百口难辩！

    我大伯哭得很伤心，感觉对不起老祖宗，没有保护好家族名声。说着，就安排我父亲和叔叔收拾东西，回山东老家东平去，不在此处丢人现眼了。

    我父亲急了：我们是敦厚本分之家，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地受冤屈。父亲掉头出去了。

    父亲要把这件事调查明白！

    事件发生时，正是阴历九月初，早晚有霜冻。夜间野兽出洞都会留下足迹，人畜如果晚间出来，踩出的痕迹也会像石膏一样凝住。我父亲在路上仔细查看，循着一趟可疑的足迹追出镇子，一追就是十几里地，追到了另一个屯子。那天半夜时分，我父亲带着两个人回来了，一个中年男人，一个十几岁的半大小子。三人直奔张爷家。

    原来，偷鸡的是那个十几岁的半大小子，中年人是他的父亲，一起过来赔罪来了。

    这件事的结果不说大家也能猜得出来，我们家和张爷家的嫌隙弥合了。这件事的发生，非但没有给我们家族抹黑，反而赢得了许多好名声，苇子沟的人一下子就接受了我们家。

    我们家以敦厚本分立家，赢得了远近邻居的信任。这件事之后，张爷在造纸厂的厂长面前，极力举荐大伯哥仨到纸厂上班。

    哥仨到纸厂上班后，专选苦脏累给钱多的活干，两三年间，就挣得一份不错的家业。而且，当时从山东来时，只有大伯一人娶亲，经过几年打拼，我父亲和叔叔每人都娶了一位好姑娘。就这样，我们家不仅没有退回到老家山东，倒是深深扎根在黑龙江了。

    扎根之后，大伯在正堂的一张桌子上，把祖辈牌位供上，把堂号“敦本堂”三个字的横幅挂于牌位上方的墙上。

    几年后，“文革”开始，“红卫兵”的“破四旧”将我家的牌位、堂号掷于火堆，焚烧一尽。

    当时，大伯为了保护堂号，和“红卫兵”们撕打起来。结果，大伯的一条腿被“红卫兵”们打伤致残。

    从此，大伯每天都郁郁不乐。几个月后，大伯去了趟县城，家里人不知他去干什么，问他也不作答，只是从他舒坦的面容上，猜测他可能是到县城做了一件大事。

    这个谜，直到大伯去世时才解开。

    那天，病中的大伯奄奄一息，我大伯母给大伯换寿衣，当大伯母除去大伯身上的旧衣时，我们袁氏家族的大人小孩，都在我大伯的前胸看到了刺上去的三个字——敦本堂。

    大伯母急忙问大伯：那次你去县城就是刺字去了吗？

    大伯吃力地点点头之后，长嘘一口气，就咽气了。

    ……

    时隔多年，回想自己为官多年，竟一尘不染，这才猛然惊觉——其实，大伯前胸上的那三个字，早已扎在我心里的最深处了。

（选自《安徽文学》2017年第6期）

良心的利剑

安宁

    他是我认识的一个教授，在学术界有很高的威望和声名，他门下的弟子，也都是精英。为了保证教授的质量，多年前，他就奉行一个原则，即每年只招收一个博士。即便如此，报考他的博士的学生依然是波涛般，今年败了，明年卷土重来。那个叫凡的学生，就是这样进入他的视野。

    凡是个少见的有韧性的人，连续报考了三年，均以几分之差屈居第二。第四年，凡又来考。他翻到凡的档案，微微一笑，想，这次无论如何也要给凡这样优秀的学生一个机会。这次，凡的成绩果然高居榜首。但是，就在面试前一天晚上，校长亲自打电话给他说，按照慣例我们先要照顾一下自己学校毕业的学生，况且第二名也不一定比第一名差，明天面试尽可能多考虑再作定论。

    这几句话的含义，他当然明白。每年总有一些人，千方百计地左右他的招生视线，他每次都能做到公平。这一次，他有些犹豫，校长为了招生，亲自打电话给他还是第一次，这个第二名的学生和第一名的水平不相上下。这个学生有较深的学术功底，校长有意栽培，定是想为学校培养后备力量，当然，该生的家庭背景亦不可小觑。那个连考了四年的凡呢？难道为了一份私心就让处在巨大喜悦中的凡瞬间跌入到冰冷的海底吗？如果开了先例，他以后在学生中的威信将怎样大打折扣？

    那一晚，他枕着这些问题辗转反侧，想到头疼欲裂，依然难以入睡。第二天展起，他打电话给另一个参加面试的教授，得知校长已经给这位教授提前打过招呼了。他知道这次的阻力非同一般，只好希求在面试中第一名的凡能够发挥出色，才能让这些阻力减弱。最后面试的结果，两个学生的表现不相上下，难分高低。

    面试结束后，他与另外几个教授，就究竟是按面试成绩，还是按照优先考虑本校学生的原则最取，好一番唇枪舌战。最终以无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决定录取，这是为了照顾校长面子的唯一可以选择的方式。他在据理力争下，勉强接受这一方式。在预料中，他一直想要招为弟子的凡在一种无形的压力下，终被PK下去。

从那时起，他开始被一种奇怪的愧疚和不安折磨着。严重到每每看到这个被招收的学生，就会想起凡，想起他在面试上意气风发的模样；想起他挤在人群里看见红榜上没有自己名字时，眼睛里瞬间闪过的失落和哀伤；想起他看到自己走过来时，扭头走开去的尴尬。那一年，他比任何人都要盼望着下一届招生的到来，他想只要凡通过考试，无论如何，他都会将他招到门下，以此弥补曾有的过失。

    但是，凡在那一年没有报名。他在惶惑里又度过了漫长的一年，凡依然没有来。他终于知道那一次的错误将凡的自信和坚韧彻底地击垮了。这个醉心于学术的学生或许此后再也不会沿着这条路坚持不懈走下去了。而他，原本可以无视权威，无视其他专家的意见，将凡领入向往的芳香之旅的。

    他在其后的两年里，面容倦怠，神思忧惚，常常在登上讲台看到学生的时候，将要讲的内容统统忘掉。走路也蹒跚起来，不过63岁的人有了83岁的老者才有的无法收拾的衰颓和溃败。许多人以为他身体不好，劝他去医院诊治，他总是慌乱地找理由推掉。他的记忆力迅速地减退，却无法忘记凡转身时那淡漠的眼神，它像一把利剑，冰冷地插入他的胸膛。而他的良心却把那把剑推得更深，直到最后，他终于无法承受。

他花费很长时间，通过很多人，辗转找到凡的电话。电话接起的一刻，他没有来得及介绍自己，便开口道：凡，你今年一定要来报考我的博士，只要你分数过了，我保证一定让你顺利录取。而在听到凡的应答后，他立刻挂断电话，好像稍微晚一秒，凡就会改变主意。

    凡终于在四年后成为了他的学生，而且是他的关门弟子。他在凡毕业的那一年因病去世。他没有告诉过凡，在那四年里，他曾与良心的利剑，进行了一场艰难痛苦的斗争，最终，心力交瘁的他向这把无形的利剑举手投降。

    凡自始至终不知道其中发生了怎样的故事，也没有告诉导师，其实自已从来没有怨很过他，是他那一年觉得累了才放弃继续考试。当他接到导师电话的那一刻，心底充溢的，除了巨大的惊喜和感激，再没有其他。而这位让我始终敬仰的教授，在安详地闭眼离去的时候对此一无所知。

    人不知道的东西，时间与良心的利剑，却会清晰地记得。

文本一： 

天知我有地知我无

徐小斌

穿白色旗袍的赵一曼坐在一张椅子上，怀里抱着儿子宁儿。虽然照片呈现出古旧的黄褐色，却遮挡不住我们的女主人公极富书卷气的美丽。白净的象牙色的脸上，有那样一双深得看不到底的黑眼睛，那里面藏着深深的爱与忧郁。有谁能想到这文雅娇弱的躯体内蕴藏着那样一种骇人的力量?有谁能想到这蓬勃内敛的生命竟结束得那般惨烈? 

当然还有她的遗书——给儿子宁儿最后的信，至今令人不忍卒读。 

但是，赵一曼这三个字令我想到的，首先却是童年时读过的一本《少年文艺》，里面讲了一个赵一曼少女时代鲜为人知的故事。 

赵一曼出身大地主家庭，按照多年以前的“出身论”，是绝对没有机会革命的了。但她却天生喜欢朴素的生活，嗜书如命。赵一曼原名李坤泰，少女时代气质高雅、清纯美丽，但个人生活却到了不修边幅的地步。①她躺着看书，坐车看书，甚至走路时也要捧着一本书，有时走着走着，忽然撞在树上。更多的时候，她沉浸在书里，连冷热都不知，往往人家都穿上了裙子，她还穿着厚厚的毛衣。她有个非常聪明的小侄女，常常提醒她：姑姑，该换衣服了！姑姑，该梳头了！她笑一笑，也并不以为意。 

有一天，小侄女围着姑姑打转，姑姑却毫无觉察。小侄女发现，姑姑的一双眼睛，牢牢地被一本书捉了去，那本书的名字叫作《前夜》。 

直到姑姑把书放下，小侄女才说话：姑姑，这本书好看么? 

好看，当然好看。 

它讲的是个什么故事? 

讲的……你现在还不懂，它讲的是个很美的爱情故事。 

我懂，爱情，就是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在一起。 

哈哈，对对，就是这样。 

就像我的爸爸妈妈那样。 

太对了，你真聪明！ 

那个女的好看吗? 

赵一曼拉着小侄女慢慢地走进小树林：好看，她叫爱伦娜，她长得好看极了，最要紧的，是她的心很美。为了所爱的人，她能够毫不犹豫地献出一切……她是俄罗斯贵族的女儿，为了爱英沙罗夫，她失去了继承权，失去了国籍，甚至失去了父母的爱…… 

英沙罗夫是谁? 

英沙罗夫是保加利亚的一个革命者。如果说爱伦娜是为爱而献身，那么英沙罗夫就是为祖国而献身，他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他的爱比爱伦娜更深厚，更无私，也更伟大…… 

小侄女并不大懂得姑姑的话，但姑姑的神情感染了她，不知为什么她小小的心里升起了一种预感！ 

姑姑眉宇间流露出了神圣和冷峻，②小侄女听着周围树叶的沙沙声响，看着夕照把树林染成纯金的冠冕，她小小的心在颤抖。

几年之后，姑姑真的要去反满抗日了，临行的时候大家都很忧伤，愁云惨雾笼罩着这个家庭，大家似乎都在心照不宣：坤泰也许会一去不返。小侄女想要大家笑一笑，想啊想啊，突然看着姑姑，眼睛一亮。 

姑姑，我给你猜个谜语吧。 

好啊，什么谜语? 

天知我有，地知我无，人知我有，我知我无。 

赵一曼猜啊猜啊，怎么也猜不出。 

小侄女嘻嘻一笑，指着姑姑的脚说：就是你脚上的破袜子啊！ 

赵一曼一怔，笑了，笑得前仰后合。全家人都哈哈大笑，所有的忧伤一扫而光。 

后来，赵一曼来到东北，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重要领导人，与著名抗日英雄杨靖宇、赵尚志并驾齐驱。她率领抗联队伍，辗转在白山黑水之间。再后来，就是我们熟悉的故事了：她因受伤而被俘，受尽了日寇的严刑拷打，日军首领一开始就从她的非凡气质中判断，她是共产党的重要人物，严刑无用，只好把重伤的她送进医院。在医院，她做通了一位护士和一位警士的工作，他们协助她，逃出了医院。她的计划差一点就成功了。 

赵一曼在珠河县被日军枪杀。那是一个凌晨。③曙光和星星同时出现在天空上，赵一曼抬头看了看那奇异的景象，觉得那种光照十分迷人。日军宪兵让她转过身去，在那瞬间，她对着黑洞洞的枪口，突然微微一笑。宪兵拿枪的手颤抖了起来，他们对这个不平凡的中国女人的微笑感到惶恐。 

枪响了，我们看到那秀气冷峭的女人慢慢倒下去，她的脚正对着我们，那是一双秀美的脚，脚上的旧毛袜仍是破的，露出了脚后跟。再后来，这一切都浸透在新鲜透明的血液中，在星星与曙光的交相辉映下，露出一抹灿红。 

（选自《中国财经报》） 

文本二： 

接连几天的审问，大野泰治（时任伪满洲国滨江省公署警务厅特务科外事股长——编者注）毫无所得，他像一头发了疯的野兽，用马鞭子抽打赵一曼左腕的伤口，用鞭梢狠戳赵一曼腿部伤处……赵一曼疼痛难忍，昏迷过去好几次，敌人以为这下她该开口了。不料，醒来后赵一曼的表现冷静平和而又坚定有力：“我是中国人，日本侵略中国以来的行动，不是几句话所能道尽的……中国人反抗这样的日军，难道还用得着解释吗?我们中国人除了抗战外，别无出路。” 

直到她最后牺牲，日寇也没弄清赵一曼的真实情况，审讯档案仅记录赵一曼自称“湄州人”。日本人不会明白，在赵一曼的家乡四川宜宾，小孩遇到倒霉事，会自嘲“走湄州”。 ④受尽酷刑的赵一曼竟然用一个轻松的玩笑，回击了日本人。

（摘自党建网）